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到海军后引起的风波

从1959年年末开始，海军东海舰队接连出了一些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1959年12月1日，从苏联引进的海军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参加攻潜演习训练时，被配合训练的东海舰队护卫舰“衡阳”号撞中沉没，艇长以下39人中仅有一人生还，铸成了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1960年1月12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驻地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附近坠机身亡。这是大陆军方第一架叛逃台湾的军用飞机。不久，海军航空兵第2师就与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对调了防务；1962年3月3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安全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刘承司因而获得台方奖励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成功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大。事后海军航空兵第6师被海军党委严厉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
海军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故，其时又正值国家遇到严重饥荒和经济困难，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非常着急。在他的授意下，组成了以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为团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为副团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等为团员的中央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后，军委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以下简称《汇报材料》），主要内容是：一，肯定了在海军党委领导下的海军建设成绩；二，认为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没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摆在第一位，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中央军委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这份汇报材料，责令海军对工作进行改进。主管海军政治工作的海军政委员苏振华自然感到了沉重压力，只能痛切检讨，表示一定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海军的工作。
由于海军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身体不好，脑血管末梢破裂，经常头昏，工作上很受影响。为加强海军的力量，1962年6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林彪先是建议调李天佑去海军，萧劲光不同意，指名调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海军的领导班子调整为：萧劲光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同时还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刘道生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杜义德任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在1962年12月到1963年1月召开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会议结束之前，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到会讲了话。其讲话的主要基调与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基本相同，引人注目的是，罗瑞卿在讲到海军党委常委领导工作的职责时，提出了一个明确要求：“鉴于萧劲光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日常工作，海军主要工作的安排为：李作鹏和张秀川挡在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第二线，萧劲光挡第三线。有了三道防线，海军的工作就能搞好。”
以罗瑞卿当时的地位来论，他的这一要求不可能是自行其是，应该是代表了中央军委的意见，也就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意见。这下好，李作鹏和张秀川到海军刚半年就成了“第一线”，把原来的海军领导都撂到后边去了。他们调来的名义之一就是要加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样一搞，还团结得了吗？
更有甚之的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便根据会议的情况和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其中点名批评了海军的主要领导：“萧劲光同志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相当厉害，很多情况不了解，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个人说了算、个人否定集体、少数否定多数等不正常现象。”
“苏振华同志作为党委第二书记，坚决原则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导上起到应有作用。”
萧劲光知道了报告中对他的指责后，不禁感到心灰意懒：“看了军委对海军问题，特别是对我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我心真有点凉了，沉闷得很。……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组织上我必须服从。……当然，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准备被罢官撤职。”至于苏振华是什么心情，笔者还没看到具体材料，但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后来有人说：“在林彪指使下，李作鹏被派到海军夺权。”相关的历史著作也都基本持这一观点。尽管李作鹏本人还在回忆录中对此竭力辩解，然而客观事实如此，辩解有用吗？
好在，毛泽东早就发下话来：“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这就是毛泽东的“5.2批示”，不让动海军的领导班子，萧劲光还是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
萧劲光知道后很是激动。7月3日，他在病房里写信给毛泽东，郑重表态：“我现在虽然有病，正在疗养，希望能争取早日恢复，能把我最后一段时间和精力为党做点有益的事情，求得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以补偿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损失。”
这一风波暂时算过去了。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李作鹏和张秀川来了之后，海军领导班子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拉帮结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隐患。
此后，海军党委竭力贯彻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开展学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运动，使海军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各级党委班子的工作也是得力的，因而受到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的表扬。在1964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推广全军“大比武”运动，“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后，海军也是紧跟的。萧劲光带病坐镇领导，苏振华、刘道生等人还深入到部队中去总结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在举行海军“尖子”单位表演和“比武大会”时，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刘道生等领导也都亲临现场观摩，助威叫好。然而进入1965年后，林彪突然发难指责“大比武”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是非常错误的，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
林彪的指示一出，全军震动，罗瑞卿尽管心里不服，也只好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布置向下传达。海军的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又要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党委内部立即产生了分歧。如李作鹏、张秀川主张坚决贯彻林彪的指示，萧劲光赞同李作鹏、张秀川等的意见，苏振华则心情不痛快，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不理这事，刘道生也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则不支持。李作鹏觉得党委内部有阻力，遂向萧劲光、苏振华提出召开党委常委会解决问题。1965年3月，海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整风会议。结果在会上李作鹏指责党委内部不团结，有人对贯彻林彪的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还有的人既消极又抵制。他一时动不了苏振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刘道生，批评刘道生与党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犯了“单纯军事观点”错误。刘道生当然不服，与李作鹏发生激烈争论。对于李刘之争，大家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愿意改变观点，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吵了20多天，虽然没有动得了刘道生，但在李作鹏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一，军、政工作由萧劲光、苏振华同志全面领导。日常军事行政工作，统由李作鹏负责处理。并建立海军首长集体办公制度，由李作鹏主持。苏振华、杜义德应以主要精力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二，改变党委书记、副书记轮流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情况，决定由苏振华、王宏坤主持党委日常工作。如苏、王不在家或身体不好时，则由李作鹏、杜义德负责（党委第一书记的萧劲光无须负责）；三、今后不提“海军党委以萧、苏为核心”，而应强调党委是统一和团结的核心。
这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夺权企图，实际是要李作鹏成为海军党委的核心。萧劲光很是不满，但没有发作，表面上还支持李作鹏。苏振华则忍无可忍，会后将李作鹏的发言记录呈送给了罗瑞卿。对于这个报告，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于5月29日正式批复同意。消息传开后，连兄弟军兵种也知道了，不免私下议论：“李作鹏中将真‘中’，把萧劲光大将都架空了。”
罗瑞卿自59年庐山会议后便身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是军中的大红人。他号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又是林彪红一军团的老部下，很受毛泽东、林彪的信任，因此才受中央军委委托但起了协助林彪管理军队的重任。然而近几年间他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走得很近，观点也基本一致，这令林彪很是不满。同时，罗瑞卿作风强悍，工作起来有时不顾方法，不够尊重人，以致得罪了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结果到了1965年时，罗瑞卿多次遭到林彪的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很微妙，加上在军队中的积怨，他的地位已然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仍然不察，对林彪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批评感到不满，在向下传达时还打了折扣。对于海军的问题，罗瑞卿在贺龙的支持下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军事冲击政治”实属小题大做。虽然他改变不了林彪的意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做了努力。一次军委办公会议后，他把李作鹏留下，当面提出海军的问题不要再扯下去了，到此为止，要搞好团结，大家集中力量做好工作。
让海军内部的争论偃旗息鼓，中止“突出政治”的努力，这当然是与林彪的指示相违背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终于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来，罗瑞卿就此被打倒。从根本上说，海军内部的矛盾发展升级不过是军队高层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只是当时海军主要领导还没有察觉。至于李作鹏本人，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至少林彪是给他通了气的，否则就不会有前后这一时期的表演。
1965年10月25日，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准备讨论李作鹏组织起草的《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实质是要进一步贯彻林彪的指示，要在海军工作中“突出政治”。苏振华的态度一如从前，既不积极也不抵制，借口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抬腿就走人了。一部分会议代表一看政委如此，便也借口工作忙或要搞“四清”而不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海军内部的分歧就已表面化了。在萧劲光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会上李作鹏等人的观点虽然占了主要地位，但分歧仍然不小，争论激烈。会上还有不少人给萧劲光“提意见”，气得萧劲光在散会后几乎站不起来。会议期间，林彪看到会议简报后很高兴，让秘书给李作鹏打电话，指示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很小进步。现在的样子和三年以前的样子明显不同。一个军种几十万人，这种进步和转变很不容易。”根据林彪的要求，李作鹏要张秀川组织撰写了《海军党委党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尔后上报给了林彪。在这份情况报告中，李作鹏告了苏振华、刘道生的状，指责他们在落实林彪指示的态度和行动上都是不正确的。
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开到12月初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也奉召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遭到背靠背的突然批判，就此被打倒。萧、苏、李等人回到北京后，由李作鹏在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罗瑞卿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林彪同志、反对突出政治”，海军当然要肃清他的“流毒”影响。正好，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还在召开，按照这种趋势，海军内部也将掀起一番整肃的浪潮。然而，毛泽东发下来了指示：会议涉及海军等单位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准向下传达，文件至此为止。毛泽东还特别召见了萧劲光，对他说：“海军的问题与罗瑞卿的问题是两回事，不要相提并论。”这么一来，在海军中的追责也只好停止。
12月21日，开了近两个月的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终于闭幕。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李作鹏等的意见在海军占了上风。不过苏振华、刘道生仍在位，消极抵抗在继续，分歧已经表面化，事情显然还没有完。
在海军高层间，李作鹏、张秀川和王宏坤观点一致，因而结合到了一起，常在会议上与苏振华、刘道生等对峙，甚至攻击萧劲光。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受叶群代表林彪之托，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炮制了一份7000多字的材料，揭发罗瑞卿“怀有巨大阴谋”，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到了1966年3月，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上海会议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罗瑞卿。罗的问题迅速升级，被上纲到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罗瑞卿想找毛泽东申诉，找林彪解释，都无法奏效。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在会议中途突然跳楼自杀。人虽没死，却摔坏了腿，后因治疗不力而造成终身残疾。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又抛出了几份材料，强行将萧劲光、苏振华与罗瑞卿联系在一起，指责他们也犯了方向性错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三人的材料没有被会议印发。此后，海军中就流传了所谓“李、王、张”的说法，意指他们拉派别，反对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主要领导。
1966年5月27日，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讨论学习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在海军中的错误影响。在此之前，李作鹏已上了庐山养病，没有参加会议。6月16日会议结束，17日又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三届三次会议到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论调都是揭发批判萧劲光和苏振华。刚刚由海军副司令员改任海军第二政委的王宏坤首先发难，要求研究“海军军事路线错误与罗瑞卿的关系”，并鼓励与会众人“齐心协力揭开党委内部的盖子”，“党委内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扯？一定要扯，开除党籍、杀头也要扯”等。在他的带动下，担任会议秘书长的张秀川等人群起响应，从此会议上棒子砖头乱飞。指责萧劲光和苏振华在海军执行了“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他们供认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抓海军的罗瑞卿分子”，有3个小组甚至已公开提出了撤换会议领导的问题，有的人还提出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李作鹏人虽不在北京，但密切关注着会议动向。当张秀川将会上的情况向李作鹏作了电话汇报后，李作鹏的答复只有一句话：“群众这么要求，就按群众的意见办。”于是，会议材料组连夜加班，将3个小组要求撤换会议领导的提议编成简报，正式报送总政和中央军委。
由于巨大的压力，萧劲光和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会下，萧劲光、苏振华满怀义愤地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给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叶剑英很快请示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林彪表示“海军现在的领导不能变”，要求萧、苏与李、张要互相支持等。对于海军的异常情况，中共中央也很重视，于7月4日开会常委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专门研究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当时常委会议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指王宏坤、张秀川、吴瑞林（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时任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人），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很明确，严肃批评了在海军搞夺权的行动。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列席，传达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的指示。8日，叶剑英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问题的指示，尖锐地指出：“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似乎非把萧、苏搞成黑帮，推到‘罗瑞卿反党集团’里面不可”，“中央和军委密切注意着你们会议的发展，认为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萧、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萧、苏搞成黑帮分子的同志。你们的会议已到黄河边了！中央如果不管，对党的事业不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等。叶剑英还当众点名：“李作鹏利用王宏坤的老资格，在海军工作时间长，把他推到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子。意见好像是群众提出来的，这不能怪群众，因为领导上有人在引导。”
中央和军委一发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风向突变，转为揭发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搞地下活动。会议转过头来又是一边倒，什么“李、王、张的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李、王、张不只是搞“地下活动”，实质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等。一时间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全面紧张。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以致病倒住院。李作鹏虽然身在庐山，也只好交枪检讨，在给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信中表示：“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对于会议上对李、王、张的猛烈揭发批判，8月6日，萧劲光和苏振华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表明了态度：“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和极其慎重的态度，首先把事实逐件核对清楚，然后充分说明各自的观点，最后达到既要弄清是非，又不伤害同志的目的。”
林彪由于身体不好一直养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罗瑞卿倒台后，叶剑英兼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在很多观点上与贺龙一致。对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而批判李、王、张，林彪很为不满。在7月初叶剑英向他汇报时，他就曾指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到海军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8月13日，刚刚参加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再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之后林彪又下了三条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
对于林彪的指示，叶剑英也很不满。17日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找萧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通气，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指林彪）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之后他宣布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会议简报立即停发，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后军委并未正式下文）。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于是，会议立即降温。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当见到李作鹏时，毛泽东当面批评说：“萧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你们整他们做什么？！”
8月25日，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否定了第三届二次会议时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历时3个多月的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终于结束。苏振华虽然当面对李作鹏说：“你们搞非组织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起草会议决议时还是主张删除了批判李、王、张的词语，以团结为重。自然，由于李作鹏等人挨批，他们一直主张的肃清“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海军工作的错误影响，一时也没有了市场。
海军党委的这次长会大起大落，可谓惊心动魄。不论是批判萧劲光、苏振华，还是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是墙倒众人推，拳脚齐下，有很多不实之词。除了海军党委班子长期积累的矛盾外，从根本上说，还是军界高层政治斗争在海军中的反映。林彪坚定地支持李作鹏和张秀川，李、张就联合王宏坤在海军中搞事；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的司令员位置不能动，于是矛头就主要冲着苏振华，捎带着萧劲光；叶剑英显然是支持萧劲光、苏振华的；贺龙与叶剑英观点一致，曾表示海军领导班子“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王宏坤可以调出来”；林彪则坚决表示“海军的班子现在不要动”，由此与贺龙发生冲突，指责贺龙在军队中“到处插手”；而罗瑞卿的倒台引起了军界内部的重新洗牌站队，又正好为海军内部的矛盾大暴露提供了战场……。
这只是中场休息，后边还有戏。



从1959年年末开始，海军东海舰队接连出了一些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1959年12月1日，从苏联引进的海军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参加攻潜演习训练时，被配合训练的东海舰队护卫舰“衡阳”号撞中沉没，艇长以下39人中仅有一人生还，铸成了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1960年1月12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驻地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附近坠机身亡。这是大陆军方第一架叛逃台湾的军用飞机。不久，海军航空兵第2师就与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对调了防务；1962年3月3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安全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刘承司因而获得台方奖励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成功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大。事后海军航空兵第6师被海军党委严厉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
海军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故，其时又正值国家遇到严重饥荒和经济困难，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非常着急。在他的授意下，组成了以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为团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为副团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等为团员的中央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后，军委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以下简称《汇报材料》），主要内容是：一，肯定了在海军党委领导下的海军建设成绩；二，认为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没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摆在第一位，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中央军委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这份汇报材料，责令海军对工作进行改进。主管海军政治工作的海军政委员苏振华自然感到了沉重压力，只能痛切检讨，表示一定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海军的工作。
由于海军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身体不好，脑血管末梢破裂，经常头昏，工作上很受影响。为加强海军的力量，1962年6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林彪先是建议调李天佑去海军，萧劲光不同意，指名调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海军的领导班子调整为：萧劲光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同时还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刘道生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杜义德任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在1962年12月到1963年1月召开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会议结束之前，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到会讲了话。其讲话的主要基调与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基本相同，引人注目的是，罗瑞卿在讲到海军党委常委领导工作的职责时，提出了一个明确要求：“鉴于萧劲光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日常工作，海军主要工作的安排为：李作鹏和张秀川挡在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第二线，萧劲光挡第三线。有了三道防线，海军的工作就能搞好。”
以罗瑞卿当时的地位来论，他的这一要求不可能是自行其是，应该是代表了中央军委的意见，也就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意见。这下好，李作鹏和张秀川到海军刚半年就成了“第一线”，把原来的海军领导都撂到后边去了。他们调来的名义之一就是要加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样一搞，还团结得了吗？
更有甚之的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便根据会议的情况和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其中点名批评了海军的主要领导：“萧劲光同志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相当厉害，很多情况不了解，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个人说了算、个人否定集体、少数否定多数等不正常现象。”
“苏振华同志作为党委第二书记，坚决原则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导上起到应有作用。”
萧劲光知道了报告中对他的指责后，不禁感到心灰意懒：“看了军委对海军问题，特别是对我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我心真有点凉了，沉闷得很。……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组织上我必须服从。……当然，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准备被罢官撤职。”至于苏振华是什么心情，笔者还没看到具体材料，但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后来有人说：“在林彪指使下，李作鹏被派到海军夺权。”相关的历史著作也都基本持这一观点。尽管李作鹏本人还在回忆录中对此竭力辩解，然而客观事实如此，辩解有用吗？
好在，毛泽东早就发下话来：“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这就是毛泽东的“5.2批示”，不让动海军的领导班子，萧劲光还是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
萧劲光知道后很是激动。7月3日，他在病房里写信给毛泽东，郑重表态：“我现在虽然有病，正在疗养，希望能争取早日恢复，能把我最后一段时间和精力为党做点有益的事情，求得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以补偿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损失。”
这一风波暂时算过去了。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李作鹏和张秀川来了之后，海军领导班子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拉帮结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隐患。
此后，海军党委竭力贯彻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开展学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运动，使海军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各级党委班子的工作也是得力的，因而受到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的表扬。在1964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推广全军“大比武”运动，“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后，海军也是紧跟的。萧劲光带病坐镇领导，苏振华、刘道生等人还深入到部队中去总结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在举行海军“尖子”单位表演和“比武大会”时，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刘道生等领导也都亲临现场观摩，助威叫好。然而进入1965年后，林彪突然发难指责“大比武”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是非常错误的，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
林彪的指示一出，全军震动，罗瑞卿尽管心里不服，也只好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布置向下传达。海军的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又要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党委内部立即产生了分歧。如李作鹏、张秀川主张坚决贯彻林彪的指示，萧劲光赞同李作鹏、张秀川等的意见，苏振华则心情不痛快，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不理这事，刘道生也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则不支持。李作鹏觉得党委内部有阻力，遂向萧劲光、苏振华提出召开党委常委会解决问题。1965年3月，海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整风会议。结果在会上李作鹏指责党委内部不团结，有人对贯彻林彪的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还有的人既消极又抵制。他一时动不了苏振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刘道生，批评刘道生与党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犯了“单纯军事观点”错误。刘道生当然不服，与李作鹏发生激烈争论。对于李刘之争，大家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愿意改变观点，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吵了20多天，虽然没有动得了刘道生，但在李作鹏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一，军、政工作由萧劲光、苏振华同志全面领导。日常军事行政工作，统由李作鹏负责处理。并建立海军首长集体办公制度，由李作鹏主持。苏振华、杜义德应以主要精力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二，改变党委书记、副书记轮流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情况，决定由苏振华、王宏坤主持党委日常工作。如苏、王不在家或身体不好时，则由李作鹏、杜义德负责（党委第一书记的萧劲光无须负责）；三、今后不提“海军党委以萧、苏为核心”，而应强调党委是统一和团结的核心。
这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夺权企图，实际是要李作鹏成为海军党委的核心。萧劲光很是不满，但没有发作，表面上还支持李作鹏。苏振华则忍无可忍，会后将李作鹏的发言记录呈送给了罗瑞卿。对于这个报告，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于5月29日正式批复同意。消息传开后，连兄弟军兵种也知道了，不免私下议论：“李作鹏中将真‘中’，把萧劲光大将都架空了。”
罗瑞卿自59年庐山会议后便身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是军中的大红人。他号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又是林彪红一军团的老部下，很受毛泽东、林彪的信任，因此才受中央军委委托但起了协助林彪管理军队的重任。然而近几年间他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走得很近，观点也基本一致，这令林彪很是不满。同时，罗瑞卿作风强悍，工作起来有时不顾方法，不够尊重人，以致得罪了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结果到了1965年时，罗瑞卿多次遭到林彪的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很微妙，加上在军队中的积怨，他的地位已然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仍然不察，对林彪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批评感到不满，在向下传达时还打了折扣。对于海军的问题，罗瑞卿在贺龙的支持下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军事冲击政治”实属小题大做。虽然他改变不了林彪的意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做了努力。一次军委办公会议后，他把李作鹏留下，当面提出海军的问题不要再扯下去了，到此为止，要搞好团结，大家集中力量做好工作。
让海军内部的争论偃旗息鼓，中止“突出政治”的努力，这当然是与林彪的指示相违背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终于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来，罗瑞卿就此被打倒。从根本上说，海军内部的矛盾发展升级不过是军队高层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只是当时海军主要领导还没有察觉。至于李作鹏本人，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至少林彪是给他通了气的，否则就不会有前后这一时期的表演。
1965年10月25日，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准备讨论李作鹏组织起草的《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实质是要进一步贯彻林彪的指示，要在海军工作中“突出政治”。苏振华的态度一如从前，既不积极也不抵制，借口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抬腿就走人了。一部分会议代表一看政委如此，便也借口工作忙或要搞“四清”而不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海军内部的分歧就已表面化了。在萧劲光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会上李作鹏等人的观点虽然占了主要地位，但分歧仍然不小，争论激烈。会上还有不少人给萧劲光“提意见”，气得萧劲光在散会后几乎站不起来。会议期间，林彪看到会议简报后很高兴，让秘书给李作鹏打电话，指示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很小进步。现在的样子和三年以前的样子明显不同。一个军种几十万人，这种进步和转变很不容易。”根据林彪的要求，李作鹏要张秀川组织撰写了《海军党委党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尔后上报给了林彪。在这份情况报告中，李作鹏告了苏振华、刘道生的状，指责他们在落实林彪指示的态度和行动上都是不正确的。
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开到12月初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也奉召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遭到背靠背的突然批判，就此被打倒。萧、苏、李等人回到北京后，由李作鹏在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罗瑞卿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林彪同志、反对突出政治”，海军当然要肃清他的“流毒”影响。正好，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还在召开，按照这种趋势，海军内部也将掀起一番整肃的浪潮。然而，毛泽东发下来了指示：会议涉及海军等单位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准向下传达，文件至此为止。毛泽东还特别召见了萧劲光，对他说：“海军的问题与罗瑞卿的问题是两回事，不要相提并论。”这么一来，在海军中的追责也只好停止。
12月21日，开了近两个月的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终于闭幕。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李作鹏等的意见在海军占了上风。不过苏振华、刘道生仍在位，消极抵抗在继续，分歧已经表面化，事情显然还没有完。
在海军高层间，李作鹏、张秀川和王宏坤观点一致，因而结合到了一起，常在会议上与苏振华、刘道生等对峙，甚至攻击萧劲光。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受叶群代表林彪之托，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炮制了一份7000多字的材料，揭发罗瑞卿“怀有巨大阴谋”，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到了1966年3月，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上海会议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罗瑞卿。罗的问题迅速升级，被上纲到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罗瑞卿想找毛泽东申诉，找林彪解释，都无法奏效。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在会议中途突然跳楼自杀。人虽没死，却摔坏了腿，后因治疗不力而造成终身残疾。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又抛出了几份材料，强行将萧劲光、苏振华与罗瑞卿联系在一起，指责他们也犯了方向性错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三人的材料没有被会议印发。此后，海军中就流传了所谓“李、王、张”的说法，意指他们拉派别，反对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主要领导。
1966年5月27日，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讨论学习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在海军中的错误影响。在此之前，李作鹏已上了庐山养病，没有参加会议。6月16日会议结束，17日又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三届三次会议到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论调都是揭发批判萧劲光和苏振华。刚刚由海军副司令员改任海军第二政委的王宏坤首先发难，要求研究“海军军事路线错误与罗瑞卿的关系”，并鼓励与会众人“齐心协力揭开党委内部的盖子”，“党委内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扯？一定要扯，开除党籍、杀头也要扯”等。在他的带动下，担任会议秘书长的张秀川等人群起响应，从此会议上棒子砖头乱飞。指责萧劲光和苏振华在海军执行了“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他们供认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抓海军的罗瑞卿分子”，有3个小组甚至已公开提出了撤换会议领导的问题，有的人还提出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李作鹏人虽不在北京，但密切关注着会议动向。当张秀川将会上的情况向李作鹏作了电话汇报后，李作鹏的答复只有一句话：“群众这么要求，就按群众的意见办。”于是，会议材料组连夜加班，将3个小组要求撤换会议领导的提议编成简报，正式报送总政和中央军委。
由于巨大的压力，萧劲光和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会下，萧劲光、苏振华满怀义愤地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给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叶剑英很快请示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林彪表示“海军现在的领导不能变”，要求萧、苏与李、张要互相支持等。对于海军的异常情况，中共中央也很重视，于7月4日开会常委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专门研究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当时常委会议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指王宏坤、张秀川、吴瑞林（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时任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人），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很明确，严肃批评了在海军搞夺权的行动。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列席，传达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的指示。8日，叶剑英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问题的指示，尖锐地指出：“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似乎非把萧、苏搞成黑帮，推到‘罗瑞卿反党集团’里面不可”，“中央和军委密切注意着你们会议的发展，认为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萧、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萧、苏搞成黑帮分子的同志。你们的会议已到黄河边了！中央如果不管，对党的事业不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等。叶剑英还当众点名：“李作鹏利用王宏坤的老资格，在海军工作时间长，把他推到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子。意见好像是群众提出来的，这不能怪群众，因为领导上有人在引导。”
中央和军委一发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风向突变，转为揭发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搞地下活动。会议转过头来又是一边倒，什么“李、王、张的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李、王、张不只是搞“地下活动”，实质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等。一时间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全面紧张。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以致病倒住院。李作鹏虽然身在庐山，也只好交枪检讨，在给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信中表示：“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对于会议上对李、王、张的猛烈揭发批判，8月6日，萧劲光和苏振华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表明了态度：“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和极其慎重的态度，首先把事实逐件核对清楚，然后充分说明各自的观点，最后达到既要弄清是非，又不伤害同志的目的。”
林彪由于身体不好一直养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罗瑞卿倒台后，叶剑英兼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在很多观点上与贺龙一致。对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而批判李、王、张，林彪很为不满。在7月初叶剑英向他汇报时，他就曾指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到海军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8月13日，刚刚参加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再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之后林彪又下了三条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
对于林彪的指示，叶剑英也很不满。17日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找萧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通气，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指林彪）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之后他宣布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会议简报立即停发，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后军委并未正式下文）。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于是，会议立即降温。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当见到李作鹏时，毛泽东当面批评说：“萧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你们整他们做什么？！”
8月25日，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否定了第三届二次会议时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历时3个多月的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终于结束。苏振华虽然当面对李作鹏说：“你们搞非组织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起草会议决议时还是主张删除了批判李、王、张的词语，以团结为重。自然，由于李作鹏等人挨批，他们一直主张的肃清“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海军工作的错误影响，一时也没有了市场。
海军党委的这次长会大起大落，可谓惊心动魄。不论是批判萧劲光、苏振华，还是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是墙倒众人推，拳脚齐下，有很多不实之词。除了海军党委班子长期积累的矛盾外，从根本上说，还是军界高层政治斗争在海军中的反映。林彪坚定地支持李作鹏和张秀川，李、张就联合王宏坤在海军中搞事；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的司令员位置不能动，于是矛头就主要冲着苏振华，捎带着萧劲光；叶剑英显然是支持萧劲光、苏振华的；贺龙与叶剑英观点一致，曾表示海军领导班子“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王宏坤可以调出来”；林彪则坚决表示“海军的班子现在不要动”，由此与贺龙发生冲突，指责贺龙在军队中“到处插手”；而罗瑞卿的倒台引起了军界内部的重新洗牌站队，又正好为海军内部的矛盾大暴露提供了战场……。
这只是中场休息，后边还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