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引言　超级大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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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当一些个别的欧亚大陆国家取得特殊地位并且享受身为世界首要国家的特权时，居住在欧亚大陆上的一些民族——虽然大多是居住在这一大陆的西欧周边的民族——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渗入和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
　　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除了培育力量的各种新领域（技术、通讯、信息以及贸易和金融）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
　　这样，欧亚大陆就成了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这一斗争中包含着地缘战略——即对地缘政治利益作战略上的掌管。值得注意的是，近在1940年，两个渴望获得全球性力量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在那年11月的秘密谈判中）达成明确的协议：美国应被排除在欧亚大陆之外。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美国力量注入欧亚大陆将会阻止他们征服全球的野心。他们两人都同意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而谁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控制了世界这一假定。半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已有了新的含义：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能否持续下去和美国的首要地位会为何目的而使用?
　　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是本书的目的。

第一章　新型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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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通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捷径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1］

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
　　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的全球体系

　　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
　　△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
　　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
　　△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
　　△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2］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
　　注：
　　［1］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
　　［2］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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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1］
　　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

　　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我们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掘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国的途径。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国”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各国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大粮仓”和其他斯拉夫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日本人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仍坚持认为必须继续控制车臣人。后者不是俄罗斯人，但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他们居住的地区通过。俄国的理由是：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
　　但对于多数民族国家来说，领土占有问题的重要性近来已有所下降。虽然领土争端仍是决定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争端更多地表现为据说被剥夺了加入“祖国”的权利的民族兄弟对不能实行自决的不满，或少数民族由于他们所称的受到邻居的粗暴对待而产生的怨恨，而不是一种通过领土扩张提高民族地位的要求。
　　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来越认识到，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经济才能及其向技术发明的转换也可以是一种判断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日本是个极好的例子。尽管如此，地理位置往往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近期优先目标。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强，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盖面也就越大。
　　直到最近为止，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分析家们还在争论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欧亚大陆的哪个具体地区对控制整个大陆最为关键。最有名的分析家之一哈罗德·麦克金德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先驱。他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一些相连的欧亚“支轴地区”（据说包括全部西伯利亚和大部分中亚地区）概念，稍后又提出中东欧“中心地带”概念。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取得欧亚大陆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带概念通过以下著名格言得到广泛传播：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
　　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
　　一些著名的德国政治地理学家也用地缘政治学为他们国家的“Dragna chOsten”——向东进军政策辩护，特别是卡尔·豪斯霍费尔根据德国的战略需要调整了麦克金德的概念。阿道夫·希特勒在强调德国人民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时，也使用了这个概念的一种粗俗化说法。在本世纪的前半时，另一些欧洲思想家曾预料地缘政治重心将向东转移，而太平洋地区，具体地说是美国和日本，将取代日益衰落的欧洲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为了防止重心东移的发生，法国政治地理学家保罗·德芒戎和其他一些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倡欧洲国家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的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或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随着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成为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目前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拥有世界的首要地位，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的三个周边地区，并从那里对处于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倔起。因此，在为长期掌管美国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制定美国的地缘战略时，出发点必须是特别注意最重要的赛手并恰当地评估这一地区的情势。
　　为此需要采取两个基本步骤：
　　首先，认明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配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确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欧亚国家是哪些，这类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或存在的本身，对更活跃的地缘战略国家或对地区的状况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制订美国的具体政策，抗衡上述国家的影响，有选择地吸收它们加入联盟，和／或控制它们，以便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形成更全面的地缘战略概念，在全球范围把较为具体的美国政策互相联结起来。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地缘战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两种利益：在近期保持美国独特的全球力量，将来逐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机制化的全球合作。用古老帝国统治下更蛮横的时代流行的话来说，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为了民族的荣耀、意识形态的成就、宗教上对救世主的信念，或经济扩张，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全球地位。它们的动机有很深的根基，并且十分复杂。罗伯特·布郎宁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一个人应该去抓取他抓不着的东西，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些国家仔细地估量美国的力量，确定它们的利益同美国一致或矛盾的程度，并制订它们自己较为有限的欧亚大陆目标。这些目标有时同美国的政策相符，有时同美国的政策冲突。美国对有这种动机的欧亚国家必须特别注意。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一开始还应注意到，尽管所有的地缘战略棋手往往都是重要和强大的国家，但并非所有重要和强大的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是地缘战略棋手。因此，虽然认明地缘战略棋手比较容易，但将一些显然重要的国家置于棋手名单之外可能要求更多的理由来解释。
　　在目前的全球情况下，在欧亚大陆新政治地图上至少可认明五个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后者中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资格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较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地缘战略方面也相当活跃。以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每个国家的情况。
　　在目前阶段，说欧亚大陆西端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法国和德国就足够了。尽管它们对于在欧洲一体化之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保持同美国的联系看法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它们都有一些要改变欧洲现状的有新意的大胆构想。法国更是有自己的欧洲地缘战略观念，这种观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美国的观念不同。尽管法国依靠法—德联盟来弥补自身相对的弱点，但它的战略概念倾向于通过策略运作使俄罗斯与美国以及英国与德国相互对立起来。
　　另外，法国和德国都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发挥影响。法国不仅谋求在统一欧洲中起主要的政治作用，还把自己视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地中海—北非国家群体的核心。德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新的欧洲联盟（欧盟）领导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认为自己对于新解放的中欧有特别的责任，这种想法同过去那种由德国领导的中欧的概念有含糊的近似之处。另外，德国和法国都认为它们有权代表欧洲的利益同俄罗斯打交道。德国甚至认为，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仍可作出同俄罗斯发展某种特殊的双边协调的重要选择，起码在理论上是如此。
　　相反，英国不是一个地缘战略棋手。它没有那么多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雄心勃勃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起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
　　曾任英国驻欧洲委员会高级官员的罗伊·登曼爵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早在1995年举行的讨论建立欧洲联盟的墨西拿会议上，英国的官方发言人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与会的未来欧洲设计师们：
　　你们正在讨论的未来条约不可能得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也不可能得到实施。即使得到实施，英国也将认为它完全不可接受……祝你们成功！再见吧。［2］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上述声明仍然是英国对于建立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的基本态度。英国对参加订于1999年1月启动的（经济货币联盟）犹豫不决，这反映英国不愿把自己的前途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英国的这种立场在九十年代初就概括得很明确：
　　●英国不接受政治一体化的目标。
　　●英国赞成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实现某种模式的经济一体化。
　　●英国主张在欧共体（欧洲共同体）框架之外进行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务
　　方面的协调。
　　●英国极少谋求在欧共体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3］
　　当然英国对美国仍然十分重要，它仍能通过英联邦发挥某种全球性的影响。但英国既不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主要大国，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构想的驱使。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十分忠实的盟国、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和极重要情报活动中的一个亲密伙伴。美国仍需培植同英国的友谊，但不需时刻注视英国的政策。英国是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本不再参与由法国和德国为主角的大欧洲事业。
　　其他中等欧洲国家多数为北约和／或欧盟的成员。它们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就是默默跟在德国或法国的后面。它们的政策没有更广泛的地区影响，它们也没有能力改变本身的结盟状况。目前它们既不是地缘战略棋手，也不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波兰这个可能参加北约和欧盟的最重要的中欧国家也是如此。波兰还太弱，不能成为地缘战略棋手。它只有一个选择：融入西方。另外，由于旧俄罗斯帝国的消失，也由于波兰不断加深同大西洋联盟和新欧洲的关系，波兰越来越享有史无前例的安全，这也限制了它战略选择的范围。
　　毋庸置疑，虽然俄罗斯国力已受削弱，并可能长期面临困境，但它仍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它的存在本身就能对在前苏联境内广阔欧亚地带出现的新独立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有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目标，并越来越公开地宣扬这些目标。一旦它恢复了元气，它还将对其西部和东部的邻国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俄罗斯尚未在对美关系方面作出根本的地缘战略选择：美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它很可能认为自己在欧亚大陆有就这个问题作出选择的很大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国内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它将成为一个欧洲民主国家，还是重新成为一个欧亚帝国。无论如何，尽管俄罗斯在欧亚棋局中已丢失了一些“棋子”和关键的地盘，它仍是一个参赛棋手。
　　同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它还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大中华”的兴起将使台湾问题结束冬眠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苏联的解体导致在中国的西面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将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影响。
　　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存在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显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大国。美日联盟通常，也应当，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显然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但日本无意使用这种资本，它不谋求成为地区的主导，而是更愿意在美国的保护下行事。同英国在欧洲一样，日本宁愿不参与亚洲大陆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其他亚洲人仍然厌恶日本谋求在地区发挥显要的政治作用。
　　日本在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姿态给美国在远东发挥主要安全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棋手，尽管它显然有在短期内成为这种棋手的潜力，在中国或美国突然改变现有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的这种潜力要求美国必须特别精心地培育美日关系。美国无需密切注视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应非常细致巧妙地鼓励日本实行自我约束。美日政治关系的任何重大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稳定。
　　为何不把印度尼西亚列为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这比较容易解释。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即使在这个地区，它发挥重要影响的能力也有限，原因包括：印尼经济相对的欠发达状态，国内政局持续不稳定，是个分散的群岛，又易受种族冲突的困扰。华人少数民族在国内金融事务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使这种冲突变得更为重要。印度尼西亚将来某个时候可能成为中国向南谋求实现其抱负的主要障碍。澳大利亚已看到了这种前景。它曾担心印尼谋求扩张，但最近已开始主张在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对印尼来说，要成为能在区域起重要作用的国家，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巩固和继续保持成功的经济发展。
　　与印尼不同，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印度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这种看法恐怕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长远能力，但印度无疑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地区的霸主。印度还是一个半公开的核国家。它拥有核武器不仅是为了威吓巴基斯坦，更是为了抗衡中国的核武库。印度对其地区作用的地缘战略构想不仅涉及其邻国，也涉及印度洋。但印度目前的图谋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没有重要冲突。因此，作为地缘战略棋手，印度不会，至少不会在与俄罗斯或中国同样的程度上成为产生地缘政治问题的根源。
　　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觉醒了的中亚人的冲突而付出沉重代价。那时中亚人将对失去新获得的独立感到愤怒，而且他们将得到南面伊斯兰兄弟国家的支持。中国也可能反对俄罗斯重新统治中亚，因为它对中亚新独立国家越来越感兴趣。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乌克兰丧失独立将立即影响到中欧，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阿塞拜疆虽然面积有限，人口不多，但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十分重要。它是装满了里海盆地和中亚的财富的大瓶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一个独立的、由不穿过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的石油管道同西方市场连结在一起的阿塞拜疆还将提供一条重要通道，使经济发达的石油消费国能进入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几乎同乌克兰一样，阿塞拜疆和中亚的前途对于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有重要影响。
　　乘俄罗斯力量减弱之际，土耳其和伊朗正在里海—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某种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地缘战略棋手。但这两个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它们影响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能力有限。它们又互为对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对方的影响。例如在阿塞拜疆，土耳其已取得有影响的地位，伊朗的政策（出发点是担心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族人可能闹事）对俄国人更有利。
　　然而土耳其和伊朗基本上属于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尽管伊朗对阿塞拜疆的态度不明朗，但伊朗同样能为中亚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伊朗控制着波斯湾的东海岸。尽管伊朗目前仍敌视美国，但伊朗的独立能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
　　最后，韩国也是个远东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它同美国的密切联系使美国能够不在日本本土过多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极大地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也改变日本的作用。此外，韩国越来越强的经济力量也使它本身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空间”，控制这块空间越来越有价值。
　　以上开列的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名单并不是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有时必须增加或删除一些国家。当然，从某些方面考虑也可将泰国、巴基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但目前就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列入名单，理由似乎还不充足。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地位发生变化都是重大事件，并将引起力量分布的变化，但其触发的影响未必十分广泛。台湾问题值得重视，如果把它同中国分开来看的话。即使这样，只有一种情况才能使台湾真的发生问题，即：中国能成功地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大规模使用武力统一这个岛屿，从而更广泛威胁美国在远东的政治信誉。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美国在制订对中国的政策时仍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重要的选择和潜在的挑战

　　认明主要棋手和关键的支轴国家有助于界定美国面临的重大政策难题和预测美国在欧亚大陆面临的潜在重要挑战。这些将在后几章中更详细地讨论，现在可先把这些归结为以下五个大问题：
　　●美国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怎样促使它成为现实？
　　●什么样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为此做些什么和做到什么程度？
　　●在欧亚大陆中部出现一个新“巴尔干”的可能性如何，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尽量减小由此引起的危险？
　　●应鼓励中国在远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美国和日本意味着什么？
　　●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欧亚国家联盟，其中哪种对美国的利益威胁最大和需要采取何种预防措施?
　　美国历来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事业。从肯尼迪政府开始，标准的提法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官方一直表示希望看到欧洲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一起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和负担。
　　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惯用的辞令。然而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既没有这样清楚，也没有如此一贯。华盛顿真的希望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成为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还是更喜欢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举例来说，美国是否愿意同欧洲分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欧洲不但离这个地区比美国近得多，而且其中一些欧洲国家在那里一向有自己的长期利益。以色列问题也是个现成的例子。另外，美国也没有把美欧之间在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作平等伙伴之间的问题，而是看作欧洲不服从美国的领导。
　　美国的含糊立场不仅涉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还涉及应如何界定欧洲的一体化，特别是如果需要的话应由哪个国家来领导统一的欧洲。华盛顿没有规劝伦敦放弃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裂性立场，尽管华盛顿已清楚地表明它更愿意看到德国，而不是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鉴于法国政策的传统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选择也已产生鼓励法英有时采取战术性联合以挫伤德国的锐气的效果，并导致法国不时与莫斯科拉关系以抗衡美德联盟。
　　为了实现真正的欧洲联合，特别是如果这一联合要在美国的建设性支持下实现，就必须对北约联盟这个连结美国和欧洲的主要纽带进行结构和程序方面的重大变革。北约不仅是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主要途径，还为美国在西欧保持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但是，欧洲的统一将要求调整这个结构以适应新的现实，即建立在两个基本平等的伙伴的基础之上的联盟，而不是那种传统术语所称的由一个霸主和数个附庸国组成的联盟。尽管在1996年曾采取了一些有节制的步骤增进西欧联盟（WEU）这个西欧国家的军事联盟在北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迄今基本被回避了。因此，如果真的选择支持欧洲联合，就必须对北约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美国在联盟中的首要地位。
　　总之，美国对欧洲的长期地缘战略不能在欧洲一体化和同欧洲结成真正伙伴关系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美国如果真的赞成欧洲实现一体化并因此变得更加独立，就应当全力支持正致力于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那些欧洲力量。这种战略还将意昧着消除曾一度被神圣化的美英特殊关系的最后痕迹。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还要面对——尽管是同欧洲人一起——如何确定欧洲的地理范围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欧洲联盟应向东伸展多远？欧盟的东部界限是否应同北约的东部前沿一致？前一个问题主要应由欧洲国家来决定，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北约的决定。后一个问题涉及美国，美国在北约仍有决定性的发言权。鉴于有关接受中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国家将来的地位，可能也包括乌克兰将来的地位。
　　上述欧洲难题同有关俄罗斯的第二个难题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前途的问题时，声称支持一个民主的、同欧洲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并不难。可以设想，一个民主的俄罗斯将更能接受美国和欧洲共有的价值观，并因此更可能在营造一个比较稳定与比较合作的欧亚大陆中成为一个小伙伴。但俄罗斯可能不满足于仅仅被承认是一个民主国家并得到尊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圈子（基本由原苏联官员组成）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愿望，要在欧亚大陆发挥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将导致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国重新归顺莫斯科。
　　因此，在俄罗斯决策集团一些有影响的成员眼中，连西方对俄友善的政策，目的也在于拒绝满足俄罗斯获得全球性地位的正当要求。正如两名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
　　　　美国和北约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不伤害俄罗斯的自尊，但同时却在坚决和持
　　续不断地破坏使俄罗斯至少在理论上有希望得到世界政治中第二大国地位的地
　　缘政治基础。前苏联曾经享有过这种地位。
　　此外，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执行这样一种政策：
　　　　西方正在重组欧洲。欧洲新结构的根本基础是在世界这一地区支持新成立
　　的、较小和较弱的民族国家的主张。支持的办法是让它们同北约、欧共体等组
　　织建立较密切的关系。［4］
　　这些话虽然含有一些敌意，但准确地描述了美国面临的难题。美国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到什么地步？这种帮助必定会加强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应给予新独立的国家多大的帮助来保卫和巩固它们的独立？俄罗斯能否同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俄罗斯重新变得强大，它是否会谋求重获失去的帝国领地？到那时俄国能同时成为一个帝国和一个民主国家吗？
　　美国对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政策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美国因此面临策略平衡和战略目标方面的困难选择。俄罗斯国内情况的好转是其民主化和最终欧洲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其帝国潜力的恢复又将妨碍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另外，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欧盟和北约扩大之际更是如此。是否应考虑最终接受俄罗斯加入这两个机构中的一个？对乌克兰又该怎么办？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代价可能是很高的——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上形成一个能自行实现的预言。但不管是稀释欧盟还是北约，其后果也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稳定。
　　在欧亚大陆中部地缘政治关系不固定的广阔地区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土耳其－伊朗支轴的潜在脆弱性极大地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向东经过俄罗斯南部的新边界一直延伸到中国的新疆，向南到印度洋，向西到红海，再向北到东地中海并回到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地区大约有四亿人口，分布在约二十五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多种民族和宗教，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正在获取核武器。
　　这个广阔的地区经受着爆炸性仇恨的冲击，又处于相互竞争的强大邻国的包围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战场，在这里可能爆发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可能爆发长期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冲突。印度是起约束作用还是利用某种机会将其意志强加给巴基斯坦，对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的范围大小将有很大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内部的紧张局势不仅可能恶化，还可能严重削弱它们在这个爆炸性区域起稳定作用的能力。这种情势将使吸收新中亚国家加入国际社会更为困难，也将对美国控制下的波斯湾地区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美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个地区可能遇到的挑战可能比近年来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危机严重得多。
　　这一不稳定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通过煽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宗教仇恨和利用阿－以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削弱一些亲西方的中东国家政府并最终损害美国的地区利益，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但是，由于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也由于不存在一个真正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将缺乏地缘政治核心，因此更可能通过扩散暴力行为表现出来。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但如果中国不走民主化的道路面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却继续壮大又怎么办？不管周边邻国的愿望如何，也不管它们如何分析算计，“大中华”可能已在形成之中。任何阻止其出现的做法都会导致同中国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会严重损害美日关系，因为远不能肯定日本是否会愿意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这种冲突还可能彻底改变东京对日本的地区作用的规定，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远东的存在的终止。
　　但迁就中国也要付出代价。承认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不只是像赞成一个口号那么简单。这种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必然会有实质性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成功地接纳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应当同意中国有多大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在哪儿？作为一种让步，会不得不容许哪些目前在中国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地方落入重新倔起的天朝的范围？
　　因此，美国保持在韩国的存在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撤离韩国，很难设想美日防务安排目前的形式不会改变，因为日本将不得不在军事上更加自立。但朝鲜统一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打乱美国继续在韩驻军的基础。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选择不要美国提供长期军事保护，这确实可能是中国用其决定性影响帮助半岛实现统一的要价。总之，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必将直接影响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的稳定。
　　最后还应简要地谈谈未来的政治结盟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个问题在相关的章节中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过去，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区联盟。这种图谋威胁到美国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但是，是否会出现这种向美国挑战的联盟实际上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处理这里谈到的重大难题。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在规模和范围方面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尽管这次当头的可能是中国，而俄罗斯是随从。虽然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中－日轴心可能会带来一种在地理上比较有限、但潜在后果却更为深远的挑战。这个轴心可能在美国失去在远东的地位和日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出现。联盟将把两个有非常巨大的生产能力的民族连结在一起，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但鉴于两国的近代历史经历，中国和日本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成联盟。有远见的美国远东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联盟的出现。
　　另一种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的情况是出现大欧洲联盟——不管是德－俄联盟还是法－俄联盟。两种联盟都有明确的历史先例。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止或欧美关系严重恶化，这两种联盟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出现。如果欧美关系恶化，确实不难想象欧洲和俄罗斯互相妥协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目前各种联盟看来都不可能出现，它们只有在美国的欧洲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和欧洲主要国家急剧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不管将来会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将受动乱或至少是零星暴力行动的冲击。美国的首要地位在新的挑战面前可能是脆弱的。这种挑战或者来自地区竞争者，或者来自新的联盟。美国的首要地位受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指导，它应以和谐协调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基础，后者可由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连在一起。只有在存在这种美国首要地位的地方，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全球体系——一种“没有公开的战争威胁”的体系——才可能获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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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塞绍尔·亨廷顿：《国际首要地位为什么重要？》，《国际安全》，1993年春季号，第83页。
　　［2］罗伊·登曼：《失去的机会》《伦敦：卡斯尔出版社，1996年》。
　　［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大不列颠和新欧洲》，见《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一书，戴维·卡莱奥和菲利普·戈登主编（阿林顿，弗吉尼亚州1992年），第145页。
　　［4］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独立报》1996年6月28日。

第三章　民主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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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带头通过一体化把民族国家组成共同的超国家经济联盟，最终组成政治联盟。在此同时，它也为超越民族主义时代狭隘观点和破坏性情感而建立的国家消亡之后更大的组织形式指明了道路。欧洲已经是当今世界组织上多边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政治上统一的成功，将在欧洲创造出一个生活在民主屋顶之下，享有与美国相当的生活水准，且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单一实体。这样的欧洲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它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与欧洲基本文明的范围差不多。这个范围被称为“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其版图是由起源于基督教西派教会的欧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传统确定的。这样的欧洲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就一度存在过，在欧洲分裂成为美国和前苏联分别控制的两个部分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样一个大欧洲将对那些位于更远的东部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建立起关系网络，使它们参与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并使它们转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则。它将最终成为美国所倡导的大欧亚大陆安全合作架构的关键支柱之一。
　　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与美日之间的联系不一样，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目前阶段，欧洲盟国仍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相反，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那样，美国对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达到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
　　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欧洲”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憧憬、观念和目标，还不是现实。西欧已经是一个共同市场，但还远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政治上的一个欧洲尚未出现。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波斯尼亚危机已痛苦地证明欧洲仍然并不存在。严酷的现实是，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中欧也越来越是如此。美国的这些盟国使人们想起在古代的仆从国和附庸国。这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各国来说都未必是好事。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连正在露头的欧洲人格意识，都显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创造性的势头丧失殆尽，且在世界的一些大问题面前采取孤立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内向态度。绝大多数欧洲人是否想让欧洲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以及他们是否准备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连目前已大为减弱的残留的欧洲反美主义情绪也有些玩世不恭：欧洲人对美国的“霸权”耿耿于怀，但他们却又乐于受美国“霸权”的庇护。
　　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对经济复兴的渴望以及前苏联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曾经是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势头的三个主要动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这三个动力已经消失。经济复兴已基本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负担过于沉重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耗尽经济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制正使欧洲政治注意力内向。前苏联的威胁是消失了，而一些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影响而独立的愿望却并未转化成促进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欧洲一体化的事业越来越依靠由欧洲共同体及其继承者欧洲联盟这种庞大机制所产生的官僚机构本身的势头来支撑。一体化的思想虽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热情和使命感，这种支持趋于冷淡。一般说来，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尽管生活舒适却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
　　尽管如此，法国与德国这欧洲两大主要国家的政治精英大体上仍然承诺要实现把欧洲变成真正的欧洲的目标。因此，他们是欧洲的主要设计师。若齐心协力，他们能建立起一个无愧于欧洲的历史和潜力的欧洲。然而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建设的看法和意图却又不尽相同，而且两者都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主张。
　　这种状况便为美国的决定性干预提供了特殊机会。这使美国以维护欧洲团结名义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为不这样做欧洲的一体化就将陷于停顿，甚至逐渐发生逆转。但美国对欧洲建设的任何有效参与都必须以美国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明确思想为指导：一是美国希望看到并愿意促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一个平等的伙伴还是一个小盟友；二是欧盟和北约的最终范围应该有多大。此外，美国还必须谨慎处理它与欧洲两个主要设计师的关系。

辉煌与救赎

　　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是理解并确定法德对欧洲的不同设计内容的深层原因。
　　对法国来说，欧洲是恢复其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法国严肃的国际问题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对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而忧心忡忡。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这种担忧变成了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统治西方的愤懑，更不用说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美国化”的蔑视了。创造一个查尔斯·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欧洲，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欧洲，由于将由法国领导，将为法国重新找回其辉煌。法国人至今感到这种辉煌仍然是法国的特定命运。
　　在德国看来，投身欧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因此，德国认为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救赎＋安全＝欧洲＋美国。这个公式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国成为一名欧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时是美国在欧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国人寻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将冒被其他欧洲人所孤立的风险。而若德国人致力于促进欧洲的共同利益，则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和尊重。
　　在冷战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上，法国是一个忠诚、有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盟友。每当关键时刻，法国总是与美国并肩战斗。无论是对柏林的两次封锁，还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法国从未动摇过。但是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单独的政治人格，并维护法国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未来问题时的行动自由，这又减弱了法国对北约的支持。
　　法国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观念，这实在有点荒谬。1995年5月阿兰·朱佩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重申历届前任总理的思想并宣布：“法国能够也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天命”，议会厅立即响起了自发的鼓掌声。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其主要动机是法国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使自己在美国做出有关西方联盟整体安全的生死悠关的决定时获得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法国谋求提高自身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对付前苏联，因为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也只能对前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巴黎倒是觉得自己拥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战中最高级别和最危险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国认为拥有核武器不仅加强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国的主张，而且还使自己拥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发言权。这也加强了法国作为五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的地位。这五个成员统统是核大国。在法国看来，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仅仅是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英国遵守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承诺并在建设独立欧洲的努力中往往弃权。（法国核力量的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人却认为这对法国的战略考虑没有任何影响。）在法国的心目中，法国的核威慑力量还加强了它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大国所具有的领导地位，而且法国是唯一拥有这种地位的真正的欧洲国家。
　　法国的全球抱负也表现为，它坚定地致力于在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继续维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国在长期作战后失去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放弃了法帝国范围更广的地盘，尽管现实情况是法国基本上只是后帝国时期的一个中等欧洲国家，这种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国继续控制着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为法国有争议的核试验提供了场所）的事实，使法国的精英更加坚定地认为法国确实发挥着全球性作用。
　　所有这些一直使法国要求继承欧洲的领导地位。英国已使自己成为次要角色并基本上依附于美国的力量。而德国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又处于分裂状态并仍然为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可以拿欧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扬自己是欧洲概念的代表，把欧洲的概念说成与法国的观念一致。法国这个最先发明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并把民族主义变成民众信仰的国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和联合的欧洲的化身。法国在这样看待自己时所抱的热情，与它当年一度对“国家”概念所抱的热情一样地炽烈。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辉煌也就成了法国辉煌。
　　这种由深刻的历史责任所产生并由独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强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法国必须保留一块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主要的地缘政治地域，或者说保留一块至少也要防止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国家出来主宰的地域。这块地域在地图上可以划为一个半圆形。它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从德国到中东欧的广大地区。它不仅是法国安全的最底限度辐射范围，而且也是法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确保南欧国家以及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由法国领导的统一独立的欧洲的目标方能实现。但很明显，在法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轨道内，一个日益更加强大的德国必将成为法国最难对付的国家。
　　在法国看来，通过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同时结合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地位逐渐下降，就可以实现独立统一的欧洲这一重要目标。但若法国要营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国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而这将导致法国陷入双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断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法国仍然承认这一承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国领导欧洲的同时，使法德伙伴关系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发动机。
　　如果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全球性大国，那么摆脱这些困境并实现其主要目标也许并不困难。除德国外，欧洲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怀有法国那样的抱负及被同样的使命感所驱使。就连德国也可能受到诱惑而在统一但是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中接受法国的领导，但这只有在德国认为法国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且可以像美国那样为欧洲提供德国无法提供的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国明白法国实力确实有限。法国在经济上远比德国弱，而它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够（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法国的军事力量足以平息发生在其非洲卫星国内部的军事政变，但却既无力保护欧洲，也无力向远离欧洲的地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法国不大不小正好是个中等的欧洲大国。因此，为了建设欧洲，德国还是愿意纵容法国的自大。但是为了真正维护欧洲的安全，德国却不愿意盲目地追随法国的领导。因此，德国一直坚持美国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这个对法国的自尊心来说颇为痛苦的现实，在德国统一后变得更为明显了。而在这之前，法德和解确实表现为法国依靠德国的经济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领导地位。这种看法事实上对双方都是合适的。因为这一方面缓解了欧洲传统上对德国的担心，另一方面通过造成欧洲建设由法国领导而得到经济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这一印象起了加强和满足法国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对法德和解有些错觉，法德和解在欧洲形势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它为艰难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提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础。因此，它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促进欧洲跨国合作的承诺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败对欧洲将是一个致命的倒退，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
　　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可能。而德国的统一又增加了法国把德国束缚在有约束力的欧洲框架之内的动因。因此，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在1990年12月6日承诺将致力于实现欧洲联邦的目标。十天后，在罗马举行的讨论欧洲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尽管英国持保留态度——明确责成欧共体十二国外长拟订一项政治联盟条约的草案。
　　然而，德国的统一也急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实际形势。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法国都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败。统一的德国不仅不再是法国的政治小伙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首要大国，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尤其因为德国是支持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出资国［1］。新的现实使法德都不再对法德关系抱多少幻想。因为德国现在能够也愿意说明并公开地推进它自己对欧洲未来的设想。虽然德国仍然是法国的伙伴，它却不再是受法国保护的对象。
　　法国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已对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响。法国不得不在北约内重新获取更大的影响——为抗议美国的控制，法国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北约——并通过更多的外交运作来弥补自己的相对弱点。重返北约也许可使法国对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不时地拉拢莫斯科或伦敦则可从外部对美国和德国施压。
　　结果是法国重返了北约的指挥系统。不过这只是法国的政策策略运用而并非真要重返后去争些什么。到1994年，法国又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而到1995年末，法国外交和国防部长也开始定期出席北约的会议。但法国为此提出了要价：一旦完全重返北约，法国重申决心对联盟结构进行改革，以使美国的领导与欧洲国家的参与之间更为平衡。法国人希望欧洲集体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法国外长德沙雷特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法国来说，（与联盟和解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联盟内维护运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见的欧洲特性。”
　　与此同时，法国毫不犹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来制约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在凡是有用的时候就重温它从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抵消德国在欧洲不断加强的首要地位。法国外长19996年8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俄国外长随即对此做了回应：“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中，法国人是在同俄罗斯关系中最接近采取建设性态度的。”［2］
　　法国起初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不冷不热——其实是对北约东扩是否可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取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于美德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对法国最适宜的才是采取冷淡态度，有保留地行事，为北约东扩对俄国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从而扮演欧洲与俄罗斯的最合适的对话者的角色。法国人甚至给一些中欧人这样的印象，即法国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在东欧有一个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打俄罗斯牌不仅牵制了美国并向德国传达了一个并不十分隐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美国认真考虑法国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
　　北约的扩大归根结蒂需要16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许在达成一致中将举足轻重，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阻力，法国的实际支持是必须的。因此，法国毫不隐讳其意图，就是把它对北约扩大的支持作为抵押品，要挟美国最终接受法国改变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及其根本组织结构的决心。
　　法国原先在支持欧盟扩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进程主要由德国带头。美国也给予支持，但没有像介入北约扩大那么深。尽管法国在北约内往往争辩说欧盟的扩大将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提供更为合适的保护伞，但当德国开始力争更迅速地把欧盟向中欧扩大的时候，法国却立即开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并要求欧盟对欧洲南部不受保护的地中海一翼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脑会晤时已经出现）。法国强调后者还收到了赢得北约南部成员的支持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筹码。但法国这样做的代价是扩大了法德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观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国最终同意波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才部分地缩小了法德间的这一分歧。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法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认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欧洲西半部建设一个欧洲大家庭所必需的。这种和解对德国恢复历史名誉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国为此付出接受法国的领导这一代价还算公平。与此同时，前苏联对脆弱的西德持续的威胁又使忠于美国成为德国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连法国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苏联崩溃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再从属于法国就既无必要也无好处了。统一的德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所以平等的法德伙伴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法国没有其他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德国更愿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护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联系这个事实。
　　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系对德国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从前它既使德国避免了外来直接威胁的侵害，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德国的统一，德国与美国的联系现在又为德国提供了保护伞。在这一保护伞之下，德国可以更公开地在中欧起领导作用，同时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这种同美国的关系提供的不仅仅是德国行为端正的证明书，它还向德国的邻国保证，若它们同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就意昧着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德国更容易比较公开地阐明自己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
　　德国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欧洲。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得见的军事存在又使它变得无害而可靠。因此德国现在可以力促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国家融入欧洲框架。这将不再是旧时德帝国主义的中欧，而是一个在德国的投资及贸易带动下经济复兴井更为友善的大家庭。德国还将扮演赞助者的角色，最终把这个新的中欧正式纳入欧盟和北约。由于法德联盟为德国扮演更具决定性的地区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国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轨道内表现自己时羞羞答答了。
　　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特殊利益区域可用一个长方形来表示，在西部当然包括法国，在东部则覆盖中欧新获得解放的原共产党国家，还包括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区域与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建设性文化影响范围相一致。这个范围是由德国城市和农业殖民者于前民族主义时期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区域内营造出来的。他们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已被扫除干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国（前面已有论述）和德国特别关注的地区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图中进行观察的话，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勾画出了东欧与西欧的界限，而两个地区的重叠部分则突出了法德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欧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标志着德国在中欧扮演更为公开自信的角色的关键性突破。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统一的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式承认了奥得－尼斯河为它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此举又消除了波兰与德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碍。在双方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谅解的姿态以后，德波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双边贸易迅猛发展（1995年波兰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德国在东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德国成了波兰加入欧盟最主要的支持者，还与美国一起成了波兰加入北约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德国的影响可以通过波兰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诸国，向东可以到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波德和解的范围通过波兰不时地参与法德关于欧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扩大。所谓的魏玛三角（由于第一次法、德、波三边高级磋商在德国城市魏玛举行而得名，这一磋商后来定期举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和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一方面它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作用又因波兰和法国参加三方对话而有所抵消。
　　德国对欧洲主要组织东扩十分明确的承诺使中欧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对那些较小的中欧国家来说更其如此。德国作出这样的承诺就使自己肩负起了与根深蒂固的西欧观念很不相同的历史使命。按照西欧那种观念，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以东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欧洲所应关注的范围。早在18世纪初博林布鲁克勋爵［3］就明确声称，东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会对西欧人带来任何影响。这种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时又重新出现。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亚冲突期间，英国与法国也再次采取了令人悲叹的态度。在目前有关欧洲未来的辩论中，这种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与此相反，在德国真正引起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北约和欧盟哪一个应该先扩大。国防部长支持北约先扩大，而外交部长则主张欧盟先扩大。结果是德国成了建立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无可争辩的倡导者。德国总理曾经把2000年定为欧盟实现第一次东扩的目标，德国国防部长也最先提议把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实现北约东扩的有象征意义的适当时间。这样，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就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别：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美国的总目标

　　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广褒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上扫一眼，即可感受到欧洲桥头堡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地域上的相对狭小。维护该桥头堡并使它作为民主的跳板而扩大与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对稳定和与之相关的民主传播所怀有的全球关注与欧洲表面上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尽管法国自诩拥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之间存在着鸿沟，需要填平。只有当欧洲越来越更加具备邦联特性时，这一鸿沟才能变窄。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因为欧洲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都很顽固。但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实体，通过共同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价值观的普及中明确自身的利益，并对欧亚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
　　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如果这种氛围大肆泛滥，就可能对民主和欧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损害。就欧洲面临的新问题面论，民主和欧洲概念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暂且不提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致引起政治动乱的改革这一需要，所有的新问题，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力，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欧洲，即一个在促进民主和广泛地改变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无需唤起对德俄单独互相迁就的旧有恐惧，也无需夸大法国与莫斯科策略上调情的后果，只要欧洲仍在进行联合的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事实上可能使欧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法。这肯定会为俄国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不过，如果欧洲现代史上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当。
　　当前，德国的利益与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后两者的利益中得以净化。甚至90／绿党左翼联盟发言人也主张扩大北约和欧盟。但是，如果欧洲的统一和扩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论，将会出现一个更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有关欧洲“秩序”观的诠释，从而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潜在的损害。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科尔总理可能的继任者沃尔夫冈·绍伯勒在说下面这番话时就反映出这种思想状态。他说，德国不再是“反对东方的西方堡垒；我们已变为欧洲的中心”，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在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德国曾被卷入创立欧洲秩序”［4］。按照这一思路，中欧地区会成为确立德国明显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地区和德国对东方和西方进一步实施单方面政策的基础，而不再是德国仅仅占据经济优势的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到那时就不再是美国力量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向欧亚大陆扩展全球民主体系的跳板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欧洲统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体的支持必须维持不变的原因。尽管在欧洲经济恢复时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内美国频繁表示支持欧洲统一及欧洲的跨国合作，但在行动上美国好像更喜欢与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与欧盟打交道，来处理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在欧洲决策过程中偶而地固执己见，似乎强化了欧洲的疑虑：当欧洲服从美国领导时美国就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而当欧洲制定自己的欧洲政策时美国就不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不应传播的错误信息。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
　　未来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种现实可能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尽管犹豫不决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欧洲大陆统一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僵持的欧洲，其一体化的程度和地理范围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状况，而中欧则继续处于地缘政治真空；或者是作为僵持状态的可能后续，出现一个恢复旧时的强权角逐且逐渐走向分裂的欧洲。如果出现一个僵持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那种自我认同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种如果要实现就需要美国全力支持的选择。
　　在欧洲建设犹豫不决的当前阶段，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介入诸如以下复杂问题的争论：欧盟是否应以多数赞成制（一个得到德国特别支持的立场）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欧洲议会是否应该获得立法决策权及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是否应成为事实上的欧洲行政当局，实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协议的时间表是否应适当松动，欧洲最终是否应成为一个涵盖广阔的邦联或者成为一个以联邦实体为内核加上较为松散的外围周边地带的多层次实体。这些问题都应由欧洲人自己去研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很可能不平衡，会停停走走，而且最终只能靠复杂的妥协被推动前进。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在2000年以前应运而生，最初可能由欧盟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的六至十个成员国组成。这将加速欧洲在货币领域之外的经济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于是，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进程，一个拥有更为一体化的内核和较松散的外围的单一欧洲将会出现并日渐成为欧亚棋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棋手。
　　无论怎样，美国都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更喜欢一个尽管包括的地域更广内涵却含糊不清的欧洲联合。美国应该通过言辞和行动重申，它最终愿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并与之打交道，而不仅仅把欧盟视为由通过北约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共同市场。为使这一承诺更可信并超越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美国可以建议并启动在新的跨大西洋双边决策机制中与欧盟的联袂规划。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北约。维系北约对跨大西洋的联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意见极为一致。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约确保欧洲的安全并为寻求欧洲统一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这便是北约对欧洲具有历史性至关重要意义的依据。
　　然而，随着欧洲在犹豫中逐步走向联合，北约的内部结构和进程将不得不作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是有点道理的。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十五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但是这种进展必须在现有的联盟安排中得到体现，否则，缺少这种调整本身就会使进一步进展受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联盟决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由此设想到以联盟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系统为基础，进行某种纯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如果愿进一步迁就法国关于增大西欧联盟在北约内的作用，特别是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将表明美国对欧洲统一更真诚的支持并有助于缩小美法之间在欧洲最终自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
　　从更长远看，西欧联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于种种地缘政治或历史原因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的欧盟国家入盟。属于这类国家的可能有芬兰或瑞典，甚至还可能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都已在西欧联盟内获得观察员地位。［5］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谋求与西欧联盟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最终加入北约的预备性步骤。西欧联盟在处理与欧盟未来成员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仿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的做法。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正式范围之外编织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合作网。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大和更统一的欧洲出现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样一个欧洲也不会很快出现），美国必须与法国和德国通力协作，共同促进这样一个更统一和更大的欧洲的出现。因此，美国关于法国的主要政策难题，仍将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德联系的情况下诱使法国更紧密地参与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而关于德国的主要政策难题，则仍将是美国如何既可以依赖德国在大西洋主义欧洲的领导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发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
　　美国在联盟未来结构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会，有助于最终争取法国对北约东扩的更大支持。从长远看，使德国的两边同处于一个一体化的北约军事安全区之内可以把德国更牢固地定位在一个多边框架内。这对法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联盟的扩大还将使“魏玛三角”（由德国、法国、波兰构成）变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之微妙手段这种可能性增大。尽管波兰加入联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波兰对法国在联盟扩展问题上态度暖昧颇为不满），然而一旦波兰入盟以后，更可能出现的却是法国与波兰在地缘政治上持共同观点。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法国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伙伴，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法国作这样的介入有充分的国内原因：约500万穆斯林现在居住在法国。因而北非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对法国利害攸关。然而这种利益又能给欧洲安全带来广泛的好处。若没有法国的使命感，欧洲南翼将更不稳定和更具威胁性。整个南欧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威胁正越来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国对整个地中海地区事态的强烈关注同北约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并非无关。美国在偶尔不得不应付法国关于其特殊领袖地位的过分要求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德国另当别论。德国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在公开赞同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时却必须谨慎行事。这种领导作用可能会对某些欧洲国家暂时有利，比如那些赞赏德国为欧洲东扩采取主动行动的中欧国家。西欧人对此也可以容忍，只要这种领导作用被置于美国的首要地位之下。但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关于北约扩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与欧洲自身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如果欧盟将成为一个地理上幅员更广大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法德领导核心加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围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这样一个欧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筑在与美国继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欧，就自然不能被明显地排斥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欧洲其他部分之外。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意见一致。在美国和德国看来，扩大的动因是政治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推动扩大的不是对俄国的仇恨，也不是对俄国的惧怕，更不是孤立俄国的愿望。
　　因此，美国须特别紧密地与德国携手合作推动欧洲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德国联袂鼓励其他北约盟友同意欧洲东扩并且在俄罗斯愿意妥协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有效地谈判相互迁就方案(见第四章)，或者两国在建设欧洲的任务不能从属于莫斯科的反对意见这种正确信念的指引下采取果断行动，则东扩就会成为现实。为获得所需的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需要美国与德国联合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于获得这种一致意见，任何北约成员国都没有能力予以阻挠。
　　说到底，与上述努力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果美国业已启动的扩展北约的努力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在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指导欧洲渐进扩展的底线必须是这样的主张：现有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否决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加入欧洲体系并进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都不应最终被先验地排除在欧盟或北约之外，尤其是极易遭受武力攻击且日益符合条件的波罗的海国家有权知道它们最终也可以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有权知道，它们即使不去迎合扩展中的欧洲及其美国伙伴的利益，它们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威胁。
　　实质上，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必须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1996年5月15日在亚琛十分雄辩地提出的问题：　　
　　　　我知道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均不能一夜之间向所有渴望加入它们的国
　　家敞开大门。这两个机构毫无疑问能够做的和在为时太晚之前应该做的是：向
　　被视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地区的整个欧洲明确保证欧盟与北约都不是封闭的俱乐
　　部。二者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和详尽的渐进扩展政策。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
　　一个时间表，而且还有对这个时间表内在逻辑的解释。

欧洲的历史性时间表

　　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甚至仅仅对地图11扫一眼便可确信，现在的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欧洲。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个能对双方产生吸引作用的无安全保障的地区，并必然导致紧张和角逐的欧洲。
　　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仅限于西欧）在冷战期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义，但这样的欧洲现在却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日渐统一的欧洲除了是一种文明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不受种族和领土争端困扰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欧洲，目前在正式组织上范围要比其实际潜力小得多。几个较为先进、政治上稳定的中欧国家均属西方彼得的欧洲传统。主要有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可能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们已明显具备了资格也渴望成为“欧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成员。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约看来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实行扩展而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这一初步但却重要的步骤之后，北约的任何后续扩展可能将与欧盟的扩展同步或紧接其后进行。欧盟扩展涉及更复杂的程序。这既表现在取得资格要分若干阶段，又表现在入盟必须达到的要求上（见表格3）〈/a>。因此，即使是接纳首批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也不可能早于2002年，或许还要晚一些。然而，当北约首批三个新成员加入欧盟后，欧盟和北约都必然会把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最终还可能有乌克兰）的问题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入盟的前景已在对未来的成员国的情况和行为发生建设性影响。意识到欧盟或北约均不希望被成员国之间在少数民族权益或领土要求方面的更多冲突所困扰（士耳其与希腊的争端已经够麻烦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到必要推动，力争达成符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的妥协。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资格入盟这一更为笼统的原则，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作用。要求不被遗弃在北约和欧盟的外面的愿望，正在对新兴的民主国家产生着有力的重要影响。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
　　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方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别是在防务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成为任何扩大了的欧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这一安全安排最终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进来。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一德国一波兰一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还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出现，事关重大。应不断地向俄罗斯作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就像最终加入扩大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和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新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一样。为使这些保证言而有信，应有意识地推进俄罗斯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内的各种合作联系。（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及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倘若欧洲在统一和扩展方面以及俄罗斯与此同时在巩固民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则俄罗斯在某个时候也可以有资格与欧洲结成更牢固的关系。这又将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与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最终合并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提出俄罗斯正式入盟的问题。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的话，这恰恰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对俄国关闭各种大门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欧洲分裂状态的结束不应成为将欧洲推回到众多民族国家争吵不休的状态的一个步骤，而应是一个出发点，营造一个因北约扩大而得以加强、因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安全关系而更加安全且幅员更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因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注：
　　［1］例如在下列组织的总预算中，德国出资的比例分别为：欧盟28．5％；北约22．8％；联合国8．93％。此外，它还是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
　　［2］转引自1996年8月12日《观察家报》。
　　［3］参阅他所著《欧洲史：从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
　　［4］1996年8月2日，黑体是引用者所加。
　　［5］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瑞典具有影响的舆论都已开始讨论与北约结盟的可能性。1996年5月，瑞典媒体报道，芬兰国防部队司令员提出了北约在北欧领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在一项表明要逐步与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决定中建议瑞典加入只有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西欧军备集团（WEAG）。

明天继续登，希望大家不要带政治倾向性来看。
不要低估文化的力量。我担心的是只知道NIKE和KFC的小朋友长大后会由衷拥护美国，不管它是不是霸主，是不是每件事都无私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会？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KFC和MCDONALDS，我们政治课学的是可恶的资本家在大萧条时代将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而穷人忍饥挨饿。

P。S。：关于美国霸权，布热津斯基自己倒也有一点底气不足的。他说：美国在道德上不够清白来感召世界，在经济上不够强大来支撑世界，在军事上不够全面来控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