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军事史上的丰碑——黄埔军魂

1924年6月16日，在广州市东郊，位于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正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开学典礼。

上午9时30分，一个身材不高的大人物登上了主席台作开学演说。他，就是已为中国民主富强艰辛奋斗了30年的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已是身患重疴，来日无多。昔日器宇飞扬的神采已大半消退，身体的虚弱使他显得勉力支撑。然而，孙中山的这次演说很长，讲了有一个多小时。此后，直到逝世，素有“孙大炮”之称的他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样长时间的演说。

孙中山说，民国革命胜利已经有13年了，可中国还是军阀割据，人民生活在被压迫的困苦之中。看看中国的邻居俄国，比中国的革命要晚了6年，可是已经彻底成功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比起来，要更为艰难困苦，为什么反倒比中国成功得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从一开始就组织了革命的军队，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倒了反革命的军队。反观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因此就无法动摇官僚军阀的基础。没有革命的军队，中国的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功。因此，今日建立军官学校，就是要为将来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打基础。

孙中山说，在此前的革命中所依靠的军队，都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并没有受到过革命的教育，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和信仰，只知道升官发财，是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所以，革命每到重要关头，这些人就会以自私自利之心取代革命的口号，掉转枪口以为军阀的走卒，而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在今后，就是要建立一支以主义和信仰为支撑的革命军队，他们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在先前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就是以很少的人数和武器而打胜了占优势的清兵。所以，革命的胜利，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有没有革命志气。
最后，孙中山告诫说，革命是不寻常的事业，必然艰苦卓绝，有升官发财之心者请莫入此门。革命的目标首先是要打倒北洋军阀，所以一定会有牺牲。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每一个革命者，都要有必死的信念。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可以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孙中山的演说结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变得焕然一新。一所小小的军官学校，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终于开花结果，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北洋军阀，实现了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初步革命理想。这所军官学校，就是名垂历史的黄埔军校。

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早年信仰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并为此先后多次组织了革命政党，依靠各种力量进行斗争。为推翻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孙中山先后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屡仆屡起，愈挫愈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民国后，孙中山本意从此投身于中国的实业建设，曾豪情满怀地说：要在10年内建设10万公里铁路！不想由于国内的激进力量与保守力量反复争斗，袁世凯为控制局面，昏招一出竟要在中国复辟帝制。孙中山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以重建民主共和。

袁世凯复辟帝制最终失败，在羞怒之中突发急病暴死。此后，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割据争斗之中，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国家长期混乱动荡。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民国是假民国，共和是假共和，实际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任意损害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在南方连续组织了两次护法运动，期望能进行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可是，因为孙中山依靠的武装力量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他们阳奉阴违，只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以扩充实力，多次倒戈叛变，使得北伐屡屡胎死腹中。特别是在1922年6月，孙中山的亲信学生，他一手栽培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的临时大总统府，几乎使孙中山葬身火海，不得不移驻“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指挥平叛。而怀有身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在混乱中一度与其失散，两个人唯一的爱情结晶亦在颠沛中流产。这次失败，是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遭受打击最大的一次。他伤心欲绝，心力交瘁。此后，孙中山开始认真反省革命往事，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之路做着苦苦思考。

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这时，他已看出了欧美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实并不真心支持中国革命。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中国寻求代理人。他们并不需要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希望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些国家，是孙中山敬仰的俄国朋友列宁所说的真正的帝国主义。那么，还能依靠谁呢？

正在此时，苏俄驻华大使越飞前来拜访孙中山。越飞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此行正是奉列宁之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前来游说，希望能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对列宁可以说是神交已久，这位手段高强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令他十分钦佩。在与越飞交谈之下，孙中山苦苦思索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越飞强调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建议孙中山先从建立培养革命军官的学校起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军队。孙中山以前一直信奉欧美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军队国家化，并不干预政治。可是，革命以来遭到的诸多挫折，无不缘于手中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而导致。在中国这样军阀割据混战的国家，手中没有枪杆子说话就没有分量，此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孙中山深信，他终于找到了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在给当时尚年轻的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断言：“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越飞的引见下，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拜会了孙中山。李大钊为人热情质朴，目光远大，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力主国共合作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孙李二人交谈之下，顿觉相见恨晚，秉烛夜谈直至天亮。孙中山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号，叫“孙大炮”。这是军阀们给他起的，意思是说孙中山手里没兵，拿嘴皮子当大炮来轰人。此次他更是毫不掩饰，将胸中的块垒尽倒而出。李大钊则详尽地解答了孙中山提出的问题，并将共产党人的理想与目标坦诚相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和李大钊终日长谈不休，中国历史就在这时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1923年11月，孙中山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吸收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当时，中国国民党有数十万党员，是中国第一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过几千人，双方实力相差极为悬殊。孙中山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党内许多大佬的反对。然而他坚信自己的思考。孙中山认为，以中国的国情，是无法成为一个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必有此种顾虑。而以中国国民党的实力，与当时力量弱小的中共合作，只能是前者容纳直至溶化后者。所谓“容共”，正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他要借助的，是中共强大的组织宣传力量及其身后苏俄的战略支持，特别是中共对于广大底层群众的影响力，这是打破目前困局的唯一出路。也唯有此，国民党才能吸收新鲜血液，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改组成为一个纲领明确、纪律严明的有强大战斗力的政党。目前革命首要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需要革命的武装，非与中国共产党及其身后的苏俄合作而不能达此目的。因而，孙中山以领袖的影响力力排党内众议，实现了其革命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转变。

1924年1月，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他当年提出的三民主义，加入了“联俄、联共（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随后，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军官学校。经过反复权衡之后，确定军官学校的全称叫作“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选在广州东郊黄埔港珠江中央的长洲岛上。该岛四面环水，面积只有约6平方公里，从岛上坐船到广州市区要两个多小时，交通并不方便。之所以将校址选在这里，一是因为其远离市区，环境幽静，可以埋头苦读；二是因为该岛位置能控制珠江江面，易守难攻，较为安全，不会轻易被当时盘踞在广州的滇、桂军阀部队包围吃掉；三是在岛上有一批旧的原清陆军小学堂房舍，可以略加翻修作为校舍，能省一大笔钱及不少人力。正是在这个小岛上，诞生了一所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军校。从这里走出的教官学生，日后有很多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后来，人们一律把这所学校称为黄埔军校，至于其本来的名称，倒是很少有人提及了。

孙中山本来是想自己亲任军官学校校长，可是因为身体及精力的原因，便改派亲信蒋介石担任校长。蒋介石时年37岁，在效忠孙中山的建国粤军许崇智部队中任参谋长。蒋介石曾在日本东京振武军事预科学校就读，回国后在军队中搞了十几年，打过仗，算得上是能文能武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年前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曾冒险亲赴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不顾危险护卫多日，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为了表彰与激励蒋介石，孙中山与蒋介石合影留念，并将当年赠别黄兴的古句书联亲笔手书赠给蒋介石，这就是日后一直挂在蒋介石办公室中的那两句书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

蒋介石开始时并没太把这个军校校长当回事，有一段时间还不想就任。当时被任命军校党代表的是廖仲恺，此人是积极追随孙中山的铁杆班底之一，胸襟很大，能够忍辱负重。他力劝蒋介石来上任，并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其间蒋介石耍了几次宝，还撂挑子跑回了老家。廖仲恺等人多次劝慰无果，直到孙中山发了火，蒋介石才回来上任。在军校的筹办过程中，有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加入其中。如周恩来、邓演达、叶剑英、聂荣臻、何应钦、戴季陶、陈立夫、张治中、李济深、顾祝同、陈诚等。这些在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当时却不过都是初出茅庐。

黄埔军校的招生本来预计是324名，不想一开始就人满为患。不但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涌来，连许多已经有了军职的人也想进入军校。结果仅广州一地报名的人数就达到了上千人，全国各地的就更无法计数了。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取严格考试的办法，择优录取。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广东，是公开设置考场；在北洋军阀占据的北方，则在中共的组织下，进行了秘密考试。在此其间，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党国要人们，着实塞了不少条子，大开了一阵后门。最后，黄埔军校第一期共录取了635名学生，比预计的翻了一番。

在第一期学生中，招上来一堆日后国共双方的名将要人。国民党一方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陈明仁、范汉杰、郑洞国、黄维、俞济时、桂永清、孙元良、侯镜如、黄杰、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冷欣、酆悌、袁守谦、潘佑强、王敬久、王叔铭、霍揆彰、罗奇、李默庵、宋希濂、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夏楚中、王仲廉、陈大庆、马励武、刘戡、董钊、李铁军、李良荣、张雪中、唐云山、伍诚仁、张镇、宣铁吾、何绍周、廖运泽、袁朴等；共产党一方的，有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周士第、蒋先云、李之龙、曹渊、刘畴西、赵自选、唐澍、黄鳌、王泰吉、孙德清、吴展、董朗、李谦、彭干臣、彭明治、阎揆要、袁仲贤、李汉藩、宣侠父、刘云、黄锦辉、贺声洋、何章杰、陈启科、黄振常等。可谓是群星灿烂。

黄埔一期生中的国民党一方，除了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袁守谦等后来走了政工情治路线外，其余诸人多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统兵大员。像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黄维、李默庵、宋希濂、李仙洲、孙元良、李延年、马励武、刘戡、董钊等人，既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又是中共军队的手下败将；而陈明仁、侯镜如、廖运泽等，曾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后来又因不同原因投向了中共一方；关麟征、张耀明则在日后相继出任了黄埔军校后身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之职；桂永清、王叔铭、罗奇、陈大庆、袁守谦等，撤到台湾后得到重用，成为了拱卫宝岛的军政骨干。

黄埔一期生中的共产党一方就更为人所熟知了。仅1955年授衔时，就出了一位元帅（徐向前）、一位大将（陈赓）、一位上将（周士第）、两位中将（阎揆要、彭明治）；在20世纪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左权5人入选；像蒋先云、李之龙、李汉藩、曹渊、王尔琢、唐澍、王泰吉、孙德清、宣侠父等人，都是建国前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而更有一位特殊学生刘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中最早驾驶飞机作战的人。1930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长江局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云在武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蒋介石闻讯后竟连夜从南京飞抵武汉劝降，遭到刘云的严词拒绝，9月6日，刘云英勇就义，时年30岁。

在这帮学生中，还出了黄埔军校历史上著名的“黄埔三杰”和“文武三杰”。所谓“黄埔三杰”即蒋先云、贺衷寒、陈赓，时人称之为“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其中蒋先云考入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真正的人中龙凤，黄埔学生中公认的领袖。他是湖南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学生运动和工作运动领袖，其入党介绍人就是毛泽东。蒋介石对蒋先云也喜欢得不得了，费尽心机想将其收为己用，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巫山（蒋先云的别号），将来革命成功了我就解甲归田，这帮生龙活虎的黄埔子弟只有你才能就统领得了。”能为国共两党领袖如此重视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不作第二人想。然而蒋先云不为蒋校长所动，为革命理想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1927年5月，时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77团党代表兼团长的蒋先云率部参加二期北伐，在河南临颖与奉军张学良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5岁。

贺衷寒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因与中共领导人张国焘不睦而被开除团籍。他有极强的宣传和鼓动能力，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不过他野心太大，在西安事变时押错了宝，支持何应钦出兵讨伐张杨。蒋校长安全回来后就将他踢到一边，从此只好半辈子混个温饱了事。

陈赓大家就太熟悉了，为人热情，急公好义，是后来的黄埔子弟人人尊敬的学长。因他办事敏捷利落，不辞劳苦，所以被称为“陈赓的腿”。当初考黄埔时，他正在程潜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上学，硬是带着左权、李默庵等一批同学转到了黄埔军校，气得程潜派人和蒋介石交涉点名要求其开除陈赓。在革命岁月中，陈赓素以幽默风趣不安分而著称，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如在黄埔时陈赓看傻大个关麟征不顺眼，就在一次会操时故意对关麟征挤眉弄眼。关麟征忍不住笑了，当教官发现跑过来时陈赓早已挺胸肃立，而关麟征还在咧嘴傻笑。教官上去就给关麟征屁股上来了一脚，斥责道：“成何体统！你看陈赓，那才是革命军人的样子！”气得关麟征只能干瞪眼；恽代英在黄埔任政治教官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非常俭朴，常年剃光头，整个一苦行僧，在党内素有“甘地（印度那位圣雄）”之称。陈赓就觉得没必要，把身体搞坏了还干什么革命啊！但他又劝不动恽代英，就想了一个办法。当看到恽代英好不容易打个盹时，陈赓就拿着毛笔悄悄把恽代英的眼镜全给涂黑了。恽代英是个大近视眼，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摸起眼镜戴上。结果一看，天还黑着呢，那接着睡会吧。反复几次，发觉不对，才明白是有人捣蛋；到了延安整风时，陈赓奉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一次毛泽东在陕北军政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台下几百人都在凝神聆听。陈赓突然站了起来，直奔主席台走来。全场的人都愣住了，毛泽东也停下了讲话，诧异地问道：“陈赓同志，你有什么事？”陈赓也不答话，走到主席台前，端起毛泽东桌上的茶杯就“咕噜咕噜”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抹了抹嘴，敬了个礼才开口：“报告主席，我口太渴了。” 立时，全场响起一片哄笑。毛泽东是哭笑不得，只好说了一句：“你这个陈赓呐!”

所谓“文武三杰”是后来国民 党军中的称呼，即“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其中贺衷寒在前边介绍过了，随蒋介石集团跑到台湾后长期任高级闲职，于1972年病逝；胡宗南也广为人所熟悉，是蒋介石后来最器重的黄埔学生，也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做到陆军上将职位的人。起初他在报考黄埔时因个子矮还被刷了下来，是经廖仲恺特批才参加的考试。不过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浙江小同乡，文笔不错，在黄埔时反共态度也很鲜明，因而得到了蒋校长的青睐。胡宗南毕业后到军中任职，从北伐开始屡立战功，特别是在中原大战时打出了威名，后来得以统领蒋介石的起家部队天下第1军。胡宗南在军阀混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兵打仗表现相当不错，可从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中却几无所成，在陕北被彭德怀打得大败，气得蒋介石骂他“志大才疏”；李默庵在黄埔时是表现积极的共产党人，后来却成了第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的黄埔学生。他在中原大战、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都立有战功，遂得以进入“文武三杰”之列。不过解放战争开始后，李默庵指挥12万国民党军进攻苏中解放区，被粟裕指挥的3万多华中野战军打得大败，成就了粟裕的“七战七捷”之名。此后，李默庵就退出了指挥第一线。大陆解放后，李默庵拒绝去台湾，移居海外，坚持国家统一的立场。1990年，李默庵回国定居，后来还被选为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黄埔军校的组织模式，是仿照苏联红军的。孙中山原来一直头痛，如何能使一支军队始终保持革命性，而不使其变质的问题。以欧美诸国的军队国家化原则，已证明当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国内诸军阀部队的养军模式，更是令孙中山厌恶之深。直到在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确立了“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在军队中，设置国民党的组织，使军队完全处于党的掌控之下，并以党的主义指挥全军，从而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党军”。这一原则首先就体现在了黄埔军校的创办上。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军校特别党部，通过全校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会以负责全校所有的日常事务，监察委员则监督执行的效果和执行委员本人。所有委员均由全体教官学生选举产生，包括校长在内任何人不得有特权。在校党部下又设各区队的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党小组长由各区队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学生队分部干部由各学生队全体学生选举产生。党小组只对军校上一级党组织负责，而不对任何非组织的个人负责。这种组织模式从理论上说是很好的，可以体现出民主原则，保证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杜绝了个人擅权。可惜的是，偏偏有人不遵守，你又拿他没办法。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虽为新时代的政党魁首之一，但实际上却是个思想旧式的人物。他对时髦的政治理论并不太懂，却极为专权，信奉的是独裁政治，民主不过是拿来玩玩的手段。在军校的第一届特别党部选举中，他和4名学生一起被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又选蒋为监察委员。从这一选举结果看，倒也并不失其校长的面子。可是，随后蒋介石就开始带头不遵守党纪校规。他以校长、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身份，直接下文指定各学生区队的党小组长，并要求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他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这就违反了黄埔军校的组织原则，从而引起了建校不久的一场风波。

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党内高层并无什么反响。由此即可看出，国民党从来都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对自己的党纪党规也并不尊重，这也正是孙中山力主改组国民党、引入共产党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浙江籍的学生、共产党员宣侠父站起来了。他直接上书蒋介石，批评其违反了孙中山的治党原则，长此以往，党组织就会变成个人的工具。本来宣侠父和蒋介石是浙江同乡，又同样有留日经历，且为人急公好义有才有德，正是蒋介石准备收为己用的重要目标之一。开始蒋介石对宣侠父还很客气，操起一口绵软的浙江官话好言相劝，要求其收回指责并认错道歉，仍然是校长欣赏的好学生。然而宣侠父并不因蒋校长的好意而放弃原则，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使他慷慨陈辞。蒋介石没什么理论功底，根本说不守宣侠父。但他有一身混迹上海滩的痞气和一代枭雄的奸猾，立即绕开了这一事件的政治涵义，而是指责宣侠父目无师长，不执行命令，要他写悔过书，否则将予以开除。当时中共在黄埔的组织还只是秘密初建，既分散人又不多，结果没能及时声援和支持宣侠父。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分歧演变成了校长和抗命学生的个人行为，其结果可想而知。宣侠父人如其名，是个硬骨头，毫不退让，愤然于3天后离开了黄埔军校。临行前留诗两句：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宣侠父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而实际上正是在这时，蒋介石迈出了其把持黄埔军校，以至最终把持了整个国民党的脚步。

宣侠父后来到了党在北方的领导人李大钊手下工作，并受李派遣前往冯玉祥部国民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也开始“清党”，宣侠父与刘伯坚、刘志丹等人一起被“礼送”出境。此后宣侠父相继到梁冠英、吉鸿昌部中做兵运争取工作，吉鸿昌就是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宣侠父的多方奔走下，促成了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联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收复了被日伪军侵占的察东重镇多伦，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当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接连失败后，宣侠父转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宣侠父奉命到香港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积极联络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抗日反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以八路军住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及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继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宣侠父能说能写，雄辩滔滔，活动能力极强，冯玉祥就评价其为：“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二百门大炮。”蒋介石最恨有人来分化他的黄埔系统，而且宣侠父还是曾经“背叛”了他的学生，就更不能容忍。他指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对宣侠父实施秘密制裁。蒋鼎文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直接带过第一期学生，与宣侠父熟识。自从宣侠父在西安上任以来，时常找蒋鼎文来为八路军要接济，弄得蒋鼎文头痛不已。蒋介石下了命令，蒋鼎文终于得到了解脱。他随即将除掉宣侠父的命令传达给了在西安的军统组织。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军统特务绑架后杀害，时年39岁。

到了转过年来的军校第二届特别党部选举时，中共在黄埔的组织已蓬勃发展起来，提前就在幕后进行了周密运作。结果经全校投票后，选出的7名执委中就有6名是共产党员，令校内的右派人士一片惊慌。而校长蒋介石竟然落选，这让他大为羞恼，甚至闭门不出。好脾气的廖仲恺几度登门相劝，最后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指定蒋介石担任军校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才算是了结此事。此后，蒋介石注意在选举前拉票，总算是没出现再次落选的窘况。1926年后，蒋介石羽翼逐渐丰满，便借口自己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再参加军校的选举。

正是由于蒋介石有意不遵行孙中山确定的治党原则，而国民党中又无人加以制衡，就连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没能重视这个问题。其后日久，蒋介石终于逐渐把持了军权，从而能够挟制党权，并以枭雄之术降服众多异己，最终将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军。

在黄埔的历史中，有一个人是绝不能不提的，他就是周恩来。黄埔建校初期，特别需要政治干部，孙中山遂指令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向中共方面求贤。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最高负责人是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他既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很快开列了一份15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在欧洲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工作。张申府立即召他回国，并给他寄去了回程的旅费。1924年8月，周恩来从欧洲归国，在张申府推荐下进入黄埔军校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时年2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从当年留下来的入校时标准照就能领略到这位曾经号称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风采。在此之前，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已辞去了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其时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又服从了中央。张申府知识分子气极重，绝不低头，就此脱离了自己曾最早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多少年后，张申府曾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周恩来是党内品质最好的人，可惜弯得太厉害，最终也害了自己。”

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了政治部，在校内和军队中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鲜事物。最早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不过他不想和共产党人共事，没干几天就辞职了；第二任是戴季陶，他喜欢搞的是孔孟复古理论，对政治工作没兴趣，也没干几天；第三任是邵元冲，此人根本不懂政治工作，把这个职务当成了官做，弄得政治部死气沉沉；第四任，换成了周恩来。

周恩来上任后，立即着手开展政治部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将政治部的各个组织机构全部建立了起来，担负起了全校的政治学习、训练及宣传任务；周恩来还制定了军校的政治教育计划，开设了政治课，系统地向全校学生讲授政治理论和传播革命思想；周恩来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积极地从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将共产党的思想在军校中广为传播，很快就在一期学生中发展了80多人加入中共；周恩来还亲自推动建立了军校中的进步青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从而团结了广大师生。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师生官佐普遍受到了基本的政治教育，明白了中国为何而衰弱，要向何种势力作战等原则方向问题，从而激发了对信仰的坚守和投身作战的巨大热情。此后，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的黄埔军，在政治素质上高出了国内所有军队一筹，终于成为了一支在当时中国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

周恩来不但聪明机警，才干超群，而且思虑周到，待人坦诚而热情，人际关系极好，所办各事无有不成。在风云诡异，国共合作波折不断的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出色地协调了各种势力为革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因而成为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聪明才智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信赖，甚至连蒋介石也对其敬畏不已，几次三番想网罗至麾下，却终未能得逞。日后，很多国民党要人都叹息说，如果周恩来能辅佐蒋介石，那国民党肯定能得天下，只可惜……

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当时被黄埔学生们满怀尊敬地称为“黄埔之母”。是他，在军校草创初期，经费十分紧张，以至学生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多次去向盘踞广东的滇、桂军阀借钱，从而使黄埔军校度过了最初的难关。廖仲恺非常支持蒋介石的工作。因为蒋爱面子，好发脾气，人缘并不好，所以许多事情只有依靠廖仲恺出面解决。廖仲恺慈祥热情，不摆架子，学生们有了困难去找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然而廖仲恺又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了党内左派的核心人物，一直极力维护着国共合作的大局。因此，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非常痛恨，开始密谋刺杀他。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亡。此后，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衰，而黄埔军校中也再无人能制衡蒋介石。借调查廖案之机，蒋介石大展手脚，将党内大佬胡汉民、许崇智等赶出了广州，夺取了国民政府的军政实权，一举成为了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人物。

另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是邓演达。他是保定军校出身，曾做过孙中山的卫士。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先后出任过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等职。他操令严格，严于律己，坦诚待人，因而深得学生们的尊敬。右派人士则骂他为“黄埔四凶”之首。另外三凶是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都是黄埔教官，皆以律令严格和高尚的品格操守而被学生们所敬畏。孙中山和廖仲恺相继逝世后，邓演达坚持三大政策，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被迫转入地下，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他联合左派组建第三党，并积极联络黄埔学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势力遍布14个省、市，准备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起义。因事机不密，军事倒蒋失败，邓演达也遭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时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学生联名请求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令以黄埔大家长自居的蒋介石极为惊恐。他不能容忍还有另一个人成为黄埔学生的领袖，在多次拉拢劝诱邓演达无效后，于1931年11将其在南京秘密杀害。

在黄埔创校初期，戴季陶、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立夫、王柏龄、钱大钧等人都是应蒋介石之邀而来的，而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最重要的班底人物之一何应钦，与蒋同出于日本东京振武军事预科学校，回国后又同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职，早年就认识。何应钦养成了一副标准的日本军人架势，常年推小平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近酒色，为当时旧军队中的异类。他在上海没混下去，就跑回家乡贵州投身黔军。何应钦野心很大，在黔军中排斥旧部署，架空老上级，自己俨然成了老大。然而好景不长，在四川称王称霸的黔军袁祖铭部打回了贵州，将何应钦击败。在逃亡的路上，何应钦又挨了仇家一黑枪，显些命丧黄泉。西南是呆不下去了，他只好跑到了广州。正好广东国民政府在筹办黄埔军校，需要何应钦这种留过日的军事人才，他就跑旧相识蒋介石的门路进了黄埔，担任了少将总教官。何应钦办事一丝不苟，随时在岗，对校内事务非常熟悉。蒋介石原来并不是很了解他，后来发现无论什么时候找何应钦，总是随找随到，谈起工作时对答如流，这令蒋介石非常高兴。此后他刻意栽培，屡屡对何应钦委以重任，甚至把最初的黄埔党军也交给何指挥。而何应钦表现也相当不错，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黄埔军校的校旗和后来中华民国的国徽，就是出自于何应钦的设计。因为何应钦的才干及其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其在中央军中的班底系统，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就是何应钦系统中的大将。后来，何应钦与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被称为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何应钦又居其首，被称为“大金刚”。不过，得意之中的何应钦又泛起了野心，先后对蒋介石演出了北伐时的“逼宫下野”和西安事变时的出兵“讨伐”等戏码。老蒋是何等人，早就对他存了疑忌，因而刻意扶植陈诚系统来制衡何应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拿掉了何应钦的兵权。此后何应钦未能东山再起，职位虽高却成了闲散人员，跑到台湾后战战兢兢混过了余生。

蒋介石嫡系中的另一个大系统就是陈诚系统。此人我们都知道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后来还成了蒋的继承人，台湾的“中华民国副总统”。最初的陈诚可不是这样，并没有生就一副富贵相。陈诚是体育师范毕业，先前的理想不过是当个小学教师。后来因父亲干涉，教师没当成，便去考了保定军校，读了炮兵专业。毕业后陈诚去了浙军任职，干了两年也没有得到晋升，就思谋着要另寻出路。适逢在保定军校时的老师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参加革命，陈诚便跟着邓演达到了广州，进了邓所在的粤军第1师第3团中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任务。黄埔军校建立后，陈诚又在邓演达援引下入校当了一名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之职，后又改任炮兵科教官。干了一段时间后，陈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开始了刻苦研读。一日陈诚出去办事，后半夜才回来，并无睡意，便拿起《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看了起来。说来也巧，校长蒋介石正好出来夜巡，发现了这个苦读主义的部下。经询问，二人又是浙江同乡，蒋介石更是欢喜。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战斗中，陈诚指挥炮兵表现出色，并亲自操炮多次准确命中敌目标，更加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遂有了“三炮起家”的美称。从此，陈诚便青云直上，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上将军长之职。虽然其间一度追随老师邓演达参加军事倒蒋运动，但蒋介石并未因此而他有猜忌，而是信任如初。此后陈诚竭力效忠于蒋介石，并在军中培植起了自己的“土木系”力量，一直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1924年6月16日，在广州市东郊，位于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正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开学典礼。

上午9时30分，一个身材不高的大人物登上了主席台作开学演说。他，就是已为中国民主富强艰辛奋斗了30年的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已是身患重疴，来日无多。昔日器宇飞扬的神采已大半消退，身体的虚弱使他显得勉力支撑。然而，孙中山的这次演说很长，讲了有一个多小时。此后，直到逝世，素有“孙大炮”之称的他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样长时间的演说。

孙中山说，民国革命胜利已经有13年了，可中国还是军阀割据，人民生活在被压迫的困苦之中。看看中国的邻居俄国，比中国的革命要晚了6年，可是已经彻底成功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比起来，要更为艰难困苦，为什么反倒比中国成功得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从一开始就组织了革命的军队，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倒了反革命的军队。反观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因此就无法动摇官僚军阀的基础。没有革命的军队，中国的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功。因此，今日建立军官学校，就是要为将来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打基础。

孙中山说，在此前的革命中所依靠的军队，都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并没有受到过革命的教育，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和信仰，只知道升官发财，是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所以，革命每到重要关头，这些人就会以自私自利之心取代革命的口号，掉转枪口以为军阀的走卒，而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在今后，就是要建立一支以主义和信仰为支撑的革命军队，他们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在先前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就是以很少的人数和武器而打胜了占优势的清兵。所以，革命的胜利，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有没有革命志气。
最后，孙中山告诫说，革命是不寻常的事业，必然艰苦卓绝，有升官发财之心者请莫入此门。革命的目标首先是要打倒北洋军阀，所以一定会有牺牲。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每一个革命者，都要有必死的信念。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可以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孙中山的演说结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变得焕然一新。一所小小的军官学校，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终于开花结果，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北洋军阀，实现了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初步革命理想。这所军官学校，就是名垂历史的黄埔军校。

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早年信仰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并为此先后多次组织了革命政党，依靠各种力量进行斗争。为推翻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孙中山先后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屡仆屡起，愈挫愈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民国后，孙中山本意从此投身于中国的实业建设，曾豪情满怀地说：要在10年内建设10万公里铁路！不想由于国内的激进力量与保守力量反复争斗，袁世凯为控制局面，昏招一出竟要在中国复辟帝制。孙中山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以重建民主共和。

袁世凯复辟帝制最终失败，在羞怒之中突发急病暴死。此后，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割据争斗之中，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国家长期混乱动荡。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民国是假民国，共和是假共和，实际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任意损害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在南方连续组织了两次护法运动，期望能进行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可是，因为孙中山依靠的武装力量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他们阳奉阴违，只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以扩充实力，多次倒戈叛变，使得北伐屡屡胎死腹中。特别是在1922年6月，孙中山的亲信学生，他一手栽培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的临时大总统府，几乎使孙中山葬身火海，不得不移驻“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指挥平叛。而怀有身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在混乱中一度与其失散，两个人唯一的爱情结晶亦在颠沛中流产。这次失败，是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遭受打击最大的一次。他伤心欲绝，心力交瘁。此后，孙中山开始认真反省革命往事，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之路做着苦苦思考。

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这时，他已看出了欧美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实并不真心支持中国革命。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中国寻求代理人。他们并不需要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希望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些国家，是孙中山敬仰的俄国朋友列宁所说的真正的帝国主义。那么，还能依靠谁呢？

正在此时，苏俄驻华大使越飞前来拜访孙中山。越飞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此行正是奉列宁之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前来游说，希望能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对列宁可以说是神交已久，这位手段高强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令他十分钦佩。在与越飞交谈之下，孙中山苦苦思索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越飞强调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建议孙中山先从建立培养革命军官的学校起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军队。孙中山以前一直信奉欧美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军队国家化，并不干预政治。可是，革命以来遭到的诸多挫折，无不缘于手中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而导致。在中国这样军阀割据混战的国家，手中没有枪杆子说话就没有分量，此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孙中山深信，他终于找到了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在给当时尚年轻的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断言：“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越飞的引见下，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拜会了孙中山。李大钊为人热情质朴，目光远大，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力主国共合作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孙李二人交谈之下，顿觉相见恨晚，秉烛夜谈直至天亮。孙中山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号，叫“孙大炮”。这是军阀们给他起的，意思是说孙中山手里没兵，拿嘴皮子当大炮来轰人。此次他更是毫不掩饰，将胸中的块垒尽倒而出。李大钊则详尽地解答了孙中山提出的问题，并将共产党人的理想与目标坦诚相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和李大钊终日长谈不休，中国历史就在这时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1923年11月，孙中山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吸收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当时，中国国民党有数十万党员，是中国第一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过几千人，双方实力相差极为悬殊。孙中山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党内许多大佬的反对。然而他坚信自己的思考。孙中山认为，以中国的国情，是无法成为一个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必有此种顾虑。而以中国国民党的实力，与当时力量弱小的中共合作，只能是前者容纳直至溶化后者。所谓“容共”，正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他要借助的，是中共强大的组织宣传力量及其身后苏俄的战略支持，特别是中共对于广大底层群众的影响力，这是打破目前困局的唯一出路。也唯有此，国民党才能吸收新鲜血液，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改组成为一个纲领明确、纪律严明的有强大战斗力的政党。目前革命首要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需要革命的武装，非与中国共产党及其身后的苏俄合作而不能达此目的。因而，孙中山以领袖的影响力力排党内众议，实现了其革命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转变。

1924年1月，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他当年提出的三民主义，加入了“联俄、联共（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随后，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军官学校。经过反复权衡之后，确定军官学校的全称叫作“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选在广州东郊黄埔港珠江中央的长洲岛上。该岛四面环水，面积只有约6平方公里，从岛上坐船到广州市区要两个多小时，交通并不方便。之所以将校址选在这里，一是因为其远离市区，环境幽静，可以埋头苦读；二是因为该岛位置能控制珠江江面，易守难攻，较为安全，不会轻易被当时盘踞在广州的滇、桂军阀部队包围吃掉；三是在岛上有一批旧的原清陆军小学堂房舍，可以略加翻修作为校舍，能省一大笔钱及不少人力。正是在这个小岛上，诞生了一所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军校。从这里走出的教官学生，日后有很多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后来，人们一律把这所学校称为黄埔军校，至于其本来的名称，倒是很少有人提及了。

孙中山本来是想自己亲任军官学校校长，可是因为身体及精力的原因，便改派亲信蒋介石担任校长。蒋介石时年37岁，在效忠孙中山的建国粤军许崇智部队中任参谋长。蒋介石曾在日本东京振武军事预科学校就读，回国后在军队中搞了十几年，打过仗，算得上是能文能武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年前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曾冒险亲赴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不顾危险护卫多日，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为了表彰与激励蒋介石，孙中山与蒋介石合影留念，并将当年赠别黄兴的古句书联亲笔手书赠给蒋介石，这就是日后一直挂在蒋介石办公室中的那两句书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

蒋介石开始时并没太把这个军校校长当回事，有一段时间还不想就任。当时被任命军校党代表的是廖仲恺，此人是积极追随孙中山的铁杆班底之一，胸襟很大，能够忍辱负重。他力劝蒋介石来上任，并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其间蒋介石耍了几次宝，还撂挑子跑回了老家。廖仲恺等人多次劝慰无果，直到孙中山发了火，蒋介石才回来上任。在军校的筹办过程中，有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加入其中。如周恩来、邓演达、叶剑英、聂荣臻、何应钦、戴季陶、陈立夫、张治中、李济深、顾祝同、陈诚等。这些在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当时却不过都是初出茅庐。

黄埔军校的招生本来预计是324名，不想一开始就人满为患。不但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涌来，连许多已经有了军职的人也想进入军校。结果仅广州一地报名的人数就达到了上千人，全国各地的就更无法计数了。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取严格考试的办法，择优录取。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广东，是公开设置考场；在北洋军阀占据的北方，则在中共的组织下，进行了秘密考试。在此其间，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党国要人们，着实塞了不少条子，大开了一阵后门。最后，黄埔军校第一期共录取了635名学生，比预计的翻了一番。

在第一期学生中，招上来一堆日后国共双方的名将要人。国民党一方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陈明仁、范汉杰、郑洞国、黄维、俞济时、桂永清、孙元良、侯镜如、黄杰、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冷欣、酆悌、袁守谦、潘佑强、王敬久、王叔铭、霍揆彰、罗奇、李默庵、宋希濂、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夏楚中、王仲廉、陈大庆、马励武、刘戡、董钊、李铁军、李良荣、张雪中、唐云山、伍诚仁、张镇、宣铁吾、何绍周、廖运泽、袁朴等；共产党一方的，有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周士第、蒋先云、李之龙、曹渊、刘畴西、赵自选、唐澍、黄鳌、王泰吉、孙德清、吴展、董朗、李谦、彭干臣、彭明治、阎揆要、袁仲贤、李汉藩、宣侠父、刘云、黄锦辉、贺声洋、何章杰、陈启科、黄振常等。可谓是群星灿烂。

黄埔一期生中的国民党一方，除了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袁守谦等后来走了政工情治路线外，其余诸人多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统兵大员。像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黄维、李默庵、宋希濂、李仙洲、孙元良、李延年、马励武、刘戡、董钊等人，既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又是中共军队的手下败将；而陈明仁、侯镜如、廖运泽等，曾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后来又因不同原因投向了中共一方；关麟征、张耀明则在日后相继出任了黄埔军校后身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之职；桂永清、王叔铭、罗奇、陈大庆、袁守谦等，撤到台湾后得到重用，成为了拱卫宝岛的军政骨干。

黄埔一期生中的共产党一方就更为人所熟知了。仅1955年授衔时，就出了一位元帅（徐向前）、一位大将（陈赓）、一位上将（周士第）、两位中将（阎揆要、彭明治）；在20世纪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左权5人入选；像蒋先云、李之龙、李汉藩、曹渊、王尔琢、唐澍、王泰吉、孙德清、宣侠父等人，都是建国前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而更有一位特殊学生刘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中最早驾驶飞机作战的人。1930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长江局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云在武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蒋介石闻讯后竟连夜从南京飞抵武汉劝降，遭到刘云的严词拒绝，9月6日，刘云英勇就义，时年30岁。

在这帮学生中，还出了黄埔军校历史上著名的“黄埔三杰”和“文武三杰”。所谓“黄埔三杰”即蒋先云、贺衷寒、陈赓，时人称之为“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其中蒋先云考入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真正的人中龙凤，黄埔学生中公认的领袖。他是湖南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学生运动和工作运动领袖，其入党介绍人就是毛泽东。蒋介石对蒋先云也喜欢得不得了，费尽心机想将其收为己用，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巫山（蒋先云的别号），将来革命成功了我就解甲归田，这帮生龙活虎的黄埔子弟只有你才能就统领得了。”能为国共两党领袖如此重视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不作第二人想。然而蒋先云不为蒋校长所动，为革命理想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1927年5月，时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77团党代表兼团长的蒋先云率部参加二期北伐，在河南临颖与奉军张学良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5岁。

贺衷寒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因与中共领导人张国焘不睦而被开除团籍。他有极强的宣传和鼓动能力，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不过他野心太大，在西安事变时押错了宝，支持何应钦出兵讨伐张杨。蒋校长安全回来后就将他踢到一边，从此只好半辈子混个温饱了事。

陈赓大家就太熟悉了，为人热情，急公好义，是后来的黄埔子弟人人尊敬的学长。因他办事敏捷利落，不辞劳苦，所以被称为“陈赓的腿”。当初考黄埔时，他正在程潜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上学，硬是带着左权、李默庵等一批同学转到了黄埔军校，气得程潜派人和蒋介石交涉点名要求其开除陈赓。在革命岁月中，陈赓素以幽默风趣不安分而著称，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如在黄埔时陈赓看傻大个关麟征不顺眼，就在一次会操时故意对关麟征挤眉弄眼。关麟征忍不住笑了，当教官发现跑过来时陈赓早已挺胸肃立，而关麟征还在咧嘴傻笑。教官上去就给关麟征屁股上来了一脚，斥责道：“成何体统！你看陈赓，那才是革命军人的样子！”气得关麟征只能干瞪眼；恽代英在黄埔任政治教官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非常俭朴，常年剃光头，整个一苦行僧，在党内素有“甘地（印度那位圣雄）”之称。陈赓就觉得没必要，把身体搞坏了还干什么革命啊！但他又劝不动恽代英，就想了一个办法。当看到恽代英好不容易打个盹时，陈赓就拿着毛笔悄悄把恽代英的眼镜全给涂黑了。恽代英是个大近视眼，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摸起眼镜戴上。结果一看，天还黑着呢，那接着睡会吧。反复几次，发觉不对，才明白是有人捣蛋；到了延安整风时，陈赓奉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一次毛泽东在陕北军政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台下几百人都在凝神聆听。陈赓突然站了起来，直奔主席台走来。全场的人都愣住了，毛泽东也停下了讲话，诧异地问道：“陈赓同志，你有什么事？”陈赓也不答话，走到主席台前，端起毛泽东桌上的茶杯就“咕噜咕噜”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抹了抹嘴，敬了个礼才开口：“报告主席，我口太渴了。” 立时，全场响起一片哄笑。毛泽东是哭笑不得，只好说了一句：“你这个陈赓呐!”

所谓“文武三杰”是后来国民 党军中的称呼，即“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其中贺衷寒在前边介绍过了，随蒋介石集团跑到台湾后长期任高级闲职，于1972年病逝；胡宗南也广为人所熟悉，是蒋介石后来最器重的黄埔学生，也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做到陆军上将职位的人。起初他在报考黄埔时因个子矮还被刷了下来，是经廖仲恺特批才参加的考试。不过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浙江小同乡，文笔不错，在黄埔时反共态度也很鲜明，因而得到了蒋校长的青睐。胡宗南毕业后到军中任职，从北伐开始屡立战功，特别是在中原大战时打出了威名，后来得以统领蒋介石的起家部队天下第1军。胡宗南在军阀混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兵打仗表现相当不错，可从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中却几无所成，在陕北被彭德怀打得大败，气得蒋介石骂他“志大才疏”；李默庵在黄埔时是表现积极的共产党人，后来却成了第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的黄埔学生。他在中原大战、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都立有战功，遂得以进入“文武三杰”之列。不过解放战争开始后，李默庵指挥12万国民党军进攻苏中解放区，被粟裕指挥的3万多华中野战军打得大败，成就了粟裕的“七战七捷”之名。此后，李默庵就退出了指挥第一线。大陆解放后，李默庵拒绝去台湾，移居海外，坚持国家统一的立场。1990年，李默庵回国定居，后来还被选为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黄埔军校的组织模式，是仿照苏联红军的。孙中山原来一直头痛，如何能使一支军队始终保持革命性，而不使其变质的问题。以欧美诸国的军队国家化原则，已证明当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国内诸军阀部队的养军模式，更是令孙中山厌恶之深。直到在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确立了“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在军队中，设置国民党的组织，使军队完全处于党的掌控之下，并以党的主义指挥全军，从而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党军”。这一原则首先就体现在了黄埔军校的创办上。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军校特别党部，通过全校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会以负责全校所有的日常事务，监察委员则监督执行的效果和执行委员本人。所有委员均由全体教官学生选举产生，包括校长在内任何人不得有特权。在校党部下又设各区队的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党小组长由各区队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学生队分部干部由各学生队全体学生选举产生。党小组只对军校上一级党组织负责，而不对任何非组织的个人负责。这种组织模式从理论上说是很好的，可以体现出民主原则，保证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杜绝了个人擅权。可惜的是，偏偏有人不遵守，你又拿他没办法。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虽为新时代的政党魁首之一，但实际上却是个思想旧式的人物。他对时髦的政治理论并不太懂，却极为专权，信奉的是独裁政治，民主不过是拿来玩玩的手段。在军校的第一届特别党部选举中，他和4名学生一起被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又选蒋为监察委员。从这一选举结果看，倒也并不失其校长的面子。可是，随后蒋介石就开始带头不遵守党纪校规。他以校长、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身份，直接下文指定各学生区队的党小组长，并要求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他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这就违反了黄埔军校的组织原则，从而引起了建校不久的一场风波。

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党内高层并无什么反响。由此即可看出，国民党从来都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对自己的党纪党规也并不尊重，这也正是孙中山力主改组国民党、引入共产党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浙江籍的学生、共产党员宣侠父站起来了。他直接上书蒋介石，批评其违反了孙中山的治党原则，长此以往，党组织就会变成个人的工具。本来宣侠父和蒋介石是浙江同乡，又同样有留日经历，且为人急公好义有才有德，正是蒋介石准备收为己用的重要目标之一。开始蒋介石对宣侠父还很客气，操起一口绵软的浙江官话好言相劝，要求其收回指责并认错道歉，仍然是校长欣赏的好学生。然而宣侠父并不因蒋校长的好意而放弃原则，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使他慷慨陈辞。蒋介石没什么理论功底，根本说不守宣侠父。但他有一身混迹上海滩的痞气和一代枭雄的奸猾，立即绕开了这一事件的政治涵义，而是指责宣侠父目无师长，不执行命令，要他写悔过书，否则将予以开除。当时中共在黄埔的组织还只是秘密初建，既分散人又不多，结果没能及时声援和支持宣侠父。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分歧演变成了校长和抗命学生的个人行为，其结果可想而知。宣侠父人如其名，是个硬骨头，毫不退让，愤然于3天后离开了黄埔军校。临行前留诗两句：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宣侠父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而实际上正是在这时，蒋介石迈出了其把持黄埔军校，以至最终把持了整个国民党的脚步。

宣侠父后来到了党在北方的领导人李大钊手下工作，并受李派遣前往冯玉祥部国民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也开始“清党”，宣侠父与刘伯坚、刘志丹等人一起被“礼送”出境。此后宣侠父相继到梁冠英、吉鸿昌部中做兵运争取工作，吉鸿昌就是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宣侠父的多方奔走下，促成了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联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收复了被日伪军侵占的察东重镇多伦，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当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接连失败后，宣侠父转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宣侠父奉命到香港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积极联络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抗日反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以八路军住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及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继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宣侠父能说能写，雄辩滔滔，活动能力极强，冯玉祥就评价其为：“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二百门大炮。”蒋介石最恨有人来分化他的黄埔系统，而且宣侠父还是曾经“背叛”了他的学生，就更不能容忍。他指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对宣侠父实施秘密制裁。蒋鼎文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直接带过第一期学生，与宣侠父熟识。自从宣侠父在西安上任以来，时常找蒋鼎文来为八路军要接济，弄得蒋鼎文头痛不已。蒋介石下了命令，蒋鼎文终于得到了解脱。他随即将除掉宣侠父的命令传达给了在西安的军统组织。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军统特务绑架后杀害，时年39岁。

到了转过年来的军校第二届特别党部选举时，中共在黄埔的组织已蓬勃发展起来，提前就在幕后进行了周密运作。结果经全校投票后，选出的7名执委中就有6名是共产党员，令校内的右派人士一片惊慌。而校长蒋介石竟然落选，这让他大为羞恼，甚至闭门不出。好脾气的廖仲恺几度登门相劝，最后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指定蒋介石担任军校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才算是了结此事。此后，蒋介石注意在选举前拉票，总算是没出现再次落选的窘况。1926年后，蒋介石羽翼逐渐丰满，便借口自己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再参加军校的选举。

正是由于蒋介石有意不遵行孙中山确定的治党原则，而国民党中又无人加以制衡，就连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没能重视这个问题。其后日久，蒋介石终于逐渐把持了军权，从而能够挟制党权，并以枭雄之术降服众多异己，最终将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军。

在黄埔的历史中，有一个人是绝不能不提的，他就是周恩来。黄埔建校初期，特别需要政治干部，孙中山遂指令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向中共方面求贤。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最高负责人是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他既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很快开列了一份15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在欧洲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工作。张申府立即召他回国，并给他寄去了回程的旅费。1924年8月，周恩来从欧洲归国，在张申府推荐下进入黄埔军校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时年2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从当年留下来的入校时标准照就能领略到这位曾经号称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风采。在此之前，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已辞去了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其时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又服从了中央。张申府知识分子气极重，绝不低头，就此脱离了自己曾最早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多少年后，张申府曾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周恩来是党内品质最好的人，可惜弯得太厉害，最终也害了自己。”

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了政治部，在校内和军队中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鲜事物。最早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不过他不想和共产党人共事，没干几天就辞职了；第二任是戴季陶，他喜欢搞的是孔孟复古理论，对政治工作没兴趣，也没干几天；第三任是邵元冲，此人根本不懂政治工作，把这个职务当成了官做，弄得政治部死气沉沉；第四任，换成了周恩来。

周恩来上任后，立即着手开展政治部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将政治部的各个组织机构全部建立了起来，担负起了全校的政治学习、训练及宣传任务；周恩来还制定了军校的政治教育计划，开设了政治课，系统地向全校学生讲授政治理论和传播革命思想；周恩来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积极地从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将共产党的思想在军校中广为传播，很快就在一期学生中发展了80多人加入中共；周恩来还亲自推动建立了军校中的进步青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从而团结了广大师生。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师生官佐普遍受到了基本的政治教育，明白了中国为何而衰弱，要向何种势力作战等原则方向问题，从而激发了对信仰的坚守和投身作战的巨大热情。此后，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的黄埔军，在政治素质上高出了国内所有军队一筹，终于成为了一支在当时中国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

周恩来不但聪明机警，才干超群，而且思虑周到，待人坦诚而热情，人际关系极好，所办各事无有不成。在风云诡异，国共合作波折不断的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出色地协调了各种势力为革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因而成为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聪明才智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信赖，甚至连蒋介石也对其敬畏不已，几次三番想网罗至麾下，却终未能得逞。日后，很多国民党要人都叹息说，如果周恩来能辅佐蒋介石，那国民党肯定能得天下，只可惜……

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当时被黄埔学生们满怀尊敬地称为“黄埔之母”。是他，在军校草创初期，经费十分紧张，以至学生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多次去向盘踞广东的滇、桂军阀借钱，从而使黄埔军校度过了最初的难关。廖仲恺非常支持蒋介石的工作。因为蒋爱面子，好发脾气，人缘并不好，所以许多事情只有依靠廖仲恺出面解决。廖仲恺慈祥热情，不摆架子，学生们有了困难去找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然而廖仲恺又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了党内左派的核心人物，一直极力维护着国共合作的大局。因此，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非常痛恨，开始密谋刺杀他。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亡。此后，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衰，而黄埔军校中也再无人能制衡蒋介石。借调查廖案之机，蒋介石大展手脚，将党内大佬胡汉民、许崇智等赶出了广州，夺取了国民政府的军政实权，一举成为了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人物。

另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是邓演达。他是保定军校出身，曾做过孙中山的卫士。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先后出任过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等职。他操令严格，严于律己，坦诚待人，因而深得学生们的尊敬。右派人士则骂他为“黄埔四凶”之首。另外三凶是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都是黄埔教官，皆以律令严格和高尚的品格操守而被学生们所敬畏。孙中山和廖仲恺相继逝世后，邓演达坚持三大政策，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被迫转入地下，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他联合左派组建第三党，并积极联络黄埔学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势力遍布14个省、市，准备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起义。因事机不密，军事倒蒋失败，邓演达也遭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时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学生联名请求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令以黄埔大家长自居的蒋介石极为惊恐。他不能容忍还有另一个人成为黄埔学生的领袖，在多次拉拢劝诱邓演达无效后，于1931年11将其在南京秘密杀害。

在黄埔创校初期，戴季陶、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立夫、王柏龄、钱大钧等人都是应蒋介石之邀而来的，而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最重要的班底人物之一何应钦，与蒋同出于日本东京振武军事预科学校，回国后又同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职，早年就认识。何应钦养成了一副标准的日本军人架势，常年推小平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近酒色，为当时旧军队中的异类。他在上海没混下去，就跑回家乡贵州投身黔军。何应钦野心很大，在黔军中排斥旧部署，架空老上级，自己俨然成了老大。然而好景不长，在四川称王称霸的黔军袁祖铭部打回了贵州，将何应钦击败。在逃亡的路上，何应钦又挨了仇家一黑枪，显些命丧黄泉。西南是呆不下去了，他只好跑到了广州。正好广东国民政府在筹办黄埔军校，需要何应钦这种留过日的军事人才，他就跑旧相识蒋介石的门路进了黄埔，担任了少将总教官。何应钦办事一丝不苟，随时在岗，对校内事务非常熟悉。蒋介石原来并不是很了解他，后来发现无论什么时候找何应钦，总是随找随到，谈起工作时对答如流，这令蒋介石非常高兴。此后他刻意栽培，屡屡对何应钦委以重任，甚至把最初的黄埔党军也交给何指挥。而何应钦表现也相当不错，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黄埔军校的校旗和后来中华民国的国徽，就是出自于何应钦的设计。因为何应钦的才干及其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其在中央军中的班底系统，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就是何应钦系统中的大将。后来，何应钦与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被称为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何应钦又居其首，被称为“大金刚”。不过，得意之中的何应钦又泛起了野心，先后对蒋介石演出了北伐时的“逼宫下野”和西安事变时的出兵“讨伐”等戏码。老蒋是何等人，早就对他存了疑忌，因而刻意扶植陈诚系统来制衡何应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拿掉了何应钦的兵权。此后何应钦未能东山再起，职位虽高却成了闲散人员，跑到台湾后战战兢兢混过了余生。

蒋介石嫡系中的另一个大系统就是陈诚系统。此人我们都知道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后来还成了蒋的继承人，台湾的“中华民国副总统”。最初的陈诚可不是这样，并没有生就一副富贵相。陈诚是体育师范毕业，先前的理想不过是当个小学教师。后来因父亲干涉，教师没当成，便去考了保定军校，读了炮兵专业。毕业后陈诚去了浙军任职，干了两年也没有得到晋升，就思谋着要另寻出路。适逢在保定军校时的老师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参加革命，陈诚便跟着邓演达到了广州，进了邓所在的粤军第1师第3团中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任务。黄埔军校建立后，陈诚又在邓演达援引下入校当了一名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之职，后又改任炮兵科教官。干了一段时间后，陈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开始了刻苦研读。一日陈诚出去办事，后半夜才回来，并无睡意，便拿起《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看了起来。说来也巧，校长蒋介石正好出来夜巡，发现了这个苦读主义的部下。经询问，二人又是浙江同乡，蒋介石更是欢喜。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战斗中，陈诚指挥炮兵表现出色，并亲自操炮多次准确命中敌目标，更加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遂有了“三炮起家”的美称。从此，陈诚便青云直上，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上将军长之职。虽然其间一度追随老师邓演达参加军事倒蒋运动，但蒋介石并未因此而他有猜忌，而是信任如初。此后陈诚竭力效忠于蒋介石，并在军中培植起了自己的“土木系”力量，一直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