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白宫的新闻游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55:26
白宫的新闻游戏
媒体与政府、公众间的控制和反控制机制
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和繁荣，“9·11”重新开启了变动之门，他们获得了勇往直前的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混沌重开的时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从而成为政权和民众的传声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责任。
连清川
白宫的新闻发布室（BriefingRoom）就在白宫主楼的旁边。和白宫的气势恢弘不同，它显得矮小、破旧。这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小木棚，而不是一个能每天从这里发出令全世界关注的消息的地方。
永远的怀疑论者
听说，美国的电视界曾经给过总统办公室一个忠告：总统在看深夜电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花生、爆米花之类的食物，否则有可能被噎死。
晚上11：00之后，是美国各个电视台脱口秀的黄金时间。那些节目主持人们开场白的笑话，一般都是总统。有一天晚上，喜剧中心（ComedyCentral）电视台的主持人是这样开场的：“总统先生说他每天晚上都要读《圣经》。他已经59岁了，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就赶快把那书看完了吧。”NBC电视台的主持人科能·奥·布赖恩（ConanO’Brien）是这样说的：“总统先生去度假了。他那一个月的假期叫‘工作假期’。天哪，他什么时候干过一个月的工作？”
这也许对于一个正经的媒体是过分了一点，但是这些节目都已经事先声明是娱乐节目，所以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总统自然也不能太当真。
但是，美国的媒体对于总统、白宫、国会，对于各个层次的政府，说他们像看贼似的看着这些政府官员，一点也不为过。越是主流媒体，越是以揭发白宫的丑闻为荣———对于政府，他们是永远的怀疑论者。
美国的官员简直如履薄冰，他们当然不是要保证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和决策永远正确，但是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向公众所发布的消息是正确的，必须保证自己的政治行为是清白的，否则媒体是无所不在的。
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霍华德对我说，在美国，政府和媒体打官司，胜算不超过10％，所以，从来都是媒体控告政府隐瞒信息，而很少政府控告媒体。1970年代五角大楼诉《纽约时报》披露“国家安全信息”的失败，给了政府一个深刻的教训：最好是谈判解决，而不是诉诸法律。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媒体有足够的权力，要求政府披露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消息而政府却无法拒绝。
和白宫仅仅数个街区之隔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坐落在一栋并不起眼的写字楼中。它的国际版主编约瑟华·科伦兹克（JoshuaKurlantzick）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
《新共和》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杂志，目前它的期发行量大致稳定在10万左右。科伦兹克认为，他们主要的读者，或者说他们主要要影响的人，就是政客、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和那些可能成为政客的人。他们的影响方式，就是他们杂志的风格：观念杂志（OpinionMagazine）。科伦兹克认为，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观点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哈泼斯杂志》（HarpersMagazine）等等，都是不赚钱的。但是他们的发行人背后，都有一个大的集团来支撑他们，这些大集团用其他赚钱的行业来养着这些杂志，就是为了让这些杂志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
脱口秀使美国的公众看尽了总统或者国务卿的笑话，他们使政客们出丑，使老百姓保持着对政客们的永恒戒心；而严肃的主流媒体，则努力地让政治的所有层面，在公众的面前透明、公开，无所藏匿。
白宫的新闻技巧因此，霍华德先生非常信赖美国的媒体：“新闻竞争使白宫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有一个重要的新闻要爆发的话，那就一定要爆发。”
霍华德先生指的是关于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这次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国的舆论对于美国媒体的表现都非常不满意。在新闻界中有一个传闻：美国军方要求媒体在战争期间不披露关于美国军队的战略、战术等敏感信息，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同意了。
霍华德先生认为，且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白宫和新闻媒体彼此之间每天的关系是“谈判”。的确，“白宫无法阻止媒体进行报道，历史和宪法都已经说服了白宫，和媒体对抗的结果并不乐观。但是白宫也有自己的武器，也就是准入证”。
把这个东西套在伊拉克战争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假如《纽约时报》不同意白宫的做法，执意一定要披露自己所得到的消息，白宫也没有办法。但是，在五角大楼进行的“嵌入式报道”，也就是允许记者随军
报道的配额，白宫就可以不给《纽约时报》。虽然《纽约时报》可以得到一时的风光，但是对于市场更重要的战地报道，《纽约时报》就要吃大亏了。
因此，《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刻就会妥协。但是，霍华德先生最终的观点是这样的：“白宫也许可以和某个媒体在某个时刻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它不能和所有的媒体在所有的时刻达成所有的妥协。”因此，白宫对于媒体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霍华德先生太过乐观了。
《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说：布什政府最厉害的手段，是让所有反对它的人，都变成不爱国。也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爱国法》（它的实际名字叫《反恐怖法》），你就是不爱国；如果你
反对攻打伊拉克，你就是不爱国；像CBS那样，播放采访萨达姆的节目，你就是不爱国。
《纽约客》在“9·11之”后，曾经刊登著名的学者苏珊·桑塔格撰写的言论，斥责美国公众应该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否也同那些劫机者一样地不人道。文章刊登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给《纽约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尽管它并没有为此道歉，但是迄今为止，桑塔格再也没有在杂志上出现过。
白宫并没有出现在《纽约客》面前，但是它所设置的话题，已经主宰了这个国家的言论方向。
波士顿爱默生学院（EmersonCollege）的新闻学教授艾曼纽尔·帕拉斯科斯（EmmanuelParaschos）在这样的一个
时期里，对美国的媒体甚至公众充满了失望之情：“对于新闻自由来说，其中一个大忌就是政治秘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公众对政府的政治秘密却更加地能够理解，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而媒体已经不愿意推动政府公开这些秘密。这都是因为‘9·11’。现在成了一个媒体自愿对政府友善的时代，他们不向政府提问，于是政府根本就不需要立什么法来抑制新闻自由。”他认为，正是因为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媒体已经没有胆量来向政府提出疑问，提问这场战争是否能够使美国人免于下一次袭击，是否让政府更加自由地行动能够防止恐怖主义，提问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已经导致了民权的倒退。
如果公众的情绪不是如此地激烈的话，白宫是否有能力操控媒体的话题？
舆论与商业：达摩克利斯之剑？
《华尔街日报》原本就在世界贸易中心（WTC）的隔壁。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它的办公室的影子一定能够投射在WTC的玻璃墙上。
但是，现在，从这里的办公室往外望的时候，那个已经改名叫“零点地”
（GroundZero）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个
巨大的坑。一些钢筋倔强地伸向蔚蓝的天空，水泥板躺在地上，苍白而无力。我猜想，这些媒体界的精英们，他们每日面
对着这样的情景，对比WTC以往的热闹与喧嚣，心里的冲击将是多么巨大？
当我问《华尔街日报》：“人们如此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可是伊拉克和‘9·11’有什么关系吗？”它的助理发行人理察·托佛尔（RichardTofel）指着楼下那个大坑说道：“人们相信，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楼下那个巨大的坑，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里都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个阴影，使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变成了爱国者。帕拉斯科斯教授说美国媒体再也不敢发问，关键的不是媒体怕得罪美国政府，而是媒体怕得罪公众舆论；媒体成为了爱国媒体，并不是因为政府让他们成为爱国媒体，而是因为美国人都成为了爱国者；布什政府的新闻技巧再高，也不能让媒体变成睁眼瞎，而是因为布什政府掌握了公众的情绪。
自由论坛是一个国际性的基金组织，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执行情况。但是当提起美国人目前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它的媒体顾问吉恩·梅特（GeneMater）先生傲慢地纠正说：“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是的，也许用“爱国主义”来形容美国人目前的心理，或者对他们而言更加合适一些。
但是，这种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显然已经让美国的媒体显得无所适从了。
法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是有时候，公众舆论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也能够影响媒体话语，比如公共情绪。
公众舆论影响媒体的方式最直接、有效的是两种方式，一是发行量或收视（听）率，二是商业。
“9·11”之后，几乎每出现一个“反美国”的言论，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帕拉斯科斯教授认为，在美国“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争论还并没有真正地开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依旧是：我们教训他们。我们赢了，我们回家。在这样的公众情绪下面，媒体人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去认真地思考，而只能是顺应这种情绪，顺应“爱国主义”。尖锐地批评美国（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文章引起公众的反感，会产生“用脚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效应。
但是佐治亚州州立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安·霍利菲尔德（AnnHollifield）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她认为，美国政治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来制约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但是商业上面却没有。目前美国的媒体面临的更大的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
美国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公众公司，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决定这些报纸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新闻价值。
媒体上市公司衡量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因为它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结果并不是由媒体自己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的。所以，媒体价值的下跌有着多重的来源：受众对媒体的抛弃；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等等。对于媒体公司的老板来说，任何一方面的损失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闻内容并不能逃脱公司的干预：并不是单独的、对于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的干预，而是对于媒体操作方针的干预。
一个良好的媒体必须和公众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持他们的客观性，保持对现状清醒和理智的分析。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公众意见已经和媒体意见合为了一体。
媒体自卫反击战
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洛杉矶时报》的退休远东记者莫雷·福朗森教授（MarrayFromson）是对媒体非常有信心的人之一。他的一本关于冷战的著作即将面世，他从历史中得到了他的结论：“你看，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最初媒体不也是支持政府的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于政府提出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水门事件不就是在越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发生的吗？美国的媒体有着自己的纠错功能。”
恰好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件非常热门的事件：罢免加州州长格瑞·戴维斯（GreyDavis）。全美媒体都卷入了这一场奇怪的竞赛之中———尤其是在电影明星阿诺·斯瓦辛格宣布参选之后。
尽管非主流媒体极力炒作选举的娱乐性，但主流媒体却尽量地利用这件事情来教育和引导选民。尤其是《洛杉矶时报》，由于地利之便，更是每天推出几个整版来透视选举的方方面面，包括所有候选人的选举资料、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加州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几乎故意避开选举的娱乐性，而直指选举本身。
当然，无论主流媒体如何努力，公众的兴趣依旧对娱乐性最为浓烈。这造成了一种颇为古怪的竞赛：媒体似乎要拨乱反正，而公众却执意沉沦。
这种选举隐约隐藏的媒体与公众兴趣之间的分道扬镳，在今天的美国媒体却显得如此地意味深长。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在对于战争本身“爱国性质”已经无从下嘴的时候，它们突然间转向，关注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虽然民权斗争也和越战有关，但是毕竟与越战的主题相差甚远。也就是说，他们在战争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从民间发生，以民间的话语体系为主流，美国政府只能招架，而不能设定话语体系。媒体在政府设定的主流体系之外另外寻找了一个话语空间，重新夺回了公众舆论的主导权。
这就是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的真正涵义：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反操纵。
媒体的自卫反击战不在于对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因为这不可能，政府所设置的议题和公众的意见已经决定了这无法更改；但是他们开始提问的问题是：总统在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程序是否合法？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给予公众的信息是否真确？在战后重建伊拉克的时候，方式是否合理？
只要对政府的怀疑永远存在，那么这个时代，就有重新回到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可能性。也许恰如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TheTaleofTwoCities）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和繁荣，“9·11”重新开启了变动之门，他们获得了勇往直前的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混沌重开的时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从而成为政权和民众的传声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责白宫的新闻游戏
媒体与政府、公众间的控制和反控制机制
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和繁荣，“9·11”重新开启了变动之门，他们获得了勇往直前的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混沌重开的时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从而成为政权和民众的传声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责任。
连清川
白宫的新闻发布室（BriefingRoom）就在白宫主楼的旁边。和白宫的气势恢弘不同，它显得矮小、破旧。这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小木棚，而不是一个能每天从这里发出令全世界关注的消息的地方。
永远的怀疑论者
听说，美国的电视界曾经给过总统办公室一个忠告：总统在看深夜电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花生、爆米花之类的食物，否则有可能被噎死。
晚上11：00之后，是美国各个电视台脱口秀的黄金时间。那些节目主持人们开场白的笑话，一般都是总统。有一天晚上，喜剧中心（ComedyCentral）电视台的主持人是这样开场的：“总统先生说他每天晚上都要读《圣经》。他已经59岁了，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就赶快把那书看完了吧。”NBC电视台的主持人科能·奥·布赖恩（ConanO’Brien）是这样说的：“总统先生去度假了。他那一个月的假期叫‘工作假期’。天哪，他什么时候干过一个月的工作？”
这也许对于一个正经的媒体是过分了一点，但是这些节目都已经事先声明是娱乐节目，所以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总统自然也不能太当真。
但是，美国的媒体对于总统、白宫、国会，对于各个层次的政府，说他们像看贼似的看着这些政府官员，一点也不为过。越是主流媒体，越是以揭发白宫的丑闻为荣———对于政府，他们是永远的怀疑论者。
美国的官员简直如履薄冰，他们当然不是要保证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和决策永远正确，但是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向公众所发布的消息是正确的，必须保证自己的政治行为是清白的，否则媒体是无所不在的。
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霍华德对我说，在美国，政府和媒体打官司，胜算不超过10％，所以，从来都是媒体控告政府隐瞒信息，而很少政府控告媒体。1970年代五角大楼诉《纽约时报》披露“国家安全信息”的失败，给了政府一个深刻的教训：最好是谈判解决，而不是诉诸法律。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媒体有足够的权力，要求政府披露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消息而政府却无法拒绝。
和白宫仅仅数个街区之隔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坐落在一栋并不起眼的写字楼中。它的国际版主编约瑟华·科伦兹克（JoshuaKurlantzick）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
《新共和》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杂志，目前它的期发行量大致稳定在10万左右。科伦兹克认为，他们主要的读者，或者说他们主要要影响的人，就是政客、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和那些可能成为政客的人。他们的影响方式，就是他们杂志的风格：观念杂志（OpinionMagazine）。科伦兹克认为，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观点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哈泼斯杂志》（HarpersMagazine）等等，都是不赚钱的。但是他们的发行人背后，都有一个大的集团来支撑他们，这些大集团用其他赚钱的行业来养着这些杂志，就是为了让这些杂志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
脱口秀使美国的公众看尽了总统或者国务卿的笑话，他们使政客们出丑，使老百姓保持着对政客们的永恒戒心；而严肃的主流媒体，则努力地让政治的所有层面，在公众的面前透明、公开，无所藏匿。
白宫的新闻技巧因此，霍华德先生非常信赖美国的媒体：“新闻竞争使白宫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有一个重要的新闻要爆发的话，那就一定要爆发。”
霍华德先生指的是关于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这次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国的舆论对于美国媒体的表现都非常不满意。在新闻界中有一个传闻：美国军方要求媒体在战争期间不披露关于美国军队的战略、战术等敏感信息，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同意了。
霍华德先生认为，且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白宫和新闻媒体彼此之间每天的关系是“谈判”。的确，“白宫无法阻止媒体进行报道，历史和宪法都已经说服了白宫，和媒体对抗的结果并不乐观。但是白宫也有自己的武器，也就是准入证”。
把这个东西套在伊拉克战争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假如《纽约时报》不同意白宫的做法，执意一定要披露自己所得到的消息，白宫也没有办法。但是，在五角大楼进行的“嵌入式报道”，也就是允许记者随军
报道的配额，白宫就可以不给《纽约时报》。虽然《纽约时报》可以得到一时的风光，但是对于市场更重要的战地报道，《纽约时报》就要吃大亏了。
因此，《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刻就会妥协。但是，霍华德先生最终的观点是这样的：“白宫也许可以和某个媒体在某个时刻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它不能和所有的媒体在所有的时刻达成所有的妥协。”因此，白宫对于媒体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霍华德先生太过乐观了。
《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说：布什政府最厉害的手段，是让所有反对它的人，都变成不爱国。也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爱国法》（它的实际名字叫《反恐怖法》），你就是不爱国；如果你
反对攻打伊拉克，你就是不爱国；像CBS那样，播放采访萨达姆的节目，你就是不爱国。
《纽约客》在“9·11之”后，曾经刊登著名的学者苏珊·桑塔格撰写的言论，斥责美国公众应该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否也同那些劫机者一样地不人道。文章刊登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给《纽约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尽管它并没有为此道歉，但是迄今为止，桑塔格再也没有在杂志上出现过。
白宫并没有出现在《纽约客》面前，但是它所设置的话题，已经主宰了这个国家的言论方向。
波士顿爱默生学院（EmersonCollege）的新闻学教授艾曼纽尔·帕拉斯科斯（EmmanuelParaschos）在这样的一个
时期里，对美国的媒体甚至公众充满了失望之情：“对于新闻自由来说，其中一个大忌就是政治秘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公众对政府的政治秘密却更加地能够理解，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而媒体已经不愿意推动政府公开这些秘密。这都是因为‘9·11’。现在成了一个媒体自愿对政府友善的时代，他们不向政府提问，于是政府根本就不需要立什么法来抑制新闻自由。”他认为，正是因为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媒体已经没有胆量来向政府提出疑问，提问这场战争是否能够使美国人免于下一次袭击，是否让政府更加自由地行动能够防止恐怖主义，提问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已经导致了民权的倒退。
如果公众的情绪不是如此地激烈的话，白宫是否有能力操控媒体的话题？
舆论与商业：达摩克利斯之剑？
《华尔街日报》原本就在世界贸易中心（WTC）的隔壁。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它的办公室的影子一定能够投射在WTC的玻璃墙上。
但是，现在，从这里的办公室往外望的时候，那个已经改名叫“零点地”
（GroundZero）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个
巨大的坑。一些钢筋倔强地伸向蔚蓝的天空，水泥板躺在地上，苍白而无力。我猜想，这些媒体界的精英们，他们每日面
对着这样的情景，对比WTC以往的热闹与喧嚣，心里的冲击将是多么巨大？
当我问《华尔街日报》：“人们如此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可是伊拉克和‘9·11’有什么关系吗？”它的助理发行人理察·托佛尔（RichardTofel）指着楼下那个大坑说道：“人们相信，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楼下那个巨大的坑，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里都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个阴影，使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变成了爱国者。帕拉斯科斯教授说美国媒体再也不敢发问，关键的不是媒体怕得罪美国政府，而是媒体怕得罪公众舆论；媒体成为了爱国媒体，并不是因为政府让他们成为爱国媒体，而是因为美国人都成为了爱国者；布什政府的新闻技巧再高，也不能让媒体变成睁眼瞎，而是因为布什政府掌握了公众的情绪。
自由论坛是一个国际性的基金组织，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执行情况。但是当提起美国人目前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它的媒体顾问吉恩·梅特（GeneMater）先生傲慢地纠正说：“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是的，也许用“爱国主义”来形容美国人目前的心理，或者对他们而言更加合适一些。
但是，这种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显然已经让美国的媒体显得无所适从了。
法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是有时候，公众舆论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也能够影响媒体话语，比如公共情绪。
公众舆论影响媒体的方式最直接、有效的是两种方式，一是发行量或收视（听）率，二是商业。
“9·11”之后，几乎每出现一个“反美国”的言论，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帕拉斯科斯教授认为，在美国“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争论还并没有真正地开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依旧是：我们教训他们。我们赢了，我们回家。在这样的公众情绪下面，媒体人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去认真地思考，而只能是顺应这种情绪，顺应“爱国主义”。尖锐地批评美国（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文章引起公众的反感，会产生“用脚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效应。
但是佐治亚州州立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安·霍利菲尔德（AnnHollifield）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她认为，美国政治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来制约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但是商业上面却没有。目前美国的媒体面临的更大的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
美国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公众公司，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决定这些报纸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新闻价值。
媒体上市公司衡量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因为它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结果并不是由媒体自己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的。所以，媒体价值的下跌有着多重的来源：受众对媒体的抛弃；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等等。对于媒体公司的老板来说，任何一方面的损失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闻内容并不能逃脱公司的干预：并不是单独的、对于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的干预，而是对于媒体操作方针的干预。
一个良好的媒体必须和公众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持他们的客观性，保持对现状清醒和理智的分析。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公众意见已经和媒体意见合为了一体。
媒体自卫反击战
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洛杉矶时报》的退休远东记者莫雷·福朗森教授（MarrayFromson）是对媒体非常有信心的人之一。他的一本关于冷战的著作即将面世，他从历史中得到了他的结论：“你看，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最初媒体不也是支持政府的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于政府提出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水门事件不就是在越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发生的吗？美国的媒体有着自己的纠错功能。”
恰好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件非常热门的事件：罢免加州州长格瑞·戴维斯（GreyDavis）。全美媒体都卷入了这一场奇怪的竞赛之中———尤其是在电影明星阿诺·斯瓦辛格宣布参选之后。
尽管非主流媒体极力炒作选举的娱乐性，但主流媒体却尽量地利用这件事情来教育和引导选民。尤其是《洛杉矶时报》，由于地利之便，更是每天推出几个整版来透视选举的方方面面，包括所有候选人的选举资料、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加州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几乎故意避开选举的娱乐性，而直指选举本身。
当然，无论主流媒体如何努力，公众的兴趣依旧对娱乐性最为浓烈。这造成了一种颇为古怪的竞赛：媒体似乎要拨乱反正，而公众却执意沉沦。
这种选举隐约隐藏的媒体与公众兴趣之间的分道扬镳，在今天的美国媒体却显得如此地意味深长。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在对于战争本身“爱国性质”已经无从下嘴的时候，它们突然间转向，关注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虽然民权斗争也和越战有关，但是毕竟与越战的主题相差甚远。也就是说，他们在战争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从民间发生，以民间的话语体系为主流，美国政府只能招架，而不能设定话语体系。媒体在政府设定的主流体系之外另外寻找了一个话语空间，重新夺回了公众舆论的主导权。
这就是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的真正涵义：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反操纵。
媒体的自卫反击战不在于对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因为这不可能，政府所设置的议题和公众的意见已经决定了这无法更改；但是他们开始提问的问题是：总统在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程序是否合法？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给予公众的信息是否真确？在战后重建伊拉克的时候，方式是否合理？
只要对政府的怀疑永远存在，那么这个时代，就有重新回到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可能性。也许恰如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TheTaleofTwoCities）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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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政府、公众间的控制和反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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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对于一个正经的媒体是过分了一点，但是这些节目都已经事先声明是娱乐节目，所以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总统自然也不能太当真。
但是，美国的媒体对于总统、白宫、国会，对于各个层次的政府，说他们像看贼似的看着这些政府官员，一点也不为过。越是主流媒体，越是以揭发白宫的丑闻为荣———对于政府，他们是永远的怀疑论者。
美国的官员简直如履薄冰，他们当然不是要保证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和决策永远正确，但是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向公众所发布的消息是正确的，必须保证自己的政治行为是清白的，否则媒体是无所不在的。
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霍华德对我说，在美国，政府和媒体打官司，胜算不超过10％，所以，从来都是媒体控告政府隐瞒信息，而很少政府控告媒体。1970年代五角大楼诉《纽约时报》披露“国家安全信息”的失败，给了政府一个深刻的教训：最好是谈判解决，而不是诉诸法律。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媒体有足够的权力，要求政府披露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消息而政府却无法拒绝。
和白宫仅仅数个街区之隔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坐落在一栋并不起眼的写字楼中。它的国际版主编约瑟华·科伦兹克（JoshuaKurlantzick）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
《新共和》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杂志，目前它的期发行量大致稳定在10万左右。科伦兹克认为，他们主要的读者，或者说他们主要要影响的人，就是政客、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和那些可能成为政客的人。他们的影响方式，就是他们杂志的风格：观念杂志（OpinionMagazine）。科伦兹克认为，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观点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哈泼斯杂志》（HarpersMagazine）等等，都是不赚钱的。但是他们的发行人背后，都有一个大的集团来支撑他们，这些大集团用其他赚钱的行业来养着这些杂志，就是为了让这些杂志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
脱口秀使美国的公众看尽了总统或者国务卿的笑话，他们使政客们出丑，使老百姓保持着对政客们的永恒戒心；而严肃的主流媒体，则努力地让政治的所有层面，在公众的面前透明、公开，无所藏匿。
白宫的新闻技巧因此，霍华德先生非常信赖美国的媒体：“新闻竞争使白宫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有一个重要的新闻要爆发的话，那就一定要爆发。”
霍华德先生指的是关于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这次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国的舆论对于美国媒体的表现都非常不满意。在新闻界中有一个传闻：美国军方要求媒体在战争期间不披露关于美国军队的战略、战术等敏感信息，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同意了。
霍华德先生认为，且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白宫和新闻媒体彼此之间每天的关系是“谈判”。的确，“白宫无法阻止媒体进行报道，历史和宪法都已经说服了白宫，和媒体对抗的结果并不乐观。但是白宫也有自己的武器，也就是准入证”。
把这个东西套在伊拉克战争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假如《纽约时报》不同意白宫的做法，执意一定要披露自己所得到的消息，白宫也没有办法。但是，在五角大楼进行的“嵌入式报道”，也就是允许记者随军
报道的配额，白宫就可以不给《纽约时报》。虽然《纽约时报》可以得到一时的风光，但是对于市场更重要的战地报道，《纽约时报》就要吃大亏了。
因此，《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刻就会妥协。但是，霍华德先生最终的观点是这样的：“白宫也许可以和某个媒体在某个时刻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它不能和所有的媒体在所有的时刻达成所有的妥协。”因此，白宫对于媒体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霍华德先生太过乐观了。
《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说：布什政府最厉害的手段，是让所有反对它的人，都变成不爱国。也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爱国法》（它的实际名字叫《反恐怖法》），你就是不爱国；如果你
反对攻打伊拉克，你就是不爱国；像CBS那样，播放采访萨达姆的节目，你就是不爱国。
《纽约客》在“9·11之”后，曾经刊登著名的学者苏珊·桑塔格撰写的言论，斥责美国公众应该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否也同那些劫机者一样地不人道。文章刊登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给《纽约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尽管它并没有为此道歉，但是迄今为止，桑塔格再也没有在杂志上出现过。
白宫并没有出现在《纽约客》面前，但是它所设置的话题，已经主宰了这个国家的言论方向。
波士顿爱默生学院（EmersonCollege）的新闻学教授艾曼纽尔·帕拉斯科斯（EmmanuelParaschos）在这样的一个
时期里，对美国的媒体甚至公众充满了失望之情：“对于新闻自由来说，其中一个大忌就是政治秘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公众对政府的政治秘密却更加地能够理解，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而媒体已经不愿意推动政府公开这些秘密。这都是因为‘9·11’。现在成了一个媒体自愿对政府友善的时代，他们不向政府提问，于是政府根本就不需要立什么法来抑制新闻自由。”他认为，正是因为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媒体已经没有胆量来向政府提出疑问，提问这场战争是否能够使美国人免于下一次袭击，是否让政府更加自由地行动能够防止恐怖主义，提问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已经导致了民权的倒退。
如果公众的情绪不是如此地激烈的话，白宫是否有能力操控媒体的话题？
舆论与商业：达摩克利斯之剑？
《华尔街日报》原本就在世界贸易中心（WTC）的隔壁。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它的办公室的影子一定能够投射在WTC的玻璃墙上。
但是，现在，从这里的办公室往外望的时候，那个已经改名叫“零点地”
（GroundZero）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个
巨大的坑。一些钢筋倔强地伸向蔚蓝的天空，水泥板躺在地上，苍白而无力。我猜想，这些媒体界的精英们，他们每日面
对着这样的情景，对比WTC以往的热闹与喧嚣，心里的冲击将是多么巨大？
当我问《华尔街日报》：“人们如此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可是伊拉克和‘9·11’有什么关系吗？”它的助理发行人理察·托佛尔（RichardTofel）指着楼下那个大坑说道：“人们相信，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楼下那个巨大的坑，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里都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个阴影，使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变成了爱国者。帕拉斯科斯教授说美国媒体再也不敢发问，关键的不是媒体怕得罪美国政府，而是媒体怕得罪公众舆论；媒体成为了爱国媒体，并不是因为政府让他们成为爱国媒体，而是因为美国人都成为了爱国者；布什政府的新闻技巧再高，也不能让媒体变成睁眼瞎，而是因为布什政府掌握了公众的情绪。
自由论坛是一个国际性的基金组织，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执行情况。但是当提起美国人目前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它的媒体顾问吉恩·梅特（GeneMater）先生傲慢地纠正说：“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是的，也许用“爱国主义”来形容美国人目前的心理，或者对他们而言更加合适一些。
但是，这种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显然已经让美国的媒体显得无所适从了。
法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是有时候，公众舆论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也能够影响媒体话语，比如公共情绪。
公众舆论影响媒体的方式最直接、有效的是两种方式，一是发行量或收视（听）率，二是商业。
“9·11”之后，几乎每出现一个“反美国”的言论，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帕拉斯科斯教授认为，在美国“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争论还并没有真正地开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依旧是：我们教训他们。我们赢了，我们回家。在这样的公众情绪下面，媒体人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去认真地思考，而只能是顺应这种情绪，顺应“爱国主义”。尖锐地批评美国（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文章引起公众的反感，会产生“用脚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效应。
但是佐治亚州州立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安·霍利菲尔德（AnnHollifield）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她认为，美国政治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来制约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但是商业上面却没有。目前美国的媒体面临的更大的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
美国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公众公司，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决定这些报纸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新闻价值。
媒体上市公司衡量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因为它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结果并不是由媒体自己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的。所以，媒体价值的下跌有着多重的来源：受众对媒体的抛弃；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等等。对于媒体公司的老板来说，任何一方面的损失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闻内容并不能逃脱公司的干预：并不是单独的、对于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的干预，而是对于媒体操作方针的干预。
一个良好的媒体必须和公众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持他们的客观性，保持对现状清醒和理智的分析。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公众意见已经和媒体意见合为了一体。
媒体自卫反击战
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洛杉矶时报》的退休远东记者莫雷·福朗森教授（MarrayFromson）是对媒体非常有信心的人之一。他的一本关于冷战的著作即将面世，他从历史中得到了他的结论：“你看，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最初媒体不也是支持政府的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于政府提出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水门事件不就是在越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发生的吗？美国的媒体有着自己的纠错功能。”
恰好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件非常热门的事件：罢免加州州长格瑞·戴维斯（GreyDavis）。全美媒体都卷入了这一场奇怪的竞赛之中———尤其是在电影明星阿诺·斯瓦辛格宣布参选之后。
尽管非主流媒体极力炒作选举的娱乐性，但主流媒体却尽量地利用这件事情来教育和引导选民。尤其是《洛杉矶时报》，由于地利之便，更是每天推出几个整版来透视选举的方方面面，包括所有候选人的选举资料、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加州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几乎故意避开选举的娱乐性，而直指选举本身。
当然，无论主流媒体如何努力，公众的兴趣依旧对娱乐性最为浓烈。这造成了一种颇为古怪的竞赛：媒体似乎要拨乱反正，而公众却执意沉沦。
这种选举隐约隐藏的媒体与公众兴趣之间的分道扬镳，在今天的美国媒体却显得如此地意味深长。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在对于战争本身“爱国性质”已经无从下嘴的时候，它们突然间转向，关注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虽然民权斗争也和越战有关，但是毕竟与越战的主题相差甚远。也就是说，他们在战争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从民间发生，以民间的话语体系为主流，美国政府只能招架，而不能设定话语体系。媒体在政府设定的主流体系之外另外寻找了一个话语空间，重新夺回了公众舆论的主导权。
这就是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的真正涵义：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反操纵。
媒体的自卫反击战不在于对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因为这不可能，政府所设置的议题和公众的意见已经决定了这无法更改；但是他们开始提问的问题是：总统在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程序是否合法？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给予公众的信息是否真确？在战后重建伊拉克的时候，方式是否合理？
只要对政府的怀疑永远存在，那么这个时代，就有重新回到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可能性。也许恰如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TheTaleofTwoCities）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和繁荣，“9·11”重新开启了变动之门，他们获得了勇往直前的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混沌重开的时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从而成为政权和民众的传声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责白宫的新闻游戏
媒体与政府、公众间的控制和反控制机制
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和繁荣，“9·11”重新开启了变动之门，他们获得了勇往直前的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混沌重开的时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从而成为政权和民众的传声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责任。
连清川
白宫的新闻发布室（BriefingRoom）就在白宫主楼的旁边。和白宫的气势恢弘不同，它显得矮小、破旧。这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小木棚，而不是一个能每天从这里发出令全世界关注的消息的地方。
永远的怀疑论者
听说，美国的电视界曾经给过总统办公室一个忠告：总统在看深夜电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花生、爆米花之类的食物，否则有可能被噎死。
晚上11：00之后，是美国各个电视台脱口秀的黄金时间。那些节目主持人们开场白的笑话，一般都是总统。有一天晚上，喜剧中心（ComedyCentral）电视台的主持人是这样开场的：“总统先生说他每天晚上都要读《圣经》。他已经59岁了，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就赶快把那书看完了吧。”NBC电视台的主持人科能·奥·布赖恩（ConanO’Brien）是这样说的：“总统先生去度假了。他那一个月的假期叫‘工作假期’。天哪，他什么时候干过一个月的工作？”
这也许对于一个正经的媒体是过分了一点，但是这些节目都已经事先声明是娱乐节目，所以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总统自然也不能太当真。
但是，美国的媒体对于总统、白宫、国会，对于各个层次的政府，说他们像看贼似的看着这些政府官员，一点也不为过。越是主流媒体，越是以揭发白宫的丑闻为荣———对于政府，他们是永远的怀疑论者。
美国的官员简直如履薄冰，他们当然不是要保证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和决策永远正确，但是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向公众所发布的消息是正确的，必须保证自己的政治行为是清白的，否则媒体是无所不在的。
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霍华德对我说，在美国，政府和媒体打官司，胜算不超过10％，所以，从来都是媒体控告政府隐瞒信息，而很少政府控告媒体。1970年代五角大楼诉《纽约时报》披露“国家安全信息”的失败，给了政府一个深刻的教训：最好是谈判解决，而不是诉诸法律。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媒体有足够的权力，要求政府披露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消息而政府却无法拒绝。
和白宫仅仅数个街区之隔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坐落在一栋并不起眼的写字楼中。它的国际版主编约瑟华·科伦兹克（JoshuaKurlantzick）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
《新共和》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杂志，目前它的期发行量大致稳定在10万左右。科伦兹克认为，他们主要的读者，或者说他们主要要影响的人，就是政客、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和那些可能成为政客的人。他们的影响方式，就是他们杂志的风格：观念杂志（OpinionMagazine）。科伦兹克认为，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观点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哈泼斯杂志》（HarpersMagazine）等等，都是不赚钱的。但是他们的发行人背后，都有一个大的集团来支撑他们，这些大集团用其他赚钱的行业来养着这些杂志，就是为了让这些杂志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
脱口秀使美国的公众看尽了总统或者国务卿的笑话，他们使政客们出丑，使老百姓保持着对政客们的永恒戒心；而严肃的主流媒体，则努力地让政治的所有层面，在公众的面前透明、公开，无所藏匿。
白宫的新闻技巧因此，霍华德先生非常信赖美国的媒体：“新闻竞争使白宫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有一个重要的新闻要爆发的话，那就一定要爆发。”
霍华德先生指的是关于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这次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国的舆论对于美国媒体的表现都非常不满意。在新闻界中有一个传闻：美国军方要求媒体在战争期间不披露关于美国军队的战略、战术等敏感信息，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同意了。
霍华德先生认为，且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白宫和新闻媒体彼此之间每天的关系是“谈判”。的确，“白宫无法阻止媒体进行报道，历史和宪法都已经说服了白宫，和媒体对抗的结果并不乐观。但是白宫也有自己的武器，也就是准入证”。
把这个东西套在伊拉克战争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假如《纽约时报》不同意白宫的做法，执意一定要披露自己所得到的消息，白宫也没有办法。但是，在五角大楼进行的“嵌入式报道”，也就是允许记者随军
报道的配额，白宫就可以不给《纽约时报》。虽然《纽约时报》可以得到一时的风光，但是对于市场更重要的战地报道，《纽约时报》就要吃大亏了。
因此，《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刻就会妥协。但是，霍华德先生最终的观点是这样的：“白宫也许可以和某个媒体在某个时刻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它不能和所有的媒体在所有的时刻达成所有的妥协。”因此，白宫对于媒体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霍华德先生太过乐观了。
《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说：布什政府最厉害的手段，是让所有反对它的人，都变成不爱国。也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爱国法》（它的实际名字叫《反恐怖法》），你就是不爱国；如果你
反对攻打伊拉克，你就是不爱国；像CBS那样，播放采访萨达姆的节目，你就是不爱国。
《纽约客》在“9·11之”后，曾经刊登著名的学者苏珊·桑塔格撰写的言论，斥责美国公众应该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否也同那些劫机者一样地不人道。文章刊登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给《纽约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尽管它并没有为此道歉，但是迄今为止，桑塔格再也没有在杂志上出现过。
白宫并没有出现在《纽约客》面前，但是它所设置的话题，已经主宰了这个国家的言论方向。
波士顿爱默生学院（EmersonCollege）的新闻学教授艾曼纽尔·帕拉斯科斯（EmmanuelParaschos）在这样的一个
时期里，对美国的媒体甚至公众充满了失望之情：“对于新闻自由来说，其中一个大忌就是政治秘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公众对政府的政治秘密却更加地能够理解，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而媒体已经不愿意推动政府公开这些秘密。这都是因为‘9·11’。现在成了一个媒体自愿对政府友善的时代，他们不向政府提问，于是政府根本就不需要立什么法来抑制新闻自由。”他认为，正是因为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媒体已经没有胆量来向政府提出疑问，提问这场战争是否能够使美国人免于下一次袭击，是否让政府更加自由地行动能够防止恐怖主义，提问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已经导致了民权的倒退。
如果公众的情绪不是如此地激烈的话，白宫是否有能力操控媒体的话题？
舆论与商业：达摩克利斯之剑？
《华尔街日报》原本就在世界贸易中心（WTC）的隔壁。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它的办公室的影子一定能够投射在WTC的玻璃墙上。
但是，现在，从这里的办公室往外望的时候，那个已经改名叫“零点地”
（GroundZero）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个
巨大的坑。一些钢筋倔强地伸向蔚蓝的天空，水泥板躺在地上，苍白而无力。我猜想，这些媒体界的精英们，他们每日面
对着这样的情景，对比WTC以往的热闹与喧嚣，心里的冲击将是多么巨大？
当我问《华尔街日报》：“人们如此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可是伊拉克和‘9·11’有什么关系吗？”它的助理发行人理察·托佛尔（RichardTofel）指着楼下那个大坑说道：“人们相信，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楼下那个巨大的坑，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里都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个阴影，使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变成了爱国者。帕拉斯科斯教授说美国媒体再也不敢发问，关键的不是媒体怕得罪美国政府，而是媒体怕得罪公众舆论；媒体成为了爱国媒体，并不是因为政府让他们成为爱国媒体，而是因为美国人都成为了爱国者；布什政府的新闻技巧再高，也不能让媒体变成睁眼瞎，而是因为布什政府掌握了公众的情绪。
自由论坛是一个国际性的基金组织，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执行情况。但是当提起美国人目前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它的媒体顾问吉恩·梅特（GeneMater）先生傲慢地纠正说：“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是的，也许用“爱国主义”来形容美国人目前的心理，或者对他们而言更加合适一些。
但是，这种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显然已经让美国的媒体显得无所适从了。
法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是有时候，公众舆论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也能够影响媒体话语，比如公共情绪。
公众舆论影响媒体的方式最直接、有效的是两种方式，一是发行量或收视（听）率，二是商业。
“9·11”之后，几乎每出现一个“反美国”的言论，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帕拉斯科斯教授认为，在美国“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争论还并没有真正地开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依旧是：我们教训他们。我们赢了，我们回家。在这样的公众情绪下面，媒体人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去认真地思考，而只能是顺应这种情绪，顺应“爱国主义”。尖锐地批评美国（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文章引起公众的反感，会产生“用脚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效应。
但是佐治亚州州立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安·霍利菲尔德（AnnHollifield）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她认为，美国政治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来制约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但是商业上面却没有。目前美国的媒体面临的更大的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
美国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公众公司，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决定这些报纸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新闻价值。
媒体上市公司衡量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因为它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结果并不是由媒体自己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的。所以，媒体价值的下跌有着多重的来源：受众对媒体的抛弃；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等等。对于媒体公司的老板来说，任何一方面的损失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闻内容并不能逃脱公司的干预：并不是单独的、对于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的干预，而是对于媒体操作方针的干预。
一个良好的媒体必须和公众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持他们的客观性，保持对现状清醒和理智的分析。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公众意见已经和媒体意见合为了一体。
媒体自卫反击战
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洛杉矶时报》的退休远东记者莫雷·福朗森教授（MarrayFromson）是对媒体非常有信心的人之一。他的一本关于冷战的著作即将面世，他从历史中得到了他的结论：“你看，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最初媒体不也是支持政府的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于政府提出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水门事件不就是在越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发生的吗？美国的媒体有着自己的纠错功能。”
恰好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件非常热门的事件：罢免加州州长格瑞·戴维斯（GreyDavis）。全美媒体都卷入了这一场奇怪的竞赛之中———尤其是在电影明星阿诺·斯瓦辛格宣布参选之后。
尽管非主流媒体极力炒作选举的娱乐性，但主流媒体却尽量地利用这件事情来教育和引导选民。尤其是《洛杉矶时报》，由于地利之便，更是每天推出几个整版来透视选举的方方面面，包括所有候选人的选举资料、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加州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几乎故意避开选举的娱乐性，而直指选举本身。
当然，无论主流媒体如何努力，公众的兴趣依旧对娱乐性最为浓烈。这造成了一种颇为古怪的竞赛：媒体似乎要拨乱反正，而公众却执意沉沦。
这种选举隐约隐藏的媒体与公众兴趣之间的分道扬镳，在今天的美国媒体却显得如此地意味深长。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在对于战争本身“爱国性质”已经无从下嘴的时候，它们突然间转向，关注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虽然民权斗争也和越战有关，但是毕竟与越战的主题相差甚远。也就是说，他们在战争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从民间发生，以民间的话语体系为主流，美国政府只能招架，而不能设定话语体系。媒体在政府设定的主流体系之外另外寻找了一个话语空间，重新夺回了公众舆论的主导权。
这就是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游戏的真正涵义：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反操纵。
媒体的自卫反击战不在于对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因为这不可能，政府所设置的议题和公众的意见已经决定了这无法更改；但是他们开始提问的问题是：总统在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程序是否合法？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给予公众的信息是否真确？在战后重建伊拉克的时候，方式是否合理？
只要对政府的怀疑永远存在，那么这个时代，就有重新回到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可能性。也许恰如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TheTaleofTwoCities）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美国的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和繁荣，“9·11”重新开启了变动之门，他们获得了勇往直前的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混沌重开的时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从而成为政权和民众的传声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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