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穷开心”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根源在哪儿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居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最新发布的专题报告显示，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而25%的底层民众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的社会观察人士认为，贫富差距逐年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底层劳动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与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谈判的权利。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报告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而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则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记者调查发现，这份报告与2014年发布的版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彼时，中国官媒人民网就发文称“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教授谢宇去年在浙江大学演讲时表示，他综合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研究认为，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应在0.52左右。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但是谢宇认为，0.4这个警戒线的设立没有根据，按照实际现状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动荡。

根源是穷人没有发言权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做过一项有关贫富差距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政府经济政策、工资差异、教育体制、国际贸易、税收制度和个人努力程度差异这六个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当中，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是政府政策失利和工资差异的产物。其中，中国民众是抱怨政府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3%的人将贫富差距主因归咎于此。

位于北京的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也认为，在加大贫富差距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功不可没”。他对美国之音说：“1982年修改中国宪法，把罢工这条取消了。中国的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和资本、和老板谈判的权利，那就是任宰割。一个没有权利的阶层、劳动群体，它能不像绵羊一样任资本宰割吗？所以说没有权利保障的这样一些劳动群体，它怎么能不被那种强势的资本集团和权力集团所剥夺呢？”

人在中国的社会观察家田奇庄也表示，造成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底层没有他们的政治代言人，没有他们的代表”。他说：“这个社会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就是民众利益代表这个问题上防范的特别严。一直到现在，一说到人大代表选举，那就是如临大敌一样。我只能保证我的共产党推举的代表，让他当选，任何人不能染指这个地方。谁听我的话，我叫谁当代表；谁不听我的话，永远不让你进这个门。然后你还没说竞选呢，国保就去找上门了，就去收拾你了。”

根据宪法，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自身没有独立性。旅法学者蔡崇国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导致中国工人成为经济改革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生活和地位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

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情绪却更积极了？

北京日报1月11日发布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社会情绪总体上是积极的，基调是正向的。同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负向情绪的引爆点有所降低。但调查也谈到，阶层意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民众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有趣的是，调查发现“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底层”，而这些人感到更不公平，幸福感更低。相对而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学历和收入水平均处于底层的人群幸福感最高。换言之，高收入、高学历人群更有潜力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则相对稳定。

仲大军谈到，中国社会的确有这种现象，主要是数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的一种不平等文化。“人的地位的不平等、人的待遇的不平等很多时候都被很多老百姓接受着，”他说。仲大军还认为，中国社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比较稳定。他说：“今天中国的情况好在没有很多失业者，你不管是挣不了大钱，富不起来，但他也饿不死，基本上都处在小康生活，基本上都能过得去。所以今天的社会，别看贫富差距拉得很大，但社会也相对比较安定，也不会出来打砸抢、出去劫富这样一种现象。”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怀默霆（MartinKingWhyte）领导的专家团队曾对中国做过一次大规模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社会火山之谜：解读当代中国不平等与分配不公》。他在书中谈到，通过大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人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态度是接受的，甚至是正面的。如：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开始就增长的非常快，但2009年的调查显示，有75.4%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五年前有所提高。

怀默霆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提出的“隧道效应”。他说：“比如说双向车道都堵在了波士顿旁边的一个隧道里，如果我看到我旁边的车道开始挪动了，我是什么心态？这个理论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愤怒，相反是觉得有希望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条车道也会很快挪动。”

然而，田奇庄认为，这种“隧道效应”只是暂时的。因为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但很大一部分社会底层的人仍然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只是跟自己的竖向比，没有跟国际社会的横向比”。他说：“互联网的教育，通过微信、微博，慢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觉悟会使更多的人对你这种现状不满，认为这种现状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不改变，这些觉悟的人对你的政权就会产生质疑，甚至抵触，甚至说是某种反抗。”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居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最新发布的专题报告显示，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而25%的底层民众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的社会观察人士认为，贫富差距逐年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底层劳动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与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谈判的权利。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报告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而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则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记者调查发现，这份报告与2014年发布的版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彼时，中国官媒人民网就发文称“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教授谢宇去年在浙江大学演讲时表示，他综合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研究认为，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应在0.52左右。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但是谢宇认为，0.4这个警戒线的设立没有根据，按照实际现状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动荡。

根源是穷人没有发言权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做过一项有关贫富差距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政府经济政策、工资差异、教育体制、国际贸易、税收制度和个人努力程度差异这六个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当中，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是政府政策失利和工资差异的产物。其中，中国民众是抱怨政府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3%的人将贫富差距主因归咎于此。

位于北京的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也认为，在加大贫富差距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功不可没”。他对美国之音说：“1982年修改中国宪法，把罢工这条取消了。中国的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和资本、和老板谈判的权利，那就是任宰割。一个没有权利的阶层、劳动群体，它能不像绵羊一样任资本宰割吗？所以说没有权利保障的这样一些劳动群体，它怎么能不被那种强势的资本集团和权力集团所剥夺呢？”

人在中国的社会观察家田奇庄也表示，造成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底层没有他们的政治代言人，没有他们的代表”。他说：“这个社会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就是民众利益代表这个问题上防范的特别严。一直到现在，一说到人大代表选举，那就是如临大敌一样。我只能保证我的共产党推举的代表，让他当选，任何人不能染指这个地方。谁听我的话，我叫谁当代表；谁不听我的话，永远不让你进这个门。然后你还没说竞选呢，国保就去找上门了，就去收拾你了。”

根据宪法，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自身没有独立性。旅法学者蔡崇国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导致中国工人成为经济改革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生活和地位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

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情绪却更积极了？

北京日报1月11日发布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社会情绪总体上是积极的，基调是正向的。同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负向情绪的引爆点有所降低。但调查也谈到，阶层意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民众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有趣的是，调查发现“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底层”，而这些人感到更不公平，幸福感更低。相对而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学历和收入水平均处于底层的人群幸福感最高。换言之，高收入、高学历人群更有潜力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则相对稳定。

仲大军谈到，中国社会的确有这种现象，主要是数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的一种不平等文化。“人的地位的不平等、人的待遇的不平等很多时候都被很多老百姓接受着，”他说。仲大军还认为，中国社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比较稳定。他说：“今天中国的情况好在没有很多失业者，你不管是挣不了大钱，富不起来，但他也饿不死，基本上都处在小康生活，基本上都能过得去。所以今天的社会，别看贫富差距拉得很大，但社会也相对比较安定，也不会出来打砸抢、出去劫富这样一种现象。”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怀默霆（MartinKingWhyte）领导的专家团队曾对中国做过一次大规模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社会火山之谜：解读当代中国不平等与分配不公》。他在书中谈到，通过大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人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态度是接受的，甚至是正面的。如：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开始就增长的非常快，但2009年的调查显示，有75.4%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五年前有所提高。

怀默霆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提出的“隧道效应”。他说：“比如说双向车道都堵在了波士顿旁边的一个隧道里，如果我看到我旁边的车道开始挪动了，我是什么心态？这个理论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愤怒，相反是觉得有希望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条车道也会很快挪动。”

然而，田奇庄认为，这种“隧道效应”只是暂时的。因为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但很大一部分社会底层的人仍然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只是跟自己的竖向比，没有跟国际社会的横向比”。他说：“互联网的教育，通过微信、微博，慢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觉悟会使更多的人对你这种现状不满，认为这种现状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不改变，这些觉悟的人对你的政权就会产生质疑，甚至抵触，甚至说是某种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