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毒地"致家长信仰坍塌 决心移民

常州外国语学校外面的化工毒地引发了强烈的舆论风波，国家环保部等组成的调查组日前给出调查结果。这个结果确认了该校学生出现较大比例的染病症状，另一方面不认为这是毒地污染的结果。目前，希望学校搬迁的家长已经放弃呼吁，将孩子送去常外继续读书。

在舆论乍起的时候，我们写过一篇社论，很不幸的是，当时这个悲观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但通过梳理与总结可以发现，这样的终局当中，环境维权的各方都是输家。

环境维权事件高度依赖于媒体，常州毒地风波最早由央视揭露，时至今日，大凡有点追求的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采访报道。这些媒体报道持续了很强烈的舆论热度，即使在国家调查组进驻后也在高位维持，然而这都没什么用，舆论对于推动实质性行动并无成果。

应该说，媒体是尽力了。常外舆论持续的强度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为厦门PX事件之后所少见。媒体揭露了常州毒地37年的复杂演变，却在积重难返的现实困境下无所寸进。揭露不等于改变，实在是因为环境问题所牵扯到的政府，也陷入了上下交错的困局。

概括来说，这个困局包括但不限于：如果地方要一路追查下去，涉及到算历史账、发展账与人事账，不仅算不清，震荡也难以预料；如果上级督促地方这么做，一揽子解决环境污染，自身也会卷入其中，很难全身而退。所以，与其开启问责的大门，不如关上它更省事。

常州政府对毒地是不否认存在的，它否认的是毒地所造成的污染，而依据就是比国际标准更低的国标。利用标准间的落差，来否认常外部分家长提出的声讨，也堵死搬迁学校的诉求。也就是说，官民在事实层面上一开始就是背道而驰，更不要说建立共识与协商解决。

地方政府在扛住了最初的舆论压力后，转而沉默，将矛盾转移给上级政府，从而将省与国家政府信誉拉入这场环境事件中。常外家长对常州不信任，但是对国家调查组抱有希望。所以，当模棱两可的调查结果一宣布，家长们再无念想，始终坚持的信仰分崩离析。

有媒体报道说，国家调查组公布结果的当晚，就有家长下决心给孩子办理转学，也有家长转而坚定了移民的决心——而在此之前，家长们认为移民都是“有伤民族自豪感”的事情。但调查结果近似为常州背书，家长们的国家观、民族观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打击。

通过媒体揭露，施压地方政府，引入中央政府介入，督促地方采取实际动作，从而回应诉求，解决毒地问题。这是常外家长们原本设计好的行动路线，若要这一路线成立，需要诸多信仰环环相扣，比如“再坏也不会毒害孩子”、“国家会主持正义”。事实上，家长们太乐观了。

就此，一个认知正在被强化：在许多环境污染事件中，人们习惯于归咎为地方单方面追求政绩，是违背上级意愿的胡乱作为，但现在，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恶性事件中没有问责，没有监督，上下是一体的。正像常州毒地风波那样，事实发展佐证了这种认知。

常州毒地风波还给人一个印象，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甚至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都在共享一个问题清单，没有对话，解决方案荡然无存。逐渐地，人们不再从外部寻找出路，而是反求诸己，比如移民。类似事件太多，对政府、法治等的信任与信仰，就会打上死结。

总之，社会人心从常州毒地事件中吸取的不是乐观与信念，而是认识到无法选择，不得不与污染一同生活，不断被提醒着信仰的那些东西在消失不见，这让人心焦又无奈。有家长说，最痛心的莫过于孩子们过早看见黑暗面。如此，环境问题伴随信仰问题又被往后推演。

责任编辑: 柯锦雄 UN840http://m.sohu.com/n/446638392/?wscrid=1137_12常州外国语学校外面的化工毒地引发了强烈的舆论风波，国家环保部等组成的调查组日前给出调查结果。这个结果确认了该校学生出现较大比例的染病症状，另一方面不认为这是毒地污染的结果。目前，希望学校搬迁的家长已经放弃呼吁，将孩子送去常外继续读书。

在舆论乍起的时候，我们写过一篇社论，很不幸的是，当时这个悲观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但通过梳理与总结可以发现，这样的终局当中，环境维权的各方都是输家。

环境维权事件高度依赖于媒体，常州毒地风波最早由央视揭露，时至今日，大凡有点追求的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采访报道。这些媒体报道持续了很强烈的舆论热度，即使在国家调查组进驻后也在高位维持，然而这都没什么用，舆论对于推动实质性行动并无成果。

应该说，媒体是尽力了。常外舆论持续的强度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为厦门PX事件之后所少见。媒体揭露了常州毒地37年的复杂演变，却在积重难返的现实困境下无所寸进。揭露不等于改变，实在是因为环境问题所牵扯到的政府，也陷入了上下交错的困局。

概括来说，这个困局包括但不限于：如果地方要一路追查下去，涉及到算历史账、发展账与人事账，不仅算不清，震荡也难以预料；如果上级督促地方这么做，一揽子解决环境污染，自身也会卷入其中，很难全身而退。所以，与其开启问责的大门，不如关上它更省事。

常州政府对毒地是不否认存在的，它否认的是毒地所造成的污染，而依据就是比国际标准更低的国标。利用标准间的落差，来否认常外部分家长提出的声讨，也堵死搬迁学校的诉求。也就是说，官民在事实层面上一开始就是背道而驰，更不要说建立共识与协商解决。

地方政府在扛住了最初的舆论压力后，转而沉默，将矛盾转移给上级政府，从而将省与国家政府信誉拉入这场环境事件中。常外家长对常州不信任，但是对国家调查组抱有希望。所以，当模棱两可的调查结果一宣布，家长们再无念想，始终坚持的信仰分崩离析。

有媒体报道说，国家调查组公布结果的当晚，就有家长下决心给孩子办理转学，也有家长转而坚定了移民的决心——而在此之前，家长们认为移民都是“有伤民族自豪感”的事情。但调查结果近似为常州背书，家长们的国家观、民族观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打击。

通过媒体揭露，施压地方政府，引入中央政府介入，督促地方采取实际动作，从而回应诉求，解决毒地问题。这是常外家长们原本设计好的行动路线，若要这一路线成立，需要诸多信仰环环相扣，比如“再坏也不会毒害孩子”、“国家会主持正义”。事实上，家长们太乐观了。

就此，一个认知正在被强化：在许多环境污染事件中，人们习惯于归咎为地方单方面追求政绩，是违背上级意愿的胡乱作为，但现在，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恶性事件中没有问责，没有监督，上下是一体的。正像常州毒地风波那样，事实发展佐证了这种认知。

常州毒地风波还给人一个印象，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甚至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都在共享一个问题清单，没有对话，解决方案荡然无存。逐渐地，人们不再从外部寻找出路，而是反求诸己，比如移民。类似事件太多，对政府、法治等的信任与信仰，就会打上死结。

总之，社会人心从常州毒地事件中吸取的不是乐观与信念，而是认识到无法选择，不得不与污染一同生活，不断被提醒着信仰的那些东西在消失不见，这让人心焦又无奈。有家长说，最痛心的莫过于孩子们过早看见黑暗面。如此，环境问题伴随信仰问题又被往后推演。

责任编辑: 柯锦雄 UN840http://m.sohu.com/n/446638392/?wscrid=1137_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