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精我的毕业论文二稿，谈水浒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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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主题观之我见 摘要：《水浒》是一部以传奇的笔法描写一批当时处于社会边缘人物为了有尊严地生存而不断奋斗、成功与失败的一部生存史，对黑暗的、混乱的主流社会的一种反抗史。要歌颂的是那些敢于造反、敢于追逐自己利益，为此敢于到处杀人放火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造反英雄”。其最终写作目的主要有三：一、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二、发泄一下小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塑造美好社会的良好愿望；三、歌颂了那些处于主流社会边缘地位的流民阶级的“忠”“义”品德。 关键词：水浒、梁山组织、社会边缘、生存、忠义 《水浒》主题观之我见 摘要：《水浒》是一部以传奇的笔法描写一批当时处于社会边缘人物为了有尊严地生存而不断奋斗、成功与失败的一部生存史，对黑暗的、混乱的主流社会的一种反抗史。要歌颂的是那些敢于造反、敢于追逐自己利益，为此敢于到处杀人放火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造反英雄”。其最终写作目的主要有三：一、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二、发泄一下小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塑造美好社会的良好愿望；三、歌颂了那些处于主流社会边缘地位的流民阶级的“忠”“义”品德。 关键词：水浒、梁山组织、社会边缘、生存、忠义

自《水浒》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以其英雄传奇的独特风貌，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明代的批评家把她列入“四大奇书”中的一种。明代著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将《水浒》列为“六才子书”，并称：“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它的“奇”不仅在于用当时最通俗的语言撰写了一百余万字的小说，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是主流社会的人们非常少见的，使读者耳目一新。与以前的文学作品相比，《水浒》的出现更是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但究竟《水浒》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议。归纳了一下，主要有这几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农民起义说。此说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末，特别是解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冯雪峰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但近几年多次证明这个理论不切合《水浒》的实际，108条好汉里真正农民出身的没几个，梁山事业的领导者，晁盖、卢俊义都是地主阶级出身，宋江也是出身于小官僚，小说中以农民形象出现的人物也很难找得到。显然《水浒》写的“民反”显然不是“农民造反”。 第二种观点，忠奸斗争说。1966年第一期《文史哲》发表的《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重新探讨》一文认为，《水浒》写的是“封建势力内部的忠奸两派的斗争”。 第三种观点，“为市井细民写心”说。欧阳健老先生借鲁迅评《三侠五义》的这句话来评《水浒传》，认为《水浒》反映了市民的愿望要求。 第四种观点，士之骚、士之愤说。此说首出于明人李执，近几年来有人发掘并发展了此说。该说认为，《水浒》本质上写的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之骚、士之愤。它首先集中抨击的是以皇帝为首的用人制度和政策，它表现了以士为首的人民大众对官府的压迫给予反抗和复仇的幻想，从官府手里夺回被搜刮去的血汗的幻想、民族复兴的幻想和让普通人走上历史舞台、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幻想。它还幻想了一个梁山的乌托邦，并对它的建立和保卫作了卓越的设想。 第五种观点，谏书说。陶诚老师于1985年第一期《求是学刊》上发表《一部形象的谏书》一文，认为《水浒》作者以“忠义”将造反和忠君两种冰炭不相容的事务协调起来，体现了作者谏书的意图。 第六种观点，反腐败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受到时的社会氛围影响提出的一种新学说。 第七种观点，游民故事说。也是上世纪90年代才兴起的一种新学说，持这种学说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李殿元、王学泰两位老师。他们认为，《水浒》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歌颂了游民无产阶级的江湖义气。 这么多观点和说法我觉得除了农民起义说之外，其余的学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浒》这书思想内容的某一面。相对来说，我比较认同游民故事说，在结合王学泰老师和欧阳健老师两家观点之后，我认为：《水浒》是一部以传奇的笔法描写一批当时处于社会边缘人物为了有尊严地生存而不断奋斗、成功与失败的一部生存史，对黑暗的、混乱的主流社会的一种反抗史。

（一） 那到底何为“社会边缘人物”呢？为什么我会将《水浒》中的108位好汉统归为“社会边缘人物”呢？ 首先，在关于“社会边缘人物”的定义解释上，现代与小说中的背景时代（主要是宋代）略有差别。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大概是指那些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没有稳定的、正式的收入，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和城市中的老区，他们的声音微弱，力量单薄。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而在《水浒》的背景时代，北宋宋徽宗时代前期（甚至包括整个宋代），“社会边缘人物”“社会边缘阶层”更多的是指那些脱离了当时宗法制网络控制，且不被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所接受和认同的人。而这是这些社会的边缘人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另外一个独特的社会体系即――“江湖”。书中的社会边缘人物成分相当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单是指穷人或者弱者。 仔细分析归纳一下这108条好汉的出身成分，我做了个统计，大体上可以分为 游民        50人 小产业者        5人 小知识分子        约10人 小吏差役        约10人 大商人、大地主        9人 武将（包括主动投奔的和降将），         约20人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在梁山组织中，游民所占的人数最多，再加上与游民有密切关系的小产业者、小知识分子、小吏差役、大商人大地主等人足有80人之多。可见，游民在梁山组织中占主体地位。游民的利益、诉求在梁山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武将（包括主动投奔的和降将）的人数也占了梁山组织众头领的五分之一强，相对来说，武将与游民的关系并不是太密切，在某些方面（如招安）双方甚至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将《水浒》的故事定性为游民的故事，这种看法有点片面。在梁山组织中，众英雄最大的相同点都是出身于当时的“社会边缘阶层”。 一、游民 那何谓“游民”呢？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哪朝哪代，只要是在太平盛世，统治阶级都会通过一种金字塔式的完整而又有效的网络来直接控制到每一个臣民。我们称之为宗法制社会。具体表现为（以宋代为例子）在乡村设立保甲制，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在城市实行坊里制。虽然，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宗法网络已经开始有所松动，但只是松动绝对没有被最终打破。梁山初期头领之一，晁盖就是当时乡里的一个富户也是一个小小的保长。按王国泰老师的说法，那些脱离了宗法网络，但却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固定的居所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游民。 大部分的游民都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得生活资料，包括主流宗法制社会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手段。毛泽东同志早年的时候就说过，游民可分为5种，即：兵、匪、盗、丐、娼妓。他们乃是社会中最不安定者。 《水浒》中的游民，上山前的职业大多以“匪”和“盗”为多。不过梁山泊在一些主流社会人士（如高逑、童贯）眼中看来，本来就是个大匪窝。梁山组织除了自己的班底人马和初次聚义的人物外，许多头领还是其他小山头小组织占山为匪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等三人，清风山的燕顺等三人，桃花山的李忠、周通二人，还有黄门山、对影山、登云山、二龙山等等等等。按现在的说法，都是些有组织犯罪分子。另外还有一些搞单干的“匪”头领，如活跃在江河之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张青、朱贵等人。再加上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出身的时迁。这些没有太多的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盗等各种非法手段为业以获取生活资源的人，在任何社会里都会被绝大部分人所否定的。 当然，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太多祸害百姓行为的。但由于他们因种种原因脱离了宗法制社会的控制，又没有正当的职业和固定的住所，生活没有保障，为了生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的活动（直到现在这个现象依然存在）。这样的游民在108人中也不占少数。他们飘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上最不安定的人之中，如在家乡犯了命案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避的武松；贩马折了本钱，亲戚病故，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做零工为生的石秀、靠卖艺为生的薛永、失手打死人而被迫出家的鲁志深等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的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都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违法乱纪的事，讲义气，爱结识江湖豪杰，好报打不平，好面子。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独立于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丑恶的一面作对抗，杀人放火，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的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不断寻找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如直接投奔绿林，当上了“山大王“如打虎将李忠等；有的尽一切机会漂白自己，如武松当上了清河县的都头；有的寻找机会投靠家境充实的人家，如石秀和杨雄的结义，武松投靠柴进，鲁志深出家当和尚等等。 二、小产业者 翻看成书于明代的《天工开物》，发现宋代技术发明和科技水平可以说是傲视天下的。这当然是与宋代封建经济快速发展，手工业者、小产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有关。一般来说，宋代的手工艺者和小产业者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还是能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梁山组织中小产业者的人数会这么少，影响会这么微弱。 梁山组织中的小产业者大都有上一门手艺，但人数较少，而且大多都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主动投奔过来的，在梁山上都是干些“专业对口”的活，如锦豹子汤隆是铁匠出身，在梁山上还是负责打造兵器，长臂猿猴候键是裁缝出身，在山上也主要是负责旗帜和衣服的缝制。相对来说，小产业者在梁山组织中排名较后，其影响力微乎其微。从绰号和言行来看这些人在上山前也不是正经、本分的小产业者，与游民的关系非常密切。 三、小知识分子 回顾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风最为昌盛的一个朝代，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是最高的。一方面，是因为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文化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科举考试经过近100多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平民化；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整个宋代从上层统治阶级到普通老百姓都盛行着“重文轻武”的一种风气，读书做官比拿刀枪保家卫国更吸引人更能光宗耀祖。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宋代的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读书人大量增多。但统治阶级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一些掌握了一定文化，但又做官不成，又无家无业，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人就成为了带游民性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有可能成为江湖艺人，靠说书卖唱为生。有些可能成为专门偷蒙拐骗的江湖骗子。有些可能会投靠一些达官贵人成为他们的门下。但更有可能的是参与反社会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有野心争夺帝位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豪强，如杨坚、李渊辈；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辈。豪强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敢于冒险。历史上鲜见文人开国，原因在于文人囿于文化传统，满腹道德文章，行事畏首畏尾，性格固执保守，而豪强、流氓多豪爽豁达，任时敢博，铤而走险，所以逢乱世往往能乘势而起，因此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但当流民当领袖，流民性质的知识分子当辅佐，两者的冒险精神和小心谨慎正好可以缺点互补，其威力之巨是难以想象的。梁山组织中，吴用等人本质上是文人。文人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当皇帝，而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虽然当不了皇帝，但却能出谋划策，为豪强、流氓所用。文人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寄生虫，他们往往通过“母体”的成功，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快感。所以，在乱世时，总会有张良、范增、诸葛亮、徐懋公、刘伯温这样的文人策士出现。吴用坐不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但梁山却不能缺少吴用这样的人物。梁山组织上游民性质的知识分子有5人，军师智多星吴用位居三十六天罡星第3，宗教代表入云龙公孙胜位居三十六天罡星第4，连副军师神机军师朱武都是位列七十二地煞星首位，足以证明这类知识分子在造反组织中的地位。 四、武将 武将虽说也是官，也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一。但在宋代特有的兵制特点和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使得整个军队的社会地位及其底下。宋朝是由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位而建，所以皇帝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十分忌惮，害怕他们依葫芦画瓢，所以采取了抑制兵权的政策。宋代军制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此外，宋代绝大部分的如兵部尚书、枢密使等高级军职均有文人担任。甚至连边境前线指挥都是文官，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曾作为北宋防御西夏方面最高边防长官达20年之久，北宋名将狄青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威震西夏、北辽，深受皇帝宠护，只因是武将出身只能官至副枢密使。可见，宋代的武官被整个社会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特别是下层军官，尤为如此。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充兵员。宋朝统治者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潜在反抗者变为镇压者，可谓一举两得。从林冲、杨志、宋江、卢俊义等人被发配充军的例子可以看到，宋代军人多来自游民、罪犯。当兵要在面上刺字，与罪犯流放一样的待遇，对军人的极度不尊重，也使军人失去了自尊，军队哗变的事情常有发生。使得宋代军队成为“社会边缘阶层”的重要一员。武将的边缘化，如果再遭到迫害，很容易走到社会的对立面，走上梁山。林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青面兽杨志、双鞭呼延灼、大刀关胜，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三人皆是名门之后，前两者是之先祖乃是北宋开国的大功臣，后者之祖乃武圣关云长，但在“上山”之前都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八品武官，怀才不遇本身就窝了一肚子不满，遇到礼贤下士的宋江，哪有不“造反”之理呢？ 《水浒》整本书中带有明显的敌视文官、同情武将的情绪，不但在言语中常常贬低，而且在书中没几个出场的文官是个好人。这与作者施耐庵带有游民性质的知识分子身份及明代初期尚武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 武将在宋代被边缘化可以从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双枪将董平的遭遇可以看出。花荣和秦明稍微有通匪的嫌疑便被马上抓拿甚至是满门抄斩。可见宋代的统治阶层对武将是及其不信任的，每个基层军事行政单位，均是文官为正，武将为副。武将要受文官的气和压制。上面三人分别被自己的顶头上师逼得走投无路，最终被“逼上梁山”。而当他们有机会的时候，都选择了报仇作为解恨的方法。 五、小吏差役 小吏差役的数目在梁山各头领的出身中占第三位，人不多，但却占了主导作用。宋江本来就是家乡的一个小吏，在水泊梁山上，官差出身的大哥式人物为数不少。武松、朱仝、雷横、李云、戴宗、李逵、杨雄、施恩、蔡福、蔡庆、乐和等人，全都是主流社会政府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 “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吏的职责很小，地位也很卑微，在统治集团内部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主流社会对吏更是有几分岐视的。觉得他们是狗丈人势，作恶多端。他们这些小吏自视也贱，什么坏事情，膄点子都想得出。 吏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下，比吏还要底级的差役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从古到今，衙门差役都是由一些当地的痞子、流氓、游手好闲之徒来干的。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水浒》中的这些小吏和差役大多是“猪狗不如”的人，包括最终加入梁山组织的那些小吏差役，只不过对他们作者有点手下留情而已。在第38回，戴宗尚不认识宋江，赤裸裸地向宋江要钱的时候，这些人的丑恶面目便充分表现出来。其中戴宗还有一句堪称经典之语：“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从这句话可见宋代监狱的黑暗。要不是施恩要用武松的手去夺回自己被抢的铺子，武松早就被施恩父子整死在监狱里面了。 武松与杨雄杀嫂、杀妻，朱仝、雷横私放晁盖、宋江，乐和替解珍、解宝通风，施恩黄赌毒一体化产业经营，蔡福、蔡庆黑白两道通宰，戴宗、李逵把监狱办成招待所，这些小吏差役明里是官，暗地通匪，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属于典型的个人践踏律法行为。据考证，北宋中前期，国家不发给小吏差役俸禄；后期发给一点点，也不过勉强糊口。因此，那些小吏差役只能靠不断地践踏律法以获取生存的资源。但律法是什么？律法说白了就是主流正统社会定下来的规矩。藐视律法使得本来社会地位低下的小吏差役更加地遭到主流社会的唾弃。最终结局，就是不可避免地沦落为黑道分子，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体制外博命生存的道路。 其实，这些小吏和差役与盗贼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得鸿沟。他们之间得人们越是大胆，越是敢于冒险、敢于与造反者勾结得人，越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小吏、差役在对待主流社会的态度上与游民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他们本来出身于游民阶层。 六、大地主、大商人 《水浒》中梁山的一些头领如，晁盖、大商人卢俊义，大地主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大贵族柴进等人，其身份是属于主流社会的，而且他们大部分还是在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由于自身各种原因，自甘处于社会边缘。这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点，一，好武；二，不娶妻室；三，结交江湖好友，仗义疏财。如前所述，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和社会风气使得一个正常人家若其好舞枪弄棒，会被视为不务正业，被主流社会瞧不起。宗法制社会以家庭宗族为本，不成家更会被看成是异类。随便结交江湖游民会被主流社会视为结交匪类，危害社会，会被统治阶级严加提防。像“河北三绝”之一的玉麒麟卢俊义有财产、有武功，而且在大名府世代居住，按常理说遇到有犯罪嫌疑应谨慎处理，但仅仅因为吴用的一个“藏头诗”，便被梁中书认为是私通匪类，可见统治阶级对这些人的提防有多深。这些社会边缘人，只要有机会，也会投身江湖绿林之中。 从梁山各好汉的出身可以看出，不管他们以前是干些什么的，哪个阶层的。他们都是一群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所不能接受的人。所以我将他们统统归入社会边缘阶层。无可否认，无论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阶层，这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个社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时候，这些社会边缘人尚可利用一些社会公共资源在封建生活体制内生存。但到了北宋末期那个昏暗，混乱，充满灰色的社会里面，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反抗。 “生存”——如何有尊严地生存（即追求论枰分金银，异样穿绸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成为了这些社会边缘阶层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点。

（二）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除了从梁山各好汉的出身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水浒》是一本描写处于社会边缘人物的一部成长史、奋斗史、反抗史、生存史之外，《水浒》各主要英雄人物的故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放映出来。 从整体上看，《水浒》是写梁山组织的英雄好汉群体的成功与失败，反抗与顺从的，但从细节上看，《水浒》也写了许多社会边缘人物在多灾多难的生活挣扎中的成功与失败。人说：“《水浒》写一百零八人，就有一百零八个样”。其实不然，按金圣叹的说法，梁山上真正写活的只有三十六人，其余的大都是一笔带过。而其中真正写出了个人的人身世故变迁和思想发展的也只有十三个左右。在《水浒》的前七十回中，写出了个人奋斗成功与失败故事的，大概只有宋江、武松、鲁智深、史进、花荣、吴用、林冲、三阮、李逵、石秀、柴进等数人。在这里抽几个出来略为谈一下。 从石秀的天慧星拼命三郎绰号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本是金陵建康府（现南京）的一个屠户，后来随叔父到北地倒卖马匹，不巧叔父中途病死而生意亏本，于是石秀就流落到蓟州(今河北蓟县)，靠做零工和卖柴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石秀认识到了杨雄，当时蓟州府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前任知府的亲戚、现任知府的相识。《水浒》第四十四回石秀一出场，其英雄气概已经涌现，拼命三郎名副其实，一出手便打倒五六个大汉，解了杨雄之围。杨雄看石秀一表人才，又武艺高强、为人仗义，有心收纳为小弟，于是就建议结拜为兄弟。石秀身份低微，既然杨雄这么说当然没有不同意之理。对石秀来说，如何摆脱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恐怕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书上说“石秀见说大喜，便说道：‘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 杨雄在蓟州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既然石秀同杨雄结拜为兄弟，自然就没有再回去当民工卖柴的道理。于是石秀就在杨雄丈人潘公的肉铺当了经理，生活也逐渐安定和安逸起来。 对石秀这些游民来说，生存和温饱是他最迫切的欲求，他对于物质上的追求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些人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去作兵、匪、盗、丐、娼妓，有些会去投靠达官贵人，做人家犬马。因此，很难说石秀主动为杨雄打抱不平处了性格使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目的。毕竟以杨雄在蓟州的身份和地位，与他搭上关系，起码可以少奋斗十年。虽然在“崇尚个人奋斗”的今天，有点不齿石秀的举动。但毕竟对于石秀来说已经脱离了社会的最底层，不用怎么太为生计而烦恼。这是石秀人生旅程第一个高峰也是他在正常的体制内以博生存的尝试。如果不是出了个杨雄妻潘巧云红杏出墙的事情来，也许，拼命三郎石秀会一直这样安安稳稳地度过下半生。 但石秀毕竟出身于游民，是个“江湖”中人，而不是个小市民。游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性格品德就是“义”字当头，当知道了结义大哥杨雄的妻子潘巧云红杏出墙的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潘巧云对他的诸多冒犯和对保护结义大哥杨雄名声的目的，使他最后不得不大开杀戒。 既然杀了人，杨、石二人当然在蓟州是呆不下去了。更何况要是事发，潘巧云的奸情必然会公开化，这显然会使杨雄受羞辱，所以必须要找一条退路。于是作者施耐庵在前面的埋的伏线就起作用了，杨雄、石秀二人顺利成章的投奔梁山去了。梁山组织对成员的吸纳主要是通过三方面，英雄好汉的主动投奔、通过对其他小组织的整体性收购（如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一次性就合并了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等小组织）以及对朝廷战败武将的吸收。而就各好汉而言，投奔梁山的目的无外这两方面，一，为了生计，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二，犯了官非，为了避难才上梁山。而此时的石秀上梁山却恰恰是同时因为这两者，一来，杀了人无处可去，唯有梁山是最合适的落脚点，二来，当初戴宗、杨林试图招募他时，他早就对梁山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钱的生活十分向往了。 武松与石秀的出身、遭遇较为相似，两者都是出身低微，石秀是屠户出身，武松是小市民出身；都因为某种原因而被迫流浪“江湖”，武松是因为在家乡醉酒伤人，为逃避官司而被迫流浪“江湖”，过着些社会边缘的生活。大家都是在生活有所安定的时候（武松成为了阳谷县的都头）因为杀害红杏出墙的嫂子而重新堕入生存的困境。但武松对不公社会的认识和反抗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他初时投靠小旋风柴进，但以他的刚强、血性的性格，虽然在柴进处能保证衣食无忧，但绝对是不愿寄人篱下，做那种整天看人脸色行事的走狗。所以他选择了离开柴进。景阳岗打虎之后，他在阳谷县当上了都头，站在了江湖好汉的对立面上，可他还感谢知县对他的“抬举”。后来，又替知县押送赃银到东京官场去运作，武松根本不去过问一下这是些什么不义之财，比起劫生辰岗的那批好汉来说，他的觉悟差多了。等到阳谷县衙拒绝受理其哥武大屈死一案，武松才开始看清当时社会是如何之不公平。不像石秀的谨慎，武松的性格特点是果断，只要有一点认识，便马上行动。当时的他便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正常体制之外的解决方法――杀嫂报仇。可在主动投案之后，知县和府尹对他的周全，又使他对社会的不公又发生了偏差，以为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在十字坡，当菜园子张清等人劝他上山落草的时候，他却反而拒绝了，还救活了押解他的公人，千里迢迢地充军到“牢城营里受苦”。这一点，他与石秀相比还是差多了。 醉打蒋门神，主要是表现武松的刚正和威武。但是，也有不问是非，受人利用的一面。施恩倚仗父势，经营黄赌毒一体化产业，亦官亦霸。可武松还没有问要他去干什么，一点小恩小惠，便早就拍胸脯：“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这时候的武松显得头脑简单，心无城府。 醉打蒋门神以后，武松志得意满，完全解除了对世道的防范，一头钻进了张都监的圈套。只是在盘头枷定死了横加的罪名，利刃直取脑后之际，才猛然惊醒过来。对仇人斩尽杀绝之后，粘血在墙上大写上了杀人者武松。从此才走上造反的道路。 曾经有很多人对武松就因为施恩对他施以一点小恩小惠就肯为其卖命，对张都监无端对其给予的诸多恩惠缺乏应有的警惕，感到深深的不解。其实，武松在《水浒》之中一直是作为一名勇士、刚正的化身、复仇的使者、人民的英雄等面目出现的，与石秀的精明谨慎不同，他刚正、血性、果断。试想一下，武松本是一个本分的小市民，因为怕惹上了官司而被迫四处流浪，寄人篱下，之后又经历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低潮。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且 “江湖”上的艰辛的流浪生活使得他十分渴望有尊严的生存。现在突然有人对他如此之关心，比起柴进，施恩、张都监既礼贤下士，又给吃又给穿，还帮他讨了个老婆。他还能不迷失自己了吗？直到最后一切的幻灭，迫使他最后走上了体制之外的道路，对黑暗的社会，昏聩的主流社会疯狂的报复。 在《水浒》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豹子头林冲被封为马军五虎将之二，是梁山组织中比较重要的一名头领，其实他的出身，也只是一个小武官而已。他本性善良、有同情心，重朋友、讲操守，他自己有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出让的，这是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的根本原因。《水浒》写了几位因被统治者迫害不得已走上梁山的，林冲是最典型的一个。 林冲在东京拥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美满幸福的家庭，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甚至也不滥交匪人（包括宋江）。他的不幸的导因是因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被顶头上司高俅的干儿子看重，非要他让出不可。高俅想出各种办法来陷害、迫害林冲，使其就范。林冲所拥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财产，被高俅和其爪牙一件件剥夺了，他们还想要林冲的命。林冲在危难中，几次得到了好人的帮助，先是鲁智深、柴进，后有李小二。这给林冲制造了一个幻想，他一再退让，委曲求全，最后一切都丧失了，包括他幻想中的机会，他的妻子，他的恩师。为了生存，怒吼了，他亲手杀死了牢城的差拨，高衙内的帮闲富安和出卖他的朋友陆谦。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此后他雪夜上梁山、火并王伦，成为梁山组织最坚定的领导人之一。林冲之所以上梁山，除了已经一无所有，无处可去，为了生存之外；最重要的是想得到一种内心的舒解，对当时昏暗社会的一种报复。 在任何时代，柴进这类人都是不安定因素。他的存在，本身对社会就是一种威胁。即使不是高俅集团成员的迫害，柴进早晚也会栖居梁山，走到官府的对立面。只因为肇事者是高俅集团里的恶人殷天锡，而柴进一贯任侠好义，颇有孟尝之风，像个正人君子，所以这个没落贵族受人欺负，被迫放弃家业落了草，才令人感到同情和惋惜。 　　林冲在刺配途中，准备在一家酒店里喝一盅，哪知道店小二不答理，林冲很生气。小二解释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柴进的这种做法实在是有问题。柴家虽然没了皇位，但还保有财富和安全，享受着统治阶层的待遇，应该说做个安安分分的贵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柴进把自己从圈子里分离出来，使贵族的身份边缘化，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大款。 　　亡国之后最忌讳的是不安分，韬光养晦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氏之后，如钱唯演、钱唯治等都是小心翼翼，以书法诗词自娱，借以避祸。已经退化为大款的柴进花天酒地也就罢了，而他却借着律法的保护伞和官府的优惠政策，不但家里养着一帮子打手，还广泛资助犯了法的囚徒，把自己家搞成了黑社会分子的招待所。这种不断挖朝廷墙脚的行为，显然与主流社会和统治阶层不能相容。尽管柴进资助收留的人中，不乏林冲这样的受迫害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对社会破坏很大的犯罪分子。这种做法使他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和好声誉。流浪江湖的赌徒石勇曾经说：“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两个人中，一个是宋江，一个就是柴进。可以想像，如果宋徽宗或者蔡京等人听了，在一个赌徒眼里，自己还不如一个财主，甚至如同其脚下的泥巴，心里会作何感想？！ 　　柴进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到处炫耀。朱仝问他为什么把杀了人的李逵藏在家里，柴进丝毫不客气地说：“容禀。小可平生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这些话要是让善于捕风捉影人听到了，至少可以弄出三条罪状来：一是毫不谦虚地宣扬“有陈桥让位之功”，有蔑视当今皇上之嫌；二是自豪地声明“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把收纳江湖匪类、窝藏罪犯当成业余爱好，无异于破坏社会秩序；三是骄傲地炫耀有“敕赐丹书铁券”，“无人敢搜”，根本就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 　　宋江经常和柴进有书信往来，可惜一直没有见面。宋江以杀阎婆惜获罪之身第一次见到柴进，还没寒暄几句，柴进就拍着胸脯说：“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大罪恶，既到鄙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杀了阎婆惜后，柴进竟笑起来，再次忽悠宋江道：“兄长放心，便是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这一切都表明，拥有特权的柴进，完全践踏着现行的国家律法制度，将自己和主流社会对立起来。 　　按道理讲，颁给柴进家丹书铁券，是朝廷给予的特权和信任。而柴进不珍惜和尊重这种待遇和荣誉，却用来作为践踏律法的保护伞，就有点出格了。柴进的特权和朝廷的存亡应该是共生的，朝廷赋予了柴进家丹书铁券，他却在不断挖朝廷的墙脚。柴进在毁人的同时，也在自毁。这样看来，作为前朝后裔的柴进和作为高俅义子的高衙内，除了人品质素上的差异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利用特权满足一己之私，同样是以统治阶层一分子的身份，吞噬着大宋帝国的根基。所以，柴进被高俅集团整治，并不是冤大头。朝廷要治他的罪，是早晚的事。只是因为柴进的所作所为，尽管已碰到赵匡胤所划定的“纵犯”界限，但还没有达到“谋逆”而受“赐尽”的程度，所以正式的律法拿他没有办法 　高廉本来就不把丹书铁券放在眼里，而柴进又没随身携带，牢狱之灾就无法避免了。这次，柴进“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的效果终于突显，宋江等人急了眼，率军破了高唐州，解救了从特权梦里清醒过来的柴大官人，杀了高廉。游离在江湖与官府之间的柴进，终于结束了体制内生存，落草为寇。 　　曾有人考证，“旋风”在宋代是一种火炮，“小旋风”的绰号用在柴进身上，说明柴进之流对主流社会的冲击力非常大。

（三） 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 我认为《水浒》要歌颂的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什么“忠君爱国”，而是要歌颂的是那些敢于造反、敢于追逐自己利益，为此敢于到处杀人放火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造反英雄”。其最终写作目的主要有三：一、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二、发泄一下小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塑造美好社会的良好愿望；三、歌颂了那些处于主流社会边缘地位的流民阶级的“忠”“义”品德。可以说是香港黑社会电影系列《蛊惑仔》的明代版或者是宋代版。 我不是很赞同说《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观点，《水浒》里面写开黑店、劫法场、潘金莲潘巧云的红杏出墙、抓奸、皇帝嫖妓等等，都不是为了歌颂小市民的什么品德，更不是为小市民写什么心，而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好奇心、寻找刺激、供消遣等等。 欧阳建老师认为，“《水浒》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广大市民群众活跃在全部《水浒》之中”。“《水浒》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憎和爱”。但是请注意宋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最为繁荣的朝代，而繁荣的经济所催生出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正需要市民社会广阔的场景作为背景和所谓的广大市民群众作为加以衬托。不见书中的小人物大多以牛二、张三、李四、张保等简单的名字一笔代过吗？同时，宋代经济畸形的发展，使得商业、服务业和奢侈消费直接相关的手工业发展迅速，歌栏夜市通宵不停。这对宋代以后的人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此外，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 其次，《水浒》通篇都在评击宋徽宗的用人政策。认为宋朝用人政策的偏差造成了人才的埋没，奸臣的当道，国家的最后衰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施耐庵对自己一直以来怀才不遇的境遇的深深不满。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追求理想社会的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但《水浒》主要的还是歌颂了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流民阶级。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年普遍黑暗的社会现象，使得普通老百姓连生存的空间都不能得到保证。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水浒传》的别称就是《忠义水浒传》，。尤其“忠”，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这种“忠”与梁山组织最终被“招安”有着莫大的关系。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不过梁山组织的主流领导力量始终处于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控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被朝廷“招安”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追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梁山上的诸好汉大都属于流民无产阶级，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水浒》首先赞扬了流民阶级胸襟广阔的性格品德。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们喜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敢作敢为。他们经济上不自私，感情上不狭隘，不妒忌，不吝啬，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其次歌颂了流民阶级的江湖义气，这里面包括了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赞扬他们朋友有难，为朋友赴汤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之急，仗义疏财等等。再者，赞美了流民阶级阶级性格中那种勇于反抗的精神。他们没有农民的那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苟且与怯懦；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小心谨慎；他们没有小市民的那种见风使舵、逆来顺受的市浍性。敢于为自己的利益而发起斗争。 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流民阶级的性格特点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 这些团结起来以游民为主体对抗主流社会的社会边缘人物，虽然有着豪爽、讲义气、勇于反抗、能战斗的优点。但同样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小帮派思想严重，喜欢搞派系，拉“山头”。社会边缘阶层，脱了了宗法制社会的一群，他们要独自面对社会，从而感到有必要把与自己有相似处境的人们结合起来。但“兄弟”这个称呼不是给一切人的，仅仅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相互救助的人们的，或者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与自己结帮派的人们的。名义上，这108人都结合成了一个梁山组织，但由于个人出身，经历的不同，梁山组织里面又分有不同的派系或者“山头”。梁山组织里面较大的山头就有宋江系，新旧晁盖系，卢俊义系，四山系，旧军官系，登州系，太湖系、旧梁山王伦系等等。如果说招安是梁山泊最后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内部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便是梁山组织覆没的主要原因。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敌和反贼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堪称宋江在征战中削弱自己非嫡系人马。在征方腊后，三分二的人马阵亡。回到东京的天罡星只有12人。当宋江清洗完非嫡系人马后，自己也落得个被朝廷清洗的命运。

参考书目： 《水浒传》    施耐庵、罗贯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解读水浒》  顾振彪顾之川京华出版社 《说水浒话侠义》于订  长红出版社 《水浒拾趣》    汪远平北岳文艺出版社 《水浒与江湖》王学泰  中国工人出版社 《水浒与中国社会》   萨猛武  岳鹿书社 《<水浒传>中的悬案》李殿元  王钰  四川人民出版社 《帝国潜流》    李光阁      新华出版社

阁下是文学学士毕业论文?

是的，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希望楼主以后多写好文

原创的强－－－－－－－－－

楼主的毕业论文的确不错，支持原创！！

好文章,支持![em17][em17]

讨论的是历史还是文学呀？我有点迷糊。如果是讨论历史，用“撰写”的文学做论据来论证“实在”的历史，好像存在原则性的问题吧。另外，水浒山寨不止108个人好像是常识吧，我真心地想知道那些数量庞大“小强盗”的身份。   老毛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身份是小知识分子，那他领导的秋收起义应该定义成“地主暴动”了？

知道什么叫文史一家吗？我是研究水浒这本书。看来兄弟你的中文水平要多下点功夫了

听过什么叫文史一家吗？还有我研究的是水浒这本书。呵呵，看来兄弟你的中文水平还要下点功夫啊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molar在2006-5-4 11:44:00的发言： 听过什么叫文史一家吗？还有我研究的是水浒这本书。呵呵，看来兄弟你的中文水平还要下点功夫啊</div>嘻嘻，俺是学理科的。我想知道你们在研究中如何排除“原文作者”可能有意的误导，因为按我的理解，研究历史的话还是要求证据要过硬的。而文学讲求则是讲求自由奔放的风格。记得很久以前有过所谓“报告文学”的争议，争论的中心就是这种文体到底是“报告”还是“文学”，最后不了了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molar在2006-4-24 14:32:00的发言： 参考书目： 《水浒传》    施耐庵、罗贯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解读水浒》  顾振彪顾之川京华出版社 《说水浒话侠义》于订  长红出版社 《水浒拾趣》    汪远平北岳文艺出版社 《水浒与江湖》王学泰  中国工人出版社 《水浒与中国社会》   萨猛武  岳鹿书社 《<水浒传>中的悬案》李殿元  王钰  四川人民出版社 《帝国潜流》    李光阁      新华出版社 </div>真简单~摆明没把哈佛系统放眼里…… 文章写滴挺8错滴~咔咔~~~

我只能说，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历史与文学是无法分开的。什么叫哈佛系统？？？？？

诶，我是艺术类文学学士，不过和楼主的研究比起来真是自愧不如，有愧于学士称号，向楼主学习了！

厉害啊，不过太多了点吧

希望楼主以后多写好文

molar 发表于 2006-5-16 00:05

哈佛系统就是老外做reference的一个格式一般来说是按“人名（年代）章节名书名页数
”这顺序的

[原创]求精我的毕业论文二稿，谈水浒的主题思想我的毕业论文各位帮我填份调研问卷吧,我毕业论文用的,帮帮忙关于水浒的一个疑问讨论一下国人的水浒情结【书评】水浒里的黑社会我最喜欢的PLA图之二，求航速求大图 [原创]葡萄牙帝国的衰落求精我发现水浒108将多数都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原创]我的二十年军迷经历的一个小小看法！（请留意各楼 ... 『超大原创』当年的故事--我的二伯父讲述水浒中亲密的同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