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帅在山东竟然受过夹板气

最近温习军史，发现罗荣桓元帅抗战期间在山东竟然受过夹板气。

1939年3月，罗荣桓与陈光率领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山东。中共在山东最早的武装力量，是张经武、黎玉组建并指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15师部队相继进入山东后，八路军总部领导朱德、彭德怀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电告中央书记处，建议派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朱瑞到山东地区，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各正规部队及游击队。毛泽东原意是想让陈光、罗荣桓率第115师统一山东的武装力量，但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明显不赞成这一主张，认为“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因此提出要徐向前、朱瑞去山东“形成中心领导”。毛泽东不好强行否定前方党政军大员的意见，便暂且表示同意。

1939年5月初，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下令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山东与冀鲁边、苏北等地区的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新四军彭雪枫部等武装，隶属于八路军总部。6月，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并于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任参谋处长。原中共苏鲁豫皖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郭洪涛为书记。继又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任书记。10月，第1纵队与山东纵队合署办公，组成统一指挥机构，仍保留山东纵队番号。

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当时尚是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阶段，国民党方面承认的八路军部队只有3个师番号，并不包括新成立的第1纵队。因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指挥第1纵队的同时，不得不同时领导第115师。这就使得第115师名为隶属于第1纵队，实际上却又独立存在，形成了两支各有作战指挥体系的平行的武装力量。另外，原山东纵队领导黎玉在山东本地威望很高，因而滋长了一定的山头主义。对于中央接连派来的张经武、陈光、罗荣桓、朱瑞、徐向前等人来整合山东部队，在心理和行动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隔阂。而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干部，光杆一个来山东指挥红一方面军改编成的第115师和本地的山东纵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均存在一定弱点，面临着实践中的重重困难。以上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叠加到一起，以致没能达到中央原先预期的统一山东部队指挥的目的。

由于徐向前没能在山东发挥主要军事领导作用，中央便于1940年6月初召他开回延安参加七大，徐很快便离开了山东。在这一时期，朱瑞已接替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主要领导山东党的工作，并仍兼第1纵队政治委员。

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之际，朱瑞以他和徐向前、黎玉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统一山东部队指挥的几个方案：一案，仍以第115师归属第1纵队建制；二案，以徐向前任第115师师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朱瑞另调工作，山东纵队归属第115师；三案，成立中共东方局，由刘少奇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工作。在这三个方案中，一案早已为实践证明行不通，主要看二、三案中央如何考虑。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的建议。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山东）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一一五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

这样就明确了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权限，即陈光、罗荣桓负责军事，朱瑞负责山东分局，山东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终于有所突破。然而这一突破的力度又是有限的。如此分工，山东党的主要领导人无法指挥军事工作，而第115师首长由于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在指挥整个山东部队方面也有困难。

为贯彻中央关于第115师和山东纵队靠拢的指示，罗荣桓、陈光提出根据山东的抗日形势，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机关应从其驻地沂水蒙阴南下鲁南。然而朱瑞不同意这一建议，反而要求第115师师部北上，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罗荣桓认为指挥中心和部队北上是收缩退却，有使敌人趁机占领鲁南之虞，对将来南下及与陇海路南、湖西地区的联系都很不利。但朱瑞是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最高领导，罗、陈只好服从。据此，罗荣桓提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之联系的方案。他早就考虑了上述可能性，因此第115师已提前行动，开辟了费县东部的天宝山根据地，并将第115师师部北移到了天宝山地区的桃峪村，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之间的距离。

罗荣桓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对山东部队统一指挥有利的趋势又使他和朱瑞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在中央的指示中，明令“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实际上这已是在为最终由第115师统一指挥山东作战进行铺垫。既然第1纵队统一第115师不可行，那么由第115师统一第1纵队便是当然的选项，无论是上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下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闹山头独立性的趋向又开始抬头。这个问题首先体现在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最高领导人朱瑞的身上。

从历史上说，朱瑞是红一军团出身的高级干部，曾与罗荣桓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正副主任，二人是老搭档兼老战友，本应互相了解。然而在现实利益面前，历史关系只能扔到了一边。在朱瑞主持下，山东分局开始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反映第115师的缺点问题，如第115师的司政机关在组织与领导部队上信仰不高，不能掌握政策，纪律极坏等等，对第115师大加贬损。1940年9月6日，朱瑞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外对统战，均以一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也就是说，朱瑞虽然向中央提出了统一山东部队指挥的三个方案，但还是倾向于实行第一方案，以第1纵队来统一第115师。对于中央关于由陈、罗统一军事领导的指示，朱瑞置之不理。不仅如此，他还决心召开一次第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将盖子揭开来，以造成对第1纵队统一第115师的有利形势。9月10日，朱瑞又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和北方局，提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

不久，在第115师师部驻地平邑县郑城镇桃峪村召开了为期三周的第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桃峪会议。罗荣桓、陈光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和山东分局领导人朱瑞等。会上罗荣桓作了第115师挺进山东后工作的总结报告，并指出了仍然存在的缺点错误，态度很是诚恳。然而，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发电报给第115师，对该师部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其时朱德已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总部工作由彭德怀主持。显然这封电报代表了彭德怀的意思，而根据则是来自山东分局反映的关于第115师问题的一面之词。对此，罗荣桓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朱瑞这时出来发言，也严厉批评了第115师，认为第115师除了卫生工作外，各方面都没有进步。该师如要继续前进，必须后面有人推，前面有人拽。见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领导人都已表态，第115师的一些干部便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上级的指示精神，便也跟着对师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罗荣桓感到压力很大，于10月4日以个人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第115师工作的批评，建议由徐向前、朱瑞兼任第115师的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要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他在电报中甚至说了这样的话：“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可见，罗荣桓当时或许已有些心力交瘁了。与此同时，陈光也要求调离山东。自从陆房战斗后陈光在师内挨了批评，威信便受到影响，军事指挥权逐渐转移到了罗荣桓手上，他个人可能也有些心灰意冷。此次桃峪会议罗荣桓挨批，对于陈光来说应该是一次机会。他毕竟是红一军团和第115师的元老，即便徐向前、朱瑞掌控了第115师的指挥权，也少不了要借重于他。然而陈光为人磊落，比朱瑞要更重战友之情，没有借机落井下石，而是决心与罗荣桓共进退。

这个形势就很严重了。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态度一致，罗荣桓、陈光也已有去意，按照一般情况下边就该是更换领导了。关键时刻，毛泽东力挺罗荣桓。他看好的亲信大将，绝不允许轻易变动领导岗位！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个人和军委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对第115师批评的同时，指出“一一五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这时彭德怀的表现就很有趣了，他得知毛泽东的意思后，立即给第115师发电报，声明以前批评该师的电报作废。事已至此，朱瑞也只好收起了自己的主张。罗荣桓终于度过了难关，他向中央表示放弃个人要求，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陈光的要求自然也被驳回，不过此后他在第115师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大事小情主要是罗荣桓说了算了。

由此可见，要是没有主席的及时力挺，罗元帅可能真就要打铺盖卷离开山东了。


最近温习军史，发现罗荣桓元帅抗战期间在山东竟然受过夹板气。

1939年3月，罗荣桓与陈光率领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山东。中共在山东最早的武装力量，是张经武、黎玉组建并指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15师部队相继进入山东后，八路军总部领导朱德、彭德怀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电告中央书记处，建议派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朱瑞到山东地区，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各正规部队及游击队。毛泽东原意是想让陈光、罗荣桓率第115师统一山东的武装力量，但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明显不赞成这一主张，认为“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因此提出要徐向前、朱瑞去山东“形成中心领导”。毛泽东不好强行否定前方党政军大员的意见，便暂且表示同意。

1939年5月初，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下令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山东与冀鲁边、苏北等地区的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新四军彭雪枫部等武装，隶属于八路军总部。6月，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并于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任参谋处长。原中共苏鲁豫皖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郭洪涛为书记。继又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任书记。10月，第1纵队与山东纵队合署办公，组成统一指挥机构，仍保留山东纵队番号。

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当时尚是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阶段，国民党方面承认的八路军部队只有3个师番号，并不包括新成立的第1纵队。因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指挥第1纵队的同时，不得不同时领导第115师。这就使得第115师名为隶属于第1纵队，实际上却又独立存在，形成了两支各有作战指挥体系的平行的武装力量。另外，原山东纵队领导黎玉在山东本地威望很高，因而滋长了一定的山头主义。对于中央接连派来的张经武、陈光、罗荣桓、朱瑞、徐向前等人来整合山东部队，在心理和行动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隔阂。而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干部，光杆一个来山东指挥红一方面军改编成的第115师和本地的山东纵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均存在一定弱点，面临着实践中的重重困难。以上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叠加到一起，以致没能达到中央原先预期的统一山东部队指挥的目的。

由于徐向前没能在山东发挥主要军事领导作用，中央便于1940年6月初召他开回延安参加七大，徐很快便离开了山东。在这一时期，朱瑞已接替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主要领导山东党的工作，并仍兼第1纵队政治委员。

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之际，朱瑞以他和徐向前、黎玉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统一山东部队指挥的几个方案：一案，仍以第115师归属第1纵队建制；二案，以徐向前任第115师师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朱瑞另调工作，山东纵队归属第115师；三案，成立中共东方局，由刘少奇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工作。在这三个方案中，一案早已为实践证明行不通，主要看二、三案中央如何考虑。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的建议。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山东）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一一五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

这样就明确了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权限，即陈光、罗荣桓负责军事，朱瑞负责山东分局，山东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终于有所突破。然而这一突破的力度又是有限的。如此分工，山东党的主要领导人无法指挥军事工作，而第115师首长由于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在指挥整个山东部队方面也有困难。

为贯彻中央关于第115师和山东纵队靠拢的指示，罗荣桓、陈光提出根据山东的抗日形势，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机关应从其驻地沂水蒙阴南下鲁南。然而朱瑞不同意这一建议，反而要求第115师师部北上，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罗荣桓认为指挥中心和部队北上是收缩退却，有使敌人趁机占领鲁南之虞，对将来南下及与陇海路南、湖西地区的联系都很不利。但朱瑞是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最高领导，罗、陈只好服从。据此，罗荣桓提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之联系的方案。他早就考虑了上述可能性，因此第115师已提前行动，开辟了费县东部的天宝山根据地，并将第115师师部北移到了天宝山地区的桃峪村，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之间的距离。

罗荣桓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对山东部队统一指挥有利的趋势又使他和朱瑞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在中央的指示中，明令“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实际上这已是在为最终由第115师统一指挥山东作战进行铺垫。既然第1纵队统一第115师不可行，那么由第115师统一第1纵队便是当然的选项，无论是上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下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闹山头独立性的趋向又开始抬头。这个问题首先体现在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最高领导人朱瑞的身上。

从历史上说，朱瑞是红一军团出身的高级干部，曾与罗荣桓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正副主任，二人是老搭档兼老战友，本应互相了解。然而在现实利益面前，历史关系只能扔到了一边。在朱瑞主持下，山东分局开始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反映第115师的缺点问题，如第115师的司政机关在组织与领导部队上信仰不高，不能掌握政策，纪律极坏等等，对第115师大加贬损。1940年9月6日，朱瑞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外对统战，均以一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也就是说，朱瑞虽然向中央提出了统一山东部队指挥的三个方案，但还是倾向于实行第一方案，以第1纵队来统一第115师。对于中央关于由陈、罗统一军事领导的指示，朱瑞置之不理。不仅如此，他还决心召开一次第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将盖子揭开来，以造成对第1纵队统一第115师的有利形势。9月10日，朱瑞又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和北方局，提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

不久，在第115师师部驻地平邑县郑城镇桃峪村召开了为期三周的第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桃峪会议。罗荣桓、陈光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和山东分局领导人朱瑞等。会上罗荣桓作了第115师挺进山东后工作的总结报告，并指出了仍然存在的缺点错误，态度很是诚恳。然而，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发电报给第115师，对该师部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其时朱德已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总部工作由彭德怀主持。显然这封电报代表了彭德怀的意思，而根据则是来自山东分局反映的关于第115师问题的一面之词。对此，罗荣桓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朱瑞这时出来发言，也严厉批评了第115师，认为第115师除了卫生工作外，各方面都没有进步。该师如要继续前进，必须后面有人推，前面有人拽。见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领导人都已表态，第115师的一些干部便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上级的指示精神，便也跟着对师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罗荣桓感到压力很大，于10月4日以个人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第115师工作的批评，建议由徐向前、朱瑞兼任第115师的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要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他在电报中甚至说了这样的话：“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可见，罗荣桓当时或许已有些心力交瘁了。与此同时，陈光也要求调离山东。自从陆房战斗后陈光在师内挨了批评，威信便受到影响，军事指挥权逐渐转移到了罗荣桓手上，他个人可能也有些心灰意冷。此次桃峪会议罗荣桓挨批，对于陈光来说应该是一次机会。他毕竟是红一军团和第115师的元老，即便徐向前、朱瑞掌控了第115师的指挥权，也少不了要借重于他。然而陈光为人磊落，比朱瑞要更重战友之情，没有借机落井下石，而是决心与罗荣桓共进退。

这个形势就很严重了。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态度一致，罗荣桓、陈光也已有去意，按照一般情况下边就该是更换领导了。关键时刻，毛泽东力挺罗荣桓。他看好的亲信大将，绝不允许轻易变动领导岗位！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个人和军委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对第115师批评的同时，指出“一一五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这时彭德怀的表现就很有趣了，他得知毛泽东的意思后，立即给第115师发电报，声明以前批评该师的电报作废。事已至此，朱瑞也只好收起了自己的主张。罗荣桓终于度过了难关，他向中央表示放弃个人要求，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陈光的要求自然也被驳回，不过此后他在第115师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大事小情主要是罗荣桓说了算了。

由此可见，要是没有主席的及时力挺，罗元帅可能真就要打铺盖卷离开山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