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应从罗斯福开始

中美战略对话应从罗斯福开始

● 杜平
　　本月7日至8日，中国常务副外长戴秉国和美国第一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华盛顿举行了两国间的第二次战略对话。此次对话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积极气氛，早已广泛见诸报端。
　　但是，有一项活动却未经报道，那就是在12月9日那一天，佐利克亲自陪同戴秉国前往纽约，冒着小雪专程参拜了位于海德公园镇的罗斯福总统故居。
　　弗兰克林·罗斯福（FDR）是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战时总统，虽然是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但其历史伟人的地位不容质疑。他于1882年出生于海德公园镇的斯普林伍德（Springwood），此后一生都与此地密不可分，甚至在死后也归葬于此。在美国所有已故总统中，其生、其死都紧紧维系于自己的出生地者，唯有弗兰克林·罗斯福一人。
再三强调战时盟国的作用
　　然而，在罗斯福去世整整60年的今天，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者为何要专程参访其故居？又为何选择一位在政治上与在朝总统并非同出一源的前总统？
　　对此，在此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第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曾在记者会上进行了说明。
　　埃雷利说，罗斯福故居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一种思想的象征。中美两国副外长前往参访，目的是要亲身感受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盟国领导人在塑造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还特别指出，盟国领导人当年所创建的体系，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中美开展战略对话的基础。美国正在寻求以互利和相互补强的方式，与中国共同维护和强化这一体系的完整性。
　　第二天，即12月8日，佐利克在战略对话结束之后发表讲话，亲自宣布他将陪同戴秉国前往海德公园镇，并且还特别指出，罗斯福总统是“战后国际体系的设计师之一”。
　　在佐利克和戴秉国启程前往纽约的当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官罗杰尔—哈珀尔再次对媒体重申，安排这个日程的目的，就是要凸显盟国领导人当年为创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国官员频繁提到的“盟国领导人”，当然是指二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领导人，包括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蒋介石。所谓“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主要是指雅尔塔会议之后，这几个盟国所酝酿、建立和主导的联合国机制。
罗斯福对华政策固定而明确
　　可惜的是，作为反战同盟的领导者和联合国机制的首倡者，罗斯福在战争还未结束、联合国尚未正式成立之际，便因脑溢血而死在任上。
　　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当年盟国领导人所建立的国际体系，至今依然充满生机。事实上，战后六十年来，包括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都应该追溯到那一代政治家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至于中国，从战后直到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之所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之所以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得益于当年所建立的国际体系，尤其要归功于美国当时所执行的对华政策，包括罗斯福本人所给予的强力支持。
　　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对华政策，有一个固定和明确的模式，那就是支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从这一基本政策出发，美国政府在最终参战之前，就一直同情和支持被日本占领的中国。
　　当时，美国政坛和社会被孤立主义情绪所笼罩，国会以立法形式阻止政府介入战事。即便如此，罗斯福依然试图以不同方式支援中国。尤其是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他进一步明确立场，并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时，公开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就像对待传染病一样对日本侵略者“予以隔离”。
　　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政府就已做好了与日本决裂的心理准备。不仅如此，根据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所著传记，出于支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罗斯福曾一度考虑出兵中国，从南至北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境内。
主张“四大警察”管理国际秩序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历史性丰碑，在于他支持中国参与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并使中国成为这一体系的主要角色。
　　1943年11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晤，罗斯福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他对成立联合国维和架构的设想。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警察”（Four Policemen）概念，主张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四国共同管理世界秩序。
　　1944年8月，来自上述四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郊外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举行会议，磋商并拟订联合国机构组织的草案，包括安理会的功能和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但是，在苏联代表的排斥之下，中国代表不能参加关键的决策过程，而只能在苏美英三国作出决策之后才得以出席。
　　1945年2月，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针对苏联排斥中国的立场，亲自对斯大林展开了游说，并最终迫使斯大林同意让中国成为盟国理事会的主要成员。从此，中国正式跻身于战后国际体系的决策过程，而罗斯福总统为此而发挥的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鉴往而知来　温故而知新
　　当然，在二战期间以及在战后多年里，中国的国力与美苏英三国无法相提并论，因此，虽然有“世界警察”的名分，但并无干预国际事务的实力、能力和意愿。尽管如此，如果没有那一段历史，如果没有罗斯福总统的坚决支持，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被排斥在国际舞台的边缘，至少难以进入核心位置。
　　战后60年来，世界形势已经彻底改变，中美关系也大不相同。但如同当年一样，在维持和加强国际体系方面，美国再次对中国寄予希望，并试图通过两国在战争时期的同盟关系，来强调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依然是“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因此，戴秉国和佐利克的海德公园之行，并非是简单的缅怀之旅，也不只是要凸显盟国领导人当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于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
　　罗斯福夫人、同样充满政治智慧的埃莉诺曾经说过，故乡以及故乡的生活，对罗斯福总统永远具有疗伤痊愈的品质。那些慕名前来缅怀其人格和功绩的人，也许能够带走一些疗伤的感觉和勇气。
　　由于戴秉国和佐利克的海德公园之行不向媒体开放，所以他们究竟有什么观感，有什么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形式上，中美双方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寻找更多的共通之处，似乎都希望抚平被猜疑、对抗和冲突所挫伤的双边关系，并且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找到最佳的衔接和缝合之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中美战略对话应从罗斯福开始

● 杜平
　　本月7日至8日，中国常务副外长戴秉国和美国第一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华盛顿举行了两国间的第二次战略对话。此次对话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积极气氛，早已广泛见诸报端。
　　但是，有一项活动却未经报道，那就是在12月9日那一天，佐利克亲自陪同戴秉国前往纽约，冒着小雪专程参拜了位于海德公园镇的罗斯福总统故居。
　　弗兰克林·罗斯福（FDR）是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战时总统，虽然是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但其历史伟人的地位不容质疑。他于1882年出生于海德公园镇的斯普林伍德（Springwood），此后一生都与此地密不可分，甚至在死后也归葬于此。在美国所有已故总统中，其生、其死都紧紧维系于自己的出生地者，唯有弗兰克林·罗斯福一人。
再三强调战时盟国的作用
　　然而，在罗斯福去世整整60年的今天，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者为何要专程参访其故居？又为何选择一位在政治上与在朝总统并非同出一源的前总统？
　　对此，在此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第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曾在记者会上进行了说明。
　　埃雷利说，罗斯福故居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一种思想的象征。中美两国副外长前往参访，目的是要亲身感受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盟国领导人在塑造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还特别指出，盟国领导人当年所创建的体系，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中美开展战略对话的基础。美国正在寻求以互利和相互补强的方式，与中国共同维护和强化这一体系的完整性。
　　第二天，即12月8日，佐利克在战略对话结束之后发表讲话，亲自宣布他将陪同戴秉国前往海德公园镇，并且还特别指出，罗斯福总统是“战后国际体系的设计师之一”。
　　在佐利克和戴秉国启程前往纽约的当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官罗杰尔—哈珀尔再次对媒体重申，安排这个日程的目的，就是要凸显盟国领导人当年为创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国官员频繁提到的“盟国领导人”，当然是指二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领导人，包括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蒋介石。所谓“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主要是指雅尔塔会议之后，这几个盟国所酝酿、建立和主导的联合国机制。
罗斯福对华政策固定而明确
　　可惜的是，作为反战同盟的领导者和联合国机制的首倡者，罗斯福在战争还未结束、联合国尚未正式成立之际，便因脑溢血而死在任上。
　　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当年盟国领导人所建立的国际体系，至今依然充满生机。事实上，战后六十年来，包括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都应该追溯到那一代政治家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至于中国，从战后直到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之所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之所以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得益于当年所建立的国际体系，尤其要归功于美国当时所执行的对华政策，包括罗斯福本人所给予的强力支持。
　　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对华政策，有一个固定和明确的模式，那就是支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从这一基本政策出发，美国政府在最终参战之前，就一直同情和支持被日本占领的中国。
　　当时，美国政坛和社会被孤立主义情绪所笼罩，国会以立法形式阻止政府介入战事。即便如此，罗斯福依然试图以不同方式支援中国。尤其是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他进一步明确立场，并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时，公开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就像对待传染病一样对日本侵略者“予以隔离”。
　　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政府就已做好了与日本决裂的心理准备。不仅如此，根据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所著传记，出于支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罗斯福曾一度考虑出兵中国，从南至北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境内。
主张“四大警察”管理国际秩序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历史性丰碑，在于他支持中国参与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并使中国成为这一体系的主要角色。
　　1943年11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晤，罗斯福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他对成立联合国维和架构的设想。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警察”（Four Policemen）概念，主张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四国共同管理世界秩序。
　　1944年8月，来自上述四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郊外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举行会议，磋商并拟订联合国机构组织的草案，包括安理会的功能和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但是，在苏联代表的排斥之下，中国代表不能参加关键的决策过程，而只能在苏美英三国作出决策之后才得以出席。
　　1945年2月，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针对苏联排斥中国的立场，亲自对斯大林展开了游说，并最终迫使斯大林同意让中国成为盟国理事会的主要成员。从此，中国正式跻身于战后国际体系的决策过程，而罗斯福总统为此而发挥的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鉴往而知来　温故而知新
　　当然，在二战期间以及在战后多年里，中国的国力与美苏英三国无法相提并论，因此，虽然有“世界警察”的名分，但并无干预国际事务的实力、能力和意愿。尽管如此，如果没有那一段历史，如果没有罗斯福总统的坚决支持，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被排斥在国际舞台的边缘，至少难以进入核心位置。
　　战后60年来，世界形势已经彻底改变，中美关系也大不相同。但如同当年一样，在维持和加强国际体系方面，美国再次对中国寄予希望，并试图通过两国在战争时期的同盟关系，来强调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依然是“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因此，戴秉国和佐利克的海德公园之行，并非是简单的缅怀之旅，也不只是要凸显盟国领导人当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于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
　　罗斯福夫人、同样充满政治智慧的埃莉诺曾经说过，故乡以及故乡的生活，对罗斯福总统永远具有疗伤痊愈的品质。那些慕名前来缅怀其人格和功绩的人，也许能够带走一些疗伤的感觉和勇气。
　　由于戴秉国和佐利克的海德公园之行不向媒体开放，所以他们究竟有什么观感，有什么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形式上，中美双方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寻找更多的共通之处，似乎都希望抚平被猜疑、对抗和冲突所挫伤的双边关系，并且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找到最佳的衔接和缝合之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