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与诺贝尔奖最接近的青年科学家

潘建伟，1970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物理学家,1987年～1995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1996年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1999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由于在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量子纠缠态纯化实验实现上的重要贡献，他被奥地利科学院授予Erich Schmidt奖，此奖为奥地利科学院授予40岁以下的青年物理学家的最高奖；1999年，有关该成果的论文还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以五个“首次”享誉世界物理学界：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送以及纠缠态交换；首次成功实现三光子、四光子纠缠态，并利用多粒子纠缠态成功地实现了GHZ定理的实验验证；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首次取得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

潘建伟:执著的“量子纠缠”者

一个人，可以在某一点突然消失，瞬间出现在遥远的另一点吗？在科幻小说《星际旅行》中，星球战士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做到吗？“在量子世界里，我们至少可以把原子、分子、光子，把它们里面所具有的信息，从某一点瞬间传输到遥远的另一点。”青年科学家潘建伟说，“这是1997年我们做的叫作‘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大胆一些，不可以想像：由各种各样分子组成的人，也可以在瞬间，带着他所有的记忆，带着他的品质，带着他痛苦和欢乐，甚至包括感冒，传输到遥远的地方？”
这是科学家的描述。如果换一个人说，你会想到什么？你一定会觉得——很玄乎，是吧？“但是，在我们开始‘星际旅行’前，一切的科学研究首先需要脚踏实地。”潘建伟说。
1987年夏天，潘建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后——他想，哎呀，太好了，爱因斯坦把他对人生的模模糊糊的看法，用很清楚、很简单、像与老朋友谈心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他发现，正是物理学上的几条简单的规律，组合出了复杂的世界！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全世界只有五个人懂，而量子力学没有一个人懂，因为现在这些研究量子的科学家们也只知道量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并不知道量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1995年，在国内学术界对量子领域研究还很陌生的时候，潘建伟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量子佯谬》，试图解释量子佯谬的神秘现象。
“我因为崇敬爱因斯坦，这辈子就和粒子纠缠这个研究工作‘纠缠’上了，越来越喜欢它，和它再也难以分开。也可以说，‘纠缠’就是一种执著。”潘建伟说。
因为执著，潘建伟在量子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不断：2003年，由于在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量子纠缠态纯化实验上的重要贡献，他被奥地利科学院授予Erich Schmidt奖，此奖为奥地利科学院授予40岁以下青年物理学家的最高奖；2004年7月1日，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发表了潘建伟等完成的重大研究成果：五粒子纠缠态以及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实验获得成功……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又是祖国所需要的，是对人类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那是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潘建伟说。

《中国青年》：请用一个词，概括你的最大特点，是不是这个特点引领你走向成功？
潘建伟：耐心、乐观不怕失败。
《中国青年》：你的人生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
潘建伟：我老婆决定嫁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完全晕乎了，因为我实在不敢相信我的梦想真的成真了！
《中国青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喧嚣的时代，你觉得当今的年轻人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保持什么 “心”？
潘建伟：首先，要“开心”，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开心。其次，要“耐心”，要不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后，要有“平常心”，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既然很耐心地去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已经开心了，失败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青年》：有人说，你是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这样认为吗？
潘建伟：我不认为我以前所做的工作能使我得诺贝尔奖。对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是拥有一种追求内心快乐的权利，至于得不得奖，那只是由于幸运而得到的一种额外奖赏罢了。

潘建伟：我一直很努力但不拼着命努力

可能是由于我的个性原因吧，干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拼着命地去争取。这说起来似乎不太好听，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成功了，当然很高兴，不成功，也不觉得失去了什么。不是吗？我一直都很努力，当然，不是那种拼着命的努力。这样也好。比方说，有些同学进大学以后，没多久，有的得了神经衰弱症，极端的得了精神病，这都是由于压力太大的原故。
回过头去想一想，什么最重要呢？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一个和睦的家庭，不是吗？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在幸福和快乐中度过呢！

你能否认：哲学、文学或者音乐对科学没有帮助吗？

从前我学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方向，对我后来事业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比如说吧，我是搞量子力学基础研究的，有了这个基础，几年之后，我才能很快地进入到量子信息这个新的领域里去。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在科大，我的各方面能力得到了提高。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艺术方面的熏陶：到了大学，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宿舍里有北京来的同学，他们比较幸运，在当年，比如说，他们的音乐修养相对来说就很高，他们经常会放一些古典音乐，渐渐地，我就喜欢上音乐了。

庄子在《逍遥游》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有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总是特别地舒畅。尤其是你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半躺在那儿，晒着太阳，看到什么东西在飞的时候，你进入了一种遐想的状态——然后，你会发现它与科学上的某些东西是相通的，我用“通感”去描述这种感觉。我不知道生物学里是否研究过：当你感到愉快的时候，体内会产生某种分泌物或者是某种激素，使你感到特别高兴。如果科学研究证实了这种假设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读书、音乐，等等，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我在科学上的新发现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就是在这种快乐中进行着我的阅读、听音乐和科研工作的。那么，你怎能否认：哲学或者文学对科学没有帮助吗？

当我读到这段描述时，我忽然觉得，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上的一些原理是简单的，只是，曾经我们没有理解它罢了。

《中国青年》：这让我想到了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还有我们熟悉的杨振宁、李政道。爱因斯坦小提琴拉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杨振宁、李政道对绘画、对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些大科学家并不是只懂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书呆子。
潘建伟：是的，只能搞科学研究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家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丹麦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到中国来访问，他看到太极图之后，说：这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量子力学里的互补原理非常相近。是的，量子力学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互补的，这与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吻合。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思想本身能够指导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或者说，哲学会对科学的发现一定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否认，它对你的思路的开发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因。
想一想，如果你的思路很窄，即使你发现了一条规律，你也比较难看到其背后的美妙之处和潜在的巨大价值，因为你没有想像力。举个例子，一个苹果放在你面前，如果你有想像力的话，你能想起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它是从花中生长而来的，它可以做成许多好吃的东西，等等。写文章也是一样，多了解各方面知识，想像力会丰富一些，文章也就不会干瘪瘪的，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了。
还是回到物理上说，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同时发现了一条规律，你的文章写得不好，总结得不好，之后是，你发现的规律没人理睬了，最终也不会有人用到它，那么，你从事的物理学还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用有意思的语言告诉你，这个东西非常好，而且还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会对你的发现感兴趣，或者，你从中得到了启发，又会有新的科学发现。
可见，提倡人文素质教育是有道理的。

我喜欢物理的另一个原因，通俗一些说，就是：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爱因斯坦说过，这些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它不会因为谁的讲话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出身的富贵还是贫贱而改变，它是永恒的。

《中国青年》：你有五个首次：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送以及纠缠态交换；首次成功实现三光子、四光子纠缠态，并利用多粒子纠缠态成功地实现了GHZ定理的实验验证；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首次取得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这些理论太高深了，你能不能说一说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
潘建伟：我们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为将来远距离的新一代量子通讯打下基础。而这一类通讯手段，在原理上是完全保密的，是不会被窃听的，并且，在未来的国防上可能会有比较重要的应用；再一个可能的应用，就是可以为未来的高速度量子计算机的研究打下基础。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能够从事这样一件探索自然界规律或者是奥秘的工作，已经是我最快乐的事儿了，至于能否得奖，那要看幸运与否，如果能得到，那也只是命运的格外奖赏罢了。潘建伟，1970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物理学家,1987年～1995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1996年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1999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由于在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量子纠缠态纯化实验实现上的重要贡献，他被奥地利科学院授予Erich Schmidt奖，此奖为奥地利科学院授予40岁以下的青年物理学家的最高奖；1999年，有关该成果的论文还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以五个“首次”享誉世界物理学界：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送以及纠缠态交换；首次成功实现三光子、四光子纠缠态，并利用多粒子纠缠态成功地实现了GHZ定理的实验验证；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首次取得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

潘建伟:执著的“量子纠缠”者

一个人，可以在某一点突然消失，瞬间出现在遥远的另一点吗？在科幻小说《星际旅行》中，星球战士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做到吗？“在量子世界里，我们至少可以把原子、分子、光子，把它们里面所具有的信息，从某一点瞬间传输到遥远的另一点。”青年科学家潘建伟说，“这是1997年我们做的叫作‘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大胆一些，不可以想像：由各种各样分子组成的人，也可以在瞬间，带着他所有的记忆，带着他的品质，带着他痛苦和欢乐，甚至包括感冒，传输到遥远的地方？”
这是科学家的描述。如果换一个人说，你会想到什么？你一定会觉得——很玄乎，是吧？“但是，在我们开始‘星际旅行’前，一切的科学研究首先需要脚踏实地。”潘建伟说。
1987年夏天，潘建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后——他想，哎呀，太好了，爱因斯坦把他对人生的模模糊糊的看法，用很清楚、很简单、像与老朋友谈心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他发现，正是物理学上的几条简单的规律，组合出了复杂的世界！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全世界只有五个人懂，而量子力学没有一个人懂，因为现在这些研究量子的科学家们也只知道量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并不知道量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1995年，在国内学术界对量子领域研究还很陌生的时候，潘建伟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量子佯谬》，试图解释量子佯谬的神秘现象。
“我因为崇敬爱因斯坦，这辈子就和粒子纠缠这个研究工作‘纠缠’上了，越来越喜欢它，和它再也难以分开。也可以说，‘纠缠’就是一种执著。”潘建伟说。
因为执著，潘建伟在量子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不断：2003年，由于在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量子纠缠态纯化实验上的重要贡献，他被奥地利科学院授予Erich Schmidt奖，此奖为奥地利科学院授予40岁以下青年物理学家的最高奖；2004年7月1日，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发表了潘建伟等完成的重大研究成果：五粒子纠缠态以及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实验获得成功……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又是祖国所需要的，是对人类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那是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潘建伟说。

《中国青年》：请用一个词，概括你的最大特点，是不是这个特点引领你走向成功？
潘建伟：耐心、乐观不怕失败。
《中国青年》：你的人生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
潘建伟：我老婆决定嫁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完全晕乎了，因为我实在不敢相信我的梦想真的成真了！
《中国青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喧嚣的时代，你觉得当今的年轻人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保持什么 “心”？
潘建伟：首先，要“开心”，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开心。其次，要“耐心”，要不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后，要有“平常心”，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既然很耐心地去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已经开心了，失败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青年》：有人说，你是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这样认为吗？
潘建伟：我不认为我以前所做的工作能使我得诺贝尔奖。对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是拥有一种追求内心快乐的权利，至于得不得奖，那只是由于幸运而得到的一种额外奖赏罢了。

潘建伟：我一直很努力但不拼着命努力

可能是由于我的个性原因吧，干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拼着命地去争取。这说起来似乎不太好听，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成功了，当然很高兴，不成功，也不觉得失去了什么。不是吗？我一直都很努力，当然，不是那种拼着命的努力。这样也好。比方说，有些同学进大学以后，没多久，有的得了神经衰弱症，极端的得了精神病，这都是由于压力太大的原故。
回过头去想一想，什么最重要呢？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一个和睦的家庭，不是吗？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在幸福和快乐中度过呢！

你能否认：哲学、文学或者音乐对科学没有帮助吗？

从前我学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方向，对我后来事业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比如说吧，我是搞量子力学基础研究的，有了这个基础，几年之后，我才能很快地进入到量子信息这个新的领域里去。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在科大，我的各方面能力得到了提高。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艺术方面的熏陶：到了大学，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宿舍里有北京来的同学，他们比较幸运，在当年，比如说，他们的音乐修养相对来说就很高，他们经常会放一些古典音乐，渐渐地，我就喜欢上音乐了。

庄子在《逍遥游》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有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总是特别地舒畅。尤其是你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半躺在那儿，晒着太阳，看到什么东西在飞的时候，你进入了一种遐想的状态——然后，你会发现它与科学上的某些东西是相通的，我用“通感”去描述这种感觉。我不知道生物学里是否研究过：当你感到愉快的时候，体内会产生某种分泌物或者是某种激素，使你感到特别高兴。如果科学研究证实了这种假设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读书、音乐，等等，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我在科学上的新发现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就是在这种快乐中进行着我的阅读、听音乐和科研工作的。那么，你怎能否认：哲学或者文学对科学没有帮助吗？

当我读到这段描述时，我忽然觉得，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上的一些原理是简单的，只是，曾经我们没有理解它罢了。

《中国青年》：这让我想到了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还有我们熟悉的杨振宁、李政道。爱因斯坦小提琴拉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杨振宁、李政道对绘画、对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些大科学家并不是只懂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书呆子。
潘建伟：是的，只能搞科学研究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家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丹麦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到中国来访问，他看到太极图之后，说：这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量子力学里的互补原理非常相近。是的，量子力学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互补的，这与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吻合。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思想本身能够指导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或者说，哲学会对科学的发现一定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否认，它对你的思路的开发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因。
想一想，如果你的思路很窄，即使你发现了一条规律，你也比较难看到其背后的美妙之处和潜在的巨大价值，因为你没有想像力。举个例子，一个苹果放在你面前，如果你有想像力的话，你能想起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它是从花中生长而来的，它可以做成许多好吃的东西，等等。写文章也是一样，多了解各方面知识，想像力会丰富一些，文章也就不会干瘪瘪的，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了。
还是回到物理上说，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同时发现了一条规律，你的文章写得不好，总结得不好，之后是，你发现的规律没人理睬了，最终也不会有人用到它，那么，你从事的物理学还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用有意思的语言告诉你，这个东西非常好，而且还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会对你的发现感兴趣，或者，你从中得到了启发，又会有新的科学发现。
可见，提倡人文素质教育是有道理的。

我喜欢物理的另一个原因，通俗一些说，就是：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爱因斯坦说过，这些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它不会因为谁的讲话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出身的富贵还是贫贱而改变，它是永恒的。

《中国青年》：你有五个首次：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送以及纠缠态交换；首次成功实现三光子、四光子纠缠态，并利用多粒子纠缠态成功地实现了GHZ定理的实验验证；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首次取得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这些理论太高深了，你能不能说一说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
潘建伟：我们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为将来远距离的新一代量子通讯打下基础。而这一类通讯手段，在原理上是完全保密的，是不会被窃听的，并且，在未来的国防上可能会有比较重要的应用；再一个可能的应用，就是可以为未来的高速度量子计算机的研究打下基础。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能够从事这样一件探索自然界规律或者是奥秘的工作，已经是我最快乐的事儿了，至于能否得奖，那要看幸运与否，如果能得到，那也只是命运的格外奖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