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梨熊回答刘仲敬：民国是否真有五种潜在路径可能

　　最近偶然看到阿姨的《新春秋-----民国的五种可能路径》，小熊闲来无事，就此文展开浅显的杂议。

　　首先关于第一种路径，所谓世界秩序的远东延伸。矮油，世界秩序，远东，还延伸，一股高大上的气息扑面而来。细看文中意思，预期民国会循着拉美独立后的路径发展，演变成墨西哥模式，欧美附庸国。有前提可比性吗？忽略了重要一点，当年克里奥尔人本就是欧洲体系里的一员，新大陆诸邦建国后并不存在所谓加入国际秩序的议题（所谓独立，不过是殖民地自主意识反抗传统伊比利亚式父权家长制）。

　　反观远东乃至于整个旧大陆，各古国则是面临脱离东方传统体系去与崭新世界秩序接轨的困境。传统体制因素，本土民族主义都是横亘在开化派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文中对比日清两国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变局，各自选择走向与实际效果展开长篇大论。具体探究行文寓意，对清国没有如日本一般，与国际秩序顺利对接，从而搭上顺风船，成为英国在远东头马，而颇有怨叹。

　　实际上由比较而生瑜亮情结并无意义。日本体制基点是封建制，而满清体制底盘却是集权制。前者类似股份制公司，CEO提出海外融资上市动议，董事局众股东，看中更大的市场平台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红利，自然咸与维新。而后者作为独资公司，家族企业考虑的是独占利益，从骨子里就抗拒招股扩容，引入外部变量。所以说从李鸿章，到袁世凯，在大清体制内，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而伊藤博文们却有舞台，可以让其尽情施展。

　　若真要对照，清日韩三国各有实际参照物。
       日本VS泰国，明治天皇，拉玛四世，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关西大名，泰南领主，以封建邦国体制为核心，以开化革新为立足点，既可打击关东旧幕府（德川氏），泰北大贵族（支持庶兄拉玛三世），又可引领国邦步入新纪元，何乐不为。

　　李氏朝鲜VS奥斯曼土耳其，传统集权体制，面对西潮，一个泛伊斯兰世界盟主，一个自命小中华，以朱子性理学为国本的儒教国家，内部庞大守旧既得利益势力的束缚使得任何转型都难以展开。

　　满清VS波斯，除了集权体制因素之外，还有先天短板，异族政权出身，八旗子弟与土库曼部族，以少驭众，凌驾于多数汉人和波斯人之上。这就造成双重困境，从法统体制角度，朝廷不愿融入国际新秩序，从血统来源考虑，又不能理直气壮地举起传统华夷之辨的大旗。故而只能等而下之，玩弄操作义和拳，巴布教之类不上台面的草莽异端，说穿了也就是借群氓运动，来转移焦点，政治减压。

　　正因起始阶段，遭遇满清这货，才有后续民国一系列外交困境。现实中，国势孱弱，又不得不在国际秩序范畴内运作折冲，外交吃亏是必然的，无非损失大小而已。回到国内又被政治反对派运用民族主义进行各种污名化，搞得政治上异常被动。这就是从袁世凯开始，到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乃至于常凯申们所面临的难题。袁的善后大借款，对日交涉，段的西原借款，青岛问题，曹吴的金法郎案，常的中美航海条约等等，都像一颗颗政治震撼弹，伤到了政权自身。

　　虽然各种事后解释，生聚教训云云，希望缓解压力，获取朝野包容理解，可国内舆论，群氓心理其实对具体条约细节，利弊考量等等毫无兴趣，无知者就是爱喷，有心人不怕事大。结果当道不过越描越黑而已。

　　所以在东方圈子，若想既逐步融入世界新秩序，又要维持内部的政治稳定性，基本没操作空间，自古以来，通番即是卖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谁敢于轻易去触碰政治禁脔？



　　当然从历史经验观察，也不是没有实例。

　　一种是自带圣光护体，主其事者须有特殊勋业加持，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战后，希腊大军逼近安卡拉，土鸡有亡国之患。凯末尔出山，逆转危局，从而成为民族英雄。此后开始全面西化等等。公认的民族英雄无论从事何种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民族利益，反对派很难从民族主义这点上展开攻击。即便如此，代表传统保守势力，有民族以及民粹双重背景诉求的穆兄会在现代土耳其社会的巨大政治能量举世皆知。

　　说个段子活跃下气氛。凯末尔能成就功业，实际来说，也靠三分外交，七分幸运。希腊25万大军进逼安卡拉，要清算千年恩怨，实现伟大理想。从战略角度，土鸡药丸。阿凯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从侧面迂回，希图奇袭希军。正常情况下，穿插失败是常态，就算奇袭成功，也至多延缓一下希军攻势而已。但天助阿凯，首先负责协约国侧翼掩护的是意大利，意大利与希腊有地中海海权心结，不乐见希腊在小亚细亚坐大，所以让开防区，默许土军通过。其次希腊国丧。亚历山大一世出门遛狗，狗被猴咬，国王上前劝架，被猴子挠伤，结果败血症挂了。首相乘机篡权，前线保皇党军官被换成文青官僚，交接之际土军劫营，文官主将玻璃腿率先开溜，希军崩盘。简单说就是东北会战关键时刻，阿彪生病，换亚楼指挥，同时旅大苏军接受常凯申密约条件让路，国军突然出现在共军侧后，一击而中，辽沈局面完全翻盘。

　　另一种则是帝制自为，夯实自身的道统名分，借光环上市。伊朗礼萨汗，自我神话，改姓巴列维，和波斯史上古王朝攀亲戚，复兴拜火教，改国名为更具民族性的伊朗等等。他比袁世凯运气好些，点找的准，一战后英国经营西亚，从而有了外援，苏俄初建，失去对阿塞拜疆控制，他借机攻伐北疆，获得民族主义加分。但也不过延续父子两代，儿子巴列维就是被霍梅尼扣上美帝代理人帽子批倒斗臭的。

　　回望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选择，最理解他的人应该是礼萨汗了。




　　再说第二条路径，所谓王朝周期律,文中从国际秩序的延伸扯到内部地方自治主义的源头。维尼心脏不好，看不得长篇大论。简单说阿姨认为清朝续命得益于国际秩序的内延，西方寻找稳定客户的商业考量，同样近代地方商绅群体的出现坐大，也是此事的副产品，继续演化，民国有可能出现马拉西亚式联邦制（地方是西海岸发达的华人三州VS内陆落后的马来诸州，中央则是巫统与马华公会这票保守派扮演民族主义者那么喜感的角色）。

　　回到晚清民初的历史现场，首先从中央集权政治本能上来观察，北清当局是不乐见南方开化新局面的，所以才有此后借庚子拳变以驱洋，光宣新政来削藩的种种举措。

　　而南方出现的绅商阶层本质上也不是一回事，而是两个来源。新兴商人群体出现沿海口岸，是国际商约庇护下的赠礼，而乡绅阶层的复兴，则出现在内陆大省，是洪杨之乱后的彩蛋。口岸商人与乡土士绅，除了在共同反对北方官僚集权上有共同点外，彼此之间相性差还是非常之大的。上海是前者的代表，而湖南是后者的典范。至于广东则是两者兼而有之，情绪发酵，张力叠加，才使得广东成为近代联省自治主义舆论鼓吹和实际运作最力的省份。

　　但能否认为，联省自治会有可能成为民国的一种路径选择呢？实际可能性近乎于镜花水月。还是以广东为例，底子氛围，在南方圈子里，相较于江浙与湖广，广东是最有利的，结局呢，陈炯明运作十数年，内困于孙文，外陷于客军。点解，其一，货币定律，劣币驱逐良币，不是广东人宣扬自治，挂块闲人免进的牌牌，外省客军就真会来宾止步。桂系，滇系就屡屡上演侵粤戏码。西洋前车更多，雅典终覆于斯巴达，迦太基亦亡与罗马，亚特兰大的烽火，里士满的陷落，迪克西的悲鸣，扬基佬的狞笑，历历在目。

　　其二，内部人心大盘。炮哥北伐中原，再造民国的造势运作，在省内应者也是大有其人。点解，精英浪人无尺寸封地，类似于中古骑士，需要有个圣战由头，好去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贩夫走卒无隔夜之财，自也乐于相应运动号召，捞取点滴实惠。

　　广东省内局面和同期巴伐利亚内政几乎如出一辙。巴伐利亚在德意志诸邦内独立性是最强的，慕尼黑和柏林之间心理距离，类同与广州与北京。但即使这样，主张巴伐利亚高度自治，有历史传统的巴伐利亚人民党在州内地方选举中遭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同陈氏致公党遭遇孙记国民党，也非常之被动。

　　国家主义对精英意味着创建大政府的可能性（乌纱帽）。社会主义对百姓意味着社会福利（食品券）。有政治期票，才有选举得票。反观巴伐利亚人民党，乡建啦，自治啊，有官做吗，有米派吗，没有，对不起，票不能给你。

　　广东运作联省自治尚且如此结局，遑论其他。所以说联邦制理想丰满，政治现实却很骨感。身处长三堂子里的清倌人，再洁身自好，也躲不过那晚。若真想谋一个尚可的结果，大概有三种操作技术：

　　上，巴西式方案，帝制转向共和过渡阶段，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咖啡+蔗糖+牛奶,最富三州，组成大州同盟，包办选举，执掌国政，然后用集权手段，国家名义压制所有内陆劣质穷屌州，然后和国际秩序接轨等等。此案的要点在于，强藩达成默契，先发制人，掌握政治先机（粤浙湘三角同盟能控制北洋政局）

　　中，巴伐利亚人民党（基社盟）战后换了路线，不提地方孤立主义，而是积极和全国性保守派基民盟结成义兄弟，基社在柏林国会支持基民保守国策，基民回报基社在地方上的高度自治权，这又是一种路数（粤系财政支持常凯申北伐，换取未来南京政府中的特殊地方自治地位）

　　下，那就看运气了，例如东岸省（乌拉圭），先混拉普拉塔联合省，期间被布宜诺斯艾利斯集权压制，然后又是巴西帝国入侵，这通乱，不过总算运气还好，借助大国间地缘平衡，英法居中协调，最终巴西和阿根廷同意都不独吞，放乌拉圭一马。可独立后，也不是绅商设想中瑞士式的自治省，而是省内土豪并起，争夺大位。有意思吗（借外部势力，平衡时间点搞南粤国，即便成功，也不会是陈炯明式自治，而是张发奎式的军头土皇帝）。




　　第三条路径，关于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民国公知清流，新老名士们心仪的法式吏治官僚政府设想。别人维尼不清楚，梁启超，胡适之这样的所谓意见领袖，心里想什么，可瞒不过小熊。无非两个梦，在朝为国师，指点江山，在野为教主，领袖群伦。正因有这样的野望迷梦，配合文青特有的那点鸡贼心思稍有不满，就鼓动政潮，客观上影响到民国前后现实两条路境皆难以达成。

　　以梁启超为例，从民国肇建，就开始做梦，先配合袁世凯，搞进步党，国会压制国民党，南征等等，一切平定，想着组阁好事，结果袁世凯扶植交通系技术官僚组建嫡系公民党，心怀怨望，护法啦，所谓国体问题者啦，这通大义凌然。袁这茬揭过去，本打算在西南政局中靠蔡锷，戴勘的滇黔军武力占据有利身位，可桂粤系不买账，蔡死于喉癌，戴中了冷枪。南方出局，回归北方，想傍段祺瑞这株大树，为段前驱挑起府院之争，打开潘多拉魔盒，引发张勋复辟一系列事件。等段氏上位，想着论功行赏，国师在握时，嘿嘿，段也学袁，扶持亲信王揖唐的安福国会，这个失落呦，心不死，梦仍在，又暗通直系徐世昌，把巴黎和会消息夸大包装，通过亲家林长民放出谣言，诱发五四，结果还是不从人愿。直系曹吴入京，法统重光，黎元洪复位，再到曹锟选举，又倚重吴景廉国会，把研究系晾在一边，恼羞成怒，炒作贿选各种议题，为奉军入关造势，等张大帅开府燕京，这回总行了吧，人家直接军政府不要帮闲，懊恼啊，又派林长民撺掇郭松龄下克上，结果林徽因没了爹。梁大公知被气出病了，就医，结果又被洋大夫割错了腰子，挂了。死后徒子徒孙还不安分，张君励组织民社党，伙同胡适，继续搅和政治，把常凯申坑得不轻。

　　纵观梁启超胡适式文青一生，貌似庞统，志比孔明，诈如贾诩，运止蒋干。

　　更可恶的是，文人乱政，清流误国，客观上影响到了民国历史走向，如不是一再跳梁，北洋派内无论那系能有稳住局面的空间与时间，传统乡土保守主义就有了稳定基点，吴佩孚们继续发展，民国路径有可能转化为佛朗哥式西班牙。要没有胡言乱语，那口岸精英出身，又有民族主义理念的南京当局，常凯申逐步走下去，贝隆式的阿根廷呼之欲出。维尼早看穿了一切，文青们总想要法式戴高乐，可须知在西班牙文化区，如果一味排斥佛朗哥或贝隆式可能性，那就只剩卡斯特罗这个选项了。
最近偶然看到阿姨的《新春秋-----民国的五种可能路径》，小熊闲来无事，就此文展开浅显的杂议。

　　首先关于第一种路径，所谓世界秩序的远东延伸。矮油，世界秩序，远东，还延伸，一股高大上的气息扑面而来。细看文中意思，预期民国会循着拉美独立后的路径发展，演变成墨西哥模式，欧美附庸国。有前提可比性吗？忽略了重要一点，当年克里奥尔人本就是欧洲体系里的一员，新大陆诸邦建国后并不存在所谓加入国际秩序的议题（所谓独立，不过是殖民地自主意识反抗传统伊比利亚式父权家长制）。

　　反观远东乃至于整个旧大陆，各古国则是面临脱离东方传统体系去与崭新世界秩序接轨的困境。传统体制因素，本土民族主义都是横亘在开化派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文中对比日清两国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变局，各自选择走向与实际效果展开长篇大论。具体探究行文寓意，对清国没有如日本一般，与国际秩序顺利对接，从而搭上顺风船，成为英国在远东头马，而颇有怨叹。

　　实际上由比较而生瑜亮情结并无意义。日本体制基点是封建制，而满清体制底盘却是集权制。前者类似股份制公司，CEO提出海外融资上市动议，董事局众股东，看中更大的市场平台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红利，自然咸与维新。而后者作为独资公司，家族企业考虑的是独占利益，从骨子里就抗拒招股扩容，引入外部变量。所以说从李鸿章，到袁世凯，在大清体制内，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而伊藤博文们却有舞台，可以让其尽情施展。

　　若真要对照，清日韩三国各有实际参照物。
       日本VS泰国，明治天皇，拉玛四世，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关西大名，泰南领主，以封建邦国体制为核心，以开化革新为立足点，既可打击关东旧幕府（德川氏），泰北大贵族（支持庶兄拉玛三世），又可引领国邦步入新纪元，何乐不为。

　　李氏朝鲜VS奥斯曼土耳其，传统集权体制，面对西潮，一个泛伊斯兰世界盟主，一个自命小中华，以朱子性理学为国本的儒教国家，内部庞大守旧既得利益势力的束缚使得任何转型都难以展开。

　　满清VS波斯，除了集权体制因素之外，还有先天短板，异族政权出身，八旗子弟与土库曼部族，以少驭众，凌驾于多数汉人和波斯人之上。这就造成双重困境，从法统体制角度，朝廷不愿融入国际新秩序，从血统来源考虑，又不能理直气壮地举起传统华夷之辨的大旗。故而只能等而下之，玩弄操作义和拳，巴布教之类不上台面的草莽异端，说穿了也就是借群氓运动，来转移焦点，政治减压。

　　正因起始阶段，遭遇满清这货，才有后续民国一系列外交困境。现实中，国势孱弱，又不得不在国际秩序范畴内运作折冲，外交吃亏是必然的，无非损失大小而已。回到国内又被政治反对派运用民族主义进行各种污名化，搞得政治上异常被动。这就是从袁世凯开始，到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乃至于常凯申们所面临的难题。袁的善后大借款，对日交涉，段的西原借款，青岛问题，曹吴的金法郎案，常的中美航海条约等等，都像一颗颗政治震撼弹，伤到了政权自身。

　　虽然各种事后解释，生聚教训云云，希望缓解压力，获取朝野包容理解，可国内舆论，群氓心理其实对具体条约细节，利弊考量等等毫无兴趣，无知者就是爱喷，有心人不怕事大。结果当道不过越描越黑而已。

　　所以在东方圈子，若想既逐步融入世界新秩序，又要维持内部的政治稳定性，基本没操作空间，自古以来，通番即是卖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谁敢于轻易去触碰政治禁脔？



　　当然从历史经验观察，也不是没有实例。

　　一种是自带圣光护体，主其事者须有特殊勋业加持，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战后，希腊大军逼近安卡拉，土鸡有亡国之患。凯末尔出山，逆转危局，从而成为民族英雄。此后开始全面西化等等。公认的民族英雄无论从事何种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民族利益，反对派很难从民族主义这点上展开攻击。即便如此，代表传统保守势力，有民族以及民粹双重背景诉求的穆兄会在现代土耳其社会的巨大政治能量举世皆知。

　　说个段子活跃下气氛。凯末尔能成就功业，实际来说，也靠三分外交，七分幸运。希腊25万大军进逼安卡拉，要清算千年恩怨，实现伟大理想。从战略角度，土鸡药丸。阿凯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从侧面迂回，希图奇袭希军。正常情况下，穿插失败是常态，就算奇袭成功，也至多延缓一下希军攻势而已。但天助阿凯，首先负责协约国侧翼掩护的是意大利，意大利与希腊有地中海海权心结，不乐见希腊在小亚细亚坐大，所以让开防区，默许土军通过。其次希腊国丧。亚历山大一世出门遛狗，狗被猴咬，国王上前劝架，被猴子挠伤，结果败血症挂了。首相乘机篡权，前线保皇党军官被换成文青官僚，交接之际土军劫营，文官主将玻璃腿率先开溜，希军崩盘。简单说就是东北会战关键时刻，阿彪生病，换亚楼指挥，同时旅大苏军接受常凯申密约条件让路，国军突然出现在共军侧后，一击而中，辽沈局面完全翻盘。

　　另一种则是帝制自为，夯实自身的道统名分，借光环上市。伊朗礼萨汗，自我神话，改姓巴列维，和波斯史上古王朝攀亲戚，复兴拜火教，改国名为更具民族性的伊朗等等。他比袁世凯运气好些，点找的准，一战后英国经营西亚，从而有了外援，苏俄初建，失去对阿塞拜疆控制，他借机攻伐北疆，获得民族主义加分。但也不过延续父子两代，儿子巴列维就是被霍梅尼扣上美帝代理人帽子批倒斗臭的。

　　回望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选择，最理解他的人应该是礼萨汗了。




　　再说第二条路径，所谓王朝周期律,文中从国际秩序的延伸扯到内部地方自治主义的源头。维尼心脏不好，看不得长篇大论。简单说阿姨认为清朝续命得益于国际秩序的内延，西方寻找稳定客户的商业考量，同样近代地方商绅群体的出现坐大，也是此事的副产品，继续演化，民国有可能出现马拉西亚式联邦制（地方是西海岸发达的华人三州VS内陆落后的马来诸州，中央则是巫统与马华公会这票保守派扮演民族主义者那么喜感的角色）。

　　回到晚清民初的历史现场，首先从中央集权政治本能上来观察，北清当局是不乐见南方开化新局面的，所以才有此后借庚子拳变以驱洋，光宣新政来削藩的种种举措。

　　而南方出现的绅商阶层本质上也不是一回事，而是两个来源。新兴商人群体出现沿海口岸，是国际商约庇护下的赠礼，而乡绅阶层的复兴，则出现在内陆大省，是洪杨之乱后的彩蛋。口岸商人与乡土士绅，除了在共同反对北方官僚集权上有共同点外，彼此之间相性差还是非常之大的。上海是前者的代表，而湖南是后者的典范。至于广东则是两者兼而有之，情绪发酵，张力叠加，才使得广东成为近代联省自治主义舆论鼓吹和实际运作最力的省份。

　　但能否认为，联省自治会有可能成为民国的一种路径选择呢？实际可能性近乎于镜花水月。还是以广东为例，底子氛围，在南方圈子里，相较于江浙与湖广，广东是最有利的，结局呢，陈炯明运作十数年，内困于孙文，外陷于客军。点解，其一，货币定律，劣币驱逐良币，不是广东人宣扬自治，挂块闲人免进的牌牌，外省客军就真会来宾止步。桂系，滇系就屡屡上演侵粤戏码。西洋前车更多，雅典终覆于斯巴达，迦太基亦亡与罗马，亚特兰大的烽火，里士满的陷落，迪克西的悲鸣，扬基佬的狞笑，历历在目。

　　其二，内部人心大盘。炮哥北伐中原，再造民国的造势运作，在省内应者也是大有其人。点解，精英浪人无尺寸封地，类似于中古骑士，需要有个圣战由头，好去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贩夫走卒无隔夜之财，自也乐于相应运动号召，捞取点滴实惠。

　　广东省内局面和同期巴伐利亚内政几乎如出一辙。巴伐利亚在德意志诸邦内独立性是最强的，慕尼黑和柏林之间心理距离，类同与广州与北京。但即使这样，主张巴伐利亚高度自治，有历史传统的巴伐利亚人民党在州内地方选举中遭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同陈氏致公党遭遇孙记国民党，也非常之被动。

　　国家主义对精英意味着创建大政府的可能性（乌纱帽）。社会主义对百姓意味着社会福利（食品券）。有政治期票，才有选举得票。反观巴伐利亚人民党，乡建啦，自治啊，有官做吗，有米派吗，没有，对不起，票不能给你。

　　广东运作联省自治尚且如此结局，遑论其他。所以说联邦制理想丰满，政治现实却很骨感。身处长三堂子里的清倌人，再洁身自好，也躲不过那晚。若真想谋一个尚可的结果，大概有三种操作技术：

　　上，巴西式方案，帝制转向共和过渡阶段，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咖啡+蔗糖+牛奶,最富三州，组成大州同盟，包办选举，执掌国政，然后用集权手段，国家名义压制所有内陆劣质穷屌州，然后和国际秩序接轨等等。此案的要点在于，强藩达成默契，先发制人，掌握政治先机（粤浙湘三角同盟能控制北洋政局）

　　中，巴伐利亚人民党（基社盟）战后换了路线，不提地方孤立主义，而是积极和全国性保守派基民盟结成义兄弟，基社在柏林国会支持基民保守国策，基民回报基社在地方上的高度自治权，这又是一种路数（粤系财政支持常凯申北伐，换取未来南京政府中的特殊地方自治地位）

　　下，那就看运气了，例如东岸省（乌拉圭），先混拉普拉塔联合省，期间被布宜诺斯艾利斯集权压制，然后又是巴西帝国入侵，这通乱，不过总算运气还好，借助大国间地缘平衡，英法居中协调，最终巴西和阿根廷同意都不独吞，放乌拉圭一马。可独立后，也不是绅商设想中瑞士式的自治省，而是省内土豪并起，争夺大位。有意思吗（借外部势力，平衡时间点搞南粤国，即便成功，也不会是陈炯明式自治，而是张发奎式的军头土皇帝）。




　　第三条路径，关于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民国公知清流，新老名士们心仪的法式吏治官僚政府设想。别人维尼不清楚，梁启超，胡适之这样的所谓意见领袖，心里想什么，可瞒不过小熊。无非两个梦，在朝为国师，指点江山，在野为教主，领袖群伦。正因有这样的野望迷梦，配合文青特有的那点鸡贼心思稍有不满，就鼓动政潮，客观上影响到民国前后现实两条路境皆难以达成。

　　以梁启超为例，从民国肇建，就开始做梦，先配合袁世凯，搞进步党，国会压制国民党，南征等等，一切平定，想着组阁好事，结果袁世凯扶植交通系技术官僚组建嫡系公民党，心怀怨望，护法啦，所谓国体问题者啦，这通大义凌然。袁这茬揭过去，本打算在西南政局中靠蔡锷，戴勘的滇黔军武力占据有利身位，可桂粤系不买账，蔡死于喉癌，戴中了冷枪。南方出局，回归北方，想傍段祺瑞这株大树，为段前驱挑起府院之争，打开潘多拉魔盒，引发张勋复辟一系列事件。等段氏上位，想着论功行赏，国师在握时，嘿嘿，段也学袁，扶持亲信王揖唐的安福国会，这个失落呦，心不死，梦仍在，又暗通直系徐世昌，把巴黎和会消息夸大包装，通过亲家林长民放出谣言，诱发五四，结果还是不从人愿。直系曹吴入京，法统重光，黎元洪复位，再到曹锟选举，又倚重吴景廉国会，把研究系晾在一边，恼羞成怒，炒作贿选各种议题，为奉军入关造势，等张大帅开府燕京，这回总行了吧，人家直接军政府不要帮闲，懊恼啊，又派林长民撺掇郭松龄下克上，结果林徽因没了爹。梁大公知被气出病了，就医，结果又被洋大夫割错了腰子，挂了。死后徒子徒孙还不安分，张君励组织民社党，伙同胡适，继续搅和政治，把常凯申坑得不轻。

　　纵观梁启超胡适式文青一生，貌似庞统，志比孔明，诈如贾诩，运止蒋干。

　　更可恶的是，文人乱政，清流误国，客观上影响到了民国历史走向，如不是一再跳梁，北洋派内无论那系能有稳住局面的空间与时间，传统乡土保守主义就有了稳定基点，吴佩孚们继续发展，民国路径有可能转化为佛朗哥式西班牙。要没有胡言乱语，那口岸精英出身，又有民族主义理念的南京当局，常凯申逐步走下去，贝隆式的阿根廷呼之欲出。维尼早看穿了一切，文青们总想要法式戴高乐，可须知在西班牙文化区，如果一味排斥佛朗哥或贝隆式可能性，那就只剩卡斯特罗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