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大使是如何被“爱国者”消费的？

储殷：吴建民真诚地误以为，他和对手是观点之争，但事实上大多数抨击他的人，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储殷 为FT中文网撰稿

6月18日，中国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在武汉遭遇车祸去世。吴先生的意外离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在一片震惊、惋惜与哀悼声中，看到一些前段时间还在指名道姓地谩骂吴先生是“软骨外交家”、“翻译外交家”的“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突然摆出一种沉痛的样子来，还真有些无法适应。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内心悔悟，而是在这个时候，摆出这种沉痛的样子，实在是消费吴先生的最佳姿势。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少有真诚，只有貌似真诚的表演。

平心而论，就近几年吴先生引起广泛争议的话语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这些话语在大方向上与中国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内容上也多是为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内政外交所验证的常识。如果吴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讲这些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会里讲出这样的常识，居然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居然会因此招来如此多的侮辱与诽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吴大使敢说真话的个性之外，其实也有中国社会变化、阶层分裂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因为此，经历了毛时代、邓时代巨大变化的中国精英，对于和平与发展始终保持着近乎于信仰的执着。他们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出发，坚定地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周边大国林立、地缘安全局势高度复杂的国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处树敌，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大使的主要观点与其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倒不如说是体现着邓小平时代政治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那就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这种体制内的主流看法，曾经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与社会大众拥有共同的“由乱入治”的历史经验，因此也更容易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国家大事方面更多地处于被灌输、被塑造的状态，也因此更容易与精英达成一致。

然而这样的一种精英与大众一致的状态，却在最近这十年，被世界局势的改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国的国力膨胀让民族主义抬头，而随着国家实力的膨胀，中国与旧有世界秩序的紧张与摩擦，又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向对抗的方向发展。坦率而言，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与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国不同，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过程。当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这种融入可以比较完美地开动，但是当中国随着融入的过程而变得日益强大，这个过程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就会同步变大，而这也的确很容易带来与旧有世界权力格局的紧张与冲突。早期的中国社会更多地感到的是发展的机遇，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在习惯发展的同时，对发展中所遭受的挤压更加的敏感。

吴建民先生敏锐地感到了中国社会这种情绪，并尽可能地对大众进行疏导与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临的大众，不再是与他具有共同生活经验与历史智慧的大众，而是更加年轻、更加躁动，更加习惯碎片化阅读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让人热血沸腾的粗暴口号，比柔和的智慧话语更对他们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甚至充满了解构的力量。这让吴建民大使的脱胎于体制的“天然正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让知识与权威再分配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这种解构往往集中表现在医生、教师、律师等行业当中，对于政治精英的解构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内政来说，外交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放开的话域，也正因为此，外交领域内的“政治正确”在近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解。

在“中国外交是不是偏软”、“中国外交官是不是翻译”等话题背后，是社会力量对体制权威的颠覆与冲击。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吴建民与罗援的辩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统是可以骂的，可是军方的尊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国，这种对于外交系统的冲击与颠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来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对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宽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下，讨论外交“偏软”，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为了一件既不犯规，又迎合大众颠覆心态的事情。在媒体高度商业化、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的营销就成了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当中，吴建民大使就成了绝佳的题材。

吴建民大使的悲哀之处不仅仅是在于，他处在一个“政治正确”与专业权威同时遭到颠覆的时代，而且在于他真诚地误以为，和他辩论和他冲撞的人与他进行的是观点之争。事实上，大多数与他争论的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而已。然而这种营销是危险的，对于装疯的人来说，装着装着就疯了并不罕见，对于无知的看客来说，对疯狂见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疯狂的危险前兆。

吴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危险性的大声提醒，其实透着一股无奈的困惑——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游戏，还会有人如此津津乐道。吴建民大使其实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爱这个国家，只是通过装作爱它来捞取利益，而并不关心这样的游戏，对这个国家究竟是好是坏。这是吴大使的困惑，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070?page=rest储殷：吴建民真诚地误以为，他和对手是观点之争，但事实上大多数抨击他的人，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储殷 为FT中文网撰稿

6月18日，中国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在武汉遭遇车祸去世。吴先生的意外离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在一片震惊、惋惜与哀悼声中，看到一些前段时间还在指名道姓地谩骂吴先生是“软骨外交家”、“翻译外交家”的“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突然摆出一种沉痛的样子来，还真有些无法适应。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内心悔悟，而是在这个时候，摆出这种沉痛的样子，实在是消费吴先生的最佳姿势。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少有真诚，只有貌似真诚的表演。

平心而论，就近几年吴先生引起广泛争议的话语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这些话语在大方向上与中国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内容上也多是为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内政外交所验证的常识。如果吴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讲这些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会里讲出这样的常识，居然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居然会因此招来如此多的侮辱与诽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吴大使敢说真话的个性之外，其实也有中国社会变化、阶层分裂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因为此，经历了毛时代、邓时代巨大变化的中国精英，对于和平与发展始终保持着近乎于信仰的执着。他们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出发，坚定地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周边大国林立、地缘安全局势高度复杂的国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处树敌，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大使的主要观点与其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倒不如说是体现着邓小平时代政治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那就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这种体制内的主流看法，曾经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与社会大众拥有共同的“由乱入治”的历史经验，因此也更容易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国家大事方面更多地处于被灌输、被塑造的状态，也因此更容易与精英达成一致。

然而这样的一种精英与大众一致的状态，却在最近这十年，被世界局势的改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国的国力膨胀让民族主义抬头，而随着国家实力的膨胀，中国与旧有世界秩序的紧张与摩擦，又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向对抗的方向发展。坦率而言，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与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国不同，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过程。当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这种融入可以比较完美地开动，但是当中国随着融入的过程而变得日益强大，这个过程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就会同步变大，而这也的确很容易带来与旧有世界权力格局的紧张与冲突。早期的中国社会更多地感到的是发展的机遇，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在习惯发展的同时，对发展中所遭受的挤压更加的敏感。

吴建民先生敏锐地感到了中国社会这种情绪，并尽可能地对大众进行疏导与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临的大众，不再是与他具有共同生活经验与历史智慧的大众，而是更加年轻、更加躁动，更加习惯碎片化阅读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让人热血沸腾的粗暴口号，比柔和的智慧话语更对他们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变得更加难以驯服，甚至充满了解构的力量。这让吴建民大使的脱胎于体制的“天然正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让知识与权威再分配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这种解构往往集中表现在医生、教师、律师等行业当中，对于政治精英的解构仍然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内政来说，外交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放开的话域，也正因为此，外交领域内的“政治正确”在近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解。

在“中国外交是不是偏软”、“中国外交官是不是翻译”等话题背后，是社会力量对体制权威的颠覆与冲击。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吴建民与罗援的辩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统是可以骂的，可是军方的尊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国，这种对于外交系统的冲击与颠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来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对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宽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下，讨论外交“偏软”，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为了一件既不犯规，又迎合大众颠覆心态的事情。在媒体高度商业化、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的营销就成了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当中，吴建民大使就成了绝佳的题材。

吴建民大使的悲哀之处不仅仅是在于，他处在一个“政治正确”与专业权威同时遭到颠覆的时代，而且在于他真诚地误以为，和他辩论和他冲撞的人与他进行的是观点之争。事实上，大多数与他争论的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死磕”式营销而已。然而这种营销是危险的，对于装疯的人来说，装着装着就疯了并不罕见，对于无知的看客来说，对疯狂见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疯狂的危险前兆。

吴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危险性的大声提醒，其实透着一股无奈的困惑——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游戏，还会有人如此津津乐道。吴建民大使其实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爱这个国家，只是通过装作爱它来捞取利益，而并不关心这样的游戏，对这个国家究竟是好是坏。这是吴大使的困惑，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070?pag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