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两个时代----毛与邓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1:43:09

诌议“两个时代”（一） 右而左 我曾在一个帖子里说，共和国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就是两位伟人留下两份遗产的历史。有网友对我提出批评，说我不尊重事实：两位伟人，哪两位伟人？网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迄今为止的共和国历史上，真称得上历史伟人的只有一个毛泽东，别无第二人。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为了帖子发得出去，就只好赠送了一顶桂冠。不然，会让那位很仗义的戈多会来的网友说强国的网友太不厚道，同是伟人的忌日，对一个的怀念，几乎把强坛淹没，对另一个，即使右派们，也吝啬写几个字表达一点敬意。当然，戈多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看明白了的，我以为，他的真实意思，不过与批评我的那位网友一样：两位伟人，哪来的第二位，强国论坛网友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共和国到现在的历史，分为两个大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前一个时期叫做毛泽东时代，后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都被归为改革开放时代。（本文将围绕这个时间分段展开，该贴可被看作是序言） 两个时期的时间长度基本上相等，两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成就、不同的缺陷以及种种不同的社会问题，它们是许多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作用下的产物，这使得将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在对比中进行反思, 寻找出更合理的国家发展的道路，成为必要和可能。由于主导这两个时代特色迥异的是同一个共产党，于是，对于两个时期的评价和反思，就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领导人展开。 毛泽东被模棱两可的“三七开”，盖棺论定，他引以为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的10年事业，被一纸文件全盘否定。这使得某些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具有刻骨仇恨的人，可以在现实里享受充分的自由，对那个时代和毛泽东本人，大肆指责、评论、甚至诬蔑、诋毁，不必担心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更不必担心“政治迫害”。与此同时，由于现在依然是后一个主宰者所主宰的时代的延续，没有人可以对这个时代和他的主宰者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实事求是的评判，任何“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都可能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 所谓反思也就流于形式，流于就事论事，只有“素描”，不见“油画”。当然，这只是媒体中表现出来的情形，我相信在媒体之外，有“素描”，更有“油画”，思考、反思一定是深刻的，并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前进的思想动力。 略作凝思便不难发现，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有一个思想上的可悲现象：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独立思考被一些人称作奴性，依附权贵的吹牛拍马反被一些人誉为思想独立，有自由民主意识。例如，在网上总能见到一些网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回避主体实事，只凭着政治文件和某些当时被打成“地富农反坏右”的人所发的诅咒，就敢做自以为是的批判，而对于当下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凭着表面的繁华，除偶尔发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外，就一味赞歌、颂歌，就一味烟花、炮竹，唯恐盛世的气球还不够气派，鲜又忠诚的现实批判和坦诚的建言。这些人明明白白一群马匹精：当下的东西，有领导人说好，必也“好”之，过去的事情，有决议说坏，必也“坏”之，十足的奴才相，摇尾乞怜样，却敢给自己贴上民主自由、独立思考、平等博爱、人权福祉之类的标签，给别人戴“个人崇拜”、无知无耻、奴颜婢膝的帽子。再例如，有个名作家，在前一个时代是施害者，荣华富贵，在后一个时代里，声泪俱下作忏悔，保住了荣华富贵，还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沽名钓誉到一个社会良心的桂冠。说这个人是独立思考的，是民主自由的，是没有奴颜婢膝的，是具有社会良心的，打死我，我也不信。这样的人，一方面丢掉人格，拍着现实领导人的马匹，一方面又厚颜无耻给自己搞几样诸如自由民主，思想独立的帽子戴上。他们是聪明人，但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者，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法制与平等的真正阻力正是来自这些人。 毛泽东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做聪明人，他只教导我们做“造反”的人，造儒家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官僚主义的反，造美国帝国主义的反，造苏联的反，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这样被教导出来的人，不需要标榜自己思想独立，意志独立，崇尚自由平等，却实际上是真正具有这样思想的觉悟者，他们从民众中来，为民众发言，即使自己生活无忧无虑，但决不会信口开河，说改革开放使民众获得了许许多多，说这是个太平盛世，说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更安定，更安全，更平等，更公平，更少的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没有凝固，依然在流动，并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如果尘封那个时代，浅薄那个时代，甚至简单否定那个时代，那我们就实在太可悲了；正在行进中的这个时代，需要思想源泉，如果思想源泉的提供者，都是靠诅咒前一个时代发家致富，攫取名利，又自我标榜为独立思考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更可悲了。 诌议“两个时代”（一） 右而左 我曾在一个帖子里说，共和国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就是两位伟人留下两份遗产的历史。有网友对我提出批评，说我不尊重事实：两位伟人，哪两位伟人？网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迄今为止的共和国历史上，真称得上历史伟人的只有一个毛泽东，别无第二人。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为了帖子发得出去，就只好赠送了一顶桂冠。不然，会让那位很仗义的戈多会来的网友说强国的网友太不厚道，同是伟人的忌日，对一个的怀念，几乎把强坛淹没，对另一个，即使右派们，也吝啬写几个字表达一点敬意。当然，戈多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看明白了的，我以为，他的真实意思，不过与批评我的那位网友一样：两位伟人，哪来的第二位，强国论坛网友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共和国到现在的历史，分为两个大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前一个时期叫做毛泽东时代，后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都被归为改革开放时代。（本文将围绕这个时间分段展开，该贴可被看作是序言） 两个时期的时间长度基本上相等，两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成就、不同的缺陷以及种种不同的社会问题，它们是许多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作用下的产物，这使得将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在对比中进行反思, 寻找出更合理的国家发展的道路，成为必要和可能。由于主导这两个时代特色迥异的是同一个共产党，于是，对于两个时期的评价和反思，就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领导人展开。 毛泽东被模棱两可的“三七开”，盖棺论定，他引以为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的10年事业，被一纸文件全盘否定。这使得某些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具有刻骨仇恨的人，可以在现实里享受充分的自由，对那个时代和毛泽东本人，大肆指责、评论、甚至诬蔑、诋毁，不必担心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更不必担心“政治迫害”。与此同时，由于现在依然是后一个主宰者所主宰的时代的延续，没有人可以对这个时代和他的主宰者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实事求是的评判，任何“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都可能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 所谓反思也就流于形式，流于就事论事，只有“素描”，不见“油画”。当然，这只是媒体中表现出来的情形，我相信在媒体之外，有“素描”，更有“油画”，思考、反思一定是深刻的，并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前进的思想动力。 略作凝思便不难发现，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有一个思想上的可悲现象：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独立思考被一些人称作奴性，依附权贵的吹牛拍马反被一些人誉为思想独立，有自由民主意识。例如，在网上总能见到一些网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回避主体实事，只凭着政治文件和某些当时被打成“地富农反坏右”的人所发的诅咒，就敢做自以为是的批判，而对于当下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凭着表面的繁华，除偶尔发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外，就一味赞歌、颂歌，就一味烟花、炮竹，唯恐盛世的气球还不够气派，鲜又忠诚的现实批判和坦诚的建言。这些人明明白白一群马匹精：当下的东西，有领导人说好，必也“好”之，过去的事情，有决议说坏，必也“坏”之，十足的奴才相，摇尾乞怜样，却敢给自己贴上民主自由、独立思考、平等博爱、人权福祉之类的标签，给别人戴“个人崇拜”、无知无耻、奴颜婢膝的帽子。再例如，有个名作家，在前一个时代是施害者，荣华富贵，在后一个时代里，声泪俱下作忏悔，保住了荣华富贵，还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沽名钓誉到一个社会良心的桂冠。说这个人是独立思考的，是民主自由的，是没有奴颜婢膝的，是具有社会良心的，打死我，我也不信。这样的人，一方面丢掉人格，拍着现实领导人的马匹，一方面又厚颜无耻给自己搞几样诸如自由民主，思想独立的帽子戴上。他们是聪明人，但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者，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法制与平等的真正阻力正是来自这些人。 毛泽东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做聪明人，他只教导我们做“造反”的人，造儒家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官僚主义的反，造美国帝国主义的反，造苏联的反，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这样被教导出来的人，不需要标榜自己思想独立，意志独立，崇尚自由平等，却实际上是真正具有这样思想的觉悟者，他们从民众中来，为民众发言，即使自己生活无忧无虑，但决不会信口开河，说改革开放使民众获得了许许多多，说这是个太平盛世，说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更安定，更安全，更平等，更公平，更少的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没有凝固，依然在流动，并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如果尘封那个时代，浅薄那个时代，甚至简单否定那个时代，那我们就实在太可悲了；正在行进中的这个时代，需要思想源泉，如果思想源泉的提供者，都是靠诅咒前一个时代发家致富，攫取名利，又自我标榜为独立思考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更可悲了。

我们民族思想宝库中，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源泉，她只能来源于新思想的发起者毛泽东思想，但绝不会是邓小平理论！！我们现实人的生活中无论你认不认同，毛的一些思想观念一直的在潜移黙化中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观点！他一定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自觉觉悟的后有新的发现！***理论？就不能成为理论，只能是实践的钢领！但没有毛的思想为依托，那只能走向人民的反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0 17:59:14编辑过]

你推崇倍至的邓公也要承认改革的问题,是否出了两极分化和资产阶级是他定的标准.没有前一时代的基础,后一时代出不了贪官.难道要他们去MBO耕牛吗[em01] [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0 11:46:45编辑过]

区别大了,看点书吗.你想我打字累死啊?还没吃饭!

那你先把封建社会的标志列出来后再与老毛时代作对比吧！

不如我们比较一下毛邓和2000年前的秦汉吧，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着惊人相识般的历史的巡回。 事实上我们也是在汉朝才挺立了我族千年的自信。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老毛的伟大之处，正如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秦始皇的功绩一样。同样我们也应该相信小邓的“汉”制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天地。历史已经很眷顾我们了，我们没必要过多的去比较和评论毛邓，就如我们没必要过多的去比较和评论秦汉一样。他们都是我中华民族血液中最宝贵的精髓。他们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私有和公有这是大区别,我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了,不象你有洋面包供着[em01]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我爱我中华在2006-5-10 11:58:00的发言： 私有和公有这是大区别,我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了,不象你有洋面包供着[em01]</div>＝乱弹琴！！ ＝私有和公有就能说明老毛时代和封建社会的区别，那私有和公有又如何区别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呢？？？

    刚下班就有热闹看了,板凳搬来了,两位继续-----------

我也来看看热闹

楼主老兄，和“性药”理论是要被它拖进封帖的下场的。自重自重。

私有公有这种争论，其实非常无聊。如果国企月薪一千，私企月薪一万，不知多数人选择哪个。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大秦猛士在2006-5-10 15:33:00的发言： 私有公有这种争论，其实非常无聊。如果国企月薪一千，私企月薪一万，不知多数人选择哪个。</div>——很多人选择私企。但是有人为国企辩护说：国企的1000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还有很多无形的在里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0 15:41:03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我爱我中华在2006-5-10 15:40: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大秦猛士在2006-5-10 15:33:00的发言： 私有公有这种争论，其实非常无聊。如果国企月薪一千，私企月薪一万，不知多数人选择哪个。</div>你这是谈的对个人,没有国企的基础,今天的改革没这么顺,那是重要的物质基础.平均工资国企高过私企 </div>你还不如说，千百年来的儒家思想，炎黄老子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更大！！改革开放初期的外来投资大部分来自海外的华人华侨，包括港澳台的华人，这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楼主的文章空洞无物，只是罗列一些口号罢了，一文不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0 22:26:36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大秦猛士在2006-5-10 15:33:00的发言： 私有公有这种争论，其实非常无聊。如果国企月薪一千，私企月薪一万，不知多数人选择哪个。</div>改革开放以前哪里有私企？

　　我真的被打败了......什么是封建制？有以下特征：第一，土地为地主私有；第二，农业经济占主导；第三，君主制在政治体制中占到主导作用；第四，对以血统为主导的礼制要求极为严格；第五，君权神授。

毛泽东思想还是我党的根本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ytgk9999在2006-5-10 22:24:00的发言： 　　我真的被打败了......什么是封建制？有以下特征：第一，土地为地主私有；第二，农业经济占主导；第三，君主制在政治体制中占到主导作用；第四，对以血统为主导的礼制要求极为严格；第五，君权神授。</div>　　第五点不准确。中国古代儒教认为：皇帝是天子，和天帝、冥帝分管三界。各路神仙要经过皇帝册封，才是正神，除此都是邪神。 　　中国皇帝不是教皇册封的，而是皇帝册封宗教领袖。包括所谓的活佛，没有经过皇帝册封的都是冒牌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1 9:56:36编辑过]

1．中央机构        秦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此制度是以后两千余年间历代王朝中央机构的基础。但是各朝由于政治需要，亦有一些兴革。今择其典型阶段分述于下。    (1)秦汉行三公九卿制秦灭六国后，于中央机构废除由宗法贵族掌权的“世卿世禄”制，改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就是宰相，为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掌监察。这就是在皇帝领导下，以总揽政务的宰相与军事和监察首脑三人组成的权力核心。九卿即中央各行政机构的总称，一般称之为中央的“庶政机构”，相当于后代中央的九个部。九卿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警卫；卫尉，掌宫门屯卫；太仆，掌御用车马；廷尉，掌刑法；典客，掌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宗室事务；治粟内史，掌农业、财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及皇帝的生活供应。扎卿之外，还有“列卿”，如中尉，掌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掌修治宫室等。还有为太后、太子服务的高官，职位相当于卿。    三公九卿制主要实行于秦和两汉，约四百余年。此制虽为中央集权而首创；可是此后的发展变化，是大权逐步向皇帝手中集中，皇帝身边的人的权力日重，而三公九卿的权力则逐步削弱，最后连同制度相继被废除。    三公九卿制的削弱始于汉武帝时，重点在削弱“三公”。汉武帝即位不久，首先废止太尉一职，20年后又设大司马以代之。以后此职的名称多有变化；权力不明确，军权归皇帝直接掌管。其次是汉武帝又开始削弱相权，重用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工作的尚书办事。尚书台原为少府属下的三十余个部门之一，长官称尚书令，属员为尚书，共5人，为皇帝管章奏文书，职位低下；可是大臣们的章奏不能直接进呈皇帝，要先送尚书台。此一工作性质决定了尚书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汉武帝又选用了一些有学识才辩的士人为低级的郎官，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为中央的决策机构。原以丞相为首的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称作“外朝”，为执行机构。从此以后，尚书台的权力日重，大臣如需参预中枢，就要在其官职上加“领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头衔；东汉时，尚书台的权力更大，有6位尚书分曹办事，称“六曹尚书”。当时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之说。三公改称司徒、太尉、司空，职位虽高，但无实权。大臣需参预中枢，要加“录尚书事”的头衔，录与“领”同，为总领之意。录尚书事独揽大权，无所不总。这就是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汉武帝对三公中之御史大夫所掌监察一职，不仅未予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在中央，监察百官的违失。在地方，秦朝原于每郡置监御史1人，司监察。西汉前期取消，改由丞相临时派员视察地方，不设专官。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分全国为13个州部，每个州部设一刺史，专司监察，刺史归御史大夫领导。    (2)隋唐行三省六部制    中央机构又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发展演变，机构更加复杂而详密。至隋唐时期，主要权力机构为“三省六部”，这是以汉魏的尚书台与侍中等官发展演变而来的。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侍郎。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议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ye叶)。《新唐书·百官志》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巾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宰相所以一分为三，主要是为了分散相权，不使相权过大。这样还感到“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如“吏部尚书参议朝政”、“秘书监参预朝政”或“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都是宰相。这样的做法使宰相的职位不明，人员不定，以便于皇帝直接掌握大权。    六部是尚书台的六曹发展而来的，秦汉时九卿所掌政事至此时均归六部分管。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属于尚书省。吏部掌官吏的考核任免，户部掌户口、赋税，礼部掌礼仪制度，兵部掌军政，刑部掌法律、刑狱，工部掌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    三省六部职司分明，提高了行政效能，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    隋唐都设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大夫，“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副长官为御史中丞。下设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察中央和地方。    (3)明行六部、内阁制与清行六部、军机处制    宋、元时期继续削弱或分散宰相之权。宋朝之制．“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都直隶于皇帝。元朝则实行一省制，即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总理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下设右丞相和左丞相各—员，为宰相。中书省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明初沿用元制，可是洪武十三年(1380)，因丞相胡惟庸专权，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委大政于六部，从此六部尚书为一级长官，分别自隶于皇帝。皇帝之集权又加紧了一步。这也是中央体制的一大变化。六部各省尚书和副职侍郎为主管长官。下设各司，办理庶政。吏部掌用人大权，为六部之首；户部掌土地、财政；礼部掌礼仪、学校；兵部掌军事，地位也很重要；刑部掌刑法；工部掌水陆工程。    朱元璋废止丞相制后，曾用职位较低的殿阁大学士备顾问，这些大学士并不参预机要。明成祖时，选用翰林学士参预机要，称为内阁学士，渐升为大学士。大学土不过五品官，仍属于顾问性质，凡事由皇帝裁决。成祖之后，继位皇帝们用六部之尚书、侍郎等兼殿阁大学士，代皇帝处理章奏文书，内阁之权日重，大学士虽不称宰相，但称为辅臣，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实掌宰相之权。如严嵩为首辅二十余年，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无恶不作，政治黑暗。但从制度上来说，内阁不应干预六部之事。    明朝的兵权由兵部与五军都督府共掌。兵部掌任命将领。发布凋令等，不直接统率军队。五军都督府掌军籍、军政，分领在京及各地军队．但不能任命将领，调遣军队。二者互相钳制，大权归于皇帝。    明改历代御史台为都察院，专司监察，长官为左、右都御史，  与六部尚书平行，合称七卿，操弹劾、建言之权。朱元璋又另设六科给事中，六科亦名吏、户、礼、兵、刑、工，辅助皇帝处理奏章，分别稽察驳正六部违失，权力很大。    清朝初年亦行明制，以内阁大学士为宰辅，但权力不大。雍正、乾隆时，整顿内阁，主要官员大学士，满、汉各1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6人，汉4人，均为二品。内阁权力加强。但是清朝设置军机处，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皇权达到最高点的标志。此机构于雍正七年(1729年)以用兵西北而设，研究军事机密，人员并不固定，因需要而增减，由皇帝简选亲王、大学上、尚书、侍郎充任。分为满、汉四班，各8人，每班有领班1人。无固定职责，随时接办皇帝交办事务，一切决定于皇帝。自军机处成立，内阁吏无实权，只办理例行公事。后来军机处成为在皇帝直接指挥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兼管军、政。    清朝也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制度与明朝基本相同，权力很大，直接对皇帝负责。    2．地方机构    秦始皇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在地方行政方面，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行用了800年的分土封侯制，在全国范围实行郡县制度。在此后两千余年间，历代王朝虽对地方行政制度各有不同的做法，但是秦始皇所创立的这套制度一直是各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这说明了这一制度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但是亦有些王朝曾对郡县制有所削弱，曾部分或大部分地恢复过“分封制度”。这样做的结果，在政治上，或在全国范围引起过巨大混乱。关于此事，谈如下几个问题。

2．地方机构    秦始皇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在地方行政方面，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行用了800年的分土封侯制，在全国范围实行郡县制度。在此后两千余年间，历代王朝虽对地方行政制度各有不同的做法，但是秦始皇所创立的这套制度一直是各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这说明了这一制度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但是亦有些王朝曾对郡县制有所削弱，曾部分或大部分地恢复过“分封制度”。这样做的结果，在政治上，或在全国范围引起过巨大混乱。关于此事，谈如下几个问题。    (1)郡县制度    秦始皇统—中国之初，分全国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下设若干县，此为地方行政两级制。郡设3个主要长官：郡守，掌行政和军事；郡尉，辅佐郡守，并掌军事；监御史，掌监察，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大。郡有丞，为秘书长性质。县亦设3个主要长官：县令(长)，掌行政；县尉，掌军事；县丞，掌文书、刑法等事。县以下设乡、亭、里，这些地方小吏都由本地富厚人家充当，般不列为国家官职。西汉初年，曾在郡县制之外，又分封了若干诸侯王国，实行郡国并行制。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削弱王国权力，由中央派官治理王国，诸侯王不再治国，从此王国与郡同。东汉后期，为厂镇床农民起义，在原刺史临察的州部改置州牧，位居郡太守之上，形成地方行政三级制(州郡县)。隋唐时，又为两级制，时为州县，时为郡县。两宋亦为府(州、军、监)县两级制。但隋唐宋等朝代都曾将州(郡)或府之上的道或路等监察区改为政区，则成为地方行政二级制。元朝用省、路(府、州)，县二级制。以省管理地方为元朝的创举。大都（京城）附近的今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直属于中书省。此外，另设十个行省，分管全国各地，行省遂成为最高地方政区的名称。明清两代基本上沿用元朝的建制。    从隋唐至明清，国家疆域辽阔。地方政区和官职名称复杂而多变，尤其是在边远和民族地区的情况更为繁杂。但其意义与秦汉之制相差不多。县以下仍有乡里划分，或称都、图、里、保等，意义亦无大变化。    (2)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议    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中国占代国家制度的—大进步，对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对祖国的统一与边防的巩固，对各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都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和措施。可是，在实行此项制度的2000年间，历史并不平静，尤其是在发生地方叛乱或国家分裂，特别是危及王朝和皇帝的存在之时，总会有人对“郡县制”的实行发出抱怨。认为一切祸害、灾难都来自“废封建，置郡县”。似乎只有恢复“分封制”，才能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如从秦汉到明清，共发生重大叛乱事件5次。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土之乱”，唐朝有“安史之乱”，明朝有“靖难之变”，清朝有“三藩之乱”等。唐朝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曾以汉、唐两次事件为例，将“制”与“政”分开评判引发暴乱的原因。“制”是“制度”；“政”是“政事”，就是政策、措施或政情等。他说：西汉行“郡国并行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此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唐朝行“州县制”，后又于各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此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或谓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柳氏的见解很高明，观点清晰，很有见地，    关于国家分裂的原田，也要具体分析。从秦汉到明清，共发生国家分裂情况4次。而其中“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和“南宋与金”，是由于北方民族南进引起的疆土分裂，与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不同。只有“魏蜀吴三国鼎立”和“五代十国”两段历史可称为真正分裂的时期。不过仍要具休分析。如东汉后期由统一走向分裂，不是实行郡县制的罪过，而是由于宦官长期专权，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广大农民破产流亡，以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各地武力集团与豪强地主结合，先是镇压黄巾起义，后来形成军阀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如用柳宗元的话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如说最后兼并而成的“三国鼎立”之势为分裂时期，并不恰当。因为“三国鼎立”正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后来统一于西晋。造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与实行郡(州)县制无关，是唐朝后期在地方各军事重镇设节度使的结果。各节度使在州之上，兼管军、政，世代相袭，武力强大，不奉朝命，称作藩镇，与宦官时而勾结，时而斗争，天下分崩离析。这一局面的形成，如用柳宗元的话说也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或谓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后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据今河南)率军入长安，杀掉宦官数百人，后又杀唐昭宗，废哀帝，自立为帝，同号梁，唐朝灭亡。各节度使乘机纷纷独立，称帝称王，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导致统一国家发生变乱或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制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两大原因：一是皇帝昏庸，朝廷软弱，政治黑暗；其中皇帝昏庸是最主要的。二是地方武力集团强大，中央政令不行，尾大不掉。再加上皇帝或朝廷唯唯诺诺，姑息养奸，以致酿成灾祸。所以历代有识见的政论家都认为，要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正常运转，应当实行“强干弱枝”政策，中央指挥地方，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两干余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王朝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制度合理，政策正确，如西汉文帝行“治安策”，景帝行“削藩策”，武帝行“推恩令”等，都是为了纠正分封制偏向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即使在郡县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还必须要坚持如下二大根本性原则：第一，皇帝必须英明，坚持兼听纳谏；朝廷大臣必须干练，还能直言极谏。这样才能组成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和管理机构；第二，地方主要官吏必须忠于朝廷，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第三，严格监察制度。    (3)厉行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既察中央百官，也察地方群吏。这里主要讲下中央对地方的监察问题。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始创于秦始皇。后来刘邦建立西汉，一度废除这项制度时长达100年之久。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5年)前，国家面临的地方形势，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疆域广大。疆域东西9300余里，南北13000余里，划分为郡国102个，县道侯国邑1500余，民族复杂。如何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个大国，关键在于督导好与之相应设置的这个庞大的官僚群，尤其是郡太守一级。    二是社会动荡不安。西汉文、景时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的生活亦有改善。可是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亦日益严重，豪强地主勾结官府，武断于乡曲，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如何有效地制止豪强兼并土地，打击其不法行为，这又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于元封五年恢复并完善了监察地方的制度：分全国为13个州部为监察区(不包括京师附近七郡)，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专司监察。刺史秩六百石，相当于—个中等县令，但却监察郡太守和王国相，体现了汉武帝的“以内制外，以小制大”的政策。刺史以“六条问事”，一条察强宗豪右，五条察郡太守和王国相。据规定：“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太守、王国相等)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刺史受御史大大督导，直接受命于皇帝。每年于8月巡视所属郡县，年终回京上报皇帝。另设司隶校尉，监察京师附近七郡。从历史事实来看，监察诸侯王和不法贵族也是其重要任务。    汉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内置侍御史，又外设部刺史和司隶校尉，构成一套严密的监察网络，加强了汉武帝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在东汉时，刺史长驻地方。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成为州的军、政长官。    监察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混乱，可能与当时的分裂割据、政局不稳有关。到隋唐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监察系统。中央设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大，专司监察、执法。副长官为御史中丞。下属分为二院：一为台院，由侍御史组成，掌纠举百寮，推鞫狱讼。二为殿院，由殿中侍御史组成，掌殿廷供奉仪式及京畿地区的纠察。三为察院，由监察御史组成，“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唐前中期对地方的监察亦很重视，时全国分十道，后为政区，亦为监察区。皇帝随时派遣监察御史、尚书等赴“十道巡按”，“监察御史”有“巡按”之名，自此始。也是“以六条问事”，“六条”近于西汉，主要监察地方主管官员和不法地主。“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账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明朝对地方的监察制度更完备更严厉，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执行。中央设都察院，相当于前代之御史台，但其机构和职权更大得多。都察院下设十三道(按省划分十三道为监察区)监察御史，共11O人，代表天子出巡州县，人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极大，称为“巡按”。省没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之司法、监察。下设按察分司，分巡省内各道。清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基本上沿用明制。    历代的监察制度都是贯彻“以内制外，以小制大”的原则，这样做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权是有利的。    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中国占代国家制度的—大进步，对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对祖国的统一与边防的巩固，对各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都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和措施。可是，在实行此项制度的2000年间，历史并不平静，尤其是在发生地方叛乱或国家分裂，特别是危及王朝和皇帝的存在之时，总会有人对“郡县制”的实行发出抱怨。认为一切祸害、灾难都来自“废封建，置郡县”。似乎只有恢复“分封制”，才能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如从秦汉到明清，共发生重大叛乱事件5次。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土之乱”，唐朝有“安史之乱”，明朝有“靖难之变”，清朝有“三藩之乱”等。唐朝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曾以汉、唐两次事件为例，将“制”与“政”分开评判引发暴乱的原因。“制”是“制度”；“政”是“政事”，就是政策、措施或政情等。他说：西汉行“郡国并行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此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唐朝行“州县制”，后又于各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此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或谓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柳氏的见解很高明，观点清晰，很有见地，    关于国家分裂的原田，也要具体分析。从秦汉到明清，共发生国家分裂情况4次。而其中“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和“南宋与金”，是由于北方民族南进引起的疆土分裂，与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不同。只有“魏蜀吴三国鼎立”和“五代十国”两段历史可称为真正分裂的时期。不过仍要具休分析。如东汉后期由统一走向分裂，不是实行郡县制的罪过，而是由于宦官长期专权，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广大农民破产流亡，以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各地武力集团与豪强地主结合，先是镇压黄巾起义，后来形成军阀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如用柳宗元的话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如说最后兼并而成的“三国鼎立”之势为分裂时期，并不恰当。因为“三国鼎立”正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后来统一于西晋。造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与实行郡(州)县制无关，是唐朝后期在地方各军事重镇设节度使的结果。各节度使在州之上，兼管军、政，世代相袭，武力强大，不奉朝命，称作藩镇，与宦官时而勾结，时而斗争，天下分崩离析。这一局面的形成，如用柳宗元的话说也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或谓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后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据今河南)率军入长安，杀掉宦官数百人，后又杀唐昭宗，废哀帝，自立为帝，同号梁，唐朝灭亡。各节度使乘机纷纷独立，称帝称王，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导致统一国家发生变乱或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制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两大原因：一是皇帝昏庸，朝廷软弱，政治黑暗；其中皇帝昏庸是最主要的。二是地方武力集团强大，中央政令不行，尾大不掉。再加上皇帝或朝廷唯唯诺诺，姑息养奸，以致酿成灾祸。所以历代有识见的政论家都认为，要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正常运转，应当实行“强干弱枝”政策，中央指挥地方，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两干余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王朝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制度合理，政策正确，如西汉文帝行“治安策”，景帝行“削藩策”，武帝行“推恩令”等，都是为了纠正分封制偏向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即使在郡县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还必须要坚持如下二大根本性原则：第一，皇帝必须英明，坚持兼听纳谏；朝廷大臣必须干练，还能直言极谏。这样才能组成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和管理机构；第二，地方主要官吏必须忠于朝廷，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第三，严格监察制度。    (3)厉行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既察中央百官，也察地方群吏。这里主要讲下中央对地方的监察问题。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始创于秦始皇。后来刘邦建立西汉，一度废除这项制度时长达100年之久。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5年)前，国家面临的地方形势，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疆域广大。疆域东西9300余里，南北13000余里，划分为郡国102个，县道侯国邑1500余，民族复杂。如何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个大国，关键在于督导好与之相应设置的这个庞大的官僚群，尤其是郡太守一级。    二是社会动荡不安。西汉文、景时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的生活亦有改善。可是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亦日益严重，豪强地主勾结官府，武断于乡曲，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如何有效地制止豪强兼并土地，打击其不法行为，这又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于元封五年恢复并完善了监察地方的制度：分全国为13个州部为监察区(不包括京师附近七郡)，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专司监察。刺史秩六百石，相当于—个中等县令，但却监察郡太守和王国相，体现了汉武帝的“以内制外，以小制大”的政策。刺史以“六条问事”，一条察强宗豪右，五条察郡太守和王国相。据规定：“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太守、王国相等)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刺史受御史大大督导，直接受命于皇帝。每年于8月巡视所属郡县，年终回京上报皇帝。另设司隶校尉，监察京师附近七郡。从历史事实来看，监察诸侯王和不法贵族也是其重要任务。    汉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内置侍御史，又外设部刺史和司隶校尉，构成一套严密的监察网络，加强了汉武帝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在东汉时，刺史长驻地方。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成为州的军、政长官。    监察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混乱，可能与当时的分裂割据、政局不稳有关。到隋唐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监察系统。中央设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大，专司监察、执法。副长官为御史中丞。下属分为二院：一为台院，由侍御史组成，掌纠举百寮，推鞫狱讼。二为殿院，由殿中侍御史组成，掌殿廷供奉仪式及京畿地区的纠察。三为察院，由监察御史组成，“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唐前中期对地方的监察亦很重视，时全国分十道，后为政区，亦为监察区。皇帝随时派遣监察御史、尚书等赴“十道巡按”，“监察御史”有“巡按”之名，自此始。也是“以六条问事”，“六条”近于西汉，主要监察地方主管官员和不法地主。“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账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明朝对地方的监察制度更完备更严厉，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执行。中央设都察院，相当于前代之御史台，但其机构和职权更大得多。都察院下设十三道(按省划分十三道为监察区)监察御史，共11O人，代表天子出巡州县，人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极大，称为“巡按”。省没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之司法、监察。下设按察分司，分巡省内各道。清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基本上沿用明制。    历代的监察制度都是贯彻“以内制外，以小制大”的原则，这样做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权是有利的。

三、官僚制度    秦始皇为有效地实行中央集权，在选官制度上也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主要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采用“官僚制度”，此制在战国时期已有初步发展，而以行用于秦国的官僚制度比较系统和完整。这一制度实际是一种雇佣制度。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选官不问原来的出身，以国家需要为标准，量才录用；二是，实行俸禄制度，以谷或半钱半谷为薪俸，按年计算。在官则有俸，免官则无俸；三是，官吏有任期，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迁，非终身制；四是，官吏均不世袭，官吏的子孙无特权。    关于选官制度，以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西汉以“察举”、“征辟”制选官    两汉前期，主要官吏为开国功臣，另无明确的选官制度。文帝为了询访政治得失，曾下诏征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选以授官。武帝即位，董仲舒建议用“察举”的办法从民间或基层选官，自此始有明确的选官制度。董仲舒曰：“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即创行“察举制度”，所选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但由于主选者并不都忠于职守，所选良莠不齐。东汉章帝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在民间也流传着批评这一选官制度的谚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西汉还有征辟制度，是由三公和二千石等中央和郡太守等从民间征聘僚属之制，也有由皇帝特召授官的。    2．魏晋南北朝以“九品中止”制选官    察举、征辟的大权都掌握在官僚、地主和世家大族手中，庶族平民出身的有才之士很难有仕进的机会。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曹操曾行“唯才是举”的政策。至其子曹丕称帝，制定并实行“九品中正制”，用以选官。就是中央—些官吏兼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士人，列为九等，以备选用。选用原则，“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这与其父的“唯才是举”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可是由于中正官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占据，这一制度很快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们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闭)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当时有谚语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亦反映了这一选举不公的状况。这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重要原因之一。    3．隋唐至明清以“科举制”选官    隋文帝时，废除九品中正制，令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数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不问门第。隋炀帝即位，增设进士科，—般都说从此时起，科举制正式产生。“科举”是分科取士之意，此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由于此制不论应考者的身份，就打破了数百年来世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一般地主子弟和贫寒子弟可由此而走上仕途。此一选官制度的改革，削弱了官僚和门阀大族世代把持政治大权的状况，为庶族地主和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这为封建政权拓宽了阶级基础，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唐代沿袭隋制，又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途径。唐代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书、明算等。投考者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比较集中，而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制举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主要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录取后优予官职。科举在唐朝分地方和中央两级考试，到宋朝，增加殿试，为三级考试。明朝沿用宋制，亦行三级。其一为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得中者称“举人”，第—名俗称“解元”。二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会试得中者再参加殿试，也叫做廷试，由皇帝主持。殿试结果分三甲出榜，一下三人，赐进上及第，三人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山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进士可以授官。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自元代定科举必须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出题，发挥题意也以《集注》为根据。明代相沿不改，又以“八股”为应试文章的程式。文在“破题”、“承题”之后，即为“起讲”，后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阐发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每个段落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因称“八股文”。    清朝沿用明制而不改，直到光绪三十—年(1905年)推行现代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废除。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中后期创行的一种比较完善的选官制度，对于健全国家制度、改善吏治、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科举制度毕竟是封建制度，即使贫寒子弟得中为官，仍要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中，一般贫寒子弟实在缺乏与地主、官僚子弟竞争的条件，所以科举制度基本亡是选拔地主、官僚子弟为官的制度。此外，以“四书”出题考试，以“八股文”为文章的程式，都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智慧，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至于在执行中的各种流弊也多有发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选官制度来说，这些缺点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两汉以来，高级官吏有致仕后以低级俸禄养老的制度，也有“任子”为郎官之制。郎官一般称“郎”，为光禄勋属吏，职位低下，秩比三百石，掌皇室车骑、门户、宿卫等事，常接近皇帝，多侯补丞、尉、令、相等官，是直上青云的捷径，所以有“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之说。这种对高级官吏的特殊照顾，在后代的各王朝也存在。    四、“多民族”与“大一统”    “多民族”与“大—统”是我国历史上的两大重要问题。尤其是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干余年问，这两个问题可以说在任何时期、任何朝代，都是历史的主要内容。如民族的团结与斗争，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都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命运与各民族社会的进步。可是这两个问题又几乎与任何时期、任何朝代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密不可分。因此，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作为我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之—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此事，因限于篇幅，只简要谈如下两个问题。    1．各民族为奠定祖国疆域、增进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都为奠定祖国疆域、增进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1)秦汉至西晋时期汉族的贡献    秦汉至西晋(公元前221一公元317年)，时长约五百余年。在这段历史中，与疆域和民族相关的重大事件有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和汉、魏、西晋经营西域(今新疆地区)、西南夷(今云南、贵州、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及海南岛地区。在这一时期中，各有关民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汉族的贡献当是最主要的。    秦朝的疆域无疑是当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舞台。这一舞台的范围，见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立琅邪(牙)台石刻，其文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诲，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后来秦又把北部疆域扩展到今内蒙古的大青山麓，把南部疆域扩展到两广的海边。汉、魏、西晋就是以这一疆域为基础继续拓展的。其境内的民族之多可以想见。    各个朝代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种机构主要是为了统治和剥削广大汉族人民的，但为了管理和统治境内其他民族，也设置了不少相应的机构。如自秦朝开始，即于中央设置有“典客”一官，为“九卿”之一，开府以“掌诸归义蛮夷”，下有各级属官。还有列卿之一“典属国”，“掌蛮夷降者”。“属国”是少数民族归顺朝廷者的郡一级政区，除由朝廷派出官吏直接进行统治管理之外，在中央则归典属国管辖。从这些中央和地方机构的设置，可知秦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多民族”国家看待的。只是这些机构及其职掌使用了“典客”、“属国”、“归义”、“降者”等名词，反映了政治上民族不平等的历史特点。    汉承秦制，在中央亦置典客(后改名大行令、大鸿胪)、典属国等官。典客下设行人、译官、别火三个属官，都有令、丞。典属国机构也很大，设九译令，以掌翻译等事。汉武帝时，匈奴昆邪(魂爷)王率众来降，汉在西北地区设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共五个属国，以安置降者。对属国的统治管理大约与秦朝相同，由朝廷委派属国都尉主管，其部属有丞、侯、千人等官。以后又设金城属国，安置来降的羌人。匈奴来降者日多，又设北地等属国。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在中央设中垒校尉，为中央八校尉之一，兼掌西域事务。初在西域设使者校尉，宣帝时，改设西域都护，掌西域三十六国事；又设戊巳校尉，掌西域屯田和护卫等事。西域都护和戊巳校尉都有庞大的下属机构和士卒。西汉在境内的民族聚居区设置县级行政单位，称之为道。即所谓“有蛮夷曰道”，共有道三十二，道的官吏设置与内地的县相同。东汉、三国、西晋各朝代，基本上沿用西汉的制度。    (2)东晋至清朝中期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贡献        东晋十六国至清朝中期(317——1840年)，时长约—千五百余年。在这段历史中，与疆域和民族相关的重大事件很多。因限于篇幅，汉族所建王朝如隋唐宋明暂且不谈，只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如鲜卑、契丹、女真三族先后自塞外进入长城以南，征服了北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了北魏、辽、金三个王朝，统一了北部半个中国，时长均超过百年。后来蒙古和满族先后南下，统一全国，建立了元和靖两个强大的王朝。元朝把吐蕃(今西藏、青海地区)和澎湖、台湾地区纳入中央的版图。至清朝前中期，朝廷进一步改善并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在这些事业活动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有关民族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其中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则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主要是为了统治和剥削汉族，但也为管理、统治其他少数民族而继承了前代汉族建立的王朝所行的各项制度、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机构，结合本民族的某些重要特点或需要而有所取舍。如北魏，在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基本上采用了魏晋制度。其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官职，重要的有大鸿胪，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校尉，中垒将军、方泽博土等。授予民族首领的爵位和官职，有归义侯、率义侯、顺义侯和附义中郎将、归义中郎将、率义中郎将、顺义中郎将等。任职者有鲜卑人、汉人，亦有其他民族人物。    辽朝中央官制最大的特点是行“两面官制度”，就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制度。两官为两套统治系统，因官署分设在皇帝大帐的南北而得名。南面官沿袭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官员多用汉人。北面官名称与南面官不同，职掌却大体相似，官员用契丹人。金元两朝基本上沿用唐宋制，不过金在中央行一省制，以尚书省主政。元亦行一省制，但以中书省主政。金在中央兼用汉和女直(真)人，与民族有关的职官有典客署、译史等，主管“远方归化”、  “四方使客”、“诸国进贡”诸事。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统治全中国的时期，不仅疆域空前辽阔，民族空前众多，而且是一统天下，在制度方面亦因有新的需要而有许多新的创建。最重要的，如在中央设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僧徒和“叶蕃之境而隶治之”。宣政院长官为宣政使，秩从一品，初为二员，后增至十员，下属官员有同知、副使、参议、经历、都事、管勾、照磨等官。另在中央和地方设有诸多管理机构。如在吐蕃地区(今青海、西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司：吐蕃等处宣尉司；吐蕃等路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占鲁孙(即今前藏、后藏、阿里地区)等三路宣慰司，其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军、政和文教机构，以管理、统治吐蕃地区。忽必烈时，封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加封帝师。以后各代皇帝都尊奉大喇嘛为帝师。帝师是佛教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吐蕃地区的政治和宗教最高首领。    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土司制度，即依各族首领的地位授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职，兼管军民，隶属于中央的兵部。又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之制，叫做土官，亦称土司，主要管民政，隶属于中央的吏部。土司、土官均世袭，保存传统的统治机构和权力，对中央只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差役。    清朝是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和疆域的最后奠定，做出最大贡献的朝代。清朝前期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制止廓尔喀对西藏的侵扰，统—蒙占诸部，统一新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安定青海诸部，土尔扈特回归，及在西南各省“改土归流”，都对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清朝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各王朝的民族政策相比，要好的多。因之民族关系也比较好。在管理、统治机构方面，中央设理藩院是一个重要创建。其体制和地位同于六部，主要官员由满、蒙族人担任，属官亦有汉人。理藩院主要掌管内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蒙古、维吾尔、藏等民族的事务。地方也行土司制度。    元朝对我国“多民族”与“大—统”事业的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创修《元一统志》，为记载全国地理之书，共1000卷。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屡修《清一统志》，乾隆修500卷，嘉庆补纂本至道光时完成，为560卷，即《嘉庆重修一统志》。又康熙时编《皇舆全图》，乾隆时编《皇舆全览图》等，亦为我国疆域的最后奠定与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    (3)边疆其他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末到中原地区建立王朝的边疆地区的民族很多，他们同样为“多民族”与“大一统”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些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统一了附近的其他一些民族，在本地区建立过疆域较大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在改进本地区的政治、文化状况，引进中原王朝的先进制度、技术与文化方面，都做过许多工作，大大推动厂本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的团结、融合。为全国范围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及其所建国家或政权，自东北而西南，如鲜卑与乌桓政权，靺鞨建渤海国，匈奴建匈奴国，回鹘建喀喇汗国，藏族建吐蕃国，今天彝族与白族的先民乌蛮与白蛮先后建立的南诏国与大理国等，都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存在时间二三百至五六百年以上。其他小一些或更小的民族，虽居于海边、河谷之间，或居于深山密林之内，可是都世世代代艰苦奋斗，勤劳建设，开拓了边疆，发展了经济，创造了文明，守卫了国土，为我们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辽阔疆域的开发和奠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多民族”与“大一统”国家观的形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自秦汉以来，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国家观基本上是“多民族”与“大—‘统”的国家观。    说起我国在古代即长期“大一统”一事，人们会感到奇怪。尤其是外国人，更感到奇怪。因为我国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又疆域广大，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交通不便，能长期“大一统”，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可是就实际而论，自秦朝至清朝的2100年间，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十个王朝，国家基本上都是统—的，时长约1600余年。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与金等四个时期是分裂的，时长约500余年；可是其间有400年为民族对立和战争时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并不—样。如除去这400余年，则只有100余年是真正分裂时期，即“魏蜀吴三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而“五代十国”时期也有重大的民族问题存在。总之，从上述情况来看，在这2100年间，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方面；分裂是中国历史的支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非基本方面。    关于这一情况在中国古代人的国家观上很早即有反映。如汉高祖刘邦即日：“今吾……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西汉名臣晁错、主父偃亦都有“海内为一”之说。这些都是赞颂“大一统”的事例。如果国家分裂，则认为极不正常。如三国时期蜀的丞相诸葛亮为出师伐魏、统一中国而写给皇帝的“出师表”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十分明确地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代表性言论。    但也应当指出，这些言论尚只反映了“大一统”，未反映“多民族”。至南北朝时期，虽经历了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战争，可是国家观却有新的发展，就是在“大一统”之外又注入了“多民族”的内容。所以这样，是和人们对地理上之“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及历史上之“绵古芒昧，华戎代袭”的认识不断加深分不开的。关于此事，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有作为的政治家的言论中都有反映。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要“廓定四表，混—戎华。”唐太宗李世民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又曰：“混六合以为家”。金世宗完颜雍曰：“天下如一家”。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称“大元”时曰：“见天下一家之义”。清康熙皇帝曰：“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乾隆皇帝曰：“我朝家法，中外一体。”此“外”字是指边疆民族地区。他又把两干多年来—直起隔离汉族与北方民族作用的万里长城，看作是大一统国家内的—个“苑固”。他写的《密云道中望长城》诗曰：    秦时闉堞汉时山，总为天骄守御艰。    此日长城为苑囿，三秋巡狩数经还。

表面是两个时代,实际还不是一个实体.政体是根本,再怎么改还是改不了腐败的还是腐败,只是好一时坏一世!

身高决定一切．

毛泽东时代理念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思想。其民主监督所达程度之深远广泛，远在西方“民主”之上。那时的群众监督、社会意志都是强有力的，没网络可有“大字报”，“人民的眼睛雪亮”，管得干部队伍规规矩矩。 我记得，70年代末中央某部长在长城饭店（好象是）公款吃饭，被该饭店的厨师致信中央对此提出批评，最后该部长补交饭费并感谢他的批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时候就是这样。不用多少权力，哪怕是没有任何资源的小人物都能管到你部长。这就是当时的伟大的“人民”意识，不分贵贱没有等级。哪象现在到处都是弄权者胡作非为欺负人的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虎魄在2006-5-11 10:59:00的发言： 毛泽东时代理念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思想。其民主监督所达程度之深远广泛，远在西方“民主”之上。那时的群众监督、社会意志都是强有力的，没网络可有“大字报”，“人民的眼睛雪亮”，管得干部队伍规规矩矩。 我记得，70年代末中央某部长在长城饭店（好象是）公款吃饭，被该饭店的厨师致信中央对此提出批评，最后该部长补交饭费并感谢他的批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时候就是这样。不用多少权力，哪怕是没有任何资源的小人物都能管到你部长。这就是当时的伟大的“人民”意识，不分贵贱没有等级。哪象现在到处都是弄权者胡作非为欺负人的事。</div>这就是文革的真实一面！！ 在主流媒体上说文革的，都是文革中出过问题的人，他们的话真的那么真实不用质疑吗？

文革的路线和思想指导是错误的，也不可能再翻案。个人认为对待它最好的态度就是尽快忘记它。目前中国的许多混乱的社会现状很类似于当初汉朝前期的情况。我们要有耐心和耐性，要给胡哥足够的时间和支持。毕竟胡温是我们这20年来真正靠能力上台的领导。他们的睿智是有目共睹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虎魄在2006-5-11 10:59:00的发言： 毛泽东时代理念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思想。其民主监督所达程度之深远广泛，远在西方“民主”之上。那时的群众监督、社会意志都是强有力的，没网络可有“大字报”，“人民的眼睛雪亮”，管得干部队伍规规矩矩。 我记得，70年代末中央某部长在长城饭店（好象是）公款吃饭，被该饭店的厨师致信中央对此提出批评，最后该部长补交饭费并感谢他的批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时候就是这样。不用多少权力，哪怕是没有任何资源的小人物都能管到你部长。这就是当时的伟大的“人民”意识，不分贵贱没有等级。哪象现在到处都是弄权者胡作非为欺负人的事。</div>但你知道老毛那没完没了的整人运动、阶级斗争，整的全国人民人心惶惶，思维混乱，提心吊胆过日子，整的中国人民温饱都没有（除了当官的），整的失去了民主，没有了法制，变成了独裁统治，这对国家和民族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吗？？？！！！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野比大雄在2006-5-10 15:36: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大秦猛士在2006-5-10 15:33:00的发言： 私有公有这种争论，其实非常无聊。如果国企月薪一千，私企月薪一万，不知多数人选择哪个。</div>——很多人选择私企。但是有人为国企辩护说：国企的1000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还有很多无形的在里面……</div>那就是说，必须考虑“无形”的收入；说白了就是：还是收入最实在（是否无形不要紧，公有私有无所谓）——这种所谓的“辩护”，实际是反讽。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毛主席万岁！在2006-5-10 23:22:00的发言： 　　第五点不准确。中国古代儒教认为：皇帝是天子，和天帝、冥帝分管三界。各路神仙要经过皇帝册封，才是正神，除此都是邪神。 　　中国皇帝不是教皇册封的，而是皇帝册封宗教领袖。包括所谓的活佛，没有经过皇帝册封的都是冒牌货。</div>　　第五点是正确的，中国虽然没有西方世界的封建体制中那样明确的合成体系的确认“君权神授”，但是却在实际上体现这一理念，在古代皇帝称“真龙天子”，而龙则是中华民族的古老图腾，从实际上赋予了皇帝超越人的神格。皇帝册封各路神仙，其实是利用皇帝神格来强化自身政权而已。 　　你后面说的活佛之类，实际上并不是册封，而只是皇帝的一种确认程序，是体现封建政权和宗教集团的相互密切联系。

＝＝历史将会证明，上世纪76年以前的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落后、原始、封闭、封建、独裁的人治社会，76年之后开始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民主、法治、开放社会，76年将是这个关键点的分水岭，我们现在正处于走向法治文明社会的起步初期，而为中华民族立下这丰功伟绩的是叶帅和邓公！！也许过20、30年后人们就会认识到，就能证明。

放屁~~~(申明不是骂人,只是此人狗p不通没有两弹一星,没有核潜艇,没有援朝,何来现在的安定,何来30年的发展机遇何来西方国家对大陆的承认,可见你个蓝色小药片浅薄到什么地步了.文革打倒了那么多的开国功臣,现在这个社会还太子党横行,腐败猖獗,可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还不知道该如何腐败,劝告你,蓝色小药片不要不懂装懂,很多善辩的高手不来超大了,也轮不到你小丫唧唧歪歪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伟哥A在2006-5-11 11:49:00的发言： 但你知道老毛那没完没了的整人运动、阶级斗争，整的全国人民人心惶惶，思维混乱，提心吊胆过日子，整的中国人民温饱都没有（除了当官的），整的失去了民主，没有了法制，变成了独裁统治，这对国家和民族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吗？？？！！！</div>我就不举个人的例子了,那样的例子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只想问你思维混乱的人能造出原子弹吗?要知道解放前我们国家是连自行车都不能造的.火柴,那叫洋火.如此多的成就在你的眼中是没有,选择性失明? 至于温饱,你去问下75岁左右的老人,如果他是城市居民,问下解放前他是买升米还是斗米的?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去问下吗.那时候买斗米的,就是当时的小康了. 你的话已经超过了辩论的范围,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自己知道吗? 我不会骂你是垃圾,因为我还想继续看小丑的把戏[em01][em01][em01]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虎魄在2006-5-11 10:59:00的发言： 毛泽东时代理念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思想。其民主监督所达程度之深远广泛，远在西方“民主”之上。那时的群众监督、社会意志都是强有力的，没网络可有“大字报”，“人民的眼睛雪亮”，管得干部队伍规规矩矩。 我记得，70年代末中央某部长在长城饭店（好象是）公款吃饭，被该饭店的厨师致信中央对此提出批评，最后该部长补交饭费并感谢他的批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时候就是这样。不用多少权力，哪怕是没有任何资源的小人物都能管到你部长。这就是当时的伟大的“人民”意识，不分贵贱没有等级。哪象现在到处都是弄权者胡作非为欺负人的事。</div>　　文革时候并不是没有腐败，整个毛时代也并没有消除腐败，作为中央的高级官员，作出一定的表率作用也是必然的。毛时代的腐败是低层次的，同时因为强烈的群众运动而被掩盖了起来－－当时干部的相对影响力比现在还要强大，所受的制约也远远少于现在，小二的老娘当年就是受了腐败分子的打击，失去了第一次进入大学的机会。

如果要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政治运动与腐败之间选择一个,那我宁愿选择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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