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载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1:08:56

欢迎各位大大跟贴，转载不同的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载，不同国家也行，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义和团转自《剑桥晚清史》义和团起义     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参看第五章），发生了1898年9 月的宫廷政变，它一 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荣禄和裕禄及启秀等其他保 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这些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 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2 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 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10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 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 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 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 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 外国人同情1898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 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 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 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 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 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 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 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 运动。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 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 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 “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     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为儒家 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举行传统仪式 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 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 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 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进步分子 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然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 灭洋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 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敝。随着 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很多贫民最初把他 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 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 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4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 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当时正 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到十九世纪末， 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 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 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庄；在 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此后，1900年在华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 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 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 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 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迷信、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 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动在1900年爆发了。 欢迎各位大大跟贴，转载不同的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载，不同国家也行，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义和团转自《剑桥晚清史》义和团起义     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参看第五章），发生了1898年9 月的宫廷政变，它一 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荣禄和裕禄及启秀等其他保 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这些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 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2 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 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10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 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 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 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 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 外国人同情1898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 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 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 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 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 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 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 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 运动。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 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 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 “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     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为儒家 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举行传统仪式 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 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 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 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进步分子 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然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 灭洋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 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敝。随着 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很多贫民最初把他 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 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 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4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 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当时正 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到十九世纪末， 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 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 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庄；在 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此后，1900年在华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 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 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 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 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迷信、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 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动在1900年爆发了。

义和拳的起源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传统的武 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1804年的起义）有联 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1808年的一道上谕首先提到了义和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 但它不顾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和直隶各省继续活动。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传统的反清组织也表现了排外性质，立誓要杀掉洋人及其中国 的帮凶。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团体都有它自 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十足权威的头目 领导。教练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个来说是简短的，一天之内就可完功。义和拳 称头目为“老祖师”，小头目为“大师兄”和“二师兄”。称洋人为“大毛子”， 中国教徒或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为“三毛子”。所 有的“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     义和拳信奉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的人物。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 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术。他们声称，通过巫术，符咒和仪式，他们能召唤超自然 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枪不入，飞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将助战。因为他们排外，他们 宁可用旧式刀矛，而不要枪炮。     虽然在1899年秋天，有些义和团头目变得亲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有组织都 具有这种思想。有一个组织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另一些组织则大部分是 些歹徒，对此事并无一定的看法。当义和拳拳民于1900年夏被朝廷传唤到北京时， 亲明的一队人袭击了外国使馆，但又秘密地集结力量妄图推翻满洲朝廷。然而，在 决心消灭洋人及其中国帮凶时，各派义和拳组织又结合在一起了。     宫廷对义和拳的庇护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义和拳中的一支——“大刀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秘 密鼓动下，在山东特别活跃。李秉衡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挑起的骚乱负 责。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压百姓”。他建议对拳民进行招抚而不 要镇压。当两名德国传教士在1897年被杀害（德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时， 李秉衡便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被撤职。毓贤后来于1899年3 月被任命为巡抚，他也是 袒护义和拳和大刀会的：他命令他的下属对传教士及教民的申诉和控告置之不理。 在他的庇护下，拳民遂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巡抚资助拳民，邀请他们来训 练士兵，而且将他们改名为义和团，作为官方支持的“团练”的一种形式。官府的 支持给他们壮了胆，拳民对传教士和教民的袭击便日益频繁起来，但毓贤却继续向 朝廷奏报，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在它的多次声明 中排外的腔调愈唱愈高。     当1899年12月外国的压力迫使朝廷撤换毓贤时，他前往北京劝说端王、庄王和 大学士刚毅，以支持义和团的武装为宜。这些反动之士把他们的思想禀告给慈禧太 后，灰心丧气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而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 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并成功地将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 下去。     朝廷继续偏袒拳民，并于1900年1 月12日下令宣布，练武自卫的百姓不得被视 为歹徒。“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     古人守望相助之义。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这道上谕和4 月份另一 同样性质的上谕进一步助长了拳民的活动；5 月，拳民在直隶省高洛村搞了一次大 暴乱。总督裕禄得知太后暗中庇护拳民，就没有要求惩罚他们，朝廷也未采取惩治 措施。拳民越来越胆大，他们毁坏铁路和电线，把这些东西当作外国人奴役中国的 象征。     1900年5 月，朝廷考虑把义和拳办成民团武装，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阻挠。 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具有神通的报告印象颇深，便把他们召到了北京。他对义和 拳的头目们嘉勉备至，并命令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宫廷侍从学习他们的武艺。王公 贵族当时都聘请拳民守卫住宅，而且有些正规军也加入了义和拳。     高涨的排外主义浪潮，促使外国使节于5 月28日从大沽口外的舰只上调来军队。 总理衙门企图限定每个使馆只能有三十名卫队，但在6 月1 日和3 日，到达北京的 第一批队伍却包括了俄、英、法国人各75名，美国人50名，意大利人40名，以及日 本人25名。     5 月29日，朝廷再降旨嘉许，拳民受到鼓励之余，便在6 月3 日切断了京津铁 路线。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掌管铁路电报的盛宣怀奏请镇压这类活动，但未收效。 当朝廷完全为反动人士所控制时，外国使节开始担心在京外国人的安全。英国公使 向天津的西摩尔海军上将请求援助，于是一支有2 ，100 人的各国联军在6 月10日 乘火车离津。在京津之间的中途，义和拳袭击了外国远征部队，阻止他们向北京行 进。京津两市之间的电线被切断，使北京的外国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同一天， 拳民纵火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避暑山庄。6 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被反动的回族 将军董福祥的军队杀害。     6 月13日朝廷声明，各国公使已受到充分保护，在北京无需驻扎更多的外国军 队。总督裕禄和提督聂士成奉命抵挡西摩尔海军上将的推进。大沽炮台的指挥官严 阵以待，防止突然袭击。从6 月13日开始，大批拳民麇集于北京，放火烧教堂和外 国人寓所，杀中国教民，把官员拖到大街上当众侮辱。他们对已死的传教士掘墓挖 尸（甚至对早期耶稣会士的遗体也不例外），袭击使馆的卫队，并于6 月20日杀害 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拳民们在天津全市区横冲直撞；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外国军 队在6 月17日占领了大沽炮台。与此同时，西摩尔的远征部队又打回天津。     端王、刚毅和太后当时都同意，全力攻击各国使馆对洗雪半个世纪的屈辱来说 是必要的。6 月16日在就此问题进行第一次廷议（为此前后共举行四次）时，太常 寺卿袁昶反对策划袭击外国人，指出拳民所称枪炮不入之不可信。太后反驳说： “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这次廷 议并未作出决议，但发布了召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     在6 月17日第二次廷议时，太后透露了列强提出的所谓四点要求：规定一特别 地点供皇帝居住；允许外国公使征集地方税收；以及允许他们指导中国军事。至于 第四点，她秘而未宣，据说是要求“恢复皇帝的权力”。这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 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布中国应为反抗任何外国的行动而“决一死战”。6 月18日的第三次廷议仍未作出决议，但于6 月19日传来的消息说，外国人已要求大 沽炮台投降。6 月19日太后召集第四次廷议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定要借助拳民 同外国作战，并驳回了光绪帝延缓执行此一决定的尝试。6 月21日，北京收到一份 关于大沽和天津战况的含糊不清的所谓捷报，于是清廷满有把握地与各国宣战了。     当时朝廷正式命令各省当局组织拳民反抗外国侵略。在北京，拳民公开受到官 方资助，庄王、刚毅和端王担任义和团各团队的官方指挥。这些团队和董福祥将军 指挥的官军一起对各国使馆和北堂（罗马天主教）发起进攻。庄王悬赏捉拿外国俘 虏，而刚毅则宣称：使馆一旦被攻克，则外夷不复有存身之所，国家亦将永享太平。 反动人士企图通过太后完全批准的这些攻击，来达到以下目的：向外夷发泄愤怒； 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毁掉朝廷支持拳民的证据，并在百姓之中进行煽动以取得 支持。在使馆区，有450 名卫队、475 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节）和2 ，300 名 中国的教民在顽强地抵抗拳民；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 步而行，极象传说中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     列强被这种发展弄得惊慌失措，它们决定派遣军队到中国。英国尤其关切它的 利益范围——长江流域——的命运。在7 月初，英国外交部就已收到许多主张采取 适当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便曾建议：“英、德两国军队应 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当时在伦敦休假的上海总领事璧利南 就建议说，如果联军的干涉行动把朝廷逐出京师以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 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选为皇位的继承者。     华南和华东的独立行动     甚至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线行动。 当时驻广州的总督李鸿章可能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他拒绝行动，宣称掌握大 批军队的荣禄应该不让反动派控制政局。各省当局虽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 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罚。     朝廷在6 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 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 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 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 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因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 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 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他 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 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的控制。 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国公使，恐愿未 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 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而与此同时，朝廷在7 月3 日的上谕中却 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7 月14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三省当 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并就克林德之 死致函德国道歉。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 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 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事。7 月19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 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 留在使馆等待援救。在这短暂的缓和时期（7 月14—26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 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7 月26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策又被肯 定下来。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7 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拖延到 8月4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 ，000 名日本人，4 ，800 名俄国人，3 ，000 名英国人，2 ，100 名美国人，800 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 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 月14日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 馆。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 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想留下 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 在西安重建起来了。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 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 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此以前，即1900 年6 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所以迟迟未从 广州启程。7 月8 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从1870至1895年 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7 月21日到达上海时，他 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8 月7 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 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 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 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远征军。 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且为了不让其他 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 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 的保护下北上，9 月18日抵达天津。当列强声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 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荣禄去西安。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11月11 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皇帝 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满足他们所提 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的条款强加于她；她 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东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 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他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 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将军。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 未对董将军审判。列强坚持必须惩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 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     万民“。1900年12月3 日，清廷态度终于缓和了。当追究罪责时，却没有提到 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两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德国要求予以严厉惩治， 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由于克林德的被杀，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在中国的联军总司令。英国 支持德国以图遏制俄国，而俄国正在讨好中国，它希望把乘骚乱之机占据的满洲割 让给它。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结中国人；法国声明它对中国没有什么企图，而美 国发表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个照会，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在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在1900年12月24日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照 会在1901年1 月16日被清廷勉强接受下来。最后的解决办法包括下列主要各点：     （1 ）惩办罪犯。联军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刚毅、 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赐令庄王自裁；端王充军新 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将军被革职；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已死，均追夺 原官。在各省，从判处死刑直到仅仅加以谴责的官员共有119 名。     （2 ）赔款：赔款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合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三十九年内偿 清，年利四厘，并以海关、厘金、地方关卡税收及盐务税作保证。为了帮助筹措赔 款，现行关税应予提高，而且对在此以前的免税货物征税。赔款的分配如上表。     （3 ）其他重要条款：     （一）派代表团赴德国和日本道歉。     （二）各国设置常驻卫队以保卫使馆。     （三）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其他炮台。     （四）两年以内不得输入武器。     （五）北京至沿海的关键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六）在拳民曾经肆虐过的四十五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这些内容具载于十二款的《辛丑各国和约》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鸿章、庆 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年9 月7 日签署。联军部队于9 月17日撤出北京，但清廷 直到1902年1 月7 日才还都北京。     俄国在满洲     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序的借 口下，二十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 1900 年7 月23日占瑷珲，8 月30日占齐齐 哈尔，10月1 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辽东半岛的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 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 满洲的统治权。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持曾祺无签约权。后来双方在圣彼得 堡开始谈判，并于1901年2 月16日，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 阿列克塞也夫- 曾祺协定，它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 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满洲合法化了。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 满洲运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 和赔偿中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俄国占 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英国和德国告诫清廷，要求它在与 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 国反对俄国的要求。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 洲。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维谷。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 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 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 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对缔约的劝 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在满洲采取行动）之 后，清廷终于在3 月23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面临国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 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 他们立即这样做。李鸿章仍然主张，通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 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在遭到这样的 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1901年11月7 日死去，终年78岁。     李鸿章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接办。由于国际局势不利于俄国，它 终于在1902年4 月4 日与中国签约，答允分三个阶段（每阶段相隔六个月）从满洲 撤军。至于中国方面，它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第一批撤军按期执行，但 到1903年4 月该撤第二批俄军时，俄国人又玩弄花招，把军队伪装成“保路兵”而 没有撤离。此外，他们还要求取得一些新的垄断权，并重新占领了已撤出的城市沈 阳和牛庄，这便为对日战争播下了火种。     义和团暴乱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的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姓的联 合力量发展起来的。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发，本身具 有爱国主义的因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 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     义和团暴乱及其最后的解决有这样一些意义重大的后果：     （1 ）联军之占领北京和俄国之进犯满洲加剧了国际对抗，使各国担心它们之 间会相互发生冲突，从而最后结束各国在中国经济机会均等的局面。国际间普遍出 现了一种愿望，即宁愿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持中国现状。1900年7 月3 日美国发表第 二个“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目的即在力图“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 并维护在中华帝国全境实行贸易均沾原则”。接着，英国与德国于10月16日签订了 一项协定（其他列强被要求支持），规定署约国不得攫取中国的领土。帝国主义活 动的这种对峙局面使清帝国免于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却下降到前所未有 的地步。     （2 ）《辛丑各国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武器输入被禁止，大沽及 其他炮台被拆毁，外国在使馆区内驻扎军队，外国有权从北京到沿海派驻军队：所 有这一切都损害了中国的自卫力量。有关中国国内许多地方暂停科举考试的条款， 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3 ）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加上利息，如要全部付清，总数达982 ，283 ，150 两，比原数多出一倍以上。由于支付必须用外国货币，尤其在银价猛跌的那几年， 中国在折算中又遭受额外的损失。这样大量资本的外流即使不致使中国的经济完全 不能增长，也使它受到了抑制。     （4 ）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从此组成一个有力的外交使团，有时其作用超过了 满洲朝廷而成为太上皇政府。     （5 ）义和团的野蛮行径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外国列强的残暴表 现却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心。 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     （6 ）尽管清廷为了苟延残喘，企图在实现立宪政治方面作一些三心二意的改 革，但是，许多中国人看到满族的力量在崩溃，便转而向往革命。孙中山主张用暴 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随着革命脉搏的加速，他的形象也从一名 大逆不道的叛乱者一变而为一个爱国的革命家，从而在1911年最终促使满洲王朝覆 灭。

义和团杀的几乎都是中国教众还有就是报复。

    义和团的民粹性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面对压迫时的偏激反应绝不是合理化压迫的借口。

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的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姓的联合力量发展起来的。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 ========================这个定性个人认为是正确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happygolf在2006-2-8 16:35:00的发言：   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的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姓的联合力量发展起来的。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 ========================这个定性个人认为是正确的。</div>       我个人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但采取的方法对不对也还值得讨论。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讨论对错才是合适的，不能知道结果再倒推，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以当时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教育情况，以及思想开放的程度，出现这种反应是历史的必然，不能简单的用对错来判断。

它的动机?我看它啥动机也没有,天津6月18日下了场大雨,义和团少了一半...都回家种地去了.这算啥动机?下雨就不爱国不灭洋了?完全是无厘头.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8 17:16:00的发言： 它的动机?我看它啥动机也没有,天津6月18日下了场大雨,义和团少了一半...都回家种地去了.这算啥动机?下雨就不爱国不灭洋了?完全是无厘头.</div>你还没出国呢？不等着统战了？

人家要抛砖引玉的，可眼看着又要引出对骂来。最近这个话题比较热，有谁对此感兴趣的或者有资料的发点资料和自己的评论上来吧。

义和团只是农民的组合但谁敢说他们不是爱国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极限大刘在2006-2-8 20:13:00的发言： 义和团只是农民的组合但谁敢说他们不是爱国</div>我敢! 义和团在天津就杀了三万人,都是什么人,是中国人!部分是教众,部分是义和团中人狭私报复,烧毁店铺无数,还不许救火,说泼水会破了法术!大运河上每天都是浮尸往下漂! 这是爱国? 这是害国! 就是要杀!杀!杀!

哎你要早生70年就好了啊

义和团，当时的它们能辨别国和君之间的关系么？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极限大刘在2006-2-8 22:46:00的发言： 哎你要早生70年就好了啊</div>您要是早生120年就好了,那个站在队列前神仙附体那位肯定是您.

摘自《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前言  作者：相兰欣 哪位大大有全书啊，我一直没找着，据说此书观点相对其他关于义和团的书少了很多文化上的偏激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存在于几种因素之中。首先是满清政治在睿智的恭亲王去世后出现内在的失衡。其次是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再者，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满清王朝的百日维新以悲剧和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年轻的锐意改革的光绪虽未被黜，但帝号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旱涝灾害肆虐华北地区，而谋立光绪接班人的危机开始危及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以上这些因素中当然都含有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线索。但是，一般人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义和团战争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争，即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常例，但中国一国向世界所有的强国开战则是特例。这种做法非但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不合拍，而且与中国古老传统的联盟外交哲学相脱节。此外，还有史无前例的围攻使馆行动，这与以礼仪之邦出名的中国传统大向庭径。 　　1900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的起源有好几种假设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无非三种思路：一，在西方最流行的是文明冲突论。按照这个理论，这是中国野蛮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落后与先进,“中世纪”对抗现代化，以及异教徒抵制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要欣赏一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画家茹尔根科那克福斯的代表作“黄祸”(作于1895年)便一目了然。 　　然而，1900战后的几十年中，文化帝国主义论者地位大降，“黄祸论”也开始失去市场。学术界对此论已不能接受。遗憾的是，我认为黄祸论又开始以其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多学者为了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论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上,从而忽略了对战争起源的研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新中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官方学者得以搜集和编撰大批原始档案史料，从而大大刺激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原本另人生畏的“拳匪”得到平反昭雪。应当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本身完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多卷“剑桥中国近代史”关于这段历史未能就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提供任何系统的解释；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在中国山东义和团研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基本上不提这个事件关键一段历史，即1900年的春夏时期。英国学者维克多普赛尔的“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美籍华人切斯特陈的著作“义和团大悲剧”虽然讨论了中方的某些考虑，但其所用的史料属最早的一批，早已过时。同时，陈对列强政府的外交及内政更缺乏了解，基本没有采用国外的史料。上述的这些最主要的研究都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接触面太窄，当然难以有说服力。我以为，义和团运动本身对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关系并不大。相比之下，列强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这段时期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种种误解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显而易见, 围绕这个事件的种种谜团能够一直吸引学者和流行作家是不足为怪的。流行作家的兴趣主要在外国人如何经历和看待这个事件，而学者则往往关注中方的角度。这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尽管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实际上正是多年来持续制造新的谜团的根源所在。其实, 整个义和团事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流行作家特别热衷于将中方的表现神秘化, 中国政治深不可测, 玄妙无解,这样就比较容易将1900年的中国描绘成一种典型的野蛮国度, 从而为文明人如何在野蛮环境下生存的主题提供了最佳场景。学者则为义和团的神秘主义的行为和信仰如醉如痴，而对外国人在华的行为不感兴趣，认为与其研究的主题无甚关联。因此，迄今为止, 除了极少几部关于双边关系的著作对两方面均有涉及，例如爱德蒙威勒的“英国、中国与反洋教运动”，还没有出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面研究成果。现实上，中外的两个视角决不可以分开来研究。如果将两部分合二而一，谜团即可解开。其实，满清政府从传统上对任何农民起义必定要镇压的政策转变为鼓励义和团运动的奇异现象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并非是谜。清廷最高当局在1900年春夏之际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取向也无神秘可言。从逻辑上可作如下解释：清廷违反传统的内外政策行为只能由外来因素, 也就是说, 由外界的威胁所产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祸论”还不能轻易地被否决。“黄祸”情感确实对列强驻华使节和各国的政治家有重大影响。它能解释德皇的变幻无常的行为，它也能解释日本政府和外交官在同样面临“黄祸论”的困境下只能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并在1900年上半年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未能阻止战争爆发。它更能说明列强的对华外交实际上由欧洲大国政治所左右。如果仅将反黄祸论的情感变为赞扬义和团运动的工具，那么很多立足于文明冲突论的学者的研究就偏离了正题。他们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而未能解决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问题：1、由于存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单一起因的论点而不能自园其说；2、前后逻辑上不能一以贯之。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将战争起源直接怪罪于在华的当事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官。但这种流行观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传教士过于嚣张, 而外交官则愚昧无知。此论在流行作家中最为普遍。特别是乔治·斯泰格、保罗·克力门斯、维克多·普赛尔以及彼得·傅莱明、里查德·奥康诺尔、埃格伯·基泽和让·马比尔等人的著作。诚然, 在义和团事件的初始阶段, 传教士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究竟是何作用还缺乏细致的研究。围攻使馆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奥匈帝国使馆的临时代办阿图尔·冯·罗斯通医生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说过: "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也会参加义和团。" 尽管如此, 将战争起源的总体完全归罪于传教士是不公平的。 　　外交官的作用已被流行作家们大加鞭笞和嘲笑。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外交官对即将到来的仇外大屠杀毫无预感，对现实的危险视而不见。因此,那些对危险有高度警觉的人的感觉，特别是传教士的感觉反而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与上述对传教士的批评一样不着边际。因为清政府并无仇外大屠杀的恐怖计划。任何政府的对外开战的决策都是政治与外交的决策。历史上绝少有政治领袖视开战为儿戏。就义和团战争而言，清廷的开战决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多国决策过程之间的互动。列强政府和清廷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列强在华外交官的行为却与“谨慎”二字相去甚远。 　　第三种思路源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武装冲突。此论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曾十分流行。在西方也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义和团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此论方可成立。事实正相反。这场冲突是中国为一方，而主要列强为另一方。更有甚者，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曾将它描述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英勇壮举，而清廷迫于人民压力也进行了反抗。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上述三种大的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假设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义和团最先启动战争风云; 满清权贵为仇洋开战; 而列强争斗难免一战。因此, 不少学者以为, 将这三种说法揉合在一起,就可全面地加以解释。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同时向九大列强同时宣战? 中国的史料没有表明清廷有大规模屠杀洋人的计划的任何证据。因此，清廷在战和问题上的两难和谋略只能说明宣战者太弱而不是太强。应该说，慈禧太后在开战的最后关头仍然举棋不定。开战决定实际上是被动的。此外正式开战诏书所用的奇怪的语言也与国际公法不合。既不指明某个国家，又不说明开战的具体原由，只抽象地宣布中国愿意接受挑战。所以，宣战诏书最多只能算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外交照会，尽管其措辞极为强烈。笔者认为，此诏意在恫吓与威慑,不在开战。 　　当然，西太后如何默许拳乱的政策很难被证实。因为她没有留下私人文件。这不等于说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永远是不解之谜。我们可以围绕太后的所作所为寻找证据以力图得出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解释。慈禧本人和大批的高官都曾确认清廷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受假想的外来威胁所主导。问题是这种说法是否可信？ 　　在联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主导思想是恢复在华的均势。即使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敢心存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的档案史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列强曾计划以瓜分非洲的方式肢解中国。此外，各国政府在1900年上半年都力图阻止中外冲突的升级，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时期的失控局面，从而在华北导致一场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荒谬的战争?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柯文的<<历史三调>>比教到位些.

柯文认为长期干旱是主要原因之一.迷信传统/骠悍民风/干旱/民教冲突等共同构成了这一运动的起源.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9 0:15:00的发言： 柯文认为长期干旱是主要原因之一.迷信传统/骠悍民风/干旱/民教冲突等共同构成了这一运动的起源.</div>为什么他看不到是那些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当中要赔多少钱，占整个国家收入的多少，这些钱是不是由这些农民承担？

（5 ）义和团的野蛮行径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外国列强的残暴表现却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心。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同意

警告.谁再将八国联军临驾于义和团之上.不管是谁,随时等着我的板砖!

楼上好强啊．

<span style="FONT-SIZE: 6.5pt;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ascii-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历史三调:作为事件、事实、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39.8元。都是前几年的书了，现在书店里恐怕没有了。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mig19在2006-2-9 9:33: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9 0:15:00的发言： 柯文认为长期干旱是主要原因之一.迷信传统/骠悍民风/干旱/民教冲突等共同构成了这一运动的起源.</div>为什么他看不到是那些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当中要赔多少钱，占整个国家收入的多少，这些钱是不是由这些农民承担？</div>那个吗,为什么庚子赔款后不见全民起义呢?

这个垃圾F22有来了。

赔款是以关税做担保的，这是清朝政府最稳定的税源，对于赔款的经济影响有很多论点，都似乎都没有视作运动起源的，即使是国内的。鲁西北那样的穷地方负担的税收很有限。要证明这个就要给出甲午前后的该地农民负担的对比。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10 9:24:00的发言： 赔款是以关税做担保的，这是清朝政府最稳定的税源，对于赔款的经济影响有很多论点，都似乎都没有视作运动起源的，即使是国内的。鲁西北那样的穷地方负担的税收很有限。要证明这个就要给出甲午前后的该地农民负担的对比。</div>税收不是老百姓的钱？

需要具体的数据支持，不能泛泛而谈，史学也是严谨。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10 9:44:00的发言： 需要具体的数据支持，不能泛泛而谈，史学也是严谨。</div>少来这一套啊不要转移话题也不要混淆是非。

就我所看过的中外论箸，就是五六十年代也没提出这个论点的明确证据。1900年华北大旱倒是各方都提及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10 9:50:00的发言： 就我所看过的中外论箸，就是五六十年代也没提出这个论点的明确证据。1900年华北大旱倒是各方都提及的。</div>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不用搞的那么复杂。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尤其是清庭财赋大半出于东南，对于鲁西北和直隶的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值得研究的。

不是吧没这样复杂吧？我们要说的是义和团是不是爱国，是不是打击侵略不用扯那么多其他吧。

其起源总是个大论题吧？为什么于此地此时而不是彼地彼时呢？为什么更穷的山西没有呢（有的是毓贤带去的），还有，河南也闹义和团可却没死一个外国人，你来解释一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10 10:10:00的发言： 其起源总是个大论题吧？为什么于此地此时而不是彼地彼时呢？为什么更穷的山西没有呢（有的是毓贤带去的），还有，河南也闹义和团可却没死一个外国人，你来解释一下？</div>？？？？？？？？？？？？？？？？？？？？？？？？？？？？

历史就是多面的。河南巡抚和朝廷立场并不一致，他不准杀，义和团敢跟现管的人过不去？只能瞎喊不敢来真格的。所以，根子在慈禧那儿，她后来也说过，要剿了拳匪，一道诏书就够了。

呵呵还是这个问题义和团是不是爱国是不是抵抗侵略不要谈其他那么多

没有无数的细节来支持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如果杀外国人就叫爱国那共产党肯定是最不爱国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2-10 10:27:00的发言： 没有无数的细节来支持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如果杀外国人就叫爱国那共产党肯定是最不爱国的。</div>说实话我最佩服你的就是你转移话题的本事啊。

怎么样证明你这个话题呢？总得有细节支持吧？你们除了“扶清灭洋”和义和团杀传教士两样外就没别的了，而这样都证明不了。

[转帖]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载关于清朝种族灭绝准噶尔的历史记载关于“后羿代夏”的最早记载历史上关于中国甲胄中面具铠的记载关于古代皮铠甲的记载和制做工艺研究关于倭寇在《日本简史》上的记载 [原创]由对义和团之争想到我们的历史教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历史记载最邪的灵图！（(贴图) 古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的吗？不揣冒昧，两百年后日本的历史是这样记载安倍的揭穿某人造谣，太平军与清朝的战争，历史记载大规模屠城 ... 现代还有没有史官专门记载共和国的前进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