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哭泣-超级军网

在那个年代，哎！！！！！！

这种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剥削有功”，“中国不必搞原子弹，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的家伙，...也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1 8:50:23编辑过]

这张看起好苍老

哀其不幸,怎么也是开国元勋.
怒其不争,你整别人时比你还惨呢!

要走出历史的怪圈.
邓老做到了.
虽然我不能赞同他对**的处理手法,但他带领走出极左的功勋是我永远尊敬的.

[B]以下是引用[I]f22[/I]在2005-12-11 9:13:00的发言：[/B][BR]要走出历史的怪圈.邓老做到了.虽然我不能赞同他对**的处理手法,但他带领走出极左的功勋是我永远尊敬的.

凡是邓老做的我都赞同

即使是一个恶人，也应由法律来惩罚。那些人是谁？法官还是刽子手？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有法不依，重蹈覆辙是迟早的事。

[B]以下是引用[I]许扬123[/I]在2005-12-11 10:08:00的发言：[/B][BR]凡是邓老做的我都赞同

——嗯，同意。本人也可以这么说：凡是邓小平的举措，本人一概支持！

[B]以下是引用[I]灯塔看守[/I]在2005-12-11 10:46:00的发言：[/B][BR]即使是一个恶人，也应由法律来惩罚。那些人是谁？法官还是刽子手？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有法不依，重蹈覆辙是迟早的事。

这时他们已顾不得这些了。

你们又在说他的坏话了，他难道不值得尊敬吗，起码必毛好多了！！
始终是他的路线赢了，现在不是走资派的副手的理论吗

[B]以下是引用[I]净土骑士[/I]在2005-12-11 18:42:00的发言：[/B][BR]你们又在说他的坏话了，他难道不值得尊敬吗，起码必毛好多了！！始终是他的路线赢了，现在不是走资派的副手的理论吗

刘的路线是经济上改良,政治上极左,跟邓的改革开放差远了.

(转贴)邓小平在８０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文章提交者：菜鸟大哥 加贴在 <a href="http://bbs.tiexue.net/73/ShowForum.html" target="_blank" >历史风云之中国史</A> 铁血论坛 <a href="http://bbs.tiexue.net/" target="_blank" >http://bbs.tiexue.n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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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align=middle height=23></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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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cn1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height=22>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　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６６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５０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多了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　７４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　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和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５６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会出现遍地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邓力群同志梦到社会上出现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３１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邓力群同志又说梦到了：“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邓力群同志说梦到：“工人失业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　我***就是历史的罪人！</TD></TR></TABLE>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 萧喜东 
（2）
 在刘少奇那里，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对群众实行分类排队、内外有别，运动的宗旨、政策由政治精英所控制甚至保密、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回顾中说明。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毛泽东和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转化、分化，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比如毛泽东所描绘的一个群众辩论的典型发展过程：“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即：‘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几个学生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人就孤立了。”[19]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也反复提到“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感染上兴奋症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容易看出，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规律”，和塔尔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里，提到了“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刘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回顾来说明这些复杂问题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20]]1960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作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不断发挥、加码，说“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後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21]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22]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23]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24]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25]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26]后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少奇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他们”。 在另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你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们一举一动他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你们不清楚。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强龙难斗地头蛇。”[2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个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29]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3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种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31]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32]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请看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33]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34]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3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A>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 萧喜东 
注： ①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②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③同②，p135。 ④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⑤译文引自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萧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⑥同②，p134。 ⑦王中杰、陈清林、叶建军：“试析1961年刘少奇湖南蹲点调查”，原载《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⑧同④，p328。 ⑨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⑩张平化：“回忆少奇同志在湖南蹲点”，原载《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12]唐振南、王文珍、贺正：《刘少奇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原载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7月1日，南大卫东赴湘调查组整理。 [14]《一代公仆刘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1991. Aldine De Gruyter. [16]分别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绍一个合作社》。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8]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0]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p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1]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50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23]同[22]，p1119。 [24]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25]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27]同[24]。 [28]“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29]同[28]。 [30]“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31]“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32]“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33]“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34]同[30]。 [35]同[28]。 [36]同[28]。 [37]同[28]。 [38]“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1967年4月27日。 [39]同[21]，p488。 [40]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41]同[22]，p1125。 [41a]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42]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43]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原载《《中国与世界》》2000年12期、2001年1期）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 萧喜东 
（1）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中，群众运动对新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群众运动当成实现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群众运动在近代世界历史上，起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助产婆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这一词汇，使人们想起民主的扩大、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权等等，意味着独立于体制内权势和秩序的民间力量，总之，它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启蒙的方向。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群众运动一词所唤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义，它代表着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场“浩劫”，象征着人性中狂热、非理性、自私和残忍的一面，它的形象就是大轰大嗡、社会动乱、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热。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分子的语汇中，市民社会这一词被赋予神圣的光环（这光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只荣归群众运动），而相比之下，群众运动则带着打砸抢、疯狂盲动等等摆脱不掉的耻辱印记和黑色贱民出身。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仅如此，和群众运动相联系着的，是一组对立着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官方的和流行的文字中被塑造出来。一方面，是错误地发动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和利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他们迫害好人、制造冤案、阴谋整人，乃至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和群众运动相对立的、进行抵制的温和人物，或受群众运动残害的蒙冤者，这些包括知识分子、老干部，许许多多无辜的好人，而其中最为显赫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冤案”在整个否定文革过程中，赫然成为声讨文革、控诉群众运动的主题。此后，在中国，群众运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动就成为违反理性、违反正义、违反人民意愿的同义语。 自从六十年代群众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沉寂以来，西雅图反世贸抗议行动的巨大成功，又使群众运动这一词汇，重新成为进步评论界乃至主流媒体的焦点。反压迫、反专制、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和新型的群众运动相联系着。连克林顿和世界银行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对群众运动表示尊重，甚至追随、窃取群众运动的语言和词汇。在世界各地，群众运动都代表着反抗权势（无论是国家机器的，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声张正义、维护弱者的道义力量和进步方向，在马尼拉，在布拉格，在汉城，在印度海德拉巴德，在瑞士达沃斯，然而，却有一个重大的例外，这就是在中国。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鸿沟？这同时也意味着，如何理解和解决一个时间上的鸿沟，那就是今天人们头脑中对群众运动的偏见，和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的群众运动的真实历史之间的鸿沟。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有关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两件历史公案，将要涉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希望这项工作能增加我们对群众运动历史及其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以便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开始反省我们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偏见，并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二十年来努力实行对外开放、思想解放，但为什么在思想意识上、在民主实践上、在政治技巧上，却变得闭关自守、极大地落后于世界上的进步思潮？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与群众：1961年湖南蹲点调查 刘少奇是最极端的群众运动－－文革群众运动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可认为是文革运动的前奏，而这个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领导的。文革群众运动造成了刘少奇的巨大的个人不幸，同时文革也暴露出群众运动的严重问题，也造成后来人们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和冷淡。而常常较少被论述的，是刘少奇本人的工作作风对文革群众运动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所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其政策、方法和遗留下的矛盾，对后来文革中矛盾冲突的影响。事实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的工作方式和他们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对中国群众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离不开对刘少奇与群众、刘少奇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考察。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先从四清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中来考察刘少奇和群众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刘少奇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刘少奇的群众观，刘少奇对待干部、群众的方式、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等等，这一故事，就是1961年刘少奇的湖南蹲点调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件事的来由是：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①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这里加以特别考察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这不仅是因为很多文章和传记材料较详细地记载了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的活动情况，也因为刘少奇在这里蹲点时间最长，对当地事务涉入最深、影响最大。这里所根据的材料来源，多数是文革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个别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上所发表的相关材料。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下面，我就根据有关材料，避免其中明显带主观判断的部分，将有矛盾冲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舍，将材料还原成尽量完整、尽量客观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个故事中的个别细节，在198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和刘少奇在有关四清运动的几次讲话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来看前者。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和其他官方记述，天华大队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因此，先前的胡乔木和中央调查组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在蹲点的18天中，首先连续召集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徵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时，干部们都言不由衷，欲说又止，广大干部、群众受历次政治运动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敢讲真话。为了克服干部们“左”的思想的束缚，刘少奇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反复诚恳地请求他们说真话，干部们终于被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所感动，纷纷诉说公共食堂的坏处。刘少奇还走访了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八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于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上说，食堂办起来是大错误，“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自愿。”之后，刘少奇正式对当地公社、大队的干部说：“请你们立即宣布解散食堂！”②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败的问题（而天华大队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样彻底失败，这是有疑问的，下面将要谈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互动方式的问题。让我们特意来看一下有关记述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写：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食堂解散了！”消息传出，许多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当作特大喜讯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社社队队。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是什么人开的恩？” “听说是省委工作队。” “没有听说传达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队有多么大的权力？” “是刘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感激、喜悦、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确是实实在在的。 束缚在群众身上的枷锁被砸开了，人们能不笑逐颜开，能不欢呼雀跃吗！③ …… 天华人民从心里感谢刘主席。他们说“这回真是来了青天”“刘主席和我们想到一起了”。④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节的描写，很自然地就纳入了中国封建传统的“清官”乃至“明君”话语：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才发现民生艰辛，且恐于当地恶吏的横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临幸惊讶和感动了苦难中的小民，他们跪地痛哭，一股脑地将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开恩，凭举手之劳，就解决了民众的倒悬之苦，万众欢腾，齐呼“皇帝万岁”，或“真是来了青天”。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有关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述，和以上话语的各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比如：轻装简从，住在老百姓家里，睡门板铺禾草，亲自到社员家中访察，启发诱导社员讲真话等等。还有两个细节突出地表现了人民共和国的这位“青天大老爷”的“体察民情”的形象：一是在东湖塘公社调查时，用脚撩开山坡上一堆风干的人粪，来察看有多少没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华大队施家冲社员座谈会上，取下篮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国主席察看农民的粪便、向社会最底层鞠躬的描写，表现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级官员对九地之下的民间躬亲访问的反差，更从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众之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的森严等级。 刘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誉为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强大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传统。翻开刘少奇的著作、讲话，他对群众和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泽东的差别不大。然而，仔细解读，并参照刘少奇在湖南调查中的工作方法，我们能看出一个微妙但重大的差别。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在70年代写作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政治》一书中已经精辟地总结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和群众关系上的差别：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个工会组织者在为工人工作，或与工人在一起度过的，他对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后，他每次到农村“视察”总是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毛并没有比其他领导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深入群众－－毛实际上可能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为他常常长时期地与世隔绝，据说，他的死也与此有关。但是，与其说毛为促进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直接关系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说他比刘更注意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⑤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迪特默的这个观察是有根据的。的确，毛泽东1959年6月到家乡韶山，并没有象刘少奇那样作蹲点调查。1955年，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自己并没有去实地考察，而是根据各地的调查报告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另一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应该是指共产党领袖和一般的精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救民于水火，与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毛泽东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过滤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青天老爷”意识。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载，无论是否准确、是否片面，都反映出：刘少奇倾向于将群众理解为可怜无助的子民，而他很乐于以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的力量去解民于倒悬，使他们恢复到“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官方记载的描写也加强了这种渲染，比如下面这段描写：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少奇同志听着社员们的这血与泪的控诉，再也坐不住了，他气愤地 　　　　说：“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过去怎么不提意见，现在还是胆战心 　　　惊不敢直说？” 　　　　　　“谁敢说哟，上面说公社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桥梁，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拆桥，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地，就要被戴 　　　　上右倾分子帽子，就要受到无休无止的批判，如果今天不是你刘主席， 　　　　我们的这些心里话只能让它烂到肚子里……” 　　　　　　这位社员的哭诉，又使少奇同志冷静了下来，是啊，不能怨这些善 　　　　良而宽厚的群众。我们的群众多好啊，他们已经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 　　　　还在默默地忍受着。⑥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刘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群众奔走相告。感谢大慈大悲的领袖，将饥寒交迫的群众，复原到感激涕凌、安居乐业的群众，仍象以前一样善良而宽厚，继续忍受着其他世间的不平。这一段描写，于其说是对公社食堂的控诉，不如说是对下层群众安于被宰割的谦恭态度的赞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员必须作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没有安排让更多的社员去控诉，更没有安排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控诉和辩论并不是刘少奇的目的，从上至下施行大兹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诉和辩论将赋予群众权力，将使他们自信，将使他们摆脱“善良而宽厚”、“默默地忍受着”的状态。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但这不是刘少奇所要的。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刘少奇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⑦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彭梅秀事件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斗争。这就是发生在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文革后的官方文献中，趋向于将此事件轻描淡写，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刘少奇和当时长沙县委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比如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和长沙县委就对彭梅秀的褒贬程度不一。有关文献记载，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解决时，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产生了对立情绪。刘少奇的调查显示彭梅秀有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错误。而彭梅秀则公开对国家主席发表不敬的言论，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一次刘少奇正在同工作队谈话，彭梅秀在外面大声叫骂，刘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在离开天华大队那天，刘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有一次谈话，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我这次到这里来，群众都说过去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同时也给上面，给你们大队总支，包括给你提了很多批评。我看这些批评很正确。”据记载：“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刘主席身边，又激动、又愧悔。她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衷心感谢党组织，感谢刘主席对她的教育和帮助。”“后来，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从党组织决定，调到黄花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一年后被可恶的病魔（淋巴癌）夺去了生命。”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然而，从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多篇讲话中，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远比上面所描述的复杂、严重，尽管刘少奇的讲话本身并没有交代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以下是刘少奇1964年7月13日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片段：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乔木和 　　　　人民日报工作组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写了一厚本调查报告，大多数材料 　　　　是不确实的，他被基层干部骗了。天华大队是湖南一个多年的模范大队， 　　　　支部书记是个女劳模。这个队生产也不错，比其他队少许好一些，但不 　　　　是一类的，也不是三类的，是中等。我相信，胡乔木的报告，也找劳动 　　　　模范汇报了，又找贫下中农座谈了，住了十多天，才发现这个队有问题。 　　　　那里真正当家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她秘书，劳模是出面的，劳模 　　　　也并不是那么真，并不那么模范。发现问题后，给长沙写了个信，叫县 　　　　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扎根串连。开了一个用湖 　　　　南的话叫三部份人的会议，即贫农、雇农、下中农，没有叫支部书记参 　　　　加会，没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于是这个劳模生气了，要赶我走。我是 　　　　国家主席，又有几十个人一道，她赶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击的办 　　　　法，住老百姓家里，困卧草。公安厅长也去了，还有带枪的，她要赶我 　　　　走，说我把她的秩序搞乱了。湖南称年纪大的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 　　　　胡子，她叫我刘胡子，说刘胡子呆这么久，把她秩序搞乱了……。我只 　　　　是发现问题，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没有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交 　　　　给县长，搞了半年。” 这件事，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提到（如：《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 日）），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讲，“声势浩大”⑨。说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这次蹲点调查兴师动众不为过，除了刘少奇叫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以及胡乔木都专程前往天华大队。⑩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梅秀，也真是长了反骨，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刘少奇在讲话中愤愤地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11]）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前也没有屈服，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商谈，她避而不见。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1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有关彭梅秀被调动工作，以及后来病逝的情况，官方文献没有详述，这里参考文革运动时期发表在群众组织报刊上的一篇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据这篇彭梅秀的爱人万国华口述的报告，彭梅秀被调动工作是出于刘少奇对彭进行打击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县的领导人负有一定责任。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篇题为《血泪的控诉－－刘少奇是怎样害死优秀的共产党员彭梅秀的》的调查报告说[13]，自从刘少奇认定彭梅秀是坏干部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责成省、市、县委派来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分队长。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带着三个厅局长级干部、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也闻讯赶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云，长沙市委副书记，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报到，一场以“整风整社”之名来打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决定开大会斗争她，就气冲冲地跑到王家塘找刘少奇讲理。他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误，包庇了什么坏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这时胡绩伟（应该是和刘少奇一齐来的）跑出来叫人捆彭梅秀，说：“彭梅秀反对刘主席”，并骂彭梅秀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而彭梅秀板着脸说：“你捆吧，我没犯法，我没有错误，你吓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为我会怕刘胡子呀，不怕哩！”当时很多社员在田里做活，听说要捆彭梅秀就都跑过来了，将她劝着拖走了，并对她说：“彭书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得过他呀？他是国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声说：“怕什么，国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呗，我没犯法，他不敢捆。”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从此，刘少奇就将彭梅秀一脚踢开，大小会不让她参加，而彭梅秀有两次硬要冲进去参加，一进去就质问他们：“你们要开什么会？为什么不通知我？谁决定的？现在我还没有被撤职，就是撤了我大队书记的职务，我还是公社副书记，还有权力参加哩！”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想打击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辫子，就决定把她调到金山桥大队去，但彭梅秀决定抵制，她说：“我的问题是在天华大队出的，应该在天华大队搞清楚，刘胡子不搞清我的问题，我就不去。”最後，刘少奇将彭梅秀调离反省，还派两个干部长期监视她，连吃饭、大小便、睡觉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监视她的人，或躲在窗户下，或溜进屋内放下蚊帐睡在床铺上，偷听彭梅秀和家里人的谈话，监视半年之久，不准和社员谈话见面，连住一个屋的亲兄弟也不能见面谈话，后来又借口保护她，调到县里反省几个月，她仍坚持不写半个字的检查。那时，彭的爱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县反省，抽空去看她爱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台树下偷听。面对打击，彭梅秀说：“刘胡子来，我不怕哩！我没贪污弄弊，没做坏事，你把我们大队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在讲话中曾提到“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彭梅秀的秘书”，根据万国华的口述，这是指天华大队的秘书彭登奎，被刘少奇认定为漏划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干部划入“彭登奎集团”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队把权接了过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并让“有问题”的干部调公社反省，把彭梅秀当“石头”搬开。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后来，彭梅秀被调到黄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万国华的口述说：“在她患病治疗中，省卫生厅和长沙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搞了不少阴谋诡计。当时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说要立即转武汉，但是省、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意，同时还将患者放在妇产科住了一个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了，才转入内科治疗。后来内科又要转北京协和医院，经县打电报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这个坏家伙回电不同意，彭梅秀就是这样活活地拖死了。刘少奇的魔爪就这样恶狠狠地夺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时仅三十一岁。”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天华大队贫下中农对彭梅秀调走非常惋惜，对她的死非常难过。彭梅秀死后，晚上十一点钟尸体才能送回去，贫下中农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会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以上叙述，和文革后的官方文献出入较大，但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讲话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综合所有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观察：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首先，天华大队的食堂并不是最差的，而刘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给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彭梅秀说：“马上散食堂，社员炊具有困难，锅碗什么都没有，这样一来会搞糟的。”但刘少奇不听，说：“我说你不要谈了，你不老实，不讲真话，为什么群众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后，社员家里吃小锅饭的炊具都没有，问题严重。解散食堂，本来是纠正政策一刀切的错误的措施，但解散食堂本身，也采用了粗暴专制、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的一刀切。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个好干部，没有贪污，这是连官方文献都承认的；对这样一位年轻干部，动用上百人的工作队、几十人的武装队，长期地监视、迫害，这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干出来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敢于动用“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彭梅秀事件展示给我们：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毛泽东晚年有关群众运动的论述中，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就显示出和刘少奇心目中群众运动如何搞法的差别：毛泽东主张群众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所开创的先例，而刘少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工作队，它们在基层就代表党，可以以党的名义、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众只是为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情况，将更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然，这里也不是把历次运动所造成的打击迫害的罪过都推到刘少奇身上，在基层用打击迫害的方式搞运动的，是许许多多的党的驯服工具，和一些机会主义者。比如：象胡绩伟这样的党员，仅仅因为别人顶撞了刘少奇，就要把人捆起来，他们是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而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诅咒群众运动残忍暴虐的，正是同样他们这批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刘少奇的故乡炭子冲任过村长、农业社长，人民公社化时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起曾多次写信给刘少奇，反映家乡的情况，被称为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刘少奇在国事繁忙的情况下，还给他写过三封回信。在大跃进中，王升平犯了“五风”错误，被上级宣布撤销职务，停职反省。但他不服气，认为当时一切要大办、大跃进都是上面号召的；鼓干劲“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动机是好的。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请来王升平，向他询问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在刘少奇的启发下，王升平说：“实话讲给刘主席听，大锅饭再吃下去，就会人路死绝，国破人亡。”[14]请看，正是王升平这种不顾群众利益和声音的干部，大搞“五风”，大搞“极左”，才造成了公共食堂的失败，而这些人很容易从“极左”变到极右，成为群众新生事物的最恶毒的诋毁者。文革后的许多官方文件，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手法，把“人路死绝，国破人亡”这一惊世骇俗之语，本来出自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大队前“五风”干部，却普遍地塞进湖南群众口中，特别是强加给食堂搞得没那么糟的天华大队，这一伎俩实在不高明。讽刺的是，刘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时，却在为这位搞“五风”的干部平反，从而成为刘少奇落实党的政策的一项功劳。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胡绩伟、王升平的共同点就在于：积极参与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用“极左”的方式把运动推向荒唐的极端，造成普遍的恶果和群众的厌恶之后，再调过头来攻击毛泽东发动运动的初衷，把群众运动的形象彻底败坏。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 萧喜东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了“公众”与“人群”这一对二元对立概念。“公众”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们具有本质不同：“公众”里面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冷静批评、理性讨论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公众”里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随声附和领导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塔尔德的论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朋的《人群心理学》，该书在二十世纪初影响极大，勒．朋同样认为：人群是被情绪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术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个别过激行为就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人群趋向疯狂，难以控制。[15]塔尔德和勒．朋的人群心理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早已成为陈旧简陋的古董，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放血疗法”在当代医学中的位置。然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而，其观点论述很接近人们的日常直觉，因此，我们能发现许多人对群众的理解都近似塔尔德的“人群”。 这里，是想引用这种对人群的理解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的群众观。刘少奇在其著作、讲话中，从不忘强调群众路线，但再仔细解读，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群众，很接近塔尔德的“人群”。在刘少奇那里，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刘少奇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而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泽东同样也强调群众的数量优势，并经常在“群众”前面加以数量冠词：“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等等。[16]，同时，毛泽东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议论多”作为群众的一条首要优点，这里所称赞的，不止是议论的声势大，而且是群众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亦即一种意见的多元性。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和这种群众观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的搞法。假如说，刘少奇时刻强调群众的现实利益，那么，毛泽东则更关心群众的言论权利、思想权利，这和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把言论表达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1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个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29]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3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种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31]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32]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请看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33]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34]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3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个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29]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3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种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31]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32]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请看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33]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34]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3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 萧喜东 
注： ①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②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③同②，p135。 ④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⑤译文引自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萧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⑥同②，p134。 ⑦王中杰、陈清林、叶建军：“试析1961年刘少奇湖南蹲点调查”，原载《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⑧同④，p328。 ⑨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⑩张平化：“回忆少奇同志在湖南蹲点”，原载《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12]唐振南、王文珍、贺正：《刘少奇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原载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7月1日，南大卫东赴湘调查组整理。 [14]《一代公仆刘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1991. Aldine De Gruyter. [16]分别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绍一个合作社》。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8]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0]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p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1]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50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23]同[22]，p1119。 [24]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25]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27]同[24]。 [28]“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29]同[28]。 [30]“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31]“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32]“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33]“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34]同[30]。 [35]同[28]。 [36]同[28]。 [37]同[28]。 [38]“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1967年4月27日。 [39]同[21]，p488。 [40]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41]同[22]，p1125。 [41a]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42]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43]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原载《《中国与世界》》2000年12期、2001年1期）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为什麽删贴？不把刘少奇~王光美的（四清）搞清楚，怎麽谈？都在这里信口开河不成？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个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29]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3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种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31]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32]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请看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33]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34]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3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个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29]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3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种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31]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32]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请看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33]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34]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38]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 萧喜东
注： ①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②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③同②，p135。 ④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⑤译文引自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萧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⑥同②，p134。 ⑦王中杰、陈清林、叶建军：“试析1961年刘少奇湖南蹲点调查”，原载《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⑧同④，p328。 ⑨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⑩张平化：“回忆少奇同志在湖南蹲点”，原载《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12]唐振南、王文珍、贺正：《刘少奇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原载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7月1日，南大卫东赴湘调查组整理。 [14]《一代公仆刘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1991. Aldine De Gruyter. [16]分别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绍一个合作社》。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8]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19]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0]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p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1]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50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23]同[22]，p1119。 [24]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25]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27]同[24]。 [28]“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29]同[28]。 [30]“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31]“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32]“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33]“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34]同[30]。 [35]同[28]。 [36]同[28]。 [37]同[28]。 [38]“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1967年4月27日。 [39]同[21]，p488。 [40]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41]同[22]，p1125。 [41a]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 燕南,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a href="http://www.yannan.cn/" target="_blank" >http://www.yannan.cn</A></A> ) [42]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43]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原载《《中国与世界》》2000年12期、2001年1期） 文章来源：本站首发（http;//bbs.beida-online.com）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1）


萧喜东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1]再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迪斯尼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


　　正如同迪斯尼乐园的运作需要高度的管理和细致的经营，微缩景观式的“历史知识”也是高度管理、精心剪裁出来的，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革，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资料研究、大众记忆、大众话语权的控制、独占和管理。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乐园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文的主题也许有拾遗补缺的价值。不过，本文更希望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来引导出有关对文革意义的评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等更重大、更复杂的问题的讨论。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是“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Month="6" Year="2005">六月九日</ST1:CHSDATE>，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7"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七日</ST1:CHSDATE>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ST1:CHSDATE>，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9]


　　从<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四日</ST1:CHSDATE>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一日</ST1:CHSDATE>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2）


萧喜东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4" Month="6" Year="2005">六月四日</ST1:CHSDATE>，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7"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七日</ST1:CHSDATE>，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12]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ST1:CHSDATE>，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7"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七日</ST1:CHSDATE>，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ST1:CHSDATE>，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7"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七日</ST1:CHSDATE>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Month="7" Year="2005">七月五日</ST1:CHSDATE>，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7" Month="7" Year="2005">七月七日</ST1:CHSDATE>到<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Month="7" Year="2005">七月九日</ST1:CHSDATE>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3"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三日</ST1:CHSDATE>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5"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五日</ST1:CHSDATE>，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5]


　　这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五十天历史的重要案例是清华大学，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可以参考《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里不再引述。[16]


　　也许，对北京两所很特殊的中学的考察，只能算是管中窥豹，未必全面，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普遍情况有一些了解。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的、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9" Month="6" Year="1966">1966年6月19日</ST1:CHSDATE>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8]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9]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日</ST1:CHSDATE>，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20]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3）


萧喜东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ST1:CHSDATE>左右。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ST1:CHSDATE>，“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22]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清晨</ST1:CHSDATE>，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Month="7" Year="2005">七月九日</ST1:CHSDATE>，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Month="10" Year="2005">十月二十四日</ST1:CHSDATE>，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Month="11" Year="1966">1966年11月3日</ST1:CHSDATE>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後，“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前</ST1:CHSDATE>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前</ST1:CHSDATE>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24]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3"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三日</ST1:CHSDATE>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25]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四日</ST1:CHSDATE>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7" Year="1966">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ST1:CHSDATE>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Month="4" Year="1967">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ST1:CHSDATE>，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Month="7" Year="2005">七月三日</ST1:CHSDATE>，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27]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一日</ST1:CHSDATE>，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一日</ST1:CHSDATE>，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Month="8" Year="2005">八月五日</ST1:CHSDATE>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9]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ST1:CHSDATE>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30]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4）


萧喜东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3"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三日起</ST1:CHSDATE>，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3"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三日</ST1:CHSDATE>，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4"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四日</ST1:CHSDATE>，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一日</ST1:CHSDATE>，“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


“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31]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6" Year="2005">6月8日</ST1:CHSDATE>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6" Month="6" Year="2005">6月16日</ST1:CHSDATE>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ＸＸ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ＸＸ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ＸＸ和工作组组员张ＸＸ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Month="6" Year="2005">6月18日</ST1:CHSDATE>，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Month="6" Year="2005">6月18日下午</ST1:CHSDATE>，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Month="6" Year="2005">6月18日晚上</ST1:CHSDATE>，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ＸＸ和工作组成员张ＸＸ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ＸＸ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後，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9" Month="6" Year="2005">6月19日凌晨起</ST1:CHSDATE>，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32]


　　最後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2"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二日</ST1:CHSDATE>，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3"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三日</ST1:CHSDATE>《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3"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三日中午</ST1:CHSDATE>，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3"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三日晚上</ST1:CHSDATE>，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4" Month="6" Year="2005">六月十四日</ST1:CHSDATE>，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33]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这里所考察的案例只具有说明和启发的作用，而不是任何统计意义上的证明。为了充分了解这期间各地党群冲突的准确情况，我们需要各地、各单位有系统的资料整理，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了解。[34]然而，本文到此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取得历史知识的过程不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争议的过程，而是攸关到对有历史事件的大是大非如何诠释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5）


萧喜东





结局和结语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7" Year="2005">七月一日</ST1:CHSDATE>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2"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二日</ST1:CHSDATE>，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9"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九日晚</ST1:CHSDATE>，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的。<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一日</ST1:CHSDATE>，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2"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二日</ST1:CHSDATE>、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四日</ST1:CHSDATE>，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5"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五日</ST1:CHSDATE>，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6"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六日</ST1:CHSDATE>，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的，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


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胆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Month="2" Year="1967">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ST1:CHSDATE>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官僚主义阶级”有根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关键区别。如何评价新中国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趋向于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的革命意识和热情还很强烈，艰苦奋斗、忠于革命还是普遍的现象，很难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阶级。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6）


萧喜东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弊端。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验中一个不应回避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炯然不同，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是象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揭发自己的黑暗面。


　　如果说文革前夕的中苏论战和各种政治运动在于反修防修，这里“修”是指铁托、赫鲁晓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么，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经是在尝试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面，是在扬弃新中国体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体说，这就是开始触及并开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惨痛地矢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革运动的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真正付诸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政治自由主义”或任何自由主义者能够认同的东西，而是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价文革，自然能够对文革的是非功过作出应有的分析，特别是它的谬误的一面，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误，文革初期阴谋论盛行所造成的恶果，群众大民主实践的失败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在把颠倒、混淆和掩盖了的历史作最起码的澄清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5）


萧喜东





结局和结语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7" Year="2005">七月一日</ST1:CHSDATE>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2"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二日</ST1:CHSDATE>，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9"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九日晚</ST1:CHSDATE>，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的。<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一日</ST1:CHSDATE>，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2"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二日</ST1:CHSDATE>、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四日</ST1:CHSDATE>，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5"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五日</ST1:CHSDATE>，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6" Month="7" Year="2005">七月二十六日</ST1:CHSDATE>，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的，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


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胆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Month="2" Year="1967">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ST1:CHSDATE>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官僚主义阶级”有根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关键区别。如何评价新中国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趋向于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的革命意识和热情还很强烈，艰苦奋斗、忠于革命还是普遍的现象，很难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