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的迟浩田

解放上海之后，中央军委就指示三野，在经营华东、进军福建、配合二野西进的同时，准备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此后粟裕根据军委意图拟制了解放台湾的作战部署，并随着变化了的形势作了几次较大修改。在基本战役设想中，准备集合50万军队攻台，需要千吨以上船只近600艘，其中以三野第7、第9兵团20多万人担任攻台第一梯队，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按照这一部署，第9兵团所辖的第20、26、27军各部奉命在太仓、上海、杭州湾等地进行休整，并展开渡海作战训练，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然而，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由此引发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新中国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并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中。1950年9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第9兵团解除了攻台任务，陆续北调山东整训，准备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根据战局需要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但由于朝鲜战场局势变化太快，东北边防军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秘密入朝参战。因首批入朝部队与快速北进的联合国军遭遇，除在火力上比敌人相差悬殊外，在兵力对比上也处于了劣势，急需二线部队迅速跟进。因此，第9兵团又奉命停止在山东整训的计划，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归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于11月初开赴东北入朝参战。

迟浩田时为第27军79师235团3营副教导员。第27军为第9兵团先头军，乘闷罐火车离开山东直趋东北。在开进途中，奉上级命令，所有人员和单位都将帽徽、胸章等一切具有解放军标记的物品留在国内，印信、文件及私人物品一律上缴，生活用品如毛巾、口缸、水壶等上的汉字标记也都要去掉。迟浩田曾保留了一张登有解放上海时自己等3人智闯虎穴事绩的报纸作纪念，这时也只好忍痛烧掉了。按照兵团部署，第27军准备经沈阳、梅河口、通化一线开进，到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过鸭绿江入朝，投入朝鲜东线战场，接替第42军的防务，阻击北进的联合国军。然而当全军先头的79师乘车快到辑安时，突然接到军委紧急命令，要改从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直接入朝。于是79师只好掉头返回，后续部队也都更改了行军路线。走在中间的80师部队奉令直接从沈阳南下，率先经安东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正赶上第一次战役的尾声，准备配合志愿军第50军歼击沿西线北上的英军第27旅。在第27军陆续进入朝鲜集结时，西线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主力已撤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司令部下令各军停止追击，第一次战役宣告结束。由于西线联合国军已退，而东线美第10军仍在北上，对西线侧翼威胁甚大，因此志愿军司令部又令第27军已入朝部队撤回安东，准备改从临江入朝，投入东线战场救火。

这样一折腾，第9兵团的后卫第20军就变成了前卫，一路不停直接开到辑安入朝。而为了避免部队太多导致拥挤，第27军从安东返回沈阳后，奉命经通化开往临江方向入朝。第26军作为兵团预备队，开往抚顺待命，准备在第27军之后从临江入朝。这时发生了一件对第9兵团入朝作战影响非常重大的事情：原定在东北补充的寒带冬装护具落空，各军只能身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经过沿途车站有什么拿什么，悲壮地进入了严寒的朝鲜东线盖马高原。

关于第9兵团的冬装棉衣问题，头绪复杂，可以写一篇大论文。相关专门文章也有很多，在此就不多述了。反正结果便是：前卫第20军只领到了东北军区部分干部战士临时脱下来运到车站的皮帽、棉鞋、大衣，全军绝大多数人员则身穿薄棉衣，头戴无帽耳的布质大檐帽，脚穿回力黄胶鞋入朝。还有的人扔了大檐帽却没换到棉帽，只能光着脑袋过了鸭绿江；第27军情况要强一些，由于从安东返回第二次绕经沈阳、通化到临江，在沿途补充了不少东北军区紧急调运来的棉大衣、厚棉衣、棉帽、大头鞋等，一多半人好歹是套巴上了；兵团预备队第26军在抚顺停留了一个星期，还经过了雪地训练，按说时间上比较充裕。但由于执行环节上的问题，本来由东北负责的冬装没有及时赶制出来，赶制出来的又未能及时组织运输。结果第26军也没有发到多少厚棉衣，只是补充了部分棉大衣，多数人换上了棉帽子，干部增发了一件棉背心，几乎人人都发了点棉花——可以用手巾包起来缝上捂在耳朵上。就这样，打响了著名的抗美援朝长津湖之战。

按照第9兵团的作战部署，集中第20军、第27军所属8个师，歼击沿长津湖水库东、西、南侧之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地区北上的美陆战1师、美7师一部，同时警戒牵制社仓里的美3师，战斗于11月27日夜发起。其中第27军担任正面主攻，以79师攻击长津湖西岸的柳潭里；80师和81师1个团攻击长津湖东岸的新兴里；81师主力2个团在赴战湖地区警戒美7师一部，掩护军主力的侧翼；94师为军预备队，正向长津湖地区开进，拟用于攻击柳潭里方向。此时，第27军军长已换成了华野4纵陶勇麾下的悍将彭德清。

由于天寒地冻，粮食缺乏，火力薄弱，第9兵团与具有极大空地火力优势的美军猝然碰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战局，这一仗打得是尸山火海，血红雪黑。

按照预先侦察获得的情报，柳潭里有美军2个营，79师用3个团去攻击，还有第20军59师在柳潭里以南的死鹰岭地区阻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这一仗看起来是十拿九稳。然而一经交手才知道，柳潭里地区的美军不是2个营，而是陆战1师2个团加2个多炮兵营！结果79师仅凭借步枪和手榴弹去攻击柳潭里美军以火炮、车辆及一辆坦克组成的环形防御，同时还要遭到空中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战斗打得是艰难极了。仅仅在战斗的第一个晚上，79师就与防守美军在柳潭里各外围阵地上进行了反复争夺，双方均伤亡惨重。打到11月28日白天，79师虽夺取了1403高地和1240高地，并控制着1384高地和1282高地部分地区，迫使柳潭里美军收缩了防御范围，但是79师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5个营伤亡过重失去了战斗力。其中迟浩田所在的235团与美军反复争夺1282高地和1384高地，在付出600多人以上的伤亡后，同美军在阵地上形成了对峙，一时难以再扩展战果。“济南第一团”一晚上就打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前还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恶仗！迟浩田的3营作为团预备队还好一点，担任主攻的1营、2营都打得伤亡过半了。为了守住已夺取到的部分阵地，235团团长王歧秀不得不动用预备队3营中的“济南英雄连”7连上阵地进行支援。

28日79师转为对已攻占阵地的固守，并继续在对峙阵地上与美军进行争夺。从29日开始，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根据战况调整了作战部署：集中第27军80师、81师围歼兵力相对较少的新兴里之敌；第20军59师和第27军79师对柳潭里之敌、第20军58师对下碣隅里之敌分别进行钳制性攻击，以保证新兴里战斗的顺利进行；同时调第27军预备队94师和兵团预备队第26军兼程南下参战。此后，79师除在几个重要阵地上继续与敌人争夺外，在整体上形成了与柳潭里美军对峙的态势。

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战场，志愿军不仅要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浴血奋战，还要与严寒的天气和极度的缺粮艰难抗衡。就在与敌人对峙的几昼夜里，严寒与饥饿造成了79师大量减员，到后来全师仅剩下不到一个团的人员还能作战。迟浩田的3营也有大量人员冻伤饿倒，一个营剩下不到一个连。不过迟浩田很幸运，由于早年听闯过关东的父亲介绍过防寒经验，于是在战斗间隙和雪地潜伏时经常拿雪搓一搓脸及手脚，并注意身体重要部位的保暖，最后竟然成了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人。到了晚年，迟浩田回忆起长津湖之战时仍然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激战到12月1日，在新兴里被围的美7师31团支队基本被第27军歼灭。与此同时，柳潭里被围的美军也只好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拼命向下碣隅里方向突围。第27军军长彭德清决心在运动中追歼美军，命令79师组织部队向逃跑之敌全线出击。由于79师伤亡太大，仅剩下5、6个连兵力，彭德清又下令将军部的勤杂人员和警卫分队一部编成了2个连，紧急补充给79师。就这样，79师对南逃美军展开了艰难追击。235团也进行了重新组织，其中3营由副教导员迟浩田和7副连长辛殿良率领7连，副营长高云龙率领9连，连夜向据守柳潭里几个高地掩护主力南撤的美军发起攻击。迟浩田非常善于总结经验，他认真揣摩了前几天攻击美军阵地时的经验教训，因而在重新编组兵力时作了充分准备，有效组织了火力掩护，并再三告诫战士们要注意协同和战术动作。结果当攻击发起后，7连、9连借夜色掩护悄悄摸上高地，一个猛扑就击溃了还在烤火的美军，拿下了山头，打了一个漂亮仗。

紧接着团长王歧秀、政委胡明命令3营组织1个加强排，尽快打通和237团的联系。任务又落到了迟浩田头上，他从8连抽了1个班，从7连抽了2个班，组成1个加强排，与辛殿良共同指挥。为了确保战斗必胜，迟浩田从营里划拉来了18支冲锋枪、5支步枪、3挺轻机枪，装备给了全排，并保证人手有8-10枚手榴弹。同时还组织2挺重机枪、1门92式步兵炮和2门迫击炮编成火力队，作为火力支援。战斗发起前，迟浩田进行了激动人心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得全排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了出敌不意，战斗选择于白天打响。在火力队的有效掩护下，迟浩田和辛殿良带领这个排猛打猛冲，动作迅速，一口气连续攻克1340、1300、1200等4个高地，以伤亡2人的代价歼敌30多人，缴获20多支枪、1门无坐力炮，一个半小时向南推进两公里多，顺利地与237团接上了联系。战斗刚刚结束，王歧秀团长就打电话来，夸奖迟浩田及全排人员为白天进攻取得了经验，并表示要给他们立功。

彭德清知道迟浩田排的英勇战绩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就不用说了，担心也很自然，迟浩田是全军闻名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而辛殿良更是曾先后立功10余次，荣获过“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这两个战斗英雄都是部队基层干部中的精华骨干，现在放到一个排里打冲锋，伤亡一个都不好说，如果同时伤亡，那对士气的影响就太大了。因此，彭德清很快下令，叫迟浩田回营里指挥，叫辛殿良下阵地回连部。就这样，在第9兵团减员近半的这场大血战中，迟浩田和辛殿良毫毛未损，都被保留了下来。到后来第27军评功评奖时，迟浩田和辛殿良均被评为一等功臣。

长津湖之战最终以第9兵团逼退了美第10军的惨胜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第9兵团杀伤美军及仆从军约7000人左右（另有非战斗减员7300余人），而自己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达5万多人。其中第27军统计歼敌5065人，自身阵亡2660余人，战伤4035人，冻饿减员1.13万人，共计减员1.8万人，减员率达36%（以上数据来自《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 卫生勤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1988年3月第1版 第327页）。打到战役最后阶段时，第27军4个师只能缩编为39个步兵连和4个机炮连，每连不过40-50人，战斗人员仅有2000余人。其中79师减员达4454人，只能缩编为5个步兵连和2个机炮连。而迟浩田所在的235团能战斗的只剩下1个多连，“济南第一团”的老底子几乎都打光了！这是何其惨烈的一仗！

第二次战役后，第9兵团因损失太大不得不休整了3个多月，没有参加第三次战役，仅减员最轻的第26军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后半段。到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开打，宋时轮、陶勇才指挥第9兵团参战。在两个阶段作战中，第9兵团首先从中线突破插入敌纵深，尔后转移到东线歼灭了大量韩军，战果辉煌。在战役后期转移阶段，由于志愿军轻敌大意，战术组织不严密，遭到了美军机械化部队的穿插分割。第9兵团第27军和配属该兵团作战的第12军91团均被隔断于敌后，形势非常被动。此时第27军粮弹将尽，疫病严重，物资匮乏，情况不可谓不严重。然而彭德清等军首长临危不惧，指挥全军各部交替掩护，于美军包围圈的空隙中穿来插去，机智果敢地向北转移。其中235团奉79师命令，派3营先行渡过昭阳江，控制九万里至麟蹄公路间的加路里、冠岱里要点，阻击快速北犯的联合国军，掩护师主力渡过昭阳江转移。

迟浩田这时已是3营代理教导员，接受命令后，他立即带领手上的不到2个连人员出发，紧急渡江北上，赶到了加路里、冠岱里和麟蹄西山一线，迅速构筑起了防御阵地。仅过了一个晚上美韩军一部就杀到了，迟浩田指挥3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进行阻击，死死拖住了敌军。在3营掩护下，235团主力也渡过昭阳江北上与3营会合。团长单文忠、政委宋奇光指挥各营抢占要点卡断道路，一定要堵住敌人，为师主力转移争取时间！迟浩田率3营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先后杀伤美韩军数百人，掩护主力和伤员相继北撤，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此后迟浩田率全营官兵靠着一点黄豆和寻食沿途的野菜、树叶、树皮充饥，穿梭于深山密林之中，与围上来的敌人艰难周旋。在即将到达集结地域之时，3营又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返回接应兄弟师部分掉队的后勤人员。迟浩田没有犹豫，立即带领3营掉头杀回美军包围圈中，经过周折找到了这批后勤人员，带着他们再次北渡昭阳江脱离了险境。在一路转移途中，大部分人员都因吃野菜、野草等物而导致上吐下泄，迟浩田也是如此。他们一路走一路拉，身上被粪水浸透，头晕目眩，瘫软无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迟浩田坚持履行指挥责任，鼓励大家要争取胜利，并不让一个人掉队。为了方便赶路，很多人便脱下了裤子挂在脖子上，光着屁股行军，来了就拉，拉完就走，留下了一条“臭名远扬”的突围之路。经过5、6天的艰苦跋涉，迟浩田率3营终于摆脱了敌人，找到团主力安全归队。战后，迟浩田被正式任命为3营教导员，并荣立了三等功。

第五次战役后，第27军又奉命参加了麟蹄地区机动防御作战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共歼敌1.1万余人，较好地完成了防御任务。在此期间，正逢国内开展“三反”运动，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响应中央号召跟着开展起来。由于规定了各单位的所谓“打虎”指标，导致为完成任务屈打出了不少“老虎”，运动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志。迟浩田和时任3营营长的老战友萧锡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在营里进行“三反”教育，却没有打出一只“老虎”。上级领导不满意了，严厉地批评了迟浩田，要求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打虎”指标。迟浩田回去后不得不违心地开展揭发清查运动，结果揭出来的所谓“老虎”一经核实全是假的。在朝鲜那样严酷困难的战地环境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老虎”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而靠规定指标的办法来打“老虎”，只会无中生有地造成冤假错案。迟浩田忍耐不住了，找到团领导仗义执言，请求处分。结果迟浩田被指责为“消极对抗上级指示”，大会批小会批，堪堪“战斗英雄”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好在此时中央发现了“三反”运动的偏差，开始着手纠正，迟浩田这才算转危为安，而且受到了军领导的赞扬，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在稳定了中部防线后，第27军奉命后撤担负东海岸守备任务。在此期间，第27军召开英模大会，迟浩田被评为一等功臣，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一枚，成为了79师唯一一名获此勋章的营以上干部。1952年10月，根据志愿军总部命令，第27军将防务移交给新入朝轮战的兄弟部队第24军，尔后班师回国。

回国后，第27军仍归隶华东军区（后改为南京军区），驻师鱼米之乡江苏苏州。不久，迟浩田晋升为79师235团政治处副主任。他的左眼在当年的孟良崮战役中受伤后一直没好利索，经常感染，又因为戎马倥偬而无暇治疗，就一直拖了下来。这回终于安定了，迟浩田便抽时间去了苏州的解放军100医院检查治疗眼睛。在治疗期间，他认识了江苏金坛籍的年轻护士姜青萍，两人逐渐熟络起来。两个多月后，迟浩田的眼睛已基本治好了，他也喜欢上了姜青萍。迟浩田不愧是战场上的勇士，他主动写了一封信给姜青萍。当时姜青萍觉得自己还年轻，想多学几年业务，便回信拒绝了。迟浩田就像当年参军时一样，哪里肯罢休，继续展开爱情攻势，并以知识分子的特长选择了普希金的爱情诗歌为敲门砖。姜青萍没想到这个小军官还挺浪漫，于是有了回应。一来二去，二人恋爱了。1956年底，迟浩田与姜青萍登记结婚，此后风雨相伴。

1955年，迟浩田升任235团政治处主任。同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迟浩田被授予陆军少校军衔，并荣获三级解放勋章。从1958年至1960年，迟浩田先后被选派到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南京军事学院合成系学习。从军事学院毕业后，迟浩田被任命为235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961年，迟浩田正式升任235团政委。1962年，晋升为中校军衔。

此后到1970年，迟浩田又陆续升任第27军79师政治部主任、79师副政委、第27军政治部副主任、第27军81师政委等职。1969年9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南京军区第27军移防河北张家口，转隶北京军区。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根据周恩来指示，时任第27军81师政委的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并称为中央“两报一刊”，地位非常重要。由于文革初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萧力）在解放军报社造反，打倒总编赵易亚，夺权闹革命，一度呼风唤雨，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从而留下了不少矛盾。迟浩田进驻解放军报社后，以安定团结为主，认真落实政策，顶着左派的压力给一些蒙受冤屈的干部平反，一时很得人心。林彪事件后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注意到了迟浩田，认为他正直厚道，能团结同志，敢于同极左分子“顶牛”，这就为迟浩田在日后得堪大任奠定了基础。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成绩斐然，于1973年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陷于灭顶之灾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闻讯后，立即着手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紧急向唐山派出了救灾部队。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与河北省委的大批领导很快云集唐山，共同组成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抗震救灾工作。迟浩田也率军区部分司、政、后干部抵达唐山，被委任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以解放军救灾部队为主力，相继开展了抢救幸存者、转运伤员、运送物资、防病防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紧张工作，逐渐恢复了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据震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在这次唐山大地震中总计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后来又出了轻伤数字544000人，总计伤亡近百万人。不能忘记的是，在连续不断的余震威胁下，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官兵始终冲在一线，也蒙受了惨重伤亡。仅第一批到达唐山震中灾区实施抢救的海军航空兵驻唐海、昌黎、乐亭三个基地地勤部队的3200多名官兵，就在先后的余震中牺牲了2955人，其余也全部带伤，损失之惨令人不忍卒睹。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闻讯后，不禁双手捶胸，望着天空，嚎啕大哭，喊道：“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叫我们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代啊！”

对于广大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唐山抗震救灾中不畏牺牲，无私忘我的精神，迟浩田作为一名老兵，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他也有了另一番感慨。地震发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也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然而，由于当年“左”的意识形态，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了所有外国援助。迟浩田后来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当众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如今看来非常正常的国际救灾活动中的援助与被援助行为，在当年竟是如此景象。

就在迟浩田忙于指挥部队抗震救灾之时，中国又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10月6日夜里，迟浩田突然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紧急返京。第二天一早，迟浩田就乘专机飞回北京，直接被拉到中南海领受任务。原来是叶剑英元帅亲自点将，派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迟浩田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社，将这个重要舆论阵地从“四人帮”的爪牙手中夺过来。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很快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清除极左分子，安定人心，听从中央指挥，发挥党的喉舌作用。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迟浩田深入联系群众，作风朴素，与大家同吃同住，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因而被上上下下亲切地称为“老迟”。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副总编一年零20天时间，出色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更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1977年10月28日，48岁的迟浩田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此时邓小平已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并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认真落实邓的指示，积极配合主管总参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领导总参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军起到了先导作用，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迟浩田又协助杨勇在总参推动“三查三整”，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在全军起到了示范作用。迟浩田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不仅赢得了总参上下的信任，也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为其进一步擢升打开了通道。

不过，关于迟浩田迅速从大军区副职飞升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原因，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在其所著的《告别总参谋部》一书中却另有一个说法：

“……迟浩田，这个十三级干部，谁也不认识，当副总参谋长。爸爸（指刚复职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来了之后就问，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别人说：邓推荐的。爸爸就去问邓：你认识迟浩田这个人啊？邓小平说：我不认识，是秦基伟推荐的。爸爸就找秦基伟来问。秦说：哎哟，这可是大冤案。爸爸不明白，说：怎么回事？秦说：根本不认识迟浩田，只知道他是一个师政委，文革派去人民日报支左，土头灰脸给人赶了回来，待在家里没人要，就去找我说：‘我是北京军区的，还是让我回北京军区吧。’我说：你要回就回来吧。”

秦基伟继续说：“有一次在邓那儿说起军队干部的事，提到一些支左的干部，地方不要，还可以回部队，我就说了一句：‘是啊，我们那也有个师政委，还可以，要回来就回来吧。’邓老爷子可能听了一句‘还可以’，就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说：‘迟浩田。’邓说：‘我这里就需要些还可以的干部，调来当个副总长吧。’秦基伟说：‘我都大吃一惊。’爸爸说：‘那你应该和邓老爷子说清楚呀。’秦基伟说：‘罗总长，我可不敢再到老爷子面前乱说了。’”

罗宇的这个说法很令人震惊吧！历史是多面体，不妨多听听一家之言。不过罗宇把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又给“降”成了师政委，这个错误犯得不太应该。

1985年6月，迟浩田被任命为济南军区政委。他到任时，中央军委“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已在全军开始推动实施。迟浩田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依靠军区党委，精心落实军委决策，群策群力，先后组织实施了对军区机关、边海防部队和军区第46军的裁撤工作，并主持了与武汉军区的合并工作。其时正值济南军区第67军在老山前线参加轮战，久不闻战火硝烟的迟浩田不由心痒。1985年12月，迟浩田和第26集团军军长张宗林率领军区慰问团到老山前线进行慰问，并在猫耳洞里和官兵们一同过了新年。由于南疆特殊的地形、气候和敌情，参战部队为适应战场，官兵多留起了长发，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军容不整。刚上阵地时，素来重视军容的迟浩田感到很生气，就找来几个战士想训一顿。不料一谈才知道，阵地上的条件确实艰苦，用水很宝贵，有喝的就没有洗脸的，山上山下温度相差很大，长头发可以御寒，越军也怕头发长胡子长的中国老兵。官兵们的军容仪表，正是为适应前线战地而养成的。迟浩田很是感慨：战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仗，作为干部就要实事求是，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体贴，多从战士的角度着想，这样才能避免硬让战士做他们不愿做的事。

1987年11月，迟浩田被调回总参，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任期间，他主抓总参的改革工作，谋划军事战略，推动军事训练，关注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组建兵种部，支持引进苏-27战斗机，筹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促进陆军航空兵的诞生，准备港澳驻军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8年4月，迟浩田经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提名，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9月，解放军恢复实行军衔制，迟浩田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迟浩田继续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卸去了总参谋长职务。接任总参谋长的，则是比迟浩田年长一岁的原济南军区司令员张万年，他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1993年3月，迟浩田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央军委的排名中，迟浩田要高于张万年。

1995年9月，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增补张万年和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引人注目的是，经过这次会议，在军委中一直排名于迟浩田之下的张万年后来居上，不但排名于迟浩田之前，在军委内部分工时又分管了全军的军事工作，重要性要高于迟浩田分管的军事外交、征兵计划、退伍安置、预备役建设等工作。在当时，这个变化就引起了外界的很多议论和猜测。

1995年12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军委，张万年、迟浩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接替了刘华清和张震的遗缺。在这次十五大上，张万年和迟浩田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相比较起来，除了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张万年比迟浩田多了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头衔。另外，在军委中张万年继续排名于迟浩田之前，并被宣布主持新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而迟浩田仍主要分管原先在军委内部负责的工作。

一代老兵，为国奉献一生，也不会计较那样的名位吧。

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张万年、迟浩田双双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张万年、迟浩田又双双卸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迟浩田还同时卸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二人就此功成身退。

晚年的张万年，每天在家坚持练习书法。他最常写的几幅字，就是“塔山精神”、“铁军雄风”、“军魂”。

晚年的迟浩田，在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两位八路军出身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都出色完成了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解放上海之后，中央军委就指示三野，在经营华东、进军福建、配合二野西进的同时，准备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此后粟裕根据军委意图拟制了解放台湾的作战部署，并随着变化了的形势作了几次较大修改。在基本战役设想中，准备集合50万军队攻台，需要千吨以上船只近600艘，其中以三野第7、第9兵团20多万人担任攻台第一梯队，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按照这一部署，第9兵团所辖的第20、26、27军各部奉命在太仓、上海、杭州湾等地进行休整，并展开渡海作战训练，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然而，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由此引发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新中国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并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中。1950年9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第9兵团解除了攻台任务，陆续北调山东整训，准备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根据战局需要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但由于朝鲜战场局势变化太快，东北边防军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秘密入朝参战。因首批入朝部队与快速北进的联合国军遭遇，除在火力上比敌人相差悬殊外，在兵力对比上也处于了劣势，急需二线部队迅速跟进。因此，第9兵团又奉命停止在山东整训的计划，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归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于11月初开赴东北入朝参战。

迟浩田时为第27军79师235团3营副教导员。第27军为第9兵团先头军，乘闷罐火车离开山东直趋东北。在开进途中，奉上级命令，所有人员和单位都将帽徽、胸章等一切具有解放军标记的物品留在国内，印信、文件及私人物品一律上缴，生活用品如毛巾、口缸、水壶等上的汉字标记也都要去掉。迟浩田曾保留了一张登有解放上海时自己等3人智闯虎穴事绩的报纸作纪念，这时也只好忍痛烧掉了。按照兵团部署，第27军准备经沈阳、梅河口、通化一线开进，到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过鸭绿江入朝，投入朝鲜东线战场，接替第42军的防务，阻击北进的联合国军。然而当全军先头的79师乘车快到辑安时，突然接到军委紧急命令，要改从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直接入朝。于是79师只好掉头返回，后续部队也都更改了行军路线。走在中间的80师部队奉令直接从沈阳南下，率先经安东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正赶上第一次战役的尾声，准备配合志愿军第50军歼击沿西线北上的英军第27旅。在第27军陆续进入朝鲜集结时，西线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主力已撤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司令部下令各军停止追击，第一次战役宣告结束。由于西线联合国军已退，而东线美第10军仍在北上，对西线侧翼威胁甚大，因此志愿军司令部又令第27军已入朝部队撤回安东，准备改从临江入朝，投入东线战场救火。

这样一折腾，第9兵团的后卫第20军就变成了前卫，一路不停直接开到辑安入朝。而为了避免部队太多导致拥挤，第27军从安东返回沈阳后，奉命经通化开往临江方向入朝。第26军作为兵团预备队，开往抚顺待命，准备在第27军之后从临江入朝。这时发生了一件对第9兵团入朝作战影响非常重大的事情：原定在东北补充的寒带冬装护具落空，各军只能身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经过沿途车站有什么拿什么，悲壮地进入了严寒的朝鲜东线盖马高原。

关于第9兵团的冬装棉衣问题，头绪复杂，可以写一篇大论文。相关专门文章也有很多，在此就不多述了。反正结果便是：前卫第20军只领到了东北军区部分干部战士临时脱下来运到车站的皮帽、棉鞋、大衣，全军绝大多数人员则身穿薄棉衣，头戴无帽耳的布质大檐帽，脚穿回力黄胶鞋入朝。还有的人扔了大檐帽却没换到棉帽，只能光着脑袋过了鸭绿江；第27军情况要强一些，由于从安东返回第二次绕经沈阳、通化到临江，在沿途补充了不少东北军区紧急调运来的棉大衣、厚棉衣、棉帽、大头鞋等，一多半人好歹是套巴上了；兵团预备队第26军在抚顺停留了一个星期，还经过了雪地训练，按说时间上比较充裕。但由于执行环节上的问题，本来由东北负责的冬装没有及时赶制出来，赶制出来的又未能及时组织运输。结果第26军也没有发到多少厚棉衣，只是补充了部分棉大衣，多数人换上了棉帽子，干部增发了一件棉背心，几乎人人都发了点棉花——可以用手巾包起来缝上捂在耳朵上。就这样，打响了著名的抗美援朝长津湖之战。

按照第9兵团的作战部署，集中第20军、第27军所属8个师，歼击沿长津湖水库东、西、南侧之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地区北上的美陆战1师、美7师一部，同时警戒牵制社仓里的美3师，战斗于11月27日夜发起。其中第27军担任正面主攻，以79师攻击长津湖西岸的柳潭里；80师和81师1个团攻击长津湖东岸的新兴里；81师主力2个团在赴战湖地区警戒美7师一部，掩护军主力的侧翼；94师为军预备队，正向长津湖地区开进，拟用于攻击柳潭里方向。此时，第27军军长已换成了华野4纵陶勇麾下的悍将彭德清。

由于天寒地冻，粮食缺乏，火力薄弱，第9兵团与具有极大空地火力优势的美军猝然碰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战局，这一仗打得是尸山火海，血红雪黑。

按照预先侦察获得的情报，柳潭里有美军2个营，79师用3个团去攻击，还有第20军59师在柳潭里以南的死鹰岭地区阻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这一仗看起来是十拿九稳。然而一经交手才知道，柳潭里地区的美军不是2个营，而是陆战1师2个团加2个多炮兵营！结果79师仅凭借步枪和手榴弹去攻击柳潭里美军以火炮、车辆及一辆坦克组成的环形防御，同时还要遭到空中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战斗打得是艰难极了。仅仅在战斗的第一个晚上，79师就与防守美军在柳潭里各外围阵地上进行了反复争夺，双方均伤亡惨重。打到11月28日白天，79师虽夺取了1403高地和1240高地，并控制着1384高地和1282高地部分地区，迫使柳潭里美军收缩了防御范围，但是79师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5个营伤亡过重失去了战斗力。其中迟浩田所在的235团与美军反复争夺1282高地和1384高地，在付出600多人以上的伤亡后，同美军在阵地上形成了对峙，一时难以再扩展战果。“济南第一团”一晚上就打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前还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恶仗！迟浩田的3营作为团预备队还好一点，担任主攻的1营、2营都打得伤亡过半了。为了守住已夺取到的部分阵地，235团团长王歧秀不得不动用预备队3营中的“济南英雄连”7连上阵地进行支援。

28日79师转为对已攻占阵地的固守，并继续在对峙阵地上与美军进行争夺。从29日开始，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根据战况调整了作战部署：集中第27军80师、81师围歼兵力相对较少的新兴里之敌；第20军59师和第27军79师对柳潭里之敌、第20军58师对下碣隅里之敌分别进行钳制性攻击，以保证新兴里战斗的顺利进行；同时调第27军预备队94师和兵团预备队第26军兼程南下参战。此后，79师除在几个重要阵地上继续与敌人争夺外，在整体上形成了与柳潭里美军对峙的态势。

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战场，志愿军不仅要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浴血奋战，还要与严寒的天气和极度的缺粮艰难抗衡。就在与敌人对峙的几昼夜里，严寒与饥饿造成了79师大量减员，到后来全师仅剩下不到一个团的人员还能作战。迟浩田的3营也有大量人员冻伤饿倒，一个营剩下不到一个连。不过迟浩田很幸运，由于早年听闯过关东的父亲介绍过防寒经验，于是在战斗间隙和雪地潜伏时经常拿雪搓一搓脸及手脚，并注意身体重要部位的保暖，最后竟然成了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人。到了晚年，迟浩田回忆起长津湖之战时仍然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激战到12月1日，在新兴里被围的美7师31团支队基本被第27军歼灭。与此同时，柳潭里被围的美军也只好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拼命向下碣隅里方向突围。第27军军长彭德清决心在运动中追歼美军，命令79师组织部队向逃跑之敌全线出击。由于79师伤亡太大，仅剩下5、6个连兵力，彭德清又下令将军部的勤杂人员和警卫分队一部编成了2个连，紧急补充给79师。就这样，79师对南逃美军展开了艰难追击。235团也进行了重新组织，其中3营由副教导员迟浩田和7副连长辛殿良率领7连，副营长高云龙率领9连，连夜向据守柳潭里几个高地掩护主力南撤的美军发起攻击。迟浩田非常善于总结经验，他认真揣摩了前几天攻击美军阵地时的经验教训，因而在重新编组兵力时作了充分准备，有效组织了火力掩护，并再三告诫战士们要注意协同和战术动作。结果当攻击发起后，7连、9连借夜色掩护悄悄摸上高地，一个猛扑就击溃了还在烤火的美军，拿下了山头，打了一个漂亮仗。

紧接着团长王歧秀、政委胡明命令3营组织1个加强排，尽快打通和237团的联系。任务又落到了迟浩田头上，他从8连抽了1个班，从7连抽了2个班，组成1个加强排，与辛殿良共同指挥。为了确保战斗必胜，迟浩田从营里划拉来了18支冲锋枪、5支步枪、3挺轻机枪，装备给了全排，并保证人手有8-10枚手榴弹。同时还组织2挺重机枪、1门92式步兵炮和2门迫击炮编成火力队，作为火力支援。战斗发起前，迟浩田进行了激动人心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得全排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了出敌不意，战斗选择于白天打响。在火力队的有效掩护下，迟浩田和辛殿良带领这个排猛打猛冲，动作迅速，一口气连续攻克1340、1300、1200等4个高地，以伤亡2人的代价歼敌30多人，缴获20多支枪、1门无坐力炮，一个半小时向南推进两公里多，顺利地与237团接上了联系。战斗刚刚结束，王歧秀团长就打电话来，夸奖迟浩田及全排人员为白天进攻取得了经验，并表示要给他们立功。

彭德清知道迟浩田排的英勇战绩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就不用说了，担心也很自然，迟浩田是全军闻名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而辛殿良更是曾先后立功10余次，荣获过“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这两个战斗英雄都是部队基层干部中的精华骨干，现在放到一个排里打冲锋，伤亡一个都不好说，如果同时伤亡，那对士气的影响就太大了。因此，彭德清很快下令，叫迟浩田回营里指挥，叫辛殿良下阵地回连部。就这样，在第9兵团减员近半的这场大血战中，迟浩田和辛殿良毫毛未损，都被保留了下来。到后来第27军评功评奖时，迟浩田和辛殿良均被评为一等功臣。

长津湖之战最终以第9兵团逼退了美第10军的惨胜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第9兵团杀伤美军及仆从军约7000人左右（另有非战斗减员7300余人），而自己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达5万多人。其中第27军统计歼敌5065人，自身阵亡2660余人，战伤4035人，冻饿减员1.13万人，共计减员1.8万人，减员率达36%（以上数据来自《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 卫生勤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1988年3月第1版 第327页）。打到战役最后阶段时，第27军4个师只能缩编为39个步兵连和4个机炮连，每连不过40-50人，战斗人员仅有2000余人。其中79师减员达4454人，只能缩编为5个步兵连和2个机炮连。而迟浩田所在的235团能战斗的只剩下1个多连，“济南第一团”的老底子几乎都打光了！这是何其惨烈的一仗！

第二次战役后，第9兵团因损失太大不得不休整了3个多月，没有参加第三次战役，仅减员最轻的第26军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后半段。到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开打，宋时轮、陶勇才指挥第9兵团参战。在两个阶段作战中，第9兵团首先从中线突破插入敌纵深，尔后转移到东线歼灭了大量韩军，战果辉煌。在战役后期转移阶段，由于志愿军轻敌大意，战术组织不严密，遭到了美军机械化部队的穿插分割。第9兵团第27军和配属该兵团作战的第12军91团均被隔断于敌后，形势非常被动。此时第27军粮弹将尽，疫病严重，物资匮乏，情况不可谓不严重。然而彭德清等军首长临危不惧，指挥全军各部交替掩护，于美军包围圈的空隙中穿来插去，机智果敢地向北转移。其中235团奉79师命令，派3营先行渡过昭阳江，控制九万里至麟蹄公路间的加路里、冠岱里要点，阻击快速北犯的联合国军，掩护师主力渡过昭阳江转移。

迟浩田这时已是3营代理教导员，接受命令后，他立即带领手上的不到2个连人员出发，紧急渡江北上，赶到了加路里、冠岱里和麟蹄西山一线，迅速构筑起了防御阵地。仅过了一个晚上美韩军一部就杀到了，迟浩田指挥3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进行阻击，死死拖住了敌军。在3营掩护下，235团主力也渡过昭阳江北上与3营会合。团长单文忠、政委宋奇光指挥各营抢占要点卡断道路，一定要堵住敌人，为师主力转移争取时间！迟浩田率3营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先后杀伤美韩军数百人，掩护主力和伤员相继北撤，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此后迟浩田率全营官兵靠着一点黄豆和寻食沿途的野菜、树叶、树皮充饥，穿梭于深山密林之中，与围上来的敌人艰难周旋。在即将到达集结地域之时，3营又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返回接应兄弟师部分掉队的后勤人员。迟浩田没有犹豫，立即带领3营掉头杀回美军包围圈中，经过周折找到了这批后勤人员，带着他们再次北渡昭阳江脱离了险境。在一路转移途中，大部分人员都因吃野菜、野草等物而导致上吐下泄，迟浩田也是如此。他们一路走一路拉，身上被粪水浸透，头晕目眩，瘫软无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迟浩田坚持履行指挥责任，鼓励大家要争取胜利，并不让一个人掉队。为了方便赶路，很多人便脱下了裤子挂在脖子上，光着屁股行军，来了就拉，拉完就走，留下了一条“臭名远扬”的突围之路。经过5、6天的艰苦跋涉，迟浩田率3营终于摆脱了敌人，找到团主力安全归队。战后，迟浩田被正式任命为3营教导员，并荣立了三等功。

第五次战役后，第27军又奉命参加了麟蹄地区机动防御作战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共歼敌1.1万余人，较好地完成了防御任务。在此期间，正逢国内开展“三反”运动，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响应中央号召跟着开展起来。由于规定了各单位的所谓“打虎”指标，导致为完成任务屈打出了不少“老虎”，运动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志。迟浩田和时任3营营长的老战友萧锡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在营里进行“三反”教育，却没有打出一只“老虎”。上级领导不满意了，严厉地批评了迟浩田，要求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打虎”指标。迟浩田回去后不得不违心地开展揭发清查运动，结果揭出来的所谓“老虎”一经核实全是假的。在朝鲜那样严酷困难的战地环境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老虎”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而靠规定指标的办法来打“老虎”，只会无中生有地造成冤假错案。迟浩田忍耐不住了，找到团领导仗义执言，请求处分。结果迟浩田被指责为“消极对抗上级指示”，大会批小会批，堪堪“战斗英雄”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好在此时中央发现了“三反”运动的偏差，开始着手纠正，迟浩田这才算转危为安，而且受到了军领导的赞扬，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在稳定了中部防线后，第27军奉命后撤担负东海岸守备任务。在此期间，第27军召开英模大会，迟浩田被评为一等功臣，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一枚，成为了79师唯一一名获此勋章的营以上干部。1952年10月，根据志愿军总部命令，第27军将防务移交给新入朝轮战的兄弟部队第24军，尔后班师回国。

回国后，第27军仍归隶华东军区（后改为南京军区），驻师鱼米之乡江苏苏州。不久，迟浩田晋升为79师235团政治处副主任。他的左眼在当年的孟良崮战役中受伤后一直没好利索，经常感染，又因为戎马倥偬而无暇治疗，就一直拖了下来。这回终于安定了，迟浩田便抽时间去了苏州的解放军100医院检查治疗眼睛。在治疗期间，他认识了江苏金坛籍的年轻护士姜青萍，两人逐渐熟络起来。两个多月后，迟浩田的眼睛已基本治好了，他也喜欢上了姜青萍。迟浩田不愧是战场上的勇士，他主动写了一封信给姜青萍。当时姜青萍觉得自己还年轻，想多学几年业务，便回信拒绝了。迟浩田就像当年参军时一样，哪里肯罢休，继续展开爱情攻势，并以知识分子的特长选择了普希金的爱情诗歌为敲门砖。姜青萍没想到这个小军官还挺浪漫，于是有了回应。一来二去，二人恋爱了。1956年底，迟浩田与姜青萍登记结婚，此后风雨相伴。

1955年，迟浩田升任235团政治处主任。同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迟浩田被授予陆军少校军衔，并荣获三级解放勋章。从1958年至1960年，迟浩田先后被选派到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南京军事学院合成系学习。从军事学院毕业后，迟浩田被任命为235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961年，迟浩田正式升任235团政委。1962年，晋升为中校军衔。

此后到1970年，迟浩田又陆续升任第27军79师政治部主任、79师副政委、第27军政治部副主任、第27军81师政委等职。1969年9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南京军区第27军移防河北张家口，转隶北京军区。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根据周恩来指示，时任第27军81师政委的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并称为中央“两报一刊”，地位非常重要。由于文革初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萧力）在解放军报社造反，打倒总编赵易亚，夺权闹革命，一度呼风唤雨，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从而留下了不少矛盾。迟浩田进驻解放军报社后，以安定团结为主，认真落实政策，顶着左派的压力给一些蒙受冤屈的干部平反，一时很得人心。林彪事件后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注意到了迟浩田，认为他正直厚道，能团结同志，敢于同极左分子“顶牛”，这就为迟浩田在日后得堪大任奠定了基础。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成绩斐然，于1973年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陷于灭顶之灾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闻讯后，立即着手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紧急向唐山派出了救灾部队。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与河北省委的大批领导很快云集唐山，共同组成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抗震救灾工作。迟浩田也率军区部分司、政、后干部抵达唐山，被委任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以解放军救灾部队为主力，相继开展了抢救幸存者、转运伤员、运送物资、防病防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紧张工作，逐渐恢复了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据震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在这次唐山大地震中总计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后来又出了轻伤数字544000人，总计伤亡近百万人。不能忘记的是，在连续不断的余震威胁下，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官兵始终冲在一线，也蒙受了惨重伤亡。仅第一批到达唐山震中灾区实施抢救的海军航空兵驻唐海、昌黎、乐亭三个基地地勤部队的3200多名官兵，就在先后的余震中牺牲了2955人，其余也全部带伤，损失之惨令人不忍卒睹。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闻讯后，不禁双手捶胸，望着天空，嚎啕大哭，喊道：“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叫我们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代啊！”

对于广大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唐山抗震救灾中不畏牺牲，无私忘我的精神，迟浩田作为一名老兵，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他也有了另一番感慨。地震发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也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然而，由于当年“左”的意识形态，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了所有外国援助。迟浩田后来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当众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如今看来非常正常的国际救灾活动中的援助与被援助行为，在当年竟是如此景象。

就在迟浩田忙于指挥部队抗震救灾之时，中国又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10月6日夜里，迟浩田突然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紧急返京。第二天一早，迟浩田就乘专机飞回北京，直接被拉到中南海领受任务。原来是叶剑英元帅亲自点将，派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迟浩田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社，将这个重要舆论阵地从“四人帮”的爪牙手中夺过来。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很快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清除极左分子，安定人心，听从中央指挥，发挥党的喉舌作用。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迟浩田深入联系群众，作风朴素，与大家同吃同住，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因而被上上下下亲切地称为“老迟”。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副总编一年零20天时间，出色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更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1977年10月28日，48岁的迟浩田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此时邓小平已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并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认真落实邓的指示，积极配合主管总参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领导总参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军起到了先导作用，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迟浩田又协助杨勇在总参推动“三查三整”，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在全军起到了示范作用。迟浩田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不仅赢得了总参上下的信任，也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为其进一步擢升打开了通道。

不过，关于迟浩田迅速从大军区副职飞升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原因，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在其所著的《告别总参谋部》一书中却另有一个说法：

“……迟浩田，这个十三级干部，谁也不认识，当副总参谋长。爸爸（指刚复职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来了之后就问，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别人说：邓推荐的。爸爸就去问邓：你认识迟浩田这个人啊？邓小平说：我不认识，是秦基伟推荐的。爸爸就找秦基伟来问。秦说：哎哟，这可是大冤案。爸爸不明白，说：怎么回事？秦说：根本不认识迟浩田，只知道他是一个师政委，文革派去人民日报支左，土头灰脸给人赶了回来，待在家里没人要，就去找我说：‘我是北京军区的，还是让我回北京军区吧。’我说：你要回就回来吧。”

秦基伟继续说：“有一次在邓那儿说起军队干部的事，提到一些支左的干部，地方不要，还可以回部队，我就说了一句：‘是啊，我们那也有个师政委，还可以，要回来就回来吧。’邓老爷子可能听了一句‘还可以’，就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说：‘迟浩田。’邓说：‘我这里就需要些还可以的干部，调来当个副总长吧。’秦基伟说：‘我都大吃一惊。’爸爸说：‘那你应该和邓老爷子说清楚呀。’秦基伟说：‘罗总长，我可不敢再到老爷子面前乱说了。’”

罗宇的这个说法很令人震惊吧！历史是多面体，不妨多听听一家之言。不过罗宇把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又给“降”成了师政委，这个错误犯得不太应该。

1985年6月，迟浩田被任命为济南军区政委。他到任时，中央军委“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已在全军开始推动实施。迟浩田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依靠军区党委，精心落实军委决策，群策群力，先后组织实施了对军区机关、边海防部队和军区第46军的裁撤工作，并主持了与武汉军区的合并工作。其时正值济南军区第67军在老山前线参加轮战，久不闻战火硝烟的迟浩田不由心痒。1985年12月，迟浩田和第26集团军军长张宗林率领军区慰问团到老山前线进行慰问，并在猫耳洞里和官兵们一同过了新年。由于南疆特殊的地形、气候和敌情，参战部队为适应战场，官兵多留起了长发，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军容不整。刚上阵地时，素来重视军容的迟浩田感到很生气，就找来几个战士想训一顿。不料一谈才知道，阵地上的条件确实艰苦，用水很宝贵，有喝的就没有洗脸的，山上山下温度相差很大，长头发可以御寒，越军也怕头发长胡子长的中国老兵。官兵们的军容仪表，正是为适应前线战地而养成的。迟浩田很是感慨：战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仗，作为干部就要实事求是，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体贴，多从战士的角度着想，这样才能避免硬让战士做他们不愿做的事。

1987年11月，迟浩田被调回总参，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任期间，他主抓总参的改革工作，谋划军事战略，推动军事训练，关注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组建兵种部，支持引进苏-27战斗机，筹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促进陆军航空兵的诞生，准备港澳驻军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8年4月，迟浩田经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提名，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9月，解放军恢复实行军衔制，迟浩田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迟浩田继续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卸去了总参谋长职务。接任总参谋长的，则是比迟浩田年长一岁的原济南军区司令员张万年，他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1993年3月，迟浩田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央军委的排名中，迟浩田要高于张万年。

1995年9月，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增补张万年和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引人注目的是，经过这次会议，在军委中一直排名于迟浩田之下的张万年后来居上，不但排名于迟浩田之前，在军委内部分工时又分管了全军的军事工作，重要性要高于迟浩田分管的军事外交、征兵计划、退伍安置、预备役建设等工作。在当时，这个变化就引起了外界的很多议论和猜测。

1995年12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军委，张万年、迟浩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接替了刘华清和张震的遗缺。在这次十五大上，张万年和迟浩田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相比较起来，除了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张万年比迟浩田多了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头衔。另外，在军委中张万年继续排名于迟浩田之前，并被宣布主持新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而迟浩田仍主要分管原先在军委内部负责的工作。

一代老兵，为国奉献一生，也不会计较那样的名位吧。

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张万年、迟浩田双双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张万年、迟浩田又双双卸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迟浩田还同时卸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二人就此功成身退。

晚年的张万年，每天在家坚持练习书法。他最常写的几幅字，就是“塔山精神”、“铁军雄风”、“军魂”。

晚年的迟浩田，在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两位八路军出身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都出色完成了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