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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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戚繼光，在明代重文輕武的時代背景下崛起，與戚繼光同時代的武將，沒有人能夠建立如他一般輝煌的功業.
向下沉淪的明帝國
一、廢弛的軍備
有鑒於唐代藩鎮的跋扈，明代自洪武開始，即擁有重文輕武的傾向，在經過一世紀的更迭後，文官集團邁向了成熟的階段，其社會地位達到了顛峰，武官的地位則跌入歷史的谷底，將領們儘管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但其影響力卻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麗的文章；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治國原則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明代的文官，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有任何狀況需要動用武力，對文官而言就是種失敗的象徵,武將們在刀光劍影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們視來只不過是匹夫之勇，即使連戰皆捷，也不過只是短暫且局部的成功而已。 將領當機立斷投入戰鬥，往往被解讀為貪功躁進；若是將領暫時按兵不動，又往往被指責是懦弱怯戰。士兵騷擾百姓，其長官應受到處分，然而事實的背後，確常是由於軍餉積欠過久所造成的結果，軍餉的發放是文官所掌控的部分，但往往他們卻能不負任何責任，而由武官受過。
在明代初期，軍官的任命多以「世襲」的形式繼承父業，約莫過了一百多年之後，情況有了改變，任何有志成為軍官者只需通過考試及格便可取得晉升的機會，考試的內容著重於刀槍弓馬技術的嫻熟與否，完全忽略軍事科學的需要，培養出來的將領均為一介武夫，缺乏運籌帷幄的謀略，當然有必要任用文官加以指揮，如設立了總督巡撫來「督導」各級武將，以監察之名行指揮之實，在軍政方面，都是由文官們把持。
1449年發生的「土木堡之變」，明軍慘敗，已經暴露出明代軍事制度致命的危機，但是，近一世紀的光陰過去了，明代的武備仍繼續廢弛，軍事力量持續的衰退，但在文官眼中，只要在他們的任期中天下太平，任何的軍事改造計劃都是不需要的。
按規定，常備軍是由「軍戶」提供，每戶出男丁一人，代代不變，隨之而來的流弊即是：初期被納入軍戶的民戶，多非出於自願，或僅止於是權宜之計，時過境遷，各個駐兵的衛所，士兵逃亡的情形便屢見不鮮，一百多年之後，起初的規定以與現實狀態格格不入，
組織上的低能造成的必定是裝備上的落後，明代並不缺乏手工精巧的工匠，但多數都被徵召至京城為皇帝的禁軍製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部隊只能穿著襯以小鐵甲的軍服，至於武器方面，缺乏統一的規格，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稅的一部份製造，質量均讓人不敢恭維。
二、倭寇的侵擾
「倭寇」，並不同於一般的海盜，海盜多為烏合之眾，稍殺掠奪之後隨即呼嘯而去，倭寇則不然，除了登陸建立根據地之外，還會攻擊城池，倭寇的禍害，早在元末明初便已經出現，至嘉靖年間最為猖獗，明代初期，國力強盛，朱元璋先後大修自山東至福建的邊防，因此未釀成大患，十五世紀後期，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封建諸侯為了爭權奪利，彼此爭戰不已，在戰爭中產生的潰兵敗將，也就是所謂的浪人，便淪為海寇，還有部分的日本商人，由於明朝對貿易加以限制，牟利無門，也流為海盜
倭寇入侵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禁止民間的海運通商雖有明文規定，但往往無法確實執行，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由來已久，在中國政府海上巡邏力量所不能到達的近陸島嶼上，他們建立了走私貿易的港口，在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貿易時糾紛的機制下，十多位有力量的中國船主以武力為後盾，充當仲裁者，因此，逐漸掌握了海上的權威，成了海盜的頭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戶為據點，自稱「五峰大舶主」，當明政府厲行海禁之時，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業利益遭受打擊，便與這些流竄海上的海盜商人及倭寇互相勾結。
倭寇肆無忌憚的活動，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採取較強硬的政策，然而衝突一開，明政府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虛弱即刻暴露無遺，將領無法確定部屬的實際數額，也不清楚有多少戰船可供調度，下級軍官在出兵前先向地方富豪勒索兵餉。一旦兩軍交鋒，往往是望風而逃，潰不成軍。
在倭寇方面，他們起初既無統一的領導，也缺乏長遠的計劃，起初他們天真的以為與中國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而這樣的一個想法在總督胡宗憲以昭安為誘餌，誘殺日本海盜頭目之後完全破滅，轉而成純粹的殺人越貨。儘管這些日本海盜上層缺乏統一的領導，但令人不能輕視的卻是下層組織的嚴密，小頭目對於下層的戰士能施予極為嚴格的紀律管制，他們不斷以寡擊眾，打敗數量上佔上風的中國官兵；內地的居民在倭寇的威逼利誘下，也有不少加入他們的行列，倭寇掠奪的物品不限於金銀珠寶，如有其他需要，船隻或是其他經濟物品也是他們掠奪的目標。
嘉靖二十六年，明政府委派朱紈為浙江巡撫，兼提督福建沿海軍務，主司抗倭事務，上任之後攻下倭寇巢穴「雙嶼港」，擒殺通倭商人李光頭，並至福建擒殺另一頭目許棟，又於沿海設立防線，一時頗有成效，同時，朱紈亦處死一批通倭的商民，如此手段，在在引起在朝閩浙官員強烈反彈，主因在於朱紈斷了他們通倭的財路；因此，便誣指朱紈處死通倭商民乃是「擅殺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紈人單勢孤，大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在眾人圍剿之下，朱紈遭到罷黜治罪，他憤恨不過，服藥自盡
在朱紈死後，先前其一手建立的浙閩防線被撤除，負責抗倭的巡撫官也罷設，自此，「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禍害，愈演愈烈。
戚繼光，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十月初一，出生於山東濟寧縣南的魯橋鎮，歷代先世皆為明代將領，六世祖戚詳參與郭子興領導的抗元起義軍，明太祖登基之後，仍在明軍服役，於攻打雲南一役中戰死。
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戚繼光被拔擢為山東的都指揮檢事，主管山東的防倭軍務，其防線自山東、江蘇交界至山東半島的北端，如此廣闊的海岸線，如何設防？他到任之後，首要之務即為熟悉倭寇的活動規律，當時的船艦以帆船為主，因此船隻的航行及靠岸地點都與風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而言，倭寇最猖狂的時候在於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間，熟悉的倭寇的規律之後，戚繼光便按時按地設防。
當時山東防務空虛，紀律鬆弛，多數老資格的軍官多輕視這位年輕的將領，其中一位資深的軍官自恃為戚繼光的舅父，屢屢無視戚繼光的號令，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他以上司的身分當眾處分他的舅父，事後再以外甥的身分賠罪，這為舅父感動之餘，保證今後決不抗命；在戚繼光大力整頓之後，軍紀迅速得到整肅，山東的海防也較為鞏固。
嘉靖三十四年秋（西元1555年），戚繼光升任為參將，由山東調到浙江，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西元1557年），浙江總督胡宗憲命戚繼光隨俞大猷清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繼光遭到解職，但仍「帶罪辦賊」，翌年攻下岑港，恢復原有官職，鑒於明軍戰力腐化，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招募一支部隊，號稱「戚家軍」，在嚴格的訓練之後，成為一支紀律好、素質高的勁旅；嘉靖四十年，一支嶄新的水師建立了，同年，展開了著名的「台州戰役」，大敗倭寇，戚繼光以軍功升任都指揮使，嘉靖三十九年，他完成了他一本重要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這可說是他統軍以來的經驗談。
嘉靖四十一年之後，戚繼光連續於橫嶼、牛田、林墩三次戰役都獲得大勝，此時嚴嵩已被罷官，浙督胡宗憲亦被彈劾，戚繼光因軍功提升為副總兵，駐守溫州、台州、福寧等處，連年爭戰，支援補給都有力有未逮之處，於是戚繼光上書請求朝廷給予他以「統一浙福之責」，並給予「節制調度之權」，在福建巡撫譚綸的協助下，於嘉靖四十二年升任總兵，仙游之役以寡擊眾大敗倭寇，福建境內的倭患，終於平息。
跟多數的明代將領相較，戚繼光可算是一位幸運兒，在他的軍旅生涯中，直接上司都相當支持他，而更獲得在朝中執政的張居正信任。儘管戚繼光始終未能完成他心中的理想，徹底改革明代虛弱的軍政，但不可否任的，他不管在平倭與鎮北都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可惜，到了晚年，他也遭遇到許多挫折，生活也日漸坎坷。
戚繼光的晚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萬曆七年，張居正去世，平日因循遭到張居正貶抑的朝臣群起反撲，紛紛攻擊張居正，先前深受張居正信任的戚繼光不免也受牽連，一位急欲取代戚繼光職位的部將（楊四畏），四處散佈流言蜚語。
在他死去之前，他的妻子已遺棄了他，曾統帥十萬大軍，素以慷慨著稱，對朋友尤其豪爽；被斥退之後，竟至家徒四壁，甚至醫藥不備，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戚繼光在貧病交迫中去世。
一、平定倭寇
（一）、戚家軍的成立
1、
先前所提，嘉靖三十六年，戚繼光隨俞大猷掃蕩浙江倭寇大本營「岑港」，久攻不克，戚繼光因此遭到撤職，且朝廷以「戴罪立功」之名義讓戚繼光繼續擔任剿倭任務，直到第二年方才將岑港倭寇清剿，這一役可以說是他與倭寇的第一戰，探就第一年失利之因，戚繼光認為是「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寄之雜卒而責其即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由於他認為原本的戰鬥部隊戰力不足，因此主張訓練新兵，胡宗憲將兵部儉事曹天右所屬之三千人交予戚繼光訓練，可惜這支部隊多出身市井，儘管軍容壯盛，但卻相當怯懦，不能打硬戰；有了這樣的想法，戚繼光決心訓練一支以「農民」為主力的部隊，來實現他消滅倭寇的目標。
一般而言，倭寇大抵上乘著可搭載百人以上的船隻來襲，大舉入侵之時，往往可集結三十至五十艘之多，人數往往有數千人，中國居民往往在他們的威逼利誘下也參與其中，在入侵的初期，他們幾乎戰無不勝，推究其主因，乃在於戰術的優勢及武器的精良，倭寇的基本戰術是以三十人左右的小部隊進入村落，在互相嚴密的照應之下前進或戰鬥，海螺聲是他們進攻協同的信號，這些倭寇相當善於利用當地的嚮導及使用斥候，並往往驅使難民在行伍的最前線，造成明軍的疑惑及混亂。
基本上，明軍無法應付這套戰術，即使士氣高昂，也只能憑血氣之勇向敵陣衝殺，完全無戰術與隊形可言，因此接連的慘敗也是意料中事，尤其在南直隸跟浙江兩省，湖泊眾多，明軍敗退時四散奔逃，失足落水或被踐踏致死的，不可計數，此外，在雙方交鋒時，倭寇尚有另一種戰術，製造恐怖氣氛造成明軍心理恐慌，再待機出擊，戚繼光曾言道：「……，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待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於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槍，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為所怯。」
儘管這場平倭戰爭像是明政府剿殺海賊，但是在實際的作戰當中，卻是不折不扣的外行中國官兵對抗職業化的日本軍人；在這樣的前提下，戚繼光認為，唯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方能弭平倭寇。
2、戚家軍的成軍
嘉靖三十七年，義烏發生礦夫跟鄉團大規模的械鬥，雙方為了開礦發生衝突，且越演越烈，械鬥三次，規模越來越大，戚繼光從中了解，即使「鄉團」作戰也比官兵勇猛，因此他提出要至義烏招募農民及礦工為士兵，加以訓練，希望他們能將互相火拼的力量轉移到消滅倭寇的戰鬥中；恰好義烏縣令趙大河想法與戚繼光不謀而合，因此戚繼光決定親自到義烏募兵，消息一傳開，引起極大的爭議，在一片反對與質疑的聲浪中，只有台州知府譚綸支持他的想法。
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至義烏募兵，在礦工及鄉團雙方首領都支持的情況下，戚繼光從應慕的人員中挑選了四千多名回到紹興加以訓練，他教育這批部隊，部隊成立的宗旨是為了保衛家鄉的安全，由於明政府逐漸了解情勢的嚴重性，因此不得不加以支持，對於政府的協助，戚繼光在平日對士兵的訓話當中便告誡兵士們要有所感激，他曾言：「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鄉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思量再家鄉納辦時的苦楚艱難，即當思想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二）、倭患平息
1、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西元1561年）年五月，倭寇集結約一萬餘人，大舉侵略浙東沿海台州府一帶，一部份進攻台州，一部份進攻寧海，戚繼光聞訊立即親率主力前往寧海，戚家軍行軍迅速，到達寧海時，已開始燒殺擄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雙方在龍山展開第一波決戰，把倭寇打得大敗，倭寇流竄至雁門嶺，雁門嶺在溫州以西，地勢顯要，倭寇憑險而守，第二波攻勢於是展開，在激烈的戰鬥結束後，戚家軍拿下了雁門嶺。在拿下雁門嶺的同時，另一支倭寇部隊趁虛而入，向台州進攻，台州縣城岌岌可危，戚繼光立即率領在溫州的戚家軍回身搭救台州縣城，戚繼光親臨前線督戰，儘管倭寇故意將金銀財寶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軍撿拾，但由於戚家軍軍紀嚴明，沒有人會在戰鬥中撿拾金銀財寶，總是在戰鬥結束後方才平分戰利品，使的倭寇白費心機，再加上戚家軍一陣衝殺，倭寇潰不成軍，戚繼光部將陳大成、王如龍乘勝追擊一路追殺到瓜陵江，將這一批倭寇全數殲滅。
這一戰打得相當漂亮，獲勝的主因在於高昂的士氣，且戚繼光指揮靈活，戚家軍行軍迅速，出擊之時火兵尚在做飯，全勝收兵之後飯恰好煮熟，是役，獲倭寇首級三百零八級，其餘倭寇悉數淹死於江中。
台州大捷之後，另一股倭寇的勢力又從圻州來襲台州，屯紮在城東的大田，戚繼光認為這是一個消滅倭寇的機會，立刻集結部隊一千五百人進擊大田，但倭寇堅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鋒，後來，倭寇眼見台州已有防備，便於戚家軍到達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準備進攻處州。戚繼光早已預料倭寇必定會取道上峰嶺，便派一支部隊上峰嶺設伏，再派一支小部隊尾隨倭寇；戚繼光為了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持松枝一束，遮蔽身體。倭寇首領首先登上峰嶺，眼見四周都是蒼松，不見有兵，遂命其餘倭寇過嶺，等待倭寇部隊通過一半，忽然砲聲一響，戚家軍自山坡上衝出，頃刻瞬間倭寇跌落山谷者、被殺死者不計其數。
經由這幾次的戰鬥，基本上浙江的倭寇主力已幾近消滅殆盡，被殺死者、溺死者多達五、六千人，其餘倭寇聞風喪膽，紛紛逃散。台州戰役之後，浙東倭患大大減輕。是年九月，另一股倭寇進犯溫州，被總兵盧鏜擊敗。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進犯台州、溫州，也相繼被戚繼光消滅，至此，浙東倭患即告平息。「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戚繼光，在明代重文輕武的時代背景下崛起，與戚繼光同時代的武將，沒有人能夠建立如他一般輝煌的功業.
向下沉淪的明帝國
一、廢弛的軍備
有鑒於唐代藩鎮的跋扈，明代自洪武開始，即擁有重文輕武的傾向，在經過一世紀的更迭後，文官集團邁向了成熟的階段，其社會地位達到了顛峰，武官的地位則跌入歷史的谷底，將領們儘管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但其影響力卻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麗的文章；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治國原則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明代的文官，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有任何狀況需要動用武力，對文官而言就是種失敗的象徵,武將們在刀光劍影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們視來只不過是匹夫之勇，即使連戰皆捷，也不過只是短暫且局部的成功而已。 將領當機立斷投入戰鬥，往往被解讀為貪功躁進；若是將領暫時按兵不動，又往往被指責是懦弱怯戰。士兵騷擾百姓，其長官應受到處分，然而事實的背後，確常是由於軍餉積欠過久所造成的結果，軍餉的發放是文官所掌控的部分，但往往他們卻能不負任何責任，而由武官受過。
在明代初期，軍官的任命多以「世襲」的形式繼承父業，約莫過了一百多年之後，情況有了改變，任何有志成為軍官者只需通過考試及格便可取得晉升的機會，考試的內容著重於刀槍弓馬技術的嫻熟與否，完全忽略軍事科學的需要，培養出來的將領均為一介武夫，缺乏運籌帷幄的謀略，當然有必要任用文官加以指揮，如設立了總督巡撫來「督導」各級武將，以監察之名行指揮之實，在軍政方面，都是由文官們把持。
1449年發生的「土木堡之變」，明軍慘敗，已經暴露出明代軍事制度致命的危機，但是，近一世紀的光陰過去了，明代的武備仍繼續廢弛，軍事力量持續的衰退，但在文官眼中，只要在他們的任期中天下太平，任何的軍事改造計劃都是不需要的。
按規定，常備軍是由「軍戶」提供，每戶出男丁一人，代代不變，隨之而來的流弊即是：初期被納入軍戶的民戶，多非出於自願，或僅止於是權宜之計，時過境遷，各個駐兵的衛所，士兵逃亡的情形便屢見不鮮，一百多年之後，起初的規定以與現實狀態格格不入，
組織上的低能造成的必定是裝備上的落後，明代並不缺乏手工精巧的工匠，但多數都被徵召至京城為皇帝的禁軍製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部隊只能穿著襯以小鐵甲的軍服，至於武器方面，缺乏統一的規格，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稅的一部份製造，質量均讓人不敢恭維。
二、倭寇的侵擾
「倭寇」，並不同於一般的海盜，海盜多為烏合之眾，稍殺掠奪之後隨即呼嘯而去，倭寇則不然，除了登陸建立根據地之外，還會攻擊城池，倭寇的禍害，早在元末明初便已經出現，至嘉靖年間最為猖獗，明代初期，國力強盛，朱元璋先後大修自山東至福建的邊防，因此未釀成大患，十五世紀後期，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封建諸侯為了爭權奪利，彼此爭戰不已，在戰爭中產生的潰兵敗將，也就是所謂的浪人，便淪為海寇，還有部分的日本商人，由於明朝對貿易加以限制，牟利無門，也流為海盜
倭寇入侵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禁止民間的海運通商雖有明文規定，但往往無法確實執行，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由來已久，在中國政府海上巡邏力量所不能到達的近陸島嶼上，他們建立了走私貿易的港口，在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貿易時糾紛的機制下，十多位有力量的中國船主以武力為後盾，充當仲裁者，因此，逐漸掌握了海上的權威，成了海盜的頭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戶為據點，自稱「五峰大舶主」，當明政府厲行海禁之時，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業利益遭受打擊，便與這些流竄海上的海盜商人及倭寇互相勾結。
倭寇肆無忌憚的活動，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採取較強硬的政策，然而衝突一開，明政府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虛弱即刻暴露無遺，將領無法確定部屬的實際數額，也不清楚有多少戰船可供調度，下級軍官在出兵前先向地方富豪勒索兵餉。一旦兩軍交鋒，往往是望風而逃，潰不成軍。
在倭寇方面，他們起初既無統一的領導，也缺乏長遠的計劃，起初他們天真的以為與中國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而這樣的一個想法在總督胡宗憲以昭安為誘餌，誘殺日本海盜頭目之後完全破滅，轉而成純粹的殺人越貨。儘管這些日本海盜上層缺乏統一的領導，但令人不能輕視的卻是下層組織的嚴密，小頭目對於下層的戰士能施予極為嚴格的紀律管制，他們不斷以寡擊眾，打敗數量上佔上風的中國官兵；內地的居民在倭寇的威逼利誘下，也有不少加入他們的行列，倭寇掠奪的物品不限於金銀珠寶，如有其他需要，船隻或是其他經濟物品也是他們掠奪的目標。
嘉靖二十六年，明政府委派朱紈為浙江巡撫，兼提督福建沿海軍務，主司抗倭事務，上任之後攻下倭寇巢穴「雙嶼港」，擒殺通倭商人李光頭，並至福建擒殺另一頭目許棟，又於沿海設立防線，一時頗有成效，同時，朱紈亦處死一批通倭的商民，如此手段，在在引起在朝閩浙官員強烈反彈，主因在於朱紈斷了他們通倭的財路；因此，便誣指朱紈處死通倭商民乃是「擅殺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紈人單勢孤，大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在眾人圍剿之下，朱紈遭到罷黜治罪，他憤恨不過，服藥自盡
在朱紈死後，先前其一手建立的浙閩防線被撤除，負責抗倭的巡撫官也罷設，自此，「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禍害，愈演愈烈。
戚繼光，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十月初一，出生於山東濟寧縣南的魯橋鎮，歷代先世皆為明代將領，六世祖戚詳參與郭子興領導的抗元起義軍，明太祖登基之後，仍在明軍服役，於攻打雲南一役中戰死。
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戚繼光被拔擢為山東的都指揮檢事，主管山東的防倭軍務，其防線自山東、江蘇交界至山東半島的北端，如此廣闊的海岸線，如何設防？他到任之後，首要之務即為熟悉倭寇的活動規律，當時的船艦以帆船為主，因此船隻的航行及靠岸地點都與風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而言，倭寇最猖狂的時候在於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間，熟悉的倭寇的規律之後，戚繼光便按時按地設防。
當時山東防務空虛，紀律鬆弛，多數老資格的軍官多輕視這位年輕的將領，其中一位資深的軍官自恃為戚繼光的舅父，屢屢無視戚繼光的號令，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他以上司的身分當眾處分他的舅父，事後再以外甥的身分賠罪，這為舅父感動之餘，保證今後決不抗命；在戚繼光大力整頓之後，軍紀迅速得到整肅，山東的海防也較為鞏固。
嘉靖三十四年秋（西元1555年），戚繼光升任為參將，由山東調到浙江，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西元1557年），浙江總督胡宗憲命戚繼光隨俞大猷清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繼光遭到解職，但仍「帶罪辦賊」，翌年攻下岑港，恢復原有官職，鑒於明軍戰力腐化，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招募一支部隊，號稱「戚家軍」，在嚴格的訓練之後，成為一支紀律好、素質高的勁旅；嘉靖四十年，一支嶄新的水師建立了，同年，展開了著名的「台州戰役」，大敗倭寇，戚繼光以軍功升任都指揮使，嘉靖三十九年，他完成了他一本重要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這可說是他統軍以來的經驗談。
嘉靖四十一年之後，戚繼光連續於橫嶼、牛田、林墩三次戰役都獲得大勝，此時嚴嵩已被罷官，浙督胡宗憲亦被彈劾，戚繼光因軍功提升為副總兵，駐守溫州、台州、福寧等處，連年爭戰，支援補給都有力有未逮之處，於是戚繼光上書請求朝廷給予他以「統一浙福之責」，並給予「節制調度之權」，在福建巡撫譚綸的協助下，於嘉靖四十二年升任總兵，仙游之役以寡擊眾大敗倭寇，福建境內的倭患，終於平息。
跟多數的明代將領相較，戚繼光可算是一位幸運兒，在他的軍旅生涯中，直接上司都相當支持他，而更獲得在朝中執政的張居正信任。儘管戚繼光始終未能完成他心中的理想，徹底改革明代虛弱的軍政，但不可否任的，他不管在平倭與鎮北都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可惜，到了晚年，他也遭遇到許多挫折，生活也日漸坎坷。
戚繼光的晚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萬曆七年，張居正去世，平日因循遭到張居正貶抑的朝臣群起反撲，紛紛攻擊張居正，先前深受張居正信任的戚繼光不免也受牽連，一位急欲取代戚繼光職位的部將（楊四畏），四處散佈流言蜚語。
在他死去之前，他的妻子已遺棄了他，曾統帥十萬大軍，素以慷慨著稱，對朋友尤其豪爽；被斥退之後，竟至家徒四壁，甚至醫藥不備，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戚繼光在貧病交迫中去世。
一、平定倭寇
（一）、戚家軍的成立
1、
先前所提，嘉靖三十六年，戚繼光隨俞大猷掃蕩浙江倭寇大本營「岑港」，久攻不克，戚繼光因此遭到撤職，且朝廷以「戴罪立功」之名義讓戚繼光繼續擔任剿倭任務，直到第二年方才將岑港倭寇清剿，這一役可以說是他與倭寇的第一戰，探就第一年失利之因，戚繼光認為是「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寄之雜卒而責其即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由於他認為原本的戰鬥部隊戰力不足，因此主張訓練新兵，胡宗憲將兵部儉事曹天右所屬之三千人交予戚繼光訓練，可惜這支部隊多出身市井，儘管軍容壯盛，但卻相當怯懦，不能打硬戰；有了這樣的想法，戚繼光決心訓練一支以「農民」為主力的部隊，來實現他消滅倭寇的目標。
一般而言，倭寇大抵上乘著可搭載百人以上的船隻來襲，大舉入侵之時，往往可集結三十至五十艘之多，人數往往有數千人，中國居民往往在他們的威逼利誘下也參與其中，在入侵的初期，他們幾乎戰無不勝，推究其主因，乃在於戰術的優勢及武器的精良，倭寇的基本戰術是以三十人左右的小部隊進入村落，在互相嚴密的照應之下前進或戰鬥，海螺聲是他們進攻協同的信號，這些倭寇相當善於利用當地的嚮導及使用斥候，並往往驅使難民在行伍的最前線，造成明軍的疑惑及混亂。
基本上，明軍無法應付這套戰術，即使士氣高昂，也只能憑血氣之勇向敵陣衝殺，完全無戰術與隊形可言，因此接連的慘敗也是意料中事，尤其在南直隸跟浙江兩省，湖泊眾多，明軍敗退時四散奔逃，失足落水或被踐踏致死的，不可計數，此外，在雙方交鋒時，倭寇尚有另一種戰術，製造恐怖氣氛造成明軍心理恐慌，再待機出擊，戚繼光曾言道：「……，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待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於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槍，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為所怯。」
儘管這場平倭戰爭像是明政府剿殺海賊，但是在實際的作戰當中，卻是不折不扣的外行中國官兵對抗職業化的日本軍人；在這樣的前提下，戚繼光認為，唯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方能弭平倭寇。
2、戚家軍的成軍
嘉靖三十七年，義烏發生礦夫跟鄉團大規模的械鬥，雙方為了開礦發生衝突，且越演越烈，械鬥三次，規模越來越大，戚繼光從中了解，即使「鄉團」作戰也比官兵勇猛，因此他提出要至義烏招募農民及礦工為士兵，加以訓練，希望他們能將互相火拼的力量轉移到消滅倭寇的戰鬥中；恰好義烏縣令趙大河想法與戚繼光不謀而合，因此戚繼光決定親自到義烏募兵，消息一傳開，引起極大的爭議，在一片反對與質疑的聲浪中，只有台州知府譚綸支持他的想法。
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至義烏募兵，在礦工及鄉團雙方首領都支持的情況下，戚繼光從應慕的人員中挑選了四千多名回到紹興加以訓練，他教育這批部隊，部隊成立的宗旨是為了保衛家鄉的安全，由於明政府逐漸了解情勢的嚴重性，因此不得不加以支持，對於政府的協助，戚繼光在平日對士兵的訓話當中便告誡兵士們要有所感激，他曾言：「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鄉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思量再家鄉納辦時的苦楚艱難，即當思想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二）、倭患平息
1、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西元1561年）年五月，倭寇集結約一萬餘人，大舉侵略浙東沿海台州府一帶，一部份進攻台州，一部份進攻寧海，戚繼光聞訊立即親率主力前往寧海，戚家軍行軍迅速，到達寧海時，已開始燒殺擄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雙方在龍山展開第一波決戰，把倭寇打得大敗，倭寇流竄至雁門嶺，雁門嶺在溫州以西，地勢顯要，倭寇憑險而守，第二波攻勢於是展開，在激烈的戰鬥結束後，戚家軍拿下了雁門嶺。在拿下雁門嶺的同時，另一支倭寇部隊趁虛而入，向台州進攻，台州縣城岌岌可危，戚繼光立即率領在溫州的戚家軍回身搭救台州縣城，戚繼光親臨前線督戰，儘管倭寇故意將金銀財寶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軍撿拾，但由於戚家軍軍紀嚴明，沒有人會在戰鬥中撿拾金銀財寶，總是在戰鬥結束後方才平分戰利品，使的倭寇白費心機，再加上戚家軍一陣衝殺，倭寇潰不成軍，戚繼光部將陳大成、王如龍乘勝追擊一路追殺到瓜陵江，將這一批倭寇全數殲滅。
這一戰打得相當漂亮，獲勝的主因在於高昂的士氣，且戚繼光指揮靈活，戚家軍行軍迅速，出擊之時火兵尚在做飯，全勝收兵之後飯恰好煮熟，是役，獲倭寇首級三百零八級，其餘倭寇悉數淹死於江中。
台州大捷之後，另一股倭寇的勢力又從圻州來襲台州，屯紮在城東的大田，戚繼光認為這是一個消滅倭寇的機會，立刻集結部隊一千五百人進擊大田，但倭寇堅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鋒，後來，倭寇眼見台州已有防備，便於戚家軍到達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準備進攻處州。戚繼光早已預料倭寇必定會取道上峰嶺，便派一支部隊上峰嶺設伏，再派一支小部隊尾隨倭寇；戚繼光為了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持松枝一束，遮蔽身體。倭寇首領首先登上峰嶺，眼見四周都是蒼松，不見有兵，遂命其餘倭寇過嶺，等待倭寇部隊通過一半，忽然砲聲一響，戚家軍自山坡上衝出，頃刻瞬間倭寇跌落山谷者、被殺死者不計其數。
經由這幾次的戰鬥，基本上浙江的倭寇主力已幾近消滅殆盡，被殺死者、溺死者多達五、六千人，其餘倭寇聞風喪膽，紛紛逃散。台州戰役之後，浙東倭患大大減輕。是年九月，另一股倭寇進犯溫州，被總兵盧鏜擊敗。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進犯台州、溫州，也相繼被戚繼光消滅，至此，浙東倭患即告平息。
，戚繼光，在明代重文輕武的時代背景下崛起，與戚繼光同時代的武將，沒有人能夠建立如他一般輝煌的功業.
向下沉淪的明帝國
一、廢弛的軍備
有鑒於唐代藩鎮的跋扈，明代自洪武開始，即擁有重文輕武的傾向，在經過一世紀的更迭後，文官集團邁向了成熟的階段，其社會地位達到了顛峰，武官的地位則跌入歷史的谷底，將領們儘管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但其影響力卻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麗的文章；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治國原則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明代的文官，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有任何狀況需要動用武力，對文官而言就是種失敗的象徵,武將們在刀光劍影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們視來只不過是匹夫之勇，即使連戰皆捷，也不過只是短暫且局部的成功而已。 將領當機立斷投入戰鬥，往往被解讀為貪功躁進；若是將領暫時按兵不動，又往往被指責是懦弱怯戰。士兵騷擾百姓，其長官應受到處分，然而事實的背後，確常是由於軍餉積欠過久所造成的結果，軍餉的發放是文官所掌控的部分，但往往他們卻能不負任何責任，而由武官受過。
在明代初期，軍官的任命多以「世襲」的形式繼承父業，約莫過了一百多年之後，情況有了改變，任何有志成為軍官者只需通過考試及格便可取得晉升的機會，考試的內容著重於刀槍弓馬技術的嫻熟與否，完全忽略軍事科學的需要，培養出來的將領均為一介武夫，缺乏運籌帷幄的謀略，當然有必要任用文官加以指揮，如設立了總督巡撫來「督導」各級武將，以監察之名行指揮之實，在軍政方面，都是由文官們把持。
1449年發生的「土木堡之變」，明軍慘敗，已經暴露出明代軍事制度致命的危機，但是，近一世紀的光陰過去了，明代的武備仍繼續廢弛，軍事力量持續的衰退，但在文官眼中，只要在他們的任期中天下太平，任何的軍事改造計劃都是不需要的。
按規定，常備軍是由「軍戶」提供，每戶出男丁一人，代代不變，隨之而來的流弊即是：初期被納入軍戶的民戶，多非出於自願，或僅止於是權宜之計，時過境遷，各個駐兵的衛所，士兵逃亡的情形便屢見不鮮，一百多年之後，起初的規定以與現實狀態格格不入，
組織上的低能造成的必定是裝備上的落後，明代並不缺乏手工精巧的工匠，但多數都被徵召至京城為皇帝的禁軍製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部隊只能穿著襯以小鐵甲的軍服，至於武器方面，缺乏統一的規格，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稅的一部份製造，質量均讓人不敢恭維。
二、倭寇的侵擾
「倭寇」，並不同於一般的海盜，海盜多為烏合之眾，稍殺掠奪之後隨即呼嘯而去，倭寇則不然，除了登陸建立根據地之外，還會攻擊城池，倭寇的禍害，早在元末明初便已經出現，至嘉靖年間最為猖獗，明代初期，國力強盛，朱元璋先後大修自山東至福建的邊防，因此未釀成大患，十五世紀後期，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封建諸侯為了爭權奪利，彼此爭戰不已，在戰爭中產生的潰兵敗將，也就是所謂的浪人，便淪為海寇，還有部分的日本商人，由於明朝對貿易加以限制，牟利無門，也流為海盜
倭寇入侵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禁止民間的海運通商雖有明文規定，但往往無法確實執行，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由來已久，在中國政府海上巡邏力量所不能到達的近陸島嶼上，他們建立了走私貿易的港口，在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貿易時糾紛的機制下，十多位有力量的中國船主以武力為後盾，充當仲裁者，因此，逐漸掌握了海上的權威，成了海盜的頭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戶為據點，自稱「五峰大舶主」，當明政府厲行海禁之時，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業利益遭受打擊，便與這些流竄海上的海盜商人及倭寇互相勾結。
倭寇肆無忌憚的活動，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採取較強硬的政策，然而衝突一開，明政府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虛弱即刻暴露無遺，將領無法確定部屬的實際數額，也不清楚有多少戰船可供調度，下級軍官在出兵前先向地方富豪勒索兵餉。一旦兩軍交鋒，往往是望風而逃，潰不成軍。
在倭寇方面，他們起初既無統一的領導，也缺乏長遠的計劃，起初他們天真的以為與中國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而這樣的一個想法在總督胡宗憲以昭安為誘餌，誘殺日本海盜頭目之後完全破滅，轉而成純粹的殺人越貨。儘管這些日本海盜上層缺乏統一的領導，但令人不能輕視的卻是下層組織的嚴密，小頭目對於下層的戰士能施予極為嚴格的紀律管制，他們不斷以寡擊眾，打敗數量上佔上風的中國官兵；內地的居民在倭寇的威逼利誘下，也有不少加入他們的行列，倭寇掠奪的物品不限於金銀珠寶，如有其他需要，船隻或是其他經濟物品也是他們掠奪的目標。
嘉靖二十六年，明政府委派朱紈為浙江巡撫，兼提督福建沿海軍務，主司抗倭事務，上任之後攻下倭寇巢穴「雙嶼港」，擒殺通倭商人李光頭，並至福建擒殺另一頭目許棟，又於沿海設立防線，一時頗有成效，同時，朱紈亦處死一批通倭的商民，如此手段，在在引起在朝閩浙官員強烈反彈，主因在於朱紈斷了他們通倭的財路；因此，便誣指朱紈處死通倭商民乃是「擅殺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紈人單勢孤，大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在眾人圍剿之下，朱紈遭到罷黜治罪，他憤恨不過，服藥自盡
在朱紈死後，先前其一手建立的浙閩防線被撤除，負責抗倭的巡撫官也罷設，自此，「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禍害，愈演愈烈。
戚繼光，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十月初一，出生於山東濟寧縣南的魯橋鎮，歷代先世皆為明代將領，六世祖戚詳參與郭子興領導的抗元起義軍，明太祖登基之後，仍在明軍服役，於攻打雲南一役中戰死。
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戚繼光被拔擢為山東的都指揮檢事，主管山東的防倭軍務，其防線自山東、江蘇交界至山東半島的北端，如此廣闊的海岸線，如何設防？他到任之後，首要之務即為熟悉倭寇的活動規律，當時的船艦以帆船為主，因此船隻的航行及靠岸地點都與風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而言，倭寇最猖狂的時候在於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間，熟悉的倭寇的規律之後，戚繼光便按時按地設防。
當時山東防務空虛，紀律鬆弛，多數老資格的軍官多輕視這位年輕的將領，其中一位資深的軍官自恃為戚繼光的舅父，屢屢無視戚繼光的號令，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他以上司的身分當眾處分他的舅父，事後再以外甥的身分賠罪，這為舅父感動之餘，保證今後決不抗命；在戚繼光大力整頓之後，軍紀迅速得到整肅，山東的海防也較為鞏固。
嘉靖三十四年秋（西元1555年），戚繼光升任為參將，由山東調到浙江，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西元1557年），浙江總督胡宗憲命戚繼光隨俞大猷清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繼光遭到解職，但仍「帶罪辦賊」，翌年攻下岑港，恢復原有官職，鑒於明軍戰力腐化，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招募一支部隊，號稱「戚家軍」，在嚴格的訓練之後，成為一支紀律好、素質高的勁旅；嘉靖四十年，一支嶄新的水師建立了，同年，展開了著名的「台州戰役」，大敗倭寇，戚繼光以軍功升任都指揮使，嘉靖三十九年，他完成了他一本重要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這可說是他統軍以來的經驗談。
嘉靖四十一年之後，戚繼光連續於橫嶼、牛田、林墩三次戰役都獲得大勝，此時嚴嵩已被罷官，浙督胡宗憲亦被彈劾，戚繼光因軍功提升為副總兵，駐守溫州、台州、福寧等處，連年爭戰，支援補給都有力有未逮之處，於是戚繼光上書請求朝廷給予他以「統一浙福之責」，並給予「節制調度之權」，在福建巡撫譚綸的協助下，於嘉靖四十二年升任總兵，仙游之役以寡擊眾大敗倭寇，福建境內的倭患，終於平息。
跟多數的明代將領相較，戚繼光可算是一位幸運兒，在他的軍旅生涯中，直接上司都相當支持他，而更獲得在朝中執政的張居正信任。儘管戚繼光始終未能完成他心中的理想，徹底改革明代虛弱的軍政，但不可否任的，他不管在平倭與鎮北都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可惜，到了晚年，他也遭遇到許多挫折，生活也日漸坎坷。
戚繼光的晚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萬曆七年，張居正去世，平日因循遭到張居正貶抑的朝臣群起反撲，紛紛攻擊張居正，先前深受張居正信任的戚繼光不免也受牽連，一位急欲取代戚繼光職位的部將（楊四畏），四處散佈流言蜚語。
在他死去之前，他的妻子已遺棄了他，曾統帥十萬大軍，素以慷慨著稱，對朋友尤其豪爽；被斥退之後，竟至家徒四壁，甚至醫藥不備，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戚繼光在貧病交迫中去世。
一、平定倭寇
（一）、戚家軍的成立
1、
先前所提，嘉靖三十六年，戚繼光隨俞大猷掃蕩浙江倭寇大本營「岑港」，久攻不克，戚繼光因此遭到撤職，且朝廷以「戴罪立功」之名義讓戚繼光繼續擔任剿倭任務，直到第二年方才將岑港倭寇清剿，這一役可以說是他與倭寇的第一戰，探就第一年失利之因，戚繼光認為是「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寄之雜卒而責其即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由於他認為原本的戰鬥部隊戰力不足，因此主張訓練新兵，胡宗憲將兵部儉事曹天右所屬之三千人交予戚繼光訓練，可惜這支部隊多出身市井，儘管軍容壯盛，但卻相當怯懦，不能打硬戰；有了這樣的想法，戚繼光決心訓練一支以「農民」為主力的部隊，來實現他消滅倭寇的目標。
一般而言，倭寇大抵上乘著可搭載百人以上的船隻來襲，大舉入侵之時，往往可集結三十至五十艘之多，人數往往有數千人，中國居民往往在他們的威逼利誘下也參與其中，在入侵的初期，他們幾乎戰無不勝，推究其主因，乃在於戰術的優勢及武器的精良，倭寇的基本戰術是以三十人左右的小部隊進入村落，在互相嚴密的照應之下前進或戰鬥，海螺聲是他們進攻協同的信號，這些倭寇相當善於利用當地的嚮導及使用斥候，並往往驅使難民在行伍的最前線，造成明軍的疑惑及混亂。
基本上，明軍無法應付這套戰術，即使士氣高昂，也只能憑血氣之勇向敵陣衝殺，完全無戰術與隊形可言，因此接連的慘敗也是意料中事，尤其在南直隸跟浙江兩省，湖泊眾多，明軍敗退時四散奔逃，失足落水或被踐踏致死的，不可計數，此外，在雙方交鋒時，倭寇尚有另一種戰術，製造恐怖氣氛造成明軍心理恐慌，再待機出擊，戚繼光曾言道：「……，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待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於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槍，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為所怯。」
儘管這場平倭戰爭像是明政府剿殺海賊，但是在實際的作戰當中，卻是不折不扣的外行中國官兵對抗職業化的日本軍人；在這樣的前提下，戚繼光認為，唯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方能弭平倭寇。
2、戚家軍的成軍
嘉靖三十七年，義烏發生礦夫跟鄉團大規模的械鬥，雙方為了開礦發生衝突，且越演越烈，械鬥三次，規模越來越大，戚繼光從中了解，即使「鄉團」作戰也比官兵勇猛，因此他提出要至義烏招募農民及礦工為士兵，加以訓練，希望他們能將互相火拼的力量轉移到消滅倭寇的戰鬥中；恰好義烏縣令趙大河想法與戚繼光不謀而合，因此戚繼光決定親自到義烏募兵，消息一傳開，引起極大的爭議，在一片反對與質疑的聲浪中，只有台州知府譚綸支持他的想法。
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至義烏募兵，在礦工及鄉團雙方首領都支持的情況下，戚繼光從應慕的人員中挑選了四千多名回到紹興加以訓練，他教育這批部隊，部隊成立的宗旨是為了保衛家鄉的安全，由於明政府逐漸了解情勢的嚴重性，因此不得不加以支持，對於政府的協助，戚繼光在平日對士兵的訓話當中便告誡兵士們要有所感激，他曾言：「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鄉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思量再家鄉納辦時的苦楚艱難，即當思想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二）、倭患平息
1、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西元1561年）年五月，倭寇集結約一萬餘人，大舉侵略浙東沿海台州府一帶，一部份進攻台州，一部份進攻寧海，戚繼光聞訊立即親率主力前往寧海，戚家軍行軍迅速，到達寧海時，已開始燒殺擄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雙方在龍山展開第一波決戰，把倭寇打得大敗，倭寇流竄至雁門嶺，雁門嶺在溫州以西，地勢顯要，倭寇憑險而守，第二波攻勢於是展開，在激烈的戰鬥結束後，戚家軍拿下了雁門嶺。在拿下雁門嶺的同時，另一支倭寇部隊趁虛而入，向台州進攻，台州縣城岌岌可危，戚繼光立即率領在溫州的戚家軍回身搭救台州縣城，戚繼光親臨前線督戰，儘管倭寇故意將金銀財寶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軍撿拾，但由於戚家軍軍紀嚴明，沒有人會在戰鬥中撿拾金銀財寶，總是在戰鬥結束後方才平分戰利品，使的倭寇白費心機，再加上戚家軍一陣衝殺，倭寇潰不成軍，戚繼光部將陳大成、王如龍乘勝追擊一路追殺到瓜陵江，將這一批倭寇全數殲滅。
這一戰打得相當漂亮，獲勝的主因在於高昂的士氣，且戚繼光指揮靈活，戚家軍行軍迅速，出擊之時火兵尚在做飯，全勝收兵之後飯恰好煮熟，是役，獲倭寇首級三百零八級，其餘倭寇悉數淹死於江中。
台州大捷之後，另一股倭寇的勢力又從圻州來襲台州，屯紮在城東的大田，戚繼光認為這是一個消滅倭寇的機會，立刻集結部隊一千五百人進擊大田，但倭寇堅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鋒，後來，倭寇眼見台州已有防備，便於戚家軍到達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準備進攻處州。戚繼光早已預料倭寇必定會取道上峰嶺，便派一支部隊上峰嶺設伏，再派一支小部隊尾隨倭寇；戚繼光為了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持松枝一束，遮蔽身體。倭寇首領首先登上峰嶺，眼見四周都是蒼松，不見有兵，遂命其餘倭寇過嶺，等待倭寇部隊通過一半，忽然砲聲一響，戚家軍自山坡上衝出，頃刻瞬間倭寇跌落山谷者、被殺死者不計其數。
經由這幾次的戰鬥，基本上浙江的倭寇主力已幾近消滅殆盡，被殺死者、溺死者多達五、六千人，其餘倭寇聞風喪膽，紛紛逃散。台州戰役之後，浙東倭患大大減輕。是年九月，另一股倭寇進犯溫州，被總兵盧鏜擊敗。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進犯台州、溫州，也相繼被戚繼光消滅，至此，浙東倭患即告平息。「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戚繼光，在明代重文輕武的時代背景下崛起，與戚繼光同時代的武將，沒有人能夠建立如他一般輝煌的功業.
向下沉淪的明帝國
一、廢弛的軍備
有鑒於唐代藩鎮的跋扈，明代自洪武開始，即擁有重文輕武的傾向，在經過一世紀的更迭後，文官集團邁向了成熟的階段，其社會地位達到了顛峰，武官的地位則跌入歷史的谷底，將領們儘管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但其影響力卻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麗的文章；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治國原則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明代的文官，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有任何狀況需要動用武力，對文官而言就是種失敗的象徵,武將們在刀光劍影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們視來只不過是匹夫之勇，即使連戰皆捷，也不過只是短暫且局部的成功而已。 將領當機立斷投入戰鬥，往往被解讀為貪功躁進；若是將領暫時按兵不動，又往往被指責是懦弱怯戰。士兵騷擾百姓，其長官應受到處分，然而事實的背後，確常是由於軍餉積欠過久所造成的結果，軍餉的發放是文官所掌控的部分，但往往他們卻能不負任何責任，而由武官受過。
在明代初期，軍官的任命多以「世襲」的形式繼承父業，約莫過了一百多年之後，情況有了改變，任何有志成為軍官者只需通過考試及格便可取得晉升的機會，考試的內容著重於刀槍弓馬技術的嫻熟與否，完全忽略軍事科學的需要，培養出來的將領均為一介武夫，缺乏運籌帷幄的謀略，當然有必要任用文官加以指揮，如設立了總督巡撫來「督導」各級武將，以監察之名行指揮之實，在軍政方面，都是由文官們把持。
1449年發生的「土木堡之變」，明軍慘敗，已經暴露出明代軍事制度致命的危機，但是，近一世紀的光陰過去了，明代的武備仍繼續廢弛，軍事力量持續的衰退，但在文官眼中，只要在他們的任期中天下太平，任何的軍事改造計劃都是不需要的。
按規定，常備軍是由「軍戶」提供，每戶出男丁一人，代代不變，隨之而來的流弊即是：初期被納入軍戶的民戶，多非出於自願，或僅止於是權宜之計，時過境遷，各個駐兵的衛所，士兵逃亡的情形便屢見不鮮，一百多年之後，起初的規定以與現實狀態格格不入，
組織上的低能造成的必定是裝備上的落後，明代並不缺乏手工精巧的工匠，但多數都被徵召至京城為皇帝的禁軍製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部隊只能穿著襯以小鐵甲的軍服，至於武器方面，缺乏統一的規格，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稅的一部份製造，質量均讓人不敢恭維。
二、倭寇的侵擾
「倭寇」，並不同於一般的海盜，海盜多為烏合之眾，稍殺掠奪之後隨即呼嘯而去，倭寇則不然，除了登陸建立根據地之外，還會攻擊城池，倭寇的禍害，早在元末明初便已經出現，至嘉靖年間最為猖獗，明代初期，國力強盛，朱元璋先後大修自山東至福建的邊防，因此未釀成大患，十五世紀後期，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封建諸侯為了爭權奪利，彼此爭戰不已，在戰爭中產生的潰兵敗將，也就是所謂的浪人，便淪為海寇，還有部分的日本商人，由於明朝對貿易加以限制，牟利無門，也流為海盜
倭寇入侵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禁止民間的海運通商雖有明文規定，但往往無法確實執行，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由來已久，在中國政府海上巡邏力量所不能到達的近陸島嶼上，他們建立了走私貿易的港口，在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貿易時糾紛的機制下，十多位有力量的中國船主以武力為後盾，充當仲裁者，因此，逐漸掌握了海上的權威，成了海盜的頭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戶為據點，自稱「五峰大舶主」，當明政府厲行海禁之時，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業利益遭受打擊，便與這些流竄海上的海盜商人及倭寇互相勾結。
倭寇肆無忌憚的活動，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採取較強硬的政策，然而衝突一開，明政府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虛弱即刻暴露無遺，將領無法確定部屬的實際數額，也不清楚有多少戰船可供調度，下級軍官在出兵前先向地方富豪勒索兵餉。一旦兩軍交鋒，往往是望風而逃，潰不成軍。
在倭寇方面，他們起初既無統一的領導，也缺乏長遠的計劃，起初他們天真的以為與中國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而這樣的一個想法在總督胡宗憲以昭安為誘餌，誘殺日本海盜頭目之後完全破滅，轉而成純粹的殺人越貨。儘管這些日本海盜上層缺乏統一的領導，但令人不能輕視的卻是下層組織的嚴密，小頭目對於下層的戰士能施予極為嚴格的紀律管制，他們不斷以寡擊眾，打敗數量上佔上風的中國官兵；內地的居民在倭寇的威逼利誘下，也有不少加入他們的行列，倭寇掠奪的物品不限於金銀珠寶，如有其他需要，船隻或是其他經濟物品也是他們掠奪的目標。
嘉靖二十六年，明政府委派朱紈為浙江巡撫，兼提督福建沿海軍務，主司抗倭事務，上任之後攻下倭寇巢穴「雙嶼港」，擒殺通倭商人李光頭，並至福建擒殺另一頭目許棟，又於沿海設立防線，一時頗有成效，同時，朱紈亦處死一批通倭的商民，如此手段，在在引起在朝閩浙官員強烈反彈，主因在於朱紈斷了他們通倭的財路；因此，便誣指朱紈處死通倭商民乃是「擅殺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紈人單勢孤，大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在眾人圍剿之下，朱紈遭到罷黜治罪，他憤恨不過，服藥自盡
在朱紈死後，先前其一手建立的浙閩防線被撤除，負責抗倭的巡撫官也罷設，自此，「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禍害，愈演愈烈。
戚繼光，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十月初一，出生於山東濟寧縣南的魯橋鎮，歷代先世皆為明代將領，六世祖戚詳參與郭子興領導的抗元起義軍，明太祖登基之後，仍在明軍服役，於攻打雲南一役中戰死。
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戚繼光被拔擢為山東的都指揮檢事，主管山東的防倭軍務，其防線自山東、江蘇交界至山東半島的北端，如此廣闊的海岸線，如何設防？他到任之後，首要之務即為熟悉倭寇的活動規律，當時的船艦以帆船為主，因此船隻的航行及靠岸地點都與風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而言，倭寇最猖狂的時候在於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間，熟悉的倭寇的規律之後，戚繼光便按時按地設防。
當時山東防務空虛，紀律鬆弛，多數老資格的軍官多輕視這位年輕的將領，其中一位資深的軍官自恃為戚繼光的舅父，屢屢無視戚繼光的號令，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他以上司的身分當眾處分他的舅父，事後再以外甥的身分賠罪，這為舅父感動之餘，保證今後決不抗命；在戚繼光大力整頓之後，軍紀迅速得到整肅，山東的海防也較為鞏固。
嘉靖三十四年秋（西元1555年），戚繼光升任為參將，由山東調到浙江，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西元1557年），浙江總督胡宗憲命戚繼光隨俞大猷清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繼光遭到解職，但仍「帶罪辦賊」，翌年攻下岑港，恢復原有官職，鑒於明軍戰力腐化，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招募一支部隊，號稱「戚家軍」，在嚴格的訓練之後，成為一支紀律好、素質高的勁旅；嘉靖四十年，一支嶄新的水師建立了，同年，展開了著名的「台州戰役」，大敗倭寇，戚繼光以軍功升任都指揮使，嘉靖三十九年，他完成了他一本重要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這可說是他統軍以來的經驗談。
嘉靖四十一年之後，戚繼光連續於橫嶼、牛田、林墩三次戰役都獲得大勝，此時嚴嵩已被罷官，浙督胡宗憲亦被彈劾，戚繼光因軍功提升為副總兵，駐守溫州、台州、福寧等處，連年爭戰，支援補給都有力有未逮之處，於是戚繼光上書請求朝廷給予他以「統一浙福之責」，並給予「節制調度之權」，在福建巡撫譚綸的協助下，於嘉靖四十二年升任總兵，仙游之役以寡擊眾大敗倭寇，福建境內的倭患，終於平息。
跟多數的明代將領相較，戚繼光可算是一位幸運兒，在他的軍旅生涯中，直接上司都相當支持他，而更獲得在朝中執政的張居正信任。儘管戚繼光始終未能完成他心中的理想，徹底改革明代虛弱的軍政，但不可否任的，他不管在平倭與鎮北都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可惜，到了晚年，他也遭遇到許多挫折，生活也日漸坎坷。
戚繼光的晚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萬曆七年，張居正去世，平日因循遭到張居正貶抑的朝臣群起反撲，紛紛攻擊張居正，先前深受張居正信任的戚繼光不免也受牽連，一位急欲取代戚繼光職位的部將（楊四畏），四處散佈流言蜚語。
在他死去之前，他的妻子已遺棄了他，曾統帥十萬大軍，素以慷慨著稱，對朋友尤其豪爽；被斥退之後，竟至家徒四壁，甚至醫藥不備，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戚繼光在貧病交迫中去世。
一、平定倭寇
（一）、戚家軍的成立
1、
先前所提，嘉靖三十六年，戚繼光隨俞大猷掃蕩浙江倭寇大本營「岑港」，久攻不克，戚繼光因此遭到撤職，且朝廷以「戴罪立功」之名義讓戚繼光繼續擔任剿倭任務，直到第二年方才將岑港倭寇清剿，這一役可以說是他與倭寇的第一戰，探就第一年失利之因，戚繼光認為是「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寄之雜卒而責其即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由於他認為原本的戰鬥部隊戰力不足，因此主張訓練新兵，胡宗憲將兵部儉事曹天右所屬之三千人交予戚繼光訓練，可惜這支部隊多出身市井，儘管軍容壯盛，但卻相當怯懦，不能打硬戰；有了這樣的想法，戚繼光決心訓練一支以「農民」為主力的部隊，來實現他消滅倭寇的目標。
一般而言，倭寇大抵上乘著可搭載百人以上的船隻來襲，大舉入侵之時，往往可集結三十至五十艘之多，人數往往有數千人，中國居民往往在他們的威逼利誘下也參與其中，在入侵的初期，他們幾乎戰無不勝，推究其主因，乃在於戰術的優勢及武器的精良，倭寇的基本戰術是以三十人左右的小部隊進入村落，在互相嚴密的照應之下前進或戰鬥，海螺聲是他們進攻協同的信號，這些倭寇相當善於利用當地的嚮導及使用斥候，並往往驅使難民在行伍的最前線，造成明軍的疑惑及混亂。
基本上，明軍無法應付這套戰術，即使士氣高昂，也只能憑血氣之勇向敵陣衝殺，完全無戰術與隊形可言，因此接連的慘敗也是意料中事，尤其在南直隸跟浙江兩省，湖泊眾多，明軍敗退時四散奔逃，失足落水或被踐踏致死的，不可計數，此外，在雙方交鋒時，倭寇尚有另一種戰術，製造恐怖氣氛造成明軍心理恐慌，再待機出擊，戚繼光曾言道：「……，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待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於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槍，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為所怯。」
儘管這場平倭戰爭像是明政府剿殺海賊，但是在實際的作戰當中，卻是不折不扣的外行中國官兵對抗職業化的日本軍人；在這樣的前提下，戚繼光認為，唯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方能弭平倭寇。
2、戚家軍的成軍
嘉靖三十七年，義烏發生礦夫跟鄉團大規模的械鬥，雙方為了開礦發生衝突，且越演越烈，械鬥三次，規模越來越大，戚繼光從中了解，即使「鄉團」作戰也比官兵勇猛，因此他提出要至義烏招募農民及礦工為士兵，加以訓練，希望他們能將互相火拼的力量轉移到消滅倭寇的戰鬥中；恰好義烏縣令趙大河想法與戚繼光不謀而合，因此戚繼光決定親自到義烏募兵，消息一傳開，引起極大的爭議，在一片反對與質疑的聲浪中，只有台州知府譚綸支持他的想法。
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八年至義烏募兵，在礦工及鄉團雙方首領都支持的情況下，戚繼光從應慕的人員中挑選了四千多名回到紹興加以訓練，他教育這批部隊，部隊成立的宗旨是為了保衛家鄉的安全，由於明政府逐漸了解情勢的嚴重性，因此不得不加以支持，對於政府的協助，戚繼光在平日對士兵的訓話當中便告誡兵士們要有所感激，他曾言：「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鄉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思量再家鄉納辦時的苦楚艱難，即當思想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二）、倭患平息
1、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西元1561年）年五月，倭寇集結約一萬餘人，大舉侵略浙東沿海台州府一帶，一部份進攻台州，一部份進攻寧海，戚繼光聞訊立即親率主力前往寧海，戚家軍行軍迅速，到達寧海時，已開始燒殺擄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雙方在龍山展開第一波決戰，把倭寇打得大敗，倭寇流竄至雁門嶺，雁門嶺在溫州以西，地勢顯要，倭寇憑險而守，第二波攻勢於是展開，在激烈的戰鬥結束後，戚家軍拿下了雁門嶺。在拿下雁門嶺的同時，另一支倭寇部隊趁虛而入，向台州進攻，台州縣城岌岌可危，戚繼光立即率領在溫州的戚家軍回身搭救台州縣城，戚繼光親臨前線督戰，儘管倭寇故意將金銀財寶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軍撿拾，但由於戚家軍軍紀嚴明，沒有人會在戰鬥中撿拾金銀財寶，總是在戰鬥結束後方才平分戰利品，使的倭寇白費心機，再加上戚家軍一陣衝殺，倭寇潰不成軍，戚繼光部將陳大成、王如龍乘勝追擊一路追殺到瓜陵江，將這一批倭寇全數殲滅。
這一戰打得相當漂亮，獲勝的主因在於高昂的士氣，且戚繼光指揮靈活，戚家軍行軍迅速，出擊之時火兵尚在做飯，全勝收兵之後飯恰好煮熟，是役，獲倭寇首級三百零八級，其餘倭寇悉數淹死於江中。
台州大捷之後，另一股倭寇的勢力又從圻州來襲台州，屯紮在城東的大田，戚繼光認為這是一個消滅倭寇的機會，立刻集結部隊一千五百人進擊大田，但倭寇堅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鋒，後來，倭寇眼見台州已有防備，便於戚家軍到達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準備進攻處州。戚繼光早已預料倭寇必定會取道上峰嶺，便派一支部隊上峰嶺設伏，再派一支小部隊尾隨倭寇；戚繼光為了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持松枝一束，遮蔽身體。倭寇首領首先登上峰嶺，眼見四周都是蒼松，不見有兵，遂命其餘倭寇過嶺，等待倭寇部隊通過一半，忽然砲聲一響，戚家軍自山坡上衝出，頃刻瞬間倭寇跌落山谷者、被殺死者不計其數。
經由這幾次的戰鬥，基本上浙江的倭寇主力已幾近消滅殆盡，被殺死者、溺死者多達五、六千人，其餘倭寇聞風喪膽，紛紛逃散。台州戰役之後，浙東倭患大大減輕。是年九月，另一股倭寇進犯溫州，被總兵盧鏜擊敗。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進犯台州、溫州，也相繼被戚繼光消滅，至此，浙東倭患即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