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马克思主义的神父还是神父的马克思主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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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M.洛威 Michael Lowy    为什么宗教的力量这么大？为什么会有解放神学？为什么会有天主教徒主张向马克思主义学习？这篇长文有助大家对解放神学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    这本小册子最初是M.洛威1985年在法国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作的一次讲演。作者M.洛威，1938年生于巴西圣保罗：1969年以来居住在巴黎。他现在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是该中心的主任和社会学家。出版了几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青年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1848-1914年的民族问题》、《捷尔吉．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政治：不断革命的理论》、《真实的景象》以及《赎罪与乌托邦?中欧自由的犹太教》。小册子共分八章，分别是：１．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２．什么是解放神学？３．解放神学的起源与发展４．巴西教会５．尼加拉瓜基督教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６．基督教与萨尔瓦多革命斗争的起源７．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８．临时的结论 　　宗教仍然像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认为的那样，是反动势力、蒙昧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堡垒吗？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恩的观点仍然适用于梵蒂冈的各种主要组织，适用于主要信仰（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流派，适用于许多旅行传道者组织（以及它们在所谓「电子教会」中的表现），适用于大多数新的宗教教派?其中有些不过是金融操纵、蒙昧主义的强行思想灌输和疯狂反共产主义的巧妙组合而已，臭名昭著的月球教会就是如此。　　然而，拉丁美洲（以及其它地方）的革命基督教和解放神学的出现，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提出了一些新的激动人心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更新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分析是不可能的。　　最初，当遇到这类现象时，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用传统的解释模式把他们认为是革命支持者的信教的工人、农民与被他们认为是彻底反革命组织的教会（教士）对立起来。直1966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把教会的一个成员?卡米洛．托里斯神父之死看成是个例外；托里斯神父参加了哥伦比亚游击队，1966年在同军队的对峙中被谋杀。但是，随着愈来愈多的基督徒?包括许多修士和教士?投入各种人民斗争和他们大规模地卷入桑地诺革命，事实清楚地表明需要对教会采取新的态度。　　另一种传统观点是把教会中激进的普通工作人员和教会的保守统治集团对立起来。这种观点也许部份是正确的，但是，当大批主教宣布他们同穷人的解放运动团结在一起，而且这种承诺有时使他们丧失生命时，例如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阁下1980年3月被杀，这种观点就不再足以说明问题了。　　为事态的这些发展弄得心慌意乱或不知所措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采取的作法仍然是把这些基督徒的有益社会实践同他们的宗教思想意识分开，而基督徒的宗教思想意识总是被说成是退步的和唯心主义的。然而，随着解放神学的出现，我们看到出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和鼓舞人心的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宗教思想。　　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一些新的事物正在发生的时候了！这些发生的新事物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在拉丁美洲，教会?信徒和教士?的很大一部份正处于在阶级斗争方面转变立场以及带着他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来到劳动人民一边，参加他们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斗争的过程中。　　这一新的现象同原来的基督徒同马克思主义者?二者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联系，同教会的和政党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单调乏味的外交谈判的联系就更少了。后者的一个滑稽例子是最近「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布达佩斯的「会面」?即梵蒂冈的代表和东欧国家代表的会面。围绕拉丁美洲（以及菲律宾和其它地方）的解放神学正在发生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革命者、信徒、非信徒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以追求解放为动力，既不受罗马制约，也不为莫斯科控制。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挑战。这一挑战表明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缺陷?特别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种宗教观被简化成18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尽管如此，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以及几位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相当令人吃惊的现实的概念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说法被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支持者和反对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现象看法的本质。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种说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在康德、赫尔德、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以及海因里希．海涅等人著作的不同上下文中都可以找到这一同样说法。    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有关论述    此外，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包含这一说法的马克思的那一整段话，就会及现其作者的意见比通常认为的是有较多细微差别的。马克思考虑到了宗教的两重性：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453页。）    如果读一下那篇论文的全文?写于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清楚地发现，马克思的观点与其说来源于18世纪的启蒙哲学，勿宁说来源于左翼新黑格尔主义；前者只是把宗教当作教士的阴谋加以谴责，后者则认为宗教是人类本质的异化。事实上，当马克思撰写上面那段话时，他仍然是费尔巴哈的门徒，一个新黑格主义主义者。他对宗教的分析因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涉及任何阶级属性。但是他的分析却是辩证的，因为他抓住了宗教现象的矛盾性质；宗教有时候是对现行社会的合理化，有时候是对它的抗议。只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的时候，马克思才开始把宗教看作社会和历史现实加以严格研究。这种研究涉及对作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的宗教的分析，涉及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以及思想、想象和意识产生的分析?而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以物质生产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为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85页。）然而，从那时起，马克思很少把宗教当作这样一种现象加以注意，即很少把宗教当作一种特有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内涵整个加以注意。    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有关论述    同马克思相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宗教现象及其历史性作用表现出的兴趣要大得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对宗教想象同阶级斗争关系的分析。除了哲学上的争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之外，他还试图弄清并解释宗教的具体社会表现。基督教不再（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以一种永恒的「本质」，而是以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变化的文化形式出现：最初是奴隶的宗教，接着是罗马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再接下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最后是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宗教因而好似一种各种对立社会力量争论的象征场所；参加争论的对立社会力量有：资本主义神学，资产阶级新教，以及平民异教。恩格斯的分析有时滑向一种对宗教运动的狭隘功利主义的、工具的解释：   「……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53页。）　　恩格斯似乎发现的只是不同信仰形式的阶级利益的「宗教外衣」。然而，由于他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他认识到?启蒙哲学家不是这样?唯物主义和宗教的冲突不总是同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相一致的。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捍卫绝对的君主政体，而新教则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利用宗教作为他们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50页。）同样，恩格斯远远没有把教会看作一个在社会方面属于同一范畴的整体，他勾划出的惊人分析表明，在某些紧要的历史关头，教会是如何按照它的阶级构成进行分化的。因此，在宗教改革中，出现了一方面是高级修士，即封建僧侣统治集团的上层，一方面是下等修士，后者提供了宗教改革和革命农民运动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459页。）　　恩格斯虽然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的不妥协协的敌人，他却像青年马克思一样，抓住了宗教现象的两重性；一是使已确立的社会秩序合理化的作用，二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批判的、抗议的、甚至革命的作用。而且，他撰写的具体研究的绝大部份都集中在第二方面、特别是集中在原始基督徒，即穷人的、被驱逐离开家园者的、被指责者的、被迫害者的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研究上。最早的基督徒来自社会的最低层；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自由民以及被债务重压弄得破产的小自耕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120页。）　　恩格斯甚至把原始基督徒同现代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实在令人吃惊。他这样比较的理由是：（1）这两种伟大的运动并非领袖人物和预言家的创造?尽管上述两大运动从来不缺少预言家?而是群众运动；（2）两种运动都是被压迫者和遭迫害者的运动，其成员不是被统治当局放逐就是追捕；（3）两种运动都宣传即将来临的对被奴役者和不幸者的解放。恩格斯为了使自己的比较更富感染力，他略带刺激性地引用了法国史学家雷南的一句话：　　「如果你想知道最早的基督徒社区是什么样子，看一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就可以了。」　　在恩格斯看来，两种运动的基督徒基本区别在于，原始基督徒把他们获救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而社会主义者则把获救的希望寄托于这个世界。（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史的贡献》，见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1969年英文版，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　　但是，这种区别真的像初次看到那样清晰无误吗？在他对第二次伟大的基督教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中，这种区别就显得模糊不清了。16世纪的神学家、革命农民和异端平民领袖托马斯．闵采尔要在地球上立即建立神的王国，即预言家们的千载天国。在恩格斯看来，闵采尔的神之王国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独立于这种社会成员、并且同这种社会成员无关的国家权力。然而，恩格斯仍然想把宗教简化为一种策略：他谈论了闵采尔的基督教「表达方式」和他的圣经「外衣」。他似乎没有弄懂闵采尔的千载太平特有的宗教方面、它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以及它的真正地为闵采尔感受到的神秘深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406页。）……　　此外，恩格斯用他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对宗教所做的分析，提出了宗教抗议的潜在力，开辟了用新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同于18世纪的启蒙哲学，又不同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看待宗教同社会的关系的道路。20世纪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研究，要么局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勾划出的观点的评论或发展，要么局限于将这些观点应用于一种特定的现实。梵蒂岗和主教们的反应 　　革命的基督徒们并不打算另建一个「人民教会」，与奥万多阁下领导的现行教会分庭抗礼。虽然革命基督徒对教会事务的设想强调俗人牧师的作用并把教会看作是「信徒们历史的社区」，而不是完全建立在主教统治集团权力基础上的一种机构，他们要求的只是在唯一的教会里为自己获得一个「空同」。 　　然而这一要求却不能为尼加拉瓜教会统治集团或梵蒂冈所接受。奥万多阁下领导的大多数主教反对历史的进步断然拒绝了忠于教会的基督徒的要求。 　　最初，主教们似乎愿意接受革命。他们1979年11月17日发表的声明进步得今人吃惊。这个声明支持能够使「权力朝着大众阶级真正转移移」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计划经济来满足多数尼加拉瓜人的需要。这份声明虽然否认「阶级仇恨」，但接受作为「动力因素」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能导致对经济结构的真正改造」。声明要求超越「捍卫大小个人利益的彻底的社会改造」。声明最后声称，「我们对生活中的耶稣和上帝的信仰说明了基督徒在当前革命进程中的献身精神」。（引自P．贝利曼上书第396页） 　　然而，在联合政府中的自由主义派成员阿方索．罗书洛和比奥莱塔，查莫洛在1980年4月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决裂之后，主教们反而愈来愈激烈地反对进步。1980年5月，主教们指名要求上面提到的三位牧师辞去在政府中的部长职务；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公开地同桑地诺主义者和激进的天主教徒对抗。教皇在1983年的访问中，当然支持这些主教们的立场，对「人民教会」进行谴责，并命令卡德纳尔兄弟和米格尔．德斯科托放弃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当他们拒绝执行命令时，他们有的被中止他们的宗教职务，有的被从他们所在的修会中开除出去（1984年）。1985年，刚刚被罗马任命为红衣主教的奥万多阁下访问迈阿密期间表示要同反对派领导人团结。不久，几位牧师被政府谴责从事反革命活动，因而被驱逐出国。然而经过一个相互对抗的时期后，教会和「阵线」在过去两年里都试图达成一种暂行解决办法，在一个很巧妙的动议中，桑地诺革命者选择奥万多阁下作为他们与反对他们的反叛者谈判的调停人。 桑地诺革命者与宗教 　　那些保守的主教如此敌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阵线」与基督教的联合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对马那瓜和罗马的某些主教来说，桑地诺革命者对宗教的友好态度比之东欧政权特有的对宗教的无神论敌视更加令人恐惧。正如科诺．克鲁伊斯．奥夫林（Conor Cruise O'Brie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牧师们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马克思主义者属于一个层次，牧师属于另一个层次——这种说法是恰当地站得住脚的。然而最新材料表明的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尼加拉瓜新出现的情况，也是最令人惊慌的新的情况是，解放神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国家的支持：还是一种最不受欢迎的先例，在拉丁美洲尤其不受欢迎。」（科诺．克鲁伊斯．奥夫林：《上帝与人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月利》。1986年8月，第57页） 　　那么，桑地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信教）对革命基督徒的真正态度是什么呢？ 　　在意大利著名神学家朱利奥．希拉尔迪（Giulio Girardi）（他因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和对革命尼加拉瓜的支持而著名）看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干部中对革命基督徒存在着两种态度： 　　──旧的「传统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由苏联或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小册子造成的。这种看法认为：基督徒是同盟军，但由于其信仰和同教会的联系他们是不可靠的同盟军。同他们的联合充其量只能表现在实践上，而决不能表现在理论上，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理论上表现得太充份了。这种态度常常可以在最近受训练的中层干部身上找到，他们缺乏1979年以前的经验。 　　──新的「尼加拉瓜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由具体的共同斗争的经验产生的。这种看法认为：革命基督徒属于先蜂队的行列。人们应该重新认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并承认宗教破坏性的潜在可能性。在解放被压迫者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基督徒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一致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领导人如刘易斯．卡里翁就持这样的态度。卡里翁在他1979年9月的讲话里坚持认为，这种一致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同基督徒之间的「联盟」；他们是以同路人的身份走完解放被压迫者的路程的。（G．吉拉迪：《革命信仰和文化革命》，马那瓜：尼加拉瓜诺埃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对于献身的基督徒来说，人民的进步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支持革命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尤其是土地改革，它意味着保卫革命反对反叛者和美国干涉所取得的成果，但同时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和他们对革命领导人的公开的、友好的批评态度。 　　例如，在1985年6月发表的一个声明《尼加拉瓜的教会与革命》中，安东尼奥．巴尔迪维索写道： 　　「我们承认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人民的先锋队……然而他们也可能犯错误，尤其在当前过渡的困难年代里，他们甚至常常在诸如土地改革、新闻检查等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犯错误。在我们看来，他们在关于教会的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被驱逐的10名牧师就是一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阵线」领导人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的坦率与诚恳。」（安东尼奥．巴尔迪维索：《尼加拉瓜的教会与革命》，载G吉拉迪等人编：《尼加拉瓜的解放神学》，马那瓜：（C、E、A、V出版社，1987年版）总之，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基督徒组成部份是尼加拉瓜革命具有独创性的原因之一，也是尼加拉瓜革命在本国和在拉美及全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张金鉴译，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http://dadaozhi.bokee.com/tb.b?diaryId=108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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