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生气?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生气？
        习惯于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是一种习惯于抱团、而不习惯于做一个独立负责的公民的心态。
        二十年前，龙应台在台湾写过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呼吁人们看到损害公益、破坏环境的事情应当生气，不再沉默、不再逆来顺受，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包括把自己的生气大声地向损害者、向社会、向执法机构说出来。
        我赞成这种“生气”，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必具一步，甚至可以说这是使这样一个社会保持健康活力的蓬勃“生气”，这种“生气”和理性结合起来，将给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它也体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今天我想谈的是我们行为的另一面，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易怒和生气的另一面，甚至可说是“暴戾”的一面，它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包括对施暴者本人。
        我们在街头巷尾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双方初则恶语相向，继则拳脚相加，其愤怒似乎不“见血”甚至不“见尸”就绝不罢手，而究其因则常常只是一件小事。
        今年11月8日，温州灵昆中学的一个学生因为在课堂上吵闹，被校长叫去批评，据说打了他一个耳光（其实说法不一），这个校长后来应家长的坚持，陪孩子到医院去检查而结果正常，11日又主动到学生家里家访，竟然被这个学生的父亲当着孩子的面、且不顾孩子的阻拦而狂怒地将校长杀死。据说，这个杀人者几天前妻子刚离开了他。此前，福建还有一个年轻病人因为慢性前列腺炎久治不愈，也迁怒于给他看病的一个中医，竟然跑到门诊部将其砍伤之后、又一直追到出租车前将其杀死。
        今年稍早些日子，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太原去，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再早一些年，曾有一个北京的女出租汽车司机，因为在单位里要被扣发30元奖金，交涉未果后，一时心情压抑难平，竟开车冲向人群，撞死撞伤多人。事后，女司机痛悔万分，只求一死，并留下遗言捐献自己的器官。不久之前，在怀柔，一个下午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出行的农民，因和一辆卡车发生交通争执，到派出所处理时又怀疑对方打电话走了后门，傍晚就去开车撞车撞人，结果又上演了类似的悲惨一幕。
        那为什么要这样暴怒？
        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说？
        退一万步说，如果对方真的骂你了，你也可以骂她几句；甚至对方真的打你了，把你逼急了，你实在忍不住了，也打她两下；但为什么上来就使出致其死命的一招？
        从这些暴力事件的起因来看，有的出于无端怀疑、有的本是正常争议、也不排除有的可能是受到了不公的、但仍非需要立即使用暴力来正当防卫的事情。而从施加的对象来说，有的是针对自己争执的对象，有的却纯粹是以暴力泄愤而殃及无辜，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流血和死亡。我们观察这些暴力事件，可以明显地感到在事件的原因和后果之间，是多么的不相称！而在这两者之间，则是一种“暴戾之气”在运行和推动。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感到一种无形的“戾气”之浸染，它们并非只是发生在某一特殊的地方、某一特殊的群体之中，而是发生在不少地方、不少行业、不少人群之间。我们且不说有一种“戾气”甚至也许渗入了我们的血液，它至少已经潜藏并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易驱除，而其中相当多一部分只是由于迁怒和泄愤。我们自己经常是这种气氛的受害人，但有时也可能是它的推波助澜者或冷漠的旁观者。
        发怒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以暴力来宣泄自己的怒火，用暴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实质上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是一种习惯于抱团、而不习惯于做一个独立负责的公民的心态。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在“臣民”与“暴民”之间迅速变换的同一心态的残留。一个走向现代法治的社会的公民，遇有纠纷，应当平心静气地申说，遇有不公，应当理直气壮地生气，努力坚持理性的交涉和法治框架内的斗争———虽然这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坚持这样做，而如果许多人都来坚持这样做，事情慢慢也许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而如果我们向另一条只是发泄怒气的路上走，则法治之路将会更加遥远。准备法治框架内的斗争吧，那更需要勇敢、坚强、热血，还有坚韧和耐心。我们若逞一时之快就可能带来永久之痛，而且，如果事情并不是那样严重或牵涉原则，我们也不妨学学古人那种和解的精神，恕道的精神、“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精神。
        的确，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并不是不会生气的。客观上说，如果民气有壅堵或压抑之处，还应该考虑有制度性的舒解和释放之道，但主观上我们也要考虑什么是健康的“生气”，而且，即便是健康的“生气”，也应考虑一个恰当的出口。
        产生这样一种“戾气”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人性、历史和时代。奥地利行为学家洛伦兹认为，人性中存有攻击性的原始本能；而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转换时代，也有过“戾气”张扬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许多暴力和流血，强调“中和”的一支文化传统曾遭中断，甚至有一两代人可说是在一种崇尚暴力的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我们主观上不习惯于用法律解决纠纷，也常常是因为客观上很不容易。但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如果要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尊严，只能走法治一途。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努力认识和抑制这种“戾气”，这不仅是为了使社会长治久安的法治建设，也不仅是为了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同时还是为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尊严和格准。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生气？
        习惯于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是一种习惯于抱团、而不习惯于做一个独立负责的公民的心态。
        二十年前，龙应台在台湾写过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呼吁人们看到损害公益、破坏环境的事情应当生气，不再沉默、不再逆来顺受，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包括把自己的生气大声地向损害者、向社会、向执法机构说出来。
        我赞成这种“生气”，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必具一步，甚至可以说这是使这样一个社会保持健康活力的蓬勃“生气”，这种“生气”和理性结合起来，将给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它也体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今天我想谈的是我们行为的另一面，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易怒和生气的另一面，甚至可说是“暴戾”的一面，它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包括对施暴者本人。
        我们在街头巷尾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双方初则恶语相向，继则拳脚相加，其愤怒似乎不“见血”甚至不“见尸”就绝不罢手，而究其因则常常只是一件小事。
        今年11月8日，温州灵昆中学的一个学生因为在课堂上吵闹，被校长叫去批评，据说打了他一个耳光（其实说法不一），这个校长后来应家长的坚持，陪孩子到医院去检查而结果正常，11日又主动到学生家里家访，竟然被这个学生的父亲当着孩子的面、且不顾孩子的阻拦而狂怒地将校长杀死。据说，这个杀人者几天前妻子刚离开了他。此前，福建还有一个年轻病人因为慢性前列腺炎久治不愈，也迁怒于给他看病的一个中医，竟然跑到门诊部将其砍伤之后、又一直追到出租车前将其杀死。
        今年稍早些日子，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太原去，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再早一些年，曾有一个北京的女出租汽车司机，因为在单位里要被扣发30元奖金，交涉未果后，一时心情压抑难平，竟开车冲向人群，撞死撞伤多人。事后，女司机痛悔万分，只求一死，并留下遗言捐献自己的器官。不久之前，在怀柔，一个下午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出行的农民，因和一辆卡车发生交通争执，到派出所处理时又怀疑对方打电话走了后门，傍晚就去开车撞车撞人，结果又上演了类似的悲惨一幕。
        那为什么要这样暴怒？
        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说？
        退一万步说，如果对方真的骂你了，你也可以骂她几句；甚至对方真的打你了，把你逼急了，你实在忍不住了，也打她两下；但为什么上来就使出致其死命的一招？
        从这些暴力事件的起因来看，有的出于无端怀疑、有的本是正常争议、也不排除有的可能是受到了不公的、但仍非需要立即使用暴力来正当防卫的事情。而从施加的对象来说，有的是针对自己争执的对象，有的却纯粹是以暴力泄愤而殃及无辜，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流血和死亡。我们观察这些暴力事件，可以明显地感到在事件的原因和后果之间，是多么的不相称！而在这两者之间，则是一种“暴戾之气”在运行和推动。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感到一种无形的“戾气”之浸染，它们并非只是发生在某一特殊的地方、某一特殊的群体之中，而是发生在不少地方、不少行业、不少人群之间。我们且不说有一种“戾气”甚至也许渗入了我们的血液，它至少已经潜藏并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易驱除，而其中相当多一部分只是由于迁怒和泄愤。我们自己经常是这种气氛的受害人，但有时也可能是它的推波助澜者或冷漠的旁观者。
        发怒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以暴力来宣泄自己的怒火，用暴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实质上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是一种习惯于抱团、而不习惯于做一个独立负责的公民的心态。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在“臣民”与“暴民”之间迅速变换的同一心态的残留。一个走向现代法治的社会的公民，遇有纠纷，应当平心静气地申说，遇有不公，应当理直气壮地生气，努力坚持理性的交涉和法治框架内的斗争———虽然这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坚持这样做，而如果许多人都来坚持这样做，事情慢慢也许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而如果我们向另一条只是发泄怒气的路上走，则法治之路将会更加遥远。准备法治框架内的斗争吧，那更需要勇敢、坚强、热血，还有坚韧和耐心。我们若逞一时之快就可能带来永久之痛，而且，如果事情并不是那样严重或牵涉原则，我们也不妨学学古人那种和解的精神，恕道的精神、“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精神。
        的确，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并不是不会生气的。客观上说，如果民气有壅堵或压抑之处，还应该考虑有制度性的舒解和释放之道，但主观上我们也要考虑什么是健康的“生气”，而且，即便是健康的“生气”，也应考虑一个恰当的出口。
        产生这样一种“戾气”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人性、历史和时代。奥地利行为学家洛伦兹认为，人性中存有攻击性的原始本能；而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转换时代，也有过“戾气”张扬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许多暴力和流血，强调“中和”的一支文化传统曾遭中断，甚至有一两代人可说是在一种崇尚暴力的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我们主观上不习惯于用法律解决纠纷，也常常是因为客观上很不容易。但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如果要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尊严，只能走法治一途。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努力认识和抑制这种“戾气”，这不仅是为了使社会长治久安的法治建设，也不仅是为了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同时还是为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尊严和格准。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