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坡学者：中国政府模糊华侨与华人的国籍界线或重新承 ...

新加坡学者认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加大力度推行侨务政策，并似乎有意模糊“华侨”与“华人”的国籍界线，这对海外华人“未必有好处”，而且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或南中国海问题引发冲突，一些国家可能再现“反华”情绪以致华人成为代罪羔羊。

长期研究海外华人课题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廖建裕前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讲座上发表上述看法。

涉及效忠国问题

廖建裕采用的定义是，“华侨”是指海外的中国人，拥有中国国籍，而“华人”是指已经入籍外国的中国人或其后裔。他认为，如果把华人当华侨，无形中把华人都当做“中国人”，这当中涉及国家效忠的问题。“你如果是新加坡华人，你效忠的对象是新加坡。你如果是中国人，你效忠中国。”

按廖建裕观察，在邓小平时代，华侨华人的区分较明显，因为中国在198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不承认双重国籍。这项法律与195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万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有一定渊源。

据称，中国当时决定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因之一，是为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因为双重国籍曾造成许多困扰，如华侨所在国对中国利用华侨双重国籍干涉他国内政的疑虑、华侨犯法可逃避东南亚国家法律惩处等担忧。

海外华人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

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廖建裕察觉到，海外华人作为中国应对国外事件与国内需求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其重要性已增大。

廖建裕列举中国推进侨务工作的例子包括：2011年中国国务院侨办推行“大侨务”政策、2015年7月北京举行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以及2015年底传出北京中关村启动“华裔卡”试点计划等。

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与中国海外交流会联合主办，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召开。但早在1991年，东南亚华商已主办“世界华商大会”，并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泰国中华总商会以及香港中华总商会为联络站。廖建裕推测，中国另办“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或许是认为现有的世界华商大会不能满足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发言中对华侨华人提出三个希望：一是当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生力军”；二是架起中外经济合作共赢的“彩虹桥”，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打造华商在世界上的“新形象”，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住在国人民和睦相容，诚信守法经营，承担社会责任。

廖建裕从中判断，中国的立场是华侨华人首先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其次是共赢，最后才是打造“新形象”与所在国人民和睦相处。廖建裕也留意到，中国领导人在演说中将“华商”说成“侨商”，将“海外华人”说成“海外侨胞”。

廖建裕认为，中国政府模糊华侨与华人的国籍界线或重新承认双重国籍都是危险的，也未必对海外华人有利。当局势相对稳定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可以各取所需，但一旦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出问题或与中国因南中国海问题起冲突而引发排华暴乱，“那个时候中国的政策又是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干预？”

中国宪法明定：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廖建裕认为，中国是否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取决于海外华人的利益是否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契合，而中国国家利益主要指的是保护国家安全、维持领土完整，以及中国领导班子和中国政治的稳定性。

廖建裕列举中国在上个世纪涉入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印支战争，并指这三场仗无一直接涉及海外华人利益。廖建裕再以1998年印尼因为经济危机最终引发排华暴乱为例说明，由于事件未伤及中国国家利益，而中国当时在国际上仍被孤立，印尼在外交上给予中国支持，所以中国采取不干预政策，仅对事件表示“关注”和“深切关注”。
随南中国海局势升温 中国可能再次撤侨

按廖建裕观察，此后，随着中国逐步加强侨务工作，对涉及海外华人利益的反应有所改变，包括2006年所罗门群岛排华、2014年越南反华、以及2015年吉隆坡红衫军集会事件。在所罗门群岛排外和越南反华事件中，中国均作出撤侨行动。

廖建裕判断，随着南中国海局势持续升温，中国从越南撤侨的模式可能再次上演。至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吉隆坡茨厂街发言被马国执政联盟最大成员党巫统指为“干涉内政”，最后不了了之，廖建裕认为，这是因为马中都不希望事件升级，纳吉需要中国这张“经济牌”，中国也希望与马来西亚维持良好关系。

廖建裕认为，好些东南亚国家起初对中国推进侨务工作未作出明显回应，或许是未感受到冲击，又或仍需中国给予经济支持。但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出现有东南亚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南中国海问题失控，海外华人对所在国的忠诚会不会又受质疑？华人会不会成为代罪羔羊？
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60219-583031新加坡学者认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加大力度推行侨务政策，并似乎有意模糊“华侨”与“华人”的国籍界线，这对海外华人“未必有好处”，而且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或南中国海问题引发冲突，一些国家可能再现“反华”情绪以致华人成为代罪羔羊。

长期研究海外华人课题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廖建裕前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讲座上发表上述看法。

涉及效忠国问题

廖建裕采用的定义是，“华侨”是指海外的中国人，拥有中国国籍，而“华人”是指已经入籍外国的中国人或其后裔。他认为，如果把华人当华侨，无形中把华人都当做“中国人”，这当中涉及国家效忠的问题。“你如果是新加坡华人，你效忠的对象是新加坡。你如果是中国人，你效忠中国。”

按廖建裕观察，在邓小平时代，华侨华人的区分较明显，因为中国在198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不承认双重国籍。这项法律与195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万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有一定渊源。

据称，中国当时决定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因之一，是为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因为双重国籍曾造成许多困扰，如华侨所在国对中国利用华侨双重国籍干涉他国内政的疑虑、华侨犯法可逃避东南亚国家法律惩处等担忧。

海外华人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

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廖建裕察觉到，海外华人作为中国应对国外事件与国内需求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其重要性已增大。

廖建裕列举中国推进侨务工作的例子包括：2011年中国国务院侨办推行“大侨务”政策、2015年7月北京举行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以及2015年底传出北京中关村启动“华裔卡”试点计划等。

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与中国海外交流会联合主办，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召开。但早在1991年，东南亚华商已主办“世界华商大会”，并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泰国中华总商会以及香港中华总商会为联络站。廖建裕推测，中国另办“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或许是认为现有的世界华商大会不能满足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发言中对华侨华人提出三个希望：一是当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生力军”；二是架起中外经济合作共赢的“彩虹桥”，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打造华商在世界上的“新形象”，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住在国人民和睦相容，诚信守法经营，承担社会责任。

廖建裕从中判断，中国的立场是华侨华人首先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其次是共赢，最后才是打造“新形象”与所在国人民和睦相处。廖建裕也留意到，中国领导人在演说中将“华商”说成“侨商”，将“海外华人”说成“海外侨胞”。

廖建裕认为，中国政府模糊华侨与华人的国籍界线或重新承认双重国籍都是危险的，也未必对海外华人有利。当局势相对稳定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可以各取所需，但一旦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出问题或与中国因南中国海问题起冲突而引发排华暴乱，“那个时候中国的政策又是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干预？”

中国宪法明定：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廖建裕认为，中国是否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取决于海外华人的利益是否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契合，而中国国家利益主要指的是保护国家安全、维持领土完整，以及中国领导班子和中国政治的稳定性。

廖建裕列举中国在上个世纪涉入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印支战争，并指这三场仗无一直接涉及海外华人利益。廖建裕再以1998年印尼因为经济危机最终引发排华暴乱为例说明，由于事件未伤及中国国家利益，而中国当时在国际上仍被孤立，印尼在外交上给予中国支持，所以中国采取不干预政策，仅对事件表示“关注”和“深切关注”。
随南中国海局势升温 中国可能再次撤侨

按廖建裕观察，此后，随着中国逐步加强侨务工作，对涉及海外华人利益的反应有所改变，包括2006年所罗门群岛排华、2014年越南反华、以及2015年吉隆坡红衫军集会事件。在所罗门群岛排外和越南反华事件中，中国均作出撤侨行动。

廖建裕判断，随着南中国海局势持续升温，中国从越南撤侨的模式可能再次上演。至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吉隆坡茨厂街发言被马国执政联盟最大成员党巫统指为“干涉内政”，最后不了了之，廖建裕认为，这是因为马中都不希望事件升级，纳吉需要中国这张“经济牌”，中国也希望与马来西亚维持良好关系。

廖建裕认为，好些东南亚国家起初对中国推进侨务工作未作出明显回应，或许是未感受到冲击，又或仍需中国给予经济支持。但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出现有东南亚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南中国海问题失控，海外华人对所在国的忠诚会不会又受质疑？华人会不会成为代罪羔羊？
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60219-58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