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轻骑兵战略战术：司马懿“请战”的底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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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第三、千古会心，李世民的骑兵经验有可能是《宣帝纪》采用“晋体系”史料的重要原因
第四、见可而进，从骑兵战术角度详论司马懿三追诸葛亮的成败得失
第五、十年总结，完满解决史料兼容问题后重新审视《汉晋春秋》“三硬伤”
第一、 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汉晋春秋》和《晋书-宣帝纪》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史的一系列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上邽割麦战。经裴松之剪裁的“裴体系”史料和以唐修《晋书》为代表的“晋体系”史料从这场战斗开始产生矛盾，其对立一直延伸到“俘斩万计”争议、“千里请战”争议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争议，最后还延伸到唐太宗李世民和修撰《晋书》的史臣的立场争议。两体系在割麦战和卤城之战上都对史料采取了“二选一”的取舍态度。笔者认为对现今的研究而言，这种“二选一”的取舍态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规避争议的手段，探索两体系的兼容点才是最严谨、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笔者十几年前就对最后两次北伐的史料兼容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并独立地发现了“王沈历史污点”、“数人分功”、“张郃阵亡月份和斩首三千之战月份差异”和“‘坚守追击’诏书是‘俘斩万计’的有力旁证”等等兼容点，但对作为矛盾起源的上邽割麦战，笔者始终未能成功地找到最佳兼容点。笔者早期那篇很不成熟的研讨“三硬伤”的文章作了不少兼容努力，但对此战史料仍不敢说已经完满解决兼容问题。到后期笔者已经把精力转向兼容探讨，在当时最后一篇文章《〈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的第四节第五点中，笔者实事求是地承认两体系在割麦战这一事件上是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的。
因各种原因，此文贴出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内笔者基本上退出了诸葛亮北伐史研讨。在这段时间内，笔者回忆往事，越是对以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就越是无法原谅自己竟然留下这样一个遗憾！
割麦战的史料是非常有特点的，在两体系争议这一问题上其最大的特点是关键争议点落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发言中，而不是落在史书作者对事件的叙述中。史书作者的叙述文字产生争议可用该作者对事件情况掌握不全面、理解不准确来解释，但历史当事人的发言给研究者留下的解释空间无疑就要小很多，甚至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兼容的后果，只能采取“二选一”取舍态度，采信或削弃。
裴注引《汉晋春秋》文段中的张郃分析上邽敌情的那段话把割麦战的对峙情况描述为“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并有后面“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的论述展开进一步推理，这段话都与该史书描述的“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互为犄角，其说服力度虽不见得可以简单推翻“晋体系”的相关史料，但要达到拒绝与其兼容的目的则是绰绰有余。要实现史料兼容，张郃这些话语能给人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兼容程度如果只是局限于诸葛亮从上邽退兵，其阻力还不太明显，但一定要把兼容程度提高到司马懿并没有被诸葛亮吓得只是依险防守这一水平上，阻力就会骤然攀升。若再进一步提高兼容要求，则在两军有没有交战，谁请战、谁不应战，谁怕了谁等等方面都会要求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兼容解释，其难度非同小可！而《汉晋春秋》文段中张郃这些话语却给出了死结论：是诸葛亮“请战不得”，战场上的能挑衅对方的强者，是诸葛亮。
到2015年2月5日深夜，笔者因一个偶然的事件再一次开始了对这一往日留下的遗憾问题的研究。此前一段时期笔者阅读了大量骑兵军事知识的文章，在这些知识的启示下，笔者重读各种史料，突然发现了割麦战史料真正的兼容点所在，茅塞顿开，大彻大悟！
兼容点并非像以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落在落在“望尘而遁”、“兵才接而亮退”和“引而还”之间，而是隐藏在不太被人注意的“使将牛金轻骑饵之”一句之上，这句话只要能和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的加以联系，就不难产生一个对以往思维方式的反思：是否战场上的“请战”只能是单方面的挑战？能不能双方都挑战，但始终打不起来？如果打不起来，那么对实现史料兼容是非常有利的。互相挑战可以出动小部队，但大部队始终没有开战，那么“请战不得”就只是蜀军角度的单方面表述，从轻骑兵挑衅行为能增加蜀军中计追击可能性的原理出发，看清楚轻骑兵的“饵之”和“挑之”可以是同一个战术行为在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的相应表现，在加上“晋体系”有“兵才接”的记载，魏军角度也可以说己方同样有挑衅蜀军的行为，而非简单的示弱引诱，双方表述并不矛盾。
就笔者所见而言，以往的思维方式，包括笔者的在内，无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存在一个不成文、不言自喻的前提：如果战斗最后打不起来，挑战、“请战”之类的挑衅行为只能是对峙双方中某一方的行为，如果双方都挑战，则结果无疑就应该是开战。
但如果充分考虑了魏蜀军队专长差异，这个前提就未必成立了。
诸葛亮北伐战场是蜀步兵和魏骑兵角力的战场，在割麦战战场尤其如此。双方都希望对方按己方预设条件和己方开战，但双方因为专长不同，其预设条件也不同，从而这就有可能造成互相挑衅但大部队始终打不起来的结果。蜀国步兵希望对方骑兵冲击自己的箭雨枪林，并用类似麹义破公孙瓒的方式去进行方阵推进，击溃对方的骑兵，进而击溃对方步兵。魏国骑兵希望渗透抄后或诱敌围歼。不难推断，双方都不愿意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结果，就是虽然双方都挑衅，但最后你司马懿的大部队不按我的要求打过来，我诸葛亮的大部队也不会按你的要求打过去，在割麦战的战场上哪怕把诸葛亮的部队远来目的看作“请战”也是如此。
轻骑兵的骚扰挑衅战术，可参考《史记-匈奴列传》的“详败走，诱汉兵”，《汉书-匈奴传》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以及《黑鞑事略》的：“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轻骑兵的挑衅攻击如果无法奏效，则马上从“挑之”转入回撤状态，回头射箭保持对敌军的骚扰。如果己方已经设下伏兵，则这种回撤状态就是“饵之”。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后，哪怕蜀军角度战况表述是落在张郃的发言中，也与“晋体系”的魏军角度战况表述并不矛盾，但可以实现兼容！
不考虑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不参考魏蜀两军的骑兵步兵对抗的特点，则割麦战记载两体系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一旦考虑了，则前者的“敛兵”和后者的“望尘而遁”、“饵之”可以兼容。割麦子的少量蜀兵见到魏军骑兵扬起的尘土当然要往大部队方向撤退，自然是“望尘而遁”。魏军诱敌当然要边打边退，伏击部队当然要隐藏起来，能藏兵当然有山坡之类的地形，诱敌部队向山坡地形退却，蜀军视角可视为“依险”。虽然《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有“战地平如案也”的描述，但“裴体系”有“依险”，“晋体系”有“饵之”，且“裴体系”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接受“《北堂书钞》推翻了《汉晋春秋》”之类的推断，所以应汇总综合为诱敌之地平坦，但魏军埋伏之地有险阻。前者的“军不得交”、“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和后者的“兵才接而亮退”也可以在大部队没有开战这一点上得到兼容。魏军的诱敌毕竟和摆阵挑衅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要比较弱势，不弱势，诱敌追击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而魏军战术自然也就让蜀军看起来产生一种像是“利在不战”、“进前而不敢偪”的感觉，有挑战行为而且占了上风的诸葛亮自然就是“请战不得”。远道疲劳、轻装少甲（《宣帝纪》“卷甲晨夜赴之”）的魏军骑兵不愿意冲击蜀军整齐阵形，同样是远道而来的蜀军也不愿意因追击而导致转入攻坚消耗战或走入埋伏圈，最后互相挑衅各自表述，各有扬胜讳败，形成后世两个截然不同的史料体系。
这种“互挑而不战”的情况，若不充分理解“互挑”，即诱敌佯退的魏军也有挑衅行为（“兵才接”），以及司马懿的大部队虽然是采用诱敌伏击战略策略但仍然在野外“列阵以待之”，并非害怕和诸葛亮野战，则研究者们很容易会被诸葛亮简单直接的挑战行为所蒙蔽，解作“蜀挑而魏不敢战”（《汉晋春秋》），或认为两者不可兼容，采信魏国观点，解作“魏挑而蜀不敢战”（《宣帝纪》）。“裴体系”剪裁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诸葛亮军事神话，具有必须推翻所有负面史料才能立论的致命弱点，这种魏蜀双方挑战表述的不矛盾，看似简单，实际上却能对其形成最沉重的打击！
从史料兼容角度看，因为裴松之之类的人主要是靠猜测司马懿心理来判断史料真伪，所以“裴体系”被别有用心地剪裁为一部司马懿的畏惧心理史，笔者以前将之概括为“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而在唐修《晋书》的编写人员眼中，史料完全可以编写为一部与上述相反的司马懿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越来越藐视诸葛亮的思想史，或者说一部诸葛亮怯懦不决的心理史。其对诸葛亮的心理特点的分析，从“亮不敢”到“亮若勇者”，辅以“亮虑多决少”、“破之必矣”，构成完整清晰的思路，与相关史实丝丝入扣，自成体系。两体系承载了两种方向的心理判断记录，其关系以割麦战魏蜀“互挑”的记录为开端，生发出司马懿“不敢偪”和诸葛亮“不敢据”两个藐视敌人的基础心理判断，随战事的开展不断变化和丰富，贯穿最后两次北伐史始终。只有充分理解“互挑”，割麦战两体系史料兼容程度才能提升到心理判断记录也能兼容的水平，即互相都不畏惧和对方进行野战，还原“晋体系”在心理史层次的本来面目，恢复两体系史料本来就具有的在心理判断方面的平衡，彻底清除裴松之剪裁意图的干扰，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目录
第一、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第三、千古会心，李世民的骑兵经验有可能是《宣帝纪》采用“晋体系”史料的重要原因
第四、见可而进，从骑兵战术角度详论司马懿三追诸葛亮的成败得失
第五、十年总结，完满解决史料兼容问题后重新审视《汉晋春秋》“三硬伤”
第一、 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汉晋春秋》和《晋书-宣帝纪》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史的一系列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上邽割麦战。经裴松之剪裁的“裴体系”史料和以唐修《晋书》为代表的“晋体系”史料从这场战斗开始产生矛盾，其对立一直延伸到“俘斩万计”争议、“千里请战”争议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争议，最后还延伸到唐太宗李世民和修撰《晋书》的史臣的立场争议。两体系在割麦战和卤城之战上都对史料采取了“二选一”的取舍态度。笔者认为对现今的研究而言，这种“二选一”的取舍态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规避争议的手段，探索两体系的兼容点才是最严谨、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笔者十几年前就对最后两次北伐的史料兼容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并独立地发现了“王沈历史污点”、“数人分功”、“张郃阵亡月份和斩首三千之战月份差异”和“‘坚守追击’诏书是‘俘斩万计’的有力旁证”等等兼容点，但对作为矛盾起源的上邽割麦战，笔者始终未能成功地找到最佳兼容点。笔者早期那篇很不成熟的研讨“三硬伤”的文章作了不少兼容努力，但对此战史料仍不敢说已经完满解决兼容问题。到后期笔者已经把精力转向兼容探讨，在当时最后一篇文章《〈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的第四节第五点中，笔者实事求是地承认两体系在割麦战这一事件上是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的。
因各种原因，此文贴出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内笔者基本上退出了诸葛亮北伐史研讨。在这段时间内，笔者回忆往事，越是对以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就越是无法原谅自己竟然留下这样一个遗憾！
割麦战的史料是非常有特点的，在两体系争议这一问题上其最大的特点是关键争议点落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发言中，而不是落在史书作者对事件的叙述中。史书作者的叙述文字产生争议可用该作者对事件情况掌握不全面、理解不准确来解释，但历史当事人的发言给研究者留下的解释空间无疑就要小很多，甚至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兼容的后果，只能采取“二选一”取舍态度，采信或削弃。
裴注引《汉晋春秋》文段中的张郃分析上邽敌情的那段话把割麦战的对峙情况描述为“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并有后面“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的论述展开进一步推理，这段话都与该史书描述的“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互为犄角，其说服力度虽不见得可以简单推翻“晋体系”的相关史料，但要达到拒绝与其兼容的目的则是绰绰有余。要实现史料兼容，张郃这些话语能给人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兼容程度如果只是局限于诸葛亮从上邽退兵，其阻力还不太明显，但一定要把兼容程度提高到司马懿并没有被诸葛亮吓得只是依险防守这一水平上，阻力就会骤然攀升。若再进一步提高兼容要求，则在两军有没有交战，谁请战、谁不应战，谁怕了谁等等方面都会要求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兼容解释，其难度非同小可！而《汉晋春秋》文段中张郃这些话语却给出了死结论：是诸葛亮“请战不得”，战场上的能挑衅对方的强者，是诸葛亮。
到2015年2月5日深夜，笔者因一个偶然的事件再一次开始了对这一往日留下的遗憾问题的研究。此前一段时期笔者阅读了大量骑兵军事知识的文章，在这些知识的启示下，笔者重读各种史料，突然发现了割麦战史料真正的兼容点所在，茅塞顿开，大彻大悟！
兼容点并非像以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落在落在“望尘而遁”、“兵才接而亮退”和“引而还”之间，而是隐藏在不太被人注意的“使将牛金轻骑饵之”一句之上，这句话只要能和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的加以联系，就不难产生一个对以往思维方式的反思：是否战场上的“请战”只能是单方面的挑战？能不能双方都挑战，但始终打不起来？如果打不起来，那么对实现史料兼容是非常有利的。互相挑战可以出动小部队，但大部队始终没有开战，那么“请战不得”就只是蜀军角度的单方面表述，从轻骑兵挑衅行为能增加蜀军中计追击可能性的原理出发，看清楚轻骑兵的“饵之”和“挑之”可以是同一个战术行为在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的相应表现，在加上“晋体系”有“兵才接”的记载，魏军角度也可以说己方同样有挑衅蜀军的行为，而非简单的示弱引诱，双方表述并不矛盾。
就笔者所见而言，以往的思维方式，包括笔者的在内，无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存在一个不成文、不言自喻的前提：如果战斗最后打不起来，挑战、“请战”之类的挑衅行为只能是对峙双方中某一方的行为，如果双方都挑战，则结果无疑就应该是开战。
但如果充分考虑了魏蜀军队专长差异，这个前提就未必成立了。
诸葛亮北伐战场是蜀步兵和魏骑兵角力的战场，在割麦战战场尤其如此。双方都希望对方按己方预设条件和己方开战，但双方因为专长不同，其预设条件也不同，从而这就有可能造成互相挑衅但大部队始终打不起来的结果。蜀国步兵希望对方骑兵冲击自己的箭雨枪林，并用类似麹义破公孙瓒的方式去进行方阵推进，击溃对方的骑兵，进而击溃对方步兵。魏国骑兵希望渗透抄后或诱敌围歼。不难推断，双方都不愿意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结果，就是虽然双方都挑衅，但最后你司马懿的大部队不按我的要求打过来，我诸葛亮的大部队也不会按你的要求打过去，在割麦战的战场上哪怕把诸葛亮的部队远来目的看作“请战”也是如此。
轻骑兵的骚扰挑衅战术，可参考《史记-匈奴列传》的“详败走，诱汉兵”，《汉书-匈奴传》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以及《黑鞑事略》的：“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轻骑兵的挑衅攻击如果无法奏效，则马上从“挑之”转入回撤状态，回头射箭保持对敌军的骚扰。如果己方已经设下伏兵，则这种回撤状态就是“饵之”。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后，哪怕蜀军角度战况表述是落在张郃的发言中，也与“晋体系”的魏军角度战况表述并不矛盾，但可以实现兼容！
不考虑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不参考魏蜀两军的骑兵步兵对抗的特点，则割麦战记载两体系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一旦考虑了，则前者的“敛兵”和后者的“望尘而遁”、“饵之”可以兼容。割麦子的少量蜀兵见到魏军骑兵扬起的尘土当然要往大部队方向撤退，自然是“望尘而遁”。魏军诱敌当然要边打边退，伏击部队当然要隐藏起来，能藏兵当然有山坡之类的地形，诱敌部队向山坡地形退却，蜀军视角可视为“依险”。虽然《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有“战地平如案也”的描述，但“裴体系”有“依险”，“晋体系”有“饵之”，且“裴体系”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接受“《北堂书钞》推翻了《汉晋春秋》”之类的推断，所以应汇总综合为诱敌之地平坦，但魏军埋伏之地有险阻。前者的“军不得交”、“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和后者的“兵才接而亮退”也可以在大部队没有开战这一点上得到兼容。魏军的诱敌毕竟和摆阵挑衅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要比较弱势，不弱势，诱敌追击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而魏军战术自然也就让蜀军看起来产生一种像是“利在不战”、“进前而不敢偪”的感觉，有挑战行为而且占了上风的诸葛亮自然就是“请战不得”。远道疲劳、轻装少甲（《宣帝纪》“卷甲晨夜赴之”）的魏军骑兵不愿意冲击蜀军整齐阵形，同样是远道而来的蜀军也不愿意因追击而导致转入攻坚消耗战或走入埋伏圈，最后互相挑衅各自表述，各有扬胜讳败，形成后世两个截然不同的史料体系。
这种“互挑而不战”的情况，若不充分理解“互挑”，即诱敌佯退的魏军也有挑衅行为（“兵才接”），以及司马懿的大部队虽然是采用诱敌伏击战略策略但仍然在野外“列阵以待之”，并非害怕和诸葛亮野战，则研究者们很容易会被诸葛亮简单直接的挑战行为所蒙蔽，解作“蜀挑而魏不敢战”（《汉晋春秋》），或认为两者不可兼容，采信魏国观点，解作“魏挑而蜀不敢战”（《宣帝纪》）。“裴体系”剪裁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诸葛亮军事神话，具有必须推翻所有负面史料才能立论的致命弱点，这种魏蜀双方挑战表述的不矛盾，看似简单，实际上却能对其形成最沉重的打击！
从史料兼容角度看，因为裴松之之类的人主要是靠猜测司马懿心理来判断史料真伪，所以“裴体系”被别有用心地剪裁为一部司马懿的畏惧心理史，笔者以前将之概括为“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而在唐修《晋书》的编写人员眼中，史料完全可以编写为一部与上述相反的司马懿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越来越藐视诸葛亮的思想史，或者说一部诸葛亮怯懦不决的心理史。其对诸葛亮的心理特点的分析，从“亮不敢”到“亮若勇者”，辅以“亮虑多决少”、“破之必矣”，构成完整清晰的思路，与相关史实丝丝入扣，自成体系。两体系承载了两种方向的心理判断记录，其关系以割麦战魏蜀“互挑”的记录为开端，生发出司马懿“不敢偪”和诸葛亮“不敢据”两个藐视敌人的基础心理判断，随战事的开展不断变化和丰富，贯穿最后两次北伐史始终。只有充分理解“互挑”，割麦战两体系史料兼容程度才能提升到心理判断记录也能兼容的水平，即互相都不畏惧和对方进行野战，还原“晋体系”在心理史层次的本来面目，恢复两体系史料本来就具有的在心理判断方面的平衡，彻底清除裴松之剪裁意图的干扰，完满解决兼容问题。
第一、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第三、千古会心，李世民的骑兵经验有可能是《宣帝纪》采用“晋体系”史料的重要原因
第四、见可而进，从骑兵战术角度详论司马懿三追诸葛亮的成败得失
第五、十年总结，完满解决史料兼容问题后重新审视《汉晋春秋》“三硬伤”
第一、 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汉晋春秋》和《晋书-宣帝纪》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史的一系列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上邽割麦战。经裴松之剪裁的“裴体系”史料和以唐修《晋书》为代表的“晋体系”史料从这场战斗开始产生矛盾，其对立一直延伸到“俘斩万计”争议、“千里请战”争议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争议，最后还延伸到唐太宗李世民和修撰《晋书》的史臣的立场争议。两体系在割麦战和卤城之战上都对史料采取了“二选一”的取舍态度。笔者认为对现今的研究而言，这种“二选一”的取舍态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规避争议的手段，探索两体系的兼容点才是最严谨、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笔者十几年前就对最后两次北伐的史料兼容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并独立地发现了“王沈历史污点”、“数人分功”、“张郃阵亡月份和斩首三千之战月份差异”和“‘坚守追击’诏书是‘俘斩万计’的有力旁证”等等兼容点，但对作为矛盾起源的上邽割麦战，笔者始终未能成功地找到最佳兼容点。笔者早期那篇很不成熟的研讨“三硬伤”的文章作了不少兼容努力，但对此战史料仍不敢说已经完满解决兼容问题。到后期笔者已经把精力转向兼容探讨，在当时最后一篇文章《〈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的第四节第五点中，笔者实事求是地承认两体系在割麦战这一事件上是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的。
因各种原因，此文贴出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内笔者基本上退出了诸葛亮北伐史研讨。在这段时间内，笔者回忆往事，越是对以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就越是无法原谅自己竟然留下这样一个遗憾！
割麦战的史料是非常有特点的，在两体系争议这一问题上其最大的特点是关键争议点落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发言中，而不是落在史书作者对事件的叙述中。史书作者的叙述文字产生争议可用该作者对事件情况掌握不全面、理解不准确来解释，但历史当事人的发言给研究者留下的解释空间无疑就要小很多，甚至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兼容的后果，只能采取“二选一”取舍态度，采信或削弃。
裴注引《汉晋春秋》文段中的张郃分析上邽敌情的那段话把割麦战的对峙情况描述为“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并有后面“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的论述展开进一步推理，这段话都与该史书描述的“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互为犄角，其说服力度虽不见得可以简单推翻“晋体系”的相关史料，但要达到拒绝与其兼容的目的则是绰绰有余。要实现史料兼容，张郃这些话语能给人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兼容程度如果只是局限于诸葛亮从上邽退兵，其阻力还不太明显，但一定要把兼容程度提高到司马懿并没有被诸葛亮吓得只是依险防守这一水平上，阻力就会骤然攀升。若再进一步提高兼容要求，则在两军有没有交战，谁请战、谁不应战，谁怕了谁等等方面都会要求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兼容解释，其难度非同小可！而《汉晋春秋》文段中张郃这些话语却给出了死结论：是诸葛亮“请战不得”，战场上的能挑衅对方的强者，是诸葛亮。
到2015年2月5日深夜，笔者因一个偶然的事件再一次开始了对这一往日留下的遗憾问题的研究。此前一段时期笔者阅读了大量骑兵军事知识的文章，在这些知识的启示下，笔者重读各种史料，突然发现了割麦战史料真正的兼容点所在，茅塞顿开，大彻大悟！
兼容点并非像以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落在落在“望尘而遁”、“兵才接而亮退”和“引而还”之间，而是隐藏在不太被人注意的“使将牛金轻骑饵之”一句之上，这句话只要能和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的加以联系，就不难产生一个对以往思维方式的反思：是否战场上的“请战”只能是单方面的挑战？能不能双方都挑战，但始终打不起来？如果打不起来，那么对实现史料兼容是非常有利的。互相挑战可以出动小部队，但大部队始终没有开战，那么“请战不得”就只是蜀军角度的单方面表述，从轻骑兵挑衅行为能增加蜀军中计追击可能性的原理出发，看清楚轻骑兵的“饵之”和“挑之”可以是同一个战术行为在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的相应表现，在加上“晋体系”有“兵才接”的记载，魏军角度也可以说己方同样有挑衅蜀军的行为，而非简单的示弱引诱，双方表述并不矛盾。
就笔者所见而言，以往的思维方式，包括笔者的在内，无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存在一个不成文、不言自喻的前提：如果战斗最后打不起来，挑战、“请战”之类的挑衅行为只能是对峙双方中某一方的行为，如果双方都挑战，则结果无疑就应该是开战。
但如果充分考虑了魏蜀军队专长差异，这个前提就未必成立了。
诸葛亮北伐战场是蜀步兵和魏骑兵角力的战场，在割麦战战场尤其如此。双方都希望对方按己方预设条件和己方开战，但双方因为专长不同，其预设条件也不同，从而这就有可能造成互相挑衅但大部队始终打不起来的结果。蜀国步兵希望对方骑兵冲击自己的箭雨枪林，并用类似麹义破公孙瓒的方式去进行方阵推进，击溃对方的骑兵，进而击溃对方步兵。魏国骑兵希望渗透抄后或诱敌围歼。不难推断，双方都不愿意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结果，就是虽然双方都挑衅，但最后你司马懿的大部队不按我的要求打过来，我诸葛亮的大部队也不会按你的要求打过去，在割麦战的战场上哪怕把诸葛亮的部队远来目的看作“请战”也是如此。
轻骑兵的骚扰挑衅战术，可参考《史记-匈奴列传》的“详败走，诱汉兵”，《汉书-匈奴传》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以及《黑鞑事略》的：“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轻骑兵的挑衅攻击如果无法奏效，则马上从“挑之”转入回撤状态，回头射箭保持对敌军的骚扰。如果己方已经设下伏兵，则这种回撤状态就是“饵之”。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后，哪怕蜀军角度战况表述是落在张郃的发言中，也与“晋体系”的魏军角度战况表述并不矛盾，但可以实现兼容！
不考虑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不参考魏蜀两军的骑兵步兵对抗的特点，则割麦战记载两体系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一旦考虑了，则前者的“敛兵”和后者的“望尘而遁”、“饵之”可以兼容。割麦子的少量蜀兵见到魏军骑兵扬起的尘土当然要往大部队方向撤退，自然是“望尘而遁”。魏军诱敌当然要边打边退，伏击部队当然要隐藏起来，能藏兵当然有山坡之类的地形，诱敌部队向山坡地形退却，蜀军视角可视为“依险”。虽然《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有“战地平如案也”的描述，但“裴体系”有“依险”，“晋体系”有“饵之”，且“裴体系”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接受“《北堂书钞》推翻了《汉晋春秋》”之类的推断，所以应汇总综合为诱敌之地平坦，但魏军埋伏之地有险阻。前者的“军不得交”、“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和后者的“兵才接而亮退”也可以在大部队没有开战这一点上得到兼容。魏军的诱敌毕竟和摆阵挑衅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要比较弱势，不弱势，诱敌追击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而魏军战术自然也就让蜀军看起来产生一种像是“利在不战”、“进前而不敢偪”的感觉，有挑战行为而且占了上风的诸葛亮自然就是“请战不得”。远道疲劳、轻装少甲（《宣帝纪》“卷甲晨夜赴之”）的魏军骑兵不愿意冲击蜀军整齐阵形，同样是远道而来的蜀军也不愿意因追击而导致转入攻坚消耗战或走入埋伏圈，最后互相挑衅各自表述，各有扬胜讳败，形成后世两个截然不同的史料体系。
这种“互挑而不战”的情况，若不充分理解“互挑”，即诱敌佯退的魏军也有挑衅行为（“兵才接”），以及司马懿的大部队虽然是采用诱敌伏击战略策略但仍然在野外“列阵以待之”，并非害怕和诸葛亮野战，则研究者们很容易会被诸葛亮简单直接的挑战行为所蒙蔽，解作“蜀挑而魏不敢战”（《汉晋春秋》），或认为两者不可兼容，采信魏国观点，解作“魏挑而蜀不敢战”（《宣帝纪》）。“裴体系”剪裁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诸葛亮军事神话，具有必须推翻所有负面史料才能立论的致命弱点，这种魏蜀双方挑战表述的不矛盾，看似简单，实际上却能对其形成最沉重的打击！
从史料兼容角度看，因为裴松之之类的人主要是靠猜测司马懿心理来判断史料真伪，所以“裴体系”被别有用心地剪裁为一部司马懿的畏惧心理史，笔者以前将之概括为“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而在唐修《晋书》的编写人员眼中，史料完全可以编写为一部与上述相反的司马懿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越来越藐视诸葛亮的思想史，或者说一部诸葛亮怯懦不决的心理史。其对诸葛亮的心理特点的分析，从“亮不敢”到“亮若勇者”，辅以“亮虑多决少”、“破之必矣”，构成完整清晰的思路，与相关史实丝丝入扣，自成体系。两体系承载了两种方向的心理判断记录，其关系以割麦战魏蜀“互挑”的记录为开端，生发出司马懿“不敢偪”和诸葛亮“不敢据”两个藐视敌人的基础心理判断，随战事的开展不断变化和丰富，贯穿最后两次北伐史始终。只有充分理解“互挑”，割麦战两体系史料兼容程度才能提升到心理判断记录也能兼容的水平，即互相都不畏惧和对方进行野战，还原“晋体系”在心理史层次的本来面目，恢复两体系史料本来就具有的在心理判断方面的平衡，彻底清除裴松之剪裁意图的干扰，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目录
第一、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第三、千古会心，李世民的骑兵经验有可能是《宣帝纪》采用“晋体系”史料的重要原因
第四、见可而进，从骑兵战术角度详论司马懿三追诸葛亮的成败得失
第五、十年总结，完满解决史料兼容问题后重新审视《汉晋春秋》“三硬伤”
第一、 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汉晋春秋》和《晋书-宣帝纪》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史的一系列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上邽割麦战。经裴松之剪裁的“裴体系”史料和以唐修《晋书》为代表的“晋体系”史料从这场战斗开始产生矛盾，其对立一直延伸到“俘斩万计”争议、“千里请战”争议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争议，最后还延伸到唐太宗李世民和修撰《晋书》的史臣的立场争议。两体系在割麦战和卤城之战上都对史料采取了“二选一”的取舍态度。笔者认为对现今的研究而言，这种“二选一”的取舍态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规避争议的手段，探索两体系的兼容点才是最严谨、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笔者十几年前就对最后两次北伐的史料兼容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并独立地发现了“王沈历史污点”、“数人分功”、“张郃阵亡月份和斩首三千之战月份差异”和“‘坚守追击’诏书是‘俘斩万计’的有力旁证”等等兼容点，但对作为矛盾起源的上邽割麦战，笔者始终未能成功地找到最佳兼容点。笔者早期那篇很不成熟的研讨“三硬伤”的文章作了不少兼容努力，但对此战史料仍不敢说已经完满解决兼容问题。到后期笔者已经把精力转向兼容探讨，在当时最后一篇文章《〈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的第四节第五点中，笔者实事求是地承认两体系在割麦战这一事件上是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的。
因各种原因，此文贴出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内笔者基本上退出了诸葛亮北伐史研讨。在这段时间内，笔者回忆往事，越是对以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就越是无法原谅自己竟然留下这样一个遗憾！
割麦战的史料是非常有特点的，在两体系争议这一问题上其最大的特点是关键争议点落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发言中，而不是落在史书作者对事件的叙述中。史书作者的叙述文字产生争议可用该作者对事件情况掌握不全面、理解不准确来解释，但历史当事人的发言给研究者留下的解释空间无疑就要小很多，甚至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兼容的后果，只能采取“二选一”取舍态度，采信或削弃。
裴注引《汉晋春秋》文段中的张郃分析上邽敌情的那段话把割麦战的对峙情况描述为“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并有后面“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的论述展开进一步推理，这段话都与该史书描述的“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互为犄角，其说服力度虽不见得可以简单推翻“晋体系”的相关史料，但要达到拒绝与其兼容的目的则是绰绰有余。要实现史料兼容，张郃这些话语能给人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兼容程度如果只是局限于诸葛亮从上邽退兵，其阻力还不太明显，但一定要把兼容程度提高到司马懿并没有被诸葛亮吓得只是依险防守这一水平上，阻力就会骤然攀升。若再进一步提高兼容要求，则在两军有没有交战，谁请战、谁不应战，谁怕了谁等等方面都会要求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兼容解释，其难度非同小可！而《汉晋春秋》文段中张郃这些话语却给出了死结论：是诸葛亮“请战不得”，战场上的能挑衅对方的强者，是诸葛亮。
到2015年2月5日深夜，笔者因一个偶然的事件再一次开始了对这一往日留下的遗憾问题的研究。此前一段时期笔者阅读了大量骑兵军事知识的文章，在这些知识的启示下，笔者重读各种史料，突然发现了割麦战史料真正的兼容点所在，茅塞顿开，大彻大悟！
兼容点并非像以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落在落在“望尘而遁”、“兵才接而亮退”和“引而还”之间，而是隐藏在不太被人注意的“使将牛金轻骑饵之”一句之上，这句话只要能和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的加以联系，就不难产生一个对以往思维方式的反思：是否战场上的“请战”只能是单方面的挑战？能不能双方都挑战，但始终打不起来？如果打不起来，那么对实现史料兼容是非常有利的。互相挑战可以出动小部队，但大部队始终没有开战，那么“请战不得”就只是蜀军角度的单方面表述，从轻骑兵挑衅行为能增加蜀军中计追击可能性的原理出发，看清楚轻骑兵的“饵之”和“挑之”可以是同一个战术行为在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的相应表现，在加上“晋体系”有“兵才接”的记载，魏军角度也可以说己方同样有挑衅蜀军的行为，而非简单的示弱引诱，双方表述并不矛盾。
就笔者所见而言，以往的思维方式，包括笔者的在内，无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存在一个不成文、不言自喻的前提：如果战斗最后打不起来，挑战、“请战”之类的挑衅行为只能是对峙双方中某一方的行为，如果双方都挑战，则结果无疑就应该是开战。
但如果充分考虑了魏蜀军队专长差异，这个前提就未必成立了。
诸葛亮北伐战场是蜀步兵和魏骑兵角力的战场，在割麦战战场尤其如此。双方都希望对方按己方预设条件和己方开战，但双方因为专长不同，其预设条件也不同，从而这就有可能造成互相挑衅但大部队始终打不起来的结果。蜀国步兵希望对方骑兵冲击自己的箭雨枪林，并用类似麹义破公孙瓒的方式去进行方阵推进，击溃对方的骑兵，进而击溃对方步兵。魏国骑兵希望渗透抄后或诱敌围歼。不难推断，双方都不愿意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结果，就是虽然双方都挑衅，但最后你司马懿的大部队不按我的要求打过来，我诸葛亮的大部队也不会按你的要求打过去，在割麦战的战场上哪怕把诸葛亮的部队远来目的看作“请战”也是如此。
轻骑兵的骚扰挑衅战术，可参考《史记-匈奴列传》的“详败走，诱汉兵”，《汉书-匈奴传》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以及《黑鞑事略》的：“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轻骑兵的挑衅攻击如果无法奏效，则马上从“挑之”转入回撤状态，回头射箭保持对敌军的骚扰。如果己方已经设下伏兵，则这种回撤状态就是“饵之”。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后，哪怕蜀军角度战况表述是落在张郃的发言中，也与“晋体系”的魏军角度战况表述并不矛盾，但可以实现兼容！
不考虑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不参考魏蜀两军的骑兵步兵对抗的特点，则割麦战记载两体系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一旦考虑了，则前者的“敛兵”和后者的“望尘而遁”、“饵之”可以兼容。割麦子的少量蜀兵见到魏军骑兵扬起的尘土当然要往大部队方向撤退，自然是“望尘而遁”。魏军诱敌当然要边打边退，伏击部队当然要隐藏起来，能藏兵当然有山坡之类的地形，诱敌部队向山坡地形退却，蜀军视角可视为“依险”。虽然《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有“战地平如案也”的描述，但“裴体系”有“依险”，“晋体系”有“饵之”，且“裴体系”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接受“《北堂书钞》推翻了《汉晋春秋》”之类的推断，所以应汇总综合为诱敌之地平坦，但魏军埋伏之地有险阻。前者的“军不得交”、“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和后者的“兵才接而亮退”也可以在大部队没有开战这一点上得到兼容。魏军的诱敌毕竟和摆阵挑衅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要比较弱势，不弱势，诱敌追击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而魏军战术自然也就让蜀军看起来产生一种像是“利在不战”、“进前而不敢偪”的感觉，有挑战行为而且占了上风的诸葛亮自然就是“请战不得”。远道疲劳、轻装少甲（《宣帝纪》“卷甲晨夜赴之”）的魏军骑兵不愿意冲击蜀军整齐阵形，同样是远道而来的蜀军也不愿意因追击而导致转入攻坚消耗战或走入埋伏圈，最后互相挑衅各自表述，各有扬胜讳败，形成后世两个截然不同的史料体系。
这种“互挑而不战”的情况，若不充分理解“互挑”，即诱敌佯退的魏军也有挑衅行为（“兵才接”），以及司马懿的大部队虽然是采用诱敌伏击战略策略但仍然在野外“列阵以待之”，并非害怕和诸葛亮野战，则研究者们很容易会被诸葛亮简单直接的挑战行为所蒙蔽，解作“蜀挑而魏不敢战”（《汉晋春秋》），或认为两者不可兼容，采信魏国观点，解作“魏挑而蜀不敢战”（《宣帝纪》）。“裴体系”剪裁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诸葛亮军事神话，具有必须推翻所有负面史料才能立论的致命弱点，这种魏蜀双方挑战表述的不矛盾，看似简单，实际上却能对其形成最沉重的打击！
从史料兼容角度看，因为裴松之之类的人主要是靠猜测司马懿心理来判断史料真伪，所以“裴体系”被别有用心地剪裁为一部司马懿的畏惧心理史，笔者以前将之概括为“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而在唐修《晋书》的编写人员眼中，史料完全可以编写为一部与上述相反的司马懿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越来越藐视诸葛亮的思想史，或者说一部诸葛亮怯懦不决的心理史。其对诸葛亮的心理特点的分析，从“亮不敢”到“亮若勇者”，辅以“亮虑多决少”、“破之必矣”，构成完整清晰的思路，与相关史实丝丝入扣，自成体系。两体系承载了两种方向的心理判断记录，其关系以割麦战魏蜀“互挑”的记录为开端，生发出司马懿“不敢偪”和诸葛亮“不敢据”两个藐视敌人的基础心理判断，随战事的开展不断变化和丰富，贯穿最后两次北伐史始终。只有充分理解“互挑”，割麦战两体系史料兼容程度才能提升到心理判断记录也能兼容的水平，即互相都不畏惧和对方进行野战，还原“晋体系”在心理史层次的本来面目，恢复两体系史料本来就具有的在心理判断方面的平衡，彻底清除裴松之剪裁意图的干扰，完满解决兼容问题。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上述两史料体系的争议还基本局限于战场规模的战术视界，但熟悉骑兵历史的人不难知道，轻骑兵在本质上更大程度是属于战略层面的，与之相比，重骑兵是属于战术层面的。轻骑兵的骚扰、抄后、抢占、渗透、诱敌等一系列战术动作，往往更大程度上是为战略目标服务，其运用往往围绕战场选择权、战局主动权展开，轻骑兵让决策者的目光更宽阔，主动权更多，可无中生有地创造战机，可自主选择出击的时机，并利用速度等因素形成局部优势进而转化为全局优势。
在世界骑兵史上，东方骑兵是以轻骑兵为主，但同样是轻骑兵，对其战略高度的理解不同，其效果和战果也完全不同。最迟从匈奴开始，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战术就已基本成型，并已具有战略高度，到成吉思汗时代，对其战略高度的认识达到最高水平，其马匹素质、人员训练、硬件配套、组织建设都达到巅峰，形成了冷兵器时代的大迂回大纵深战术，战略目光高度和战场可选面积都远超对手，从而也就取得了最大的战果，占领了半个世界。但哪怕是蒙古骑兵，因其战略高度也同样是在“挑战”这样的战术行为上给人弱势的感觉。游牧民族的诱敌骚扰战术最后定格为独特的回头射箭方法，成为骑兵战史的经典战术动作“帕提亚回射”。蒙古西征大量运用轻骑兵诱敌围歼的战术，从中亚一直用到东欧。就“裴体系”剪裁企图而言，如果采用“挑战落下风就是惧怕对方，从而其胜利记录为造假”战况解读方法，游牧民族的战绩将是不可理解的。从兵种性质而言，骑兵对步兵采用骚扰围射、抄后、诱敌的战术，与生俱来地具有看起来像是畏惧步兵、气势被步兵压低一头的外在特征。轻骑兵灵活战略战术用《汉晋春秋》文段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不敢偪”。而“裴体系”的剪裁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实战中的兵种特点，将虚假不实的表象夸大为战况记录解读的唯一真伪判断标准，到最后甚至将这种由兵种差异所导致的战场形势对比扭曲至“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的极度情绪化的程度，丧失了最起码的推理能力，成为裴松之意气用事、随意推翻历史事件存在证据的工具。
轻骑兵的战略运用从本质上说就是弥补骑兵在对整齐列阵的步兵的天然战术劣势。在重骑兵发展还不成熟的三国时代，这种劣势尤其明显。但同时也应看到，东汉和三国时代是轻骑兵逐渐向重骑兵过渡的时代，轻骑兵的装甲水平逐渐提升，虽然未能看作重骑兵，但已兼任后来的重骑兵冲击和分割敌阵的战术功能。骑兵史以双马镫的出现时间为分界线区分出轻骑兵和重骑兵的时代。在这种发明成功地增加骑手稳定性之前，骑兵主要是轻骑兵，无披甲或披轻甲，作战以射箭和矛刺为主，但按史实记载，轻骑兵已在一定程度上兼任了冲击敌阵的战术功能。西汉时晁错认为“轻车突骑”是汉军冲击匈奴骑兵使之陷入混乱的有效武器。东汉之初，刘秀的“幽州突骑”已经有了冲击步兵阵型的功能，但从其可追击敌人十余里的机动能力看（《后汉书-景丹传》），这种骑兵仍然属于轻骑兵。到汉末，袁绍的骑兵配备三百具马凯，而曹操只有不超过十具。但曹操到破马超之战时已拥有五千名披甲程度较高的骑兵，这些骑兵采取“夹击”的方式大破马超军。因为时代限制，曹操的这些骑兵披甲程度当然比不上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但与同时代的其他骑兵相比，无疑是属于重骑兵了，其冲击敌阵的能力也明显比其他骑兵强。
魏军以骑兵为专长，决定了魏军的战略视界要比蜀军宽阔，但不能说魏军擅长骑兵，其将领就一定能以战略目光去运用轻骑兵。在轻骑兵兼任冲击敌阵战术功能的过渡时代，这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决策分歧尤其不容忽视。公孙瓒靠骑兵起家，但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把骑兵放到战略层面上去运用，而是把轻骑兵用作正面冲击步兵整齐阵型的战术工具，提高了战场风险系数。无独有偶，东吴的孙权也曾产生过率领骑兵冲击曹军阵形的念头，但马上就被臣子劝谏而作罢。参考文鸯十余骁骑的冲击能让魏军产生大混乱的例子，孙权的这个想法在三国时代的战场条件下也并非是白白送死，其实还有相当的风险收益比可以考虑。公孙瓒所率领的幽州骑兵在刘秀时代就有“突骑”之称，已经被用做冲击敌阵的战术工具。在这种旧有战术的基础上，加上麹义方阵兵少，公孙瓒产生轻敌思想，未能指挥部队打出适当的步骑协同，只是单纯地用骑兵去冲阵，没有用已经排好的步兵阵型在正面平推压制敌阵。尽管如此，到兵败如山倒之后，公孙瓒的大量散骑仍然重新聚集，抄后形成局部优势，袁绍几乎被杀。
以此而论，魏军将领埋怨司马懿“畏蜀如虎”、“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就并不能说明司马懿除了躲在营寨或险阻里就没有别的办法，只不过他是从战略角度去思考问题，希望利用轻骑兵创造战机，减少大部队开战的风险，不应忘记司马懿在急行军之前就不同意分兵，他认为诸葛亮统率的蜀军战斗力不容忽视。魏军祁山守将贾栩、魏平对轻骑兵的认识欠缺战略高度，主张要在战术上与诸葛亮打硬仗。张郃虽然擅长战略大局分析，但是也认为一旦“进前”和蜀军接触，就应该开战，不应再有过多的灵活策略。而直接开战，无疑就是直接冲击蜀军的阵形，正面用步兵和蜀军步兵对抗，利用两翼强大骑兵抄后或冲断将之一分为二，夹击歼灭。如果对风险认识不足，也不能排除这些魏军将领会产生和公孙瓒类似念头的可能性，他们有可能在刘秀时代已经形成的“突骑”战术基础上认为单纯用骑兵就能直接冲垮蜀军八阵。
曹魏军队使用“轻兵”在大部队开战之前进行挑战，是从曹操破马超开始就已经有的战术，而且最迟从那一战开始，这种挑衅已经具备骚扰敌人、创造战机的战术功能，“轻兵”长时间骚扰后，终于使得马超军阵形出现松动或精力疲惫，曹操才派重骑兵出击大获全胜。从斩文丑、击乌桓到破马超，曹操都没有用骑兵冲击对方的整齐阵型，而是要等待对方阵形不整或出现松散疲惫的时机再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哪怕是手握五千重骑兵的破马超之战，敌人透露明显的畏惧之意，也要等到长时间“轻兵”骚扰后才出动大部队。
司马懿作为并非行伍出身的文官，在军事上萧规曹随地采用曹操时代已经形成的骑兵指挥办法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该看到，这种轻兵挑敌、诱敌的战略战术局限于单个战场范围。司马懿在大战略上是针对诸葛亮性格过于谨慎的弱点处处抢先一步，占领要冲。但在占领之后，则是使用轻骑诱敌（上邽割麦战）的办法，降低风险，提高胜算。在战场范围之外，司马懿还采取了抢占要地（北原之战）、攻其孤军（武功水水涨骑兵急攻）、奇兵抄后（见星落后攻击蜀军运输线，参考魏将李兴率步骑抄朱然后路的例子，司马懿的抄后可能也有骑兵出动）的战略战术。司马懿运用轻骑兵的战略高度，不但体现在上邽的遭遇战中，也体现在更大战场范围的灵活用兵上，处处抢占先机，并将战略先机转化为战术优势。在最后一次北伐的记载中，“裴体系”单纯运用姜维诸葛亮的“敌国传闻之言”（在《三国志-魏延传》中裴松之自己制定出来的史书解读方法）去解读司马懿心理。如不采纳裴松之的这种出尔反尔而且以偏概全的解读思路，有理由推测司马懿如果采用强硬手段冲破辛毗的杖节禁锢而出战，因为他所面临的是单个的战场，其指挥将会采用类似樊城解围战的模式，派轻骑兵挑衅，寻找战机再发动决定性的总攻。如果诸葛亮也学朱然的样子坚决不动，则战斗可能也会以司马懿因找不到对方破绽而单方面地“示必攻之势”和平结束。因为诸葛亮送巾帼在前，届时将会形成割麦战之后的第二个“互挑而不战”，静止不进的诸葛亮照样可视为“请战不得”，但这个走势被辛毗打断了。
综合而言，能让司马懿放弃轻骑兵诱敌、抢占、抄粮道等灵活战略战术而采取“挑之”的战场决战模式甚至改以步兵发动攻坚战的，原因有三个：
（1） 天气暑湿，不宜持久（樊城解围战）；
（2） 粮食不足（擒孟达、卤城之战）；
（3） 敌人已经退兵，可以发动对断后或留守部队的攻击（“俘斩万计”追击战、樊城追击战）。
其中的粮食因素，笔者认为是司马懿之在卤城之战之所以采取攻坚战最后导致“斩首三千”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裴体系”的影响下，学者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斩首三千”的失败是司马懿无力驾驭部下，导致群情鼎沸，最后明知攻坚伤亡大还是被迫攻坚，被诸葛亮实施防守反击，打了一个糊涂败仗。笔者以往也是用这样的视角去解读这场战斗，但到现在笔者则认为这样的解释过于肤浅牵强。
司马懿是一个极其有决断能力的人，其从政资历和君主信赖程度更不是张郃、郭淮、费曜之类中高级将领所能撼动，在伐辽战役中他就用果断的斩首平息了不同意见，他所用的轻骑兵战略战术也是曹家军事传统的延续，并且一早就不愿意听从张郃的意见。如果只是被几个地方守将嘲笑几句司马懿就发动一场攻坚战，这样的心理判断实在太过于儿戏，只能说是习凿齿对当时形势的描述文字并不严谨。
笔者以往就已经研究过卤城战场司马懿也同样面临粮食将尽困境的问题。《华阳国志》在描述“司马宣王拒亮，张郃拒平”的军事形势时加上了一句魏军粮食形势的情况：“时宣王等粮亦尽。”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司马懿不顾伤亡发动攻坚前夕的形势，当时魏军也面临粮食危机了！
司马懿伐辽时回忆往事，说当时对孟达发动攻坚战的原因是“不计死伤，与粮竞也”，如果把这句话看作司马懿的军事思想的体现，则这句话也最能解释为何处处遏制诸葛亮的他居然会转入不明智的卤城攻坚战。擒孟达急行军，司马懿面临的结果是“粮不淹月”，有理由相信奔赴上邽的急行军也是类似的结果，粮食难以支撑太久。司马懿解决己方粮食危机靠的是割麦战保护下来的部分麦子（《三国志-明帝纪》裴注引《魏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和郭淮所出羌谷。这两种渠道的粮食什么时候运到魏军营寨今天所见史料并无明载，参考《华阳国志》记载应综合判断为粮食运输遭遇困难，“斩首三千”之战前夕这两种渠道的粮食都无法解决问题，军中存粮虽然支撑了一段时期，但已即将耗尽了。“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导致众将非议，甚至被嘲笑“畏蜀如虎”，这只是发动攻击的部分原因，并非是主要原因。诸葛亮写给李平的三策反映其开始时粮食并未遇到危机，但后来也因为运输遇到雨季的困难，形势急转直下，最后退兵。
上述两史料体系的争议还基本局限于战场规模的战术视界，但熟悉骑兵历史的人不难知道，轻骑兵在本质上更大程度是属于战略层面的，与之相比，重骑兵是属于战术层面的。轻骑兵的骚扰、抄后、抢占、渗透、诱敌等一系列战术动作，往往更大程度上是为战略目标服务，其运用往往围绕战场选择权、战局主动权展开，轻骑兵让决策者的目光更宽阔，主动权更多，可无中生有地创造战机，可自主选择出击的时机，并利用速度等因素形成局部优势进而转化为全局优势。
在世界骑兵史上，东方骑兵是以轻骑兵为主，但同样是轻骑兵，对其战略高度的理解不同，其效果和战果也完全不同。最迟从匈奴开始，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战术就已基本成型，并已具有战略高度，到成吉思汗时代，对其战略高度的认识达到最高水平，其马匹素质、人员训练、硬件配套、组织建设都达到巅峰，形成了冷兵器时代的大迂回大纵深战术，战略目光高度和战场可选面积都远超对手，从而也就取得了最大的战果，占领了半个世界。但哪怕是蒙古骑兵，因其战略高度也同样是在“挑战”这样的战术行为上给人弱势的感觉。游牧民族的诱敌骚扰战术最后定格为独特的回头射箭方法，成为骑兵战史的经典战术动作“帕提亚回射”。蒙古西征大量运用轻骑兵诱敌围歼的战术，从中亚一直用到东欧。就“裴体系”剪裁企图而言，如果采用“挑战落下风就是惧怕对方，从而其胜利记录为造假”战况解读方法，游牧民族的战绩将是不可理解的。从兵种性质而言，骑兵对步兵采用骚扰围射、抄后、诱敌的战术，与生俱来地具有看起来像是畏惧步兵、气势被步兵压低一头的外在特征。轻骑兵灵活战略战术用《汉晋春秋》文段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不敢偪”。而“裴体系”的剪裁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实战中的兵种特点，将虚假不实的表象夸大为战况记录解读的唯一真伪判断标准，到最后甚至将这种由兵种差异所导致的战场形势对比扭曲至“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的极度情绪化的程度，丧失了最起码的推理能力，成为裴松之意气用事、随意推翻历史事件存在证据的工具。
轻骑兵的战略运用从本质上说就是弥补骑兵在对整齐列阵的步兵的天然战术劣势。在重骑兵发展还不成熟的三国时代，这种劣势尤其明显。但同时也应看到，东汉和三国时代是轻骑兵逐渐向重骑兵过渡的时代，轻骑兵的装甲水平逐渐提升，虽然未能看作重骑兵，但已兼任后来的重骑兵冲击和分割敌阵的战术功能。骑兵史以双马镫的出现时间为分界线区分出轻骑兵和重骑兵的时代。在这种发明成功地增加骑手稳定性之前，骑兵主要是轻骑兵，无披甲或披轻甲，作战以射箭和矛刺为主，但按史实记载，轻骑兵已在一定程度上兼任了冲击敌阵的战术功能。西汉时晁错认为“轻车突骑”是汉军冲击匈奴骑兵使之陷入混乱的有效武器。东汉之初，刘秀的“幽州突骑”已经有了冲击步兵阵型的功能，但从其可追击敌人十余里的机动能力看（《后汉书-景丹传》），这种骑兵仍然属于轻骑兵。到汉末，袁绍的骑兵配备三百具马凯，而曹操只有不超过十具。但曹操到破马超之战时已拥有五千名披甲程度较高的骑兵，这些骑兵采取“夹击”的方式大破马超军。因为时代限制，曹操的这些骑兵披甲程度当然比不上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但与同时代的其他骑兵相比，无疑是属于重骑兵了，其冲击敌阵的能力也明显比其他骑兵强。
魏军以骑兵为专长，决定了魏军的战略视界要比蜀军宽阔，但不能说魏军擅长骑兵，其将领就一定能以战略目光去运用轻骑兵。在轻骑兵兼任冲击敌阵战术功能的过渡时代，这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决策分歧尤其不容忽视。公孙瓒靠骑兵起家，但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把骑兵放到战略层面上去运用，而是把轻骑兵用作正面冲击步兵整齐阵型的战术工具，提高了战场风险系数。无独有偶，东吴的孙权也曾产生过率领骑兵冲击曹军阵形的念头，但马上就被臣子劝谏而作罢。参考文鸯十余骁骑的冲击能让魏军产生大混乱的例子，孙权的这个想法在三国时代的战场条件下也并非是白白送死，其实还有相当的风险收益比可以考虑。公孙瓒所率领的幽州骑兵在刘秀时代就有“突骑”之称，已经被用做冲击敌阵的战术工具。在这种旧有战术的基础上，加上麹义方阵兵少，公孙瓒产生轻敌思想，未能指挥部队打出适当的步骑协同，只是单纯地用骑兵去冲阵，没有用已经排好的步兵阵型在正面平推压制敌阵。尽管如此，到兵败如山倒之后，公孙瓒的大量散骑仍然重新聚集，抄后形成局部优势，袁绍几乎被杀。
以此而论，魏军将领埋怨司马懿“畏蜀如虎”、“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就并不能说明司马懿除了躲在营寨或险阻里就没有别的办法，只不过他是从战略角度去思考问题，希望利用轻骑兵创造战机，减少大部队开战的风险，不应忘记司马懿在急行军之前就不同意分兵，他认为诸葛亮统率的蜀军战斗力不容忽视。魏军祁山守将贾栩、魏平对轻骑兵的认识欠缺战略高度，主张要在战术上与诸葛亮打硬仗。张郃虽然擅长战略大局分析，但是也认为一旦“进前”和蜀军接触，就应该开战，不应再有过多的灵活策略。而直接开战，无疑就是直接冲击蜀军的阵形，正面用步兵和蜀军步兵对抗，利用两翼强大骑兵抄后或冲断将之一分为二，夹击歼灭。如果对风险认识不足，也不能排除这些魏军将领会产生和公孙瓒类似念头的可能性，他们有可能在刘秀时代已经形成的“突骑”战术基础上认为单纯用骑兵就能直接冲垮蜀军八阵。
曹魏军队使用“轻兵”在大部队开战之前进行挑战，是从曹操破马超开始就已经有的战术，而且最迟从那一战开始，这种挑衅已经具备骚扰敌人、创造战机的战术功能，“轻兵”长时间骚扰后，终于使得马超军阵形出现松动或精力疲惫，曹操才派重骑兵出击大获全胜。从斩文丑、击乌桓到破马超，曹操都没有用骑兵冲击对方的整齐阵型，而是要等待对方阵形不整或出现松散疲惫的时机再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哪怕是手握五千重骑兵的破马超之战，敌人透露明显的畏惧之意，也要等到长时间“轻兵”骚扰后才出动大部队。
司马懿作为并非行伍出身的文官，在军事上萧规曹随地采用曹操时代已经形成的骑兵指挥办法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该看到，这种轻兵挑敌、诱敌的战略战术局限于单个战场范围。司马懿在大战略上是针对诸葛亮性格过于谨慎的弱点处处抢先一步，占领要冲。但在占领之后，则是使用轻骑诱敌（上邽割麦战）的办法，降低风险，提高胜算。在战场范围之外，司马懿还采取了抢占要地（北原之战）、攻其孤军（武功水水涨骑兵急攻）、奇兵抄后（见星落后攻击蜀军运输线，参考魏将李兴率步骑抄朱然后路的例子，司马懿的抄后可能也有骑兵出动）的战略战术。司马懿运用轻骑兵的战略高度，不但体现在上邽的遭遇战中，也体现在更大战场范围的灵活用兵上，处处抢占先机，并将战略先机转化为战术优势。在最后一次北伐的记载中，“裴体系”单纯运用姜维诸葛亮的“敌国传闻之言”（在《三国志-魏延传》中裴松之自己制定出来的史书解读方法）去解读司马懿心理。如不采纳裴松之的这种出尔反尔而且以偏概全的解读思路，有理由推测司马懿如果采用强硬手段冲破辛毗的杖节禁锢而出战，因为他所面临的是单个的战场，其指挥将会采用类似樊城解围战的模式，派轻骑兵挑衅，寻找战机再发动决定性的总攻。如果诸葛亮也学朱然的样子坚决不动，则战斗可能也会以司马懿因找不到对方破绽而单方面地“示必攻之势”和平结束。因为诸葛亮送巾帼在前，届时将会形成割麦战之后的第二个“互挑而不战”，静止不进的诸葛亮照样可视为“请战不得”，但这个走势被辛毗打断了。
综合而言，能让司马懿放弃轻骑兵诱敌、抢占、抄粮道等灵活战略战术而采取“挑之”的战场决战模式甚至改以步兵发动攻坚战的，原因有三个：
（1） 天气暑湿，不宜持久（樊城解围战）；
（2） 粮食不足（擒孟达、卤城之战）；
（3） 敌人已经退兵，可以发动对断后或留守部队的攻击（“俘斩万计”追击战、樊城追击战）。
其中的粮食因素，笔者认为是司马懿之在卤城之战之所以采取攻坚战最后导致“斩首三千”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裴体系”的影响下，学者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斩首三千”的失败是司马懿无力驾驭部下，导致群情鼎沸，最后明知攻坚伤亡大还是被迫攻坚，被诸葛亮实施防守反击，打了一个糊涂败仗。笔者以往也是用这样的视角去解读这场战斗，但到现在笔者则认为这样的解释过于肤浅牵强。
司马懿是一个极其有决断能力的人，其从政资历和君主信赖程度更不是张郃、郭淮、费曜之类中高级将领所能撼动，在伐辽战役中他就用果断的斩首平息了不同意见，他所用的轻骑兵战略战术也是曹家军事传统的延续，并且一早就不愿意听从张郃的意见。如果只是被几个地方守将嘲笑几句司马懿就发动一场攻坚战，这样的心理判断实在太过于儿戏，只能说是习凿齿对当时形势的描述文字并不严谨。
笔者以往就已经研究过卤城战场司马懿也同样面临粮食将尽困境的问题。《华阳国志》在描述“司马宣王拒亮，张郃拒平”的军事形势时加上了一句魏军粮食形势的情况：“时宣王等粮亦尽。”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司马懿不顾伤亡发动攻坚前夕的形势，当时魏军也面临粮食危机了！
司马懿伐辽时回忆往事，说当时对孟达发动攻坚战的原因是“不计死伤，与粮竞也”，如果把这句话看作司马懿的军事思想的体现，则这句话也最能解释为何处处遏制诸葛亮的他居然会转入不明智的卤城攻坚战。擒孟达急行军，司马懿面临的结果是“粮不淹月”，有理由相信奔赴上邽的急行军也是类似的结果，粮食难以支撑太久。司马懿解决己方粮食危机靠的是割麦战保护下来的部分麦子（《三国志-明帝纪》裴注引《魏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和郭淮所出羌谷。这两种渠道的粮食什么时候运到魏军营寨今天所见史料并无明载，参考《华阳国志》记载应综合判断为粮食运输遭遇困难，“斩首三千”之战前夕这两种渠道的粮食都无法解决问题，军中存粮虽然支撑了一段时期，但已即将耗尽了。“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导致众将非议，甚至被嘲笑“畏蜀如虎”，这只是发动攻击的部分原因，并非是主要原因。诸葛亮写给李平的三策反映其开始时粮食并未遇到危机，但后来也因为运输遇到雨季的困难，形势急转直下，最后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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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歹你分个段啊。眼晕。
作为常识性问题，如果双方都有决心决战，那么就一定能打起来。交而不战，只能存在于一方或双方都无意愿开战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