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烂漫几多时 你会去武大赏樱吗

近日，武汉某企业在东京闹市投放户外广告邀请日本游客到武大赏樱。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吴骁对此撰文痛批：商贾不知亡国恨！原文如下：


　　商贾不知亡国恨


　　跨海乱炫彼国花


　　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


　　近日，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正在着力打造“新花城”的华中重镇大武汉，又弄出了一个大新闻——本市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邻国日本首都东京街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看到这条消息，笔者实在是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既为这条广告本身的低级错误与严重失实感到荒唐可笑，同时也对其以极不妥当的方式令武汉市与武汉大学因“躺枪”而蒙羞深为不悦。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过去曾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樱花原产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地区，大约在唐代时传入日本，笔者以前也对此信以为真，但直到去年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刘夙先生的一篇科普文章《都别争了，樱花起源于哪里得听科学的》，方才明白——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樱花只是“野生樱花”，当这一物种在数百万年前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时，地球上尚没有人类存在，其起源地也就无所谓国别之分。


　　而我们今天通常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就目前的绝大多数栽培樱花品种而言，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乃是日本所特有，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本事实。


　　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喜爱，这是举世皆知的。数百年来，日本人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特别是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如此说来，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的确是名正言顺。


　　具体就我们武汉市各处栽植的诸多樱花而言，除了少量的本国原生品种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除了最富盛名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早系由侵华日军从该国引进之外，栽植规模最大的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其1万多株樱花树也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


　　据说，磨山樱花园的规模之大，足以与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市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值得称道的美誉，但是请注意，“都”与“乡”的语意完全不是一码事，如果“樱花之都”这样的名号竟然可以被偷梁换柱地说成是“樱花之乡”，那可真的是连小学语文都还没及格。


　　事实上，同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不论是美国的华盛顿，还是中国的武汉，它们所拥有的诸多观赏樱花大多都是来自现代栽培樱花的发源地——日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樱花之乡”，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一座每到阳春三月便处处盛开着“日本樱花”的中国城市，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这些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不仅如此，这个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


　　武大校园的樱花虽与东湖磨山樱花园品种大致类同，但其具体来源却很不一样，后者大多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赠，尚可理解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是前者最早却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在谈论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时，经常会抱着一种“不顾事实，只求脸面”的基本立场，长期坚持一些基于虚假事实的错误历史认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观点便是——由于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樱花早已死绝，因此，“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与侵华日军没有关系！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如此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辈们是精心地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给后来的学子一个脱俗的圣地”！敢问谁是“珞珈的先辈们”？在1939年“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的侵华日军吗？！


　　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左右，1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


　　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


　　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樱花树，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综上所述，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实已经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园内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树，仍是它们的“后代”。有些人仅仅只是因为第一批樱花树已不复存在，就要完全无视、抹杀掉这段历史，一厢情愿地把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种植史的起点从1939年篡改、推后到1973年，掩耳盗铃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战争期间校园沦陷敌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并且在基本常识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将两种不同的樱花品种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和逻辑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退一万步讲，即使今日武大校园内所有的樱花树均与1939年的那一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的。


　　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1946年秋，当武汉大学师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岁月与苦难生活，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千辛万苦地回到武昌珞珈山之后，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不过，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但不论这些真正的“珞珈的先辈们”当年留下敌国“国花”的初衷是什么，相信他们在九泉之下，看到如今的某些武大后辈们如此歪曲甚至粉饰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定会深觉痛心疾首。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其实，这一言简意赅的八字口号本身，也正是对待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为客观、理性与合理的应有态度，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也收到了实效——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又改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则明确指出：“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行文虽极其简练，但这一表述显然是客观而准确的，比起那些只知一味逃避黑暗历史、攀附著名人物的荒唐论调，不知道要坦诚到哪里去了！


　　总而言之，这个所谓“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不仅仅是丢脸丢到国门外，在别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无知与轻浮，严重辱没了一座城市、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颜面，而且，拿“来武大赏樱”作为吹嘘“世界樱花之乡”的噱头，更是对我们民族昔日苦难与屈辱历史极大的不尊重！


　　我们试想，一个曾经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受害者，竟然会在昔日的加害者面前极力炫耀对方在自家地盘上留下的遗物有多么地美丽，甚至还狂妄无知地宣称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家的！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近日，武汉某企业在东京闹市投放户外广告邀请日本游客到武大赏樱。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吴骁对此撰文痛批：商贾不知亡国恨！原文如下：


　　商贾不知亡国恨


　　跨海乱炫彼国花


　　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


　　近日，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正在着力打造“新花城”的华中重镇大武汉，又弄出了一个大新闻——本市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邻国日本首都东京街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看到这条消息，笔者实在是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既为这条广告本身的低级错误与严重失实感到荒唐可笑，同时也对其以极不妥当的方式令武汉市与武汉大学因“躺枪”而蒙羞深为不悦。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过去曾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樱花原产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地区，大约在唐代时传入日本，笔者以前也对此信以为真，但直到去年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刘夙先生的一篇科普文章《都别争了，樱花起源于哪里得听科学的》，方才明白——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樱花只是“野生樱花”，当这一物种在数百万年前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时，地球上尚没有人类存在，其起源地也就无所谓国别之分。


　　而我们今天通常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就目前的绝大多数栽培樱花品种而言，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乃是日本所特有，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本事实。


　　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喜爱，这是举世皆知的。数百年来，日本人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特别是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如此说来，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的确是名正言顺。


　　具体就我们武汉市各处栽植的诸多樱花而言，除了少量的本国原生品种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除了最富盛名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早系由侵华日军从该国引进之外，栽植规模最大的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其1万多株樱花树也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


　　据说，磨山樱花园的规模之大，足以与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市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值得称道的美誉，但是请注意，“都”与“乡”的语意完全不是一码事，如果“樱花之都”这样的名号竟然可以被偷梁换柱地说成是“樱花之乡”，那可真的是连小学语文都还没及格。


　　事实上，同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不论是美国的华盛顿，还是中国的武汉，它们所拥有的诸多观赏樱花大多都是来自现代栽培樱花的发源地——日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樱花之乡”，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一座每到阳春三月便处处盛开着“日本樱花”的中国城市，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这些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不仅如此，这个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


　　武大校园的樱花虽与东湖磨山樱花园品种大致类同，但其具体来源却很不一样，后者大多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赠，尚可理解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是前者最早却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在谈论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时，经常会抱着一种“不顾事实，只求脸面”的基本立场，长期坚持一些基于虚假事实的错误历史认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观点便是——由于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樱花早已死绝，因此，“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与侵华日军没有关系！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如此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辈们是精心地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给后来的学子一个脱俗的圣地”！敢问谁是“珞珈的先辈们”？在1939年“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的侵华日军吗？！


　　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左右，1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


　　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


　　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樱花树，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综上所述，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实已经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园内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树，仍是它们的“后代”。有些人仅仅只是因为第一批樱花树已不复存在，就要完全无视、抹杀掉这段历史，一厢情愿地把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种植史的起点从1939年篡改、推后到1973年，掩耳盗铃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战争期间校园沦陷敌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并且在基本常识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将两种不同的樱花品种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和逻辑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退一万步讲，即使今日武大校园内所有的樱花树均与1939年的那一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的。


　　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1946年秋，当武汉大学师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岁月与苦难生活，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千辛万苦地回到武昌珞珈山之后，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不过，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但不论这些真正的“珞珈的先辈们”当年留下敌国“国花”的初衷是什么，相信他们在九泉之下，看到如今的某些武大后辈们如此歪曲甚至粉饰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定会深觉痛心疾首。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其实，这一言简意赅的八字口号本身，也正是对待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为客观、理性与合理的应有态度，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也收到了实效——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又改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则明确指出：“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行文虽极其简练，但这一表述显然是客观而准确的，比起那些只知一味逃避黑暗历史、攀附著名人物的荒唐论调，不知道要坦诚到哪里去了！


　　总而言之，这个所谓“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不仅仅是丢脸丢到国门外，在别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无知与轻浮，严重辱没了一座城市、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颜面，而且，拿“来武大赏樱”作为吹嘘“世界樱花之乡”的噱头，更是对我们民族昔日苦难与屈辱历史极大的不尊重！


　　我们试想，一个曾经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受害者，竟然会在昔日的加害者面前极力炫耀对方在自家地盘上留下的遗物有多么地美丽，甚至还狂妄无知地宣称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家的！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