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战争的几点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08:36
第一章 战争本质研究
一、战争的起因
准确把握战争的本质是了解战争、打赢战争的必要前提，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19世纪军事理论专家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至今仍被誉为解释战争本质的经典。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观点中可以引申：政治对于战争产生起决定性因素。但是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战争先于政治而产生（一般认为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2.人类历史中多次战争的走向往往偏离了政治预想的发展轨道。3.现代社会，因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等非理性、非政治因素造成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大大提高了。因此，克劳塞维茨同时认为：“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如果把政治因素归为理性范畴的话，则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可能引发战争因素可以归为非理性范畴。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于战争的产生、走势和结果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越是世界性大战和大规模冲突，战争的个人主义色彩就越明显，非理性的因素影响就会越大；越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政治的操控力就越强，理性的因素的影响就会越深。
政治因素是战争产生的内因，非政治因素是战争的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因和外因作为同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都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忽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任何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都可能对战争的产生、走势直至最终胜负结果作出错误的预判。
第一章 战争本质研究
一、战争的起因
准确把握战争的本质是了解战争、打赢战争的必要前提，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19世纪军事理论专家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至今仍被誉为解释战争本质的经典。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观点中可以引申：政治对于战争产生起决定性因素。但是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战争先于政治而产生（一般认为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2.人类历史中多次战争的走向往往偏离了政治预想的发展轨道。3.现代社会，因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等非理性、非政治因素造成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大大提高了。因此，克劳塞维茨同时认为：“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如果把政治因素归为理性范畴的话，则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可能引发战争因素可以归为非理性范畴。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于战争的产生、走势和结果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越是世界性大战和大规模冲突，战争的个人主义色彩就越明显，非理性的因素影响就会越大；越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政治的操控力就越强，理性的因素的影响就会越深。
政治因素是战争产生的内因，非政治因素是战争的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因和外因作为同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都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忽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任何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都可能对战争的产生、走势直至最终胜负结果作出错误的预判。
一、战争的起因
准确把握战争的本质是了解战争、打赢战争的必要前提，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19世纪军事理论专家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至今仍被誉为解释战争本质的经典。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观点中可以引申：政治对于战争产生起决定性因素。但是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战争先于政治而产生（一般认为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2.人类历史中多次战争的走向往往偏离了政治预想的发展轨道。3.现代社会，因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等非理性、非政治因素造成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大大提高了。因此，克劳塞维茨同时认为：“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如果把政治因素归为理性范畴的话，则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可能引发战争因素可以归为非理性范畴。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于战争的产生、走势和结果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越是世界性大战和大规模冲突，战争的个人主义色彩就越明显，非理性的因素影响就会越大；越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政治的操控力就越强，理性的因素的影响就会越深。
政治因素是战争产生的内因，非政治因素是战争的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因和外因作为同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都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忽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任何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都可能对战争的产生、走势直至最终胜负结果作出错误的预判。
第一章 战争本质研究
一、战争的起因
准确把握战争的本质是了解战争、打赢战争的必要前提，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19世纪军事理论专家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至今仍被誉为解释战争本质的经典。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观点中可以引申：政治对于战争产生起决定性因素。但是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战争先于政治而产生（一般认为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2.人类历史中多次战争的走向往往偏离了政治预想的发展轨道。3.现代社会，因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等非理性、非政治因素造成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大大提高了。因此，克劳塞维茨同时认为：“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如果把政治因素归为理性范畴的话，则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可能引发战争因素可以归为非理性范畴。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于战争的产生、走势和结果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越是世界性大战和大规模冲突，战争的个人主义色彩就越明显，非理性的因素影响就会越大；越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政治的操控力就越强，理性的因素的影响就会越深。
政治因素是战争产生的内因，非政治因素是战争的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因和外因作为同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都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忽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任何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都可能对战争的产生、走势直至最终胜负结果作出错误的预判。
利益
二、战争的目的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属于战争的原则，“实现和平”也只是政治利益的一种现实表现形式，理论上，存在矛盾的双方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一旦矛盾激化到必须解决但是其他手段无法发挥作用时，就会爆发战争，战争永远只是最终手段。
相对于战争状态，和平的状态显得更加微妙，和平是矛盾暂时稳定状态下的一种平衡，可以看作是双方现有利益基础上的一种相互让步、相互妥协和相互制约，这种平衡本身充满着变数和不稳定，用政治家和职业军人的眼光看，和平是战争状态的一种特例，是需要通过努力来实现和维持的人为状态。战争基于人类的本性，和平出于人类对自身利弊权衡和博弈后的理性选择。
因此，战争都是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可以实现一种或几种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等。
（一）政治利益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首要的服务对象必然是其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是最高的利益，通过战争，可以实现：
赢取政权和国内民众支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是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基于此，夺取政权是军事用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人类5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政权的更替往往需要战争手段完成，而消除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反对力量、巩固国内政治统治、赢得民众对新政权合法性的接受和支持，通过强有力的战争方式更容易成功。
缓和和转移国内政治压力，通过战争获得的巨额利益，可以有效的将国内矛盾转嫁于他国。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政治动荡、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时候，通过对外战争往往解决内部棘手政治问题的重要选择，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 面对国内本身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急于通过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纳粹德国面对负债累累的政府和问题丛生的民生问题，通过大肆蛊惑民族主义，极力发动战争对外扩张，在短期内迅速赢得了国内民众的支持。
争取国际政治空间和地位。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一个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地位的转变，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相继同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和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借此争取世界的统治地位，宣示大国力量，直至今日，美国和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预见，其他国家如果不能从军事上击败美俄，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经济利益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战争，可以实现以下经济利益：
获取巨额经济财富。奴隶社会奴隶主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奴隶、掠夺财富和兼并土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财富，兼并土地，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的殖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倾销产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的或支持进行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势力范围，争夺经济资源。一旦经济利益远高于战争成本，就会存在战争的可能。
控制经济命脉和经济资源。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东南亚国家，源于该区域拥有石油、橡胶、粮食、矿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对日本这个战争机器起到了一个输血的作用。而美国连续两次对伊拉克用兵，一个众人皆知的理由就是石油，通过操控海湾地区石油价格，继而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经济利益是引发战争的催化剂。
抢占国际间经济市场。通过战争迫使对方开放市场、贸易通商的案例古已有之。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军事行动为经济贸易开道的趋势越发明显，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抢占世界经济市场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侵略战争的历史，满清帝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鸦片战争被英国历史称之为“通商战争”，在当前国家秩序基本形成的大环境下，依靠战争抢占经济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通过军事威慑确保市场，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三) 军事利益
军事利益是战争目的最直接的表现，同时服务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归纳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打败对手夺取胜利。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行为。是战争就会有伤亡，就会有胜负，但是胜负的结果绝对不是肉体上的彻底消灭对方，既然战争行为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那么军事利益的最大化无非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击败对手，迫使对手失去反抗的意志。
占领战略要地。战略要地是对未来战争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自古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区包括：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海军、空军战略基地，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以及重要的战略能源产地等，夺取军事战略要地本身就是有形的军事威慑，辅以开展军事演习、军事表态和军事介入等方式，往往会对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检验和提升军事实力。实战是检验和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最好手段。纳粹德国在对波兰战役的实践中充分证明的闪电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在对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完善；海湾战争中，美军实践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还提出了“非接触作战”“信息战”“精确战”等概念；伊拉克战争后，美军更将“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理论落到实处并启动军队的全面转型。伴随着新军事理论的变革，隐形武器、高机动武器、精密制导武器等新型武器装备和预警侦察、指挥控制、导航定位系统等新的作战指挥也应运而出，并在实战中一再证明了自身价值，由此引领了世界战争发展导向。可以说，未来战场将越来越成为新军事理论和先进武器装备的改革试验场。
国际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双方平衡的不稳定性和战争目的的多样性和人类好战的原始本能等因素最终导致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双方矛盾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属于战争的原则，“实现和平”也只是政治利益的一种现实表现形式，理论上，存在矛盾的双方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一旦矛盾激化到必须解决但是其他手段无法发挥作用时，就会爆发战争，战争永远只是最终手段。
相对于战争状态，和平的状态显得更加微妙，和平是矛盾暂时稳定状态下的一种平衡，可以看作是双方现有利益基础上的一种相互让步、相互妥协和相互制约，这种平衡本身充满着变数和不稳定，用政治家和职业军人的眼光看，和平是战争状态的一种特例，是需要通过努力来实现和维持的人为状态。战争基于人类的本性，和平出于人类对自身利弊权衡和博弈后的理性选择。
因此，战争都是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可以实现一种或几种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等。
（一）政治利益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首要的服务对象必然是其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是最高的利益，通过战争，可以实现：
赢取政权和国内民众支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是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基于此，夺取政权是军事用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人类5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政权的更替往往需要战争手段完成，而消除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反对力量、巩固国内政治统治、赢得民众对新政权合法性的接受和支持，通过强有力的战争方式更容易成功。
缓和和转移国内政治压力，通过战争获得的巨额利益，可以有效的将国内矛盾转嫁于他国。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政治动荡、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时候，通过对外战争往往解决内部棘手政治问题的重要选择，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 面对国内本身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急于通过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纳粹德国面对负债累累的政府和问题丛生的民生问题，通过大肆蛊惑民族主义，极力发动战争对外扩张，在短期内迅速赢得了国内民众的支持。
争取国际政治空间和地位。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一个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地位的转变，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相继同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和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借此争取世界的统治地位，宣示大国力量，直至今日，美国和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预见，其他国家如果不能从军事上击败美俄，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经济利益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战争，可以实现以下经济利益：
获取巨额经济财富。奴隶社会奴隶主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奴隶、掠夺财富和兼并土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财富，兼并土地，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的殖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倾销产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的或支持进行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势力范围，争夺经济资源。一旦经济利益远高于战争成本，就会存在战争的可能。
控制经济命脉和经济资源。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东南亚国家，源于该区域拥有石油、橡胶、粮食、矿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对日本这个战争机器起到了一个输血的作用。而美国连续两次对伊拉克用兵，一个众人皆知的理由就是石油，通过操控海湾地区石油价格，继而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经济利益是引发战争的催化剂。
抢占国际间经济市场。通过战争迫使对方开放市场、贸易通商的案例古已有之。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军事行动为经济贸易开道的趋势越发明显，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抢占世界经济市场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侵略战争的历史，满清帝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鸦片战争被英国历史称之为“通商战争”，在当前国家秩序基本形成的大环境下，依靠战争抢占经济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通过军事威慑确保市场，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三) 军事利益
军事利益是战争目的最直接的表现，同时服务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归纳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打败对手夺取胜利。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行为。是战争就会有伤亡，就会有胜负，但是胜负的结果绝对不是肉体上的彻底消灭对方，既然战争行为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那么军事利益的最大化无非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击败对手，迫使对手失去反抗的意志。
占领战略要地。战略要地是对未来战争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自古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区包括：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海军、空军战略基地，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以及重要的战略能源产地等，夺取军事战略要地本身就是有形的军事威慑，辅以开展军事演习、军事表态和军事介入等方式，往往会对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检验和提升军事实力。实战是检验和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最好手段。纳粹德国在对波兰战役的实践中充分证明的闪电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在对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完善；海湾战争中，美军实践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还提出了“非接触作战”“信息战”“精确战”等概念；伊拉克战争后，美军更将“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理论落到实处并启动军队的全面转型。伴随着新军事理论的变革，隐形武器、高机动武器、精密制导武器等新型武器装备和预警侦察、指挥控制、导航定位系统等新的作战指挥也应运而出，并在实战中一再证明了自身价值，由此引领了世界战争发展导向。可以说，未来战场将越来越成为新军事理论和先进武器装备的改革试验场。
国际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双方平衡的不稳定性和战争目的的多样性和人类好战的原始本能等因素最终导致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双方矛盾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讲了这么多，一句话总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
三、战争的主体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理论上讲，兵者属于“国之大事，不可不查”，现实情况却是，战争几乎成为人类历史中出现常态化的活动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只有227年是和平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可以由战争主体的分析找到答案。
在古代，战争发起的决定权掌握在帝王和当权派等少数人手中，双方实力信息（尤其是军事实力）掌握的不充分、外交沟通渠道的不顺畅、战争走势预判的不科学，使得对战争主体和战争行为缺乏足够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还是主观性来看，都近似于赌博。在人类活动中，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毁灭性以及对战争成本回报的精细化评估，均成为战争行为的强大约束力，大国之间从自身利益和战争风险角度出发，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是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与反竞争的全球化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没有战争并不等于和平，和平的环境只是一种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的表象下，大国与小国之间、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无处无在，小国背后无一不存在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博弈。
更有一种情况，大国或与地方武装联合，或充当幕后推手，力图在达到自身目的的同时，使自身损失最小化，当代局部战争的趋势是大国通过在局部地区寻找代理人实现战争的目的，正如美国为加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当地北部联盟、东部联盟以及南部的土著部落结成了松散联盟；北约通过联合科索沃解放军实现了地面军事行动目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别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军，在大国的国际政治布局中，通过战争代理人可以在达到目的的同时，更加游刃有余的面对复杂的政治漩涡，更加卓有成效地降低战场伤亡率。
四、战争的定义
战争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终极手段，是两种对立的军事组织及其代理人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影响下，爆发的军事对抗行为。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理论上讲，兵者属于“国之大事，不可不查”，现实情况却是，战争几乎成为人类历史中出现常态化的活动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只有227年是和平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可以由战争主体的分析找到答案。
在古代，战争发起的决定权掌握在帝王和当权派等少数人手中，双方实力信息（尤其是军事实力）掌握的不充分、外交沟通渠道的不顺畅、战争走势预判的不科学，使得对战争主体和战争行为缺乏足够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还是主观性来看，都近似于赌博。在人类活动中，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毁灭性以及对战争成本回报的精细化评估，均成为战争行为的强大约束力，大国之间从自身利益和战争风险角度出发，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是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与反竞争的全球化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没有战争并不等于和平，和平的环境只是一种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的表象下，大国与小国之间、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无处无在，小国背后无一不存在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博弈。
更有一种情况，大国或与地方武装联合，或充当幕后推手，力图在达到自身目的的同时，使自身损失最小化，当代局部战争的趋势是大国通过在局部地区寻找代理人实现战争的目的，正如美国为加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当地北部联盟、东部联盟以及南部的土著部落结成了松散联盟；北约通过联合科索沃解放军实现了地面军事行动目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别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军，在大国的国际政治布局中，通过战争代理人可以在达到目的的同时，更加游刃有余的面对复杂的政治漩涡，更加卓有成效地降低战场伤亡率。
四、战争的定义
战争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终极手段，是两种对立的军事组织及其代理人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影响下，爆发的军事对抗行为。
三、战争的主体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理论上讲，兵者属于“国之大事，不可不查”，现实情况却是，战争几乎成为人类历史中出现常态化的活动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只有227年是和平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可以由战争主体的分析找到答案。
在古代，战争发起的决定权掌握在帝王和当权派等少数人手中，双方实力信息（尤其是军事实力）掌握的不充分、外交沟通渠道的不顺畅、战争走势预判的不科学，使得对战争主体和战争行为缺乏足够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还是主观性来看，都近似于赌博。在人类活动中，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毁灭性以及对战争成本回报的精细化评估，均成为战争行为的强大约束力，大国之间从自身利益和战争风险角度出发，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是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与反竞争的全球化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没有战争并不等于和平，和平的环境只是一种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的表象下，大国与小国之间、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无处无在，小国背后无一不存在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博弈。
更有一种情况，大国或与地方武装联合，或充当幕后推手，力图在达到自身目的的同时，使自身损失最小化，当代局部战争的趋势是大国通过在局部地区寻找代理人实现战争的目的，正如美国为加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当地北部联盟、东部联盟以及南部的土著部落结成了松散联盟；北约通过联合科索沃解放军实现了地面军事行动目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别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军，在大国的国际政治布局中，通过战争代理人可以在达到目的的同时，更加游刃有余的面对复杂的政治漩涡，更加卓有成效地降低战场伤亡率。
四、战争的定义
战争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终极手段，是两种对立的军事组织及其代理人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影响下，爆发的军事对抗行为。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理论上讲，兵者属于“国之大事，不可不查”，现实情况却是，战争几乎成为人类历史中出现常态化的活动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只有227年是和平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可以由战争主体的分析找到答案。
在古代，战争发起的决定权掌握在帝王和当权派等少数人手中，双方实力信息（尤其是军事实力）掌握的不充分、外交沟通渠道的不顺畅、战争走势预判的不科学，使得对战争主体和战争行为缺乏足够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还是主观性来看，都近似于赌博。在人类活动中，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毁灭性以及对战争成本回报的精细化评估，均成为战争行为的强大约束力，大国之间从自身利益和战争风险角度出发，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是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与反竞争的全球化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没有战争并不等于和平，和平的环境只是一种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的表象下，大国与小国之间、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无处无在，小国背后无一不存在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博弈。
更有一种情况，大国或与地方武装联合，或充当幕后推手，力图在达到自身目的的同时，使自身损失最小化，当代局部战争的趋势是大国通过在局部地区寻找代理人实现战争的目的，正如美国为加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当地北部联盟、东部联盟以及南部的土著部落结成了松散联盟；北约通过联合科索沃解放军实现了地面军事行动目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别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军，在大国的国际政治布局中，通过战争代理人可以在达到目的的同时，更加游刃有余的面对复杂的政治漩涡，更加卓有成效地降低战场伤亡率。
四、战争的定义
战争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终极手段，是两种对立的军事组织及其代理人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影响下，爆发的军事对抗行为。
第二章 战争胜负分析
一、传统的战争胜负标准
军事上“绝对胜利”曾经是衡量战争胜负的主要标准。有史以来的战争一直被战争发动者视为实现单方面的“绝对权利”、追求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敌人、攻占敌国领土、颠覆敌国政权、掠夺敌国资源等“绝对目标”。但是历次战争实践表明，“绝对胜利”对己对彼都是一个既难以实现又代价巨大的目标，克劳塞维茨指出：“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其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绝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事实上，在许多合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破坏。而且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在现实战争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在当代，随着世纪之交初步显现的技术形态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战略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军事手段高技术化等历史趋势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基本定型，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性武器对人类社会毁灭性打击的恐慌和客观制约，追求绝对胜利的战争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早在2004年，彭光谦、郑艳萍两位同志曾专门撰文对新世纪战争胜负观从“军事上取胜算不算赢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获胜是否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凭借武力占领别国是否就是胜利、获取自身的安全利益是否就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标志”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和分析，并指出挑战主要在于：
一是战争手段的巨大破坏性与实现战争目的的相悖。
二是战争的零和游戏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利益相互依存的矛盾。
三是战争的高消耗、高成本、高风险与经济承受力的矛盾。
未来战争将会越来越不会成为事关生死的搏斗，而更加类似于一场精明的政治博弈，追求的是利益可图、风险可控、规模可估、结局可谈。战争实践一再证明：未来的战争形态将以局部战争冲突为主，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爆发，也不会是无限战争，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相互影响和牵制下，全面战争的伤亡率、破坏率和影响率都将大大降低，战争将越来越呈现出功利性、精细性、现实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是现代战争和传统意义上战争的一道分水岭，除了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军事组织结构、后勤保障补给等方面均出现划时代的军事变革外，美国将“最大化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利益哲学发挥至极致。
赢得了国际支持。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都对伊拉克的入侵作出了迅速的反应，普遍强烈抵制和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
联合国安理会和各成员国对海湾危机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异常迅速且几乎完全一致的反应。8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以1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谴责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其撤军的第660号决议。从8月2日至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12个谴责和制裁伊拉克的决议。这些决议，使伊拉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其中的第678号决议，规定了伊拉克必须撤军的最后期限为1991年1月15日，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伊拉克如不撤军，决议授权联合国会员国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38国组成联军出兵海湾，用武力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法律依据。战后，美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有力推动了符合美国利益的中东和谈，进一步削弱和排斥苏联，并制约西欧和日本。
获取了巨额经济财富。美国通过海湾战争进一步控制了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从而为美国带来空前的利润；另一方面，海湾战场也成为美国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美国生产的 M1主战坦克，因其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而名噪一时，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出口量最大的坦克。
完成了中东的军事布局。中东战略区是美国在新时期全球军事战略的重心，海湾战争打破了海湾和中东原有的格局、原有的力量对比和组合。美国在战争后大大加强了海湾和中东的地位。美国谋求建立由他主导的一套战后安排：在海湾地区保留以海空军为主、并有少量地面部队的美国军事存在。依靠阿拉伯温和国家和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
人员伤亡极少。美军战争中共有146人阵亡、467人受伤，其中面对伊拉克火力战死疆场的，仅仅83人，以这样的代价，击毁和缴获伊拉克坦克3847辆，装甲输送车1450辆，火炮2917门，俘获伊军8万余人。
战争耗费较小。战争真正开始是1991年1月17日，于1991年2月28日结束，仅仅持续了42天，对美国国内民众生活影响几乎没有；共计33个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这些国家通过出兵、提供武器装备、舰船、飞机和医疗队等方式降低了美国战争压力，美国的战争开支为611亿美元，但其中的540亿美元最后是由海湾国家、日本和德国支付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支付360亿美元，德国和日本支付160亿美元。约25%的沙特阿拉伯的支付是以对部队提供服务、补给和运输的方式支付的。
当然，美国人这场完美的战争胜利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政治格局、特定的对手、特别的战争环境等条件下形成，实际上，美国此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塔利班战争都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获取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也远没有海湾战争那么显著，直到今日，仍然被很多人所诟病。
一、传统的战争胜负标准
军事上“绝对胜利”曾经是衡量战争胜负的主要标准。有史以来的战争一直被战争发动者视为实现单方面的“绝对权利”、追求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敌人、攻占敌国领土、颠覆敌国政权、掠夺敌国资源等“绝对目标”。但是历次战争实践表明，“绝对胜利”对己对彼都是一个既难以实现又代价巨大的目标，克劳塞维茨指出：“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其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绝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事实上，在许多合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破坏。而且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在现实战争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在当代，随着世纪之交初步显现的技术形态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战略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军事手段高技术化等历史趋势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基本定型，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性武器对人类社会毁灭性打击的恐慌和客观制约，追求绝对胜利的战争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早在2004年，彭光谦、郑艳萍两位同志曾专门撰文对新世纪战争胜负观从“军事上取胜算不算赢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获胜是否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凭借武力占领别国是否就是胜利、获取自身的安全利益是否就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标志”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和分析，并指出挑战主要在于：
一是战争手段的巨大破坏性与实现战争目的的相悖。
二是战争的零和游戏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利益相互依存的矛盾。
三是战争的高消耗、高成本、高风险与经济承受力的矛盾。
未来战争将会越来越不会成为事关生死的搏斗，而更加类似于一场精明的政治博弈，追求的是利益可图、风险可控、规模可估、结局可谈。战争实践一再证明：未来的战争形态将以局部战争冲突为主，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爆发，也不会是无限战争，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相互影响和牵制下，全面战争的伤亡率、破坏率和影响率都将大大降低，战争将越来越呈现出功利性、精细性、现实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是现代战争和传统意义上战争的一道分水岭，除了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军事组织结构、后勤保障补给等方面均出现划时代的军事变革外，美国将“最大化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利益哲学发挥至极致。
赢得了国际支持。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都对伊拉克的入侵作出了迅速的反应，普遍强烈抵制和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
联合国安理会和各成员国对海湾危机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异常迅速且几乎完全一致的反应。8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以1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谴责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其撤军的第660号决议。从8月2日至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12个谴责和制裁伊拉克的决议。这些决议，使伊拉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其中的第678号决议，规定了伊拉克必须撤军的最后期限为1991年1月15日，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伊拉克如不撤军，决议授权联合国会员国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38国组成联军出兵海湾，用武力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法律依据。战后，美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有力推动了符合美国利益的中东和谈，进一步削弱和排斥苏联，并制约西欧和日本。
获取了巨额经济财富。美国通过海湾战争进一步控制了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从而为美国带来空前的利润；另一方面，海湾战场也成为美国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美国生产的 M1主战坦克，因其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而名噪一时，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出口量最大的坦克。
完成了中东的军事布局。中东战略区是美国在新时期全球军事战略的重心，海湾战争打破了海湾和中东原有的格局、原有的力量对比和组合。美国在战争后大大加强了海湾和中东的地位。美国谋求建立由他主导的一套战后安排：在海湾地区保留以海空军为主、并有少量地面部队的美国军事存在。依靠阿拉伯温和国家和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
人员伤亡极少。美军战争中共有146人阵亡、467人受伤，其中面对伊拉克火力战死疆场的，仅仅83人，以这样的代价，击毁和缴获伊拉克坦克3847辆，装甲输送车1450辆，火炮2917门，俘获伊军8万余人。
战争耗费较小。战争真正开始是1991年1月17日，于1991年2月28日结束，仅仅持续了42天，对美国国内民众生活影响几乎没有；共计33个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这些国家通过出兵、提供武器装备、舰船、飞机和医疗队等方式降低了美国战争压力，美国的战争开支为611亿美元，但其中的540亿美元最后是由海湾国家、日本和德国支付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支付360亿美元，德国和日本支付160亿美元。约25%的沙特阿拉伯的支付是以对部队提供服务、补给和运输的方式支付的。
当然，美国人这场完美的战争胜利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政治格局、特定的对手、特别的战争环境等条件下形成，实际上，美国此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塔利班战争都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获取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也远没有海湾战争那么显著，直到今日，仍然被很多人所诟病。
二、现代战争胜负的评判标准
理解和把握战争的胜负评判标准是决定战争发动和采取战争手段最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而正确理解“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无疑是定义战争胜负的关键点。
既然战争是要服务于政治，那么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但是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在战争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战争状态下，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必然要通过军事目的的实现而实现，但是军事目的的实现不一定代表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必然实现，战场上的胜果再大、优势再明显，如果无法转化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实现，也不能称之为胜，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也会发生冲突，比如：为了实现国家领土完整而发动战争，经济上通常会造成损失；为了侵略某个国家造成国际上的敌对和制裁，这些情况受客观环境、形势的各种影响，及其复杂但是绝对不可忽视，这取决于战争主体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精确考虑和判断，认清战争需要实现的最终利益是什么。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指的是战争是取决和服务于某一直接的政治利益的，一旦决定发动战争，战争本能的只能遵循着其直接的政治利益的获取去进行，然而，决定和制约战争之外的还有更大的政治利益，即确保执政集团统治地位稳固，确保国内民众对统治集团的支持和服从，战争的直接利益是局部的、随机的、获利性的变量，决定着战争的发起，对战争发挥着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作用，战争直接服务于这个政治利益，并需要通过打击、消灭对方来实现；政治的最高利益是永久的、全局的、保守的定量，不依赖战争而独立存在，对战争发挥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正如一只球队不会为赢球而举债经营、破产倒闭一样，为战争的直接政治利益而损失最大利益是一种极其得不偿失的表现。两种利益越是趋于一致，战争的决心就会越坚定，战争潜力就越能发挥到极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在当前社会各种利益交织日益紧密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期望通过战争获取直接利益日益多样和现实，对战争通盘的影响考虑越来越科学和周密，局部战争成为服务直接利益最灵活、最有效、最现实的战争手段，全面战争的发生概率将越来越小。
正如《孙子兵法》开宗明义，首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的“二维政治观”可以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战争得失，有效避免“唯军事论”、“军政割裂主义”对战争全局造成的片面错误认识，也会使战后和战争过程中总结和评估更加科学，更具指导意义。它决定了该不该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战争关键问题，是衡量战争胜负的最佳标准。
由此可见，战争作为政治的博弈，需要在“知己知彼”基础上基于目标利益、成本和代价等因素综合权衡。知彼难，难在如何在“彼”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知己难，难在如何将自身损失降到最低，二者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一言以蔽之，把己方的战争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通过战争手段在对方身上获取最终利益即为胜，反之即为负。
理解和把握战争的胜负评判标准是决定战争发动和采取战争手段最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而正确理解“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无疑是定义战争胜负的关键点。
既然战争是要服务于政治，那么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但是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在战争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战争状态下，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必然要通过军事目的的实现而实现，但是军事目的的实现不一定代表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必然实现，战场上的胜果再大、优势再明显，如果无法转化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实现，也不能称之为胜，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也会发生冲突，比如：为了实现国家领土完整而发动战争，经济上通常会造成损失；为了侵略某个国家造成国际上的敌对和制裁，这些情况受客观环境、形势的各种影响，及其复杂但是绝对不可忽视，这取决于战争主体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精确考虑和判断，认清战争需要实现的最终利益是什么。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指的是战争是取决和服务于某一直接的政治利益的，一旦决定发动战争，战争本能的只能遵循着其直接的政治利益的获取去进行，然而，决定和制约战争之外的还有更大的政治利益，即确保执政集团统治地位稳固，确保国内民众对统治集团的支持和服从，战争的直接利益是局部的、随机的、获利性的变量，决定着战争的发起，对战争发挥着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作用，战争直接服务于这个政治利益，并需要通过打击、消灭对方来实现；政治的最高利益是永久的、全局的、保守的定量，不依赖战争而独立存在，对战争发挥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正如一只球队不会为赢球而举债经营、破产倒闭一样，为战争的直接政治利益而损失最大利益是一种极其得不偿失的表现。两种利益越是趋于一致，战争的决心就会越坚定，战争潜力就越能发挥到极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在当前社会各种利益交织日益紧密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期望通过战争获取直接利益日益多样和现实，对战争通盘的影响考虑越来越科学和周密，局部战争成为服务直接利益最灵活、最有效、最现实的战争手段，全面战争的发生概率将越来越小。
正如《孙子兵法》开宗明义，首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的“二维政治观”可以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战争得失，有效避免“唯军事论”、“军政割裂主义”对战争全局造成的片面错误认识，也会使战后和战争过程中总结和评估更加科学，更具指导意义。它决定了该不该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战争关键问题，是衡量战争胜负的最佳标准。
由此可见，战争作为政治的博弈，需要在“知己知彼”基础上基于目标利益、成本和代价等因素综合权衡。知彼难，难在如何在“彼”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知己难，难在如何将自身损失降到最低，二者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一言以蔽之，把己方的战争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通过战争手段在对方身上获取最终利益即为胜，反之即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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