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感言：劳动者你快乐吗？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4:05:42

<table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gcolor="#e6e6dd"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hr width="80%" size="1"/>2006/04/29  </td></tr><tr><td class="bodytext"> 去年初，报载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以照顾患病妻子，不做挂名代表为理由，请辞代表资格并获接纳。网上即时纷纷议论，几乎一致深表惋惜。所以然者何？因为王泽华自1993年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历经八、九、十届。12年中，他共提出250多件议案和建议，发起13次询问案，以提案多、敢说敢言而被社会熟知，有“议案大王”、“明星代表”的称号。 笔者无从见识王泽华代表的诸多提案，但200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老人报》头版刊载了记者袁少坚的一个访谈录，介绍了王泽华代表为了争取公正与合理的法律规范，以达致权利与义务相对平衡，就如何解决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明显偏低的问题向广东省人大提交了议案，令人不禁深表敬意。　　　　　　　　　　　　　　　　　　　　 王泽华先生的这个提案当时能否引起足够重视不得而知，但是，在经过近三年时间后，上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明显偏低的问题却依然如故。就广东一省而言，绝大部分地区在扣除物价尤其是食品、燃料等价格上涨因素后，企业退休养老金实际呈负增长，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待遇差距更大了。据2004年8月5日《老人报》称，两者差距4--6倍，如以不同地区最高和最低作比较，相差至少十几倍。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他们对国家所做贡献，时下的年轻一代恐怕知之甚少。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家实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代表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开始式微，渐渐地所有企业都姓了“公”，人人成了“公家的人”。老一辈企业员工当时在长期个人低工资（大多仅够糊口）和国家高积累的体制下，真正做到不避艰苦、辛勤劳动，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心血汗水以及青春年华。偶尔对年轻人提起往事，大都表示无法理解，他们甚至对当时只提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容不下半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对国家无私奉献为时尚，提倡职业无分贵贱，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把国家需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表示出轻蔑和嘲笑。无法理解也罢，轻蔑与嘲笑也罢，但，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关于老一辈企业员工所作贡献，根据已公开的统计资料，在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三十多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之中，工商稅和企业上缴利润所占比例大都超过90%，一段时期更有超过95%的。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所占比例大都超过4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50%，而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开支则不足10%，相当长一段时期实现财政盈余, 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据近期传媒透露，目前国有资产总值约达二十万亿元人民币，这当然有赖于前期高积累打下的坚实基础。 企业退休人员希望在有生之年合理分享到也曾经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而创造的国家繁荣、社会进步的成果，理所当然，因为那是他们的合法权益。 王泽华代表当时谈到“由于国家‘财政性’的原因，使解决这一问题变得相当困难。”这大概说的是影响解决“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上的不合理支出过大，巧妇难为无米炊。据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公开的数字，我国自1996年起，计划内、外的财政收入已开始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以后每年递增一个二位数百分比；但相对同期计划内、外财政支出，各年均显示巨额赤字，而且同样以一个二位数百分比递增。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达到31627.98亿元（不含债务收入），比2004年增加5231.51亿元，增长19.8%，全国财政支出33708.12亿元，比2004年增加5221.23亿元，增长18.3%。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2080.14亿元。 问题是，这其中用于 “吃饭财政”的支出有多少？据有关刊物披露，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与普通民众之比，两千年前西汉时期是1；7945，三年前是1：28，如今是1：26。仅两三年间，又增加了三百万人“吃皇粮”，正是食之者更众，生之者更寡。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据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另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额只有190亿元。且不说国资管理黑洞既大又深，“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南方日报》2004/08/17），这是人均卷走一亿多元人民币；卷而未暴露的大概也很不少。且不说钱权交易，利益输送黑幕重重，国有银行反映的呆坏账已足够触目惊心。单是权力机构滥用公帑，盲目决策，重复建设，牺牲环保过度开发等所造成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的失误率就高达30%，资金浪费大约4000—5000亿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左右。大量的公共资源长期在低效运转中惊人浪费或与产出相抵消，再好的财政状况也吃不消，何况连年巨额财政赤字！据资料显示，今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35423.38亿元，增加3795.4亿元，增长12%；全国财政预算支出38373.38亿元，增加4665.36亿元，增长13.8%。其中中央预算财赤2950亿，（全国合计该多少？），目前单是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就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工程款达700亿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能把发展经济、消灭财赤、改善民生列为政府首务，为共度时艰，政府雇员冻薪减薪。而国内各级政府却热衷于寅吃卯粮，透支子孙后代资源。拖欠农民工工资相当部分与政府举债上工程有关，已导致诸如前期沈阳民工集体自杀事件等许多悲剧。 一个合理合法权益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却由于“财政性原因”而变得难于保障，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已提出多年并愈益严峻的问题其对策莫非竟是“画饼充饥”？让企业退休人员从“南望王师又一年”开始，走到以“家祭无忘告乃翁”作为终结？对企业退休人员作如此无情的轻蔑和嘲笑难道是保持“先进性”应有之义？ 另一个同样迫切的问题是，目前，一方面有人在“圈钱”、“圈地”等疯狂掠夺中成就了自己的“千秋伟业”；另一方面却有人距离“小康水平”越来越远。这里单说庞大的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群体，尤其是当中已为共和国效力二、三十年以上的一群。他们大都曾经作为企业中坚或骨干力量艰苦奋斗在生产第一线，属于把人生黄金时期无私奉献给国家的一族。正当事业、家庭开始步入低起点的稳定，距离退休年龄接近五年或者不足五年，适逢一风吹国有企业改制，被迫要么花毕生的极其有限的积蓄参股“赌”一把（“赌”企业发展前景好，“赌”大股东不太黑），要么领取丁点补偿被遣散回家（企业不配享受“分流”），此外别无选择。一些地方仅花了几千元人民币便把有着三十余年工龄的企业员工打发到社会上去了，须知，这几千元很可能就是他们退休前几年内的主要生活来源。以他们自身各方面条件，面对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再就业谈何容易。要应聘新岗位，人家嫌你“老卖年糕”。要自己创业，既苦无门路更欠缺资本。于是，多半只好加入无牌小贩行列，卖点日用杂货、蔬菜水果等，或者摆地摊修自行车，蹬三轮开摩托载货搭客，“劳模上街擦皮鞋”也属迫不得已。为了生活，临老还须栉风沐雨，劳碌奔波，饱尝城管驱赶，交警执罚，阔人白眼。尽管政府近年也出台了若干动机良好的政策措施，但不切实际，基本没能解决问题。一些家庭双职工下岗失业，能够借重老人微薄退休金帮补生计及儿孙教育费等项开支，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假如遇到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读书，贫病相逼，心力交瘁，“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亦未足以形容其苦况，近年为此而轻生自杀的个案明显增加。对比现在行政事业单位的极其优厚的分流办法，二者实有天壤之别。以广东省某特区市为例，一个正好年满五十二岁，工龄满三十年的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分流”，可一次领取提前数年退养补偿金数万元，并且即时享受副科级干部退休待遇每月数千元。而一个改制企业相同年资员工的“分流”（就离岗实质而言，借用“分流”），很可能只有几千元“遣散费”，外加不超过二十四个月的失业金，（按月到社保部门确认签领三百余元）。他必须耐心等待八年后才能享受退休待遇；在此期间，他有可能另须完全自费向社保继续购买至退休前的余下年期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向人事局缴纳每年二百元档案托管费，熬过八年，退休养老金大约还只是数百元。最近，有关的政府官员谈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拟将原方案中基础养老金一律按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计算改为按每缴费一年一个百分点计算。这对社保“新人”也许是激励延长缴费期限，但对“中人”里被统称为“40-50人员”的个人却是落井下石，因为他们下岗失业之前的社保缴费远没有二十年，之后又大都无力续缴，意味着将来年届退休，他们所能领取的养老金必然“缩水”。影响所及非同小可，制定政策的公仆们，可要小心从事啊！ “为人民服务”何时开始已变成对公仆的奢求？又是巨额廉政奖，又是带薪下海，下海不成还可重新上岗等等。二、三年前，某颇具影响力刊物更有论者为反贪献计，称可实施“匿名退赃 ”，保留票据，免于追究，而所退赃款，则用于官员“高薪养廉”。滑稽如此，表明政策呵护无微不至。至于几乎连年加薪，是为了“拉动内需”，就连最低级别的“车改补贴”也抵得一份“低保金”。普通百姓大概是免于“拉动内需”义务的，交通费不断走高，跑路还能锻炼身体。厚此薄彼一至于此。据解释，上述差别均有文件依据，是“照本子办事”。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某些制度设计是否出了问题？公仆们可否一方面罔顾一线劳动者合法合理权益甚至基本生存权利，另一方面视国家公共财政如私产，随意为自己加薪加补贴加福利随意开支而无须经过“主人”批准？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立法原意是否只为了开个大玩笑？ 工农大众独自支付了改革的成本，并承受着改革的“阵痛”（对受影响的个人而言，是长时间的剧痛），却不仅无法分享到改革的成果，还更接近于贫穷。当“双重标准”大行其道，社会公正与平等便发生严重倾斜，当权利与义务不再平衡，一切规范和秩序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客观上看，一方面更鼓励了急功近利、跑官买官、投机取巧的趋权行为。以至假冒伪劣风行，权力寻租猖獗，腐败毒素正以百倍的疯狂侵蚀着共和国的根基。另一方面由于弱势群体（以失地农民和失业职工最为困苦）的正当合理权益多年被漠视或忽略，社会不满情绪已达前总理所形容的“民怨沸腾”程度。不太久之前，重庆* *区因挑夫被打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应是民怨积聚所致。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一九九四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二○○四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二○○四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增加了四倍多。这些事件的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如今，王泽华先生已辞去代表职务，往后，愿意为弱势群体代言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曾被誉为社会良知的传媒还有多少？愿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公仆又有多少？ 综上所述，国家对在计划经济时期内长年作出贡献的国企员工（无论退休与否）是很欠了一笔帐的，这些收入分配状况绝对低人一等的曾经或仍在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第一线劳动者正十分担心又了遇上“老赖”。歌谣“吃水不忘挖井人”很动听，可是如今挖井人正独自忍受干渴，身陷困局，这是典型的忘恩负义，这是典型的过河拆桥，这是人们关注的“诚信缺失”中最大的“诚信缺失”。道德底线既已荡然无存，法律底线也便视同儿戏，这正是当今腐败所以越演越烈的一个最好注脚。 1945年7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向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基本思想："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新华日报》1945/9/27）但共和国走过五十六年后的今天，一线劳动者仍不能免于匮乏，不能免于经济压力所引致的恐惧。改革的目的并非为了使部分人的生活质量提得更高而使另一部分人降得更低。一个严重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总是一个不健全因而不稳定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首先是公仆们的耻辱。只有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抛弃荒唐年代的荒唐思维，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下，建立起对“游戏规则”的公平合理的修订机制和反应迅速的监督纠错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建设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将到了,但其由来已很少被提起。凭谁问，今后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能让所有劳动者都感受到节日的愉快吗？能不再面对“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的难堪吗？ 作者：木子丰</td></tr></tbody></table><table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gcolor="#e6e6dd"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hr width="80%" size="1"/>2006/04/29  </td></tr><tr><td class="bodytext"> 去年初，报载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以照顾患病妻子，不做挂名代表为理由，请辞代表资格并获接纳。网上即时纷纷议论，几乎一致深表惋惜。所以然者何？因为王泽华自1993年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历经八、九、十届。12年中，他共提出250多件议案和建议，发起13次询问案，以提案多、敢说敢言而被社会熟知，有“议案大王”、“明星代表”的称号。 笔者无从见识王泽华代表的诸多提案，但200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老人报》头版刊载了记者袁少坚的一个访谈录，介绍了王泽华代表为了争取公正与合理的法律规范，以达致权利与义务相对平衡，就如何解决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明显偏低的问题向广东省人大提交了议案，令人不禁深表敬意。　　　　　　　　　　　　　　　　　　　　 王泽华先生的这个提案当时能否引起足够重视不得而知，但是，在经过近三年时间后，上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明显偏低的问题却依然如故。就广东一省而言，绝大部分地区在扣除物价尤其是食品、燃料等价格上涨因素后，企业退休养老金实际呈负增长，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待遇差距更大了。据2004年8月5日《老人报》称，两者差距4--6倍，如以不同地区最高和最低作比较，相差至少十几倍。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他们对国家所做贡献，时下的年轻一代恐怕知之甚少。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家实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代表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开始式微，渐渐地所有企业都姓了“公”，人人成了“公家的人”。老一辈企业员工当时在长期个人低工资（大多仅够糊口）和国家高积累的体制下，真正做到不避艰苦、辛勤劳动，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心血汗水以及青春年华。偶尔对年轻人提起往事，大都表示无法理解，他们甚至对当时只提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容不下半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对国家无私奉献为时尚，提倡职业无分贵贱，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把国家需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表示出轻蔑和嘲笑。无法理解也罢，轻蔑与嘲笑也罢，但，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关于老一辈企业员工所作贡献，根据已公开的统计资料，在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三十多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之中，工商稅和企业上缴利润所占比例大都超过90%，一段时期更有超过95%的。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所占比例大都超过4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50%，而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开支则不足10%，相当长一段时期实现财政盈余, 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据近期传媒透露，目前国有资产总值约达二十万亿元人民币，这当然有赖于前期高积累打下的坚实基础。 企业退休人员希望在有生之年合理分享到也曾经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而创造的国家繁荣、社会进步的成果，理所当然，因为那是他们的合法权益。 王泽华代表当时谈到“由于国家‘财政性’的原因，使解决这一问题变得相当困难。”这大概说的是影响解决“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上的不合理支出过大，巧妇难为无米炊。据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公开的数字，我国自1996年起，计划内、外的财政收入已开始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以后每年递增一个二位数百分比；但相对同期计划内、外财政支出，各年均显示巨额赤字，而且同样以一个二位数百分比递增。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达到31627.98亿元（不含债务收入），比2004年增加5231.51亿元，增长19.8%，全国财政支出33708.12亿元，比2004年增加5221.23亿元，增长18.3%。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2080.14亿元。 问题是，这其中用于 “吃饭财政”的支出有多少？据有关刊物披露，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与普通民众之比，两千年前西汉时期是1；7945，三年前是1：28，如今是1：26。仅两三年间，又增加了三百万人“吃皇粮”，正是食之者更众，生之者更寡。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据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另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额只有190亿元。且不说国资管理黑洞既大又深，“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南方日报》2004/08/17），这是人均卷走一亿多元人民币；卷而未暴露的大概也很不少。且不说钱权交易，利益输送黑幕重重，国有银行反映的呆坏账已足够触目惊心。单是权力机构滥用公帑，盲目决策，重复建设，牺牲环保过度开发等所造成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的失误率就高达30%，资金浪费大约4000—5000亿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左右。大量的公共资源长期在低效运转中惊人浪费或与产出相抵消，再好的财政状况也吃不消，何况连年巨额财政赤字！据资料显示，今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35423.38亿元，增加3795.4亿元，增长12%；全国财政预算支出38373.38亿元，增加4665.36亿元，增长13.8%。其中中央预算财赤2950亿，（全国合计该多少？），目前单是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就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工程款达700亿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能把发展经济、消灭财赤、改善民生列为政府首务，为共度时艰，政府雇员冻薪减薪。而国内各级政府却热衷于寅吃卯粮，透支子孙后代资源。拖欠农民工工资相当部分与政府举债上工程有关，已导致诸如前期沈阳民工集体自杀事件等许多悲剧。 一个合理合法权益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却由于“财政性原因”而变得难于保障，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已提出多年并愈益严峻的问题其对策莫非竟是“画饼充饥”？让企业退休人员从“南望王师又一年”开始，走到以“家祭无忘告乃翁”作为终结？对企业退休人员作如此无情的轻蔑和嘲笑难道是保持“先进性”应有之义？ 另一个同样迫切的问题是，目前，一方面有人在“圈钱”、“圈地”等疯狂掠夺中成就了自己的“千秋伟业”；另一方面却有人距离“小康水平”越来越远。这里单说庞大的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群体，尤其是当中已为共和国效力二、三十年以上的一群。他们大都曾经作为企业中坚或骨干力量艰苦奋斗在生产第一线，属于把人生黄金时期无私奉献给国家的一族。正当事业、家庭开始步入低起点的稳定，距离退休年龄接近五年或者不足五年，适逢一风吹国有企业改制，被迫要么花毕生的极其有限的积蓄参股“赌”一把（“赌”企业发展前景好，“赌”大股东不太黑），要么领取丁点补偿被遣散回家（企业不配享受“分流”），此外别无选择。一些地方仅花了几千元人民币便把有着三十余年工龄的企业员工打发到社会上去了，须知，这几千元很可能就是他们退休前几年内的主要生活来源。以他们自身各方面条件，面对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再就业谈何容易。要应聘新岗位，人家嫌你“老卖年糕”。要自己创业，既苦无门路更欠缺资本。于是，多半只好加入无牌小贩行列，卖点日用杂货、蔬菜水果等，或者摆地摊修自行车，蹬三轮开摩托载货搭客，“劳模上街擦皮鞋”也属迫不得已。为了生活，临老还须栉风沐雨，劳碌奔波，饱尝城管驱赶，交警执罚，阔人白眼。尽管政府近年也出台了若干动机良好的政策措施，但不切实际，基本没能解决问题。一些家庭双职工下岗失业，能够借重老人微薄退休金帮补生计及儿孙教育费等项开支，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假如遇到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读书，贫病相逼，心力交瘁，“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亦未足以形容其苦况，近年为此而轻生自杀的个案明显增加。对比现在行政事业单位的极其优厚的分流办法，二者实有天壤之别。以广东省某特区市为例，一个正好年满五十二岁，工龄满三十年的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分流”，可一次领取提前数年退养补偿金数万元，并且即时享受副科级干部退休待遇每月数千元。而一个改制企业相同年资员工的“分流”（就离岗实质而言，借用“分流”），很可能只有几千元“遣散费”，外加不超过二十四个月的失业金，（按月到社保部门确认签领三百余元）。他必须耐心等待八年后才能享受退休待遇；在此期间，他有可能另须完全自费向社保继续购买至退休前的余下年期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向人事局缴纳每年二百元档案托管费，熬过八年，退休养老金大约还只是数百元。最近，有关的政府官员谈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拟将原方案中基础养老金一律按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计算改为按每缴费一年一个百分点计算。这对社保“新人”也许是激励延长缴费期限，但对“中人”里被统称为“40-50人员”的个人却是落井下石，因为他们下岗失业之前的社保缴费远没有二十年，之后又大都无力续缴，意味着将来年届退休，他们所能领取的养老金必然“缩水”。影响所及非同小可，制定政策的公仆们，可要小心从事啊！ “为人民服务”何时开始已变成对公仆的奢求？又是巨额廉政奖，又是带薪下海，下海不成还可重新上岗等等。二、三年前，某颇具影响力刊物更有论者为反贪献计，称可实施“匿名退赃 ”，保留票据，免于追究，而所退赃款，则用于官员“高薪养廉”。滑稽如此，表明政策呵护无微不至。至于几乎连年加薪，是为了“拉动内需”，就连最低级别的“车改补贴”也抵得一份“低保金”。普通百姓大概是免于“拉动内需”义务的，交通费不断走高，跑路还能锻炼身体。厚此薄彼一至于此。据解释，上述差别均有文件依据，是“照本子办事”。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某些制度设计是否出了问题？公仆们可否一方面罔顾一线劳动者合法合理权益甚至基本生存权利，另一方面视国家公共财政如私产，随意为自己加薪加补贴加福利随意开支而无须经过“主人”批准？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立法原意是否只为了开个大玩笑？ 工农大众独自支付了改革的成本，并承受着改革的“阵痛”（对受影响的个人而言，是长时间的剧痛），却不仅无法分享到改革的成果，还更接近于贫穷。当“双重标准”大行其道，社会公正与平等便发生严重倾斜，当权利与义务不再平衡，一切规范和秩序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客观上看，一方面更鼓励了急功近利、跑官买官、投机取巧的趋权行为。以至假冒伪劣风行，权力寻租猖獗，腐败毒素正以百倍的疯狂侵蚀着共和国的根基。另一方面由于弱势群体（以失地农民和失业职工最为困苦）的正当合理权益多年被漠视或忽略，社会不满情绪已达前总理所形容的“民怨沸腾”程度。不太久之前，重庆* *区因挑夫被打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应是民怨积聚所致。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一九九四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二○○四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二○○四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增加了四倍多。这些事件的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如今，王泽华先生已辞去代表职务，往后，愿意为弱势群体代言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曾被誉为社会良知的传媒还有多少？愿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公仆又有多少？ 综上所述，国家对在计划经济时期内长年作出贡献的国企员工（无论退休与否）是很欠了一笔帐的，这些收入分配状况绝对低人一等的曾经或仍在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第一线劳动者正十分担心又了遇上“老赖”。歌谣“吃水不忘挖井人”很动听，可是如今挖井人正独自忍受干渴，身陷困局，这是典型的忘恩负义，这是典型的过河拆桥，这是人们关注的“诚信缺失”中最大的“诚信缺失”。道德底线既已荡然无存，法律底线也便视同儿戏，这正是当今腐败所以越演越烈的一个最好注脚。 1945年7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向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基本思想："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新华日报》1945/9/27）但共和国走过五十六年后的今天，一线劳动者仍不能免于匮乏，不能免于经济压力所引致的恐惧。改革的目的并非为了使部分人的生活质量提得更高而使另一部分人降得更低。一个严重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总是一个不健全因而不稳定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首先是公仆们的耻辱。只有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抛弃荒唐年代的荒唐思维，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下，建立起对“游戏规则”的公平合理的修订机制和反应迅速的监督纠错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建设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将到了,但其由来已很少被提起。凭谁问，今后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能让所有劳动者都感受到节日的愉快吗？能不再面对“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的难堪吗？ 作者：木子丰</td></tr></tbody></table>

快乐个毛　　　没加班工资　　天天上班　　｀｀｀｀｀｀｀｀｀｀｀｀

最快乐的是应该是资本家和人民公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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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462532169在2006-4-30 8:22:00的发言： 最快乐的是应该是资本家和人民公仆吧？</div>《快乐人的衬衫》——这可是西方的寓言故事。可如果让你成为那个故事里的“快乐的人”，估计你得“不快乐致死”！   资本家和公仆们快乐么？未必。理由，你自己想。 普通小百姓快乐么？也未必，理由不用说。 那些生活贫苦的人快乐么？更未必，理由明摆着。   看来全中国没人“一定会快乐”   那怎么办？或许，地球上有个地方，能够让你“无忧虑、无烦恼，天堂美满安详”？

“五一”感言：劳动者你快乐吗？五一快乐五一快乐五一快乐五一快乐五一快乐 [灌水]五一快乐~~~ [贴图]五一快乐~*TOMCAT*~ 同学们，五一快乐亲们！五一快乐从大飞机谈起-----五一感言孩子，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