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经济低迷为何每年还要在胜利日花费巨资搞阅兵

　　大部分欧洲国家庆祝的“V-E Day”（欧洲战场胜利日）是在5月8日，而苏联、俄罗斯的胜利日是在5月9日。

　　为什么各个国家胜利日的日期不一样？

　　这背后还有些政治意味。1945年5月7日凌晨，继希特勒之后出任纳粹德国元首的邓尼茨海军元帅派出的3位代表在法国兰斯与美苏两国最高统帅部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规定双方自伦敦夏令时5月8日0时01分起停止军事行动，德国无条件投降。

　　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对德最后作战阶段的苏方主力）司令朱可夫元帅认为，在兰斯的苏方谈判代表苏斯洛帕罗夫少将并没有获得莫斯科的完全授权，他在协议上的签名不具备法律效力；兰斯协议也没有规定残余的德军如何向盟军交出武器，战俘手续又如何办理。主要是为了凸显苏联的重要性，朱可夫希望在苏军控制下的柏林举行一场更郑重、规模也更大的投降仪式。

　　因此在5月8日白天，德国三军的代表又飞到柏林，重新参加由苏军操办的第二场签降仪式。围绕着是否要增加一名美国代表（柏林的仪式没有美军高级指挥官在场）、法国代表是否应单独进行签名等程序，仪式发生了一系列延误，最后新协议达成之时已经是柏林当地时间5月9日1点。此时距离双方正式停止军事行动已经过去了25个小时。

1945年5月9日清晨，德国最高统帅部凯特尔元帅在柏林签署投降书。5月9日由此也成为不同于西欧国家V-E Day的俄国专属纪念日

　　因为存在两场签字仪式，西欧国家和苏联/俄罗斯在胜利日的庆祝方面存在明显分歧：西欧国家普遍以兰斯协议生效的5月8日作为V-E Day；苏联为凸显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柏林协议签字的5月9日作为胜利日。而英联邦国家更加奇怪：他们庆祝的胜利日是兰斯协议签字缔结的日子，也就是5月7日。

　　“冷战”爆发后，选用哪一个庆祝日作为对德战争胜利的标志成为了重要的意识形态符号。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从1966年起就禁止在5月8日举办纪念活动，1975年又明确规定以5月9日作为东德“解放日”。

　　而波罗的海三国在1991年重获独立之后，立即宣布更改以5月9日为胜利日的做法，向西欧看齐。2015年，乌克兰政府也宣布将5月8日作为“民族纪念与和解日”。因此，俄罗斯从1946年起就坚持在5月9日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凸显本国与欧洲的差异，强调苏联作为对德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性和荣耀。

　　胜利日阅兵在精神与现实层面的意义

　　尽管普京的地理和外交战略被许多观察家认为继承了苏联时代的特征，但需要强调的是，他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乃至更早时候的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一样，对自身的定位首先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领导人。

　　普京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对列宁提出批评，攻讦对象之一即在于苏联的多民族共同体结构以及对“世界革命”的热望。这一批评最明白地显示，即使普京始终致力于唤起人们对大国地位的怀念，他所希望复兴的也早已不是一个多民族并存、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红色帝国”。

普京在纪念胜利日71周年的演讲中强调，历史不许篡改，过去的悲剧也不许重演。

　　普京在南奥塞梯、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追求的政治目标，与1992~1996年米洛舍维奇在波黑追求的目标并无实质性区别——不是要恢复多民族的红色帝国，而是从目前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个现实立足点出发，争取将国境以外有俄罗斯族聚居的、幅员较大的领土“复归”到现有版图之内，以改善战略态势。这是一种目标更加有限、也更现实主义的策略。

　　对基于单一民族利益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体制来说，追忆和怀念伟大卫国战争并不是为了缅怀苏联或歌颂斯大林，而是要唤起民众关于“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集体记忆。战争期间，苏联当局一度改变了30年代“大清洗”期间打压东正教会和民间社团的做法，利用宗教和自发结社的形式来鼓舞士气、争取民众支持。

　　而战争恰恰是与这些观念联系最紧密、牵涉到的俄罗斯人数量也最多的事件——在那场惨烈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军民死伤和失踪超过4500万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牺牲和遇难者，这一集体记忆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教会和半官方背景的青年社团恰恰也是政府实施舆论动员的重要工具。当民族国家取代了红色意识形态、变成了政府可资仰赖的唯一精神支柱之后，效法昔日的沙皇，灌输“神圣的俄罗斯土地”、“坚强勇敢的俄罗斯人民”之类观念就成了普京政权对内宣传的主要手段。

　　故而提醒人们记住卫国战争的惨烈和荣耀，就成了政府凝聚向心力、拉近与普通民众关系的有效话语路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主义色彩最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90年代也是最早恢复胜利日纪念阅兵式的。而在欧美经济制裁的背景下，重温卫国战争的艰难和荣耀，也构成一种暗示：希望人民继续支持现政权，争取捱过暂时的难关。（作者：王小兵）

　　大部分欧洲国家庆祝的“V-E Day”（欧洲战场胜利日）是在5月8日，而苏联、俄罗斯的胜利日是在5月9日。

　　为什么各个国家胜利日的日期不一样？

　　这背后还有些政治意味。1945年5月7日凌晨，继希特勒之后出任纳粹德国元首的邓尼茨海军元帅派出的3位代表在法国兰斯与美苏两国最高统帅部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规定双方自伦敦夏令时5月8日0时01分起停止军事行动，德国无条件投降。

　　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对德最后作战阶段的苏方主力）司令朱可夫元帅认为，在兰斯的苏方谈判代表苏斯洛帕罗夫少将并没有获得莫斯科的完全授权，他在协议上的签名不具备法律效力；兰斯协议也没有规定残余的德军如何向盟军交出武器，战俘手续又如何办理。主要是为了凸显苏联的重要性，朱可夫希望在苏军控制下的柏林举行一场更郑重、规模也更大的投降仪式。

　　因此在5月8日白天，德国三军的代表又飞到柏林，重新参加由苏军操办的第二场签降仪式。围绕着是否要增加一名美国代表（柏林的仪式没有美军高级指挥官在场）、法国代表是否应单独进行签名等程序，仪式发生了一系列延误，最后新协议达成之时已经是柏林当地时间5月9日1点。此时距离双方正式停止军事行动已经过去了25个小时。

1945年5月9日清晨，德国最高统帅部凯特尔元帅在柏林签署投降书。5月9日由此也成为不同于西欧国家V-E Day的俄国专属纪念日

　　因为存在两场签字仪式，西欧国家和苏联/俄罗斯在胜利日的庆祝方面存在明显分歧：西欧国家普遍以兰斯协议生效的5月8日作为V-E Day；苏联为凸显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柏林协议签字的5月9日作为胜利日。而英联邦国家更加奇怪：他们庆祝的胜利日是兰斯协议签字缔结的日子，也就是5月7日。

　　“冷战”爆发后，选用哪一个庆祝日作为对德战争胜利的标志成为了重要的意识形态符号。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从1966年起就禁止在5月8日举办纪念活动，1975年又明确规定以5月9日作为东德“解放日”。

　　而波罗的海三国在1991年重获独立之后，立即宣布更改以5月9日为胜利日的做法，向西欧看齐。2015年，乌克兰政府也宣布将5月8日作为“民族纪念与和解日”。因此，俄罗斯从1946年起就坚持在5月9日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凸显本国与欧洲的差异，强调苏联作为对德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性和荣耀。

　　胜利日阅兵在精神与现实层面的意义

　　尽管普京的地理和外交战略被许多观察家认为继承了苏联时代的特征，但需要强调的是，他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乃至更早时候的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一样，对自身的定位首先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领导人。

　　普京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对列宁提出批评，攻讦对象之一即在于苏联的多民族共同体结构以及对“世界革命”的热望。这一批评最明白地显示，即使普京始终致力于唤起人们对大国地位的怀念，他所希望复兴的也早已不是一个多民族并存、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红色帝国”。

普京在纪念胜利日71周年的演讲中强调，历史不许篡改，过去的悲剧也不许重演。

　　普京在南奥塞梯、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追求的政治目标，与1992~1996年米洛舍维奇在波黑追求的目标并无实质性区别——不是要恢复多民族的红色帝国，而是从目前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个现实立足点出发，争取将国境以外有俄罗斯族聚居的、幅员较大的领土“复归”到现有版图之内，以改善战略态势。这是一种目标更加有限、也更现实主义的策略。

　　对基于单一民族利益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体制来说，追忆和怀念伟大卫国战争并不是为了缅怀苏联或歌颂斯大林，而是要唤起民众关于“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集体记忆。战争期间，苏联当局一度改变了30年代“大清洗”期间打压东正教会和民间社团的做法，利用宗教和自发结社的形式来鼓舞士气、争取民众支持。

　　而战争恰恰是与这些观念联系最紧密、牵涉到的俄罗斯人数量也最多的事件——在那场惨烈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军民死伤和失踪超过4500万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牺牲和遇难者，这一集体记忆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教会和半官方背景的青年社团恰恰也是政府实施舆论动员的重要工具。当民族国家取代了红色意识形态、变成了政府可资仰赖的唯一精神支柱之后，效法昔日的沙皇，灌输“神圣的俄罗斯土地”、“坚强勇敢的俄罗斯人民”之类观念就成了普京政权对内宣传的主要手段。

　　故而提醒人们记住卫国战争的惨烈和荣耀，就成了政府凝聚向心力、拉近与普通民众关系的有效话语路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主义色彩最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90年代也是最早恢复胜利日纪念阅兵式的。而在欧美经济制裁的背景下，重温卫国战争的艰难和荣耀，也构成一种暗示：希望人民继续支持现政权，争取捱过暂时的难关。（作者：王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