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追忆汪道涵弹性解释“一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55:47
追忆汪道涵弹性解释“一中”
● 邵宗海（台北）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2月24日病逝上海，“汪辜会谈”正式走入历史，两岸对话格局将进入不明确状态。
1997年，汪道涵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的看法，不仅与北京传统的立场有很大不同，而且相较于“江八点”中的“一个中国”，含义也更加清晰。
汪道涵第一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1997年1月15日，当时他在华盛顿与一个著名智库的多名中国问题专家闭门座谈。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表示北京所指的“一个中国”既不是一种抽象的中国，也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江泽民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稍后，汪在华府传统基金会的一次闭门会谈中再表示，北京内部对所谓的“一个中国”有不同看法。从被转述的话来看，应该有这样的解读：有关“一个中国”意涵，大陆内部尚未产生一致的看法。至于“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江八点”中所说的，只是个原则，既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北所谓抽象化的中国。
弹性解释具有独创性
汪道涵第二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同年11月16日。当时，他在上海会见台湾新同盟会许历农等人。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指出，“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所谓“一个中国”，应是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
汪道涵并且说，“一个中国”可以用英文文法的时态，分为三种：一是“现在式”，但目前很难；其次是将来式，但夜长梦多，可望不可及；因此何不用“现在进行式”，只要两岸有意愿就好办。
对汪的谈话，中共官方最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国台办官员表示，对汪的讲话也是从媒体上得知，因此无法做出反应。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沈国放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表示不便对汪道涵的讲话做评论。这说明，汪道涵的弹性解释有其自行创设的可能。
不过，到了1998年10月，在“辜钱会晤”时，钱其琛把汪道涵的“一个中国”论与他自己的“一个中国”作比较，坦诚地说，虽然他们的用语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中共官方最初避免正面评论汪的新解，是因为官方机构一时无法知悉高层立场。同时，这也反映了汪的讲话稍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
正如汪老对美国学者所讲，中国大陆内部对“一个中国”尚有不同看法，而他的看法只代表其中一项观点。但是，仔细检视汪在1997年年初与年尾，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突破性看法，未见官方反驳或纠正。1998年元旦，汪道涵在《两岸关系》杂志上发表新年祝辞，呼吁两岸尽早举行政治谈判。
政治局常委审阅86字
中共领导人对“一中”原则进行多番推敲之后，决定将意涵予以明文化、文件化。这是该原则经过多番周折之后，终于明确定位的意义所在。
1998年，汪道涵提出“一个中国原则之意涵”的86字草案，经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反复讨论、初步定案之后，即送交政治局常委审批。当时正值总理朱镕基在国外访问。为了避免不必要之困扰，这个初步结论的内容，便透过外交系统送交在国外的朱镕基审阅、批示。
结果，朱在该文件的后段中，将已重复使用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文句，改成“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字数未变，但意义稍见弹性。最后，经政治局常委核定，于1999年1月11日由汪道涵具名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中共当局对此原则最早予以明文化的措施。
全文86字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追忆汪道涵弹性解释“一中”
● 邵宗海（台北）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2月24日病逝上海，“汪辜会谈”正式走入历史，两岸对话格局将进入不明确状态。
1997年，汪道涵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的看法，不仅与北京传统的立场有很大不同，而且相较于“江八点”中的“一个中国”，含义也更加清晰。
汪道涵第一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1997年1月15日，当时他在华盛顿与一个著名智库的多名中国问题专家闭门座谈。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表示北京所指的“一个中国”既不是一种抽象的中国，也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江泽民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稍后，汪在华府传统基金会的一次闭门会谈中再表示，北京内部对所谓的“一个中国”有不同看法。从被转述的话来看，应该有这样的解读：有关“一个中国”意涵，大陆内部尚未产生一致的看法。至于“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江八点”中所说的，只是个原则，既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北所谓抽象化的中国。
弹性解释具有独创性
汪道涵第二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同年11月16日。当时，他在上海会见台湾新同盟会许历农等人。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指出，“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所谓“一个中国”，应是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
汪道涵并且说，“一个中国”可以用英文文法的时态，分为三种：一是“现在式”，但目前很难；其次是将来式，但夜长梦多，可望不可及；因此何不用“现在进行式”，只要两岸有意愿就好办。
对汪的谈话，中共官方最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国台办官员表示，对汪的讲话也是从媒体上得知，因此无法做出反应。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沈国放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表示不便对汪道涵的讲话做评论。这说明，汪道涵的弹性解释有其自行创设的可能。
不过，到了1998年10月，在“辜钱会晤”时，钱其琛把汪道涵的“一个中国”论与他自己的“一个中国”作比较，坦诚地说，虽然他们的用语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中共官方最初避免正面评论汪的新解，是因为官方机构一时无法知悉高层立场。同时，这也反映了汪的讲话稍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
正如汪老对美国学者所讲，中国大陆内部对“一个中国”尚有不同看法，而他的看法只代表其中一项观点。但是，仔细检视汪在1997年年初与年尾，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突破性看法，未见官方反驳或纠正。1998年元旦，汪道涵在《两岸关系》杂志上发表新年祝辞，呼吁两岸尽早举行政治谈判。
政治局常委审阅86字
中共领导人对“一中”原则进行多番推敲之后，决定将意涵予以明文化、文件化。这是该原则经过多番周折之后，终于明确定位的意义所在。
1998年，汪道涵提出“一个中国原则之意涵”的86字草案，经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反复讨论、初步定案之后，即送交政治局常委审批。当时正值总理朱镕基在国外访问。为了避免不必要之困扰，这个初步结论的内容，便透过外交系统送交在国外的朱镕基审阅、批示。
结果，朱在该文件的后段中，将已重复使用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文句，改成“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字数未变，但意义稍见弹性。最后，经政治局常委核定，于1999年1月11日由汪道涵具名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中共当局对此原则最早予以明文化的措施。
全文86字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
● 邵宗海（台北）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2月24日病逝上海，“汪辜会谈”正式走入历史，两岸对话格局将进入不明确状态。
1997年，汪道涵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的看法，不仅与北京传统的立场有很大不同，而且相较于“江八点”中的“一个中国”，含义也更加清晰。
汪道涵第一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1997年1月15日，当时他在华盛顿与一个著名智库的多名中国问题专家闭门座谈。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表示北京所指的“一个中国”既不是一种抽象的中国，也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江泽民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稍后，汪在华府传统基金会的一次闭门会谈中再表示，北京内部对所谓的“一个中国”有不同看法。从被转述的话来看，应该有这样的解读：有关“一个中国”意涵，大陆内部尚未产生一致的看法。至于“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江八点”中所说的，只是个原则，既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北所谓抽象化的中国。
弹性解释具有独创性
汪道涵第二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同年11月16日。当时，他在上海会见台湾新同盟会许历农等人。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指出，“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所谓“一个中国”，应是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
汪道涵并且说，“一个中国”可以用英文文法的时态，分为三种：一是“现在式”，但目前很难；其次是将来式，但夜长梦多，可望不可及；因此何不用“现在进行式”，只要两岸有意愿就好办。
对汪的谈话，中共官方最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国台办官员表示，对汪的讲话也是从媒体上得知，因此无法做出反应。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沈国放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表示不便对汪道涵的讲话做评论。这说明，汪道涵的弹性解释有其自行创设的可能。
不过，到了1998年10月，在“辜钱会晤”时，钱其琛把汪道涵的“一个中国”论与他自己的“一个中国”作比较，坦诚地说，虽然他们的用语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中共官方最初避免正面评论汪的新解，是因为官方机构一时无法知悉高层立场。同时，这也反映了汪的讲话稍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
正如汪老对美国学者所讲，中国大陆内部对“一个中国”尚有不同看法，而他的看法只代表其中一项观点。但是，仔细检视汪在1997年年初与年尾，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突破性看法，未见官方反驳或纠正。1998年元旦，汪道涵在《两岸关系》杂志上发表新年祝辞，呼吁两岸尽早举行政治谈判。
政治局常委审阅86字
中共领导人对“一中”原则进行多番推敲之后，决定将意涵予以明文化、文件化。这是该原则经过多番周折之后，终于明确定位的意义所在。
1998年，汪道涵提出“一个中国原则之意涵”的86字草案，经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反复讨论、初步定案之后，即送交政治局常委审批。当时正值总理朱镕基在国外访问。为了避免不必要之困扰，这个初步结论的内容，便透过外交系统送交在国外的朱镕基审阅、批示。
结果，朱在该文件的后段中，将已重复使用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文句，改成“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字数未变，但意义稍见弹性。最后，经政治局常委核定，于1999年1月11日由汪道涵具名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中共当局对此原则最早予以明文化的措施。
全文86字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追忆汪道涵弹性解释“一中”
● 邵宗海（台北）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2月24日病逝上海，“汪辜会谈”正式走入历史，两岸对话格局将进入不明确状态。
1997年，汪道涵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的看法，不仅与北京传统的立场有很大不同，而且相较于“江八点”中的“一个中国”，含义也更加清晰。
汪道涵第一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1997年1月15日，当时他在华盛顿与一个著名智库的多名中国问题专家闭门座谈。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表示北京所指的“一个中国”既不是一种抽象的中国，也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江泽民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稍后，汪在华府传统基金会的一次闭门会谈中再表示，北京内部对所谓的“一个中国”有不同看法。从被转述的话来看，应该有这样的解读：有关“一个中国”意涵，大陆内部尚未产生一致的看法。至于“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江八点”中所说的，只是个原则，既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北所谓抽象化的中国。
弹性解释具有独创性
汪道涵第二次对“一个中国”作出新解，是同年11月16日。当时，他在上海会见台湾新同盟会许历农等人。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汪指出，“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所谓“一个中国”，应是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
汪道涵并且说，“一个中国”可以用英文文法的时态，分为三种：一是“现在式”，但目前很难；其次是将来式，但夜长梦多，可望不可及；因此何不用“现在进行式”，只要两岸有意愿就好办。
对汪的谈话，中共官方最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国台办官员表示，对汪的讲话也是从媒体上得知，因此无法做出反应。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沈国放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表示不便对汪道涵的讲话做评论。这说明，汪道涵的弹性解释有其自行创设的可能。
不过，到了1998年10月，在“辜钱会晤”时，钱其琛把汪道涵的“一个中国”论与他自己的“一个中国”作比较，坦诚地说，虽然他们的用语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中共官方最初避免正面评论汪的新解，是因为官方机构一时无法知悉高层立场。同时，这也反映了汪的讲话稍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
正如汪老对美国学者所讲，中国大陆内部对“一个中国”尚有不同看法，而他的看法只代表其中一项观点。但是，仔细检视汪在1997年年初与年尾，两度对“一个中国”提出突破性看法，未见官方反驳或纠正。1998年元旦，汪道涵在《两岸关系》杂志上发表新年祝辞，呼吁两岸尽早举行政治谈判。
政治局常委审阅86字
中共领导人对“一中”原则进行多番推敲之后，决定将意涵予以明文化、文件化。这是该原则经过多番周折之后，终于明确定位的意义所在。
1998年，汪道涵提出“一个中国原则之意涵”的86字草案，经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反复讨论、初步定案之后，即送交政治局常委审批。当时正值总理朱镕基在国外访问。为了避免不必要之困扰，这个初步结论的内容，便透过外交系统送交在国外的朱镕基审阅、批示。
结果，朱在该文件的后段中，将已重复使用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文句，改成“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字数未变，但意义稍见弹性。最后，经政治局常委核定，于1999年1月11日由汪道涵具名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中共当局对此原则最早予以明文化的措施。
全文86字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
汪是红朝帝师，某香港出版的违禁书上说的
<P>两岸“白手套”可能淡出历史</P>
<P>● 蔡玮 </P>
<P>在12月24日晨，笔者等一行刚完成在北京、上海地区与中共研究单位、大学及智库学者的交流活动，启程返台。抵台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居然是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当日清晨因病去世。虽说汪老身体欠佳传闻已久，但骤闻此一不幸消息还是感到悲恸。
<P> 1997及1999年，笔者曾两度蒙汪老在上海衡山宾馆接见，会晤过程中讨论的当然都是两岸话题。1999年2月在温世仁先生的支持下，林洋港先生决定发行《两岸双赢》月刊，以鼓吹两岸合作共荣、双赢整合，并委由笔者出任总编辑。笔者曾特别敦请汪老写了发刊词：“加强两岸合作，提高竞争能力”。抚今追昔，不胜感叹。
<P>学养深厚 温文儒雅
<P> 还记得两度向汪老讨教有关两岸关系问题时，笔者曾经提出“一个中国、主权共享、两岸分治”的看法，希望汪老有所指教。当时汪老特别强调，大陆方面所主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86字说法，希望台湾方面对此用语的精髓有所了解。后来，据知此一观点主要来自上海，尤其汪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P> 如今，经过多年转折，中共已将此一精神透过胡锦涛今年4月的讲话及《反分裂国家法》加以体现。汪老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就像辜老一样都将长留史册。
<P> 汪辜两位长者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一年之内相继辞世，对两岸双方都是重大损失。虽说由于政治原因，海基、海协荒废闲置已久，短期也不会有太大改善，万一双方有意重起炉灶，再续前缘，但要再觅如此学养深厚、温文儒雅的继任人选，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在单位失去功能，主其事者难成其事，政治纠葛无解的情况下，两会淡出历史的可能极大。
<P> 截至目前，台北方面有关机构、官员或想藉机重新启动两岸、两会的接触与对话，最好的情况下甚至不妨制造官方接触的假象。但根据笔者对于中共行事作风及其坚持原则的了解，台北尽可尝试，但效果可想而知。
<P>台北很难借吊唁活动搞突破
<P> 北京方面在兼顾人情义理的前提下，或许不致给台北官方或海基硬钉子碰，但台北如果想要藉机得到一些政治利益，我看还是大可不必了。单纯、低调、适度，才是最好的方法。越少的算计、越少的权谋、越少的政治，多些人道、多些真诚、多些诚心的关怀与悼念，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
<P> 谈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做个阶段性的总结。
<P> 首先，海基、海协确实是两岸官方的“白手套”，在双方具有基本共识（且不管是统一、整合或融合），彼此政府支持、都有理想的情况下，双方负责人又都是翩翩长者，熟谙中国政治的微妙精细之处，难怪两会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达成一些成就。但如果前述因素消失，两会的命运已经几可论断。
<P> 其次，两岸目前问题仍然卡在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在陈水扁反复无常，民进党政府敢于无所不用其极的情况下，中共对台北当局没有丝毫信心。即使台北最后能成功派出相当层级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吊唁，充其量只有改善气氛的作用，要想有实质的突破，大概想也别想。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来台悼念辜老的折冲过程就是个例子。
<P>北京依然没有放弃善意
<P> 其实，在台湾的频频示意及美国的关切之下，中国大陆方面确实一再表示，北京说话算话，大陆并不排斥与任何人或任何政党对话，也不管一些人过去说了什么话或做了哪些事，只要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北京都愿保持开放的态度。
<P> 但中国方面也确实担心给外界错误的印象，认为北京在原则问题上也有松动的可能。所以，只要台北的民进党政府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有所改变，两岸关系虽然不会搞到不可收拾，但改善也会有限。如果台北当局知道北京朋友在私下谈话时对陈水扁及相关官员用语之重，台北当局也该不必再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P> 汪老逝世对两岸关系的实质影响可能有限，但两岸都少了一位有远见、有理想、愿意由民族发展角度思考两岸共同利益的长者，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P> 未来，中共还会继续推动其正确的对台政策，只要北京单方面能做、可做，那么，对双方有利的事都会持续做下去；台北方面如果坚持错误地认为“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那就只好让两岸关系继续蹉跎下去。只是这样下去对台湾绝无好处。但碰上了勇于向不可能挑战的陈水扁，大家也只好陪着玩了，要不然还能怎样？
<P>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研中心研究员兼亚太所所长</P>
<P>● 蔡玮 </P>
<P>在12月24日晨，笔者等一行刚完成在北京、上海地区与中共研究单位、大学及智库学者的交流活动，启程返台。抵台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居然是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当日清晨因病去世。虽说汪老身体欠佳传闻已久，但骤闻此一不幸消息还是感到悲恸。
<P> 1997及1999年，笔者曾两度蒙汪老在上海衡山宾馆接见，会晤过程中讨论的当然都是两岸话题。1999年2月在温世仁先生的支持下，林洋港先生决定发行《两岸双赢》月刊，以鼓吹两岸合作共荣、双赢整合，并委由笔者出任总编辑。笔者曾特别敦请汪老写了发刊词：“加强两岸合作，提高竞争能力”。抚今追昔，不胜感叹。
<P>学养深厚 温文儒雅
<P> 还记得两度向汪老讨教有关两岸关系问题时，笔者曾经提出“一个中国、主权共享、两岸分治”的看法，希望汪老有所指教。当时汪老特别强调，大陆方面所主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86字说法，希望台湾方面对此用语的精髓有所了解。后来，据知此一观点主要来自上海，尤其汪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P> 如今，经过多年转折，中共已将此一精神透过胡锦涛今年4月的讲话及《反分裂国家法》加以体现。汪老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就像辜老一样都将长留史册。
<P> 汪辜两位长者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一年之内相继辞世，对两岸双方都是重大损失。虽说由于政治原因，海基、海协荒废闲置已久，短期也不会有太大改善，万一双方有意重起炉灶，再续前缘，但要再觅如此学养深厚、温文儒雅的继任人选，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在单位失去功能，主其事者难成其事，政治纠葛无解的情况下，两会淡出历史的可能极大。
<P> 截至目前，台北方面有关机构、官员或想藉机重新启动两岸、两会的接触与对话，最好的情况下甚至不妨制造官方接触的假象。但根据笔者对于中共行事作风及其坚持原则的了解，台北尽可尝试，但效果可想而知。
<P>台北很难借吊唁活动搞突破
<P> 北京方面在兼顾人情义理的前提下，或许不致给台北官方或海基硬钉子碰，但台北如果想要藉机得到一些政治利益，我看还是大可不必了。单纯、低调、适度，才是最好的方法。越少的算计、越少的权谋、越少的政治，多些人道、多些真诚、多些诚心的关怀与悼念，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
<P> 谈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做个阶段性的总结。
<P> 首先，海基、海协确实是两岸官方的“白手套”，在双方具有基本共识（且不管是统一、整合或融合），彼此政府支持、都有理想的情况下，双方负责人又都是翩翩长者，熟谙中国政治的微妙精细之处，难怪两会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达成一些成就。但如果前述因素消失，两会的命运已经几可论断。
<P> 其次，两岸目前问题仍然卡在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在陈水扁反复无常，民进党政府敢于无所不用其极的情况下，中共对台北当局没有丝毫信心。即使台北最后能成功派出相当层级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吊唁，充其量只有改善气氛的作用，要想有实质的突破，大概想也别想。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来台悼念辜老的折冲过程就是个例子。
<P>北京依然没有放弃善意
<P> 其实，在台湾的频频示意及美国的关切之下，中国大陆方面确实一再表示，北京说话算话，大陆并不排斥与任何人或任何政党对话，也不管一些人过去说了什么话或做了哪些事，只要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北京都愿保持开放的态度。
<P> 但中国方面也确实担心给外界错误的印象，认为北京在原则问题上也有松动的可能。所以，只要台北的民进党政府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有所改变，两岸关系虽然不会搞到不可收拾，但改善也会有限。如果台北当局知道北京朋友在私下谈话时对陈水扁及相关官员用语之重，台北当局也该不必再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P> 汪老逝世对两岸关系的实质影响可能有限，但两岸都少了一位有远见、有理想、愿意由民族发展角度思考两岸共同利益的长者，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P> 未来，中共还会继续推动其正确的对台政策，只要北京单方面能做、可做，那么，对双方有利的事都会持续做下去；台北方面如果坚持错误地认为“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那就只好让两岸关系继续蹉跎下去。只是这样下去对台湾绝无好处。但碰上了勇于向不可能挑战的陈水扁，大家也只好陪着玩了，要不然还能怎样？
<P>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研中心研究员兼亚太所所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