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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精华：外文译著灭了中国的根 | 社会科学报

2016-04-12 林精华 社会科学报



原题：“中国问题”：百余年来这样引进欧美文学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林精华

◤自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中国人就突然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不再是关汉卿或汤显祖，而是莎士比亚；同样，突然知晓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不是曹雪芹，而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


百余年来的外国文学译介，给中国人建立了所谓的世界文学经典，培养了中国人在这些伟大文学家面前自惭形秽的心态。


外国文学之“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就因林纾翻译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而流行起证明中国人智力不及英国人的侦探小说，尤其是注重叙述技术的小说被视为代表现代审美能力、自由体抒情诗被认为能充分揭示人性的丰富性、注重矛盾冲突而不是故事本身的戏剧则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智慧和现代审美趋势，迅速战胜被认为是体现中国之落后的章回体小说、格律诗、戏曲等中国传统文类，而不论那些所谓自由体抒情诗原本是有格律的……外国文学被说成是如此神圣的事业，导致许多翻译家、研究者对所翻译或研究的作家作品，大多顶礼膜拜。




而对外国文学如此崇敬的心态，遍及从晚清到民国最初三十年中国翻译家和研究者译介英、法、德、俄、美等国许多重要或不重要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目的之一竟然是要移植这些国家的文学史标准，而不是探究这样的文学史标准所隐含的问题。


中国问题之“醉”

更要命的是，以崇敬之心翻译外国文学，这些却远不只是文学行为，而是要发动摧毁传统中国的思想革命。在译介外国文学理论上有些许贡献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期,1917年2月1日)中，表达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意见：


“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由此足见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迷信欧美文学到了何种程度。



这样对待欧美文学，一个多世纪过去后显示出，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不仅仅摧毁了中国文学传统、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经史子集不再作为中国的知识系统，甚至连作为专业专门知识的地位也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消失殆尽，其中就包括关于文学的“集部”)，而且切切实实地颠覆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认同，造成只有在不顾及欧美文学或强行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情形下，才会说五千年来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给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样的表述在外国文学盛行的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分量的。


问题是，远不只是中国文学传统在这种改造中国目的下而引进的外国文学面前斯文扫地，推崇性地译介外国文学，迅速产生全新的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并运用这种新的话语倡导社会进步，在血雨腥风中“男女平等”“民主制度”“阶级”“资本主义”“现代化”等古汉语中不曾有的概念，迅速成为我们的“常识”和指导我们生活方式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替代了原有的秩序。诸如此类，导致现代“中国问题”层出不穷。




胡适先生应邀在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哈斯克讲座(Haskell lecturer)发表题为“当下中国文化的走向”英文演讲(第二年出版易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宗明义提出何谓“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即“一个古老的文明已经被强制性地、违背自己意志地纳入了与西方新文明经常而又频密地接触之中，而这一古老文明清楚地自我表明，对解决民族生存、经济压力、社会与政治无序以及知识界的混乱等问题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介译文学取代了什么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国，强行被英国和世界其他较现代的国家纳入了所谓现代文明轨道，自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人认为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于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学。



以至于百余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普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及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已难以觅见踪迹，盛行的是变形的欧美文学所叙述的欲望、个人意识。


也就是说，百余年来引进外国文学，远非只是要给中国提供关于世界之外的文学知识，译介的成果是要给中国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知识体系；并且，这种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不仅仅是要改变中国人的审美状态，而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发展提供资源，使之成为中国创造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更有甚者，这些由英、法、德、俄、美等国自己确定的文学经典，成为中国审美标准、思想根据、生活理想。


与传统的知识体系(上述的经史子集)尽数崩塌相一致的是，“立身”“修德”“求道”“秩序”“内敛”等传统中国不断消失，注重人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规范个体在私人空间的私德的传统伦理亦荡然无存。


这样引进欧美文学的后果，和极为发达的欧美诸国“汉学”，在目的或结果上，正好构成强烈反差。


换句话说，英、法、德、俄、美等国不会把所引进的外国文学替换掉本有的审美传统，更不会用外来文学所传达的思想、价值观和言说方式作为本土的指导思想。这种对比后果更进一步显示出，百余年来中国试图通过引进欧美文学，建构充分认同欧美各国制度、价值体系和言说方式的现代中国，而这样的追求，却意外契合欧美通过汉学所描述的中国，以至于当中国突破了文学塑造自我的路径，而改用着力发展经济方式重写自己形象，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上超出了汉学的框架时，欧美很难适应。


当然，现代中国问题之产生，首先不是肇始于引进欧美文学，甚至很大程度上不是文学所为，但这种严重缺失中国主体性意识而译介欧美文学的历程，至少是使中国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节选自林精华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演讲，完整请见社科报15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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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远不只是中国文学传统在这种改造中国目的下而引进的外国文学面前斯文扫地，推崇性地译介外国文学，迅速产生全新的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并运用这种新的话语倡导社会进步，在血雨腥风中“男女平等”“民主制度”“阶级”“资本主义”“现代化”等古汉语中不曾有的概念，迅速成为我们的“常识”和指导我们生活方式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替代了原有的秩序。诸如此类，导致现代“中国问题”层出不穷。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d=0#wechat_redirect



林精华：外文译著灭了中国的根 | 社会科学报

2016-04-12 林精华 社会科学报



原题：“中国问题”：百余年来这样引进欧美文学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林精华

◤自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中国人就突然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不再是关汉卿或汤显祖，而是莎士比亚；同样，突然知晓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不是曹雪芹，而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


百余年来的外国文学译介，给中国人建立了所谓的世界文学经典，培养了中国人在这些伟大文学家面前自惭形秽的心态。


外国文学之“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就因林纾翻译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而流行起证明中国人智力不及英国人的侦探小说，尤其是注重叙述技术的小说被视为代表现代审美能力、自由体抒情诗被认为能充分揭示人性的丰富性、注重矛盾冲突而不是故事本身的戏剧则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智慧和现代审美趋势，迅速战胜被认为是体现中国之落后的章回体小说、格律诗、戏曲等中国传统文类，而不论那些所谓自由体抒情诗原本是有格律的……外国文学被说成是如此神圣的事业，导致许多翻译家、研究者对所翻译或研究的作家作品，大多顶礼膜拜。




而对外国文学如此崇敬的心态，遍及从晚清到民国最初三十年中国翻译家和研究者译介英、法、德、俄、美等国许多重要或不重要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目的之一竟然是要移植这些国家的文学史标准，而不是探究这样的文学史标准所隐含的问题。


中国问题之“醉”

更要命的是，以崇敬之心翻译外国文学，这些却远不只是文学行为，而是要发动摧毁传统中国的思想革命。在译介外国文学理论上有些许贡献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期,1917年2月1日)中，表达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意见：


“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由此足见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迷信欧美文学到了何种程度。



这样对待欧美文学，一个多世纪过去后显示出，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不仅仅摧毁了中国文学传统、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经史子集不再作为中国的知识系统，甚至连作为专业专门知识的地位也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消失殆尽，其中就包括关于文学的“集部”)，而且切切实实地颠覆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认同，造成只有在不顾及欧美文学或强行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情形下，才会说五千年来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给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样的表述在外国文学盛行的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分量的。


问题是，远不只是中国文学传统在这种改造中国目的下而引进的外国文学面前斯文扫地，推崇性地译介外国文学，迅速产生全新的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并运用这种新的话语倡导社会进步，在血雨腥风中“男女平等”“民主制度”“阶级”“资本主义”“现代化”等古汉语中不曾有的概念，迅速成为我们的“常识”和指导我们生活方式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替代了原有的秩序。诸如此类，导致现代“中国问题”层出不穷。




胡适先生应邀在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哈斯克讲座(Haskell lecturer)发表题为“当下中国文化的走向”英文演讲(第二年出版易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宗明义提出何谓“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即“一个古老的文明已经被强制性地、违背自己意志地纳入了与西方新文明经常而又频密地接触之中，而这一古老文明清楚地自我表明，对解决民族生存、经济压力、社会与政治无序以及知识界的混乱等问题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介译文学取代了什么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国，强行被英国和世界其他较现代的国家纳入了所谓现代文明轨道，自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人认为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于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学。



以至于百余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普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及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已难以觅见踪迹，盛行的是变形的欧美文学所叙述的欲望、个人意识。


也就是说，百余年来引进外国文学，远非只是要给中国提供关于世界之外的文学知识，译介的成果是要给中国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知识体系；并且，这种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不仅仅是要改变中国人的审美状态，而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发展提供资源，使之成为中国创造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更有甚者，这些由英、法、德、俄、美等国自己确定的文学经典，成为中国审美标准、思想根据、生活理想。


与传统的知识体系(上述的经史子集)尽数崩塌相一致的是，“立身”“修德”“求道”“秩序”“内敛”等传统中国不断消失，注重人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规范个体在私人空间的私德的传统伦理亦荡然无存。


这样引进欧美文学的后果，和极为发达的欧美诸国“汉学”，在目的或结果上，正好构成强烈反差。


换句话说，英、法、德、俄、美等国不会把所引进的外国文学替换掉本有的审美传统，更不会用外来文学所传达的思想、价值观和言说方式作为本土的指导思想。这种对比后果更进一步显示出，百余年来中国试图通过引进欧美文学，建构充分认同欧美各国制度、价值体系和言说方式的现代中国，而这样的追求，却意外契合欧美通过汉学所描述的中国，以至于当中国突破了文学塑造自我的路径，而改用着力发展经济方式重写自己形象，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上超出了汉学的框架时，欧美很难适应。


当然，现代中国问题之产生，首先不是肇始于引进欧美文学，甚至很大程度上不是文学所为，但这种严重缺失中国主体性意识而译介欧美文学的历程，至少是使中国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节选自林精华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演讲，完整请见社科报1504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d=0#wechat_redirect


问题是，远不只是中国文学传统在这种改造中国目的下而引进的外国文学面前斯文扫地，推崇性地译介外国文学，迅速产生全新的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并运用这种新的话语倡导社会进步，在血雨腥风中“男女平等”“民主制度”“阶级”“资本主义”“现代化”等古汉语中不曾有的概念，迅速成为我们的“常识”和指导我们生活方式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替代了原有的秩序。诸如此类，导致现代“中国问题”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