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阮次山:中日关系能否改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0:47:30
中日关系能否改善？
——与《凤凰卫视》阮次山畅谈中日关系
● 卓南生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卓教授，您分析了日本政治背后的右翼关系。那么，在中日关系上，您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向？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是新加坡人，关于中日关系问题，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B]从90年代，也就是从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以后、特别是今年2月的“2＋2”会议后，可以看得很清楚，美日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子和仆从的关系，这二者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是两相情愿的，这一点是首先应该明确的。明确了这一点，也许中国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说要去“拉拢”。在这个棋盘上，没有这种可能性。 [/B]
“两强”并非矛盾根源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提高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加强了它对华的防备；但另一方面是从战后的发展史来看，即使是没有中国的崛起，日本修宪派兵这条路线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中日的关系不单纯是力量对比的消长。所以我们反对从所谓“强弱论”或“弱强论”的角度，说两个强国出现了就会有矛盾。不能用这种纯粹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想说，力量对比变化会加剧两者之间的矛盾，但即使是没有这种变化，日本作为一个对战前没有彻底反思的国家，总是要走回它富国强兵的道路。过去之所以没有强兵，非不为也，不能也。宪法的限制、美国的监视，东南亚、中国、韩国的监视，还有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恐战人民的牵制，促使它只能走富国的道路。
可是它认为单单富国还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必须以强兵作为富国的后盾，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这种思维在战前是如此，在战后也是如此，首先应该认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的矛盾，加剧了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
在上述情况下，谈中日两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从东南亚的角度、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希望这两头“巨象”角斗，我们很希望中日和平相处。但按照目前的格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有些日本的问题是和我们东南亚直接相关的，比如日本走回战前老路，要修宪、派兵、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的看法、韩国人民的看法和东南亚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
“[B]亲日”现象从何而来？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领土纷争问题、东海石油问题等，这些是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后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我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对亚洲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研究，他们的梯队是非常强大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可以说是知彼知己。但相对而言，中国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我们新加坡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在这一点上，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劣势。 [/B]
[B]阮：中国有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往往使我们觉得都是亲日派。这是什么原因呢？
卓：我不认为研究日本问题的都是亲日派，我个人认为“亲日”、“反日”这类字眼是战前日本媒体遗留下来的。“日”是指什么？“日”是指整个日本的利益，还是日本某些集团的利益，还是日本人？这是不明确的。
今天的所谓“国益”，本身就是很暧昧的词语。我认为，今天亚洲对日本的研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对它的研究，都有一个弱点，就是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对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日本问题研究者不得不依靠日本方面提供的资讯，甚至是基金。我认为这是比较不利的。 [/B]
[B]阮：所以就无形中掉入了所谓的“亲日”陷阱。
卓：有时候也许不一定是“亲日”。有时候是有意无意地被日本方面放出的风声所影响，不加分辨地、不知不觉地掉入他们的论调。比如说日本“入常”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发现，日本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有机会，但他们放出风声说，法国、英国支持，俄罗斯没有问题，然后又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美国号召支持的时候，看你中国怎么办。于是很多人可能就恐慌了，心想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跟日本谈一下？但实际上这是日本放出的风声。 [/B]
最后，日本方面自己检讨，它知道真正支持的只有法国，因为英国是口头派，俄罗斯态度不明朗，美国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支持，日本知道没有机会。所以他们经常要向美国表态：如果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所以，日本媒体已经透露过，这句话不可以大声讲。至于法国，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支持。对这一点，其实日本也很清楚。如果单看日文报纸，我们很难看出上述的现象。
[B]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本还没有总保守化的时代，对日本的问题有两种角度可以作为参考。今天我们看日本的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和其他媒体，我们很难听到很清晰的另外一种声音。如果不是有长期的跟踪，不是有各种力量的支持，包括对研究者的支持、基金等的支持，我想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可能就会不小心掉进您所说的“亲日”论调或陷阱里。[/B]
“政经分离”对谁有利？
[B]我个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研究日本问题者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应该怎么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态度问题，先要把知己知彼的事情做好。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下一步再来谈政策问题、对策问题。[/B]
阮：日中贸易最近一年已经超过了日美贸易。日本人知道日中贸易是日本的命脉之一，它为什么不想改善对中国的公关呢？
卓：这也许是日本财界或者说是日本政治家今天非常欣赏的一个问题，他们希望“政经分离”，经济上继续发展，政治上冷却无所谓。但实际上，从国际事务的发展来看，真正的政经分离是不可能的，政经分离只是某种形势下的暂时现象。
只要能在政经分离的状态下保持优势，日本就不觉得有必要改变政策，甚至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到底。而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究竟谁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这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对双方现状的分析方面资料是不是很充实。
在这方面，我个人的理解是日本经常能够拿出一些数字来，且不管这些数字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毕竟还是拿得出来。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方面，要拿出明确的数字来，恐怕就不太容易了。自己的定位如果不清楚，就容易陷入举棋不定的状况。（四之四）
·本系列对谈，是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应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阮次山邀请，在《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畅谈“小泉有无诚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内容。至此四部分全部刊登完毕。中日关系能否改善？
——与《凤凰卫视》阮次山畅谈中日关系
● 卓南生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卓教授，您分析了日本政治背后的右翼关系。那么，在中日关系上，您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向？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是新加坡人，关于中日关系问题，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B]从90年代，也就是从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以后、特别是今年2月的“2＋2”会议后，可以看得很清楚，美日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子和仆从的关系，这二者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是两相情愿的，这一点是首先应该明确的。明确了这一点，也许中国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说要去“拉拢”。在这个棋盘上，没有这种可能性。 [/B]
“两强”并非矛盾根源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提高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加强了它对华的防备；但另一方面是从战后的发展史来看，即使是没有中国的崛起，日本修宪派兵这条路线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中日的关系不单纯是力量对比的消长。所以我们反对从所谓“强弱论”或“弱强论”的角度，说两个强国出现了就会有矛盾。不能用这种纯粹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想说，力量对比变化会加剧两者之间的矛盾，但即使是没有这种变化，日本作为一个对战前没有彻底反思的国家，总是要走回它富国强兵的道路。过去之所以没有强兵，非不为也，不能也。宪法的限制、美国的监视，东南亚、中国、韩国的监视，还有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恐战人民的牵制，促使它只能走富国的道路。
可是它认为单单富国还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必须以强兵作为富国的后盾，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这种思维在战前是如此，在战后也是如此，首先应该认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的矛盾，加剧了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
在上述情况下，谈中日两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从东南亚的角度、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希望这两头“巨象”角斗，我们很希望中日和平相处。但按照目前的格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有些日本的问题是和我们东南亚直接相关的，比如日本走回战前老路，要修宪、派兵、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的看法、韩国人民的看法和东南亚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
“[B]亲日”现象从何而来？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领土纷争问题、东海石油问题等，这些是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后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我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对亚洲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研究，他们的梯队是非常强大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可以说是知彼知己。但相对而言，中国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我们新加坡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在这一点上，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劣势。 [/B]
[B]阮：中国有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往往使我们觉得都是亲日派。这是什么原因呢？
卓：我不认为研究日本问题的都是亲日派，我个人认为“亲日”、“反日”这类字眼是战前日本媒体遗留下来的。“日”是指什么？“日”是指整个日本的利益，还是日本某些集团的利益，还是日本人？这是不明确的。
今天的所谓“国益”，本身就是很暧昧的词语。我认为，今天亚洲对日本的研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对它的研究，都有一个弱点，就是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对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日本问题研究者不得不依靠日本方面提供的资讯，甚至是基金。我认为这是比较不利的。 [/B]
[B]阮：所以就无形中掉入了所谓的“亲日”陷阱。
卓：有时候也许不一定是“亲日”。有时候是有意无意地被日本方面放出的风声所影响，不加分辨地、不知不觉地掉入他们的论调。比如说日本“入常”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发现，日本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有机会，但他们放出风声说，法国、英国支持，俄罗斯没有问题，然后又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美国号召支持的时候，看你中国怎么办。于是很多人可能就恐慌了，心想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跟日本谈一下？但实际上这是日本放出的风声。 [/B]
最后，日本方面自己检讨，它知道真正支持的只有法国，因为英国是口头派，俄罗斯态度不明朗，美国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支持，日本知道没有机会。所以他们经常要向美国表态：如果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所以，日本媒体已经透露过，这句话不可以大声讲。至于法国，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支持。对这一点，其实日本也很清楚。如果单看日文报纸，我们很难看出上述的现象。
[B]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本还没有总保守化的时代，对日本的问题有两种角度可以作为参考。今天我们看日本的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和其他媒体，我们很难听到很清晰的另外一种声音。如果不是有长期的跟踪，不是有各种力量的支持，包括对研究者的支持、基金等的支持，我想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可能就会不小心掉进您所说的“亲日”论调或陷阱里。[/B]
“政经分离”对谁有利？
[B]我个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研究日本问题者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应该怎么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态度问题，先要把知己知彼的事情做好。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下一步再来谈政策问题、对策问题。[/B]
阮：日中贸易最近一年已经超过了日美贸易。日本人知道日中贸易是日本的命脉之一，它为什么不想改善对中国的公关呢？
卓：这也许是日本财界或者说是日本政治家今天非常欣赏的一个问题，他们希望“政经分离”，经济上继续发展，政治上冷却无所谓。但实际上，从国际事务的发展来看，真正的政经分离是不可能的，政经分离只是某种形势下的暂时现象。
只要能在政经分离的状态下保持优势，日本就不觉得有必要改变政策，甚至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到底。而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究竟谁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这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对双方现状的分析方面资料是不是很充实。
在这方面，我个人的理解是日本经常能够拿出一些数字来，且不管这些数字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毕竟还是拿得出来。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方面，要拿出明确的数字来，恐怕就不太容易了。自己的定位如果不清楚，就容易陷入举棋不定的状况。（四之四）
·本系列对谈，是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应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阮次山邀请，在《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畅谈“小泉有无诚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内容。至此四部分全部刊登完毕。
——与《凤凰卫视》阮次山畅谈中日关系
● 卓南生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卓教授，您分析了日本政治背后的右翼关系。那么，在中日关系上，您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向？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是新加坡人，关于中日关系问题，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B]从90年代，也就是从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以后、特别是今年2月的“2＋2”会议后，可以看得很清楚，美日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子和仆从的关系，这二者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是两相情愿的，这一点是首先应该明确的。明确了这一点，也许中国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说要去“拉拢”。在这个棋盘上，没有这种可能性。 [/B]
“两强”并非矛盾根源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提高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加强了它对华的防备；但另一方面是从战后的发展史来看，即使是没有中国的崛起，日本修宪派兵这条路线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中日的关系不单纯是力量对比的消长。所以我们反对从所谓“强弱论”或“弱强论”的角度，说两个强国出现了就会有矛盾。不能用这种纯粹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想说，力量对比变化会加剧两者之间的矛盾，但即使是没有这种变化，日本作为一个对战前没有彻底反思的国家，总是要走回它富国强兵的道路。过去之所以没有强兵，非不为也，不能也。宪法的限制、美国的监视，东南亚、中国、韩国的监视，还有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恐战人民的牵制，促使它只能走富国的道路。
可是它认为单单富国还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必须以强兵作为富国的后盾，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这种思维在战前是如此，在战后也是如此，首先应该认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的矛盾，加剧了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
在上述情况下，谈中日两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从东南亚的角度、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希望这两头“巨象”角斗，我们很希望中日和平相处。但按照目前的格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有些日本的问题是和我们东南亚直接相关的，比如日本走回战前老路，要修宪、派兵、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的看法、韩国人民的看法和东南亚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
“[B]亲日”现象从何而来？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领土纷争问题、东海石油问题等，这些是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后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我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对亚洲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研究，他们的梯队是非常强大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可以说是知彼知己。但相对而言，中国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我们新加坡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在这一点上，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劣势。 [/B]
[B]阮：中国有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往往使我们觉得都是亲日派。这是什么原因呢？
卓：我不认为研究日本问题的都是亲日派，我个人认为“亲日”、“反日”这类字眼是战前日本媒体遗留下来的。“日”是指什么？“日”是指整个日本的利益，还是日本某些集团的利益，还是日本人？这是不明确的。
今天的所谓“国益”，本身就是很暧昧的词语。我认为，今天亚洲对日本的研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对它的研究，都有一个弱点，就是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对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日本问题研究者不得不依靠日本方面提供的资讯，甚至是基金。我认为这是比较不利的。 [/B]
[B]阮：所以就无形中掉入了所谓的“亲日”陷阱。
卓：有时候也许不一定是“亲日”。有时候是有意无意地被日本方面放出的风声所影响，不加分辨地、不知不觉地掉入他们的论调。比如说日本“入常”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发现，日本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有机会，但他们放出风声说，法国、英国支持，俄罗斯没有问题，然后又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美国号召支持的时候，看你中国怎么办。于是很多人可能就恐慌了，心想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跟日本谈一下？但实际上这是日本放出的风声。 [/B]
最后，日本方面自己检讨，它知道真正支持的只有法国，因为英国是口头派，俄罗斯态度不明朗，美国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支持，日本知道没有机会。所以他们经常要向美国表态：如果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所以，日本媒体已经透露过，这句话不可以大声讲。至于法国，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支持。对这一点，其实日本也很清楚。如果单看日文报纸，我们很难看出上述的现象。
[B]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本还没有总保守化的时代，对日本的问题有两种角度可以作为参考。今天我们看日本的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和其他媒体，我们很难听到很清晰的另外一种声音。如果不是有长期的跟踪，不是有各种力量的支持，包括对研究者的支持、基金等的支持，我想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可能就会不小心掉进您所说的“亲日”论调或陷阱里。[/B]
“政经分离”对谁有利？
[B]我个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研究日本问题者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应该怎么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态度问题，先要把知己知彼的事情做好。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下一步再来谈政策问题、对策问题。[/B]
阮：日中贸易最近一年已经超过了日美贸易。日本人知道日中贸易是日本的命脉之一，它为什么不想改善对中国的公关呢？
卓：这也许是日本财界或者说是日本政治家今天非常欣赏的一个问题，他们希望“政经分离”，经济上继续发展，政治上冷却无所谓。但实际上，从国际事务的发展来看，真正的政经分离是不可能的，政经分离只是某种形势下的暂时现象。
只要能在政经分离的状态下保持优势，日本就不觉得有必要改变政策，甚至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到底。而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究竟谁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这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对双方现状的分析方面资料是不是很充实。
在这方面，我个人的理解是日本经常能够拿出一些数字来，且不管这些数字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毕竟还是拿得出来。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方面，要拿出明确的数字来，恐怕就不太容易了。自己的定位如果不清楚，就容易陷入举棋不定的状况。（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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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是新加坡人，关于中日关系问题，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B]从90年代，也就是从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以后、特别是今年2月的“2＋2”会议后，可以看得很清楚，美日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子和仆从的关系，这二者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是两相情愿的，这一点是首先应该明确的。明确了这一点，也许中国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说要去“拉拢”。在这个棋盘上，没有这种可能性。 [/B]
“两强”并非矛盾根源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提高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加强了它对华的防备；但另一方面是从战后的发展史来看，即使是没有中国的崛起，日本修宪派兵这条路线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中日的关系不单纯是力量对比的消长。所以我们反对从所谓“强弱论”或“弱强论”的角度，说两个强国出现了就会有矛盾。不能用这种纯粹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想说，力量对比变化会加剧两者之间的矛盾，但即使是没有这种变化，日本作为一个对战前没有彻底反思的国家，总是要走回它富国强兵的道路。过去之所以没有强兵，非不为也，不能也。宪法的限制、美国的监视，东南亚、中国、韩国的监视，还有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恐战人民的牵制，促使它只能走富国的道路。
可是它认为单单富国还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必须以强兵作为富国的后盾，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这种思维在战前是如此，在战后也是如此，首先应该认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的矛盾，加剧了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
在上述情况下，谈中日两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从东南亚的角度、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希望这两头“巨象”角斗，我们很希望中日和平相处。但按照目前的格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有些日本的问题是和我们东南亚直接相关的，比如日本走回战前老路，要修宪、派兵、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的看法、韩国人民的看法和东南亚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
“[B]亲日”现象从何而来？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领土纷争问题、东海石油问题等，这些是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后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我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对亚洲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研究，他们的梯队是非常强大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可以说是知彼知己。但相对而言，中国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我们新加坡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在这一点上，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劣势。 [/B]
[B]阮：中国有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往往使我们觉得都是亲日派。这是什么原因呢？
卓：我不认为研究日本问题的都是亲日派，我个人认为“亲日”、“反日”这类字眼是战前日本媒体遗留下来的。“日”是指什么？“日”是指整个日本的利益，还是日本某些集团的利益，还是日本人？这是不明确的。
今天的所谓“国益”，本身就是很暧昧的词语。我认为，今天亚洲对日本的研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对它的研究，都有一个弱点，就是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对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日本问题研究者不得不依靠日本方面提供的资讯，甚至是基金。我认为这是比较不利的。 [/B]
[B]阮：所以就无形中掉入了所谓的“亲日”陷阱。
卓：有时候也许不一定是“亲日”。有时候是有意无意地被日本方面放出的风声所影响，不加分辨地、不知不觉地掉入他们的论调。比如说日本“入常”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发现，日本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有机会，但他们放出风声说，法国、英国支持，俄罗斯没有问题，然后又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美国号召支持的时候，看你中国怎么办。于是很多人可能就恐慌了，心想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跟日本谈一下？但实际上这是日本放出的风声。 [/B]
最后，日本方面自己检讨，它知道真正支持的只有法国，因为英国是口头派，俄罗斯态度不明朗，美国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支持，日本知道没有机会。所以他们经常要向美国表态：如果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所以，日本媒体已经透露过，这句话不可以大声讲。至于法国，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支持。对这一点，其实日本也很清楚。如果单看日文报纸，我们很难看出上述的现象。
[B]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本还没有总保守化的时代，对日本的问题有两种角度可以作为参考。今天我们看日本的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和其他媒体，我们很难听到很清晰的另外一种声音。如果不是有长期的跟踪，不是有各种力量的支持，包括对研究者的支持、基金等的支持，我想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可能就会不小心掉进您所说的“亲日”论调或陷阱里。[/B]
“政经分离”对谁有利？
[B]我个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研究日本问题者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应该怎么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态度问题，先要把知己知彼的事情做好。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下一步再来谈政策问题、对策问题。[/B]
阮：日中贸易最近一年已经超过了日美贸易。日本人知道日中贸易是日本的命脉之一，它为什么不想改善对中国的公关呢？
卓：这也许是日本财界或者说是日本政治家今天非常欣赏的一个问题，他们希望“政经分离”，经济上继续发展，政治上冷却无所谓。但实际上，从国际事务的发展来看，真正的政经分离是不可能的，政经分离只是某种形势下的暂时现象。
只要能在政经分离的状态下保持优势，日本就不觉得有必要改变政策，甚至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到底。而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究竟谁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这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对双方现状的分析方面资料是不是很充实。
在这方面，我个人的理解是日本经常能够拿出一些数字来，且不管这些数字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毕竟还是拿得出来。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方面，要拿出明确的数字来，恐怕就不太容易了。自己的定位如果不清楚，就容易陷入举棋不定的状况。（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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