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追求分配公平不能超越国情

中华工商时报


　　[B]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谈财富的公平分配[/B]



　　记者：您的观点目前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他们普遍认为，公平是第一原则，而效率应该在其后。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首先，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在之前以及今天所讲的公平是指财富的分配公平，而非政治式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概念。



　　我觉得一个经济学学者，最重要的是，要将国家实际的情况告诉社会。比如，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耕种了4亩多地，长江以南劳动力人均不到1亩，黄河以南两亩多一点；而日本、韩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13－15亩，巴西、法、英、俄罗斯、美、加、澳等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为55、245、290、440、890、1400、1600等亩地；比如后面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为1．5％－6％，我们国家的农村人口达76000万，农村人口比例达60％；我们国家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300元人民币，一般的发达国家人均财政收入折人民币在80000到100000元。中国赶上北欧等国家的发展水平至少可能还得50年左右。因此，想在这样一个国力水平下，想实现北欧那样国家的福利和公平分配，根本是一种空想。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超越国情国力和发展阶段。



　　[B]投资、创业、就业等效率优先是解决中国公平问题的前提[/B]



记者：您说的“效率优先”具体是指什么？



　　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岗位少，企业数量相对少而纳税相对少，劳动力丰富而过剩。如果不鼓励投资、创业和就业，中国财政和国家是根本保障不起的。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城乡收入差距、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方面，通过抑制投资、抑制创业，忽视如何去就业，通过将收入拉平的办法，缩小收入差距，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极其危险的。要提出的问题是，没有资本的投资，没有劳动手段，仅有劳动，能形成就业岗位吗？资本没有收益，有人愿意投资吗？没有人创业，没有人办企业，哪里会有就业岗位。2004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减少了270万个工作岗位，而个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创造的就业岗位中占80％以上，其中仅私营企业就创造了450万个工作岗位，占新增就业980万的45％。行政事业单位要减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要减人，如果我们不将投资、创业、自我就业方面的事情放在优先的地位上，那么，我们的就业和吃饭问题怎样解决呢？



　　[B]关键是改革阻碍投资、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B]



　　记者：创造财富需要公平的机会，如何才能创造这样的机会呢？



　　周：目前，对怎样将投资者的收入水平减少一些讨论得较多，而对投资、创业所遇到的各方面的阻碍，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比如，各级政府预算外收费、罚款达10000亿，其中工商、质检、城管等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各种“合法”及乱收费、乱罚款，我估计可能高达3000亿左右。如果以2万元可以解决一个劳动力的就业看，仅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就灭掉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比如，对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各种政府审批、检查、处罚太多，注册登记环节还是较多，各种限制还是太多；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方面的手续也还是太多，据一些企业说，投资项目核准制后，比原来的审批制还要麻烦。为什么这样一些阻碍生产力发展、活跃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政府一些部门想方设法进行审批和收费，就不能成为讨论的重点呢？如果一个社会，对于阻碍投资、创业、就业的一些障碍，默认为是合理的，都不大关注；而精力都放在财政非常有限的财力能不能分到我头上，大家都不去想将蛋糕做大的效率方面的问题，而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一个特别小的蛋糕上分一块，我想这个国家的经济最终会崩溃。



　　[B]重要的是体制、权力和机会公平[/B]



　　记者：很多人质疑您的观点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缺乏公平的机会，而这正是他们对“公平比较敏感的原因。



　　周：我想消除腐败等渠道形成的不公平分配，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对于高收入的群体征收所得和财产税，这也是天经地义的；财力虽然有限，但也要更多地向公共服务领域转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对此，我十分赞同。但是，如果说要更加注重公平，比起财富的公平分配看，更加需要的是体制、权力和机会的公平。比如，如果农村的集体土地与国有制之间等价交换，每年征用耕地300万亩，每亩如果有10万元到农民手中，就是3000亿；比如，在保护农民的劳动权利上，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建设项目，如果不实行财政拨款一点、自筹一点的体制，农民就会有保障的从城市的建设项目中拿到3000亿元；比如如果政府的收费实行社会听证制度，政府合理地只收税，各部门不要乱收费、乱罚款，废除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的自收自支，或者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就可以从社会少收至少5000亿的财富；如果再因政府放宽注册、许可、审批等政策，少收费，增加1500万个就业机会，每人收入按照每年10000元计算，劳动者就可得到1500亿的收入。体制、权力和机会公平形成的效率，会更加促进财富的增加，才能使我们有财富逐步公平分配的国力条件。



　　[B]政府在公平分配方面不是说没有事情做[/B]



　　记者：政府在公平分配方面有什么空间可以去做？“财力无情是不是可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呢？



　　周：虽然财力薄弱，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微薄的财力就不需要公平分配。我认为，首先，政府各部门行政和利益相分离，执法和收费相分离，建立一个为社会服务而不向社会乱收费的廉洁的政府；清理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等项目，最大限度地将政府用税收供养起来，废除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单位的自收自支体制，更是需要废除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这种严重抑制投资、创业和就业的体制。其次，要切实清理审批事项，给投资、创业和就业，以更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再次，虽然财政实力有限，但是要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需要进行政府后勤、公车消费、接待方式、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把行政公务开支的比例压低下来，把一些低效率的事业浪费压低下来，把一个吃饭养人的财政转变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使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卫生、社保等领域。



　　总之，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城乡、居民间、地区间三大差距的拉大确实使人忧心，但是愿望无法代替现实，感情不能解决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只有理智地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生产力还很不发达，财政实力有限等这样一些国情，以更加迫切的意识、观念、体制和政策，去促进投资、创业和就业，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华工商时报


　　[B]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谈财富的公平分配[/B]



　　记者：您的观点目前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他们普遍认为，公平是第一原则，而效率应该在其后。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首先，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在之前以及今天所讲的公平是指财富的分配公平，而非政治式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概念。



　　我觉得一个经济学学者，最重要的是，要将国家实际的情况告诉社会。比如，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耕种了4亩多地，长江以南劳动力人均不到1亩，黄河以南两亩多一点；而日本、韩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13－15亩，巴西、法、英、俄罗斯、美、加、澳等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为55、245、290、440、890、1400、1600等亩地；比如后面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为1．5％－6％，我们国家的农村人口达76000万，农村人口比例达60％；我们国家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300元人民币，一般的发达国家人均财政收入折人民币在80000到100000元。中国赶上北欧等国家的发展水平至少可能还得50年左右。因此，想在这样一个国力水平下，想实现北欧那样国家的福利和公平分配，根本是一种空想。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超越国情国力和发展阶段。



　　[B]投资、创业、就业等效率优先是解决中国公平问题的前提[/B]



记者：您说的“效率优先”具体是指什么？



　　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岗位少，企业数量相对少而纳税相对少，劳动力丰富而过剩。如果不鼓励投资、创业和就业，中国财政和国家是根本保障不起的。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城乡收入差距、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方面，通过抑制投资、抑制创业，忽视如何去就业，通过将收入拉平的办法，缩小收入差距，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极其危险的。要提出的问题是，没有资本的投资，没有劳动手段，仅有劳动，能形成就业岗位吗？资本没有收益，有人愿意投资吗？没有人创业，没有人办企业，哪里会有就业岗位。2004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减少了270万个工作岗位，而个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创造的就业岗位中占80％以上，其中仅私营企业就创造了450万个工作岗位，占新增就业980万的45％。行政事业单位要减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要减人，如果我们不将投资、创业、自我就业方面的事情放在优先的地位上，那么，我们的就业和吃饭问题怎样解决呢？



　　[B]关键是改革阻碍投资、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B]



　　记者：创造财富需要公平的机会，如何才能创造这样的机会呢？



　　周：目前，对怎样将投资者的收入水平减少一些讨论得较多，而对投资、创业所遇到的各方面的阻碍，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比如，各级政府预算外收费、罚款达10000亿，其中工商、质检、城管等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各种“合法”及乱收费、乱罚款，我估计可能高达3000亿左右。如果以2万元可以解决一个劳动力的就业看，仅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就灭掉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比如，对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各种政府审批、检查、处罚太多，注册登记环节还是较多，各种限制还是太多；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方面的手续也还是太多，据一些企业说，投资项目核准制后，比原来的审批制还要麻烦。为什么这样一些阻碍生产力发展、活跃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政府一些部门想方设法进行审批和收费，就不能成为讨论的重点呢？如果一个社会，对于阻碍投资、创业、就业的一些障碍，默认为是合理的，都不大关注；而精力都放在财政非常有限的财力能不能分到我头上，大家都不去想将蛋糕做大的效率方面的问题，而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一个特别小的蛋糕上分一块，我想这个国家的经济最终会崩溃。



　　[B]重要的是体制、权力和机会公平[/B]



　　记者：很多人质疑您的观点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缺乏公平的机会，而这正是他们对“公平比较敏感的原因。



　　周：我想消除腐败等渠道形成的不公平分配，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对于高收入的群体征收所得和财产税，这也是天经地义的；财力虽然有限，但也要更多地向公共服务领域转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对此，我十分赞同。但是，如果说要更加注重公平，比起财富的公平分配看，更加需要的是体制、权力和机会的公平。比如，如果农村的集体土地与国有制之间等价交换，每年征用耕地300万亩，每亩如果有10万元到农民手中，就是3000亿；比如，在保护农民的劳动权利上，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建设项目，如果不实行财政拨款一点、自筹一点的体制，农民就会有保障的从城市的建设项目中拿到3000亿元；比如如果政府的收费实行社会听证制度，政府合理地只收税，各部门不要乱收费、乱罚款，废除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的自收自支，或者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就可以从社会少收至少5000亿的财富；如果再因政府放宽注册、许可、审批等政策，少收费，增加1500万个就业机会，每人收入按照每年10000元计算，劳动者就可得到1500亿的收入。体制、权力和机会公平形成的效率，会更加促进财富的增加，才能使我们有财富逐步公平分配的国力条件。



　　[B]政府在公平分配方面不是说没有事情做[/B]



　　记者：政府在公平分配方面有什么空间可以去做？“财力无情是不是可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呢？



　　周：虽然财力薄弱，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微薄的财力就不需要公平分配。我认为，首先，政府各部门行政和利益相分离，执法和收费相分离，建立一个为社会服务而不向社会乱收费的廉洁的政府；清理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等项目，最大限度地将政府用税收供养起来，废除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单位的自收自支体制，更是需要废除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这种严重抑制投资、创业和就业的体制。其次，要切实清理审批事项，给投资、创业和就业，以更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再次，虽然财政实力有限，但是要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需要进行政府后勤、公车消费、接待方式、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把行政公务开支的比例压低下来，把一些低效率的事业浪费压低下来，把一个吃饭养人的财政转变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使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卫生、社保等领域。



　　总之，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城乡、居民间、地区间三大差距的拉大确实使人忧心，但是愿望无法代替现实，感情不能解决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只有理智地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生产力还很不发达，财政实力有限等这样一些国情，以更加迫切的意识、观念、体制和政策，去促进投资、创业和就业，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