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 大国出去作战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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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已经凭借责任和担当以及顶层设计能力、决断力和执行力，赢得全军官兵的高度信赖，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先决性条件。

    军方智囊深度解析军队改革
    酝酿已久的中国国防军事改革方案正式确定并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也必将影响深远。
    1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第13集团军视察。他指出，今年是强军兴军发展进程中十分关键的一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向纵深推进，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要启动实施，部队全面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适应新体制、实现新发展的挑战。全军要努力创造新的更大成绩。
    作为近年来军内广受关注的军方智囊，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公方彬教授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接受了《南风窗》杂志的专访，对此次军改的目标、理念和推进情况等进行了深入阐述。
    他表示，当前中国军改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建设一支能打胜仗、体现中国大国形象的现代化军队；军改在强力反腐的背景下，推进得意外顺利；而除了政策制定和体制构建等有形的方面，如何解决军队的精神信仰等深层次问题，则是接下来需要格外着力的。
    反腐为军改开路
    《南风窗》：目前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各项改革内容中，国防和军队是推进最快的领域之一。这令外界不少人觉得意外。一般认为，关于军队的事务会比较谨慎。
    公方彬：这次军改的力度和推进速度的确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种种原因，使得军队改革最为彻底，也推进迅速。
    首先，军队动起来有它的特殊之处。难的是做决定要动的时候，怕出事，枪杆子一动，出了问题怎么办？但只要动了，军队集中统一、服从命令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在军队里，党的意志和统帅的命令刚性度很高。不像地方，框架宏大，牵涉面广，人员可能很散漫，不违法你不能动我。
    更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这次军改是在严厉反腐的背景下推行的。这次反腐，真正把军队上上下下都触动了，为改革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过去也推进过改革，但想想有徐才厚和郭伯雄这样两个军委副主席在中间作梗，以及当时军队的整体风气，当然什么也干不了。有了反腐形势下官兵表现出的新的执行力、利益观、责任感和服从意识，军改的推进就变得容易了。
    还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就是大部分官兵，稍有点责任感的，都觉得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像徐郭这样，搞买官卖官，导致军队乌烟瘴气，还能打仗吗？真到打仗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内生的力量很重要。
    这次军队改革纳入国家的整体改革之中，统筹谋划力很强，以前军队与整个社会联动度低，自成一体，比较封闭。事实上，很多东西军队自己搞不了，需要社会统筹。比如裁军这么多，军人要退役转业，福利支持和地方安置等，都需要地方政府配合。习主席要求军队改革纳入国家改革“一揽子”，这有利于获得地方支持，因此改革更容易推动。而且，军队官兵思维也会不一样了，更能放开思路，站在国家整体上思考问题，把自己与国家复兴联系起来。改革的刚性度也提高了。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的主导者习近平主席的魄力。他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强军目标。
    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已经凭借责任和担当以及顶层设计能力、决断力和执行力，赢得全军官兵的高度信赖，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先决性作用。
    《南风窗》：在地方上，反腐整顿官员的时候，有消极怠工、软抵抗的情况，军队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公方彬：没有。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拿下来了，全军震动，谁还敢？军队的作风转变很大的。
    最近和一位学者聊起反腐，他有一个很简洁的说法：“至少现在有正事了”。过去什么都可以潜规则，下至基层的小苍蝇，上至像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样影响着国家军队命运的军委副主席，很多人没有一点担当和责任，很可悲的。
    以前每次改革的时候，总有人到处跑，找领导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现在没有了。这次改革非常难得的是，习近平主席营造了一种改革的氛围，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的大气候。前年改革方案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大家普遍对改革的阻力有些担心。现在看，改革的阻力小于预期。
    就我的感觉，这轮反腐是军队严于地方。不仅是被惩治人员数量多，而且效果明显。过去的军队腐败不光是指郭徐等“大老虎”贪赃枉法，老百姓反感的，还有不务军、军队特权和胡吃海喝等军内不良现象。
    现在转变确实很大。比如，训练演习，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演习就是演戏”，都是安排好的，“红军”必胜。而这几年搞了几十次朱日和演习，都是“蓝军”完胜。什么都不告诉你，完全靠本事，有些军官很紧张，听说有的军官都不敢指挥。
    现在跑到地方酒店吃喝的军官少了，横冲直撞的违章军车少了。从这些可以小中见大地看到军队作风的变化。
    如何形成新“军魂”
    《南风窗》：在你看来，此次已经公布的军改方案，有哪些主要特点？
    公方彬：这次改革的重点是重构和优化军队的架构，重构体制编制、军队领导、指挥和管理体制。虽然也有裁军30万的大举措，但主要是裁撤一些辅助、后勤和可以军民融合的部门。
    军改吸收了世界大国军队建设的经验，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优势和传统。比如，吸收了西方国家军队特别是美军指挥体制的建设经验、俄罗斯改革后的战区特点，而继续保持我军特有的党委制、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等政治思想建军理念下的重要制度。
    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战争的发展愈来愈快。现代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编制的联合化、精干化，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精确化、隐形化和无人化，已成为趋势。
    而我军传统作战体系和指挥机构是建立在机械化甚至骡马化战争的基础上的，数十年没有太大变化。另外，长期以来，中国军队陆军数量庞大，海空军为辅。改革前，中央军委对陆军的领导，通过解放军四总部与分布在全国的七大军区施行。这不利于陆军部队的专业发展，也影响了联合作战的效能。
    这次改革打破了大陆军主义，组建了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不仅海空军的地位得到提高，导弹部队正式成立新的火箭兵兵种，还组建了新的兵种战略支援部队。同时，军队建设理念和目标也发生了深刻转变，陆军由区域防御向积极应对转型，海军由浅蓝向深蓝推进，空军由高空向太空突破，等等。
    这次军改初期，我就曾写过一个报告，提出陆军可以改为五大战区。我军最初划定军区，很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远距离投放能力有限，面临外来侵略时，怕后勤保障跟不上，所以划片立足本地防御。这么多年固定不变的军区划分，一个副作用是形成了很重的地域意识。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和我军投送能力的大大加强，到了以积极防御的思路重新划分和建设战区的时候。现在重新划分的五大战区，就是以作战任务为导向的，分别应对来自东北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等不同方向的安全威胁。
    除了上面提到的新军种的成立、联合作战体系的构建、新的战区的划分等，其他重要的内容包括：强化中央军委的领导；将以前在政治部领导之下的军纪委独立出来升格，并将给各战区配备纪委，还加强了军队的审计部门，组建了新的军队政法委，加强制度化的监督力量；从科学治军出发，还实行了军令政令分开。以前领导什么都得管，人事安排、孩子上学都得管。现在一部分人管建设，另一部分专管打仗，这样战斗力就会得到迅速提升。
    《南风窗》：你觉得这次军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公方彬：改革框架一出来，的确很振奋人。但要将这个改革方案完成，还需要几个支撑力。
    一是决策者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在推进过程中，各种力量可能作用过来，这就需要定力，不能遇到困难就变。二是军队的上下一心，超越个人利益。我们说军队作为一个集团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其中的个人是有利益的。这样牵涉巨大的改革，需要军队进一步发扬牺牲精神。三是社会力量的支持。改革一定是不会完美的，这需要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包容和支持。
    另外，改革的推进，本身需要各种磨合。比如，像战略支援部队这样一个新的军兵种，领导机构都是新组建，要形成新的有机体，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军队的精神信仰问题。我们讲军队“为人民服务”，要真正落到实处。过去军队存在钱权交易问题，存在腐化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仰的流失，金钱和享乐成了信仰。
    我们现在靠的是高压反腐形成的一时震慑，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监督制度，但长远来看，还是得靠信仰信念和价值支撑，才能保持持久。遏制腐败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重要的是“不想”，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追求的不再是金钱享乐这些，更重要的是理想信念的支撑。
“大国出去作战是必然的”
    《南风窗》：国内外各界都分析，此次的中国军改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你对此怎么看？
    公方彬：概括来说，我认为这次改革是我军建军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主要目标是将我军建设成为新生的维护世界安全力量。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军的第一次飞跃是当年毛泽东以古田会议为标志的“政治建军”，将农民军队、旧军阀军队打造成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解决了“为谁而战、谁来领导”的问题，使得一个弱小的军队成长起来，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过去多年，我军和世界上的大国军队都交过手，包括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苏联在珍宝岛战争，以及中印战争等，没有败绩。这说明我们的传统军队建设是有自己强大优秀之处的，不能妄自菲薄。
    这一次改革则是着眼于“大国军队”这一追求，要建设一支能够打赢现代化、信息化战争的军队，要解决的是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军队将在世界的大国军队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
    《南风窗》：为什么决策者要在此时推动军队改革？
    公方彬：首先是大的目标决定的。习近平主席一上任就提出了“中国梦”的战略。要建设“中国梦”，走大国道路，就必须要有强军梦作支撑。
    中国已经是大国，开始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要避免老被人说“搭便车”，就要承担世界责任，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发挥作用。你参与承担世界安全责任，不能光靠外援，仅仅拿着钱去吧？大国军队要能拉出去打才行。
    我们现在有维和部队，但维和部队也只是以民事为主，真的拉出去打的，我们还没有做。
    现在的中国军队仍然是机械化甚至骡马化的构建状态，几十年没太大变化，指挥机制、权力运行模式、军队训练和思维模式，很难适应现代化的作战和执行国际任务，不改革不行。
    再有就是周边安全威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周边似乎相对稳定，现在好像各种问题都出来了，是我们挑起的问题吗？不是这样的，而是中国当时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很多争议搁置下来了。现在来看，“拖”已经不行了，这就需要强大的军队作为保障。
    还有就是军队自我发展的要求。任何一支军队，都必须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否则就会被淘汰。
    《南风窗》：不久前刚通过的《反恐法》规定，在中央军委批准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向海外派出反恐部队。中国做好出兵海外的准备了吗？
    公方彬：中国向国际热点地区派兵，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这方面的需要，中国就可以出兵，否则承担国际安全责任就无从谈起。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已经在联合国会议上讲过，要建立8000人的常备维和部队。
    再比如叙利亚，海湾国家组成了作战集团，世界大国都介入了，只有中国站在一边，作为世界大国，别人怎么看你？这就涉及到中国对自己的国际角色定位问题。未来很多新难题，都会一再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你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
    《南风窗》：中国出兵海外，会不会与其他国家形成新冲突？
    公方彬：中国发展到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出口大国，已经不是仅仅着眼国内就能解决问题，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维护，很多时候，没有强大的海外武装保护能力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冲突，我们不能冷战思维，满脑子敌人，认为出兵海外就是跟美国或者别的国家争夺利益空间。习近平主席早就说过，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迈向命运共同体。
    注：刊于《南风窗》2016年2期 记者覃爱玲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 ... 387_all.html#page_2

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已经凭借责任和担当以及顶层设计能力、决断力和执行力，赢得全军官兵的高度信赖，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先决性条件。

    军方智囊深度解析军队改革
    酝酿已久的中国国防军事改革方案正式确定并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也必将影响深远。
    1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第13集团军视察。他指出，今年是强军兴军发展进程中十分关键的一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向纵深推进，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要启动实施，部队全面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适应新体制、实现新发展的挑战。全军要努力创造新的更大成绩。
    作为近年来军内广受关注的军方智囊，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公方彬教授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接受了《南风窗》杂志的专访，对此次军改的目标、理念和推进情况等进行了深入阐述。
    他表示，当前中国军改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建设一支能打胜仗、体现中国大国形象的现代化军队；军改在强力反腐的背景下，推进得意外顺利；而除了政策制定和体制构建等有形的方面，如何解决军队的精神信仰等深层次问题，则是接下来需要格外着力的。
    反腐为军改开路
    《南风窗》：目前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各项改革内容中，国防和军队是推进最快的领域之一。这令外界不少人觉得意外。一般认为，关于军队的事务会比较谨慎。
    公方彬：这次军改的力度和推进速度的确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种种原因，使得军队改革最为彻底，也推进迅速。
    首先，军队动起来有它的特殊之处。难的是做决定要动的时候，怕出事，枪杆子一动，出了问题怎么办？但只要动了，军队集中统一、服从命令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在军队里，党的意志和统帅的命令刚性度很高。不像地方，框架宏大，牵涉面广，人员可能很散漫，不违法你不能动我。
    更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这次军改是在严厉反腐的背景下推行的。这次反腐，真正把军队上上下下都触动了，为改革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过去也推进过改革，但想想有徐才厚和郭伯雄这样两个军委副主席在中间作梗，以及当时军队的整体风气，当然什么也干不了。有了反腐形势下官兵表现出的新的执行力、利益观、责任感和服从意识，军改的推进就变得容易了。
    还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就是大部分官兵，稍有点责任感的，都觉得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像徐郭这样，搞买官卖官，导致军队乌烟瘴气，还能打仗吗？真到打仗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内生的力量很重要。
    这次军队改革纳入国家的整体改革之中，统筹谋划力很强，以前军队与整个社会联动度低，自成一体，比较封闭。事实上，很多东西军队自己搞不了，需要社会统筹。比如裁军这么多，军人要退役转业，福利支持和地方安置等，都需要地方政府配合。习主席要求军队改革纳入国家改革“一揽子”，这有利于获得地方支持，因此改革更容易推动。而且，军队官兵思维也会不一样了，更能放开思路，站在国家整体上思考问题，把自己与国家复兴联系起来。改革的刚性度也提高了。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的主导者习近平主席的魄力。他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强军目标。
    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已经凭借责任和担当以及顶层设计能力、决断力和执行力，赢得全军官兵的高度信赖，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先决性作用。
    《南风窗》：在地方上，反腐整顿官员的时候，有消极怠工、软抵抗的情况，军队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公方彬：没有。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拿下来了，全军震动，谁还敢？军队的作风转变很大的。
    最近和一位学者聊起反腐，他有一个很简洁的说法：“至少现在有正事了”。过去什么都可以潜规则，下至基层的小苍蝇，上至像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样影响着国家军队命运的军委副主席，很多人没有一点担当和责任，很可悲的。
    以前每次改革的时候，总有人到处跑，找领导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现在没有了。这次改革非常难得的是，习近平主席营造了一种改革的氛围，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的大气候。前年改革方案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大家普遍对改革的阻力有些担心。现在看，改革的阻力小于预期。
    就我的感觉，这轮反腐是军队严于地方。不仅是被惩治人员数量多，而且效果明显。过去的军队腐败不光是指郭徐等“大老虎”贪赃枉法，老百姓反感的，还有不务军、军队特权和胡吃海喝等军内不良现象。
    现在转变确实很大。比如，训练演习，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演习就是演戏”，都是安排好的，“红军”必胜。而这几年搞了几十次朱日和演习，都是“蓝军”完胜。什么都不告诉你，完全靠本事，有些军官很紧张，听说有的军官都不敢指挥。
    现在跑到地方酒店吃喝的军官少了，横冲直撞的违章军车少了。从这些可以小中见大地看到军队作风的变化。
    如何形成新“军魂”
    《南风窗》：在你看来，此次已经公布的军改方案，有哪些主要特点？
    公方彬：这次改革的重点是重构和优化军队的架构，重构体制编制、军队领导、指挥和管理体制。虽然也有裁军30万的大举措，但主要是裁撤一些辅助、后勤和可以军民融合的部门。
    军改吸收了世界大国军队建设的经验，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优势和传统。比如，吸收了西方国家军队特别是美军指挥体制的建设经验、俄罗斯改革后的战区特点，而继续保持我军特有的党委制、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等政治思想建军理念下的重要制度。
    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战争的发展愈来愈快。现代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编制的联合化、精干化，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精确化、隐形化和无人化，已成为趋势。
    而我军传统作战体系和指挥机构是建立在机械化甚至骡马化战争的基础上的，数十年没有太大变化。另外，长期以来，中国军队陆军数量庞大，海空军为辅。改革前，中央军委对陆军的领导，通过解放军四总部与分布在全国的七大军区施行。这不利于陆军部队的专业发展，也影响了联合作战的效能。
    这次改革打破了大陆军主义，组建了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不仅海空军的地位得到提高，导弹部队正式成立新的火箭兵兵种，还组建了新的兵种战略支援部队。同时，军队建设理念和目标也发生了深刻转变，陆军由区域防御向积极应对转型，海军由浅蓝向深蓝推进，空军由高空向太空突破，等等。
    这次军改初期，我就曾写过一个报告，提出陆军可以改为五大战区。我军最初划定军区，很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远距离投放能力有限，面临外来侵略时，怕后勤保障跟不上，所以划片立足本地防御。这么多年固定不变的军区划分，一个副作用是形成了很重的地域意识。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和我军投送能力的大大加强，到了以积极防御的思路重新划分和建设战区的时候。现在重新划分的五大战区，就是以作战任务为导向的，分别应对来自东北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等不同方向的安全威胁。
    除了上面提到的新军种的成立、联合作战体系的构建、新的战区的划分等，其他重要的内容包括：强化中央军委的领导；将以前在政治部领导之下的军纪委独立出来升格，并将给各战区配备纪委，还加强了军队的审计部门，组建了新的军队政法委，加强制度化的监督力量；从科学治军出发，还实行了军令政令分开。以前领导什么都得管，人事安排、孩子上学都得管。现在一部分人管建设，另一部分专管打仗，这样战斗力就会得到迅速提升。
    《南风窗》：你觉得这次军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公方彬：改革框架一出来，的确很振奋人。但要将这个改革方案完成，还需要几个支撑力。
    一是决策者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在推进过程中，各种力量可能作用过来，这就需要定力，不能遇到困难就变。二是军队的上下一心，超越个人利益。我们说军队作为一个集团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其中的个人是有利益的。这样牵涉巨大的改革，需要军队进一步发扬牺牲精神。三是社会力量的支持。改革一定是不会完美的，这需要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包容和支持。
    另外，改革的推进，本身需要各种磨合。比如，像战略支援部队这样一个新的军兵种，领导机构都是新组建，要形成新的有机体，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军队的精神信仰问题。我们讲军队“为人民服务”，要真正落到实处。过去军队存在钱权交易问题，存在腐化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仰的流失，金钱和享乐成了信仰。
    我们现在靠的是高压反腐形成的一时震慑，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监督制度，但长远来看，还是得靠信仰信念和价值支撑，才能保持持久。遏制腐败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重要的是“不想”，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追求的不再是金钱享乐这些，更重要的是理想信念的支撑。
“大国出去作战是必然的”
    《南风窗》：国内外各界都分析，此次的中国军改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你对此怎么看？
    公方彬：概括来说，我认为这次改革是我军建军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主要目标是将我军建设成为新生的维护世界安全力量。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军的第一次飞跃是当年毛泽东以古田会议为标志的“政治建军”，将农民军队、旧军阀军队打造成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解决了“为谁而战、谁来领导”的问题，使得一个弱小的军队成长起来，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过去多年，我军和世界上的大国军队都交过手，包括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苏联在珍宝岛战争，以及中印战争等，没有败绩。这说明我们的传统军队建设是有自己强大优秀之处的，不能妄自菲薄。
    这一次改革则是着眼于“大国军队”这一追求，要建设一支能够打赢现代化、信息化战争的军队，要解决的是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军队将在世界的大国军队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
    《南风窗》：为什么决策者要在此时推动军队改革？
    公方彬：首先是大的目标决定的。习近平主席一上任就提出了“中国梦”的战略。要建设“中国梦”，走大国道路，就必须要有强军梦作支撑。
    中国已经是大国，开始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要避免老被人说“搭便车”，就要承担世界责任，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发挥作用。你参与承担世界安全责任，不能光靠外援，仅仅拿着钱去吧？大国军队要能拉出去打才行。
    我们现在有维和部队，但维和部队也只是以民事为主，真的拉出去打的，我们还没有做。
    现在的中国军队仍然是机械化甚至骡马化的构建状态，几十年没太大变化，指挥机制、权力运行模式、军队训练和思维模式，很难适应现代化的作战和执行国际任务，不改革不行。
    再有就是周边安全威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周边似乎相对稳定，现在好像各种问题都出来了，是我们挑起的问题吗？不是这样的，而是中国当时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很多争议搁置下来了。现在来看，“拖”已经不行了，这就需要强大的军队作为保障。
    还有就是军队自我发展的要求。任何一支军队，都必须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否则就会被淘汰。
    《南风窗》：不久前刚通过的《反恐法》规定，在中央军委批准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向海外派出反恐部队。中国做好出兵海外的准备了吗？
    公方彬：中国向国际热点地区派兵，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这方面的需要，中国就可以出兵，否则承担国际安全责任就无从谈起。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已经在联合国会议上讲过，要建立8000人的常备维和部队。
    再比如叙利亚，海湾国家组成了作战集团，世界大国都介入了，只有中国站在一边，作为世界大国，别人怎么看你？这就涉及到中国对自己的国际角色定位问题。未来很多新难题，都会一再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你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
    《南风窗》：中国出兵海外，会不会与其他国家形成新冲突？
    公方彬：中国发展到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出口大国，已经不是仅仅着眼国内就能解决问题，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维护，很多时候，没有强大的海外武装保护能力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冲突，我们不能冷战思维，满脑子敌人，认为出兵海外就是跟美国或者别的国家争夺利益空间。习近平主席早就说过，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迈向命运共同体。
    注：刊于《南风窗》2016年2期 记者覃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