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的秘密武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01:50
英国《金融时报》西蒙·伦敦(Simon London)报道
10月21日 星期五
上周在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软件工程师，现就职于硅谷。在途经白令海上空时，我们的话题转到某些国家如何在某些生意上掌握诀窍。譬如意大利在奢侈品方面无人能出其右。日本是质量方面的大师。而美国，在我们看来，具有创新的天赋。
“那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我问道，“中国公司的高人之处表现在哪里？”
“学习。”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接下来在中国最大PC制造商联想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几天，证实了这一脱口而出的答复是高明的。忘记那些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看法吧，尽管这些因素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联想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个人电脑与索尼(Sony)、惠普(Hewlett-Packard)和东芝 (Toshiba)能够推出的最好产品一样时髦而抢眼。相比之下，我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看上去笨重和土气。
今年早些时候，联想收购了IBM旗下个人电脑业务，目前正准备踏上全球舞台。这次收购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吗？改天我们再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就目前而言，可以说推动此笔交易的不仅仅是对规模的渴求，还有联想中国高管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攀越学习曲线。联想的确是雄心勃勃，这一点儿不假。但其中也有一种“我们确实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东西”的热情，这在美国或欧洲收购者身上很难看到。
当然，认为学习能力能够成为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早已不再新鲜。管理研究人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撰述“组织学习”(organisational learning)。彼得·圣吉(Peter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管理方面的畅销书之一。在创建能够迅速学习并迎接变化的公司方面，该书是具有影响力的指南。
不过，这些日子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个话题。大约在2001年前后，多数美欧经理人似乎失去了对组织学习的兴趣。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衰退的冲击。多数管理班子关注的焦点，从成长和发展转向削减成本与生存。最容易被削减的，就是那些标着“培训”和“组织发展”字样的预算了。由于不会立刻对业务产生影响，从培训预算中节省出一美元，就等于在盈亏底线上增加一美元。
其次，组织学习运动走上了歧途。只要你到组织学习协会(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网站上看看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多数文章都带有“新时代”(New Age)的明显印记。
“实际上，所有本土或本国的文化都认为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发现这位老师。”在上月出版的《存在：探求深刻变革》(Presence: An Exploration of Profound Change)一书中，圣吉教授和三位组织学习领域的杰出人物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组织学习运动如今采纳的议程，与组织有效性 (organisational effectiveness)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个人成长和社会救赎有关。这些是高尚乃至重要的目标。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也以他特有的平易风格，谈论过许多类似的主题。
但不难看出，这些想法无法引起注重执行的董事会的多大兴趣。让你把自己的商业生涯要么押在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身上，要么押在大地母亲这个老师身上，你会如何选择呢？
转回北京，这里的人们也在谈论深远变化，但并不带有嬉皮色彩。联想的管理风格果断、以结果为本，并极具竞争性。人们没有功夫陶醉于似是而非的哲学。相反，人们对学习的渴望来自贪婪和畏惧的强效混合，辅之以高度的智慧和些许谦卑。企业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炼成的。
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真的像有些业余汉学家所言，也在起作用么？中国企业家所展示的学习天分，会超越对最佳方法的模仿，产生令世界折服的创新吗？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能够比柏林和布法罗的对手更好地解决全球管理难题吗？
在北京的短暂逗留让我很难作出评判。但联想、海尔(白色家电)和新浪(网络传媒)这类公司的发展速度，已经值得认真关注。和西方人可能想到的恰恰相反，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并非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这种体制的障碍。它们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令人惊叹。
还记得20世纪 80年代，西方公司借鉴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从而逆转了从日本大量进口的潮流。产生于上述时期的管理工具——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以及后来的“六西格玛”(Six Sigma)，改变了许多公司的运作方式。
未来十年，象新一代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那样快速汲取知识，可能变得同样重要。
那位中国软件工程师朋友怎么打算？他正计划从硅谷迁回北京，带着自己学到的全部东西，开一家新的公司。
作者电邮：simon.london@ft.com
译者/梁艳梅 徐柳 袁园英国《金融时报》西蒙·伦敦(Simon London)报道
10月21日 星期五
上周在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软件工程师，现就职于硅谷。在途经白令海上空时，我们的话题转到某些国家如何在某些生意上掌握诀窍。譬如意大利在奢侈品方面无人能出其右。日本是质量方面的大师。而美国，在我们看来，具有创新的天赋。
“那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我问道，“中国公司的高人之处表现在哪里？”
“学习。”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接下来在中国最大PC制造商联想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几天，证实了这一脱口而出的答复是高明的。忘记那些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看法吧，尽管这些因素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联想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个人电脑与索尼(Sony)、惠普(Hewlett-Packard)和东芝 (Toshiba)能够推出的最好产品一样时髦而抢眼。相比之下，我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看上去笨重和土气。
今年早些时候，联想收购了IBM旗下个人电脑业务，目前正准备踏上全球舞台。这次收购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吗？改天我们再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就目前而言，可以说推动此笔交易的不仅仅是对规模的渴求，还有联想中国高管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攀越学习曲线。联想的确是雄心勃勃，这一点儿不假。但其中也有一种“我们确实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东西”的热情，这在美国或欧洲收购者身上很难看到。
当然，认为学习能力能够成为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早已不再新鲜。管理研究人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撰述“组织学习”(organisational learning)。彼得·圣吉(Peter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管理方面的畅销书之一。在创建能够迅速学习并迎接变化的公司方面，该书是具有影响力的指南。
不过，这些日子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个话题。大约在2001年前后，多数美欧经理人似乎失去了对组织学习的兴趣。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衰退的冲击。多数管理班子关注的焦点，从成长和发展转向削减成本与生存。最容易被削减的，就是那些标着“培训”和“组织发展”字样的预算了。由于不会立刻对业务产生影响，从培训预算中节省出一美元，就等于在盈亏底线上增加一美元。
其次，组织学习运动走上了歧途。只要你到组织学习协会(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网站上看看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多数文章都带有“新时代”(New Age)的明显印记。
“实际上，所有本土或本国的文化都认为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发现这位老师。”在上月出版的《存在：探求深刻变革》(Presence: An Exploration of Profound Change)一书中，圣吉教授和三位组织学习领域的杰出人物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组织学习运动如今采纳的议程，与组织有效性 (organisational effectiveness)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个人成长和社会救赎有关。这些是高尚乃至重要的目标。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也以他特有的平易风格，谈论过许多类似的主题。
但不难看出，这些想法无法引起注重执行的董事会的多大兴趣。让你把自己的商业生涯要么押在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身上，要么押在大地母亲这个老师身上，你会如何选择呢？
转回北京，这里的人们也在谈论深远变化，但并不带有嬉皮色彩。联想的管理风格果断、以结果为本，并极具竞争性。人们没有功夫陶醉于似是而非的哲学。相反，人们对学习的渴望来自贪婪和畏惧的强效混合，辅之以高度的智慧和些许谦卑。企业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炼成的。
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真的像有些业余汉学家所言，也在起作用么？中国企业家所展示的学习天分，会超越对最佳方法的模仿，产生令世界折服的创新吗？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能够比柏林和布法罗的对手更好地解决全球管理难题吗？
在北京的短暂逗留让我很难作出评判。但联想、海尔(白色家电)和新浪(网络传媒)这类公司的发展速度，已经值得认真关注。和西方人可能想到的恰恰相反，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并非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这种体制的障碍。它们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令人惊叹。
还记得20世纪 80年代，西方公司借鉴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从而逆转了从日本大量进口的潮流。产生于上述时期的管理工具——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以及后来的“六西格玛”(Six Sigma)，改变了许多公司的运作方式。
未来十年，象新一代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那样快速汲取知识，可能变得同样重要。
那位中国软件工程师朋友怎么打算？他正计划从硅谷迁回北京，带着自己学到的全部东西，开一家新的公司。
作者电邮：simon.london@ft.com
译者/梁艳梅 徐柳 袁园
10月21日 星期五
上周在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软件工程师，现就职于硅谷。在途经白令海上空时，我们的话题转到某些国家如何在某些生意上掌握诀窍。譬如意大利在奢侈品方面无人能出其右。日本是质量方面的大师。而美国，在我们看来，具有创新的天赋。
“那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我问道，“中国公司的高人之处表现在哪里？”
“学习。”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接下来在中国最大PC制造商联想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几天，证实了这一脱口而出的答复是高明的。忘记那些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看法吧，尽管这些因素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联想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个人电脑与索尼(Sony)、惠普(Hewlett-Packard)和东芝 (Toshiba)能够推出的最好产品一样时髦而抢眼。相比之下，我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看上去笨重和土气。
今年早些时候，联想收购了IBM旗下个人电脑业务，目前正准备踏上全球舞台。这次收购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吗？改天我们再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就目前而言，可以说推动此笔交易的不仅仅是对规模的渴求，还有联想中国高管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攀越学习曲线。联想的确是雄心勃勃，这一点儿不假。但其中也有一种“我们确实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东西”的热情，这在美国或欧洲收购者身上很难看到。
当然，认为学习能力能够成为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早已不再新鲜。管理研究人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撰述“组织学习”(organisational learning)。彼得·圣吉(Peter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管理方面的畅销书之一。在创建能够迅速学习并迎接变化的公司方面，该书是具有影响力的指南。
不过，这些日子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个话题。大约在2001年前后，多数美欧经理人似乎失去了对组织学习的兴趣。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衰退的冲击。多数管理班子关注的焦点，从成长和发展转向削减成本与生存。最容易被削减的，就是那些标着“培训”和“组织发展”字样的预算了。由于不会立刻对业务产生影响，从培训预算中节省出一美元，就等于在盈亏底线上增加一美元。
其次，组织学习运动走上了歧途。只要你到组织学习协会(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网站上看看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多数文章都带有“新时代”(New Age)的明显印记。
“实际上，所有本土或本国的文化都认为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发现这位老师。”在上月出版的《存在：探求深刻变革》(Presence: An Exploration of Profound Change)一书中，圣吉教授和三位组织学习领域的杰出人物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组织学习运动如今采纳的议程，与组织有效性 (organisational effectiveness)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个人成长和社会救赎有关。这些是高尚乃至重要的目标。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也以他特有的平易风格，谈论过许多类似的主题。
但不难看出，这些想法无法引起注重执行的董事会的多大兴趣。让你把自己的商业生涯要么押在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身上，要么押在大地母亲这个老师身上，你会如何选择呢？
转回北京，这里的人们也在谈论深远变化，但并不带有嬉皮色彩。联想的管理风格果断、以结果为本，并极具竞争性。人们没有功夫陶醉于似是而非的哲学。相反，人们对学习的渴望来自贪婪和畏惧的强效混合，辅之以高度的智慧和些许谦卑。企业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炼成的。
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真的像有些业余汉学家所言，也在起作用么？中国企业家所展示的学习天分，会超越对最佳方法的模仿，产生令世界折服的创新吗？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能够比柏林和布法罗的对手更好地解决全球管理难题吗？
在北京的短暂逗留让我很难作出评判。但联想、海尔(白色家电)和新浪(网络传媒)这类公司的发展速度，已经值得认真关注。和西方人可能想到的恰恰相反，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并非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这种体制的障碍。它们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令人惊叹。
还记得20世纪 80年代，西方公司借鉴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从而逆转了从日本大量进口的潮流。产生于上述时期的管理工具——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以及后来的“六西格玛”(Six Sigma)，改变了许多公司的运作方式。
未来十年，象新一代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那样快速汲取知识，可能变得同样重要。
那位中国软件工程师朋友怎么打算？他正计划从硅谷迁回北京，带着自己学到的全部东西，开一家新的公司。
作者电邮：simon.london@ft.com
译者/梁艳梅 徐柳 袁园英国《金融时报》西蒙·伦敦(Simon London)报道
10月21日 星期五
上周在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软件工程师，现就职于硅谷。在途经白令海上空时，我们的话题转到某些国家如何在某些生意上掌握诀窍。譬如意大利在奢侈品方面无人能出其右。日本是质量方面的大师。而美国，在我们看来，具有创新的天赋。
“那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我问道，“中国公司的高人之处表现在哪里？”
“学习。”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接下来在中国最大PC制造商联想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几天，证实了这一脱口而出的答复是高明的。忘记那些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看法吧，尽管这些因素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联想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个人电脑与索尼(Sony)、惠普(Hewlett-Packard)和东芝 (Toshiba)能够推出的最好产品一样时髦而抢眼。相比之下，我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看上去笨重和土气。
今年早些时候，联想收购了IBM旗下个人电脑业务，目前正准备踏上全球舞台。这次收购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吗？改天我们再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就目前而言，可以说推动此笔交易的不仅仅是对规模的渴求，还有联想中国高管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攀越学习曲线。联想的确是雄心勃勃，这一点儿不假。但其中也有一种“我们确实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东西”的热情，这在美国或欧洲收购者身上很难看到。
当然，认为学习能力能够成为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早已不再新鲜。管理研究人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撰述“组织学习”(organisational learning)。彼得·圣吉(Peter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管理方面的畅销书之一。在创建能够迅速学习并迎接变化的公司方面，该书是具有影响力的指南。
不过，这些日子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个话题。大约在2001年前后，多数美欧经理人似乎失去了对组织学习的兴趣。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衰退的冲击。多数管理班子关注的焦点，从成长和发展转向削减成本与生存。最容易被削减的，就是那些标着“培训”和“组织发展”字样的预算了。由于不会立刻对业务产生影响，从培训预算中节省出一美元，就等于在盈亏底线上增加一美元。
其次，组织学习运动走上了歧途。只要你到组织学习协会(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网站上看看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多数文章都带有“新时代”(New Age)的明显印记。
“实际上，所有本土或本国的文化都认为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发现这位老师。”在上月出版的《存在：探求深刻变革》(Presence: An Exploration of Profound Change)一书中，圣吉教授和三位组织学习领域的杰出人物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组织学习运动如今采纳的议程，与组织有效性 (organisational effectiveness)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个人成长和社会救赎有关。这些是高尚乃至重要的目标。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也以他特有的平易风格，谈论过许多类似的主题。
但不难看出，这些想法无法引起注重执行的董事会的多大兴趣。让你把自己的商业生涯要么押在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身上，要么押在大地母亲这个老师身上，你会如何选择呢？
转回北京，这里的人们也在谈论深远变化，但并不带有嬉皮色彩。联想的管理风格果断、以结果为本，并极具竞争性。人们没有功夫陶醉于似是而非的哲学。相反，人们对学习的渴望来自贪婪和畏惧的强效混合，辅之以高度的智慧和些许谦卑。企业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炼成的。
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真的像有些业余汉学家所言，也在起作用么？中国企业家所展示的学习天分，会超越对最佳方法的模仿，产生令世界折服的创新吗？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能够比柏林和布法罗的对手更好地解决全球管理难题吗？
在北京的短暂逗留让我很难作出评判。但联想、海尔(白色家电)和新浪(网络传媒)这类公司的发展速度，已经值得认真关注。和西方人可能想到的恰恰相反，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并非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这种体制的障碍。它们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令人惊叹。
还记得20世纪 80年代，西方公司借鉴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从而逆转了从日本大量进口的潮流。产生于上述时期的管理工具——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以及后来的“六西格玛”(Six Sigma)，改变了许多公司的运作方式。
未来十年，象新一代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那样快速汲取知识，可能变得同样重要。
那位中国软件工程师朋友怎么打算？他正计划从硅谷迁回北京，带着自己学到的全部东西，开一家新的公司。
作者电邮：simon.london@ft.com
译者/梁艳梅 徐柳 袁园
学习？还是模仿？
[B]以下是引用[I]堕落天使YAK[/I]在2005-10-21 13:35:00的发言：[/B][BR]学习？还是模仿？
学习的第一步当然是模仿。
[em06][em06][em06]
学习 反省 找出不足 然后弥补 然后再 反省 再更高层次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