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教育改革的几个向度

【作者：童大焕】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表示，“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对此，舆论自然是哗声一片。我赞同《南方都市报》社论的观点，应该少谈成败，多研究问题。成功，是本分，不成功，也不是主管部门一家的责任，更多的是公共决策体制问题。


比起情绪化的成败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理清是非，仔细研究一下教育改革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向度：
　　第一是公共决策的向度。教育乃立人之基立国之本，万国之基业。这么一件悠悠乎天地之公共大业，改革的第一个向度，就是应该体现决策的公共性，建立完善的公共决策体制。以这个向度来衡量，则真正的公共决策体制改革尚未启动，绝大部分改革方案，从收费、扩招到高考名额分配等等，基本上都是主管部门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这才会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到了教育部手里，迟迟不见《实施细则》出台、终于出台时产权问题被拦腰截断，以及对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区别对待等现象。因此，改革的第一个向度应该是切实建立起公共决策、部门执行的管理体制，避免部门利益化、利益合法化对改革的侵蚀。
　　第二个向度是教育独立、自主、自由的向度。如今，从教育主体（学校、教师）的内部环境上看，无论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育的行政化问题已经深深嵌入教育的一切细节中，腐蚀着教育的灵魂。是行政官员主导教育还是教育家主导教育，这是个问题。而从教育的外部环境上看，国家垄断教育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冲击，国家、个人、社会团体和其他宗教组织共同举办教育事业的多元办学格局并没有形成，无形之中，既加重了国家对教育责任的负担，也大大妨碍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教育权利之实现。
　　第三个向度是受教育主体个性和创造力自由发展的向度，其考核的标准是素质教育的程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国家垄断的局面没有被动摇，另一方面，由于对现有的教育资源实行等级化管理模式，导致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的现象。这个道理很浅显，就像三甲医院在哈尔滨屈指可数，因此，即使其出现天价医疗费丑闻，照样门庭若市，因为患者别无选择。教育领域的等级化管理如出一辙：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名校”中，即使大学不断扩招，金字塔不断加大，“塔尖”也永远只有一个！且由于“塔基”的不断加大，往“塔尖”拥挤的人也越发拥挤。以往只要考上大学就好，如今大学生多了，就非得考上个名校才有竞争力。现有的全省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试卷的人才选拔模式，又成为各大学一个标准取人的应试教育的最好“制度帮手”。在学校管理等级化和高考一张试卷、一个标准的双重模式下，学生的智能、个性和创造力要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殊为不易，有教无类、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遥不可及。除了伤及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由此带来的择校制度又使教育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现有的大学统考模式，从经济上来说是最节约的，但是从人才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上看却可能是最浪费的。在一个十数亿人口的国家，每个大学都自主招生显然太奢侈，能否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是采取大学联考的方式，二是采取由社会来发展统考、不同大学外加特殊测试等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样做可以一举多得：既发展素质教育，打破教育等级化格局，同时考试不再成为国家的巨额经济负担，而成为社会的赢利项目。
　　第四个向度是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目标实现的向度。其中又有三个基本衡量标准：一是义务教育的免费和“均质”程度，这是对重点校制度和择校制度的考验，也是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考验。二是大学录取标准的公平性。这是对现行配额制度的考验。现有的配额制度显失公正，沿海与内地录取名额严重失调。以今年为例，全国高考招生报名人数总计867万，录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预计录取率超过70％，而广西、贵州等地44％，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与此同时是重点大学地方化，北大、清华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额，年年超过苏、皖、川、鄂四省总和，20年不变。三是大学生不同出身背景的比例必须合理，尤其是要给更多的穷孩子以“翻身”的机会，从长远上促进社会公平。这又是对大学收费制度的考验。统计显示，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的19%的同时，大学学费增加20到50倍（从当时200元到今日4000至1万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只增长了4倍，年均学费占人均GDP的40%到100%以上――以现有人均GDP1200美元计算――而世界平均为5%-10%(公立大学)。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与买房贵、看病贵一起成为三大民生问题。而投入和产出却未必成正比。在天津，每个800元月薪的职位平均有七八个本科生竞争，在江西等地，很多大学毕业生已开始“零工资”就业。
　　第五个向度才是教育普及的向度。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的19%，但如果考虑教育质量的滑坡和上述几个因素，这样的高等教育仍然不能算是完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因为实际上有很多“大众”读不起，更大程度上仍是“有钱人的教育”。【作者：童大焕】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表示，“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对此，舆论自然是哗声一片。我赞同《南方都市报》社论的观点，应该少谈成败，多研究问题。成功，是本分，不成功，也不是主管部门一家的责任，更多的是公共决策体制问题。


比起情绪化的成败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理清是非，仔细研究一下教育改革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向度：
　　第一是公共决策的向度。教育乃立人之基立国之本，万国之基业。这么一件悠悠乎天地之公共大业，改革的第一个向度，就是应该体现决策的公共性，建立完善的公共决策体制。以这个向度来衡量，则真正的公共决策体制改革尚未启动，绝大部分改革方案，从收费、扩招到高考名额分配等等，基本上都是主管部门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这才会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到了教育部手里，迟迟不见《实施细则》出台、终于出台时产权问题被拦腰截断，以及对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区别对待等现象。因此，改革的第一个向度应该是切实建立起公共决策、部门执行的管理体制，避免部门利益化、利益合法化对改革的侵蚀。
　　第二个向度是教育独立、自主、自由的向度。如今，从教育主体（学校、教师）的内部环境上看，无论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育的行政化问题已经深深嵌入教育的一切细节中，腐蚀着教育的灵魂。是行政官员主导教育还是教育家主导教育，这是个问题。而从教育的外部环境上看，国家垄断教育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冲击，国家、个人、社会团体和其他宗教组织共同举办教育事业的多元办学格局并没有形成，无形之中，既加重了国家对教育责任的负担，也大大妨碍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教育权利之实现。
　　第三个向度是受教育主体个性和创造力自由发展的向度，其考核的标准是素质教育的程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国家垄断的局面没有被动摇，另一方面，由于对现有的教育资源实行等级化管理模式，导致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的现象。这个道理很浅显，就像三甲医院在哈尔滨屈指可数，因此，即使其出现天价医疗费丑闻，照样门庭若市，因为患者别无选择。教育领域的等级化管理如出一辙：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名校”中，即使大学不断扩招，金字塔不断加大，“塔尖”也永远只有一个！且由于“塔基”的不断加大，往“塔尖”拥挤的人也越发拥挤。以往只要考上大学就好，如今大学生多了，就非得考上个名校才有竞争力。现有的全省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试卷的人才选拔模式，又成为各大学一个标准取人的应试教育的最好“制度帮手”。在学校管理等级化和高考一张试卷、一个标准的双重模式下，学生的智能、个性和创造力要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殊为不易，有教无类、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遥不可及。除了伤及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由此带来的择校制度又使教育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现有的大学统考模式，从经济上来说是最节约的，但是从人才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上看却可能是最浪费的。在一个十数亿人口的国家，每个大学都自主招生显然太奢侈，能否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是采取大学联考的方式，二是采取由社会来发展统考、不同大学外加特殊测试等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样做可以一举多得：既发展素质教育，打破教育等级化格局，同时考试不再成为国家的巨额经济负担，而成为社会的赢利项目。
　　第四个向度是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目标实现的向度。其中又有三个基本衡量标准：一是义务教育的免费和“均质”程度，这是对重点校制度和择校制度的考验，也是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考验。二是大学录取标准的公平性。这是对现行配额制度的考验。现有的配额制度显失公正，沿海与内地录取名额严重失调。以今年为例，全国高考招生报名人数总计867万，录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预计录取率超过70％，而广西、贵州等地44％，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与此同时是重点大学地方化，北大、清华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额，年年超过苏、皖、川、鄂四省总和，20年不变。三是大学生不同出身背景的比例必须合理，尤其是要给更多的穷孩子以“翻身”的机会，从长远上促进社会公平。这又是对大学收费制度的考验。统计显示，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的19%的同时，大学学费增加20到50倍（从当时200元到今日4000至1万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只增长了4倍，年均学费占人均GDP的40%到100%以上――以现有人均GDP1200美元计算――而世界平均为5%-10%(公立大学)。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与买房贵、看病贵一起成为三大民生问题。而投入和产出却未必成正比。在天津，每个800元月薪的职位平均有七八个本科生竞争，在江西等地，很多大学毕业生已开始“零工资”就业。
　　第五个向度才是教育普及的向度。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的19%，但如果考虑教育质量的滑坡和上述几个因素，这样的高等教育仍然不能算是完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因为实际上有很多“大众”读不起，更大程度上仍是“有钱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