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婴系列 - - 杜月笙香港失窃记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在香港避居期间，差点栽在一个小蟊贼手里。
　　
　　事发
　　
　　1939年1月8日中午，杜月笙由两个保镖陪同前往香港新开张的一家沪菜馆“江南春饭庄”用餐。
　　这家饭庄三开间门面、两层楼。杜月笙和保镖上楼一看，楼上宽敞整洁，顾客少，两个角落里坐着两对情侣模样的男女，正边吃边谈；正中那张八仙桌旁坐着3个本地人打扮的汉子，沉着脸喝闷酒，以杜月笙那职业眼光判断，必是地痞无疑。
　　杜月笙3人落座后，点了酒菜。不一会儿，酒菜上来了，3人正吃着，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转脸望去，是一个30来岁的男子，衣衫褴褛，一看就知是一个叫花子。
　　叫花子上楼后，先去向那对情侣求乞，得了一枚银毫子，然后，又向那3个地痞模样的求乞，无获，于是悻悻来到杜月笙这一桌。杜月笙眼望着窗外，正观赏街景，保镖阿根、金龙毫不理会。叫花子便膝行上前，竟欲伸手吊住杜月笙的胳膊来个死缠。保镖阿根伸出手去一拨，就把他弄了个仰面朝天，把杜月笙座位旁边放皮包的那张凳子也弄翻了。
　　杜月笙被惊动了，转过脸来：“干什么?”
　　杜月笙这一喝问，阿根、金龙顿时不敢动弹，双双站在一旁。那叫花子也吓了一跳，连忙手脚利索地把凳子扶起来，原处放好，又把那个皮包也捧起来，放回凳子。叫花子提起篮子正欲退下，被杜月笙唤住：“且慢!赏他一块大洋!”
　　保镖给了叫花子一枚银洋，叫花子千恩万谢而去。
　　这时，3个地痞不知怎么吵起架来了，搅了杜月笙的雅兴，他瞥了他们一眼，鼻腔里哼了一声。那3位出口不逊，骂骂咧咧。保镖意欲上前教训，被杜月笙唤住：“你们吃你们的，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个地痞听见这话，一跃而起，直扑过来想打杜月笙。阿根早已挺身拦住3人，转眼就动起手来，交手只分把钟，就都被阿根打翻在地。那3位见势不妙，马上下楼开溜。
　　这一折腾，自是桌翻凳歪，保镖扶正桌子、端起凳子，从地下捡起杜月笙的皮包时，冷不防一声惊叫：“不对头!”
　　杜月笙给吓了个激灵，但是马上回过神来，一把抢过皮包，脸色顿时异样——皮包轻了许多!他连忙打开皮包一看，禁不住呻吟起来：皮包里装着的另一个褐色小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排查
　　
　　原来，在这个被窃的皮包里，装着两万元港币、一块玉佩、一本空白支票簿和一张被称为“密件”的纸。令杜月笙失态的就是这份密件。
　　这份特殊密件，隐藏着巨大机密——1937年11月9日，上海沦陷前3天，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忽然来到上海法租界华格皋路杜公馆秘密拜访杜月笙，对杜月笙说：“上海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帝国大本营高层一致认为：上海不能没有您杜先生。不久，我们准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该会会长必须由德高望重之士担任，自然非杜先生莫属。敝人今天登门拜访，就是恭请杜先生出山的。”
　　杜月笙听了，心里“格登”一声：日本人怎么这样性急，还没打下上海就来拉我当汉奸了?这件事实在太重大了，杜月笙一时是不可能考虑定夺的，于是对土肥原说：“此事，容杜某考虑考虑再说。”
　　当晚，杜月笙在公馆召开幕僚会议。会上，众人议定：杜月笙如马上下海当汉奸，不是明智的选择，但如若回绝日本人，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稳妥之法，是离开上海，留一些人与日方保持着关系，静观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再定自己的进退方略。
　　杜月笙于是决定去香港暂时居住。
　　1937年11月17日，杜月笙避开日本特务的监视，秘密乘坐法国“阿米拉斯号”货轮离沪赴港。杜月笙抵港一年后，汪精卫叛逃出国，发表《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当时，日本方面也还未向汪精卫提供经济支持，所以汪精卫集团成员皆手头拮据，捉襟见肘。
　　杜月笙一直注意着汪精卫，因为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获胜，汪精卫会执掌首位大权，成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者。以当时日本的气势，这个“如果”在许多人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决定秘密资助汪精卫，趁此机会来个雪中送炭，秘密集资50万元赠送汪精卫作为活动经费，进行政治投机。汪精卫接受那张50万元的即兑支票后，即按杜事先的要求把一张由汪精卫亲笔签名的收据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把收据放进小皮包里，准备携回住所后放进卧室内的保险箱，谁知这会儿竟不翼而飞了!
　　杜月笙这一急非同小可，他之所以把这张收据称为“密件”，是因为一旦落到蒋介石手里，他的这种行为就是“通敌”，会被蒋介石下令“密裁”也说不定。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把那个小皮包追回来。
　　杜月笙扑到窗前，见那3个地痞已经从店门里出去，遂吩咐道：“就是这3个小子做的手脚，去把他们弄上来。”
　　金龙冲下面一声叫唤，巷口停着的杜月笙车里的司机马上从车里跃出来拦住了3人。阿根早已下去，软硬兼施把3人弄到了楼上。一搜身，却并无赃款赃物。杜月笙大出意外，让阿根给他们每人100港币打发走了。
　　杜月笙稍一沉思，说：“这样看来，先前那个叫花子倒是可疑对象。阿根马上去给银行打个电话，让他们把那本支票封掉，有人去取款的话，把人扣住，马上通知我!”
　　然后，杜月笙返回住所，一个电话把香港黑社会头面人物、“新威帮”老大麦和尘请来，说了失窃经过，请他出面相帮找到那个叫花子，追回失物。麦和尘一口答应，于是当即传令下去找那个叫花子。
　　次日上午，麦和尘向杜月笙密报：那个叫花子已经找到了。杜月笙即派金龙、阿根去讯问，叫花子却矢口否认行窃，两个保镖搜查了叫花子的讨饭篮和全身，没发现什么线索。软硬兼施，利诱恫吓，叫花子都不承认偷过东西。
　　杜月笙寻思这事跟叫花子或许真没关系，想了想，便说：“看来不是他偷的，算了吧，放掉。”
　　叫花子被放掉后，杜月笙和阿根、金龙分析皮包失窃之谜，最后，3人议出了一个可能性：还是那3个地痞作案，之所以当时没搜到赃物，是因为他们得手下楼后立刻交给在楼下吃饭的同伙转移了!
　　杜月笙说：“得请麦和尘赶快查，否则，要出大事的!”
　　
　　意外
　　
　　麦和尘布置手下人调查了两天，终于查明了那3个地痞的情况。那3人分别名叫张宝根、屠保天、陈福海，都是在码头上管事的，一贯横行不法。麦和尘有心再往下查，却已是力不从心：原来，当时香港地面码头由黑社会组织“铁山帮”掌握，而“铁山帮”和麦和尘的“新威帮”向来是水火不容的冤家对头，十几年来曾发生过多次械斗，双方死伤数百人，“新威帮”势处下风。因此，“新威帮”近来一直不敢把触角伸向码头，生怕一触即发，惹恼了“铁山帮”又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冲突。
　　麦和尘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通过关系请警方出面调查。当然，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得请杜月笙本人定夺。杜月笙一听犯了嘀咕：“这件事让警方一沾手，那‘密件’的秘密难保不泄露，一旦被军统耳目侦知，却又如何是好?”
　　麦和尘便说：“先生可以放心，兄弟所请的警察，系警务处的朋友，并不是正规的报案出警，属于‘私了’胜质。”
　　杜月笙听了，便开了一张5000港币的支票交给麦和尘，让他先去张罗，不够再来取。麦和尘便去找了香港警务处的刑侦警司杨有斋。杨有斋与麦和尘是磕头换帖的结拜弟兄，自是一口答应。
　　杨有斋迅速秘密查访到了张宝根、屠保天、陈福海3人的情况：他们都是香港本地人，3人关系甚密，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许多横行不法之事。
　　当天晚上，杨有斋身穿便衣，怀里揣了一支手枪，独自悄然来到屠保天住处，冲正独坐着喝酒的屠亮出“派司”：“我是警务处的，找你谈件事，你看在这儿谈好还是去外面找个地方谈好?”
　　屠保天一惊，随即镇定下来，邀杨喝酒，杨有斋同意了。屠保天便去里间取酒，却不料一进去就不见出来了，杨有斋觉得不对头，进去一看，里面只有屠的家人，哪里还有屠保天的影子?原来这家伙已经从后门溜走了。
　　杨有斋又好气又好笑：好小子，你想逃出老子的手掌心，难如上青天!你这一逃，正好说明你心中有鬼!于是，便往另一嫌疑人张宝根住处德铺道那里的警署打了电话，让他们迅速派人去张宝根住处周围监视，如果发现屠保天去那里，立即予以拘押；如屠不去而张外出，则将张拘押，等候他过去处置。
　　打完电话，杨有斋拦了辆“的士”前往德铺道。他到那里时，警察署的人已经在张家周围监视了，一问，屠保天未去那里。杨有斋估计屠保天另去他处了，想了想，让警察去张家传讯张宝根，直接押送警务处。
　　张宝根一进警务处，便大吵大闹，说自己并无犯法之事。杨有斋等他吵够了，冷不防开腔问道：“你和屠保天、陈福海两个在‘江南春’干的好事，已经被我们知道了!这还叫‘不犯法’?”
　　张宝根暗吃一惊：“这……你们知道了?”
　　“嘿嘿，何消说得?你现在乖乖招供，算是首供，尚可网开一面!”
　　张宝根忙不迭表示愿招。杨有斋满怀希望，没想到张宝根招供的却是另外一个案件。据张供称，最近他和屠保天、陈福海两人和“铁山帮”的一个堂主赌钱，结果输光了本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他们合伙谋杀了一个广州来香港的商人，得黄金65两和一些珠宝。由于分赃不均，他们多次争吵，那天在“江南春饭庄”也是为此事吵起来的。
　　杨有斋听了，寻思这真个叫“歪打正着”，瞎倒弄出一个杀人谋财案子来了。他稍一沉思，便召集人员去起赃，并传令让拘捕屠保天和陈福海。
　　这样，杨有斋意外破获了一起大案，受到了警务处的嘉奖，但卡十月笙那边却落空了。
　　
　　物归
　　
　　次日，杨有斋由麦和尘陪着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听了情况，顿时愁锁眉宇。杨有斋于是请杜月笙别担忧，说：“杜先生失窃的皮包，在进‘江南春’的时候还在，后来就不翼而飞了，这中间，除了你们主仆3人外，还有以下人员有接触皮包的可能：饭庄楼上的那个跑堂、叫花子和张宝根、屠保天、陈福海5人。现在，叫花子和张宝根3人的疑点已经排除了，这样，窃贼就在跑堂和杜先生的保镖这3人之中。先请杜先生分析一下，您的这两个保镖是否有问题?”
　　杜月笙说：“阿根、金龙我清楚，不可能偷东西。”
　　“那偷您东西的人就是那个跑堂了!”
　　杜月笙想想也只有这个可能了，便请杨有斋调查。
　　30小时后，杨有斋得知：跑堂名叫陈友三，32岁，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流落江湖，据说靠行乞为生。此人在13岁左右，曾在粤闽交界的石佛寺当过杂役，待了5年才离开。陈友三的嗜好是赌博和女人，也喜欢喝酒。这次“江南春饭庄”开张，贴出告示招收跑堂，他是第一个上门求职的。老板试了一下，他竟能单手托起一个盛着12大碗水的木盘，上下楼三次，滴水不溅，于是马上收下。石佛寺是南少林寺的下院(分支)，那里的僧人都精通武功，这陈友三在那里待了5年，料想是学了些功夫的，否则哪里托得动那个盘子并且如此折腾?会功夫的自然手脚利索，因此，陈友三完全有可能当着杜月笙的面下手行窃而使人毫不知察。再说这家伙嗜赌、嫖、酒，那便是作案动机了。于是，杨有斋便决定对其着手进行调查。
　　杨有斋一连悄然跟踪陈友三三个晚上，发现他在晚上午夜饭庄关门后，都前往尖沙咀“宵宵欢”妓院过夜。这种花销，以陈友三一个跑堂的收入即使不吃饭不穿衣也难以支撑，此人何来那么些钱钞开销?
　　杨有斋便去找“宵宵欢”老板邝某，要求对方协助调查陈友三的情况，邝老板一口答应。
　　案件侦查很快就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当天下午，邝老板来到警务处求见杨有斋，一见面就掏出一个纸包包放在桌上，说：“这件东西是陈友三送给我手下的姑娘艳春花的。”
　　杨有斋打开一看，不禁窃喜：原来竟是杜月笙准备送给孟小冬的那块玉佩!
　　艳春花是邝老板手下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妓女，23岁，大约半个月前，陈友三来过一趟“宵宵欢”后，就盯上了她，几乎天天来嫖宿。几天前他来妓院时又对艳春花说要为其赎身，然后娶她。还送给艳春花一块玉佩，作为定情信物。
　　杨有斋立刻约了麦和尘去见杜月笙，出示玉佩，杜月笙见之大喜。杨有斋说明情况后，便让麦和尘安排人去“江南春饭庄”绑架陈友三。因为该案未曾向警方正式报过，没立过案，警方不便去公共场所逮人，否则案情可能会暴露，违背杜月笙交办时的初衷。
　　麦和尘立刻行动，绑架行动失利了，陈友三跳窗而遁。
　　杨有斋当即叫上两名便衣，急急赶到陈友三的住处搜查，结果从床底下的一口坛子里搜得了杜月笙的那个皮包，里面的港币已经不见了，只有一本支票簿和那张密件。
　　杜月笙见密件完好无损，大喜，当即拿出了30两黄金分赠杨、麦两人。
　　之后，陈友三不再在香港露面。这件事并未使杜月笙放弃与汗伪方面勾搭的意图，他继续留在香港静观风云变幻。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杜月笙见美国宣战，便知日本最后必败，于是就举家飞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仍当他的大亨。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在香港避居期间，差点栽在一个小蟊贼手里。
　　
　　事发
　　
　　1939年1月8日中午，杜月笙由两个保镖陪同前往香港新开张的一家沪菜馆“江南春饭庄”用餐。
　　这家饭庄三开间门面、两层楼。杜月笙和保镖上楼一看，楼上宽敞整洁，顾客少，两个角落里坐着两对情侣模样的男女，正边吃边谈；正中那张八仙桌旁坐着3个本地人打扮的汉子，沉着脸喝闷酒，以杜月笙那职业眼光判断，必是地痞无疑。
　　杜月笙3人落座后，点了酒菜。不一会儿，酒菜上来了，3人正吃着，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转脸望去，是一个30来岁的男子，衣衫褴褛，一看就知是一个叫花子。
　　叫花子上楼后，先去向那对情侣求乞，得了一枚银毫子，然后，又向那3个地痞模样的求乞，无获，于是悻悻来到杜月笙这一桌。杜月笙眼望着窗外，正观赏街景，保镖阿根、金龙毫不理会。叫花子便膝行上前，竟欲伸手吊住杜月笙的胳膊来个死缠。保镖阿根伸出手去一拨，就把他弄了个仰面朝天，把杜月笙座位旁边放皮包的那张凳子也弄翻了。
　　杜月笙被惊动了，转过脸来：“干什么?”
　　杜月笙这一喝问，阿根、金龙顿时不敢动弹，双双站在一旁。那叫花子也吓了一跳，连忙手脚利索地把凳子扶起来，原处放好，又把那个皮包也捧起来，放回凳子。叫花子提起篮子正欲退下，被杜月笙唤住：“且慢!赏他一块大洋!”
　　保镖给了叫花子一枚银洋，叫花子千恩万谢而去。
　　这时，3个地痞不知怎么吵起架来了，搅了杜月笙的雅兴，他瞥了他们一眼，鼻腔里哼了一声。那3位出口不逊，骂骂咧咧。保镖意欲上前教训，被杜月笙唤住：“你们吃你们的，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个地痞听见这话，一跃而起，直扑过来想打杜月笙。阿根早已挺身拦住3人，转眼就动起手来，交手只分把钟，就都被阿根打翻在地。那3位见势不妙，马上下楼开溜。
　　这一折腾，自是桌翻凳歪，保镖扶正桌子、端起凳子，从地下捡起杜月笙的皮包时，冷不防一声惊叫：“不对头!”
　　杜月笙给吓了个激灵，但是马上回过神来，一把抢过皮包，脸色顿时异样——皮包轻了许多!他连忙打开皮包一看，禁不住呻吟起来：皮包里装着的另一个褐色小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排查
　　
　　原来，在这个被窃的皮包里，装着两万元港币、一块玉佩、一本空白支票簿和一张被称为“密件”的纸。令杜月笙失态的就是这份密件。
　　这份特殊密件，隐藏着巨大机密——1937年11月9日，上海沦陷前3天，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忽然来到上海法租界华格皋路杜公馆秘密拜访杜月笙，对杜月笙说：“上海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帝国大本营高层一致认为：上海不能没有您杜先生。不久，我们准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该会会长必须由德高望重之士担任，自然非杜先生莫属。敝人今天登门拜访，就是恭请杜先生出山的。”
　　杜月笙听了，心里“格登”一声：日本人怎么这样性急，还没打下上海就来拉我当汉奸了?这件事实在太重大了，杜月笙一时是不可能考虑定夺的，于是对土肥原说：“此事，容杜某考虑考虑再说。”
　　当晚，杜月笙在公馆召开幕僚会议。会上，众人议定：杜月笙如马上下海当汉奸，不是明智的选择，但如若回绝日本人，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稳妥之法，是离开上海，留一些人与日方保持着关系，静观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再定自己的进退方略。
　　杜月笙于是决定去香港暂时居住。
　　1937年11月17日，杜月笙避开日本特务的监视，秘密乘坐法国“阿米拉斯号”货轮离沪赴港。杜月笙抵港一年后，汪精卫叛逃出国，发表《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当时，日本方面也还未向汪精卫提供经济支持，所以汪精卫集团成员皆手头拮据，捉襟见肘。
　　杜月笙一直注意着汪精卫，因为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获胜，汪精卫会执掌首位大权，成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者。以当时日本的气势，这个“如果”在许多人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决定秘密资助汪精卫，趁此机会来个雪中送炭，秘密集资50万元赠送汪精卫作为活动经费，进行政治投机。汪精卫接受那张50万元的即兑支票后，即按杜事先的要求把一张由汪精卫亲笔签名的收据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把收据放进小皮包里，准备携回住所后放进卧室内的保险箱，谁知这会儿竟不翼而飞了!
　　杜月笙这一急非同小可，他之所以把这张收据称为“密件”，是因为一旦落到蒋介石手里，他的这种行为就是“通敌”，会被蒋介石下令“密裁”也说不定。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把那个小皮包追回来。
　　杜月笙扑到窗前，见那3个地痞已经从店门里出去，遂吩咐道：“就是这3个小子做的手脚，去把他们弄上来。”
　　金龙冲下面一声叫唤，巷口停着的杜月笙车里的司机马上从车里跃出来拦住了3人。阿根早已下去，软硬兼施把3人弄到了楼上。一搜身，却并无赃款赃物。杜月笙大出意外，让阿根给他们每人100港币打发走了。
　　杜月笙稍一沉思，说：“这样看来，先前那个叫花子倒是可疑对象。阿根马上去给银行打个电话，让他们把那本支票封掉，有人去取款的话，把人扣住，马上通知我!”
　　然后，杜月笙返回住所，一个电话把香港黑社会头面人物、“新威帮”老大麦和尘请来，说了失窃经过，请他出面相帮找到那个叫花子，追回失物。麦和尘一口答应，于是当即传令下去找那个叫花子。
　　次日上午，麦和尘向杜月笙密报：那个叫花子已经找到了。杜月笙即派金龙、阿根去讯问，叫花子却矢口否认行窃，两个保镖搜查了叫花子的讨饭篮和全身，没发现什么线索。软硬兼施，利诱恫吓，叫花子都不承认偷过东西。
　　杜月笙寻思这事跟叫花子或许真没关系，想了想，便说：“看来不是他偷的，算了吧，放掉。”
　　叫花子被放掉后，杜月笙和阿根、金龙分析皮包失窃之谜，最后，3人议出了一个可能性：还是那3个地痞作案，之所以当时没搜到赃物，是因为他们得手下楼后立刻交给在楼下吃饭的同伙转移了!
　　杜月笙说：“得请麦和尘赶快查，否则，要出大事的!”
　　
　　意外
　　
　　麦和尘布置手下人调查了两天，终于查明了那3个地痞的情况。那3人分别名叫张宝根、屠保天、陈福海，都是在码头上管事的，一贯横行不法。麦和尘有心再往下查，却已是力不从心：原来，当时香港地面码头由黑社会组织“铁山帮”掌握，而“铁山帮”和麦和尘的“新威帮”向来是水火不容的冤家对头，十几年来曾发生过多次械斗，双方死伤数百人，“新威帮”势处下风。因此，“新威帮”近来一直不敢把触角伸向码头，生怕一触即发，惹恼了“铁山帮”又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冲突。
　　麦和尘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通过关系请警方出面调查。当然，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得请杜月笙本人定夺。杜月笙一听犯了嘀咕：“这件事让警方一沾手，那‘密件’的秘密难保不泄露，一旦被军统耳目侦知，却又如何是好?”
　　麦和尘便说：“先生可以放心，兄弟所请的警察，系警务处的朋友，并不是正规的报案出警，属于‘私了’胜质。”
　　杜月笙听了，便开了一张5000港币的支票交给麦和尘，让他先去张罗，不够再来取。麦和尘便去找了香港警务处的刑侦警司杨有斋。杨有斋与麦和尘是磕头换帖的结拜弟兄，自是一口答应。
　　杨有斋迅速秘密查访到了张宝根、屠保天、陈福海3人的情况：他们都是香港本地人，3人关系甚密，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许多横行不法之事。
　　当天晚上，杨有斋身穿便衣，怀里揣了一支手枪，独自悄然来到屠保天住处，冲正独坐着喝酒的屠亮出“派司”：“我是警务处的，找你谈件事，你看在这儿谈好还是去外面找个地方谈好?”
　　屠保天一惊，随即镇定下来，邀杨喝酒，杨有斋同意了。屠保天便去里间取酒，却不料一进去就不见出来了，杨有斋觉得不对头，进去一看，里面只有屠的家人，哪里还有屠保天的影子?原来这家伙已经从后门溜走了。
　　杨有斋又好气又好笑：好小子，你想逃出老子的手掌心，难如上青天!你这一逃，正好说明你心中有鬼!于是，便往另一嫌疑人张宝根住处德铺道那里的警署打了电话，让他们迅速派人去张宝根住处周围监视，如果发现屠保天去那里，立即予以拘押；如屠不去而张外出，则将张拘押，等候他过去处置。
　　打完电话，杨有斋拦了辆“的士”前往德铺道。他到那里时，警察署的人已经在张家周围监视了，一问，屠保天未去那里。杨有斋估计屠保天另去他处了，想了想，让警察去张家传讯张宝根，直接押送警务处。
　　张宝根一进警务处，便大吵大闹，说自己并无犯法之事。杨有斋等他吵够了，冷不防开腔问道：“你和屠保天、陈福海两个在‘江南春’干的好事，已经被我们知道了!这还叫‘不犯法’?”
　　张宝根暗吃一惊：“这……你们知道了?”
　　“嘿嘿，何消说得?你现在乖乖招供，算是首供，尚可网开一面!”
　　张宝根忙不迭表示愿招。杨有斋满怀希望，没想到张宝根招供的却是另外一个案件。据张供称，最近他和屠保天、陈福海两人和“铁山帮”的一个堂主赌钱，结果输光了本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他们合伙谋杀了一个广州来香港的商人，得黄金65两和一些珠宝。由于分赃不均，他们多次争吵，那天在“江南春饭庄”也是为此事吵起来的。
　　杨有斋听了，寻思这真个叫“歪打正着”，瞎倒弄出一个杀人谋财案子来了。他稍一沉思，便召集人员去起赃，并传令让拘捕屠保天和陈福海。
　　这样，杨有斋意外破获了一起大案，受到了警务处的嘉奖，但卡十月笙那边却落空了。
　　
　　物归
　　
　　次日，杨有斋由麦和尘陪着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听了情况，顿时愁锁眉宇。杨有斋于是请杜月笙别担忧，说：“杜先生失窃的皮包，在进‘江南春’的时候还在，后来就不翼而飞了，这中间，除了你们主仆3人外，还有以下人员有接触皮包的可能：饭庄楼上的那个跑堂、叫花子和张宝根、屠保天、陈福海5人。现在，叫花子和张宝根3人的疑点已经排除了，这样，窃贼就在跑堂和杜先生的保镖这3人之中。先请杜先生分析一下，您的这两个保镖是否有问题?”
　　杜月笙说：“阿根、金龙我清楚，不可能偷东西。”
　　“那偷您东西的人就是那个跑堂了!”
　　杜月笙想想也只有这个可能了，便请杨有斋调查。
　　30小时后，杨有斋得知：跑堂名叫陈友三，32岁，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流落江湖，据说靠行乞为生。此人在13岁左右，曾在粤闽交界的石佛寺当过杂役，待了5年才离开。陈友三的嗜好是赌博和女人，也喜欢喝酒。这次“江南春饭庄”开张，贴出告示招收跑堂，他是第一个上门求职的。老板试了一下，他竟能单手托起一个盛着12大碗水的木盘，上下楼三次，滴水不溅，于是马上收下。石佛寺是南少林寺的下院(分支)，那里的僧人都精通武功，这陈友三在那里待了5年，料想是学了些功夫的，否则哪里托得动那个盘子并且如此折腾?会功夫的自然手脚利索，因此，陈友三完全有可能当着杜月笙的面下手行窃而使人毫不知察。再说这家伙嗜赌、嫖、酒，那便是作案动机了。于是，杨有斋便决定对其着手进行调查。
　　杨有斋一连悄然跟踪陈友三三个晚上，发现他在晚上午夜饭庄关门后，都前往尖沙咀“宵宵欢”妓院过夜。这种花销，以陈友三一个跑堂的收入即使不吃饭不穿衣也难以支撑，此人何来那么些钱钞开销?
　　杨有斋便去找“宵宵欢”老板邝某，要求对方协助调查陈友三的情况，邝老板一口答应。
　　案件侦查很快就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当天下午，邝老板来到警务处求见杨有斋，一见面就掏出一个纸包包放在桌上，说：“这件东西是陈友三送给我手下的姑娘艳春花的。”
　　杨有斋打开一看，不禁窃喜：原来竟是杜月笙准备送给孟小冬的那块玉佩!
　　艳春花是邝老板手下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妓女，23岁，大约半个月前，陈友三来过一趟“宵宵欢”后，就盯上了她，几乎天天来嫖宿。几天前他来妓院时又对艳春花说要为其赎身，然后娶她。还送给艳春花一块玉佩，作为定情信物。
　　杨有斋立刻约了麦和尘去见杜月笙，出示玉佩，杜月笙见之大喜。杨有斋说明情况后，便让麦和尘安排人去“江南春饭庄”绑架陈友三。因为该案未曾向警方正式报过，没立过案，警方不便去公共场所逮人，否则案情可能会暴露，违背杜月笙交办时的初衷。
　　麦和尘立刻行动，绑架行动失利了，陈友三跳窗而遁。
　　杨有斋当即叫上两名便衣，急急赶到陈友三的住处搜查，结果从床底下的一口坛子里搜得了杜月笙的那个皮包，里面的港币已经不见了，只有一本支票簿和那张密件。
　　杜月笙见密件完好无损，大喜，当即拿出了30两黄金分赠杨、麦两人。
　　之后，陈友三不再在香港露面。这件事并未使杜月笙放弃与汗伪方面勾搭的意图，他继续留在香港静观风云变幻。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杜月笙见美国宣战，便知日本最后必败，于是就举家飞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仍当他的大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