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的罗元帅

1949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组成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四野大军席卷中南，所向披靡，一直解放了海南岛。然而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病症一起找上来，罗荣桓的身体无法支撑，只好暂时养病，终于没有随大军南下，这是令他感到万分遗憾的事。

7月，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平。不久，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30日，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日，罗荣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辉煌历史时刻。

上任之后，罗荣桓按照中央的方针，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署机关。在此期间，他被选举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由于还在养病中，罗荣桓的工作断断续续，经过中央批准，检察署长的职务也由副检察长李六如代理。

1950年4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同年9月，总干部管理部正式建立，罗荣桓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上任之后，罗荣桓根据干部选用上“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原则，向中央军委（此时为1949年10月19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总政领导名单。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傅钟、红一方面军出身的萧华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后又调红二方面军出身的甘泗琪为副主任。罗荣桓在傅钟、萧华等人的协助下，确定了总政治部及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先后搭起了总政治部和总干部管理部的架子，并从各野战军抽调干部来充实机构，为新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在工作实践中，罗荣桓感到部队中严重缺乏能适合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因此，他和傅钟、萧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各大军区都能够成立专门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政工干部。毛泽东很快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责成由罗荣桓领导筹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并上报中央批准将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调来协助工作。1954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萧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1955年2月19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便正式开始授课。

从1951年开始，罗荣桓领导了干部评级和在全军实行正规化的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的准备工作。1952年3月，主持确定了军队干部级别分成9等21级，为实行军衔制作了准备，实质上这也是开国之初对军队的一种论功行赏。1953年初，罗荣桓又主持制定了《政治工作条例》，在向苏军学习的潮流中坚持了人民解放军独有的建军经验，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后于1954年4月颁布实行。从1953年开始，罗荣桓主持总干部部进行了军队干部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军衔的评定。这是一项千头万绪，稍不注意就得罪人的细致工作。罗荣桓领导总干部部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个干部都进行了全面衡量，反复进行排队比较，又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折腾了一年多时间才算是全部搞定。

在“高饶事件”发生前，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突然跑到罗荣桓家里，提出中国也要像苏联那样搞部长会议制度，并提议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觉得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关党的纪律，在下边私下议论不妥当，因此严肃地把高岗顶了回去。后来毛泽东对此评论道：“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邓小平、陈云。”

1954年6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从而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于学忠等81人为委员。由于国防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授衔之前，罗荣桓得知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为元帅时，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时间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中央没有接纳他的请求，仍然授予他元帅军衔。当命令公布之后，罗荣桓感慨地对总政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军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授衔之后，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总政第一副主任谭政、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为副书记。在任上，罗荣桓主抓了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和教育。然而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一些好的制度难以坚持，军队干部中违法乱纪的现象日趋滋长，没有得到很有力地遏制。特别是在生活作风方面，甚至还出现了某师长与部属妻子长期通奸而被部属打死的恶性案件。罗荣桓做出了很多努力进行管理教育，但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这是大环境的问题，非他一己之责。

进入1956年后，罗荣桓的心脏病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了工作。罗荣桓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在信中，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当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接下来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提名下，罗荣桓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迈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刚搬到北京时，罗荣桓全家住在颐和园的清华轩。不久，又搬到了南池子18号。由于罗荣桓的住处紧临大街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平时很吵。邓小平和罗荣桓的关系好，他调到北京后，将有关部门分给自己的东郊民巷8号一座楼让给罗荣桓住。架不住老战友的深情厚谊，1954年春天，罗荣桓就举家搬入了东郊民巷新8号。陈毅、贺龙、张鼎丞都是他的邻居，特别是贺龙，为人豪爽，快人快语，常来看望罗荣桓，历史上本无甚交集的二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1957年中共中央主持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斗争，50多万人被错误打成了右派。在总政治部，被划成右派的最著名的是首任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这个陈沂就是当年留田突围时的《鲁西日报》社社长，也是全军唯一被划成右派的将军。对于这件事，罗荣桓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陈沂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能因为说了一二句错话就把他划成右派。如果罗荣桓还在总政主持工作的话，陈沂是应该可以幸免的。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他的意见，但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了。罗荣桓只能尽量安慰了陈沂，希望他继续努力工作，不要背包袱。陈沂记住了老首长的话，在后来的逆境中顽强坚持了下来，直到70年代末才在邓小平的过问下得到改正。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毛泽东批准，彭德怀、邓小平主持下，“反教条主义”成为了会议主题，错误批判了刘伯承、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黄永胜等将领，连带着还猛批了一顿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罗荣桓参加会议并讲了话，拥护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明确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内出版的关于罗荣桓元帅的传记中，对他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表现都避而不谈，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罗荣桓在当时也说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话，不管原因如何，必须写在历史上。

1959年7月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直言上书遭到错误批判，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一时掀起了国内政局的巨变。由于身体原因，罗荣桓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打电话给罗荣桓，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替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表示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国防部长最好不要只从一个方面军出，因此他建议由贺龙担任国防部长（林彪研究者又有一个说法，说实际上林彪并不愿意当国防部长，是他委托罗荣桓向毛泽东进言的。但当时林彪身在庐山，难道是打电话委托罗荣桓的？）。然而毛泽东没有采纳罗荣桓的建议，还是决定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后来周恩来总理也找了罗荣桓，向他征求了总参谋长（接替黄克诚）、总后勤部部长（接替洪学智）人选的意见。罗荣桓认为要搞“五湖四海”，虽然反掉了彭、黄等人，但最好能维持原来任职的历史情况。即总参谋长最好是红三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人，如许光达、萧劲光；总后勤部长最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如王新亭、王宏坤。然而毛泽东既然提拔林彪上了台，那么搭班子的人选便要以林彪的意思为重了，就像当年彭德怀力荐黄克诚、洪学智一样。林彪已经被推出来了，也就不客气了。他提名红一军团的老部下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欣然同意。关于总后勤部长的人选，善于察言观色的周恩来提出了总后勤部副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工作能力很强，也是林彪的老部下，这个提名同样顺利通过。至此罗荣桓的建议全部落空，他推崇的“五湖四海”原则，已越来越走向了“双一”的“清一色”。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军委。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军委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等。同时设立了军委常委，由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担任。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罗荣桓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受命分管民兵工作。不久就成立了军委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虽然身体一直不好，但罗荣桓仍然兢兢业业投入了工作。他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重点要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重点厂矿、交通枢纽和陆海边防地区，因而从战略高度上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罗荣桓强调不能一轰而上，要重在抓落实、抓重点，反对“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力所能及地做了努力，减少了“左”的错误对民兵工作的干扰。

1960年9、10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受到了错误批判，被撤销了职务。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找来，商量总政汉部主任的继任人选问题。罗瑞卿和萧华都建议让罗荣桓复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还在养病的罗荣桓重新出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然而林彪对这个任命并不满意，一直不让在新华社和报纸上公布。罗荣桓后来曾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重新复任后，罗荣桓的处境并不好。在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等问题上，他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老战友林彪产生了分歧，甚至在军委会议上都闹僵了。这时罗荣桓向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求助，得到了邓的支持，这让罗荣桓感到很欣慰。林彪则对罗荣桓越来越为不满，有一次甚至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罗荣桓投身革命努力奋斗了30多年，是多么想继续为党工作下去。然而，病魔已彻底缠住了他。1963年9月底，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的会诊显示：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衰竭，罗荣桓已经到了病危阶段。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罗荣桓强忍病痛折磨，怀着乐观信念顽强地坚持着……

196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7分，罗荣桓停止了呼吸，享年62岁。他是第一位辞世的开国元帅。

毛泽东闻讯后悲痛异常，夜不能寐，挥笔写就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后来曾有人解读说，毛泽东非常重视罗荣桓的意见，因此才发出了“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感慨。如果罗荣桓不死，等到了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时候，或许可以起一些规劝缓冲的作用。只可惜，连庐山会议后对于军队人事问题“五湖四海”的建议都不听，还能听被视为伟大领袖革命一生中另一件大事的劝告吗？

最后用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一段中肯评价来结束本文吧：“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组成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四野大军席卷中南，所向披靡，一直解放了海南岛。然而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病症一起找上来，罗荣桓的身体无法支撑，只好暂时养病，终于没有随大军南下，这是令他感到万分遗憾的事。

7月，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平。不久，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30日，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日，罗荣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辉煌历史时刻。

上任之后，罗荣桓按照中央的方针，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署机关。在此期间，他被选举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由于还在养病中，罗荣桓的工作断断续续，经过中央批准，检察署长的职务也由副检察长李六如代理。

1950年4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同年9月，总干部管理部正式建立，罗荣桓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上任之后，罗荣桓根据干部选用上“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原则，向中央军委（此时为1949年10月19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总政领导名单。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傅钟、红一方面军出身的萧华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后又调红二方面军出身的甘泗琪为副主任。罗荣桓在傅钟、萧华等人的协助下，确定了总政治部及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先后搭起了总政治部和总干部管理部的架子，并从各野战军抽调干部来充实机构，为新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在工作实践中，罗荣桓感到部队中严重缺乏能适合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因此，他和傅钟、萧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各大军区都能够成立专门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政工干部。毛泽东很快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责成由罗荣桓领导筹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并上报中央批准将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调来协助工作。1954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萧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1955年2月19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便正式开始授课。

从1951年开始，罗荣桓领导了干部评级和在全军实行正规化的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的准备工作。1952年3月，主持确定了军队干部级别分成9等21级，为实行军衔制作了准备，实质上这也是开国之初对军队的一种论功行赏。1953年初，罗荣桓又主持制定了《政治工作条例》，在向苏军学习的潮流中坚持了人民解放军独有的建军经验，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后于1954年4月颁布实行。从1953年开始，罗荣桓主持总干部部进行了军队干部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军衔的评定。这是一项千头万绪，稍不注意就得罪人的细致工作。罗荣桓领导总干部部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个干部都进行了全面衡量，反复进行排队比较，又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折腾了一年多时间才算是全部搞定。

在“高饶事件”发生前，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突然跑到罗荣桓家里，提出中国也要像苏联那样搞部长会议制度，并提议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觉得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关党的纪律，在下边私下议论不妥当，因此严肃地把高岗顶了回去。后来毛泽东对此评论道：“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邓小平、陈云。”

1954年6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从而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于学忠等81人为委员。由于国防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授衔之前，罗荣桓得知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为元帅时，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时间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中央没有接纳他的请求，仍然授予他元帅军衔。当命令公布之后，罗荣桓感慨地对总政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军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授衔之后，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总政第一副主任谭政、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为副书记。在任上，罗荣桓主抓了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和教育。然而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一些好的制度难以坚持，军队干部中违法乱纪的现象日趋滋长，没有得到很有力地遏制。特别是在生活作风方面，甚至还出现了某师长与部属妻子长期通奸而被部属打死的恶性案件。罗荣桓做出了很多努力进行管理教育，但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这是大环境的问题，非他一己之责。

进入1956年后，罗荣桓的心脏病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了工作。罗荣桓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在信中，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当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接下来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提名下，罗荣桓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迈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刚搬到北京时，罗荣桓全家住在颐和园的清华轩。不久，又搬到了南池子18号。由于罗荣桓的住处紧临大街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平时很吵。邓小平和罗荣桓的关系好，他调到北京后，将有关部门分给自己的东郊民巷8号一座楼让给罗荣桓住。架不住老战友的深情厚谊，1954年春天，罗荣桓就举家搬入了东郊民巷新8号。陈毅、贺龙、张鼎丞都是他的邻居，特别是贺龙，为人豪爽，快人快语，常来看望罗荣桓，历史上本无甚交集的二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1957年中共中央主持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斗争，50多万人被错误打成了右派。在总政治部，被划成右派的最著名的是首任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这个陈沂就是当年留田突围时的《鲁西日报》社社长，也是全军唯一被划成右派的将军。对于这件事，罗荣桓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陈沂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能因为说了一二句错话就把他划成右派。如果罗荣桓还在总政主持工作的话，陈沂是应该可以幸免的。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他的意见，但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了。罗荣桓只能尽量安慰了陈沂，希望他继续努力工作，不要背包袱。陈沂记住了老首长的话，在后来的逆境中顽强坚持了下来，直到70年代末才在邓小平的过问下得到改正。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毛泽东批准，彭德怀、邓小平主持下，“反教条主义”成为了会议主题，错误批判了刘伯承、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黄永胜等将领，连带着还猛批了一顿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罗荣桓参加会议并讲了话，拥护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明确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内出版的关于罗荣桓元帅的传记中，对他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表现都避而不谈，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罗荣桓在当时也说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话，不管原因如何，必须写在历史上。

1959年7月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直言上书遭到错误批判，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一时掀起了国内政局的巨变。由于身体原因，罗荣桓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打电话给罗荣桓，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替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表示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国防部长最好不要只从一个方面军出，因此他建议由贺龙担任国防部长（林彪研究者又有一个说法，说实际上林彪并不愿意当国防部长，是他委托罗荣桓向毛泽东进言的。但当时林彪身在庐山，难道是打电话委托罗荣桓的？）。然而毛泽东没有采纳罗荣桓的建议，还是决定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后来周恩来总理也找了罗荣桓，向他征求了总参谋长（接替黄克诚）、总后勤部部长（接替洪学智）人选的意见。罗荣桓认为要搞“五湖四海”，虽然反掉了彭、黄等人，但最好能维持原来任职的历史情况。即总参谋长最好是红三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人，如许光达、萧劲光；总后勤部长最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如王新亭、王宏坤。然而毛泽东既然提拔林彪上了台，那么搭班子的人选便要以林彪的意思为重了，就像当年彭德怀力荐黄克诚、洪学智一样。林彪已经被推出来了，也就不客气了。他提名红一军团的老部下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欣然同意。关于总后勤部长的人选，善于察言观色的周恩来提出了总后勤部副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工作能力很强，也是林彪的老部下，这个提名同样顺利通过。至此罗荣桓的建议全部落空，他推崇的“五湖四海”原则，已越来越走向了“双一”的“清一色”。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军委。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军委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等。同时设立了军委常委，由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担任。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罗荣桓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受命分管民兵工作。不久就成立了军委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虽然身体一直不好，但罗荣桓仍然兢兢业业投入了工作。他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重点要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重点厂矿、交通枢纽和陆海边防地区，因而从战略高度上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罗荣桓强调不能一轰而上，要重在抓落实、抓重点，反对“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力所能及地做了努力，减少了“左”的错误对民兵工作的干扰。

1960年9、10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受到了错误批判，被撤销了职务。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找来，商量总政汉部主任的继任人选问题。罗瑞卿和萧华都建议让罗荣桓复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还在养病的罗荣桓重新出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然而林彪对这个任命并不满意，一直不让在新华社和报纸上公布。罗荣桓后来曾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重新复任后，罗荣桓的处境并不好。在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等问题上，他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老战友林彪产生了分歧，甚至在军委会议上都闹僵了。这时罗荣桓向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求助，得到了邓的支持，这让罗荣桓感到很欣慰。林彪则对罗荣桓越来越为不满，有一次甚至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罗荣桓投身革命努力奋斗了30多年，是多么想继续为党工作下去。然而，病魔已彻底缠住了他。1963年9月底，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的会诊显示：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衰竭，罗荣桓已经到了病危阶段。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罗荣桓强忍病痛折磨，怀着乐观信念顽强地坚持着……

196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7分，罗荣桓停止了呼吸，享年62岁。他是第一位辞世的开国元帅。

毛泽东闻讯后悲痛异常，夜不能寐，挥笔写就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后来曾有人解读说，毛泽东非常重视罗荣桓的意见，因此才发出了“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感慨。如果罗荣桓不死，等到了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时候，或许可以起一些规劝缓冲的作用。只可惜，连庐山会议后对于军队人事问题“五湖四海”的建议都不听，还能听被视为伟大领袖革命一生中另一件大事的劝告吗？

最后用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一段中肯评价来结束本文吧：“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