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印度尼西亚排华滥觞──1965年九三零事件

http://blog.chinatimes.com/lonecrane/archive/2005/10/16/20090.html
Posted on 2005-10-16 02:25 梁东屏
在东南亚的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无疑是最「制度性」排华的国家，非但自从一九四六年颁布第三号法令开始，就由「人民协商会议」陆续制订了许多排华法令，而且每当印度尼西亚发生程度不等的动乱，华人也老是首当其冲，免不了被打、砸、抢。
而这一切，恐怕都得回溯到四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当时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疑云重重的「流产政变」，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命运整个为之扭转，也开启了军事强人苏哈托之后执政长达三十二年的序幕。
但是鲜有人知的是，这场至今真相混沌未明的「政变」，以及两年后因之而起的「清共」运动，乃至于随后所引发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却在根本上扭曲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也开启了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动辄遭受排挤的滥觞。
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九三零事件」已经被定性为「共党政变」，当局也制作了一部影片，每年九月三十日当天在各级学校播放，直到瓦希德总统任内才停止。
可是对许多人而言，前述的「政变」及「排华」事件一直是个「谜」，不但相关的史料也付之阙如，也似乎没有什么人敢去触碰。
根据印度尼西亚官方的说法，四十年前的那场政变是印共所主导，由拉提夫上校及乌坦上校率领总统府卫队以及进雅加达参加建军节校阅的两支外地部队，逮捕并谋害了包括武装部队司令、情报首长在内的六名高级军事将领，当时的国防部长纳苏辛仅以身免，时任印度尼西亚精锐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则死机立断，立刻发动反击、敉平政变。
但是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及证据显示，四十年前的那场「政变」，应该是苏哈托与苏卡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两年之后开始的排华事件，则是苏哈托等人为了坐实「真有」共党叛乱这件事而发动，结果导致无数的华人横尸山野，流离失所。
当年被捕入狱的印度尼西亚着名作家帕拉莫迪亚就表示，那时美国在全球进行与共产主义对抗的活动，而苏卡诺不但承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且印共在当年还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共党组织，这就种下了必欲去苏卡诺而后快的因子。
四十年前的印度尼西亚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互相抗衡，一是印度尼西亚军方，当然是以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马首是瞻，另一则是除了苏共、中共以外的最大共党组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这两股力量势如水火，而当时的总统苏卡诺其实是与共党走得较近，甚至于马来西亚境内的「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所使用的枪械、弹药，都是印度尼西亚方面所提供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苏卡诺比较亲近共党，共党实际上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也有合法地位，又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来推翻他？而且印共发动政变杀害六名将领，却独独「漏掉」最重要的将领苏哈托，反而让苏哈托有机会在印共「解决」六位将领之后，顺利平息政变？
事实上，根据当时最早赶到印度尼西亚报导那场政变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强。休斯在有关该事件的着作「苏卡诺末日」中的叙述，苏哈托自始就不在「政变者」刺杀的名单中。为什么？
苏哈托平定政变之后，也从来就没有在证据上把所谓的「政变领袖」与共党联系起来。当年被指为政变领导人之一的拉提夫上校，被囚禁了三十多年之后，已经于一九九九年被释放出狱。他在次年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访问时，直指所谓「九三零事件」，根本就是苏哈托制造出来的。他说，「苏哈托是个『骗子』，我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是一名军人，亲苏卡诺的军人」。
住在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的荷兰籍传教士亚历山德罗也指出，「其实当年的事情跟『印共』根本就没有关系，主要是分别效忠于苏卡诺及苏哈托的军队间的斗争，得胜的一方（苏哈托）把事情嫁祸给共产党，华人就跟着遭殃了」。
更启人疑窦的是，苏哈托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宣读了一份据称是总统苏卡诺（当时被事实上软禁）签署的信件「三月十一日命令书」(Supramar)，内容是苏卡诺同意赋予苏哈托所有必要的权力，以便能保卫印度尼西亚国土完整、政权持续。苏哈托也根据这份「命令书」而取得政权，
然而，这么一份重要的文件，后来却神秘失踪了。易言之，除了苏哈托之外，没有人知道其真正的内容。
苏哈托下台以后，苏卡诺的旧部就曾经指出，所谓的「三月十一日命令书」，其实根本就是份普通的文件，命令军队改善治安而已，根本完全无关乎政权转移。
然而根据这封「命令书」，印度尼西亚军方拥戴苏哈托成为「代总统」。拥有军权的苏哈托跟着宣布印共为非法组织，同时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展开「清共运动」。
所谓「清共」，其实就是屠杀。美初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时间的印度尼西亚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估计有五十万名「左翼份子」被杀，另有六十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而被关进牢里。帕拉莫迪亚指出，苏哈托时代的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托莫少将曾向他透露，当时的死亡人数其实高达两百万人。
印度尼西亚前武装部队司令韦兰托曾经在面对东帝汶种族清洗的指控时表示，印度尼西亚陆军史上唯一一次「种族清洗」是发生在一九六零年代。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指的显然就是「剿共期间」对华人的杀害。
针对华人的行动是自一九六七年十月展开。印度尼西亚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邈的土地划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尤有甚者，印度尼西亚军方散布谣言，指称有九名大雅族（印度尼西亚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藉以挑拨原本与华人关系不错，但是头脑却相当单纯的大雅人。
当时，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面都放置了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入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
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排华事件又被称作「红碗事件」。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除了「哎呀，太多了」之外，没有一个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
不过，根据一些幸存者的陈述，至少确定有好几个地方是发生了「屠村」的事。「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则是他们描述当时情况时所使用的字句，其悲惨的情状，已经可见一斑。
在山口洋附近开设陶瓷场的蔡添英就表示，「我住的那个村庄共有三千多人，就被杀了一半，那时完全不分青红皂白，村子内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都被抓去，如果那时台湾、中国、香港能够用脚走得到的话，我们就都走去了」。
大雅人杀人是很原始的「砍人头」方式。目前住在坤甸卡江地区的庞春香，当年就亲眼见到丈夫萧水淋被大雅人砍杀，她自己的头部以及才三岁大女儿萧蕙芳的手臂都被砍伤，留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亚历山德罗当年曾在山口洋协助华裔难民，他也表示亲眼见到一位大雅族战士，手提装着三颗头颅的竹篮招摇过市，激励其他的族人出草杀人。他说，「三颗都是华人的头颅，要杀的当然就是华人罗」。
华人除了被杀之外，居住在长达三百余公里的印、马交界「红线区」的华人，也纷纷因恐惧而抛家毁产仓皇逃往坤甸、山口洋等地，总共有十几万华人住在难民营里，后来也只好就地种菜、种水果求生存，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坤甸附近的漆树港、卡江、大港一带，住的都是这样的难民。
还有一批难民落户在靠近山口洋的「铁山村」，几十年来靠种田、编草席维持生活，他们的住处，只有「家徒四壁」可以形容，由于自感身世凄凉，所以把村名改为「旅冷村」，取其人生旅途凄清苦冷之意。
其实在坤甸、山口洋一带，只要是五十岁以上的人，随手抓来问，都有可能是当年的受害者。在漆树港开杂货店的蔡少文是在一九六七年举家逃出山区，结果被关进山口洋集中营，姊姊、哥哥都死在集中营里。他说，「没东西吃，我们什么都吃，很多人就拉肚子死掉，每天都有，至少几百人死在那边」。
蔡少文后来被送往坤甸，「他们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承认，为什么？因为不承认也不行，会被折磨死」。蔡少文就这样一直被关到一九七九年才出狱，先是种菜维持生活，存了点钱之后开了间小杂货铺，有阵子生意作得还不错，但是由于附近很多原住民，他怕招忌，生意于是故意愈作愈小。他说，「我们真惨，生意都不敢作大」。
今年五十四岁，在大港区作小生意的赖汉文则一家都是难民，他和现在的太太李菊芳还是在坤甸的监狱里认识的，李菊芳当年被抓十才十五岁，罪名是「窝藏共产党」。觉得冤枉吗？李菊芳说，「冤枉？还能怎么样，很多人都饿死、病死在里面，我们活下来，算运气好」。
赖汉文说，他们没东西吃，只好吃木薯叶，长久没有油质，大便都变得像羊屎一样，拉不出来，要用手指抠出来。  
这个「清共」的时期足足有五年之久，许多离奇古怪的莫须有罪名，一个个出炉。现在在坤甸经商，至今不敢透露真实姓名的李先生就说，他只是因为在华裔总会担任助理，协助发薪水、配米粮，就在一九六九年被指称为印共而被抓去，在坤甸的集中营内一关就是九年。
李先生这种情况还算是「查有实据」，其他如商店招牌上有中文、甚至于使用红黄两色（中共的五星旗颜色），都会构成有共党嫌疑而被抓走。
可是，这些受害的华人却鲜少有人想平反，他们说，「算了吧，我们只求能生活，政府不要逼迫我们，就很幸福了」。
帕拉莫迪亚
        在印度尼西亚，今年正好八十高龄的作家帕拉莫迪亚。阿南塔。杜尔无疑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他最着名的着作「普鲁岛四部曲」被翻译成四十一种文字，不但使得印度尼西亚文学昂首进入世界文坛，多年以来，帕拉莫迪亚也一直被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埃文学奖。
        但是他在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受人尊重，却很吊诡地是因为在荷兰殖民时代、苏卡诺时代、苏哈托时代，他都因文字而贾祸，先后坐牢长达十九年。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不折不扣的人权、自由斗士，在国际人士的心目中，他则是「印度尼西亚的良心」。
        事实上，「普鲁岛四部曲」即是他被关在荒远的普鲁岛时，一边构思一边说故事给其他囚犯听，结果听的人深受感动，自愿代他承担牢里的苦工，让他专心一志完成着作。
        帕拉莫迪亚目前和女儿卜居于靠近茂物的乡间，身体十分衰弱，已经无法在从事写作，但是在提起四十年前的那场牢狱之灾时，他还是难掩愤怒，握着拳头用高昂、坚定的语气说，「苏哈托，绝对不可以原谅他，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审判」。
        帕拉莫迪亚第二次入狱是一九六五年，当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零事件」，帕拉莫迪亚被当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份子而遭受逮捕。他说，「我跟印共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承认自己是自由派人士，当时突然被捕，所有财产被没收，书籍、文件全被烧毁，也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这样被关了十四年，前四年在雅加达，后十年则被移往普鲁岛」。
        帕拉莫迪亚虽然在一九七九年出狱，但是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事实上是被软禁在家中，每周必须向当地警所报到。「普鲁岛四部曲」第一本「人世间」于一九八零年八月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初版一万册在三个星期内就销售一空，接着在五个月内再版四次，可是到一九八一年五月就被禁；一九九五年，帕拉莫迪亚获颁菲律宾马格赛赛奖，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允许他前往领奖，一直到苏哈托垮台后，才在一九九九年获准出国。
        那么，这么多年来，他是凭藉什么力量的支撑来与命运中的逆境对抗呢？
        帕拉莫迪亚表示，他的个性是愈遇到困难，就会让他更加努力，所以虽然身体被囚禁在狱中，他却一点都不怕，反而更努力写作。他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人，到哪里都一样」。
        最近，帕拉莫迪亚要求平反当年冤狱的案子遭驳回，但是他显然并未屈服，又已经提出了上诉。他说，「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敢提当年的事，因为苏哈托的力量还在，但是我不怕」。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lonecrane/archive/2005/10/16/20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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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的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无疑是最「制度性」排华的国家，非但自从一九四六年颁布第三号法令开始，就由「人民协商会议」陆续制订了许多排华法令，而且每当印度尼西亚发生程度不等的动乱，华人也老是首当其冲，免不了被打、砸、抢。
而这一切，恐怕都得回溯到四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当时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疑云重重的「流产政变」，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命运整个为之扭转，也开启了军事强人苏哈托之后执政长达三十二年的序幕。
但是鲜有人知的是，这场至今真相混沌未明的「政变」，以及两年后因之而起的「清共」运动，乃至于随后所引发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却在根本上扭曲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也开启了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动辄遭受排挤的滥觞。
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九三零事件」已经被定性为「共党政变」，当局也制作了一部影片，每年九月三十日当天在各级学校播放，直到瓦希德总统任内才停止。
可是对许多人而言，前述的「政变」及「排华」事件一直是个「谜」，不但相关的史料也付之阙如，也似乎没有什么人敢去触碰。
根据印度尼西亚官方的说法，四十年前的那场政变是印共所主导，由拉提夫上校及乌坦上校率领总统府卫队以及进雅加达参加建军节校阅的两支外地部队，逮捕并谋害了包括武装部队司令、情报首长在内的六名高级军事将领，当时的国防部长纳苏辛仅以身免，时任印度尼西亚精锐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则死机立断，立刻发动反击、敉平政变。
但是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及证据显示，四十年前的那场「政变」，应该是苏哈托与苏卡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两年之后开始的排华事件，则是苏哈托等人为了坐实「真有」共党叛乱这件事而发动，结果导致无数的华人横尸山野，流离失所。
当年被捕入狱的印度尼西亚着名作家帕拉莫迪亚就表示，那时美国在全球进行与共产主义对抗的活动，而苏卡诺不但承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且印共在当年还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共党组织，这就种下了必欲去苏卡诺而后快的因子。
四十年前的印度尼西亚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互相抗衡，一是印度尼西亚军方，当然是以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马首是瞻，另一则是除了苏共、中共以外的最大共党组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这两股力量势如水火，而当时的总统苏卡诺其实是与共党走得较近，甚至于马来西亚境内的「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所使用的枪械、弹药，都是印度尼西亚方面所提供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苏卡诺比较亲近共党，共党实际上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也有合法地位，又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来推翻他？而且印共发动政变杀害六名将领，却独独「漏掉」最重要的将领苏哈托，反而让苏哈托有机会在印共「解决」六位将领之后，顺利平息政变？
事实上，根据当时最早赶到印度尼西亚报导那场政变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强。休斯在有关该事件的着作「苏卡诺末日」中的叙述，苏哈托自始就不在「政变者」刺杀的名单中。为什么？
苏哈托平定政变之后，也从来就没有在证据上把所谓的「政变领袖」与共党联系起来。当年被指为政变领导人之一的拉提夫上校，被囚禁了三十多年之后，已经于一九九九年被释放出狱。他在次年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访问时，直指所谓「九三零事件」，根本就是苏哈托制造出来的。他说，「苏哈托是个『骗子』，我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是一名军人，亲苏卡诺的军人」。
住在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的荷兰籍传教士亚历山德罗也指出，「其实当年的事情跟『印共』根本就没有关系，主要是分别效忠于苏卡诺及苏哈托的军队间的斗争，得胜的一方（苏哈托）把事情嫁祸给共产党，华人就跟着遭殃了」。
更启人疑窦的是，苏哈托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宣读了一份据称是总统苏卡诺（当时被事实上软禁）签署的信件「三月十一日命令书」(Supramar)，内容是苏卡诺同意赋予苏哈托所有必要的权力，以便能保卫印度尼西亚国土完整、政权持续。苏哈托也根据这份「命令书」而取得政权，
然而，这么一份重要的文件，后来却神秘失踪了。易言之，除了苏哈托之外，没有人知道其真正的内容。
苏哈托下台以后，苏卡诺的旧部就曾经指出，所谓的「三月十一日命令书」，其实根本就是份普通的文件，命令军队改善治安而已，根本完全无关乎政权转移。
然而根据这封「命令书」，印度尼西亚军方拥戴苏哈托成为「代总统」。拥有军权的苏哈托跟着宣布印共为非法组织，同时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展开「清共运动」。
所谓「清共」，其实就是屠杀。美初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时间的印度尼西亚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估计有五十万名「左翼份子」被杀，另有六十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而被关进牢里。帕拉莫迪亚指出，苏哈托时代的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托莫少将曾向他透露，当时的死亡人数其实高达两百万人。
印度尼西亚前武装部队司令韦兰托曾经在面对东帝汶种族清洗的指控时表示，印度尼西亚陆军史上唯一一次「种族清洗」是发生在一九六零年代。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指的显然就是「剿共期间」对华人的杀害。
针对华人的行动是自一九六七年十月展开。印度尼西亚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邈的土地划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尤有甚者，印度尼西亚军方散布谣言，指称有九名大雅族（印度尼西亚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藉以挑拨原本与华人关系不错，但是头脑却相当单纯的大雅人。
当时，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面都放置了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入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
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排华事件又被称作「红碗事件」。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除了「哎呀，太多了」之外，没有一个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
不过，根据一些幸存者的陈述，至少确定有好几个地方是发生了「屠村」的事。「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则是他们描述当时情况时所使用的字句，其悲惨的情状，已经可见一斑。
在山口洋附近开设陶瓷场的蔡添英就表示，「我住的那个村庄共有三千多人，就被杀了一半，那时完全不分青红皂白，村子内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都被抓去，如果那时台湾、中国、香港能够用脚走得到的话，我们就都走去了」。
大雅人杀人是很原始的「砍人头」方式。目前住在坤甸卡江地区的庞春香，当年就亲眼见到丈夫萧水淋被大雅人砍杀，她自己的头部以及才三岁大女儿萧蕙芳的手臂都被砍伤，留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亚历山德罗当年曾在山口洋协助华裔难民，他也表示亲眼见到一位大雅族战士，手提装着三颗头颅的竹篮招摇过市，激励其他的族人出草杀人。他说，「三颗都是华人的头颅，要杀的当然就是华人罗」。
华人除了被杀之外，居住在长达三百余公里的印、马交界「红线区」的华人，也纷纷因恐惧而抛家毁产仓皇逃往坤甸、山口洋等地，总共有十几万华人住在难民营里，后来也只好就地种菜、种水果求生存，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坤甸附近的漆树港、卡江、大港一带，住的都是这样的难民。
还有一批难民落户在靠近山口洋的「铁山村」，几十年来靠种田、编草席维持生活，他们的住处，只有「家徒四壁」可以形容，由于自感身世凄凉，所以把村名改为「旅冷村」，取其人生旅途凄清苦冷之意。
其实在坤甸、山口洋一带，只要是五十岁以上的人，随手抓来问，都有可能是当年的受害者。在漆树港开杂货店的蔡少文是在一九六七年举家逃出山区，结果被关进山口洋集中营，姊姊、哥哥都死在集中营里。他说，「没东西吃，我们什么都吃，很多人就拉肚子死掉，每天都有，至少几百人死在那边」。
蔡少文后来被送往坤甸，「他们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承认，为什么？因为不承认也不行，会被折磨死」。蔡少文就这样一直被关到一九七九年才出狱，先是种菜维持生活，存了点钱之后开了间小杂货铺，有阵子生意作得还不错，但是由于附近很多原住民，他怕招忌，生意于是故意愈作愈小。他说，「我们真惨，生意都不敢作大」。
今年五十四岁，在大港区作小生意的赖汉文则一家都是难民，他和现在的太太李菊芳还是在坤甸的监狱里认识的，李菊芳当年被抓十才十五岁，罪名是「窝藏共产党」。觉得冤枉吗？李菊芳说，「冤枉？还能怎么样，很多人都饿死、病死在里面，我们活下来，算运气好」。
赖汉文说，他们没东西吃，只好吃木薯叶，长久没有油质，大便都变得像羊屎一样，拉不出来，要用手指抠出来。  
这个「清共」的时期足足有五年之久，许多离奇古怪的莫须有罪名，一个个出炉。现在在坤甸经商，至今不敢透露真实姓名的李先生就说，他只是因为在华裔总会担任助理，协助发薪水、配米粮，就在一九六九年被指称为印共而被抓去，在坤甸的集中营内一关就是九年。
李先生这种情况还算是「查有实据」，其他如商店招牌上有中文、甚至于使用红黄两色（中共的五星旗颜色），都会构成有共党嫌疑而被抓走。
可是，这些受害的华人却鲜少有人想平反，他们说，「算了吧，我们只求能生活，政府不要逼迫我们，就很幸福了」。
帕拉莫迪亚
        在印度尼西亚，今年正好八十高龄的作家帕拉莫迪亚。阿南塔。杜尔无疑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他最着名的着作「普鲁岛四部曲」被翻译成四十一种文字，不但使得印度尼西亚文学昂首进入世界文坛，多年以来，帕拉莫迪亚也一直被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埃文学奖。
        但是他在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受人尊重，却很吊诡地是因为在荷兰殖民时代、苏卡诺时代、苏哈托时代，他都因文字而贾祸，先后坐牢长达十九年。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不折不扣的人权、自由斗士，在国际人士的心目中，他则是「印度尼西亚的良心」。
        事实上，「普鲁岛四部曲」即是他被关在荒远的普鲁岛时，一边构思一边说故事给其他囚犯听，结果听的人深受感动，自愿代他承担牢里的苦工，让他专心一志完成着作。
        帕拉莫迪亚目前和女儿卜居于靠近茂物的乡间，身体十分衰弱，已经无法在从事写作，但是在提起四十年前的那场牢狱之灾时，他还是难掩愤怒，握着拳头用高昂、坚定的语气说，「苏哈托，绝对不可以原谅他，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审判」。
        帕拉莫迪亚第二次入狱是一九六五年，当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零事件」，帕拉莫迪亚被当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份子而遭受逮捕。他说，「我跟印共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承认自己是自由派人士，当时突然被捕，所有财产被没收，书籍、文件全被烧毁，也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这样被关了十四年，前四年在雅加达，后十年则被移往普鲁岛」。
        帕拉莫迪亚虽然在一九七九年出狱，但是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事实上是被软禁在家中，每周必须向当地警所报到。「普鲁岛四部曲」第一本「人世间」于一九八零年八月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初版一万册在三个星期内就销售一空，接着在五个月内再版四次，可是到一九八一年五月就被禁；一九九五年，帕拉莫迪亚获颁菲律宾马格赛赛奖，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允许他前往领奖，一直到苏哈托垮台后，才在一九九九年获准出国。
        那么，这么多年来，他是凭藉什么力量的支撑来与命运中的逆境对抗呢？
        帕拉莫迪亚表示，他的个性是愈遇到困难，就会让他更加努力，所以虽然身体被囚禁在狱中，他却一点都不怕，反而更努力写作。他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人，到哪里都一样」。
        最近，帕拉莫迪亚要求平反当年冤狱的案子遭驳回，但是他显然并未屈服，又已经提出了上诉。他说，「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敢提当年的事，因为苏哈托的力量还在，但是我不怕」。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lonecrane/archive/2005/10/16/20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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