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导致部分国民党军起义失败：9%的起义失败率

解放战争时期，在战争形势和中共策反的双重作用推动下，国民党军共有118万多人高举义旗，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到人民阵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起义失败了，按照次数的不完全统计，起义失败率约为9％。是什么原因导致起义计划未能实施或中途失败；抑或成功后即又反叛?这种失败是必然还是纯属巧合?如何评价其失败?其失败对我们又有哪些启示和借鉴?凡此种种疑问，学术界尚未有人作专门的论述，本文将尝试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中部分失败的情况进行系统剖析，分析其原因，探讨其规律，总结其教训，以期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并丰富该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
　　
　　一
　　
　　以通电声明“脱离蒋介石集团，加入人民阵营”为标志，起义的成功实现必然意味着起义者性质的根本转变，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人民中的一员。但事实上，这种质变程度却根据起义动机的不同而有所分别。由于无法突破阶级局限性的瓶颈，很多起义将领对革命本身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因中共的规劝而真正幡然悔悟，他们的政治取向在根本上取决于权利的诉求和利益的分配，这也是长期军阀、派系斗争所形成的定式思维。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就坦白地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这样，起义就存在着不彻底性、暂时性、不稳定性，甚至虚假性的特点。因此，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在起义者的起义动机不纯，起义后的改造又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起义者思想上的反动本性及其扩大化便极易致使起义功亏一篑。

       最具典型的表现为起义后俟机反叛，如郝鹏举，他1922年参加冯玉祥部队，深得冯器重，却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叛冯投蒋；后相继投靠胡宗南、汪精卫、陈公博门下；抗战结束他被蒋收编为国民党第10战区第6路军总司令，又再次竭力巴结蒋。在被推向内战的头阵，处境岌岌可危之时，于1946年1月9日郝鹏举在台儿庄率部反蒋起义；起义1年后在蒋软硬兼施之下，他竟悍然叛逃投蒋，并捕杀我联络人员，进攻解放区。诸如此类的还有：1945年12月16日临城起义的原国民党抗日挺进军第12纵队司令何志斌，起义9天后率部叛变；1946年5月23日东明起义的原国民党山东保安第17总队司令杜淑，起义1个月后率部叛变；1949年8月4日长沙起义的程潜和陈明仁的部分下属，起义当天率部4万余人叛变；1949年12月11日普安起义的原国民党贵州保安第272师师长余启佑，起义2个多月后率部叛变等。这些事件说明：反蒋投共、抑或叛共投蒋，都是由其阶级局限性导致的政治短视，是长期以来在纵横捭阖的国民党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养成，皆与信仰无干，也绝非朝夕间就可改弦易辙的，必须“要经过痛苦的激烈的脱胎换骨的革命过程”。

       陈毅曾指出：“一只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也正是因为思想工作的扎实到位，才有众多国民党起义将领在起义后义无反顾地继续为人民、为社会贡献力量；才有尽管蒋介石能事用尽却徒劳无功；才有纵使联合行动不成，势单力薄，也毅然“下定坚心，自己单干”；才有起义就算几经失败，仍矢志不渝、终成正果。因此，干好革命事业必须因势利导地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建立和完善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思想工作方法，并且狠抓落实、长期不懈。此外，不但上层的思想工作要做，中下层的工作也不可或缺，以提高士兵的革命觉悟，充分发挥其主动精神，这样战略协同、上下一盘棋，才不至在遭遇外部破坏时因凝聚力的缺失而使计划窒碍难行，也不至在将领反叛时部队轻易被拉走。总之，对起义者进行更多耐心、细致的改造工作尤为重要，以彻底剔除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的观念和作风，使他们真正由间接的同盟者变为直接的同盟者。
　　
　　二
　　
　　起义工作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后患无穷，这在国民党各个军种的起义中均有所表现，但在海军起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海军自身的特点所决定：一是其驻防地与解放区距离较远不便接应，且中共缺少与护航相配套的军事力量，加之海军流动性较强，在起义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只能见机行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尽管事前双方有联络，但在发生不测时，解放军通常也是鞭长莫及、爱莫能助。起义一方孤军奋战，力量对比悬殊，风险固然大得很多。二是由于海军分工相对细致繁杂，起义必须有航海、通讯、轮机等多个部门不同技术兵种人员相互配合、协同作业才能完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演化为致命的隐患，因此，起义的发动阶段最为关键，如果没有形成严密坚强的统一领导，则极易导致内部分裂，以至失败。相对而言，空军的机动性较强、单独活动的时间又较多而便于操纵，且机组成员少又便于沟通和掌控，只要抓住时机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可以完成起义，成功几率较大。因其军种的差异及各自起义凭借的条件不同使得海军起义比陆军、空军更有难度，这也是构成海军起义高失败率的重要原因。


       如原计划于1949年4月4日吴淞口发动起义的“昆仑舰”。该舰编制110多人，其中起义骨干有陈健藩、沈勋、何礼汶等10人左右，但是由于中共策反工作渗入较晚，舰上大多数官兵对起义的思想准备并不成熟。起义决定仓促，舰上又临时装载了200多名上海海军机械学校师生员工，还有约40名官兵的国民党陆战队警卫排，个个荷枪实弹，外加副舰长、轮机长、航海官等人的不少亲友搭客，就无形中给起义增加了不小阻力。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计划起义的当天，舰长、航海官等原本赞同起义的官员态度发生重大改变，他们对解放区的艰苦生活、对自己在国统区的财产、对家眷安危等问题顾虑重重，并试图说服陈健藩放弃计划。与此同时，士兵的情绪也发生动摇，预备好辅助行动的枪支也被枪炮官没收，轮机长与值班士兵相互推诿以致任务无法执行。最终由于起义组织内部意见分歧巨大，计划搁浅，起义失败。事后，舰长沈彝懋及其子沈勋又未听劝告及时躲避而遭逮捕牺牲。“昆仑舰”的不幸说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任何细枝末节都不可疏忽大意，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

       组织起义既需要胆识也需要缜密的策划。很多成功的将领在酝酿和组织起义之时，通过调离重点职位上的反动分子，启用骨干人员；诱捕、隔离顽固分子或可能破坏起义者；切断通信封锁消息，或保持无线电联络以迷惑敌人；犒赏部下，妥善安置官兵生活等方式，统筹兼顾，严密部署，为起义铺平了道路。如卢汉策划云南起义时的准备工作就相当细致：以经费不足、人满为患为由，拒绝国民党陆军司令总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机关移驻云南；反对在省训团内训练国民党“忠贞党员”，敷衍搪塞白崇禧、沈醉等人在昆明进行各种**活动的计划；对国民党中央驻昆明各机关、工厂、仓库等单位的人员物资进行清点，并严令保管；调走糜烂地方的第89军，暗中作梗使蒋介石派一个加强师进驻昆明的计划落空，并对第26军、第8军进行策反；赶运卢汉自己掌控的第93军集结到昆明，移驻第74军东进至楚雄、禄丰一带，扩编保安部队；反对“九九肃整案”解送重庆办理，并趁机将被捕人员先后全部释放；秘密与中共中央、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接触，接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武器；派代表赴香港、广州联络起义；向军官们渗透保家为民的思想和民主正义之精神；以开会为诱饵扣押李弥、余程万、沈醉等7名国民党高官于五华山；在粉碎蒋介石猖狂反扑的战斗中，每军特发10万大洋以振士气等等。云南起义及其之后的昆明保卫战尽管历尽艰险，但终能克敌制胜，这与领导者的精心部署不无关系。

       可见，起义计划必须周密严谨，要在对现有情况深入分析、对现有条件合理利用的基础上，使工作的开展更具针对性和高效性。
　　
　　三　

       从决定起义之后到尚未真正成功之前的每一秒钟都面临着失败的可能，而由于情况瞬息万变，起义组织者难免千虑一失，遂造成计划未能实施或中途夭折。其估计不足的危险形势主要有4个方面：
　　
　　1.错信他人而使反对者借机告密，或保密工作不周而不慎泄密。前者如：策划太原起义的原国民党第30军军长黄樵松被其深信不疑的部下戴炳南出卖；策划浙江起义的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其最挚爱的学生汤恩伯出卖等。后者如：国民党暂编第23师46旅旅长乜庭宾策划的靖江起义；原国民党南京警卫部队第97师师长王晏清策划的南京起义等。
　　
　　2.准备不充分，对突发事件没有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又缺乏斗争经验，不能合理优化各种革命资源而使起义受挫。如：1949年2月2日，L－5型通讯机上海起义后因机械故障而坠毁，起义人员李愚、刁家平受伤；1949年3月7日，C－47型运输机汉口起义后因飞机油尽，唐宛体、李学冕等起义人员弃机跳伞而幸免于难；1948年12月16日，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陈九英等人组织的B－24型轰炸机南京起义，由于投弹系统发生故障而使准备轰炸南京大校机场和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计划未能实施等。
　　
　　3.警惕性不高，被暗藏于起义营垒内的反对势力蓄意破坏。在起义营垒内的反对势力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着的，他们在情势所逼、无路可走的状况下会跟随起义，但是他们也决不会放弃任何可乘之机，与主张起义的一方针锋相对，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给起义带来严重破坏。如：1949年5月1日，航海官陈万邦等组织“永兴舰”起义时，在舰上顽固分子的煽动和反扑下，起义官兵全部殉难；1949年6月10日，原国民党第19绥靖区副司令兼第3纵队司令刘希程策划的灵宝起义，也因内部发生激烈交火，刘被迫撤退，而使起义功亏一篑。
　　
　　4.国民党当局阴谋扼杀。起义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背叛党国”，是为国民党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必然采取种种措施剿灭起义部队、扼杀起义。其措施主要有：威逼利诱，对起义者不断施压，促使一些贪生怕死、见利忘义之徒变节反叛；国民党当局在对某起义有所察觉后，便会坚决铲除参与骨干，以绝后患；加强监视和戒备，发现起义后立即围追堵截，散发悬赏传单，引发部队溃乱或哗变，致使起义部分或彻底失败；国民党特务还通过制造谣言、组织顽固分子行游表威、砸毁报馆和交通、袭杀中共联络代表等方式进行干扰和破坏起义。如，1946年5月15日由原国民党整编第38师副师长孔从周领导的巩县起义，1949年2月22日原国民党海军“接29号舰”代舰长刘建胜等人发动的青岛起义等，很多起义均在强大的敌人追击下寡不敌众而失败。另外，杨杰、陈仪、张权、陈万邦、毛却非等很多起义将领，他们壮志未酬，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见，起义的风险性极强，但是只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对形势的发展必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同时克服偏听偏信、意气用事的主观主义、保守主义作风，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尤其要在执行中加强监控和调整工作，讲求工作的策略性，这样既充分利用环境而不受制于环境的变化，又可规避风险，实现计划的良性运作。林遵、陶峙岳、张轸、程潜、刘文辉等在策划起义的过程中险遭扣押、软禁或围歼的将领，都是化险为夷的表率。
　　
　　四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长期艰苦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有朝一日化理想为现实，而时机选取的失误对很多起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灵甫舰”先是在准备起义的途中，遭遇英国驱逐舰的胁迫而未能行动；第二次又计划去香港加油后便起义北上，却在抵达香港时被英当局强令扣押并封船收回，致使该舰起义计划完全毁于一旦。侯镜如任原国民党军天津、塘沽地区指挥官时，因服从上级调遣南撤上海，错失本可以留下部队配合解放军加速解放津塘的绝好机会而追悔莫及。赖锡安在任该兵团部作战处长兼第318师副师长时，也因该师主力尚在杭州等原因，未能在解放军渡江时争取起义而深感遗憾。有些起义一时失机，却可来日方长，但对于那些失不再来、无法复制的良机，一旦犹豫不决或认识不清，就会造成起义的永久性失败。

       很多起义都是把握时机、果敢行动而一举成功的，既避免了我方不必要的损失，又起到了小则影响局部战役、大则影响整个战局的重要作用。如：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在国民党营垒中潜伏近20年，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绝密文件；于淮海战役发起之际，他们巧妙摆脱冯治安的控制，并改变计划，比预定时间提前2小时率部火线起义，策应了淮海战役，被毛泽东誉为“淮海战役第一胜利”。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潜伏敌营22年，在淮海战役最关键时刻，以请缨充当突围先锋为契机率部开往解放区，举事顺利，并彻底打乱了黄维兵团的部署，为加速淮海战役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黄安舰”上的起义将领利用修竣试航和元宵节舰长回家之机，于青岛港起义，首开国民党海军起义之先声。昆明起义更是事先无既定日期，而是卢汉根据蒋介石要在云南实施**计划的动向和起义准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果断地利用1949年12月9日张群第4度来昆明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决然起义。在扣押张群于卢汉新公馆的同时，又以张群之名召集国民党中央驻滇各军政首脑于卢汉老公馆紧急开会，并将他们一网打尽。此外，国民党海军中的王牌“重庆号”起义，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个月内的8人4次驾机起义等，不少国民党军的举旗倒戈正是由于对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使我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赢。可见，“时机”的内涵有二：确保起义成功的“时机”和配合解放战争胜利的“时机”。二者往往又是统一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很多起义尽管由于发起时机不当而失败，如：“御林军”国民党警卫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的南京近郊起义，“太子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总队在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的嘉兴起义，都是由于在被国民党当局觉察的危情之下，不得已而仓促行动，后又遭追击围剿致使部队溃散，起义失败。但这些起义事件本身就是反对内战的郑重宣言，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祸国殃民政策的无情鞭挞，对以和平方式解决战争问题的有益探索，对后继国民党军起义的伟大感召，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预告，因此虽败犹荣。

       总之，起义要想获得真正成功并不容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些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更多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统战工作者和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就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周密的策划、审慎的部署以及果敢的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兵不血刃的奇迹。解放战争时期，在战争形势和中共策反的双重作用推动下，国民党军共有118万多人高举义旗，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到人民阵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起义失败了，按照次数的不完全统计，起义失败率约为9％。是什么原因导致起义计划未能实施或中途失败；抑或成功后即又反叛?这种失败是必然还是纯属巧合?如何评价其失败?其失败对我们又有哪些启示和借鉴?凡此种种疑问，学术界尚未有人作专门的论述，本文将尝试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中部分失败的情况进行系统剖析，分析其原因，探讨其规律，总结其教训，以期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并丰富该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
　　
　　一
　　
　　以通电声明“脱离蒋介石集团，加入人民阵营”为标志，起义的成功实现必然意味着起义者性质的根本转变，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人民中的一员。但事实上，这种质变程度却根据起义动机的不同而有所分别。由于无法突破阶级局限性的瓶颈，很多起义将领对革命本身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因中共的规劝而真正幡然悔悟，他们的政治取向在根本上取决于权利的诉求和利益的分配，这也是长期军阀、派系斗争所形成的定式思维。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就坦白地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这样，起义就存在着不彻底性、暂时性、不稳定性，甚至虚假性的特点。因此，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在起义者的起义动机不纯，起义后的改造又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起义者思想上的反动本性及其扩大化便极易致使起义功亏一篑。

       最具典型的表现为起义后俟机反叛，如郝鹏举，他1922年参加冯玉祥部队，深得冯器重，却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叛冯投蒋；后相继投靠胡宗南、汪精卫、陈公博门下；抗战结束他被蒋收编为国民党第10战区第6路军总司令，又再次竭力巴结蒋。在被推向内战的头阵，处境岌岌可危之时，于1946年1月9日郝鹏举在台儿庄率部反蒋起义；起义1年后在蒋软硬兼施之下，他竟悍然叛逃投蒋，并捕杀我联络人员，进攻解放区。诸如此类的还有：1945年12月16日临城起义的原国民党抗日挺进军第12纵队司令何志斌，起义9天后率部叛变；1946年5月23日东明起义的原国民党山东保安第17总队司令杜淑，起义1个月后率部叛变；1949年8月4日长沙起义的程潜和陈明仁的部分下属，起义当天率部4万余人叛变；1949年12月11日普安起义的原国民党贵州保安第272师师长余启佑，起义2个多月后率部叛变等。这些事件说明：反蒋投共、抑或叛共投蒋，都是由其阶级局限性导致的政治短视，是长期以来在纵横捭阖的国民党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养成，皆与信仰无干，也绝非朝夕间就可改弦易辙的，必须“要经过痛苦的激烈的脱胎换骨的革命过程”。

       陈毅曾指出：“一只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也正是因为思想工作的扎实到位，才有众多国民党起义将领在起义后义无反顾地继续为人民、为社会贡献力量；才有尽管蒋介石能事用尽却徒劳无功；才有纵使联合行动不成，势单力薄，也毅然“下定坚心，自己单干”；才有起义就算几经失败，仍矢志不渝、终成正果。因此，干好革命事业必须因势利导地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建立和完善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思想工作方法，并且狠抓落实、长期不懈。此外，不但上层的思想工作要做，中下层的工作也不可或缺，以提高士兵的革命觉悟，充分发挥其主动精神，这样战略协同、上下一盘棋，才不至在遭遇外部破坏时因凝聚力的缺失而使计划窒碍难行，也不至在将领反叛时部队轻易被拉走。总之，对起义者进行更多耐心、细致的改造工作尤为重要，以彻底剔除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的观念和作风，使他们真正由间接的同盟者变为直接的同盟者。
　　
　　二
　　
　　起义工作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后患无穷，这在国民党各个军种的起义中均有所表现，但在海军起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海军自身的特点所决定：一是其驻防地与解放区距离较远不便接应，且中共缺少与护航相配套的军事力量，加之海军流动性较强，在起义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只能见机行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尽管事前双方有联络，但在发生不测时，解放军通常也是鞭长莫及、爱莫能助。起义一方孤军奋战，力量对比悬殊，风险固然大得很多。二是由于海军分工相对细致繁杂，起义必须有航海、通讯、轮机等多个部门不同技术兵种人员相互配合、协同作业才能完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演化为致命的隐患，因此，起义的发动阶段最为关键，如果没有形成严密坚强的统一领导，则极易导致内部分裂，以至失败。相对而言，空军的机动性较强、单独活动的时间又较多而便于操纵，且机组成员少又便于沟通和掌控，只要抓住时机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可以完成起义，成功几率较大。因其军种的差异及各自起义凭借的条件不同使得海军起义比陆军、空军更有难度，这也是构成海军起义高失败率的重要原因。


       如原计划于1949年4月4日吴淞口发动起义的“昆仑舰”。该舰编制110多人，其中起义骨干有陈健藩、沈勋、何礼汶等10人左右，但是由于中共策反工作渗入较晚，舰上大多数官兵对起义的思想准备并不成熟。起义决定仓促，舰上又临时装载了200多名上海海军机械学校师生员工，还有约40名官兵的国民党陆战队警卫排，个个荷枪实弹，外加副舰长、轮机长、航海官等人的不少亲友搭客，就无形中给起义增加了不小阻力。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计划起义的当天，舰长、航海官等原本赞同起义的官员态度发生重大改变，他们对解放区的艰苦生活、对自己在国统区的财产、对家眷安危等问题顾虑重重，并试图说服陈健藩放弃计划。与此同时，士兵的情绪也发生动摇，预备好辅助行动的枪支也被枪炮官没收，轮机长与值班士兵相互推诿以致任务无法执行。最终由于起义组织内部意见分歧巨大，计划搁浅，起义失败。事后，舰长沈彝懋及其子沈勋又未听劝告及时躲避而遭逮捕牺牲。“昆仑舰”的不幸说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任何细枝末节都不可疏忽大意，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

       组织起义既需要胆识也需要缜密的策划。很多成功的将领在酝酿和组织起义之时，通过调离重点职位上的反动分子，启用骨干人员；诱捕、隔离顽固分子或可能破坏起义者；切断通信封锁消息，或保持无线电联络以迷惑敌人；犒赏部下，妥善安置官兵生活等方式，统筹兼顾，严密部署，为起义铺平了道路。如卢汉策划云南起义时的准备工作就相当细致：以经费不足、人满为患为由，拒绝国民党陆军司令总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机关移驻云南；反对在省训团内训练国民党“忠贞党员”，敷衍搪塞白崇禧、沈醉等人在昆明进行各种**活动的计划；对国民党中央驻昆明各机关、工厂、仓库等单位的人员物资进行清点，并严令保管；调走糜烂地方的第89军，暗中作梗使蒋介石派一个加强师进驻昆明的计划落空，并对第26军、第8军进行策反；赶运卢汉自己掌控的第93军集结到昆明，移驻第74军东进至楚雄、禄丰一带，扩编保安部队；反对“九九肃整案”解送重庆办理，并趁机将被捕人员先后全部释放；秘密与中共中央、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接触，接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武器；派代表赴香港、广州联络起义；向军官们渗透保家为民的思想和民主正义之精神；以开会为诱饵扣押李弥、余程万、沈醉等7名国民党高官于五华山；在粉碎蒋介石猖狂反扑的战斗中，每军特发10万大洋以振士气等等。云南起义及其之后的昆明保卫战尽管历尽艰险，但终能克敌制胜，这与领导者的精心部署不无关系。

       可见，起义计划必须周密严谨，要在对现有情况深入分析、对现有条件合理利用的基础上，使工作的开展更具针对性和高效性。
　　
　　三　

       从决定起义之后到尚未真正成功之前的每一秒钟都面临着失败的可能，而由于情况瞬息万变，起义组织者难免千虑一失，遂造成计划未能实施或中途夭折。其估计不足的危险形势主要有4个方面：
　　
　　1.错信他人而使反对者借机告密，或保密工作不周而不慎泄密。前者如：策划太原起义的原国民党第30军军长黄樵松被其深信不疑的部下戴炳南出卖；策划浙江起义的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其最挚爱的学生汤恩伯出卖等。后者如：国民党暂编第23师46旅旅长乜庭宾策划的靖江起义；原国民党南京警卫部队第97师师长王晏清策划的南京起义等。
　　
　　2.准备不充分，对突发事件没有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又缺乏斗争经验，不能合理优化各种革命资源而使起义受挫。如：1949年2月2日，L－5型通讯机上海起义后因机械故障而坠毁，起义人员李愚、刁家平受伤；1949年3月7日，C－47型运输机汉口起义后因飞机油尽，唐宛体、李学冕等起义人员弃机跳伞而幸免于难；1948年12月16日，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陈九英等人组织的B－24型轰炸机南京起义，由于投弹系统发生故障而使准备轰炸南京大校机场和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计划未能实施等。
　　
　　3.警惕性不高，被暗藏于起义营垒内的反对势力蓄意破坏。在起义营垒内的反对势力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着的，他们在情势所逼、无路可走的状况下会跟随起义，但是他们也决不会放弃任何可乘之机，与主张起义的一方针锋相对，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给起义带来严重破坏。如：1949年5月1日，航海官陈万邦等组织“永兴舰”起义时，在舰上顽固分子的煽动和反扑下，起义官兵全部殉难；1949年6月10日，原国民党第19绥靖区副司令兼第3纵队司令刘希程策划的灵宝起义，也因内部发生激烈交火，刘被迫撤退，而使起义功亏一篑。
　　
　　4.国民党当局阴谋扼杀。起义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背叛党国”，是为国民党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必然采取种种措施剿灭起义部队、扼杀起义。其措施主要有：威逼利诱，对起义者不断施压，促使一些贪生怕死、见利忘义之徒变节反叛；国民党当局在对某起义有所察觉后，便会坚决铲除参与骨干，以绝后患；加强监视和戒备，发现起义后立即围追堵截，散发悬赏传单，引发部队溃乱或哗变，致使起义部分或彻底失败；国民党特务还通过制造谣言、组织顽固分子行游表威、砸毁报馆和交通、袭杀中共联络代表等方式进行干扰和破坏起义。如，1946年5月15日由原国民党整编第38师副师长孔从周领导的巩县起义，1949年2月22日原国民党海军“接29号舰”代舰长刘建胜等人发动的青岛起义等，很多起义均在强大的敌人追击下寡不敌众而失败。另外，杨杰、陈仪、张权、陈万邦、毛却非等很多起义将领，他们壮志未酬，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见，起义的风险性极强，但是只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对形势的发展必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同时克服偏听偏信、意气用事的主观主义、保守主义作风，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尤其要在执行中加强监控和调整工作，讲求工作的策略性，这样既充分利用环境而不受制于环境的变化，又可规避风险，实现计划的良性运作。林遵、陶峙岳、张轸、程潜、刘文辉等在策划起义的过程中险遭扣押、软禁或围歼的将领，都是化险为夷的表率。
　　
　　四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长期艰苦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有朝一日化理想为现实，而时机选取的失误对很多起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灵甫舰”先是在准备起义的途中，遭遇英国驱逐舰的胁迫而未能行动；第二次又计划去香港加油后便起义北上，却在抵达香港时被英当局强令扣押并封船收回，致使该舰起义计划完全毁于一旦。侯镜如任原国民党军天津、塘沽地区指挥官时，因服从上级调遣南撤上海，错失本可以留下部队配合解放军加速解放津塘的绝好机会而追悔莫及。赖锡安在任该兵团部作战处长兼第318师副师长时，也因该师主力尚在杭州等原因，未能在解放军渡江时争取起义而深感遗憾。有些起义一时失机，却可来日方长，但对于那些失不再来、无法复制的良机，一旦犹豫不决或认识不清，就会造成起义的永久性失败。

       很多起义都是把握时机、果敢行动而一举成功的，既避免了我方不必要的损失，又起到了小则影响局部战役、大则影响整个战局的重要作用。如：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在国民党营垒中潜伏近20年，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绝密文件；于淮海战役发起之际，他们巧妙摆脱冯治安的控制，并改变计划，比预定时间提前2小时率部火线起义，策应了淮海战役，被毛泽东誉为“淮海战役第一胜利”。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潜伏敌营22年，在淮海战役最关键时刻，以请缨充当突围先锋为契机率部开往解放区，举事顺利，并彻底打乱了黄维兵团的部署，为加速淮海战役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黄安舰”上的起义将领利用修竣试航和元宵节舰长回家之机，于青岛港起义，首开国民党海军起义之先声。昆明起义更是事先无既定日期，而是卢汉根据蒋介石要在云南实施**计划的动向和起义准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果断地利用1949年12月9日张群第4度来昆明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决然起义。在扣押张群于卢汉新公馆的同时，又以张群之名召集国民党中央驻滇各军政首脑于卢汉老公馆紧急开会，并将他们一网打尽。此外，国民党海军中的王牌“重庆号”起义，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个月内的8人4次驾机起义等，不少国民党军的举旗倒戈正是由于对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使我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赢。可见，“时机”的内涵有二：确保起义成功的“时机”和配合解放战争胜利的“时机”。二者往往又是统一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很多起义尽管由于发起时机不当而失败，如：“御林军”国民党警卫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的南京近郊起义，“太子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总队在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的嘉兴起义，都是由于在被国民党当局觉察的危情之下，不得已而仓促行动，后又遭追击围剿致使部队溃散，起义失败。但这些起义事件本身就是反对内战的郑重宣言，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祸国殃民政策的无情鞭挞，对以和平方式解决战争问题的有益探索，对后继国民党军起义的伟大感召，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预告，因此虽败犹荣。

       总之，起义要想获得真正成功并不容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些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更多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统战工作者和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就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周密的策划、审慎的部署以及果敢的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兵不血刃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