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 专家吁分权防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20:10:05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3842526232576/20050620/570111.shtml
凤凰卫视6月20日消息 综合报道，据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安徽省，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多数干部保持沉默助歪风
报道指出，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B]六类心态[/B]”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B]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B]。“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２５５次受贿、犯罪金额达５３０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B]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涉己、高高挂起[/B]。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B]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B]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B]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B]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B]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B]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甚至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B]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B]。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１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专家吁县委书记分权防腐
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干部认为，[B]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这里面确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B]。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干部群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
新京报6月20日也发表评论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B]在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中，县处级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的中枢，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尤其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县处级干部们，其权力更为巨大而灵活。[/B]县区主要官员拥有管理全县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不仅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由县区主要官员“一槌定音”。尤其是，一个县区通常有数百科级干部职位，因而，卖官似乎是县区主要官员腐败的重要门道。
不过，权力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腐败。当下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导致引人注目的腐败比例，根源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与监督。安徽省纪委有关人士将其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来，对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早就有清醒认识。
对于县区主要官员，可能需要更加有效的党内制约机制，从而使县区党委的权力，不被集中到一人身上。同时，在党委、政府、人大之间，如何更为合理地分配权力？尤其是，如何按照宪法的要求，使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地成为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显然是构造新式“县政”的重点。
政府的大量权力集中于这个环节，县的主政者通常拥有外人无法想象的财政权、人事权和审批权，因而，官员腐败犯罪的诱惑也就最大。而县乡官员群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县区主要官员发生贪污腐败行为，很快就会在县域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极大地损害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民众直接发生关系最多的政府，也是县政府。因而，一旦县委、县政府内的主要领导存在腐败行为，会直接给当地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B]但是，对于如何限制、制约、监督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度关注。为管理之需，县区主要官员确实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优良治理的基本原理是：越是巨大的权力，越是需要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毕竟，优良的“县政”应该能够兼容这两者：政府既有效率，官员权力又受到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主和法治的“县政”约束县官，就显得尤其重要。[/B]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3842526232576/20050620/570111.shtml
凤凰卫视6月20日消息 综合报道，据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安徽省，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多数干部保持沉默助歪风
报道指出，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B]六类心态[/B]”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B]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B]。“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２５５次受贿、犯罪金额达５３０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B]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涉己、高高挂起[/B]。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B]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B]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B]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B]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B]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B]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甚至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B]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B]。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１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专家吁县委书记分权防腐
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干部认为，[B]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这里面确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B]。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干部群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
新京报6月20日也发表评论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B]在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中，县处级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的中枢，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尤其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县处级干部们，其权力更为巨大而灵活。[/B]县区主要官员拥有管理全县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不仅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由县区主要官员“一槌定音”。尤其是，一个县区通常有数百科级干部职位，因而，卖官似乎是县区主要官员腐败的重要门道。
不过，权力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腐败。当下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导致引人注目的腐败比例，根源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与监督。安徽省纪委有关人士将其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来，对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早就有清醒认识。
对于县区主要官员，可能需要更加有效的党内制约机制，从而使县区党委的权力，不被集中到一人身上。同时，在党委、政府、人大之间，如何更为合理地分配权力？尤其是，如何按照宪法的要求，使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地成为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显然是构造新式“县政”的重点。
政府的大量权力集中于这个环节，县的主政者通常拥有外人无法想象的财政权、人事权和审批权，因而，官员腐败犯罪的诱惑也就最大。而县乡官员群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县区主要官员发生贪污腐败行为，很快就会在县域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极大地损害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民众直接发生关系最多的政府，也是县政府。因而，一旦县委、县政府内的主要领导存在腐败行为，会直接给当地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B]但是，对于如何限制、制约、监督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度关注。为管理之需，县区主要官员确实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优良治理的基本原理是：越是巨大的权力，越是需要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毕竟，优良的“县政”应该能够兼容这两者：政府既有效率，官员权力又受到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主和法治的“县政”约束县官，就显得尤其重要。[/B]
凤凰卫视6月20日消息 综合报道，据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安徽省，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多数干部保持沉默助歪风
报道指出，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B]六类心态[/B]”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B]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B]。“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２５５次受贿、犯罪金额达５３０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B]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涉己、高高挂起[/B]。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B]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B]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B]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B]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B]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B]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甚至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B]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B]。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１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专家吁县委书记分权防腐
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干部认为，[B]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这里面确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B]。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干部群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
新京报6月20日也发表评论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B]在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中，县处级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的中枢，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尤其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县处级干部们，其权力更为巨大而灵活。[/B]县区主要官员拥有管理全县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不仅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由县区主要官员“一槌定音”。尤其是，一个县区通常有数百科级干部职位，因而，卖官似乎是县区主要官员腐败的重要门道。
不过，权力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腐败。当下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导致引人注目的腐败比例，根源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与监督。安徽省纪委有关人士将其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来，对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早就有清醒认识。
对于县区主要官员，可能需要更加有效的党内制约机制，从而使县区党委的权力，不被集中到一人身上。同时，在党委、政府、人大之间，如何更为合理地分配权力？尤其是，如何按照宪法的要求，使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地成为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显然是构造新式“县政”的重点。
政府的大量权力集中于这个环节，县的主政者通常拥有外人无法想象的财政权、人事权和审批权，因而，官员腐败犯罪的诱惑也就最大。而县乡官员群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县区主要官员发生贪污腐败行为，很快就会在县域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极大地损害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民众直接发生关系最多的政府，也是县政府。因而，一旦县委、县政府内的主要领导存在腐败行为，会直接给当地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B]但是，对于如何限制、制约、监督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度关注。为管理之需，县区主要官员确实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优良治理的基本原理是：越是巨大的权力，越是需要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毕竟，优良的“县政”应该能够兼容这两者：政府既有效率，官员权力又受到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主和法治的“县政”约束县官，就显得尤其重要。[/B]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3842526232576/20050620/570111.shtml
凤凰卫视6月20日消息 综合报道，据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安徽省，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多数干部保持沉默助歪风
报道指出，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B]六类心态[/B]”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B]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B]。“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２５５次受贿、犯罪金额达５３０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B]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涉己、高高挂起[/B]。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B]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B]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B]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B]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B]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B]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甚至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B]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B]。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１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专家吁县委书记分权防腐
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干部认为，[B]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这里面确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B]。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干部群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
新京报6月20日也发表评论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B]在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中，县处级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的中枢，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尤其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县处级干部们，其权力更为巨大而灵活。[/B]县区主要官员拥有管理全县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不仅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由县区主要官员“一槌定音”。尤其是，一个县区通常有数百科级干部职位，因而，卖官似乎是县区主要官员腐败的重要门道。
不过，权力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腐败。当下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导致引人注目的腐败比例，根源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与监督。安徽省纪委有关人士将其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来，对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早就有清醒认识。
对于县区主要官员，可能需要更加有效的党内制约机制，从而使县区党委的权力，不被集中到一人身上。同时，在党委、政府、人大之间，如何更为合理地分配权力？尤其是，如何按照宪法的要求，使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地成为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显然是构造新式“县政”的重点。
政府的大量权力集中于这个环节，县的主政者通常拥有外人无法想象的财政权、人事权和审批权，因而，官员腐败犯罪的诱惑也就最大。而县乡官员群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县区主要官员发生贪污腐败行为，很快就会在县域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极大地损害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民众直接发生关系最多的政府，也是县政府。因而，一旦县委、县政府内的主要领导存在腐败行为，会直接给当地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B]但是，对于如何限制、制约、监督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度关注。为管理之需，县区主要官员确实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优良治理的基本原理是：越是巨大的权力，越是需要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毕竟，优良的“县政”应该能够兼容这两者：政府既有效率，官员权力又受到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主和法治的“县政”约束县官，就显得尤其重要。[/B]
文章还是空话为主
但既然提出了"分权"
那就值得讨论了
但既然提出了"分权"
那就值得讨论了
哼,基层已经彻底的烂掉了
不是说分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吗?不是说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吗?
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作法
基层已经腐烂了，大家都在争取使自己利益最化
其实,最根本 的问题是,(中国GCD的)县委书记,为什么会有行政权力?
因为曾有85万GCD成员为人民的解放付出了生命...
[此贴子已经被新侨联委员于2005-6-20 20:14:02编辑过]
没有有效的监督肯定会滋生腐败，这个问题全中国人都知道，但是中央并没有真正下力气真正下决心解决，因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动摇很多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共产党比整个中国都大，党大于国，党大于民。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如果下药太急可能会引起全国的社会动荡（别忘了军队和很多既得利益者关系密切），下药太缓又引起群众不满。所以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是一个高深的问题，需要时间，需要智慧，用30－40年的时间实现平稳过渡已经非常不错了。相对于民主，法治应该更先建立起来，至少首先保证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嘛。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人民受教育水平提高之后，还想维持这种一党独大是不现实的。胡温应该在法治建设上有所作为。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如果下药太急可能会引起全国的社会动荡（别忘了军队和很多既得利益者关系密切），下药太缓又引起群众不满。所以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是一个高深的问题，需要时间，需要智慧，用30－40年的时间实现平稳过渡已经非常不错了。相对于民主，法治应该更先建立起来，至少首先保证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嘛。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人民受教育水平提高之后，还想维持这种一党独大是不现实的。胡温应该在法治建设上有所作为。
不要只看下面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只不过人家高层脑瓜大，查处的少罢了
个人认为，目前可行的是：把公检法体系从地方独立出来，由中央总部直接管理，加强中央垂直控制！同地方政府形成互相监督！
一个问题
目前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财政都由地方政府控制
你叫他们如何独立得了
目前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财政都由地方政府控制
你叫他们如何独立得了
事实上这也是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
直选，由人民选长官，不是由上级任命
I agree!
党员直选县委书记可行么？
其实不见得直选有什么意义吧,其实大多数人对政治这类的东西并不感冒,只要不影响他赚钱生活,是谁都可以
杀无赦
用重刑
用重刑
直选只能出现一个结果：宗族决定一切
虎魄:
有时间建议你找本５４年的宪法读一下，再看看毛干的那些事是什么行为。我只告诉你一条，法律是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huangjun2：
宗族势力不太可能控制县一级的政权吧？
有时间建议你找本５４年的宪法读一下，再看看毛干的那些事是什么行为。我只告诉你一条，法律是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huangjun2：
宗族势力不太可能控制县一级的政权吧？
我想你是没见过我们广州的村长、村委选举……，实话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广州的农村几乎每个镇都有大姓，而且都是住在不同村的。如果参选的一个人底下和同姓的乡亲说我做官，你们有xx好处，然后宗族长辈再出来说说话，你说会不会控制县镇一级呢？
[B]以下是引用[I]为伊憔悴[/I]在2005-6-23 0:20:00的发言：[/B][BR]其实不见得直选有什么意义吧,其实大多数人对政治这类的东西并不感冒,只要不影响他赚钱生活,是谁都可以
如果不影响人民赚钱生活，确实是选谁都可以．但是请注意，当贪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敛财的时候，他的行为已经大大影响到人民生活了．所以绝对有必要对公共权利实行监督．
＝搞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党政不分！
＝这个年代还想用老毛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已经根本不起作用，自欺欺人！
＝现在的党纪、权利监督和约束机制都太过宽松了，这种状态下不腐败那才是怪！
＝这个年代还想用老毛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已经根本不起作用，自欺欺人！
＝现在的党纪、权利监督和约束机制都太过宽松了，这种状态下不腐败那才是怪！
那省市一级搞直选，不会有宗族影响了吧？从讨好上级变成讨好下层选民，不管怎么说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吧？我看关键是官们舍不得自己手中的大权旁落。
县纪委必须从县党委中脱离，成为县党委的同级监督机构，试问，县委副书记领导的纪委，如何有效监督县委书记？
县纪委应该受到地级纪委的垂直领导，地纪委则由省纪委垂直领导，最好省级极为，也由这样纪委垂直领导，就想军队一样。
而检察院和法院的党委，也应该废除与当地党委的从属关系。
县纪委应该受到地级纪委的垂直领导，地纪委则由省纪委垂直领导，最好省级极为，也由这样纪委垂直领导，就想军队一样。
而检察院和法院的党委，也应该废除与当地党委的从属关系。
主要的权力得不到有力的监督（除了上级也没人敢去管），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个空衔，有职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