[转帖]国民党伞兵团起义始末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6 00:21:05

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黎明时分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定局。但是，蒋介石为负隅顽抗，玩起“引退”的花招，悄然回到了浙江奉化的老家溪口。但谁都知道，他仍是大权在握。他依靠听命的亲信，随身的电台，密切关注着战局并发号施令。                          　　1949年4月18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匆忙送给蒋介石一份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新华社4月18日电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这份电讯使蒋介石立刻脸色苍白，骂了一句“娘希匹，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随即头晕目眩，往后便倒。俞济时抢先抱住，医生、副官、侍从闻声而至，乱作一团……                           　　团长欣然接受策反             　　蒋介石为什么在得知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后，会如此沮丧和大动肝火呢？这与他对该团的器重和期望值很有关系。             　　国民党的伞兵部队，最初由国民政府责成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蒋家王朝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我军作战。但在1949年初，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这支精良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这第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豫东战役中，在伞兵一、二团团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唯这个三团团长灵活指挥杀出重围，因而备受蒋赏识，视为掌上明珠。1945年9月9日，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曾专门调遣训练有素的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可见三团的特殊地位。               　　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蒋特意单独对第3团团长刘农交底：到台湾后，将3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             　　然而第3团团长刘农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刮得铁青”的中年人，出生于湖南绍东，早年曾参加过北伐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参加了国民党部队。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通讯学校十一期。三十二年又考入陆军大学二十一期，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段伯宇。刘农陆大毕业后分配到战斗部队，当上了陆军上校团长。当此大厦将倾之际，何去何从，他在苦苦思索。他曾在办公室亲笔写下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可以看出，他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高层指挥官是有些不同的。               　　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地下工作者很快掌握了蒋介石策划伞兵团南下出逃的意图，也了解3团团长刘农的经历，决定把他作为策反对象开展工作。事不宜迟，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立即派李正文与段伯宇取得了联系。               　　段伯宇，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刘农同为陆大二十一期同学。抗战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其胞弟、国民党军务局参谋、地下党员段仲宇推荐入军务局，主管军事情报。按地下党指示，段伯宇以隶属关系和同窗之谊接近刘农。             　　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委任周其昌为3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在中共上海局策反伞兵3团的同时，还有两条线也在紧张地做着他们的策反工作。一条是4纵队兵站站长孟虎，一条是在国民党二厅任职的陈家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只不过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             　　被推迟的“南撤命令”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预料的还要快。人民解放军继淮海、平津战役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慌乱。行政院长孙科匆忙宣布：“内阁”政府南迁广州。             　　天下，而连云港已经宣布解放——1948年11月7日，徐海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第9绥靖区部队，在我军猛烈炮火下从连云港仓皇撤退。所以这一带是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安全地带。               　  指挥部决定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起义。             　　刘农后来撰写的《伞兵三团海上举义记》，展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刘农见军官们到齐了，说道：“今天我团以孤军增援青岛，无疑是以卵投石，不是当炮灰，便是当俘虏，总之是有去无回。”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全团官兵，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兄弟们与我共事多年，不忍把大家往死里送。不少兄弟已组织起来，提出不去青岛打仗，起义投共，因事关重大，特地把各位请来商议。”               　　军官们听了，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共产党搞的鬼，老子和他拼了！”八连长一声嚎叫，猛地拔出一颗手榴弹，用手指扣住导火索，恶狠狠地说：“谁是共产党，有种的站出来！”             　　“胡闹！”刘农一拍桌子，“甲板上堆满汽油弹药，船舱里都是家小，你想让大家都完蛋？把他带下去，给我禁闭起来！”早有准备的纠察队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将八连长制服，架了出去。             　　这当头一棒，把满腹狐疑的副团长姜健等人镇住了。             　　“陈主任，听听你的高见。”刘农有意让也是地下党员的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带个好头。             　　“欲进无路，欲退无门……”陈家懋沉吟着说：“如今只有起义这条路了。”               　　“副团长，你的意见呢？”             　　姜健内心里反对起义，但又不敢明言，怕跟在船上的妻儿受牵连，真是左右为难。便对团附李贵田说：“请团附先发表意见。”                         　　李贵田顺势说：“团长以全团兄弟的身家性命考虑，提出走起义之路，兄弟我愿意服从。”             　　其他三个营长和连长们跟着表态，愿跟随团长起义。姜健见大势已去，只好说：“事到如今，就听团长决定吧，我一家七口都在船上，还请团长多关照啊。”                         　　“周其昌先生是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刘农向大家介绍说：“现在请周先生讲话。”             　　周其昌从南京、上海已被解放军包围，全国快要解放，讲到共产党、解放军保证起义人员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愿意参加革命的，改编为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               　　当兵的都是一级听一级。营连长们一见顶头上司一个个都想弃暗投明，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纷纷表示愿跟长官效劳。             　　刘农见大家表了态，便说：“我宣布，伞兵三团从现在起脱离蒋帮，即刻起义。请各位立即向全团兄弟传达这一命令，不服从的，立即关押起来。”                         　　此时的艇长已完全被我控制，在全副武装的纠察队面前，只得乖乖听命。               　　登刘农于这次起义，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后来只在解密的《国府军事档案》之“伞兵第三团投共始末”约略写道：“(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伞兵第三团奉命由上海转运移防福州。共军得知后，遂命潜伏于第三团通信连之共产党员周其昌中尉策动团长刘农上校叛变。”“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刘农见大局不利，于是趁海运南下时，与团附李贵田，胁迫第三团搭乘之海军中字号一0二坦克登陆艇北运连云港投共。”               　　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              　　1949年4月15日，黎明时分，“中102号”坦克登陆艇徐徐驶进连云港。               　　由于事先接到中央军委来电，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晓等领导，前往港口迎接。伞兵三团2500多名官兵在码头上列队接受检阅。团长刘农、副团长姜健、团附李贵田，以及3团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组织委员陈家懋等站在最前面，谷牧、王晓等领导走上前去，与这些从特殊战线归来的英雄们紧紧握手，说：“各位官兵，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             　　4月18日，新海连特委和连云港军民为起义伞兵召开庆祝大会，特委书记谷牧致欢迎词。起义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当日，毛泽东、朱德发来慰问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新华通讯社及时播发了这条消息，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另外，中央军委在给特委的复电中明确交待：“伞兵起义后，服装不变，待遇不变，军饷照发。并做好培训工作。”              　　新海连特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抽调一批地方及部队得力干部，分两批集中培训起义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对士兵则采取到驻地讲课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绝大多数起义官兵认清了形势，消除了顾虑，决心跟共产党走下去。             　　1949年11月21日，这支起义部队奉命调离连云港，改编成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伞兵训练总队，刘农担任总队长。后又编入人民空军伞兵第一旅、第一师，刘农先后担任副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务，其他率领起义的同志也分别担任要职。只有上校姜健后来称病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改编后的伞兵3团的广大官兵，成为建设我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重要基础。             　　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黎明时分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定局。但是，蒋介石为负隅顽抗，玩起“引退”的花招，悄然回到了浙江奉化的老家溪口。但谁都知道，他仍是大权在握。他依靠听命的亲信，随身的电台，密切关注着战局并发号施令。                          　　1949年4月18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匆忙送给蒋介石一份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新华社4月18日电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这份电讯使蒋介石立刻脸色苍白，骂了一句“娘希匹，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随即头晕目眩，往后便倒。俞济时抢先抱住，医生、副官、侍从闻声而至，乱作一团……                           　　团长欣然接受策反             　　蒋介石为什么在得知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后，会如此沮丧和大动肝火呢？这与他对该团的器重和期望值很有关系。             　　国民党的伞兵部队，最初由国民政府责成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蒋家王朝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我军作战。但在1949年初，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这支精良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这第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豫东战役中，在伞兵一、二团团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唯这个三团团长灵活指挥杀出重围，因而备受蒋赏识，视为掌上明珠。1945年9月9日，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曾专门调遣训练有素的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可见三团的特殊地位。               　　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蒋特意单独对第3团团长刘农交底：到台湾后，将3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             　　然而第3团团长刘农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刮得铁青”的中年人，出生于湖南绍东，早年曾参加过北伐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参加了国民党部队。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通讯学校十一期。三十二年又考入陆军大学二十一期，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段伯宇。刘农陆大毕业后分配到战斗部队，当上了陆军上校团长。当此大厦将倾之际，何去何从，他在苦苦思索。他曾在办公室亲笔写下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可以看出，他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高层指挥官是有些不同的。               　　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地下工作者很快掌握了蒋介石策划伞兵团南下出逃的意图，也了解3团团长刘农的经历，决定把他作为策反对象开展工作。事不宜迟，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立即派李正文与段伯宇取得了联系。               　　段伯宇，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刘农同为陆大二十一期同学。抗战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其胞弟、国民党军务局参谋、地下党员段仲宇推荐入军务局，主管军事情报。按地下党指示，段伯宇以隶属关系和同窗之谊接近刘农。             　　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委任周其昌为3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在中共上海局策反伞兵3团的同时，还有两条线也在紧张地做着他们的策反工作。一条是4纵队兵站站长孟虎，一条是在国民党二厅任职的陈家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只不过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             　　被推迟的“南撤命令”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预料的还要快。人民解放军继淮海、平津战役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慌乱。行政院长孙科匆忙宣布：“内阁”政府南迁广州。             　　天下，而连云港已经宣布解放——1948年11月7日，徐海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第9绥靖区部队，在我军猛烈炮火下从连云港仓皇撤退。所以这一带是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安全地带。               　  指挥部决定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起义。             　　刘农后来撰写的《伞兵三团海上举义记》，展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刘农见军官们到齐了，说道：“今天我团以孤军增援青岛，无疑是以卵投石，不是当炮灰，便是当俘虏，总之是有去无回。”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全团官兵，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兄弟们与我共事多年，不忍把大家往死里送。不少兄弟已组织起来，提出不去青岛打仗，起义投共，因事关重大，特地把各位请来商议。”               　　军官们听了，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共产党搞的鬼，老子和他拼了！”八连长一声嚎叫，猛地拔出一颗手榴弹，用手指扣住导火索，恶狠狠地说：“谁是共产党，有种的站出来！”             　　“胡闹！”刘农一拍桌子，“甲板上堆满汽油弹药，船舱里都是家小，你想让大家都完蛋？把他带下去，给我禁闭起来！”早有准备的纠察队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将八连长制服，架了出去。             　　这当头一棒，把满腹狐疑的副团长姜健等人镇住了。             　　“陈主任，听听你的高见。”刘农有意让也是地下党员的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带个好头。             　　“欲进无路，欲退无门……”陈家懋沉吟着说：“如今只有起义这条路了。”               　　“副团长，你的意见呢？”             　　姜健内心里反对起义，但又不敢明言，怕跟在船上的妻儿受牵连，真是左右为难。便对团附李贵田说：“请团附先发表意见。”                         　　李贵田顺势说：“团长以全团兄弟的身家性命考虑，提出走起义之路，兄弟我愿意服从。”             　　其他三个营长和连长们跟着表态，愿跟随团长起义。姜健见大势已去，只好说：“事到如今，就听团长决定吧，我一家七口都在船上，还请团长多关照啊。”                         　　“周其昌先生是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刘农向大家介绍说：“现在请周先生讲话。”             　　周其昌从南京、上海已被解放军包围，全国快要解放，讲到共产党、解放军保证起义人员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愿意参加革命的，改编为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               　　当兵的都是一级听一级。营连长们一见顶头上司一个个都想弃暗投明，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纷纷表示愿跟长官效劳。             　　刘农见大家表了态，便说：“我宣布，伞兵三团从现在起脱离蒋帮，即刻起义。请各位立即向全团兄弟传达这一命令，不服从的，立即关押起来。”                         　　此时的艇长已完全被我控制，在全副武装的纠察队面前，只得乖乖听命。               　　登刘农于这次起义，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后来只在解密的《国府军事档案》之“伞兵第三团投共始末”约略写道：“(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伞兵第三团奉命由上海转运移防福州。共军得知后，遂命潜伏于第三团通信连之共产党员周其昌中尉策动团长刘农上校叛变。”“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刘农见大局不利，于是趁海运南下时，与团附李贵田，胁迫第三团搭乘之海军中字号一0二坦克登陆艇北运连云港投共。”               　　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              　　1949年4月15日，黎明时分，“中102号”坦克登陆艇徐徐驶进连云港。               　　由于事先接到中央军委来电，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晓等领导，前往港口迎接。伞兵三团2500多名官兵在码头上列队接受检阅。团长刘农、副团长姜健、团附李贵田，以及3团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组织委员陈家懋等站在最前面，谷牧、王晓等领导走上前去，与这些从特殊战线归来的英雄们紧紧握手，说：“各位官兵，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             　　4月18日，新海连特委和连云港军民为起义伞兵召开庆祝大会，特委书记谷牧致欢迎词。起义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当日，毛泽东、朱德发来慰问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新华通讯社及时播发了这条消息，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另外，中央军委在给特委的复电中明确交待：“伞兵起义后，服装不变，待遇不变，军饷照发。并做好培训工作。”              　　新海连特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抽调一批地方及部队得力干部，分两批集中培训起义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对士兵则采取到驻地讲课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绝大多数起义官兵认清了形势，消除了顾虑，决心跟共产党走下去。             　　1949年11月21日，这支起义部队奉命调离连云港，改编成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伞兵训练总队，刘农担任总队长。后又编入人民空军伞兵第一旅、第一师，刘农先后担任副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务，其他率领起义的同志也分别担任要职。只有上校姜健后来称病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改编后的伞兵3团的广大官兵，成为建设我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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