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尘一过客文:历史统治体系与现代社会变革的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7:29:58
前言
做历史研究的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裨益于现代，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何能产生这种裨益，在哪些方面能够起到有所裨益的效果，我一直觉的应当首先的讨论清楚。
对于我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对于现存的前后十万种古书和无数实物的记载,我们要问历史真实的存在吗？成千上万年的时间化做了云烟，曾经发生过的风云变幻，如今我们只能神留想象；曾经在这些风云际会中现身的难以计数而又各不相同的历史人物，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一一走向了虚无。如今我们只能凭借着古书中蛛丝马迹的线索，在地下挖出陈旧不堪的断简残章，是的，历史不存在了。
可是历史又真实的存在着，我们用来思考和表达的语言文字来源于那个时代的不朽创造，我们经常使用的词语和典故总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我们的保持着炎黄子孙的体貌特征，身体里流淌着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血液，我们真实的感到我们今天所承受的“果”来自于历史上种下的“因”，历史依然存在，历史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存在，它的延续也因为我们在延续着。
中国近代五百年的历史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这个时代里的中国顽固的坚守着固有的传统，在外力的诱因下才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过度，变革的过程因为血肉的牵连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原来专制社会系统的一团糟糕面临着不得不现代化又怎样现代化的尖锐问题。在这进程里充满着激流与暗礁、起伏和进退，常使我为了其中潮流激进而由衷兴奋，为了里面的坐失机遇而中夜叹息。因为历史和现代，并不因为突发的事件而割断潜移默化的关联，它终究是先行后续的过程，终究清晰的显现着它的来龙去脉，即使我们不能清晰的了解它，它也会潜伏在世道人心里，发挥着它长久的现实影响力。
在此，我尝试着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面临的专制系统的梗阻做一个个人观点的分析，不管这个变革的过程多么的艰难往复，我还是深信我们这样一个包袱沉重的古老民族，能够理性的接受现代化并且完成它，以第一流的姿态重新轻松而振作的走向世界潮流的前沿。
一专制政治的目标和价值
什么是现代的社会，什么是民主政治的真价值，首要的就是公权的分享和制衡，如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孟德斯鸠所言，分权不确立的社会，没有宪政也没有民主可言。程序民主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障分权得以稳定和维持。如果职业的政治家和所有社会行政人员家能够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高超的智慧，能够永不犯错，永不以公权来谋取私利，损害私权，能够永远的大公无私，一贯正确，我们当然觉得运行成本更低的集权专制，效率可能更高，问题是这纯属空想，根本无法做到。“没有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没有有效的制约往往使集权的制度设计走向积重难反的灾难性后果，其结果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反复验证着这一点，分权的必要就在这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的事情。
合理而高效的制度设计，起到统筹和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作用，这对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空前广泛活跃的现代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共权力在观念上长久的被神秘化了，每一个试图进行集权统治的阶层，总要尽力掩饰自己权力的来源，通常会归结于天命或者天道，或是不可言知的神秘事物。神秘主义是专制政治的一个特点，集权者借助神秘感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与合法性，达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效果。其实公权的产生还是来源于社会的需要,它首先的要获得大众的认可,才能实现把分散的社会力量集中起来。来从事社会所必不可少，私力又无能为力的公共服务。获取认可和集中资源之间，其实后一个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社会管理不是空对空的高喊口号，高谈主义，每一个决策和施政都要调动人力物力来执行它。表面看上去，文本的东西成篇累牍，实际上，这些人力物力怎样集结，怎样调配，怎样度支，这才是行政环节中的大文章。为此服务的，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双重设计。
单一集权下，行政权力是首要的权力，其余的立法司法等等都是黏附其上的附属物，其存在的必要还在似有似无之间。因为行政统合了其他一切（当然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诸种权力应当分别看待的概念），所以执行变的相对的便捷顺利，同时也缺乏审核和检讨的程序。我说的相对是因为它虽有了制度上的放任，却还要受到技术上的制约，比如北京到南京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员来往，在当时都非常的费时费力，所以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对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的管理，并不象我们想的那样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职能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它的统治是为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来进行的。
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古代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问题，其中我发现在除了军事防御，水利建设，颁行历法，制定学术和教育的标准，再有绥靖地方治安之外，所有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政府概不提供。
手头有一则史料可征，是记载江苏省镇江府和扬州府之间的长江水域，历来是南北交通的要冲，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这一带的水陆物资周转和航运十分繁忙，因此水上船只失事发生频繁。因为地方政府不理会对失事船只的救援，由当地两家富商筹资发起。在江岸港口设立救生会，义务救捞水上遇难船只，并对获救人员提供宿食，妥为安置。但也仅仅维持了数十年时间。
专制政府不但不提供服务，它的行政也极少和普通的民众发生关系。如前所诉，因为行政效能的低下，在一个庞大国家里，一个专制政府必须维持着数量可观的官僚队伍，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抽取税收，因为集中的权利结构，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质上等同于税收机构。政府必须保持财政和税源的稳定才可以正常的运转。我们常常听到关于专制政府苛捐杂税的怨谤，而实际上，面对一个虽然庞大但是普遍贫困的社会，当时政府的税制其实是很低的，清代的税制即便在号称富庶的江南地区，田赋也只达到百分之十，实际上，特别是明请两代的政府，在维持低税制上做了很多努力，这样似乎解释不通农民起义的根源问题，但我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根本就是错的。政府的税收的总量既然很少，它的作为当然也不会多，另一方面正因着政府的作为不多，它也不太需要急急忙忙的增加税源，况且若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力，税收当然也增长不起来。若论统治阶层的自身消耗，虽然奢侈，但也足够了。
即使政府诸事不做，对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而言，因为他们有着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有着饱食暖衣，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只要有一定时间的稳定局面，土地的所有制度还算合理，政府不去破坏它，社会经济总量还是会逐渐的繁荣起来。因为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生产用具尤其是人的闲置减少了，被压抑住的社会需求也开始抬升。用经济熟语解释就叫做景气，是一种自然的景气。比如南宋绍兴和议和隆兴和议之后出现的情景，开元盛世也不能说成是唐玄宗做了什么经济上的战略部署。而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在极端破败的情况下，国计民生稍稍好转一点，它的起点和尺度是非常低的，但就是这样的低标准，已经足以使政府和民众都感到很满意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本节列出的问题做一个结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职能目标，就是在一个较低的，几乎和贫困差不多的层次上来维持社会长治久安和政权的持续运转，对于有所发展，是想也没想过的。
二文化的阻断与启蒙
所谓灿烂的文明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历史上真实情况的不了解，如果认为领先于世界就值得如此称道，那么，在历经几千年的因循守旧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欧文明的大进步和我们的大停步以后，我们终于遇到了现实的危机。我们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地域和悠久灿烂的历史，在智力上，有着起码不输给世界一般民族的人民。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即使不能大有作为，也不至
于沦落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贫穷潦倒、任人欺凌的惨状。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优势地位丧失殆尽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文明到此也快要衰绝了,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尽管熟知古今以来的治乱,但是拿不出办法来应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遍体创痍，负担沉重的老大民族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里，落伍的太远，已经全然跟不上节拍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有相当多的人才涌现出来，来从事方方面面
的许多具体工作，以期全面的改造落后的社会面貌。这个改造的过程历时之久，可以说直到今天尚未完成。但是改造的历程开始的极为艰难缓慢，对于世界的大势，先进文明的情形，乃至于中国本身的状况，时人大多还处在蒙昧的状态里，更何况受着专制政治的压制，改革的任务从何处着手，改革的方案何从确定似乎都难以捉摸。沉睡的中国刚刚醒来，还有待于启蒙。
前言
做历史研究的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裨益于现代，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何能产生这种裨益，在哪些方面能够起到有所裨益的效果，我一直觉的应当首先的讨论清楚。
对于我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对于现存的前后十万种古书和无数实物的记载,我们要问历史真实的存在吗？成千上万年的时间化做了云烟，曾经发生过的风云变幻，如今我们只能神留想象；曾经在这些风云际会中现身的难以计数而又各不相同的历史人物，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一一走向了虚无。如今我们只能凭借着古书中蛛丝马迹的线索，在地下挖出陈旧不堪的断简残章，是的，历史不存在了。
可是历史又真实的存在着，我们用来思考和表达的语言文字来源于那个时代的不朽创造，我们经常使用的词语和典故总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我们的保持着炎黄子孙的体貌特征，身体里流淌着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血液，我们真实的感到我们今天所承受的“果”来自于历史上种下的“因”，历史依然存在，历史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存在，它的延续也因为我们在延续着。
中国近代五百年的历史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这个时代里的中国顽固的坚守着固有的传统，在外力的诱因下才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过度，变革的过程因为血肉的牵连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原来专制社会系统的一团糟糕面临着不得不现代化又怎样现代化的尖锐问题。在这进程里充满着激流与暗礁、起伏和进退，常使我为了其中潮流激进而由衷兴奋，为了里面的坐失机遇而中夜叹息。因为历史和现代，并不因为突发的事件而割断潜移默化的关联，它终究是先行后续的过程，终究清晰的显现着它的来龙去脉，即使我们不能清晰的了解它，它也会潜伏在世道人心里，发挥着它长久的现实影响力。
在此，我尝试着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面临的专制系统的梗阻做一个个人观点的分析，不管这个变革的过程多么的艰难往复，我还是深信我们这样一个包袱沉重的古老民族，能够理性的接受现代化并且完成它，以第一流的姿态重新轻松而振作的走向世界潮流的前沿。
一专制政治的目标和价值
什么是现代的社会，什么是民主政治的真价值，首要的就是公权的分享和制衡，如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孟德斯鸠所言，分权不确立的社会，没有宪政也没有民主可言。程序民主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障分权得以稳定和维持。如果职业的政治家和所有社会行政人员家能够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高超的智慧，能够永不犯错，永不以公权来谋取私利，损害私权，能够永远的大公无私，一贯正确，我们当然觉得运行成本更低的集权专制，效率可能更高，问题是这纯属空想，根本无法做到。“没有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没有有效的制约往往使集权的制度设计走向积重难反的灾难性后果，其结果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反复验证着这一点，分权的必要就在这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的事情。
合理而高效的制度设计，起到统筹和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作用，这对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空前广泛活跃的现代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共权力在观念上长久的被神秘化了，每一个试图进行集权统治的阶层，总要尽力掩饰自己权力的来源，通常会归结于天命或者天道，或是不可言知的神秘事物。神秘主义是专制政治的一个特点，集权者借助神秘感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与合法性，达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效果。其实公权的产生还是来源于社会的需要,它首先的要获得大众的认可,才能实现把分散的社会力量集中起来。来从事社会所必不可少，私力又无能为力的公共服务。获取认可和集中资源之间，其实后一个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社会管理不是空对空的高喊口号，高谈主义，每一个决策和施政都要调动人力物力来执行它。表面看上去，文本的东西成篇累牍，实际上，这些人力物力怎样集结，怎样调配，怎样度支，这才是行政环节中的大文章。为此服务的，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双重设计。
单一集权下，行政权力是首要的权力，其余的立法司法等等都是黏附其上的附属物，其存在的必要还在似有似无之间。因为行政统合了其他一切（当然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诸种权力应当分别看待的概念），所以执行变的相对的便捷顺利，同时也缺乏审核和检讨的程序。我说的相对是因为它虽有了制度上的放任，却还要受到技术上的制约，比如北京到南京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员来往，在当时都非常的费时费力，所以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对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的管理，并不象我们想的那样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职能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它的统治是为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来进行的。
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古代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问题，其中我发现在除了军事防御，水利建设，颁行历法，制定学术和教育的标准，再有绥靖地方治安之外，所有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政府概不提供。
手头有一则史料可征，是记载江苏省镇江府和扬州府之间的长江水域，历来是南北交通的要冲，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这一带的水陆物资周转和航运十分繁忙，因此水上船只失事发生频繁。因为地方政府不理会对失事船只的救援，由当地两家富商筹资发起。在江岸港口设立救生会，义务救捞水上遇难船只，并对获救人员提供宿食，妥为安置。但也仅仅维持了数十年时间。
专制政府不但不提供服务，它的行政也极少和普通的民众发生关系。如前所诉，因为行政效能的低下，在一个庞大国家里，一个专制政府必须维持着数量可观的官僚队伍，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抽取税收，因为集中的权利结构，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质上等同于税收机构。政府必须保持财政和税源的稳定才可以正常的运转。我们常常听到关于专制政府苛捐杂税的怨谤，而实际上，面对一个虽然庞大但是普遍贫困的社会，当时政府的税制其实是很低的，清代的税制即便在号称富庶的江南地区，田赋也只达到百分之十，实际上，特别是明请两代的政府，在维持低税制上做了很多努力，这样似乎解释不通农民起义的根源问题，但我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根本就是错的。政府的税收的总量既然很少，它的作为当然也不会多，另一方面正因着政府的作为不多，它也不太需要急急忙忙的增加税源，况且若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力，税收当然也增长不起来。若论统治阶层的自身消耗，虽然奢侈，但也足够了。
即使政府诸事不做，对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而言，因为他们有着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有着饱食暖衣，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只要有一定时间的稳定局面，土地的所有制度还算合理，政府不去破坏它，社会经济总量还是会逐渐的繁荣起来。因为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生产用具尤其是人的闲置减少了，被压抑住的社会需求也开始抬升。用经济熟语解释就叫做景气，是一种自然的景气。比如南宋绍兴和议和隆兴和议之后出现的情景，开元盛世也不能说成是唐玄宗做了什么经济上的战略部署。而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在极端破败的情况下，国计民生稍稍好转一点，它的起点和尺度是非常低的，但就是这样的低标准，已经足以使政府和民众都感到很满意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本节列出的问题做一个结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职能目标，就是在一个较低的，几乎和贫困差不多的层次上来维持社会长治久安和政权的持续运转，对于有所发展，是想也没想过的。
二文化的阻断与启蒙
所谓灿烂的文明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历史上真实情况的不了解，如果认为领先于世界就值得如此称道，那么，在历经几千年的因循守旧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欧文明的大进步和我们的大停步以后，我们终于遇到了现实的危机。我们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地域和悠久灿烂的历史，在智力上，有着起码不输给世界一般民族的人民。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即使不能大有作为，也不至
于沦落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贫穷潦倒、任人欺凌的惨状。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优势地位丧失殆尽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文明到此也快要衰绝了,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尽管熟知古今以来的治乱,但是拿不出办法来应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遍体创痍，负担沉重的老大民族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里，落伍的太远，已经全然跟不上节拍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有相当多的人才涌现出来，来从事方方面面
的许多具体工作，以期全面的改造落后的社会面貌。这个改造的过程历时之久，可以说直到今天尚未完成。但是改造的历程开始的极为艰难缓慢，对于世界的大势，先进文明的情形，乃至于中国本身的状况，时人大多还处在蒙昧的状态里，更何况受着专制政治的压制，改革的任务从何处着手，改革的方案何从确定似乎都难以捉摸。沉睡的中国刚刚醒来，还有待于启蒙。
以我们今天来看，社会改革的要务当然是毫不客气的效法西方，但是要让中国人接受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总是抱残守缺的坚持自己的优越感，缺乏反思的精神与改革的勇气。传统和孔教的腔调历来是从宏观的角度着眼，在那些奥妙难懂的句子里，动辄便好象找到了世界的全部真理。过早的自以为是，君子小人的道德观念兼合着三六九等的尊卑思想，这就是中国提供给年轻一代的思想土壤。每个受教育的中国人天天诵读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恪守着“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信仰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陈词滥调。这些东西昭示给我们，中国人多么早的就找到了致郅太平的至理，悟出了道德文章的法门。我们中国人明白这么多大道理，可惜的翻翻四书五经三坟六典就是拿不出措施来，从物格而后天下平，可是物怎么格呢，格了几千年还是搞不出近代的物理学；早就高喊“选贤任能”，可是贤能怎么选而出呢？我们到现在没有探索出公平的选举制度。所以我们尽管有的是主张，但是没有办法，若是有办法，怎么会搞成现在这样呢？宗法社会和它的礼仪道德不但拿不出象样的办法，反而要处处为难我们，处处作我们前进路上的藩篱和壁垒。中国人束缚在这壁垒中不是一天两天，从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的正统，中国思想的活路就已经断绝，晚清的时代，经济上虽较前代有所迈进，但是中国的民智在四五百年专制文化的统治之下，实是倒退了很远。知识阶层的程度尚且十分差劲，普通未受教育的民众，就更加浑然不觉了。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高素质的具有现代社会法制权利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是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由此我们可以说的通为什么千万人口的欧洲小国可以富庶昌明，而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未必然的道理，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样是人自我发展的历程，现代社会是一个真正的活力来自民间的社会，人们根据着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向社会提供着商品和服务，提供着需要的满足和创造性的劳动。因此科学的制度设计
，现代化的人和社会为人提供的个性和自由的发展渠道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样的社会才能长久存在并且持续发展。时至今天，中国进行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变革还因为处处遭遇着观念的壁垒而困难重重，十九、二十世纪当时的国情和这个标准相差的就更遥远了。
因而改造社会的锋芒，必然的首先指向陈旧的观念。可是在传媒不发达的当时，精英分子所起到的真正社会影响有多大，各种各样的主义是否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和认识，现代社会的理念是否能建立起来，是否能够抗击来自乡野民间偏僻角落里的顽固传统，我还是很怀疑的。只能说，受到学说影响的是少部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以及将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青年。在法国在欧美，职业的启蒙家和职业的革命者各司其职，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情况是社会革命的领袖往往兼精神领袖于一身,这是因为能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如果想统一全社会的观念,则需要政权和暴力的力量来推动,而其余的思想观点则被视为异类,其结局难以避免的要逃逸或者被统一。应当看到中国不仅是体制的一元，在思想观念上，千百年来也不能容忍多元的状况。只是原来牢固的冰面，经过一翻轰轰烈烈的动摇以后，渐渐有了松动，但是真正的瓦解，尚需时间。
三 私权，无保留的让度
我们探讨过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也对应的冠以程序专制来研究专制制度的技术层面。但是实质的专制，还没有接触到。专制的核心和根源我以为不在其它，就在于贫穷。物质资料的匮乏怎样和专制联系起来，从与公权相对应的私权的角度，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解剖的口子。
私权受到漠视或者私权的概念根本没有，公权而且是集权成为最高的评判标准，这是专制的一大特征。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之下，历来没有民法的概念，并且其意识形态上也不存在完整的私权观念.我们接受目下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私权的所指虽然涵盖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做物权和人权两个层次的划分,物权包括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和获利的诸多权利，其核心是独立的经济基础；人权是在物权之上衍生而来，只有依赖独立的经济基础，只有受到承认并且受到保障的物权充分的发挥，在经济活动之中，以平等身份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人权才能建立起来。再这个先行后续的过程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进入以下至关重要的三个小问题的论述，来看看上面这些所需条件的不具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宗法社会的治理结构
“封建”一词，来源于日语词汇，本是对西语“fuedal system”的翻译。因为西欧所称的“fuedal system”与我们古代的社会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况且分封的制度在秦代即宣告结束，而井田制的理想在中国一天也没达成过，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定义古代社会为宗法社会，尽量不使用封建一词。
宗法社会的特征是以宗法维系下的经济组织（家族）为社会构成的一般单位，这种维系的方法，扩大到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中去。孔教所力求贯彻的天下一家的理念，就是要强调用“礼”的思想规范家族的治理和个人的受想行识，然后将此作为全社会普遍状态的一个模型，让整个的国家系统，形成家族一般的治理。所以君即是父，臣民也对应着子，军民君臣的关系被要求按照家族的规范行事，天地君亲师的纲常道德
，从对自然法则的武断臆造中来，形成荒唐的普遍伦理，这就是自董仲舒以降，被我们民族反复宣扬反复吹嘘的所谓“天人合一”，若论罪魁，当然是非孔仲尼不可，但若伦助长专制统治的第一罪人，当然首推董仲舒。
宗法系统下面，结成了层层的人身附属关系，任何人都被视为宗族的一员，任何人也只有取得宗族认可的资格，才可以在社会中立足。《红楼梦》揭示了了城市中贵族家族的宗族结构，在更为广阔的农村，聚族而居，同姓而居的村落由其中的乡绅地主作为宗族首领，在安土重迁的生存状态下，代代延续着若干个世纪都不会变动的宗族结构。土地所有者的田产，基本佃租给附近本村本族的乡民，跨越数省前来打工的，即使有也会在异地面临重重窘境，况且其本就是非常罕见的。
宗族群体形成了地域上的经济单位和权力单位，宗族的首领既是权力最高的家长，又是一切财产的所有者。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或是和他们结成深厚的利益同盟，或者本身就由这种人来充任。宗族成员虽然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被视为宗族家长的恩赐，随时可以被无条件的剥夺，可以说，最终的所有权或者说物权仍未发生让度。这种情况在国家最高的“家长”皇帝与宗族首领之间也是亦然，皇帝把持着整个
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和治理权力,原则上，他可以任意支配这一切。
所以宗法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决定了任何个人没有独立的物权和财产，所以民事法律没有存在的必要。刑事法律的责任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宗族，个人连独立人格都不具有，更不要谈什么人权了。
（2）普遍贫困与权利弱化
如上文所述，宗法伦理维系起来的大帝国，虽然看似繁荣强大，但即使在盛世的光景里，广大的民众才不过达到勉强温饱的生活，更何况和所谓大一统存在时间相当的所谓乱世了。在千年的专制治理下，中国人民其实饱尝了千年的贫困，“水旱兵祸，以至人相食”的惨状，不绝于史，到出都有发生。在血泪和风尘里，也只是盼望着暖衣饱食，有口饭吃。从来不感奢想富庶安定的舒适生活今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奢侈逸乐的情况虽然有，但只是少数阶层的少数人。整个社会的资源不是不丰富，但是制度的设计使得产出的物资相对于需要而言十分的稀缺，更何况分配的制度极端的不合理，人民鲜有获得教育的机会。专制政府虽然利益既得，但是很少考虑拿出力量和措施有效的救助民众，民间自发的相互救助虽然也有，但实在是杯水车薪。
在这样的治理下，普遍贫困成为社会的常态，孔教虽然喊出《礼记大同篇》中那样的社会理想，实际你去看看，它的大同标准很低，而且它也不指望靠社会生产的丰富来实现它，而是希望依靠民风民俗的所谓礼仪教化来实现这一点。孔教从来不提倡追求生活的舒适，所以他看不到民生艰困，却只是责怪教化的工夫不到，以至于民心不古，这样的学说和专制治理一结合形成了维持低水准安定的职能目标，产生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世纲领。
我们说物权的充分发展是达到人权的基础，再进一步才能期望私权平衡公权。然而物权也不是空泛的，要以财产做为寄宿和指归，连财产都没有，生计贫困，朝不保夕，哪里还有物权可谈，物权怎么能形成，要物权有什么用，要民法又有什么用呢？
贫困状态弱化了私权，却能够把公权强化到无以附加的集权地步，因为生存上的所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赖于人，私权只有彻底的让度，以至于集权阶层的愚民与驭民不但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为社会所认可，竟也被被愚弄，被奴役的阶层认可了。
贫困虽然是物质上的缺乏，但于人精神上的危害却更加严重。我们素认为，贫穷可以励志，可以使人思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于一个受尽其折磨的东西，我们不把自身的短处归罪于它，反而要把自身的长处归功于它，这真是中国的一大奇观。中国历尽了贫穷，我们虽然不畏惧它，但是决不该再赞扬它，在二十一世纪的科技和制度条件下，以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物资民力，当我看到有的地方贫困如此，深以为这是很可耻的。
（3）交易环节的的缺位
千年一贯的宗法社会，在元朝之后，出现了重大的分野。这里面的区分，引述黄仁宇先生的话叫做“中国走向了内敛”,元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发展到两宋，是相对开放的，具备外向型的性格。特别南宋的内外贸易和文化繁荣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远迈前代，宋代留给我们国势衰落印象，纯粹是一种误解。在帝国东南海岸的多个重要港口，常年聚集着大规模的船队，保持着兴盛的海路贸易。我时常联想到，在十三世
纪前后，在欧洲的新航路开辟还未可期的时候，在泉州或者明州的海岸，大规模的巨型船队驶出港口，扬帆出航，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但是明代建立的新的体制，及其为清代统治者的尊奉不移，五百年里几乎将整个社会的商业细胞消杀殆尽，在西欧众多国家野心勃勃的向外觊觎的时候，中国不可思议的关上了自己的大门。
明清帝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坚决的实行稳定小农的政策，必须的社会消费品，牢牢控制在政府的专卖之下。以家庭为单位的自己自足的简单农业生产，被当作最理想的经济状况，地方较大的经济集团的规模和实力，不仅受到严格控制，而且不定期的要遭到清洗。清代最著名的流放地，黑龙江宁安县当时称做宁古塔，一百五十余年间，竟有五百万人被流放于此，况且，流放的地点不止一处。时人写诗：“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佳丽半辽阳”，政治打击之外，还包含着经济上的目的，因为遭到这种流放的对象，往往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政府官僚，同时这些人又大多兼有地主的身份，在家乡或者地方广置田产，这也是当时社会资本流向的主要渠道。被流放的同时，是财产的籍没，往往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罪产生株连，使远离京城的某个地方村镇好不容易多年聚起的元气，毁于一旦。
以此为证是想说明，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段历史上，专制制度的设计与以前相比有了新的特点和面貌。他坚定的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结构和存在存在条件，力图实现着既贫且安的社会稳定，为此在政策和思想上多方的打击商业活动，商业资本的积累根本无从谈起，指望它向着产业资本的转化，更属奢望了。真正现代意义的商业不仅倍受重重打击，而且被全社会目为可耻的行径。
交易的过程不能创造出价值，但是因为有了交易，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因它而带来的间接利益成倍的增长。但当时制度设计，希望把交易变成成本极高回报极低的事情，造成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交易环节的缺位。
交易的缺位直接的是使经济失去了一个扩容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因循着低水平的运转。更为巨大的危害是，整个社会的资源没有很好的途径进行调配，公平平等的现在私权意识，效率观念，新的游戏规则，一切都没办法凭空的建立起来。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的和应用的，我们认为也是在交易的过程中发端，在一个交易缺位的社会里是没办法崛起的，而这些一切都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设计的必要因素，整个传统的宗法社会在未遇外力打破之前，依然维系着旧的价值观和宗法形态，遇不到挑战和对手，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着。
四道德依据和制度设计的再变革
专制政体是一种不科学的制度设计，同样的它也不能容纳科学本身，而只能和蒙昧主义，迷信崇拜结成天然的伴侣。我们看清楚了专制政治的职能目标、操作程序和文化专断以后，不难理解，它怎样的把中国社会引导到贫困落后的衰弱局面，把中国的民众带到绝圣弃智的愚昧境地。它之所以能骤然勃兴，因为它来自于一片更加荒芜的土壤，它在中国兴盛了如此长久，实在是我民族的大不幸。
黄仁宇在论述制度设计的时候，将其分为道德和技术的两层因素来考虑，他使用的技术一词，包括了所有程序上的命题，他的道德也是指精神层面的信仰原则。我虽然也用到技术一词，但所指更偏重于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因为我要再次用到道德依据的概念来分析问题，所以要拿出来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专制的设计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如此的不能相容，但在当初一团懵懂的情况下，认识这一点是异常困难的，没有人想到过现有的制度之外还存在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缺乏的东西太多，既没有健康的自然科学，也缺少象样的政治哲学，文化的氛围非常的僵化，经济上的普遍清贫，相对更早的世纪没有进步反有退步了，经济体系也缺少应有的活跃，权力阶层维持着四平八稳的礼仪教化，社会结构保持着令人窒息的宗法传统，现代社会的萌芽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生长出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不遇着外力的介入，在传统道德依据下，这种封闭的社会结构能否稳定下去，我以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可行的，因为没有任何条件让新的构想萌生出来，维持着原来的状态，社会也依然能够存在下去，我们承认当时的政治哲学虽然落伍，但在设计上的周密堪称登峰造极，它封闭了一切社会变革的缺口，有如在一个睡满一屋子人的铁房子里，不让一丝的阳光照射近来。
至于能维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外力的侵入不可避免的来了，这是强弱分化的必然结果，有如中国人老早讲过的“天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又如《马太福音》所说“拥有的还要给予，没有的连仅有的也要剥夺”，自然的因素让人类社会无论怎样都不能保持平均的状态。然而，文明输入的同时，不代表制度的主动输入，变革中国社会的专制系统和专制下的道德依据，还是要依靠中国人自己去完成，所以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开始效法西方，改造中国的落后。牵连无数神经元和周身细胞的复杂变革过程，我们不去涉及，即便在当时的人看来，也还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社会改革方案，政权阶层因其是专制治理的总代表，当然要受到猛击。因为政权和其所代表的的治理结构、道德依据，是扼杀现代社会最顽固的敌手，又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有效率的工具，况且它是有形的。
事情过去之后，我们总才会异常清楚。所谓的现代化的实现，还是要沿着的冲破专制的制度设计和道德依据两个途径去完成，完成的依据要以建立新的科学的制度设计和道德观念为标准。如上所述，专制不仅是政权力量的专制，实质专制，贫穷及其衍生物分布在社会系统中，它的生命力要更加的持久一些，同样的是对现代社会的阻碍。但是正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认清这一点，所以投枪利剑一般的社会运动往往找不到真正的目标，更夹杂各种利益因素没有办法统合起来，事情的艰难挫折再所难免，但是相对于过去的停滞不前，总是要好的多了。
小结
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在中国遇到的是空前的阻碍，完成现代制度的设计，完成现代公民阶层的塑造任重道远。我们今天的社会，脱胎于一个历经千年涉及方方面面的牢固的专制系统，私权的争得，经过了在公权缝隙中的挣扎，面对强大的公权而言，仍然是十分脆弱的，还形不成完善社会制度设计和塑造现代公民意识所需的微观面，所以宪法的宗旨和宪政的必要在于严格的限制公权的滥用，限制公权来谋私利，因为现有的状况，私权不仅形不成对公权的压力，反而受迫于公权，是理应当受到保护的。只有私权真正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专制系统留给我们的“遗产”才能真正的瓦解，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才有再进一大步的可能，这不是在和谁过不去，如果说这是在为谁争利的话，我想真正的获利者恐怕是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和我们的未来的子孙后世。
后记
闲散在家，做的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四天的黑白颠倒，写成这篇东西，虽然时间脑力的消耗都颇大，写完之后，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不是一篇学术性的论文，正因如此，我可以不必费力的摘引资料，写的时候可以我写我心，任意东西。虽然我很喜欢类似这种论述的方式，但是征询身边朋友的意见，很少有人喜欢读这种东西，特别是被一个女友不理解的斥为有病，评价道看了头昏，以此我觉的可读性可能也不
强。能够耐心看的下去我们就算交个朋友了，如果能引起观点的讨论，我就更加求之不得了。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来源于我近期读书积累的酝酿，就我目前的程度而言，算得上知无不言，没有什么保留了。只是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展开，有些问题在力求深入一步的时候明显的感到功力不够，另外，深夜敲字，情绪的起伏也难免控制不住，散布到文字中去。
当然有病也好，有伤也罢，文章开了一个头绪，写不完难免心中牵挂，现在终于算了一桩心事，8月14日一夜未眠，现在可以睡了。
参考书目和资料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李敖《独白下的传统》
黄仁宇《中国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镇江府志》
《宋史》
《清史稿》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高素质的具有现代社会法制权利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是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由此我们可以说的通为什么千万人口的欧洲小国可以富庶昌明，而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未必然的道理，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样是人自我发展的历程，现代社会是一个真正的活力来自民间的社会，人们根据着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向社会提供着商品和服务，提供着需要的满足和创造性的劳动。因此科学的制度设计
，现代化的人和社会为人提供的个性和自由的发展渠道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样的社会才能长久存在并且持续发展。时至今天，中国进行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变革还因为处处遭遇着观念的壁垒而困难重重，十九、二十世纪当时的国情和这个标准相差的就更遥远了。
因而改造社会的锋芒，必然的首先指向陈旧的观念。可是在传媒不发达的当时，精英分子所起到的真正社会影响有多大，各种各样的主义是否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和认识，现代社会的理念是否能建立起来，是否能够抗击来自乡野民间偏僻角落里的顽固传统，我还是很怀疑的。只能说，受到学说影响的是少部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以及将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青年。在法国在欧美，职业的启蒙家和职业的革命者各司其职，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情况是社会革命的领袖往往兼精神领袖于一身,这是因为能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如果想统一全社会的观念,则需要政权和暴力的力量来推动,而其余的思想观点则被视为异类,其结局难以避免的要逃逸或者被统一。应当看到中国不仅是体制的一元，在思想观念上，千百年来也不能容忍多元的状况。只是原来牢固的冰面，经过一翻轰轰烈烈的动摇以后，渐渐有了松动，但是真正的瓦解，尚需时间。
三 私权，无保留的让度
我们探讨过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也对应的冠以程序专制来研究专制制度的技术层面。但是实质的专制，还没有接触到。专制的核心和根源我以为不在其它，就在于贫穷。物质资料的匮乏怎样和专制联系起来，从与公权相对应的私权的角度，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解剖的口子。
私权受到漠视或者私权的概念根本没有，公权而且是集权成为最高的评判标准，这是专制的一大特征。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之下，历来没有民法的概念，并且其意识形态上也不存在完整的私权观念.我们接受目下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私权的所指虽然涵盖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做物权和人权两个层次的划分,物权包括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和获利的诸多权利，其核心是独立的经济基础；人权是在物权之上衍生而来，只有依赖独立的经济基础，只有受到承认并且受到保障的物权充分的发挥，在经济活动之中，以平等身份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人权才能建立起来。再这个先行后续的过程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进入以下至关重要的三个小问题的论述，来看看上面这些所需条件的不具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宗法社会的治理结构
“封建”一词，来源于日语词汇，本是对西语“fuedal system”的翻译。因为西欧所称的“fuedal system”与我们古代的社会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况且分封的制度在秦代即宣告结束，而井田制的理想在中国一天也没达成过，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定义古代社会为宗法社会，尽量不使用封建一词。
宗法社会的特征是以宗法维系下的经济组织（家族）为社会构成的一般单位，这种维系的方法，扩大到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中去。孔教所力求贯彻的天下一家的理念，就是要强调用“礼”的思想规范家族的治理和个人的受想行识，然后将此作为全社会普遍状态的一个模型，让整个的国家系统，形成家族一般的治理。所以君即是父，臣民也对应着子，军民君臣的关系被要求按照家族的规范行事，天地君亲师的纲常道德
，从对自然法则的武断臆造中来，形成荒唐的普遍伦理，这就是自董仲舒以降，被我们民族反复宣扬反复吹嘘的所谓“天人合一”，若论罪魁，当然是非孔仲尼不可，但若伦助长专制统治的第一罪人，当然首推董仲舒。
宗法系统下面，结成了层层的人身附属关系，任何人都被视为宗族的一员，任何人也只有取得宗族认可的资格，才可以在社会中立足。《红楼梦》揭示了了城市中贵族家族的宗族结构，在更为广阔的农村，聚族而居，同姓而居的村落由其中的乡绅地主作为宗族首领，在安土重迁的生存状态下，代代延续着若干个世纪都不会变动的宗族结构。土地所有者的田产，基本佃租给附近本村本族的乡民，跨越数省前来打工的，即使有也会在异地面临重重窘境，况且其本就是非常罕见的。
宗族群体形成了地域上的经济单位和权力单位，宗族的首领既是权力最高的家长，又是一切财产的所有者。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或是和他们结成深厚的利益同盟，或者本身就由这种人来充任。宗族成员虽然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被视为宗族家长的恩赐，随时可以被无条件的剥夺，可以说，最终的所有权或者说物权仍未发生让度。这种情况在国家最高的“家长”皇帝与宗族首领之间也是亦然，皇帝把持着整个
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和治理权力,原则上，他可以任意支配这一切。
所以宗法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决定了任何个人没有独立的物权和财产，所以民事法律没有存在的必要。刑事法律的责任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宗族，个人连独立人格都不具有，更不要谈什么人权了。
（2）普遍贫困与权利弱化
如上文所述，宗法伦理维系起来的大帝国，虽然看似繁荣强大，但即使在盛世的光景里，广大的民众才不过达到勉强温饱的生活，更何况和所谓大一统存在时间相当的所谓乱世了。在千年的专制治理下，中国人民其实饱尝了千年的贫困，“水旱兵祸，以至人相食”的惨状，不绝于史，到出都有发生。在血泪和风尘里，也只是盼望着暖衣饱食，有口饭吃。从来不感奢想富庶安定的舒适生活今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奢侈逸乐的情况虽然有，但只是少数阶层的少数人。整个社会的资源不是不丰富，但是制度的设计使得产出的物资相对于需要而言十分的稀缺，更何况分配的制度极端的不合理，人民鲜有获得教育的机会。专制政府虽然利益既得，但是很少考虑拿出力量和措施有效的救助民众，民间自发的相互救助虽然也有，但实在是杯水车薪。
在这样的治理下，普遍贫困成为社会的常态，孔教虽然喊出《礼记大同篇》中那样的社会理想，实际你去看看，它的大同标准很低，而且它也不指望靠社会生产的丰富来实现它，而是希望依靠民风民俗的所谓礼仪教化来实现这一点。孔教从来不提倡追求生活的舒适，所以他看不到民生艰困，却只是责怪教化的工夫不到，以至于民心不古，这样的学说和专制治理一结合形成了维持低水准安定的职能目标，产生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世纲领。
我们说物权的充分发展是达到人权的基础，再进一步才能期望私权平衡公权。然而物权也不是空泛的，要以财产做为寄宿和指归，连财产都没有，生计贫困，朝不保夕，哪里还有物权可谈，物权怎么能形成，要物权有什么用，要民法又有什么用呢？
贫困状态弱化了私权，却能够把公权强化到无以附加的集权地步，因为生存上的所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赖于人，私权只有彻底的让度，以至于集权阶层的愚民与驭民不但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为社会所认可，竟也被被愚弄，被奴役的阶层认可了。
贫困虽然是物质上的缺乏，但于人精神上的危害却更加严重。我们素认为，贫穷可以励志，可以使人思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于一个受尽其折磨的东西，我们不把自身的短处归罪于它，反而要把自身的长处归功于它，这真是中国的一大奇观。中国历尽了贫穷，我们虽然不畏惧它，但是决不该再赞扬它，在二十一世纪的科技和制度条件下，以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物资民力，当我看到有的地方贫困如此，深以为这是很可耻的。
（3）交易环节的的缺位
千年一贯的宗法社会，在元朝之后，出现了重大的分野。这里面的区分，引述黄仁宇先生的话叫做“中国走向了内敛”,元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发展到两宋，是相对开放的，具备外向型的性格。特别南宋的内外贸易和文化繁荣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远迈前代，宋代留给我们国势衰落印象，纯粹是一种误解。在帝国东南海岸的多个重要港口，常年聚集着大规模的船队，保持着兴盛的海路贸易。我时常联想到，在十三世
纪前后，在欧洲的新航路开辟还未可期的时候，在泉州或者明州的海岸，大规模的巨型船队驶出港口，扬帆出航，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但是明代建立的新的体制，及其为清代统治者的尊奉不移，五百年里几乎将整个社会的商业细胞消杀殆尽，在西欧众多国家野心勃勃的向外觊觎的时候，中国不可思议的关上了自己的大门。
明清帝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坚决的实行稳定小农的政策，必须的社会消费品，牢牢控制在政府的专卖之下。以家庭为单位的自己自足的简单农业生产，被当作最理想的经济状况，地方较大的经济集团的规模和实力，不仅受到严格控制，而且不定期的要遭到清洗。清代最著名的流放地，黑龙江宁安县当时称做宁古塔，一百五十余年间，竟有五百万人被流放于此，况且，流放的地点不止一处。时人写诗：“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佳丽半辽阳”，政治打击之外，还包含着经济上的目的，因为遭到这种流放的对象，往往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政府官僚，同时这些人又大多兼有地主的身份，在家乡或者地方广置田产，这也是当时社会资本流向的主要渠道。被流放的同时，是财产的籍没，往往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罪产生株连，使远离京城的某个地方村镇好不容易多年聚起的元气，毁于一旦。
以此为证是想说明，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段历史上，专制制度的设计与以前相比有了新的特点和面貌。他坚定的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结构和存在存在条件，力图实现着既贫且安的社会稳定，为此在政策和思想上多方的打击商业活动，商业资本的积累根本无从谈起，指望它向着产业资本的转化，更属奢望了。真正现代意义的商业不仅倍受重重打击，而且被全社会目为可耻的行径。
交易的过程不能创造出价值，但是因为有了交易，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因它而带来的间接利益成倍的增长。但当时制度设计，希望把交易变成成本极高回报极低的事情，造成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交易环节的缺位。
交易的缺位直接的是使经济失去了一个扩容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因循着低水平的运转。更为巨大的危害是，整个社会的资源没有很好的途径进行调配，公平平等的现在私权意识，效率观念，新的游戏规则，一切都没办法凭空的建立起来。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的和应用的，我们认为也是在交易的过程中发端，在一个交易缺位的社会里是没办法崛起的，而这些一切都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设计的必要因素，整个传统的宗法社会在未遇外力打破之前，依然维系着旧的价值观和宗法形态，遇不到挑战和对手，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着。
四道德依据和制度设计的再变革
专制政体是一种不科学的制度设计，同样的它也不能容纳科学本身，而只能和蒙昧主义，迷信崇拜结成天然的伴侣。我们看清楚了专制政治的职能目标、操作程序和文化专断以后，不难理解，它怎样的把中国社会引导到贫困落后的衰弱局面，把中国的民众带到绝圣弃智的愚昧境地。它之所以能骤然勃兴，因为它来自于一片更加荒芜的土壤，它在中国兴盛了如此长久，实在是我民族的大不幸。
黄仁宇在论述制度设计的时候，将其分为道德和技术的两层因素来考虑，他使用的技术一词，包括了所有程序上的命题，他的道德也是指精神层面的信仰原则。我虽然也用到技术一词，但所指更偏重于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因为我要再次用到道德依据的概念来分析问题，所以要拿出来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专制的设计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如此的不能相容，但在当初一团懵懂的情况下，认识这一点是异常困难的，没有人想到过现有的制度之外还存在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缺乏的东西太多，既没有健康的自然科学，也缺少象样的政治哲学，文化的氛围非常的僵化，经济上的普遍清贫，相对更早的世纪没有进步反有退步了，经济体系也缺少应有的活跃，权力阶层维持着四平八稳的礼仪教化，社会结构保持着令人窒息的宗法传统，现代社会的萌芽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生长出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不遇着外力的介入，在传统道德依据下，这种封闭的社会结构能否稳定下去，我以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可行的，因为没有任何条件让新的构想萌生出来，维持着原来的状态，社会也依然能够存在下去，我们承认当时的政治哲学虽然落伍，但在设计上的周密堪称登峰造极，它封闭了一切社会变革的缺口，有如在一个睡满一屋子人的铁房子里，不让一丝的阳光照射近来。
至于能维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外力的侵入不可避免的来了，这是强弱分化的必然结果，有如中国人老早讲过的“天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又如《马太福音》所说“拥有的还要给予，没有的连仅有的也要剥夺”，自然的因素让人类社会无论怎样都不能保持平均的状态。然而，文明输入的同时，不代表制度的主动输入，变革中国社会的专制系统和专制下的道德依据，还是要依靠中国人自己去完成，所以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开始效法西方，改造中国的落后。牵连无数神经元和周身细胞的复杂变革过程，我们不去涉及，即便在当时的人看来，也还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社会改革方案，政权阶层因其是专制治理的总代表，当然要受到猛击。因为政权和其所代表的的治理结构、道德依据，是扼杀现代社会最顽固的敌手，又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有效率的工具，况且它是有形的。
事情过去之后，我们总才会异常清楚。所谓的现代化的实现，还是要沿着的冲破专制的制度设计和道德依据两个途径去完成，完成的依据要以建立新的科学的制度设计和道德观念为标准。如上所述，专制不仅是政权力量的专制，实质专制，贫穷及其衍生物分布在社会系统中，它的生命力要更加的持久一些，同样的是对现代社会的阻碍。但是正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认清这一点，所以投枪利剑一般的社会运动往往找不到真正的目标，更夹杂各种利益因素没有办法统合起来，事情的艰难挫折再所难免，但是相对于过去的停滞不前，总是要好的多了。
小结
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在中国遇到的是空前的阻碍，完成现代制度的设计，完成现代公民阶层的塑造任重道远。我们今天的社会，脱胎于一个历经千年涉及方方面面的牢固的专制系统，私权的争得，经过了在公权缝隙中的挣扎，面对强大的公权而言，仍然是十分脆弱的，还形不成完善社会制度设计和塑造现代公民意识所需的微观面，所以宪法的宗旨和宪政的必要在于严格的限制公权的滥用，限制公权来谋私利，因为现有的状况，私权不仅形不成对公权的压力，反而受迫于公权，是理应当受到保护的。只有私权真正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专制系统留给我们的“遗产”才能真正的瓦解，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才有再进一大步的可能，这不是在和谁过不去，如果说这是在为谁争利的话，我想真正的获利者恐怕是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和我们的未来的子孙后世。
后记
闲散在家，做的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四天的黑白颠倒，写成这篇东西，虽然时间脑力的消耗都颇大，写完之后，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不是一篇学术性的论文，正因如此，我可以不必费力的摘引资料，写的时候可以我写我心，任意东西。虽然我很喜欢类似这种论述的方式，但是征询身边朋友的意见，很少有人喜欢读这种东西，特别是被一个女友不理解的斥为有病，评价道看了头昏，以此我觉的可读性可能也不
强。能够耐心看的下去我们就算交个朋友了，如果能引起观点的讨论，我就更加求之不得了。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来源于我近期读书积累的酝酿，就我目前的程度而言，算得上知无不言，没有什么保留了。只是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展开，有些问题在力求深入一步的时候明显的感到功力不够，另外，深夜敲字，情绪的起伏也难免控制不住，散布到文字中去。
当然有病也好，有伤也罢，文章开了一个头绪，写不完难免心中牵挂，现在终于算了一桩心事，8月14日一夜未眠，现在可以睡了。
参考书目和资料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李敖《独白下的传统》
黄仁宇《中国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镇江府志》
《宋史》
《清史稿》
作者试图以中国古代的统治特征和文化渊源来说明当代变革的阻力
来拒绝任何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构架
可惜作者一味的认同和追捧西方公权民权的定义
来拒绝任何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构架
可惜作者一味的认同和追捧西方公权民权的定义
中国的统治文化里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的民权元素，最高境界大概就是“君轻民重”，本质上还是不平等的。长期的儒家教化是民众心理沉淀了厚重的君臣思想和清官情结，至今认识中国政治的二元核心，我们的人民似乎从来没有自主的权利，吃什么反打什么工都要官僚操心。
我看来当今社会人民自主强过十个好总理百个包青天。
我看来当今社会人民自主强过十个好总理百个包青天。
以下是引用oxo在2003-8-23 1:25:00的发言：
中国的统治文化里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的民权元素，最高境界大概就是“君轻民重”，本质上还是不平等的。长期的儒家教化是民众心理沉淀了厚重的君臣思想和清官情结，至今认识中国政治的二元核心，我们的人民似乎从来没有自主的权利，吃什么反打什么工都要官僚操心。
我看来当今社会人民自主强过十个好总理百个包青天。
确实如此。中国极待提高全体的民主意识。可惜还有人或以“西化”为名或以“中国特色”为名反对民主的普及。
忽然想起邓公的话，“中国主要还是要防止“左”的东西”。认识深刻！
首先说这是一片很好的文章，特别是能拿出四天的时间静下心来洋洋洒洒的写出数万字的文章。我做不到，所以敬佩之至。
文章的论点，全盘西化也好，全面否定也好，咱不评论。主要认为作者在几个方面是忽视了。
1）元朝入侵对宋朝新兴的民族资本阶级发展的影响。
2）清朝闭关锁国于西方新兴的海权理论的冲突。
3）科技的发展与神权论的冲突。
4）中国道教在哲学与化学方面的衰败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5）《周易》对现代中国人潜意识的影响。
等等。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真是不错。
文章的论点，全盘西化也好，全面否定也好，咱不评论。主要认为作者在几个方面是忽视了。
1）元朝入侵对宋朝新兴的民族资本阶级发展的影响。
2）清朝闭关锁国于西方新兴的海权理论的冲突。
3）科技的发展与神权论的冲突。
4）中国道教在哲学与化学方面的衰败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5）《周易》对现代中国人潜意识的影响。
等等。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