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实现八荣八耻其实很简单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00:26:51

实现八荣八耻其实很简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祖先们提出了以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八德”，这“八德”构成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当然，我们是应该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顾炎武黄宗羲不就是先行者吗？然而近年来，有些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却已经丧失殆尽，顶多也就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狼而已。有钱便是爷，有奶就是娘，笑贫不笑娼，崇洋媚外忙……就在此时，胡总提出了“八荣八耻”。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道德建设的刻不容缓。以一国最高领导人之尊提出道德标准，确实是不多见的。然而在鹰临天下看来，八荣八耻只是一个极低的道德标准，甚至只是一条道德的底线。它并没有要求大家都去当谦谦君子，它只是要求大家不要去当卑鄙小人。说小一些是对“中国人”的基本要求，说大一些是对“人”的基本要求。真善美都是相通的，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把八耻当成美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八荣八耻最中心的意思，也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勤劳、团结、一诺千金、守法、节约。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八耻八荣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通俗易懂。身为一个炎黄子孙，难道不应该做到这些吗？难道不应该弘扬中华的传统美德吗？难道这是很过分的要求吗？当然我不排斥极少数人会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超越道德的底线，等待着他们的就将是法律的严惩，甚至是灭国之耻。即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侥幸逃脱了，也免不了遗臭万年。秦桧、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八荣八耻之所以能引起国人的强烈共鸣，就因为它是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任何弯曲事实隐瞒事实的价值观荣辱观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事实是什么？如何认定客观事实？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中国古代的太史们（史家）更有发言权。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呢？答案只有四个字：秉笔直书。秉笔人人都会，书写也不难。秉笔直书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直字。这“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孔子对直的注解就非常精辟，即“直书不隐”。那该怎么“直书”呢？孔子说得再好没有了，即“不为尊者隐，不为亲者隐，不为贤者隐”，就可以“直书”了。只不过孔圣人是说一套做一套，他那种“春秋笔法”是对“直书”的极大侮辱。然而，他对“直”的注释是没有错的。那又该怎样做到“不隐”呢？我们不妨来看两个古代故事，正是这两个故事带给太史们不朽的声誉。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晋灵公被赵穿杀死了。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杀其君”（董狐也认为灵<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公是昏">公是昏</personname>君，而且其死的确与赵盾无关）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杀<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personname>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personname>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杀<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personname>君了。”
赵盾说： “可以改吗？”董狐说：“是是非非，号为信史。我头可断，这竹简不能改。”董狐由此被称为“良史”。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为他赢得了美名。这是一个典型的皆大欢喜的中国式的结局，只可惜这样的圆满结尾太少了。这是“在晋董狐笔”，还有“在齐太史书”。它告诉我们历史经常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短短几个字也许就是成千上万条人命。又过了五十九年，齐庄公被崔抒杀了。崔杼命令太史伯写为：“齐庄公死于疟疾。”太史伯是这样写的：“夏五月乙亥，崔抒弑其君。”崔杼看见后大怒，杀太史伯。“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你可以称赞他们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刚直不阿、不畏权势、舍生取义，但最重要的还是秉笔直书。不以他人的喜恶，也不以自己的喜恶直书历史，必要时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中华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太史们不仅为自己留下了永远的赞誉，也为民族留下了真实的历史，更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太史们，您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您们留下了强汉盛唐的血脉！要做到八荣八耻，就必须得有一股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这是一个既充分也必要条件。道理很简单，连事实都不清楚，都无法认定，还怎么去践行八荣八耻？怎样才能做到秉笔直书？其实也不难，只要学到史家们的气节，就可以做到。怎样才能有气节？说小一点要像个男人，说大一点要有一点大丈夫气概。怎么才能当大丈夫？孟子说得很简单：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所谓大丈夫也。现代人最多才加上两条：黄赌毒不能沾，糟糠妻不可弃。大家不妨扪心自问：我做到了几条？现在看来要做到八荣八耻，就很简单了。鹰眼拙见，以为有五点：一是要多读人文科学方面的书，明是非知美丑。不管是史书、传记、家训、哲学……都有一套完整的全面的相同的真善美标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是养一点浩然之气，做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不是哲学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研究怎样养成浩然之气，但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可胜数，他们身上都是带有浩然之气的。苏东坡吟唱“一点浩然气，快哉千里风”，是我们在和平年代对正气的追求；文天祥的《正气歌》、方志敏的《我爱中国》，就是我们在战争年代为了正气而采取的行动。浩然是表，正气是本。三是交往要慎重。即使我们读过万卷书，养成了浩然正气，那也必须通过行万里路加以实践。人类是一个社会性群体，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群体之外。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实在是不用在下废话的。四是身体力行，从我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在没人的时候吐痰，主动给老弱病残让个座，就是我们身边善与恶的最微小的差别，甚至说不上是善与恶。但日积月累下来，就会产生最小的善与恶。小善做起来很容易，日积月累就很难；小恶做起来很容易，“持之以恒”更容易。假如小善向善、小恶向恶的话，就会变成大善大恶。小善向恶很容易，小恶向善不容易。五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肯定会有人把你看成是傻瓜，不必理会他们，挺直腰杆向前走就是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本来就不求什么报答，又怎么会计较别人说什么呢？实现八荣八耻其实很简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祖先们提出了以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八德”，这“八德”构成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当然，我们是应该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顾炎武黄宗羲不就是先行者吗？然而近年来，有些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却已经丧失殆尽，顶多也就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狼而已。有钱便是爷，有奶就是娘，笑贫不笑娼，崇洋媚外忙……就在此时，胡总提出了“八荣八耻”。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道德建设的刻不容缓。以一国最高领导人之尊提出道德标准，确实是不多见的。然而在鹰临天下看来，八荣八耻只是一个极低的道德标准，甚至只是一条道德的底线。它并没有要求大家都去当谦谦君子，它只是要求大家不要去当卑鄙小人。说小一些是对“中国人”的基本要求，说大一些是对“人”的基本要求。真善美都是相通的，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把八耻当成美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八荣八耻最中心的意思，也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勤劳、团结、一诺千金、守法、节约。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八耻八荣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通俗易懂。身为一个炎黄子孙，难道不应该做到这些吗？难道不应该弘扬中华的传统美德吗？难道这是很过分的要求吗？当然我不排斥极少数人会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超越道德的底线，等待着他们的就将是法律的严惩，甚至是灭国之耻。即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侥幸逃脱了，也免不了遗臭万年。秦桧、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八荣八耻之所以能引起国人的强烈共鸣，就因为它是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任何弯曲事实隐瞒事实的价值观荣辱观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事实是什么？如何认定客观事实？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中国古代的太史们（史家）更有发言权。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呢？答案只有四个字：秉笔直书。秉笔人人都会，书写也不难。秉笔直书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直字。这“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孔子对直的注解就非常精辟，即“直书不隐”。那该怎么“直书”呢？孔子说得再好没有了，即“不为尊者隐，不为亲者隐，不为贤者隐”，就可以“直书”了。只不过孔圣人是说一套做一套，他那种“春秋笔法”是对“直书”的极大侮辱。然而，他对“直”的注释是没有错的。那又该怎样做到“不隐”呢？我们不妨来看两个古代故事，正是这两个故事带给太史们不朽的声誉。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晋灵公被赵穿杀死了。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杀其君”（董狐也认为灵<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公是昏">公是昏</personname>君，而且其死的确与赵盾无关）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杀<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personname>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personname>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杀<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personname>君了。”
赵盾说： “可以改吗？”董狐说：“是是非非，号为信史。我头可断，这竹简不能改。”董狐由此被称为“良史”。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为他赢得了美名。这是一个典型的皆大欢喜的中国式的结局，只可惜这样的圆满结尾太少了。这是“在晋董狐笔”，还有“在齐太史书”。它告诉我们历史经常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短短几个字也许就是成千上万条人命。又过了五十九年，齐庄公被崔抒杀了。崔杼命令太史伯写为：“齐庄公死于疟疾。”太史伯是这样写的：“夏五月乙亥，崔抒弑其君。”崔杼看见后大怒，杀太史伯。“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你可以称赞他们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刚直不阿、不畏权势、舍生取义，但最重要的还是秉笔直书。不以他人的喜恶，也不以自己的喜恶直书历史，必要时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中华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太史们不仅为自己留下了永远的赞誉，也为民族留下了真实的历史，更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太史们，您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您们留下了强汉盛唐的血脉！要做到八荣八耻，就必须得有一股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这是一个既充分也必要条件。道理很简单，连事实都不清楚，都无法认定，还怎么去践行八荣八耻？怎样才能做到秉笔直书？其实也不难，只要学到史家们的气节，就可以做到。怎样才能有气节？说小一点要像个男人，说大一点要有一点大丈夫气概。怎么才能当大丈夫？孟子说得很简单：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所谓大丈夫也。现代人最多才加上两条：黄赌毒不能沾，糟糠妻不可弃。大家不妨扪心自问：我做到了几条？现在看来要做到八荣八耻，就很简单了。鹰眼拙见，以为有五点：一是要多读人文科学方面的书，明是非知美丑。不管是史书、传记、家训、哲学……都有一套完整的全面的相同的真善美标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是养一点浩然之气，做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不是哲学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研究怎样养成浩然之气，但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可胜数，他们身上都是带有浩然之气的。苏东坡吟唱“一点浩然气，快哉千里风”，是我们在和平年代对正气的追求；文天祥的《正气歌》、方志敏的《我爱中国》，就是我们在战争年代为了正气而采取的行动。浩然是表，正气是本。三是交往要慎重。即使我们读过万卷书，养成了浩然正气，那也必须通过行万里路加以实践。人类是一个社会性群体，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群体之外。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实在是不用在下废话的。四是身体力行，从我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在没人的时候吐痰，主动给老弱病残让个座，就是我们身边善与恶的最微小的差别，甚至说不上是善与恶。但日积月累下来，就会产生最小的善与恶。小善做起来很容易，日积月累就很难；小恶做起来很容易，“持之以恒”更容易。假如小善向善、小恶向恶的话，就会变成大善大恶。小善向恶很容易，小恶向善不容易。五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肯定会有人把你看成是傻瓜，不必理会他们，挺直腰杆向前走就是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本来就不求什么报答，又怎么会计较别人说什么呢？

——四维八德啊——[em01]

中国应该成立道德委员会,道、法、人三权分立[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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