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两岸密使实录 ...

众所周知，“九二共识”构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8年两岸密使之间的接触商谈已经开始了。

1988年1月13日台湾领导人蒋经国遽然逝世。之后，在中共中央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蒋经国逝世后，有没有人做相应的工作？杨尚昆回答说：有，民革中央的贾亦斌同志在做。同年1月22日，七十六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贾亦斌，以探亲名义访问香港，南怀瑾先生是此行接触的重点人士之一。贾亦斌与南怀瑾早在1940年曾于成都中央军官学校是老同事，当时南是政治教官，贾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

而贾亦斌曾经与蒋经国情同兄弟，贾亦斌一度执掌着蒋经国亲手创建的“太子军”。自1949年春，贾亦斌与蒋经国在溪口最后一次见面，贾亦斌在嘉兴率部起义后，二人反目成仇。从此，天各一方。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贾亦斌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那时贾亦斌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他与原国民党的旧部约好在尖沙咀的半岛饭店见面。他们还没谈几句，就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他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原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那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贾亦斌在此活动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在大陆改革开放后，贾亦斌与蒋经国捐弃前嫌，自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通过秘密管道进行联系。只是蒋经国猝然去世，联系中断。贾亦斌此次到香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南怀瑾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

而1988年1月31日，时年七十岁的南怀瑾先生刚刚结束在美国华盛顿隐居三年的生活，抵达香港。南怀瑾打算在这个行将交还北京的英国殖民地定居，见证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一段新的历史。六天后的2月5日凌晨三点，正在调整时差的南怀瑾突然接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友贾亦斌的电话，相约一晤。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麦当劳道的南怀瑾住所。多年不见，南怀瑾开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情报好厉害啊！”其实，此时的南怀瑾心里已经有底，这位不速之客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叙旧。老友重逢，异常激动，彻夜长谈，话题当然不离海峡两岸关系。

南怀瑾毕竟在美国隐居了三年，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他干脆一语道破：“你说是来看我这个老友的，但谈来谈去都是这些政事。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来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想这些事；二来我原就与蒋经国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李登辉当家，我与你一样都是外省人，与他更没关系了。”贾亦斌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而且你的弟子就是他的亲信。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

贾亦斌列出了他找南怀瑾的三大因素：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威望。所以，贾亦斌将两岸密使的人选锁定在南怀瑾身上。贾亦斌在香港停留至三月五日才回北京，在港期间与南怀瑾先后有七次晤谈。这次两位旧友的会面，成为了南怀瑾与北京高层领导人接触的开端。

贾亦斌之所以说李登辉很尊重南怀瑾，是因为南怀瑾曾经不经意间为李登辉成为台湾领导人发挥了作用。南怀瑾博古通今，他旁征博引与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对台湾思想界的影响很大。1966年，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南怀瑾在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岗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蒋介石由于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曾亲临现场，“前设布窗，坐在幕后听”。此事不胫而走，拜南怀瑾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诸如“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琪、“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海军总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等。除了名流权贵外，南怀瑾还专为青年开设了一个讲习班。当时担任《台湾新生报》记者的苏志诚，以及萧政之的下属郑淑敏，都是青年班的弟子。李登辉与南怀瑾的渊源，与名流权贵、青年讲习班这两类学生都有关系。

1983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南怀瑾还在秉烛夜读。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匆匆来访，而且竟然穿着睡衣与拖鞋，不免令人疑惑。“什么大事，如此仓皇？”“老师，情况紧急，祈盼老师指点迷津！您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三个人？”马纪壮说。

单这三个名字，南怀瑾就明白马纪壮的来意以及他的仓皇。南怀瑾从学生口中得知，蒋经国知道自己的健康很有问题，随时都会出状况，因此，提名就任“副总统”人选不能大意。为此，他很伤脑筋。现任的“副总统”谢东闵是不错，但他的年纪大了，没有续任的意愿；曾经刻意培养的孙运璇又突然中风。左思右想，蒋经国脑子里只剩下“省主席”邱创焕、“内政部长”林洋港以及“台北市长”李登辉。但到底选谁，一时举棋不定。马纪壮穿睡衣半夜来访，恐怕是衔命前来征询意见。

“我跟这三个台湾人都没有什么交情，很难说得上意见。”南怀瑾并未直接表达看法。一直到凌晨3点多，马纪壮还是不走，再问时，南怀瑾随意说道：“邱创焕太滑头；林洋港有野心；若以蒋经国的立场来看，大概李登辉比较适合。第一，他是农业专家；第二，他是台湾人；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后代。”

南怀瑾的几句话，让马纪壮满意而归。没多久，蒋经国在征询过黄少谷、孙运璇、蒋彦士、郝柏村等人的意见后，最终还是采纳了南怀瑾的看法，选定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由于李登辉与苏志诚情同父子，南怀瑾几句话让李登辉登上“副总统”宝座的事，也由苏志诚传到李登辉的耳朵里。

1984年3月，李登辉接任“副总统”时，对于如何扮演新角色有些困惑。为此，他让苏志诚借上课之便，向南怀瑾索求良策。苏志诚问南怀瑾：“最近蒋经国要叔叔（李登辉）多接触三军将领和情治首长，他要我来请教您该怎么办。”“‘副总统’就是‘副总统’，多看多学，能不过问就不过问；尤其蒋经国最忌讳军事与情治，绝不能碰。”南怀瑾的这一番话，又帮了李登辉一个大忙，不只让李登辉得以进一步取得蒋经国的信任，日后更因此而有机会正式继任台湾领导人。

后来，南怀瑾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影响力因此惊动了蒋经国。为避免南怀瑾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有意借当时发生的十信事件，瓦解南门势力。蒋经国的想法，由蒋彦士传给李省吾，再由李省吾传给南怀瑾。“蒋先生认为老师是新政学系领袖。”李省吾说。自民初以来，新政学系就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派系，在蒋经国看来，这种势力，早晚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不能允许新政学系继续存在、壮大。

南怀瑾为了避免眼前即将发生的灾难，决定远走美国。李登辉听到他要走，颇有顿失依靠之慨，他即派遣苏志诚前去，一方面道别，另一方面则向南怀瑾索求临别赠言。南怀瑾留给了李登辉几句话。他说：“将来要是有问题，军事问刘安琪，情治问焦金堂，紧急的事，非要找我，可以通过高雄的洪医师。”不久，南怀瑾便远渡美国，在华盛顿特区落脚，过着近于隐居的生活。南怀瑾旅美期间，过得并不轻松，他深深思念中华故土。

三年后，蒋经国病危，李登辉委托洪医师到华盛顿求取应变对策。李登辉最担心的是中共会否攻台，将来要怎么安排人事。南怀瑾再献锦囊妙计：“眼前，大陆不会攻台。半年内不要有人事异动就可以了。”1988年年初，李登辉继任台湾领导人，南怀瑾也离开美国，卜居香港。李登辉继任初期，羽翼未丰，依旧把南怀瑾视为“国师”，对于“国师”的谋策，可谓言听计从。也因为有了南怀瑾的一些意见，李登辉才能逐渐由一个过渡人物变成最终握有实权。

在许多人眼里，南怀瑾是一个思想大师；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大隐于市的哲人。不过，少数比较能够贴近他内心的人都知道，遍览佛典、醉心老庄，看似出世的南怀瑾，其实忧国忧民的热情一直都未曾减少。没有机会的时候，他只能从思想、文化着手，试图藉由引领一些权贵学生对国家社会产生影响；然而，一旦机会来临，他绝不会错失为国家社会做一些立竿见影的贡献。因此，贾亦斌此次的香港之行，两人达成共识。

1988年4月21日，贾亦斌为南怀瑾带来一个新朋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此人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专职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策反工作，是中共对台工作小组组长杨尚昆手下的一员大将。杨斯德见了南怀瑾便是一鞠躬，用浓重的山东话自我介绍：“南老，我叫杨斯德。”南怀瑾把客人请进屋子，宾主入屋坐定。

南怀瑾开门见山道∶“杨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当然，你们这次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来的。”杨斯德首先向南怀瑾表达了中共中央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意愿。南怀瑾对杨斯德讲起了近代历史∶“当年大家一起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旗帜是五色旗。后来袁世凯称帝，国民党不得不发动北伐。北伐胜利，国民党把“中华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其实，这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似乎非改朝换代不可。等到两党一起抗战，仍然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当年毛泽东不改国号，仍称“中华民国”，何来台湾问题？”

当谈到武力问题时，南怀瑾说：“现在你们说要统一，叫人家取消国号，那除非是兵临城下，台湾不得不投降。如果你们现在硬要出兵攻打台湾，胜败尚不可知。即使你们拿下台湾，也将使二千万人变成一千万人，台湾成为一个荒岛，再不是美丽岛了。既然我们是朋友，希望不要出兵打仗。”贾亦斌与杨斯德连声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后来，贾亦斌与杨斯德再到香港，真的带来邓小平的手谕：“对台暂时不能出兵。”

4月27日，临别时，南怀瑾亦表示，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则带走了一盒与南怀瑾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中共高层汇报。与此同时，南怀瑾也让身边的弟子李真吾起程，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到台湾，并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志诚，告诉你叔叔（指李登辉），那边有贾亦斌要带朋友来，你懂不懂朋友啊？”苏答∶“听懂了。”南说∶“你告诉他，快派人过来。”苏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去，香港不能去的。”南说∶“你可以去找安全局长，他们做特务的什么身分没有，尤其你现在要办多少个身分都不难，随时可来。不用怕，我会保护你。”

可是，李登辉听了李真吾带去的录音带后并没有动静。客观上讲，此后的一年间，正值大陆发生政治风波，善于权谋的李氏正在观察着大陆时局的变化。而1989年2月，南怀瑾则请贾亦斌为代表，同温州市政府在上海初步商谈合作建铁路。同年10月，南怀瑾派弟子前往浙江，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金温铁路全线通车。南怀瑾决定功成身退，还路于民，最後向浙江方面转让了全部股份。这些当然都是後话了。

1989年下半年大陆政局稳定，李登辉开始坐不住了，一次次命苏志诚打电话、发传真函给南怀瑾，探听北京对台政策的虚实。1989年12月2日，南怀瑾表示希望李登辉让苏志诚设法来香港一趟，了解大陆要求谈判的意图。1990年，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奉李登辉之命，邀请南怀瑾回台湾当面商讨对大陆的政策。同年9月8日下午，南怀瑾回到台湾，当晚与李登辉在官邸书房见面，仅苏志诚作陪。南怀瑾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说古道今，纵论天下以及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他最后对李登辉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八百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八百亿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上，南怀瑾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畅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南怀瑾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南怀瑾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直到1990年12月31日，贾亦斌陪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代表杨斯德，终于与代表李登辉的苏志诚，在香港麦当劳道南怀瑾寓所首次会面。会谈一开始，苏志诚就滔滔不绝地为李登辉评功摆好，希望取得大陆对李的信任。他向对方透露，李登辉正在做准备，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杨斯德当即说：“中共中央希望能在李登辉任内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已确定，以李先生为谈判对手。”

第二天的密谈中，南怀瑾向双方建言献策：“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中华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使之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划出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板。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东沙群岛，对东南亚至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权力。下策是只就两岸经济、贸易、投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当他谈到两岸合作成立一个经济特区时，双方一致叫好。南怀瑾说∶“好是好，可是你们都做不到。如果真能做到，美国人、英国人也都会佩服我们了！”

首次密谈结束后，双方约定把会谈录音带回去，各自向两岸高层报告。1991年1月3日，南怀瑾给两岸领导人手书一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怀瑾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第二次密谈是1991年2月17日。那天正是春节，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在南怀瑾寓所与苏志诚、郑淑敏和尹衍再次会谈。苏志诚急切地想了解大陆方面如何回应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

南怀瑾知道，这是苏志诚眼下最关心的事。虽然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是蒋经国生前就确定下来的政策，现在不过是由李登辉来宣布一下而已，但这毕竟是李继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如果大陆能给予积极回应，在当时台湾人心普遍希望和平的情况下，李登辉就为自己积累了一大笔政治资本。眼看杨斯德对此不以为然，苏志诚可能空手而归，密谈就会陷入僵局。南怀瑾起身对杨说：“一旦台湾宣布了，北京没有及时回应，对李登辉来说问题很严重，内部会有反对意见。”

这时，贾亦斌立刻插话：“最近，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后，两岸还是交战状态。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使我们很难表态。”苏志诚急忙解释说：“郝柏村的话只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是一个军人，对大陆政策并不了解，我们的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括李‘总统’和李元簇‘副总统’在内只有六个人。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方大陆政策的依据，我可以念一份本月5日这六个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是我做的，我来前曾请示能否读给杨先生听，是得到最高层同意的。”

“当前政府正致力宪政改革、并积极改善两岸关系。部分人士伺机自美返台，鼓吹台独，造成台湾内部政治社会不安定，增加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目前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安定的环境，推动改革，推动大陆政策。不希望受到不必要的扰和破坏。在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後，海峡两岸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局面。追求统一，必须有耐心，必须花一定的时间，不能躁进。相信两岸如能建立稳定的关，双方内部安定，我们就可以全力进行与大陆间减低敌意的措施，并鼓励民间往来。这样做，对中国统一必有帮助。不能忽略目前中共对台敌意并未明显消除，有许多统战措施。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推动对大陆关系要说得少、做得多。尤其注意不让外国人支持台独人士。这样问题会轻松一点。”

苏志诚念完文件，杨斯德要求复印一份带回北京，被苏拒绝了。但杨并未介意，他继续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把中共定位为友党，将来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达成秘密协议或公开协议。”并明确提议：双方可先达成秘密协议，得到最高层认可。协议内容就是刚才说的“三停止”。有了这个秘密协议，在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可以有两个办法回应：一个办法是台湾与北京各自再同时发表声明，声明内容事先交换；另一个办法是双方发表公开联合声明，向全世界昭告，不允许外来势力干预中国人自己的事。

杨斯德话音刚落，苏志诚立刻问：“你的这些意见是否向最高层报备了，邓小平是否同意？”杨答：“报备了，但邓小平只管大方向，不管具体事务的。”苏志诚核对了郑淑敏在一旁做的记录，重复了杨斯德的意思，是希望两岸签订和平协议，协议内容就是“三停止”。然后，他表示：“我回去报告后会认真研究的。”双方讲定在3月底再谈一次，讨论具体细节。

同年3月29日，两岸密使按事先约定来到香港。在南怀瑾位于坚尼地道的新宅，苏志诚与杨斯德举行第三次密谈。贾亦斌这次没有参加。双方会谈气氛一开始就很紧张。杨斯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道∶“你们的郝柏村讲，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後，反共国策不会改变，中共还是敌人，还是叛乱团体，这样的定性，叫我们怎么善意回应？这是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这次来，首先要解决定位的问题，否则下一步就没法谈。”杨斯德强调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坚定不移的原则。”

南怀瑾见双方的想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拖下去只会越拖越僵，就提出一个“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八字方针，“统一是双方认同的目标，这八个字也没有说要台湾取消国号，投降过去。大家先不要打仗，慢慢谈判统一。”双方都同声称好。南怀瑾趁热打铁说：“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呀！你们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管用，就是条约；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这是一句文学语言，妙就妙在这里。”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具体方案，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1991年5月1日，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一个多月后的6月7日，大陆方面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名义作做正式回应。此后的6月、7月，11月又分别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谈。两岸的秘密会谈进行到这一步，在事务性协商层面，因为双方都有需要，所以沟通得很顺利。然而，对和平统一的政治谈判，因两岸领导人都不愿做任何让步妥协，秘密会谈实际上陷入僵局。

1991年11月间，尹衍梁从大陆到香港，照例去见南怀瑾。他对南说：“北京有几个人很想来看望你，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叫许鸣真，但中央不批他们来。”南怀瑾不知许鸣真是何许人，尹就介绍说：许鸣真在中共元老及其子弟圈中被称为“许老爹”。他早年是陈庚大将的秘书。“文革”时期在东北哈军工当校长。许多高干子弟，如陈云、杨尚昆、陈庚的子女没有饭吃都去东北找许老爹，得到他的照顾和保护，因此各家都很感激他。“文革”结束之后，曾经出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离休后来港担任某公司董事长。他与杨尚昆无话不谈。（其子许永跃是陈云的机要秘书，后出任中共国安部长。）南怀瑾说：“他们来做朋友可以，再谈这件事，我已经烦了。”过了几天，许鸣真到了南寓所。宾主坐定，相谈甚欢，许鸣真是个忠厚长者，南怀瑾和他一见如故，从此彼此引为知己。许老爹後来还成为南怀瑾修建金温铁路的私人代表。几天后，许老爹再访南怀瑾，这次是与中共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一起来的。

在谈话间，南怀瑾道出在两岸间充当调停人的来龙去脉，说∶“两岸密谈越谈越糟。我几十年旁观政治。军人、特务、政客都是好朋友，每个地方都买票不进场，所以看得很清楚。我要是进场就是参政了，但如果不买票，你们在里头做秘密事，我不能进门来看个清楚，就没有资格评论。”南怀瑾告诉他们，自己曾几次问杨斯德，谁能最后拍板？杨都含糊其词，他就对杨说：邓小平不出面，你们来谈都是浪费。“和平共存，协商统一这八个字，他们回去有没有向邓小平报告，我都有怀疑。”许鸣真建议道∶“这件事要办成功，需要想办法让最高层的领导人都知道才行。”南怀瑾说∶“许老，你虽然与杨尚昆私交很好，但是这样的大事情，他没有与你谈起，你也不好对他说吧。”

许鸣真说，杨尚昆那里没问题，他可以直接去谈的，但与江泽民却不熟悉。南怀瑾问许∶“上海有个汪道涵，你与他熟不熟？”许鸣真说∶“我与他很熟，却没有深交，但是要找他很方便。你为什么提到他？”南怀瑾说∶“江泽民与汪道涵两人过去在上海关系很好，可以说得上话。看来此事必须他亲自出马去找江。”南怀瑾对许鸣真说∶“你明天先去上海找汪，请他与你同时去北京找江泽民。”许鸣真答应下来，南怀瑾接着说∶“杨尚昆和江泽民他们如何对邓老讲，我们就不管了。最后还是要邓小平、陈云两位拍板的。”第二天，许鸣真就直奔上海。

许鸣真一到上海，马上找汪道涵，两人入室密谈。几天之后，大陆海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此时的汪道涵已经被内定为大陆海协会会长，成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台决策的主要智囊。可是，他对有两岸密谈这回事一无所知.汪道涵听到这里，连声说∶“这个重要，这个重要！应该尽快让泽民同志知道。”许鸣真说∶“那好！我们一起去北京，然后兵分两路，你去见江泽民，我去见杨尚昆。”此时，陈云正在上海休养，许老爹唤来儿子永跃，把两岸密谈的梗概大致说了一遍，嘱他向陈云报告。然后就和汪一起去北京。

许鸣真到了北京，走进杨尚昆办公室说明来意。杨尚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像两兄弟吵架，吵了几十年，中国人的老规矩还是要请娘舅出面来调解。南老现在就是娘舅。不过弄到眼下这个局面，娘舅也搞得没办法了。”“事已至此，这么办吧，我们重新组织一个‘ 娘舅班子 ’ ，你和汪道涵都是南老‘ 娘舅班子 ’ 的人，请江泽民、李鹏一起来谈一次。”汪道涵这头连夜就去见了江泽民，他把从许鸣真那里听到的话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第二天，江泽民请汪道涵、许鸣真一起吃饭，商谈如何把与台湾的秘密谈判重新恢复起来。当天，杨尚昆那边也来了电话，谈了组织‘娘舅班子’的想法。此后，汪道涵和许鸣真逐渐成为对台谈判的主角。许因为兼任香港公司的董事长，经常往来於北京和香港两地，也就取代了原来杨斯德的角色，负责与南怀瑾以及台湾方面的联络。

1991年12月2日，许鸣真在香港南怀瑾的寓所初会苏志诚，陪同苏前来的是尹衍梁。也许尹事先在苏面前已介绍过许老爹在北京政治圈中的分量，所以苏志诚对这位新密使再不敢傲慢，一口答应把中共最高层的意见向李登辉报告。许鸣真穿梭京港两地，南怀瑾居间与台北联络，双方新一轮密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

1992年5月初，在征得邓小平和陈云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与台湾李登辉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17日，许鸣真去中南海见杨尚昆。杨留他共进晚餐，江泽民这时也在座。席间，江出示邓小平、陈云的批示∶确定以李登辉为谈判对手，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两岸商量如何促进统一的问题。他们希望许透过南怀瑾向台湾最高当局表明∶这一次，北京的最高领导人立场完全相同。

这顿饭吃到八点钟，中央对台办主任王兆国和杨斯德应召前来。江泽民和杨尚昆一起向他们宣布∶中央已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四人组成专案小组，由汪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对台湾其他势力的工作暂时放下不管。

6月12日，大陆派汪道涵、杨斯德、许鸣真赴港，与台湾代表苏志诚、郑淑敏在香港希尔顿酒店总统套房开始正式会谈。这次会谈的最大成果是双方接受南怀瑾建议，敲定首次汪辜会谈日期。

最后，双方推南怀瑾先生讲话。他仍然重复了当初的三条原则性意见∶第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第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第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双方对这三条原则照样都表示赞成，又照样都不肯签字负责。这也是在南怀瑾意料中的事，他就趁势不急不缓地摸出口袋中预备好的草稿，说∶“这样吧！由我来写一封信，请你们双方回去交给最高当局。三个月内，如果两边都不回信，也不签字。此议自此作罢，不要再找我了。”

南怀瑾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此信全文如下∶

【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後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

基本三原则：

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

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

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於香港】

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1992年8月，许鸣真以探亲名义应邀秘密去台湾访问。这次秘密行程是由苏志诚一手安排的。为严格保密起见，两岸作业人员一律以“大爷旅游计划”为代号。许一到台北，迎候他的苏志诚就心怀鬼胎地说∶“你见到李总统后，请不要提及南老师写信的事。”看来苏是私自扣压了南老的信，瞒过了李登辉。当然，即使李看了这封信会有什么反应也实在难说。许见了李登辉，两人密谈数小时。然而，双方仍各持己见。许在台湾盘桓了一个星期后空手而归。临走时，苏再三叮嘱许∶“回香港後，请不要把你来台湾见李的事告诉南老。这不是对他不恭敬，只是暂时不说，将来再说。”许老爹听到这种话心里很纳闷。苏志诚怎么可以要我瞒着南老师？许鸣真怀着一肚子不快回到香港，见到南怀瑾，劈头一句话就说∶“这些人是怎么做事的？”他直指苏志诚为人太不诚恳。其实，南怀瑾已经知道在台湾发生的事，反而安慰许老爹。

从此，南怀瑾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但他建立的两岸秘密渠道却仍在继续运行。后来，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着在南怀瑾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另辟管道，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从11月3日到12月3日，两会通过书面往来“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将其简称为“九二共识”。从此，“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名词。

“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并为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南怀瑾到上海探望病危的老友许鸣真先生，期间应邀与汪道涵先生会面，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阐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强调文化统一领先。

就在两岸关系渡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道涵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

据《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回忆，1998年10月下旬，他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时，特地去拜访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南怀瑾不假思索，心直口快地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而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周瑞金一回到上海，马上去见汪道涵先生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的反应，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怀瑾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经发生变化了。果不其然，南怀瑾先生一语成谶。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致使汪先生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中的南怀瑾先生，得知汪道涵先生辞世，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幅：“海上鸿飞留爪印，域中寒尽望春宵”。

两岸谈判的这桩事，只是南怀瑾数十年来随缘所做的无数功德之一。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南怀瑾，对于在密谈后期，李登辉的背信弃义、苏志诚的欺师辱祖彻底失望。但是南怀瑾先生心无所求，应机设教，终极都指向一个目标——造福国家民族，造福天下苍生。

南怀瑾曾说：“天下大事根本没有秘密可言。所谓秘密，都是暂时的。往往是因为政治、军事、商业等方面的需要，一开始免得太多人参与而搞乱了，因此不得不暂时只让少数人知道，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不必要也不可能永远保密。”

——节选整理自《魏承思：两岸密谈实录》

《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

《裴高才：“九二共识”搭台人》


众所周知，“九二共识”构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8年两岸密使之间的接触商谈已经开始了。

1988年1月13日台湾领导人蒋经国遽然逝世。之后，在中共中央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蒋经国逝世后，有没有人做相应的工作？杨尚昆回答说：有，民革中央的贾亦斌同志在做。同年1月22日，七十六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贾亦斌，以探亲名义访问香港，南怀瑾先生是此行接触的重点人士之一。贾亦斌与南怀瑾早在1940年曾于成都中央军官学校是老同事，当时南是政治教官，贾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

而贾亦斌曾经与蒋经国情同兄弟，贾亦斌一度执掌着蒋经国亲手创建的“太子军”。自1949年春，贾亦斌与蒋经国在溪口最后一次见面，贾亦斌在嘉兴率部起义后，二人反目成仇。从此，天各一方。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贾亦斌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那时贾亦斌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他与原国民党的旧部约好在尖沙咀的半岛饭店见面。他们还没谈几句，就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他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原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那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贾亦斌在此活动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在大陆改革开放后，贾亦斌与蒋经国捐弃前嫌，自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通过秘密管道进行联系。只是蒋经国猝然去世，联系中断。贾亦斌此次到香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南怀瑾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

而1988年1月31日，时年七十岁的南怀瑾先生刚刚结束在美国华盛顿隐居三年的生活，抵达香港。南怀瑾打算在这个行将交还北京的英国殖民地定居，见证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一段新的历史。六天后的2月5日凌晨三点，正在调整时差的南怀瑾突然接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友贾亦斌的电话，相约一晤。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麦当劳道的南怀瑾住所。多年不见，南怀瑾开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情报好厉害啊！”其实，此时的南怀瑾心里已经有底，这位不速之客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叙旧。老友重逢，异常激动，彻夜长谈，话题当然不离海峡两岸关系。

南怀瑾毕竟在美国隐居了三年，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他干脆一语道破：“你说是来看我这个老友的，但谈来谈去都是这些政事。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来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想这些事；二来我原就与蒋经国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李登辉当家，我与你一样都是外省人，与他更没关系了。”贾亦斌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而且你的弟子就是他的亲信。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

贾亦斌列出了他找南怀瑾的三大因素：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威望。所以，贾亦斌将两岸密使的人选锁定在南怀瑾身上。贾亦斌在香港停留至三月五日才回北京，在港期间与南怀瑾先后有七次晤谈。这次两位旧友的会面，成为了南怀瑾与北京高层领导人接触的开端。

贾亦斌之所以说李登辉很尊重南怀瑾，是因为南怀瑾曾经不经意间为李登辉成为台湾领导人发挥了作用。南怀瑾博古通今，他旁征博引与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对台湾思想界的影响很大。1966年，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南怀瑾在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岗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蒋介石由于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曾亲临现场，“前设布窗，坐在幕后听”。此事不胫而走，拜南怀瑾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诸如“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琪、“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海军总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等。除了名流权贵外，南怀瑾还专为青年开设了一个讲习班。当时担任《台湾新生报》记者的苏志诚，以及萧政之的下属郑淑敏，都是青年班的弟子。李登辉与南怀瑾的渊源，与名流权贵、青年讲习班这两类学生都有关系。

1983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南怀瑾还在秉烛夜读。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匆匆来访，而且竟然穿着睡衣与拖鞋，不免令人疑惑。“什么大事，如此仓皇？”“老师，情况紧急，祈盼老师指点迷津！您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三个人？”马纪壮说。

单这三个名字，南怀瑾就明白马纪壮的来意以及他的仓皇。南怀瑾从学生口中得知，蒋经国知道自己的健康很有问题，随时都会出状况，因此，提名就任“副总统”人选不能大意。为此，他很伤脑筋。现任的“副总统”谢东闵是不错，但他的年纪大了，没有续任的意愿；曾经刻意培养的孙运璇又突然中风。左思右想，蒋经国脑子里只剩下“省主席”邱创焕、“内政部长”林洋港以及“台北市长”李登辉。但到底选谁，一时举棋不定。马纪壮穿睡衣半夜来访，恐怕是衔命前来征询意见。

“我跟这三个台湾人都没有什么交情，很难说得上意见。”南怀瑾并未直接表达看法。一直到凌晨3点多，马纪壮还是不走，再问时，南怀瑾随意说道：“邱创焕太滑头；林洋港有野心；若以蒋经国的立场来看，大概李登辉比较适合。第一，他是农业专家；第二，他是台湾人；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后代。”

南怀瑾的几句话，让马纪壮满意而归。没多久，蒋经国在征询过黄少谷、孙运璇、蒋彦士、郝柏村等人的意见后，最终还是采纳了南怀瑾的看法，选定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由于李登辉与苏志诚情同父子，南怀瑾几句话让李登辉登上“副总统”宝座的事，也由苏志诚传到李登辉的耳朵里。

1984年3月，李登辉接任“副总统”时，对于如何扮演新角色有些困惑。为此，他让苏志诚借上课之便，向南怀瑾索求良策。苏志诚问南怀瑾：“最近蒋经国要叔叔（李登辉）多接触三军将领和情治首长，他要我来请教您该怎么办。”“‘副总统’就是‘副总统’，多看多学，能不过问就不过问；尤其蒋经国最忌讳军事与情治，绝不能碰。”南怀瑾的这一番话，又帮了李登辉一个大忙，不只让李登辉得以进一步取得蒋经国的信任，日后更因此而有机会正式继任台湾领导人。

后来，南怀瑾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影响力因此惊动了蒋经国。为避免南怀瑾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有意借当时发生的十信事件，瓦解南门势力。蒋经国的想法，由蒋彦士传给李省吾，再由李省吾传给南怀瑾。“蒋先生认为老师是新政学系领袖。”李省吾说。自民初以来，新政学系就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派系，在蒋经国看来，这种势力，早晚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不能允许新政学系继续存在、壮大。

南怀瑾为了避免眼前即将发生的灾难，决定远走美国。李登辉听到他要走，颇有顿失依靠之慨，他即派遣苏志诚前去，一方面道别，另一方面则向南怀瑾索求临别赠言。南怀瑾留给了李登辉几句话。他说：“将来要是有问题，军事问刘安琪，情治问焦金堂，紧急的事，非要找我，可以通过高雄的洪医师。”不久，南怀瑾便远渡美国，在华盛顿特区落脚，过着近于隐居的生活。南怀瑾旅美期间，过得并不轻松，他深深思念中华故土。

三年后，蒋经国病危，李登辉委托洪医师到华盛顿求取应变对策。李登辉最担心的是中共会否攻台，将来要怎么安排人事。南怀瑾再献锦囊妙计：“眼前，大陆不会攻台。半年内不要有人事异动就可以了。”1988年年初，李登辉继任台湾领导人，南怀瑾也离开美国，卜居香港。李登辉继任初期，羽翼未丰，依旧把南怀瑾视为“国师”，对于“国师”的谋策，可谓言听计从。也因为有了南怀瑾的一些意见，李登辉才能逐渐由一个过渡人物变成最终握有实权。

在许多人眼里，南怀瑾是一个思想大师；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大隐于市的哲人。不过，少数比较能够贴近他内心的人都知道，遍览佛典、醉心老庄，看似出世的南怀瑾，其实忧国忧民的热情一直都未曾减少。没有机会的时候，他只能从思想、文化着手，试图藉由引领一些权贵学生对国家社会产生影响；然而，一旦机会来临，他绝不会错失为国家社会做一些立竿见影的贡献。因此，贾亦斌此次的香港之行，两人达成共识。

1988年4月21日，贾亦斌为南怀瑾带来一个新朋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此人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专职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策反工作，是中共对台工作小组组长杨尚昆手下的一员大将。杨斯德见了南怀瑾便是一鞠躬，用浓重的山东话自我介绍：“南老，我叫杨斯德。”南怀瑾把客人请进屋子，宾主入屋坐定。

南怀瑾开门见山道∶“杨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当然，你们这次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来的。”杨斯德首先向南怀瑾表达了中共中央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意愿。南怀瑾对杨斯德讲起了近代历史∶“当年大家一起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旗帜是五色旗。后来袁世凯称帝，国民党不得不发动北伐。北伐胜利，国民党把“中华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其实，这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似乎非改朝换代不可。等到两党一起抗战，仍然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当年毛泽东不改国号，仍称“中华民国”，何来台湾问题？”

当谈到武力问题时，南怀瑾说：“现在你们说要统一，叫人家取消国号，那除非是兵临城下，台湾不得不投降。如果你们现在硬要出兵攻打台湾，胜败尚不可知。即使你们拿下台湾，也将使二千万人变成一千万人，台湾成为一个荒岛，再不是美丽岛了。既然我们是朋友，希望不要出兵打仗。”贾亦斌与杨斯德连声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后来，贾亦斌与杨斯德再到香港，真的带来邓小平的手谕：“对台暂时不能出兵。”

4月27日，临别时，南怀瑾亦表示，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则带走了一盒与南怀瑾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中共高层汇报。与此同时，南怀瑾也让身边的弟子李真吾起程，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到台湾，并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志诚，告诉你叔叔（指李登辉），那边有贾亦斌要带朋友来，你懂不懂朋友啊？”苏答∶“听懂了。”南说∶“你告诉他，快派人过来。”苏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去，香港不能去的。”南说∶“你可以去找安全局长，他们做特务的什么身分没有，尤其你现在要办多少个身分都不难，随时可来。不用怕，我会保护你。”

可是，李登辉听了李真吾带去的录音带后并没有动静。客观上讲，此后的一年间，正值大陆发生政治风波，善于权谋的李氏正在观察着大陆时局的变化。而1989年2月，南怀瑾则请贾亦斌为代表，同温州市政府在上海初步商谈合作建铁路。同年10月，南怀瑾派弟子前往浙江，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金温铁路全线通车。南怀瑾决定功成身退，还路于民，最後向浙江方面转让了全部股份。这些当然都是後话了。

1989年下半年大陆政局稳定，李登辉开始坐不住了，一次次命苏志诚打电话、发传真函给南怀瑾，探听北京对台政策的虚实。1989年12月2日，南怀瑾表示希望李登辉让苏志诚设法来香港一趟，了解大陆要求谈判的意图。1990年，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奉李登辉之命，邀请南怀瑾回台湾当面商讨对大陆的政策。同年9月8日下午，南怀瑾回到台湾，当晚与李登辉在官邸书房见面，仅苏志诚作陪。南怀瑾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说古道今，纵论天下以及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他最后对李登辉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八百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八百亿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上，南怀瑾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畅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南怀瑾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南怀瑾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直到1990年12月31日，贾亦斌陪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代表杨斯德，终于与代表李登辉的苏志诚，在香港麦当劳道南怀瑾寓所首次会面。会谈一开始，苏志诚就滔滔不绝地为李登辉评功摆好，希望取得大陆对李的信任。他向对方透露，李登辉正在做准备，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杨斯德当即说：“中共中央希望能在李登辉任内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已确定，以李先生为谈判对手。”

第二天的密谈中，南怀瑾向双方建言献策：“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中华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使之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划出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板。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东沙群岛，对东南亚至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权力。下策是只就两岸经济、贸易、投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当他谈到两岸合作成立一个经济特区时，双方一致叫好。南怀瑾说∶“好是好，可是你们都做不到。如果真能做到，美国人、英国人也都会佩服我们了！”

首次密谈结束后，双方约定把会谈录音带回去，各自向两岸高层报告。1991年1月3日，南怀瑾给两岸领导人手书一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怀瑾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第二次密谈是1991年2月17日。那天正是春节，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在南怀瑾寓所与苏志诚、郑淑敏和尹衍再次会谈。苏志诚急切地想了解大陆方面如何回应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

南怀瑾知道，这是苏志诚眼下最关心的事。虽然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是蒋经国生前就确定下来的政策，现在不过是由李登辉来宣布一下而已，但这毕竟是李继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如果大陆能给予积极回应，在当时台湾人心普遍希望和平的情况下，李登辉就为自己积累了一大笔政治资本。眼看杨斯德对此不以为然，苏志诚可能空手而归，密谈就会陷入僵局。南怀瑾起身对杨说：“一旦台湾宣布了，北京没有及时回应，对李登辉来说问题很严重，内部会有反对意见。”

这时，贾亦斌立刻插话：“最近，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后，两岸还是交战状态。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使我们很难表态。”苏志诚急忙解释说：“郝柏村的话只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是一个军人，对大陆政策并不了解，我们的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括李‘总统’和李元簇‘副总统’在内只有六个人。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方大陆政策的依据，我可以念一份本月5日这六个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是我做的，我来前曾请示能否读给杨先生听，是得到最高层同意的。”

“当前政府正致力宪政改革、并积极改善两岸关系。部分人士伺机自美返台，鼓吹台独，造成台湾内部政治社会不安定，增加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目前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安定的环境，推动改革，推动大陆政策。不希望受到不必要的扰和破坏。在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後，海峡两岸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局面。追求统一，必须有耐心，必须花一定的时间，不能躁进。相信两岸如能建立稳定的关，双方内部安定，我们就可以全力进行与大陆间减低敌意的措施，并鼓励民间往来。这样做，对中国统一必有帮助。不能忽略目前中共对台敌意并未明显消除，有许多统战措施。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推动对大陆关系要说得少、做得多。尤其注意不让外国人支持台独人士。这样问题会轻松一点。”

苏志诚念完文件，杨斯德要求复印一份带回北京，被苏拒绝了。但杨并未介意，他继续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把中共定位为友党，将来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达成秘密协议或公开协议。”并明确提议：双方可先达成秘密协议，得到最高层认可。协议内容就是刚才说的“三停止”。有了这个秘密协议，在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可以有两个办法回应：一个办法是台湾与北京各自再同时发表声明，声明内容事先交换；另一个办法是双方发表公开联合声明，向全世界昭告，不允许外来势力干预中国人自己的事。

杨斯德话音刚落，苏志诚立刻问：“你的这些意见是否向最高层报备了，邓小平是否同意？”杨答：“报备了，但邓小平只管大方向，不管具体事务的。”苏志诚核对了郑淑敏在一旁做的记录，重复了杨斯德的意思，是希望两岸签订和平协议，协议内容就是“三停止”。然后，他表示：“我回去报告后会认真研究的。”双方讲定在3月底再谈一次，讨论具体细节。

同年3月29日，两岸密使按事先约定来到香港。在南怀瑾位于坚尼地道的新宅，苏志诚与杨斯德举行第三次密谈。贾亦斌这次没有参加。双方会谈气氛一开始就很紧张。杨斯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道∶“你们的郝柏村讲，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後，反共国策不会改变，中共还是敌人，还是叛乱团体，这样的定性，叫我们怎么善意回应？这是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这次来，首先要解决定位的问题，否则下一步就没法谈。”杨斯德强调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坚定不移的原则。”

南怀瑾见双方的想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拖下去只会越拖越僵，就提出一个“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八字方针，“统一是双方认同的目标，这八个字也没有说要台湾取消国号，投降过去。大家先不要打仗，慢慢谈判统一。”双方都同声称好。南怀瑾趁热打铁说：“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呀！你们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管用，就是条约；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这是一句文学语言，妙就妙在这里。”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具体方案，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1991年5月1日，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一个多月后的6月7日，大陆方面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名义作做正式回应。此后的6月、7月，11月又分别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谈。两岸的秘密会谈进行到这一步，在事务性协商层面，因为双方都有需要，所以沟通得很顺利。然而，对和平统一的政治谈判，因两岸领导人都不愿做任何让步妥协，秘密会谈实际上陷入僵局。

1991年11月间，尹衍梁从大陆到香港，照例去见南怀瑾。他对南说：“北京有几个人很想来看望你，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叫许鸣真，但中央不批他们来。”南怀瑾不知许鸣真是何许人，尹就介绍说：许鸣真在中共元老及其子弟圈中被称为“许老爹”。他早年是陈庚大将的秘书。“文革”时期在东北哈军工当校长。许多高干子弟，如陈云、杨尚昆、陈庚的子女没有饭吃都去东北找许老爹，得到他的照顾和保护，因此各家都很感激他。“文革”结束之后，曾经出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离休后来港担任某公司董事长。他与杨尚昆无话不谈。（其子许永跃是陈云的机要秘书，后出任中共国安部长。）南怀瑾说：“他们来做朋友可以，再谈这件事，我已经烦了。”过了几天，许鸣真到了南寓所。宾主坐定，相谈甚欢，许鸣真是个忠厚长者，南怀瑾和他一见如故，从此彼此引为知己。许老爹後来还成为南怀瑾修建金温铁路的私人代表。几天后，许老爹再访南怀瑾，这次是与中共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一起来的。

在谈话间，南怀瑾道出在两岸间充当调停人的来龙去脉，说∶“两岸密谈越谈越糟。我几十年旁观政治。军人、特务、政客都是好朋友，每个地方都买票不进场，所以看得很清楚。我要是进场就是参政了，但如果不买票，你们在里头做秘密事，我不能进门来看个清楚，就没有资格评论。”南怀瑾告诉他们，自己曾几次问杨斯德，谁能最后拍板？杨都含糊其词，他就对杨说：邓小平不出面，你们来谈都是浪费。“和平共存，协商统一这八个字，他们回去有没有向邓小平报告，我都有怀疑。”许鸣真建议道∶“这件事要办成功，需要想办法让最高层的领导人都知道才行。”南怀瑾说∶“许老，你虽然与杨尚昆私交很好，但是这样的大事情，他没有与你谈起，你也不好对他说吧。”

许鸣真说，杨尚昆那里没问题，他可以直接去谈的，但与江泽民却不熟悉。南怀瑾问许∶“上海有个汪道涵，你与他熟不熟？”许鸣真说∶“我与他很熟，却没有深交，但是要找他很方便。你为什么提到他？”南怀瑾说∶“江泽民与汪道涵两人过去在上海关系很好，可以说得上话。看来此事必须他亲自出马去找江。”南怀瑾对许鸣真说∶“你明天先去上海找汪，请他与你同时去北京找江泽民。”许鸣真答应下来，南怀瑾接着说∶“杨尚昆和江泽民他们如何对邓老讲，我们就不管了。最后还是要邓小平、陈云两位拍板的。”第二天，许鸣真就直奔上海。

许鸣真一到上海，马上找汪道涵，两人入室密谈。几天之后，大陆海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此时的汪道涵已经被内定为大陆海协会会长，成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台决策的主要智囊。可是，他对有两岸密谈这回事一无所知.汪道涵听到这里，连声说∶“这个重要，这个重要！应该尽快让泽民同志知道。”许鸣真说∶“那好！我们一起去北京，然后兵分两路，你去见江泽民，我去见杨尚昆。”此时，陈云正在上海休养，许老爹唤来儿子永跃，把两岸密谈的梗概大致说了一遍，嘱他向陈云报告。然后就和汪一起去北京。

许鸣真到了北京，走进杨尚昆办公室说明来意。杨尚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像两兄弟吵架，吵了几十年，中国人的老规矩还是要请娘舅出面来调解。南老现在就是娘舅。不过弄到眼下这个局面，娘舅也搞得没办法了。”“事已至此，这么办吧，我们重新组织一个‘ 娘舅班子 ’ ，你和汪道涵都是南老‘ 娘舅班子 ’ 的人，请江泽民、李鹏一起来谈一次。”汪道涵这头连夜就去见了江泽民，他把从许鸣真那里听到的话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第二天，江泽民请汪道涵、许鸣真一起吃饭，商谈如何把与台湾的秘密谈判重新恢复起来。当天，杨尚昆那边也来了电话，谈了组织‘娘舅班子’的想法。此后，汪道涵和许鸣真逐渐成为对台谈判的主角。许因为兼任香港公司的董事长，经常往来於北京和香港两地，也就取代了原来杨斯德的角色，负责与南怀瑾以及台湾方面的联络。

1991年12月2日，许鸣真在香港南怀瑾的寓所初会苏志诚，陪同苏前来的是尹衍梁。也许尹事先在苏面前已介绍过许老爹在北京政治圈中的分量，所以苏志诚对这位新密使再不敢傲慢，一口答应把中共最高层的意见向李登辉报告。许鸣真穿梭京港两地，南怀瑾居间与台北联络，双方新一轮密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

1992年5月初，在征得邓小平和陈云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与台湾李登辉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17日，许鸣真去中南海见杨尚昆。杨留他共进晚餐，江泽民这时也在座。席间，江出示邓小平、陈云的批示∶确定以李登辉为谈判对手，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两岸商量如何促进统一的问题。他们希望许透过南怀瑾向台湾最高当局表明∶这一次，北京的最高领导人立场完全相同。

这顿饭吃到八点钟，中央对台办主任王兆国和杨斯德应召前来。江泽民和杨尚昆一起向他们宣布∶中央已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四人组成专案小组，由汪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对台湾其他势力的工作暂时放下不管。

6月12日，大陆派汪道涵、杨斯德、许鸣真赴港，与台湾代表苏志诚、郑淑敏在香港希尔顿酒店总统套房开始正式会谈。这次会谈的最大成果是双方接受南怀瑾建议，敲定首次汪辜会谈日期。

最后，双方推南怀瑾先生讲话。他仍然重复了当初的三条原则性意见∶第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第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第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双方对这三条原则照样都表示赞成，又照样都不肯签字负责。这也是在南怀瑾意料中的事，他就趁势不急不缓地摸出口袋中预备好的草稿，说∶“这样吧！由我来写一封信，请你们双方回去交给最高当局。三个月内，如果两边都不回信，也不签字。此议自此作罢，不要再找我了。”

南怀瑾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此信全文如下∶

【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後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

基本三原则：

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

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

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於香港】

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1992年8月，许鸣真以探亲名义应邀秘密去台湾访问。这次秘密行程是由苏志诚一手安排的。为严格保密起见，两岸作业人员一律以“大爷旅游计划”为代号。许一到台北，迎候他的苏志诚就心怀鬼胎地说∶“你见到李总统后，请不要提及南老师写信的事。”看来苏是私自扣压了南老的信，瞒过了李登辉。当然，即使李看了这封信会有什么反应也实在难说。许见了李登辉，两人密谈数小时。然而，双方仍各持己见。许在台湾盘桓了一个星期后空手而归。临走时，苏再三叮嘱许∶“回香港後，请不要把你来台湾见李的事告诉南老。这不是对他不恭敬，只是暂时不说，将来再说。”许老爹听到这种话心里很纳闷。苏志诚怎么可以要我瞒着南老师？许鸣真怀着一肚子不快回到香港，见到南怀瑾，劈头一句话就说∶“这些人是怎么做事的？”他直指苏志诚为人太不诚恳。其实，南怀瑾已经知道在台湾发生的事，反而安慰许老爹。

从此，南怀瑾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但他建立的两岸秘密渠道却仍在继续运行。后来，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着在南怀瑾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另辟管道，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从11月3日到12月3日，两会通过书面往来“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将其简称为“九二共识”。从此，“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名词。

“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并为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南怀瑾到上海探望病危的老友许鸣真先生，期间应邀与汪道涵先生会面，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阐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强调文化统一领先。

就在两岸关系渡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道涵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

据《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回忆，1998年10月下旬，他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时，特地去拜访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南怀瑾不假思索，心直口快地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而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周瑞金一回到上海，马上去见汪道涵先生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的反应，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怀瑾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经发生变化了。果不其然，南怀瑾先生一语成谶。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致使汪先生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中的南怀瑾先生，得知汪道涵先生辞世，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幅：“海上鸿飞留爪印，域中寒尽望春宵”。

两岸谈判的这桩事，只是南怀瑾数十年来随缘所做的无数功德之一。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南怀瑾，对于在密谈后期，李登辉的背信弃义、苏志诚的欺师辱祖彻底失望。但是南怀瑾先生心无所求，应机设教，终极都指向一个目标——造福国家民族，造福天下苍生。

南怀瑾曾说：“天下大事根本没有秘密可言。所谓秘密，都是暂时的。往往是因为政治、军事、商业等方面的需要，一开始免得太多人参与而搞乱了，因此不得不暂时只让少数人知道，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不必要也不可能永远保密。”

——节选整理自《魏承思：两岸密谈实录》

《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

《裴高才：“九二共识”搭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