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 -军统“密杀令”失窃案

1943年5月1日,上海临安路135弄一幢不引人注目的陈旧小洋房内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盗窃案。由于被窃的赃物是一份由国民党军统局首脑戴笠签署并报请蒋介石批准的“特别密杀令”,该案遂成为惊动远在重庆的戴笠和时任汪伪政府要职的大汉奸周佛海日夜关注的特别重大案件……
　　一
　　这是一条位于上海闹市区中心地带的著名马路,早在1865年就已修筑,属于法租界范围,最初名叫公馆马路,1907年由法租界工部更名为巨籁达路,1913年又改为恺自尔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上海,遂改名为临安路。
　　临安路135弄,是一条长不过70米的小弄堂,弄底被一道高约两米的砖墙所拦断,这类格局的弄堂被上海人称为“断头浜”。135弄内皆是清一色的石库门房子,只有弄底靠近砖墙处,有一幢陈旧的三层小洋房,“军统‘密杀令’失窃案”就发生在这里。
　　这幢小洋房的产权,属于一个宁波商人,但此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上海,把房子委托给在沪的一位亲戚代为出租,并收取若干房租。20年间,已经有十三位房客租住过这幢洋房,最后一次租住该房的房客,名叫姜惺真,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对外身份是瑞士在上海的“蒙特尔洋行”的买办,真实身份则为国民党军统局派驻上海区的译电员兼交通站长。
　　当时的上海,已经全部处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工人员的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或者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即臭名昭著的“76号”)破获拿下。所以,由姜惺真领导的这个地下交通站,一向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非分之举。
　　1943年4月30日上午,姜惺真在洋行上班时接到一个暗语电话,告知当晚有一份特别重要的绝密电报送达他的住所,嘱其收到后立即翻译出来,然后根据再度接到的密令,转送至新址。姜惺真作为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已经待了两年有余,经手过数百份密件的翻译和转送,但从未接到过措辞如此严厉的指令。他意识到这份电报一定是非同小可地重要,因此他不敢生丝毫怠慢之心,向洋行老板回掉了当晚本已说好了的宴请,不到5分钟就回到家里,坐等交通员把密电送来。
　　巧的是,当天傍晚临安路一带同时发生了两名日本军官被杀的案件,据说这是活跃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所为。日本宪兵队当即出动,将临安路等几条马路戒严,直到晚上10点以后才撤销戒严令。姜惺真为此急得坐立不安,深恐前来递交密电的交通员稀里糊涂地撞进日本人的戒严区,落网漏馅。直到听见外面传来了约定的叩门声,这才松了一口气。
　　姜惺真送走了交通员,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到三楼书房,拿出密写药水,把密藏于《日语会话300句》内的那份密电显示出来,抄于一张白纸上,然后开始翻译。作为一名称职的译电员,姜惺真早已把几套密码背得滚瓜烂熟,这也是对地下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免得密码本一旦落入他人手里后出现麻烦。姜惺真只用了20分钟就把这份密电翻译出来了,并用另一种密写药水写于一份新出版的《上海市区地图》上,然后销毁了原件,藏起了密写药水。
　　做完这一切,姜惺真这才觉得浑身疲软,腹中鼓鸣如雷。这时,他的“妻子”韩慧慧进来了,说:“好了吧?晚饭已经热过四次了,我也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下楼去吃吧,我烫了一壶‘绍兴花雕’呢。”
韩慧慧原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一名舞女,后来被发展为军统局特工,属于送送情报传传话的小角色。当姜惺真奉命派赴上海后,韩慧慧便受命扔下自己的家庭,和姜惺真组成一个家庭。从那时起,她就不做舞女了,成为了买办夫人、家庭妇女。两人虽然都是有家室的人,但长时间同住一处,早已弄假成真,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份野鸳鸯的情意竟比原配夫妻还要深浓。
　　姜惺真点点头,一边把《上海市区地图》折成长条状,放进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公文包的底部夹层,一边问道:“杨妈睡了?”
　　“嗯,8点半我就已经让她睡了。”
　　杨妈是他们雇用的娘姨,来自苏北乡下,她对姜惺真“夫妇”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姜惺真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和韩慧慧一起喝了‘绍兴花雕’。然后,两人回到三楼卧室,解带宽衣,相拥而卧。
　　这时,是午夜零点十分。
　　江南地区,暮春夜短,早晨4点半许,已经是东方破晓,百鸟啁啾了。韩慧慧被鸟叫声吵醒,头脑里好像打翻了一盆浆糊,一片混沌。她在床上躺了几分钟,便翻身坐起,想上了卫生间后再睡个回笼觉。她拉开房间门,一阵轻风迎面拂来,带来的寒意使几近赤身裸体的韩慧慧连打数个寒战。这阵风也吹走了她头脑中的浆糊,她顿时清醒起来了。这一清醒,她马上觉得不对头:后面书房的窗户怎么开着?
　　在这个特工家庭中,生活中的每一件看似细小的事情,都是他们应当注意的地方。其中每天关窗睡觉便是其中一个内容,即使是盛夏酷暑天,他们也是关窗睡觉的。有时实在热得受不住了,又怕关窗会引起邻居的议论,两人就开着窗轮流睡觉。可是,现在这是怎么了,难道昨晚姜惺真收拾完东西后离开书房时忘记关窗了?
韩慧慧惊得连卫生间也不上了,径直去了书房。一看,果不其然,后面的窗户敞开着!她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别是遭贼偷了?
　　她稍一定神,转头扭颈,四下顾盼,见书桌抽斗、橱柜均完好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动手关上了窗户。
　　韩慧慧重新躺到床上时,冰凉的身体惊醒了姜惺真。姜惺真睡眼惺忪地嘀咕了一句“你身上怎么这样凉”,就翻了个身又睡了。但韩慧慧的回答马上使他像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我去书房关窗了。”
　　姜惺真毕竟是军统局特务训练班的高才生,马上清醒过来,甚至脸上的那层浓浓睡意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一双眼睛定定地盯着韩慧慧,急巴巴地问道:“你说什么?”
　　韩慧慧把话语重复了一遍。
　　姜惺真未及听完,便已跳到地上,鞋也顾不得穿,三步并作两步奔向书房。韩慧慧下意识地跟在假丈夫后面,还没挨近书房门,就听到书房里传出了姜惺真的那竭力压低的怪叫声,“啊——”
　　“发生了什么事?”韩慧慧感到自己的一颗心在胸腔里狂跳。她闯进了书房,只见姜惺真站在书桌前,双手抱着头,像是挨了唐三藏的“紧箍咒”的孙猴子那样痛苦地发出叫声。
　　直到此时,韩慧慧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下意识地挨近姜惺真,用舞女特有的职业动作轻轻地挽住了对方的腰,嘴唇微启,吐出了娇嗲的询问:“惺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呀!”
　　姜惺真像患了严重的皮疼症似的哼哼着,“皮包……丢了!”
　　韩慧慧似乎松了一口气,“丢了就丢了,再……”
　　她本想说“再买一个就是了”,但骤然间砸过来的一个重巴掌把她后面的话语打回了肚子里。
　　姜惺真咆哮道:“你知道什么?皮包里装着昨晚的那份特别密令!”
　　“啊——”韩慧慧也愣住了,尽管口鼻在渗血,但她已经不觉得疼痛了。
　　叙述到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这份密令的情况——
　　由于这份密杀令与大汉奸周佛海有着重要关系,所以这里先要从周佛海说起。
　　1938年12月,周佛海与汪精卫相互勾结,于19日登上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专机,逃往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后来,周佛海在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内掌握着财政、外交、特工、军事等大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被人称为“汪伪政府的实权派”。
　　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大扩展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欧亚美的许多国家都对日本宣战,致使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境更加孤立。周佛海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寻找自己的出路,他背着汪精卫,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向重庆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请求自首,以便自赎”。这个想法是由军统局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时任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程克祥秘密赴重庆时向戴笠提出的。戴笠得到这一消息,万分兴奋,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表示同意。
　　于是,戴笠写了致周佛海的亲笔信,并由蒋介石在信上标上一个“可”字,托程克祥带往南京交给周佛海。
　　从此,周佛海算是与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伪“满洲国”方面和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物资供应,以及对付美国的作战计划、日军准备进攻贵州等方面的情报;此外,周佛海还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在上海、南京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开展活动。
　　在这之前,军统局已经通过住在香港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开始了对另一大汉奸、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进行“策反”活动。李士群表示“可以考虑”。这给了戴笠一个很大的希望,便于1941年8月30日派专人给李士群捎话,“你对李士群说,现在给他一个机会:或者把汪精卫杀了,我们将集中力量接应他安全撤退;或者趁汪到苏州时,将汪劫持,我保证向蒋委员长推荐,给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协助我们完成制裁汪的工作,我发给他奖金三百万元,参加行动的人员我保证以后可保送出国深造。”
　　但是,当时李士群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已经上升了,他担任了伪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主任,所以拒绝了戴笠的要求。
　　以戴笠的心思,李士群的拒绝还不至于激起他如何的愤恨。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令戴笠不得不对李士群恨得咬牙切齿了——1941年11月,由李士群主持的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了军统局上海区的全部组织。戴笠闻讯后,气恼万分,指天发誓,“此仇非报不可!”
　　但是,戴笠考虑到当时的局面和被捕人员的安全,不得不强忍这口气,仍决定不中断与李士群的联系。
　　李士群知道自己与军统局的关系不深,就另外开辟了一条路,与国民党中统局拉关系。如此进行到1943年,他想想不妥,便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李士群这种首鼠两端、脚踏几条船的态度,当然逃不过军统的监视,戴笠每月一报,把李的情况当面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当时正准备迎接美国军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因此急于利用汪伪这支力量消灭新四军,独吞胜利果实。李士群的这种态度,使得蒋介石担心他到时候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实权,从中掣肘,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将李士群除去。
　　诛除李士群的任务,蒋介石交给了戴笠,限期在秋天前必须解决。
　　戴笠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考虑和与军统局特工专家的密议,最后决定把此事交给周佛海去完成。
　　姜惺真昨晚翻译出的那份密令,就是由戴笠亲自起草的给周佛海的密杀令。
　　可是,姜惺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一份重要密件,竟然会在他手上丢失了!
　　当时的上海滩,已经完全是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天下。而由李士群直接控制的“76号”的特务,日夜横行在街头巷尾。这份密电的丢失,即便不是日本人或者“76号”直接派人窃去的,现在一旦离开了这个交通站,也有可能落在“76号”手里,这等于是向李士群直接下达了一个通知。这样一来,不但形成了诛除李士群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将对周佛海构成了致命性威胁,影响蒋介石的整个计划。因此,这个祸闯得实在是太大了,大到简直难以想象。
　　这一点,姜惺真在最初发现密电失窃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了。而韩慧慧,在明白发生什么事后也意识到了。此刻,这对假夫妻耳畔似乎已经敲响了丧钟。
　　姜惺真和韩慧慧双双瘫坐在书房的地板上,姜惺真沉重地喘着气,就像胸口压上了一块大石头。韩慧慧只是捂着脸哭,慌得已经六神无主了。
　　一会儿,韩慧慧抬起脸,涕泗横流地望着姜惺真,问道:“惺真,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姜惺真沉思良久,临末长叹了一口气,“坐等天明,然后向上报告。至于结果如何,那就听天由命吧!”
　　
　　二
　　当时,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人员,出于防范,也采取“单纯联络”的方式取得联系。但姜惺真算是军统上海区的重要人物,所以他的上线直接是军统局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他那里虽有一部电话,但是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通过电话联系的。姜惺真到这时,也顾不得这事是否属于“万不得已”了,度日如年地等到上午7点,便给齐庆斌打了电话。
　　齐庆斌接到这个电话,比接到报丧电话还要吃惊,愣了好一会儿才以沉重无比的声调指令姜惺真“坐等派员上门”。
　　过了三刻钟,来了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姜惺真是认识的,姓钟名公君,原是军统特训班的行动术教官,挂上校军衔,是军统局的处级特务,此时不知在上海区担任着什么职务。另一个年轻些的瘦高个,对钟执礼甚恭,看样子多半是钟公君的助手。
　　姜惺真见来人是认识的,而且还是自己的教官,便也不顾脸面,和韩慧慧双双跪于地上,磕头如捣蒜,只求开脱罪名,愿意答应对方的任何条件。那韩慧慧自恃有着几分姿色,一边哀告,一边不住地朝对方抛媚眼。
　　钟公君好似冷面判官,没答理姜、韩两人的求告,甚至连茶也不喝一口,只是公事公办地让姜惺真说明丢失密电的经过。
　　姜惺真在叙述的时候,韩慧慧进了卧室,拿出了她和姜惺真的黄金戒指、项链和手表,要塞给钟公君,却遭到了拒绝。
　　钟公君听完姜惺真的叙述后,和助手去了书房,开始查勘现场。
　　书房大约14平方米面积,那排落地长窗外有一个3平方米大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往下看去,后面大约5米处就是弄堂尽头的那堵3米高的砖墙。阳台的铁栏杆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
　　钟公君以手拭了拭栏杆,“这是你们擦的?”
　　姜惺真回答,“是娘姨擦的。”指指韩慧慧,“她喜欢干净,每天督促着娘姨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擦得清清爽爽。”
　　钟公君的助手分析,“若窃贼是从后面爬上阳台进入屋里的,那么他必须借助于绳索或者勾子之类的作案工作,这就势必要在阳台栏杆上留下痕迹。可是,现在阳台栏杆上没有任何痕迹,这就说明窃贼并不是从后面爬上来的。”
　　钟公君点点头,稍停下又摇头,“可是,他如果是从后面进入现场的,离开前是可以把痕迹擦去的,他离开时可不必再爬阳台,而改走大门了。”
　　“经理的意思是倾向于窃贼是从后面爬上来的?”
　　钟公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一个贸易公司的经理,所以助手有此称呼。
　　“不,我在想,窃贼若是从后面爬上去,他怎么爬法?你说用了绳索或者铁钩之类,我看可能性几近于无。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使用了这类作案工具,那么肯定会在这栏杆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可是,现在这上面并没有这种痕迹,所以,我说他并没有使用绳索之类的作案工具。这样,他就只有一条途径能够进入现场,就是从墙头上直接跳过来。这就不可思议了——这墙头距阳台栏杆的高度少说也有3米,而宽度也有5米,一个人站在墙头上,没有助跑条件,也不借助于任何工具,你们说行吗?”
前面说过,钟公君原先担任过军统局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教官,是个国术行家,举凡杀人绑架、上墙攀物、纵火爆炸,都是他的拿手好戏。现在,以他的看法说窃贼无法从阳台直接进入现场,那就是给作案方式定了性。那么案犯进入现场的途径只有一条了——是从楼上下楼后进入的。
　　钟公君并不说出这一点,而是扫视着助手和姜惺真“夫妇”,眼光中兜着一个问号,你们明白了吗?
　　姜惺真两人不敢开口,助手问道:“经理的意思是指窃贼是从楼下进入的?”
　　“我寻思差不离。”
　　钟公君说完这句话,转身进入当会客室的卧室外面的那个房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望着跟过来的三人,眼光在姜惺真的脸上停留,“被窃的东西除了那个皮包,还有什么?”
　　姜惺真回答道:“我们还没有清点,因为怕破坏了现场。”
　　钟公君指指韩慧慧,对助手说:“你们两个去清点一下。”
　　韩慧慧两人去书房后,钟公君瞅着姜惺真道:“这个案件,看起来基本上是内贼下的手啊!”
　　姜惺真不敢吭声,想了想,点点头。
　　钟公君扳着手指头,“你这里一共三个人,你一个,韩慧慧一个,娘姨一个。你是可靠的,这点毫无问题。韩慧慧怎么样?”
　　“她是上峰物色后给我指派过来的,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我跟她相处了这么些时间,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娘姨呢?”
　　这个,姜惺真在目前情势下就不敢打保票了,他摇摇头,“对娘姨——杨妈,我不敢担保。”
　　“这个娘姨是谁给你介绍的?”
　　“是我供职的那家洋行的一个同事给我介绍的。”
　　钟公君的脸阴了下来,“报告过吗?”
　　“我向上峰报告过,齐先生也曾跟她接触过。估计上峰也派人对其背景调查过的。”
　　钟公君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丢进了烟缸,“不管怎么说,这娘姨是个可疑分子!这个案件的调查要以她为主。”
　　这时,韩慧慧两人清点结束过来报告——除了那个装密件的皮包外,还被窃去工艺小钟一个、打簧表一块、现金230元,这是书房中的;会客室内失窃一幅古画和一个明代的摆饰件鎏金铜蛙。
　　钟公君想起进门时姜、韩想献送的黄金首饰和手表,“你们刚才拿出来的那些值钱玩意儿倒没让窃贼看上?”
　　姜惺真说:“那些我们都放在房间里的,我们睡觉时房门是上锁的。”
　　钟公君起身去看了看房间门上的“司必灵锁”,动手试了试,问:“你们扣上了保险?”
　　“没有。我们从来不扣的。”姜惺真老老实实地回答。
　　查到这里,钟公君感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查的了,于是便说:“娘姨呢,我跟她见见面。”
　　韩慧慧说:“在楼下,我去叫她上来。”
　　“不用。这事不管是不是她做的,现在我们先别惊动她。这样吧,我们一起到楼下去,要她弄早点给我们吃,顺便跟她接触接触。”
　　于是,四人下了楼,韩慧慧竭力装出与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吩咐杨妈给每人下一碗面条。
　　钟公君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打量着杨妈。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乡下女子,矮矮胖胖,肤色很白净,人收拾得很清爽,很喜欢说话,说的是苏北话,大概是受了风寒,说话时不时还咳几声。钟公君和她聊了几句,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钟公君和助手离开姜惺真的住所后,随即把情况向军统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作了汇报。齐庆斌指令:一、命令姜惺真向洋行请假,待在住所留守;二、即刻开展对娘姨杨妈的秘密调查;三、命令打入在“76号”的军统特务密切注视李士群的动向。
　　齐庆斌决定此时先将此事压一压,如果找回密电,那就把此事就地化解;找不回,再作计议。
　　钟公君负责对杨妈进行秘密调查。他真可算得上“神通广大”,只用了半天,就查明了杨妈的情况:出生于江苏泰州乡下,丈夫曾吃过国军行伍饭,后来受伤退伍,双双来到上海,丈夫做小生意,她就给人帮佣。生有两子一女,均在乡下。未发现与各种政治派系人员有过接触来往,丈夫也未参加任何帮会组织。
　　当天晚上,钟公君就向齐庆斌汇报了调查结果。
　　齐庆斌问钟公君,“你看杨妈是否有作案嫌疑?”
　　“我看她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钟公君说出的理由很简单,但却很难驳倒,“我和她接触过,发现她患着‘百日咳’。为此我特地还向韩慧慧了解过,她说,杨妈晚上咳得特别厉害,她前两天还给杨妈吃过药片。因此,如果是杨妈作案的话,那抑制不住的咳嗽声音肯定会把姜惺真、韩慧慧惊醒。”
　　以齐庆斌执掌军统上海区的水平,这番分析自是能够接受的。于是,杨妈的嫌疑被排除了。
这样,这起案件就成了一起稀奇古怪的疑案。分析下来,疑是外贼以撬锁或者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后登堂入室作的案。于是,当天晚上齐庆斌派钟公君冒险去了姜惺真的住所,再次对现场进行勘查。勘查结果是:未在门锁的锁舌上发现撬痕,而杨妈称她每天临睡前都是把底楼的门锁扣上保险的。
　　最后一点疑虑也排除了,齐庆斌终于意识到:靠军统上海区的力量已经无法侦破这个案件了。
　　怎么办?
　　齐庆斌决定向周佛海通报情况,请周佛海解决此案。
　　
　　三
　　当时,周佛海在上海、南京都有住所,上海的住所位于愚园路1136弄。那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幽静而隐蔽。这条弄堂内原有十余座独立的花园洋房。1939年夏,汪精卫、周佛海等巨奸从香港到上海后,根据日本方面的安排,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罗君强、陈春圃、汤良礼等人分宅而居,由“76号”的特务以及日本宪兵队便衣昼夜提供严密的保护。
　　不言而喻,齐庆斌这时候去周佛海上海的住所是不方便的。于是,他就通知周佛海:有要事约见,最好不在上海见面。
　　周佛海马上答复:那就改去南京他的住所。
　　1943年5月2日,齐庆斌单独赴南京,直奔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
　　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位于西流湾8号,那是置于一条幽深的小巷中的两幢松柏掩映着的西式洋楼,当时伪政府的汉奸们称此住所为“周公馆”。据资料记载,“周公馆”于1932年4月初开始动工营造,当年11月底竣工,12月周佛海全家迁入。公馆三面绕塘,翠竹垂柳,映着春水绿波;院内有花园,花木丛簇,奇石嶙峋,曲径通幽。公馆共有楼房两幢计22间,西式平房6进28间,另有地下室2间。抗战初期,日本久攻上海不下时,时常派飞机轰炸南京,当时南京国民党显贵公馆内修地下室的极少,一些显贵如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明扬、胡适等便常去那里躲避空袭,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去过几次。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回到已经离开三年的公馆,已是“断壁颓垣,荒烟茅草”,整修了三四个月方才重新入住。但是,1943年1月11日,“周公馆”突然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周佛海在大火被扑灭后,“巡视焚毁情形,颇觉凄凉”。汪精卫为安慰他,下令准予周佛海一家搬至汪伪政府设在中山北路的“迎宾馆”。“迎宾馆”原为孙科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时所建,房屋也很精巧雅致。
　　齐庆斌与周佛海见面的地点,就是在周佛海暂住的“迎宾馆”。
　　齐、周见面后,周佛海首先问如此紧急是为哪桩紧要事情。齐庆斌向先周佛海转达了军统密杀令的内容,说这是为了接下去说明事情的需要,并非正式的传达命令。军统密杀令文,他本人也没过目,只是听姜惺真说了个大概,应当以密杀令电文译件为准。周佛海听军统让他解决李士群,心中已经大感震惊,待到听齐庆斌接着一说密电失窃之事,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倒抽一口冷气道:“有这等事?这……齐先生,恕我直言,贵方这样做不是拿周某的性命开玩笑吗?须知那李士群手握特工大权,‘76号’的耳目遍布整个上海滩!这份密电一旦落入他的手里,不单是我的性命休矣,连我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呀!”
　　齐庆斌只好向周佛海表示歉意,说事已如此,此刻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了,还是双方携手共同秘密调查此事,尽最大的可能将事故苗子扼杀。
　　这样一说,周佛海的头脑也清醒了,寻思看来只有如此才算上策了。于是,他便问齐庆斌打算怎么办。齐庆斌向周佛海介绍了昨天案件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说仅凭军统上海区现时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这件事了,所以要请周先生出面了。
　　周佛海问:“我出面能做什么事情呢?”
　　“先生出面做的事情,是动用您的关系,包括日本人方面的关系,尽快弄清此事是否与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我们照有关系的去考虑对策;反之,则就另外设法把失窃的密电找回来。这是我们的考虑,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周佛海仔细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点头道:“好吧!我马上去上海。”
　　“对,此事必须由先生坐镇上海了。万一事情不妥,必须撤离的话,从上海走也方便些。”
　　周佛海问:“此事是否已经报告雨农先生了?”
　　“我们还没有向戴局长报告此事,主要是出于对秘密电台的保护。我们不清楚此事究竟是不是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的行为,为防万一,我已经下令停止使用电台。”
　　齐庆斌这样说,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之所以隐瞒不报,主要是为防止戴笠乃至蒋介石对此事严加追究。眼下还有机会迅速追回密电,所以暂时先瞒一下再说。当然,这层意思是不能对周佛海说的。
其时,周佛海正着手准备搬回已经修复的“周公馆”,但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他什么都得放下,于当天下午就赶回了上海。
　　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称得上是“树大根深”,他有着许多在紧急中可以动用的关系。当下一回到上海就开始运转,先是派他在税警总团的副手熊剑东,指使其去打听日本宪兵队方面的消息。然后,又指令他在“76号”中的心腹,秘密了解情况。
　　熊剑东是留日派,当时担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的冈村中佐,是他的同学。熊剑东凭借这层关系,与冈村勾得很紧,当下很快就摸清了情况:日本宪兵队方面并不知晓这起案件。
　　接着,“76号”那边也送来了同样的消息。
　　这样,周佛海总算基本上定下心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如何追回失窃的密电了。这时,周佛海已经冷静下来了,考虑到要让戴笠知晓此事,否则,蒋介石今后也许会指责他对“密杀令”阳奉阴违,脚踩两只船。于是,周佛海就在1943年5月3日晚上约见齐庆斌时提及此事。齐庆斌答应立即向重庆方面报告,并请示处置方略。
　　齐庆斌料想此事到这时已经无法隐瞒了,便于当晚立即向重庆发出紧急密电,报告了案件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
　　戴笠闻讯后,大为震惊,半小时后就发来了回电。戴笠的回电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命令,内容如下:一、立即将姜惺真、韩慧慧置于临安路135弄住所内就地圈禁,找人秘密看守,如敢撤离,就地处决!二、由周佛海出面雇请私人侦探侦办此案,费用由军统负责;军统上海区同时派人员全力协助私人侦探查办该案。
　　戴笠的命令正与周佛海的想法一拍即合,周佛海原本就想雇请私人侦探悄悄调查此案,现在有了重庆方面的电令,正好实施。齐庆斌的电话一挂断,他就一名原是黄金荣门徒、对上海滩的三教九流相当熟悉的心腹阿青,佯称受人之托,要雇请一名高明的私人侦探,费用不讲,由对方开口就是了,办下了案件,还可以加倍奖赏。
　　阿青领命后,立即去找了一个名叫邵怀谷的老头。邵怀谷是广东汕头人氏,年过六旬,又矮又瘦,其貌不扬。别看他这副尊容,却是侦查刑事案件的一把好手。邵怀谷早年曾是香港警务处刑事部的刑警,当时在香港小有名气。大约在1927年前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为加强上海英租界的警务力量,从香港调来几名刑警,邵怀谷即是其中一位。那年他正好四十五岁。1936年英国伦敦苏格兰场的刑警小组来上海英租界访问时,邵怀谷被英捕房作为优秀巡捕代表与他们进行过技术交流。1940年,邵怀谷满六十岁时,根据英国的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他想在家颐养天年的,但是,英捕房刑事部有时碰上办不下的案件时,还是要去找他,所以,他处于半退休的状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英租界,邵怀谷才正式歇手。
　　当时上海滩的巡捕房警员,想把这碗饭稳稳吃下去的,必须与帮会人士有来往。邵怀谷自然也不例外,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滩三大亨混得很熟,跟周佛海的那个心腹阿青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本来邵怀谷已经闭门不出了,但是看在阿青的面上,还是答应帮周佛海出出场。
　　阿青也不知道周佛海要邵怀谷去办什么案子,当下就给了周佛海回音。周佛海便在当晚约请邵怀谷到“梅龙镇”吃饭,席间,谈了谈案件情况,当然不会说到军统密杀令,只说是一位朋友与外国人生意方面的契约文件,重要程度与身家性命相连云云。直到此时,周佛海还是守口如瓶,只称是受人之托而已。但邵怀谷是何许人物,寻思着倘若是别人的事,有你周佛海的一个三指宽的条子已经了不得了,还要亲自请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吃饭?但邵怀谷也不点穿,只是喝酒、点头,并不开口。
　　谈到最后,周佛海摊出了报酬问题,“邵先生,我知道你是名探,又已经退休,办这种案件,自然要付以重酬。这样吧,这起案件的酬金是黄金300两,先付100两,事成之后,给付余额。另外,给邵怀谷先生5000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邵怀谷听说有如此丰厚的报酬,更加断定这起案件是与周佛海本人相关的了,但他装作不悟,点头答应。
　　当晚,周佛海就派人把100两黄金和5000元现金送到了邵怀谷的家里。
　　次日,邵怀谷在阿青和钟公君的陪同下,去临安路135弄姜惺真的住所查看现场。
　　姜惺真和韩慧慧被戴笠下令软禁在那里,白日提心,晨昏吊胆,寝食不安,只两天已经形貌迥异。此时见钟公君陪来了一个老头,寻思必是戴笠请来的高手,当下又要下跪,被钟公君阻住了。
　　邵怀谷对姜惺真两人很是客气,就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问了许多关于案情方面的问题。
　　问罢,邵怀谷让其他人待在屋里,他自己出去绕着洋房转了几圈,没看出什么名堂。回到洋房,在楼上书房凭栏朝外面看了一会儿,再度下楼,这回他去了弄堂外的围墙下。
　　弄堂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地,原先据说是被一个英国人买下准备造花园洋房的,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逃走了,于是地就空着。这么长时间下来,杂草丛生,坑洼遍布,一下雨就积水,隔个十天半月方才干涸。案发前的两三天,上海正好下过两天雨,邵怀谷站在围墙下,举目望去,满地泥泞。
邵怀谷站了片刻,把目光移向围墙。围墙是用青砖砌就的,外面刷了一层薄薄的灰浆(即水泥、石灰、黄沙的混合物),表面呈灰白色。邵怀谷那双眼睛平时看上去老是眯缝着,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是此刻却是目光烔烔、神采四溢,只略略一扫就定格在墙面的一个痕迹上。
　　这个痕迹,是大半个脚印,高0.5米左右。邵怀谷走到脚印前,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一边看一边露出了微笑。他看了一会儿,掏出一张绵纸,把脚印拓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夹在笔记本里。然后,用小指尖端那长长的指甲刮下了一条泥巴,看了片刻。最后,招呼待在墙内洋房三楼书房阳台上朝他看着的姜惺真、钟公君下来。
　　姜惺真、钟公君料想必是好事,飞快地奔下楼来。邵怀谷指着脚印,“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脚印!”
　　“对,脚印。再看看,是什么脚印?”
　　钟公君看了看,用不肯定的语气说:“好像是‘三环牌’跑鞋的脚印。”
　　邵怀谷说:“我指的不是什么牌号的脚印,而是说这个脚印说明了什么?”
　　姜惺真、钟公君干特工活虽精,但毕竟不是吃刑警饭的,一时想不出个结果来。邵怀谷于是说:“这个脚印的泥巴内部还没完全干透,因此可以认定就是窃贼作案时留下的,他是从这块空地的那边走过来的;他穿的那双‘三环牌’跑鞋的底部在空地粘上了烂泥,爬墙时把痕迹留在了墙上。不过,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么一点:他是怎么爬墙的?”
　　姜惺真说:“他走到墙下,双手上举,一跃,搭住墙沿口,然后脚下一蹬,在墙上借一把力,就这样上了墙头。”
　　邵怀谷笑道:“你说得很详细,就像是亲眼看见的一样。你照所说的试试看。”
　　姜惺真先把鞋底粘上了烂泥巴,试了一下,大半个身子真的上了墙头,还要往上爬时,被邵怀谷叫住了,让他下来。
　　邵怀谷指着墙上的脚印说:“这是你留下的,看看跟这个脚印有什么不同。”
　　两种脚印的不同处是显而易见的:姜惺真的脚印是左、右脚两个,小半个,呈蹭拭性形状,不甚清晰,高约0.8米;而窃贼的脚印是右脚一个,大半个,清晰度很高,高度比姜惺真的低。
　　邵怀谷说:“你们看看,如果窃贼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上墙的话,会留下这样的脚印吗?”
　　姜惺真、钟公君均觉迷惑,互相看了看,不吭声。
　　稍停,钟公君朝邵怀谷拱拱手,“我等见识肤浅,还望前辈指点。”
　　姜惺真也连连作揖,一脸哀求之情。
　　邵怀谷说:“窃贼是这样上的墙……”他边说边用手比画着,“走到墙前,右脚这么一抬,往墙上秀着实地踩了一下,身体往上一蹿,手在墙的顶部搭一下,就上去了。”
　　姜惺真、钟公君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情:“啊?”
　　邵怀谷继续往下说:“他上到围墙上头后,站在上面,然后腾身一跃,就‘飞’到了阳台那里,脚站在阳台栏杆底部的外侧,双手扶住阳台栏杆,就进了三楼了。”
　　“啊?”姜惺真、钟公君半张着嘴,那缝隙间似乎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稍停,姜惺真问道:“这……这不是飞檐走壁吗?”
　　“对!他就是一个飞贼!不信,你们可以上到墙头上去看看,那里有三个脚印。其中两个是他上墙后站在那里准备发力飞跃时踩的,另一个是他作案后离开现场时‘飞’出来在墙头上点一下缓缓冲势而留下的。他离开现场时没有在墙头上停留,就点了一下,然后直接落在围墙外面了。”
钟公君让姜惺真爬到墙头一看,果然在上面发现了如邵怀谷所说的三个脚印。
　　姜惺真下来后,邵怀谷又说:“我们已经证实了窃贼入室的途径。这里还有一个猜测:记得姜惺真先生向我介绍案情时,说到过案发后检查阳台时,窃贼并未在栏杆上留下任何痕迹,这说明他是戴着手套作案的。按照窃贼的心理,通常在作案后就会随手把手套之类的作案工作扔掉,因为他们惧怕在逃离现场的途中被巡捕拦下后抄身而露馅。因此,我想这个窃贼也是会这样做的,我们现在不妨就在这里找找看,有没有这么一副手套。”三人找了一会儿,果然在空地的一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副白纱手套! 1943年5月1日,上海临安路135弄一幢不引人注目的陈旧小洋房内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盗窃案。由于被窃的赃物是一份由国民党军统局首脑戴笠签署并报请蒋介石批准的“特别密杀令”,该案遂成为惊动远在重庆的戴笠和时任汪伪政府要职的大汉奸周佛海日夜关注的特别重大案件……
　　一
　　这是一条位于上海闹市区中心地带的著名马路,早在1865年就已修筑,属于法租界范围,最初名叫公馆马路,1907年由法租界工部更名为巨籁达路,1913年又改为恺自尔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上海,遂改名为临安路。
　　临安路135弄,是一条长不过70米的小弄堂,弄底被一道高约两米的砖墙所拦断,这类格局的弄堂被上海人称为“断头浜”。135弄内皆是清一色的石库门房子,只有弄底靠近砖墙处,有一幢陈旧的三层小洋房,“军统‘密杀令’失窃案”就发生在这里。
　　这幢小洋房的产权,属于一个宁波商人,但此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上海,把房子委托给在沪的一位亲戚代为出租,并收取若干房租。20年间,已经有十三位房客租住过这幢洋房,最后一次租住该房的房客,名叫姜惺真,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对外身份是瑞士在上海的“蒙特尔洋行”的买办,真实身份则为国民党军统局派驻上海区的译电员兼交通站长。
　　当时的上海,已经全部处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工人员的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或者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即臭名昭著的“76号”)破获拿下。所以,由姜惺真领导的这个地下交通站,一向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非分之举。
　　1943年4月30日上午,姜惺真在洋行上班时接到一个暗语电话,告知当晚有一份特别重要的绝密电报送达他的住所,嘱其收到后立即翻译出来,然后根据再度接到的密令,转送至新址。姜惺真作为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已经待了两年有余,经手过数百份密件的翻译和转送,但从未接到过措辞如此严厉的指令。他意识到这份电报一定是非同小可地重要,因此他不敢生丝毫怠慢之心,向洋行老板回掉了当晚本已说好了的宴请,不到5分钟就回到家里,坐等交通员把密电送来。
　　巧的是,当天傍晚临安路一带同时发生了两名日本军官被杀的案件,据说这是活跃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所为。日本宪兵队当即出动,将临安路等几条马路戒严,直到晚上10点以后才撤销戒严令。姜惺真为此急得坐立不安,深恐前来递交密电的交通员稀里糊涂地撞进日本人的戒严区,落网漏馅。直到听见外面传来了约定的叩门声,这才松了一口气。
　　姜惺真送走了交通员,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到三楼书房,拿出密写药水,把密藏于《日语会话300句》内的那份密电显示出来,抄于一张白纸上,然后开始翻译。作为一名称职的译电员,姜惺真早已把几套密码背得滚瓜烂熟,这也是对地下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免得密码本一旦落入他人手里后出现麻烦。姜惺真只用了20分钟就把这份密电翻译出来了,并用另一种密写药水写于一份新出版的《上海市区地图》上,然后销毁了原件,藏起了密写药水。
　　做完这一切,姜惺真这才觉得浑身疲软,腹中鼓鸣如雷。这时,他的“妻子”韩慧慧进来了,说:“好了吧?晚饭已经热过四次了,我也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下楼去吃吧,我烫了一壶‘绍兴花雕’呢。”
韩慧慧原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一名舞女,后来被发展为军统局特工,属于送送情报传传话的小角色。当姜惺真奉命派赴上海后,韩慧慧便受命扔下自己的家庭,和姜惺真组成一个家庭。从那时起,她就不做舞女了,成为了买办夫人、家庭妇女。两人虽然都是有家室的人,但长时间同住一处,早已弄假成真,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份野鸳鸯的情意竟比原配夫妻还要深浓。
　　姜惺真点点头,一边把《上海市区地图》折成长条状,放进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公文包的底部夹层,一边问道:“杨妈睡了?”
　　“嗯,8点半我就已经让她睡了。”
　　杨妈是他们雇用的娘姨,来自苏北乡下,她对姜惺真“夫妇”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姜惺真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和韩慧慧一起喝了‘绍兴花雕’。然后,两人回到三楼卧室,解带宽衣,相拥而卧。
　　这时,是午夜零点十分。
　　江南地区,暮春夜短,早晨4点半许,已经是东方破晓,百鸟啁啾了。韩慧慧被鸟叫声吵醒,头脑里好像打翻了一盆浆糊,一片混沌。她在床上躺了几分钟,便翻身坐起,想上了卫生间后再睡个回笼觉。她拉开房间门,一阵轻风迎面拂来,带来的寒意使几近赤身裸体的韩慧慧连打数个寒战。这阵风也吹走了她头脑中的浆糊,她顿时清醒起来了。这一清醒,她马上觉得不对头:后面书房的窗户怎么开着?
　　在这个特工家庭中,生活中的每一件看似细小的事情,都是他们应当注意的地方。其中每天关窗睡觉便是其中一个内容,即使是盛夏酷暑天,他们也是关窗睡觉的。有时实在热得受不住了,又怕关窗会引起邻居的议论,两人就开着窗轮流睡觉。可是,现在这是怎么了,难道昨晚姜惺真收拾完东西后离开书房时忘记关窗了?
韩慧慧惊得连卫生间也不上了,径直去了书房。一看,果不其然,后面的窗户敞开着!她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别是遭贼偷了?
　　她稍一定神,转头扭颈,四下顾盼,见书桌抽斗、橱柜均完好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动手关上了窗户。
　　韩慧慧重新躺到床上时,冰凉的身体惊醒了姜惺真。姜惺真睡眼惺忪地嘀咕了一句“你身上怎么这样凉”,就翻了个身又睡了。但韩慧慧的回答马上使他像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我去书房关窗了。”
　　姜惺真毕竟是军统局特务训练班的高才生,马上清醒过来,甚至脸上的那层浓浓睡意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一双眼睛定定地盯着韩慧慧,急巴巴地问道:“你说什么?”
　　韩慧慧把话语重复了一遍。
　　姜惺真未及听完,便已跳到地上,鞋也顾不得穿,三步并作两步奔向书房。韩慧慧下意识地跟在假丈夫后面,还没挨近书房门,就听到书房里传出了姜惺真的那竭力压低的怪叫声,“啊——”
　　“发生了什么事?”韩慧慧感到自己的一颗心在胸腔里狂跳。她闯进了书房,只见姜惺真站在书桌前,双手抱着头,像是挨了唐三藏的“紧箍咒”的孙猴子那样痛苦地发出叫声。
　　直到此时,韩慧慧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下意识地挨近姜惺真,用舞女特有的职业动作轻轻地挽住了对方的腰,嘴唇微启,吐出了娇嗲的询问:“惺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呀!”
　　姜惺真像患了严重的皮疼症似的哼哼着,“皮包……丢了!”
　　韩慧慧似乎松了一口气,“丢了就丢了,再……”
　　她本想说“再买一个就是了”,但骤然间砸过来的一个重巴掌把她后面的话语打回了肚子里。
　　姜惺真咆哮道:“你知道什么?皮包里装着昨晚的那份特别密令!”
　　“啊——”韩慧慧也愣住了,尽管口鼻在渗血,但她已经不觉得疼痛了。
　　叙述到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这份密令的情况——
　　由于这份密杀令与大汉奸周佛海有着重要关系,所以这里先要从周佛海说起。
　　1938年12月,周佛海与汪精卫相互勾结,于19日登上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专机,逃往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后来,周佛海在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内掌握着财政、外交、特工、军事等大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被人称为“汪伪政府的实权派”。
　　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大扩展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欧亚美的许多国家都对日本宣战,致使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境更加孤立。周佛海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寻找自己的出路,他背着汪精卫,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向重庆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请求自首,以便自赎”。这个想法是由军统局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时任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程克祥秘密赴重庆时向戴笠提出的。戴笠得到这一消息,万分兴奋,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表示同意。
　　于是,戴笠写了致周佛海的亲笔信,并由蒋介石在信上标上一个“可”字,托程克祥带往南京交给周佛海。
　　从此,周佛海算是与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伪“满洲国”方面和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物资供应,以及对付美国的作战计划、日军准备进攻贵州等方面的情报;此外,周佛海还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在上海、南京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开展活动。
　　在这之前,军统局已经通过住在香港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开始了对另一大汉奸、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进行“策反”活动。李士群表示“可以考虑”。这给了戴笠一个很大的希望,便于1941年8月30日派专人给李士群捎话,“你对李士群说,现在给他一个机会:或者把汪精卫杀了,我们将集中力量接应他安全撤退;或者趁汪到苏州时,将汪劫持,我保证向蒋委员长推荐,给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协助我们完成制裁汪的工作,我发给他奖金三百万元,参加行动的人员我保证以后可保送出国深造。”
　　但是,当时李士群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已经上升了,他担任了伪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主任,所以拒绝了戴笠的要求。
　　以戴笠的心思,李士群的拒绝还不至于激起他如何的愤恨。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令戴笠不得不对李士群恨得咬牙切齿了——1941年11月,由李士群主持的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了军统局上海区的全部组织。戴笠闻讯后,气恼万分,指天发誓,“此仇非报不可!”
　　但是,戴笠考虑到当时的局面和被捕人员的安全,不得不强忍这口气,仍决定不中断与李士群的联系。
　　李士群知道自己与军统局的关系不深,就另外开辟了一条路,与国民党中统局拉关系。如此进行到1943年,他想想不妥,便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李士群这种首鼠两端、脚踏几条船的态度,当然逃不过军统的监视,戴笠每月一报,把李的情况当面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当时正准备迎接美国军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因此急于利用汪伪这支力量消灭新四军,独吞胜利果实。李士群的这种态度,使得蒋介石担心他到时候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实权,从中掣肘,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将李士群除去。
　　诛除李士群的任务,蒋介石交给了戴笠,限期在秋天前必须解决。
　　戴笠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考虑和与军统局特工专家的密议,最后决定把此事交给周佛海去完成。
　　姜惺真昨晚翻译出的那份密令,就是由戴笠亲自起草的给周佛海的密杀令。
　　可是,姜惺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一份重要密件,竟然会在他手上丢失了!
　　当时的上海滩,已经完全是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天下。而由李士群直接控制的“76号”的特务,日夜横行在街头巷尾。这份密电的丢失,即便不是日本人或者“76号”直接派人窃去的,现在一旦离开了这个交通站,也有可能落在“76号”手里,这等于是向李士群直接下达了一个通知。这样一来,不但形成了诛除李士群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将对周佛海构成了致命性威胁,影响蒋介石的整个计划。因此,这个祸闯得实在是太大了,大到简直难以想象。
　　这一点,姜惺真在最初发现密电失窃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了。而韩慧慧,在明白发生什么事后也意识到了。此刻,这对假夫妻耳畔似乎已经敲响了丧钟。
　　姜惺真和韩慧慧双双瘫坐在书房的地板上,姜惺真沉重地喘着气,就像胸口压上了一块大石头。韩慧慧只是捂着脸哭,慌得已经六神无主了。
　　一会儿,韩慧慧抬起脸,涕泗横流地望着姜惺真,问道:“惺真,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姜惺真沉思良久,临末长叹了一口气,“坐等天明,然后向上报告。至于结果如何,那就听天由命吧!”
　　
　　二
　　当时,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人员,出于防范,也采取“单纯联络”的方式取得联系。但姜惺真算是军统上海区的重要人物,所以他的上线直接是军统局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他那里虽有一部电话,但是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通过电话联系的。姜惺真到这时,也顾不得这事是否属于“万不得已”了,度日如年地等到上午7点,便给齐庆斌打了电话。
　　齐庆斌接到这个电话,比接到报丧电话还要吃惊,愣了好一会儿才以沉重无比的声调指令姜惺真“坐等派员上门”。
　　过了三刻钟,来了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姜惺真是认识的,姓钟名公君,原是军统特训班的行动术教官,挂上校军衔,是军统局的处级特务,此时不知在上海区担任着什么职务。另一个年轻些的瘦高个,对钟执礼甚恭,看样子多半是钟公君的助手。
　　姜惺真见来人是认识的,而且还是自己的教官,便也不顾脸面,和韩慧慧双双跪于地上,磕头如捣蒜,只求开脱罪名,愿意答应对方的任何条件。那韩慧慧自恃有着几分姿色,一边哀告,一边不住地朝对方抛媚眼。
　　钟公君好似冷面判官,没答理姜、韩两人的求告,甚至连茶也不喝一口,只是公事公办地让姜惺真说明丢失密电的经过。
　　姜惺真在叙述的时候,韩慧慧进了卧室,拿出了她和姜惺真的黄金戒指、项链和手表,要塞给钟公君,却遭到了拒绝。
　　钟公君听完姜惺真的叙述后,和助手去了书房,开始查勘现场。
　　书房大约14平方米面积,那排落地长窗外有一个3平方米大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往下看去,后面大约5米处就是弄堂尽头的那堵3米高的砖墙。阳台的铁栏杆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
　　钟公君以手拭了拭栏杆,“这是你们擦的?”
　　姜惺真回答,“是娘姨擦的。”指指韩慧慧,“她喜欢干净,每天督促着娘姨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擦得清清爽爽。”
　　钟公君的助手分析,“若窃贼是从后面爬上阳台进入屋里的,那么他必须借助于绳索或者勾子之类的作案工作,这就势必要在阳台栏杆上留下痕迹。可是,现在阳台栏杆上没有任何痕迹,这就说明窃贼并不是从后面爬上来的。”
　　钟公君点点头,稍停下又摇头,“可是,他如果是从后面进入现场的,离开前是可以把痕迹擦去的,他离开时可不必再爬阳台,而改走大门了。”
　　“经理的意思是倾向于窃贼是从后面爬上来的?”
　　钟公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一个贸易公司的经理,所以助手有此称呼。
　　“不,我在想,窃贼若是从后面爬上去,他怎么爬法?你说用了绳索或者铁钩之类,我看可能性几近于无。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使用了这类作案工具,那么肯定会在这栏杆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可是,现在这上面并没有这种痕迹,所以,我说他并没有使用绳索之类的作案工具。这样,他就只有一条途径能够进入现场,就是从墙头上直接跳过来。这就不可思议了——这墙头距阳台栏杆的高度少说也有3米,而宽度也有5米,一个人站在墙头上,没有助跑条件,也不借助于任何工具,你们说行吗?”
前面说过,钟公君原先担任过军统局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教官,是个国术行家,举凡杀人绑架、上墙攀物、纵火爆炸,都是他的拿手好戏。现在,以他的看法说窃贼无法从阳台直接进入现场,那就是给作案方式定了性。那么案犯进入现场的途径只有一条了——是从楼上下楼后进入的。
　　钟公君并不说出这一点,而是扫视着助手和姜惺真“夫妇”,眼光中兜着一个问号,你们明白了吗?
　　姜惺真两人不敢开口,助手问道:“经理的意思是指窃贼是从楼下进入的?”
　　“我寻思差不离。”
　　钟公君说完这句话,转身进入当会客室的卧室外面的那个房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望着跟过来的三人,眼光在姜惺真的脸上停留,“被窃的东西除了那个皮包,还有什么?”
　　姜惺真回答道:“我们还没有清点,因为怕破坏了现场。”
　　钟公君指指韩慧慧,对助手说:“你们两个去清点一下。”
　　韩慧慧两人去书房后,钟公君瞅着姜惺真道:“这个案件,看起来基本上是内贼下的手啊!”
　　姜惺真不敢吭声,想了想,点点头。
　　钟公君扳着手指头,“你这里一共三个人,你一个,韩慧慧一个,娘姨一个。你是可靠的,这点毫无问题。韩慧慧怎么样?”
　　“她是上峰物色后给我指派过来的,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我跟她相处了这么些时间,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娘姨呢?”
　　这个,姜惺真在目前情势下就不敢打保票了,他摇摇头,“对娘姨——杨妈,我不敢担保。”
　　“这个娘姨是谁给你介绍的?”
　　“是我供职的那家洋行的一个同事给我介绍的。”
　　钟公君的脸阴了下来,“报告过吗?”
　　“我向上峰报告过,齐先生也曾跟她接触过。估计上峰也派人对其背景调查过的。”
　　钟公君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丢进了烟缸,“不管怎么说,这娘姨是个可疑分子!这个案件的调查要以她为主。”
　　这时,韩慧慧两人清点结束过来报告——除了那个装密件的皮包外,还被窃去工艺小钟一个、打簧表一块、现金230元,这是书房中的;会客室内失窃一幅古画和一个明代的摆饰件鎏金铜蛙。
　　钟公君想起进门时姜、韩想献送的黄金首饰和手表,“你们刚才拿出来的那些值钱玩意儿倒没让窃贼看上?”
　　姜惺真说:“那些我们都放在房间里的,我们睡觉时房门是上锁的。”
　　钟公君起身去看了看房间门上的“司必灵锁”,动手试了试,问:“你们扣上了保险?”
　　“没有。我们从来不扣的。”姜惺真老老实实地回答。
　　查到这里,钟公君感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查的了,于是便说:“娘姨呢,我跟她见见面。”
　　韩慧慧说:“在楼下,我去叫她上来。”
　　“不用。这事不管是不是她做的,现在我们先别惊动她。这样吧,我们一起到楼下去,要她弄早点给我们吃,顺便跟她接触接触。”
　　于是,四人下了楼,韩慧慧竭力装出与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吩咐杨妈给每人下一碗面条。
　　钟公君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打量着杨妈。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乡下女子,矮矮胖胖,肤色很白净,人收拾得很清爽,很喜欢说话,说的是苏北话,大概是受了风寒,说话时不时还咳几声。钟公君和她聊了几句,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钟公君和助手离开姜惺真的住所后,随即把情况向军统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作了汇报。齐庆斌指令:一、命令姜惺真向洋行请假,待在住所留守;二、即刻开展对娘姨杨妈的秘密调查;三、命令打入在“76号”的军统特务密切注视李士群的动向。
　　齐庆斌决定此时先将此事压一压,如果找回密电,那就把此事就地化解;找不回,再作计议。
　　钟公君负责对杨妈进行秘密调查。他真可算得上“神通广大”,只用了半天,就查明了杨妈的情况:出生于江苏泰州乡下,丈夫曾吃过国军行伍饭,后来受伤退伍,双双来到上海,丈夫做小生意,她就给人帮佣。生有两子一女,均在乡下。未发现与各种政治派系人员有过接触来往,丈夫也未参加任何帮会组织。
　　当天晚上,钟公君就向齐庆斌汇报了调查结果。
　　齐庆斌问钟公君,“你看杨妈是否有作案嫌疑?”
　　“我看她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钟公君说出的理由很简单,但却很难驳倒,“我和她接触过,发现她患着‘百日咳’。为此我特地还向韩慧慧了解过,她说,杨妈晚上咳得特别厉害,她前两天还给杨妈吃过药片。因此,如果是杨妈作案的话,那抑制不住的咳嗽声音肯定会把姜惺真、韩慧慧惊醒。”
　　以齐庆斌执掌军统上海区的水平,这番分析自是能够接受的。于是,杨妈的嫌疑被排除了。
这样,这起案件就成了一起稀奇古怪的疑案。分析下来,疑是外贼以撬锁或者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后登堂入室作的案。于是,当天晚上齐庆斌派钟公君冒险去了姜惺真的住所,再次对现场进行勘查。勘查结果是:未在门锁的锁舌上发现撬痕,而杨妈称她每天临睡前都是把底楼的门锁扣上保险的。
　　最后一点疑虑也排除了,齐庆斌终于意识到:靠军统上海区的力量已经无法侦破这个案件了。
　　怎么办?
　　齐庆斌决定向周佛海通报情况,请周佛海解决此案。
　　
　　三
　　当时,周佛海在上海、南京都有住所,上海的住所位于愚园路1136弄。那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幽静而隐蔽。这条弄堂内原有十余座独立的花园洋房。1939年夏,汪精卫、周佛海等巨奸从香港到上海后,根据日本方面的安排,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罗君强、陈春圃、汤良礼等人分宅而居,由“76号”的特务以及日本宪兵队便衣昼夜提供严密的保护。
　　不言而喻,齐庆斌这时候去周佛海上海的住所是不方便的。于是,他就通知周佛海:有要事约见,最好不在上海见面。
　　周佛海马上答复:那就改去南京他的住所。
　　1943年5月2日,齐庆斌单独赴南京,直奔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
　　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位于西流湾8号,那是置于一条幽深的小巷中的两幢松柏掩映着的西式洋楼,当时伪政府的汉奸们称此住所为“周公馆”。据资料记载,“周公馆”于1932年4月初开始动工营造,当年11月底竣工,12月周佛海全家迁入。公馆三面绕塘,翠竹垂柳,映着春水绿波;院内有花园,花木丛簇,奇石嶙峋,曲径通幽。公馆共有楼房两幢计22间,西式平房6进28间,另有地下室2间。抗战初期,日本久攻上海不下时,时常派飞机轰炸南京,当时南京国民党显贵公馆内修地下室的极少,一些显贵如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明扬、胡适等便常去那里躲避空袭,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去过几次。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回到已经离开三年的公馆,已是“断壁颓垣,荒烟茅草”,整修了三四个月方才重新入住。但是,1943年1月11日,“周公馆”突然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周佛海在大火被扑灭后,“巡视焚毁情形,颇觉凄凉”。汪精卫为安慰他,下令准予周佛海一家搬至汪伪政府设在中山北路的“迎宾馆”。“迎宾馆”原为孙科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时所建,房屋也很精巧雅致。
　　齐庆斌与周佛海见面的地点,就是在周佛海暂住的“迎宾馆”。
　　齐、周见面后,周佛海首先问如此紧急是为哪桩紧要事情。齐庆斌向先周佛海转达了军统密杀令的内容,说这是为了接下去说明事情的需要,并非正式的传达命令。军统密杀令文,他本人也没过目,只是听姜惺真说了个大概,应当以密杀令电文译件为准。周佛海听军统让他解决李士群,心中已经大感震惊,待到听齐庆斌接着一说密电失窃之事,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倒抽一口冷气道:“有这等事?这……齐先生,恕我直言,贵方这样做不是拿周某的性命开玩笑吗?须知那李士群手握特工大权,‘76号’的耳目遍布整个上海滩!这份密电一旦落入他的手里,不单是我的性命休矣,连我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呀!”
　　齐庆斌只好向周佛海表示歉意,说事已如此,此刻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了,还是双方携手共同秘密调查此事,尽最大的可能将事故苗子扼杀。
　　这样一说,周佛海的头脑也清醒了,寻思看来只有如此才算上策了。于是,他便问齐庆斌打算怎么办。齐庆斌向周佛海介绍了昨天案件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说仅凭军统上海区现时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这件事了,所以要请周先生出面了。
　　周佛海问:“我出面能做什么事情呢?”
　　“先生出面做的事情,是动用您的关系,包括日本人方面的关系,尽快弄清此事是否与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我们照有关系的去考虑对策;反之,则就另外设法把失窃的密电找回来。这是我们的考虑,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周佛海仔细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点头道:“好吧!我马上去上海。”
　　“对,此事必须由先生坐镇上海了。万一事情不妥,必须撤离的话,从上海走也方便些。”
　　周佛海问:“此事是否已经报告雨农先生了?”
　　“我们还没有向戴局长报告此事,主要是出于对秘密电台的保护。我们不清楚此事究竟是不是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的行为,为防万一,我已经下令停止使用电台。”
　　齐庆斌这样说,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之所以隐瞒不报,主要是为防止戴笠乃至蒋介石对此事严加追究。眼下还有机会迅速追回密电,所以暂时先瞒一下再说。当然,这层意思是不能对周佛海说的。
其时,周佛海正着手准备搬回已经修复的“周公馆”,但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他什么都得放下,于当天下午就赶回了上海。
　　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称得上是“树大根深”,他有着许多在紧急中可以动用的关系。当下一回到上海就开始运转,先是派他在税警总团的副手熊剑东,指使其去打听日本宪兵队方面的消息。然后,又指令他在“76号”中的心腹,秘密了解情况。
　　熊剑东是留日派,当时担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的冈村中佐,是他的同学。熊剑东凭借这层关系,与冈村勾得很紧,当下很快就摸清了情况:日本宪兵队方面并不知晓这起案件。
　　接着,“76号”那边也送来了同样的消息。
　　这样,周佛海总算基本上定下心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如何追回失窃的密电了。这时,周佛海已经冷静下来了,考虑到要让戴笠知晓此事,否则,蒋介石今后也许会指责他对“密杀令”阳奉阴违,脚踩两只船。于是,周佛海就在1943年5月3日晚上约见齐庆斌时提及此事。齐庆斌答应立即向重庆方面报告,并请示处置方略。
　　齐庆斌料想此事到这时已经无法隐瞒了,便于当晚立即向重庆发出紧急密电,报告了案件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
　　戴笠闻讯后,大为震惊,半小时后就发来了回电。戴笠的回电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命令,内容如下:一、立即将姜惺真、韩慧慧置于临安路135弄住所内就地圈禁,找人秘密看守,如敢撤离,就地处决!二、由周佛海出面雇请私人侦探侦办此案,费用由军统负责;军统上海区同时派人员全力协助私人侦探查办该案。
　　戴笠的命令正与周佛海的想法一拍即合,周佛海原本就想雇请私人侦探悄悄调查此案,现在有了重庆方面的电令,正好实施。齐庆斌的电话一挂断,他就一名原是黄金荣门徒、对上海滩的三教九流相当熟悉的心腹阿青,佯称受人之托,要雇请一名高明的私人侦探,费用不讲,由对方开口就是了,办下了案件,还可以加倍奖赏。
　　阿青领命后,立即去找了一个名叫邵怀谷的老头。邵怀谷是广东汕头人氏,年过六旬,又矮又瘦,其貌不扬。别看他这副尊容,却是侦查刑事案件的一把好手。邵怀谷早年曾是香港警务处刑事部的刑警,当时在香港小有名气。大约在1927年前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为加强上海英租界的警务力量,从香港调来几名刑警,邵怀谷即是其中一位。那年他正好四十五岁。1936年英国伦敦苏格兰场的刑警小组来上海英租界访问时,邵怀谷被英捕房作为优秀巡捕代表与他们进行过技术交流。1940年,邵怀谷满六十岁时,根据英国的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他想在家颐养天年的,但是,英捕房刑事部有时碰上办不下的案件时,还是要去找他,所以,他处于半退休的状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英租界,邵怀谷才正式歇手。
　　当时上海滩的巡捕房警员,想把这碗饭稳稳吃下去的,必须与帮会人士有来往。邵怀谷自然也不例外,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滩三大亨混得很熟,跟周佛海的那个心腹阿青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本来邵怀谷已经闭门不出了,但是看在阿青的面上,还是答应帮周佛海出出场。
　　阿青也不知道周佛海要邵怀谷去办什么案子,当下就给了周佛海回音。周佛海便在当晚约请邵怀谷到“梅龙镇”吃饭,席间,谈了谈案件情况,当然不会说到军统密杀令,只说是一位朋友与外国人生意方面的契约文件,重要程度与身家性命相连云云。直到此时,周佛海还是守口如瓶,只称是受人之托而已。但邵怀谷是何许人物,寻思着倘若是别人的事,有你周佛海的一个三指宽的条子已经了不得了,还要亲自请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吃饭?但邵怀谷也不点穿,只是喝酒、点头,并不开口。
　　谈到最后,周佛海摊出了报酬问题,“邵先生,我知道你是名探,又已经退休,办这种案件,自然要付以重酬。这样吧,这起案件的酬金是黄金300两,先付100两,事成之后,给付余额。另外,给邵怀谷先生5000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邵怀谷听说有如此丰厚的报酬,更加断定这起案件是与周佛海本人相关的了,但他装作不悟,点头答应。
　　当晚,周佛海就派人把100两黄金和5000元现金送到了邵怀谷的家里。
　　次日,邵怀谷在阿青和钟公君的陪同下,去临安路135弄姜惺真的住所查看现场。
　　姜惺真和韩慧慧被戴笠下令软禁在那里,白日提心,晨昏吊胆,寝食不安,只两天已经形貌迥异。此时见钟公君陪来了一个老头,寻思必是戴笠请来的高手,当下又要下跪,被钟公君阻住了。
　　邵怀谷对姜惺真两人很是客气,就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问了许多关于案情方面的问题。
　　问罢,邵怀谷让其他人待在屋里,他自己出去绕着洋房转了几圈,没看出什么名堂。回到洋房,在楼上书房凭栏朝外面看了一会儿,再度下楼,这回他去了弄堂外的围墙下。
　　弄堂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地,原先据说是被一个英国人买下准备造花园洋房的,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逃走了,于是地就空着。这么长时间下来,杂草丛生,坑洼遍布,一下雨就积水,隔个十天半月方才干涸。案发前的两三天,上海正好下过两天雨,邵怀谷站在围墙下,举目望去,满地泥泞。
邵怀谷站了片刻,把目光移向围墙。围墙是用青砖砌就的,外面刷了一层薄薄的灰浆(即水泥、石灰、黄沙的混合物),表面呈灰白色。邵怀谷那双眼睛平时看上去老是眯缝着,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是此刻却是目光烔烔、神采四溢,只略略一扫就定格在墙面的一个痕迹上。
　　这个痕迹,是大半个脚印,高0.5米左右。邵怀谷走到脚印前,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一边看一边露出了微笑。他看了一会儿,掏出一张绵纸,把脚印拓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夹在笔记本里。然后,用小指尖端那长长的指甲刮下了一条泥巴,看了片刻。最后,招呼待在墙内洋房三楼书房阳台上朝他看着的姜惺真、钟公君下来。
　　姜惺真、钟公君料想必是好事,飞快地奔下楼来。邵怀谷指着脚印,“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脚印!”
　　“对,脚印。再看看,是什么脚印?”
　　钟公君看了看,用不肯定的语气说:“好像是‘三环牌’跑鞋的脚印。”
　　邵怀谷说:“我指的不是什么牌号的脚印,而是说这个脚印说明了什么?”
　　姜惺真、钟公君干特工活虽精,但毕竟不是吃刑警饭的,一时想不出个结果来。邵怀谷于是说:“这个脚印的泥巴内部还没完全干透,因此可以认定就是窃贼作案时留下的,他是从这块空地的那边走过来的;他穿的那双‘三环牌’跑鞋的底部在空地粘上了烂泥,爬墙时把痕迹留在了墙上。不过,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么一点:他是怎么爬墙的?”
　　姜惺真说:“他走到墙下,双手上举,一跃,搭住墙沿口,然后脚下一蹬,在墙上借一把力,就这样上了墙头。”
　　邵怀谷笑道:“你说得很详细,就像是亲眼看见的一样。你照所说的试试看。”
　　姜惺真先把鞋底粘上了烂泥巴,试了一下,大半个身子真的上了墙头,还要往上爬时,被邵怀谷叫住了,让他下来。
　　邵怀谷指着墙上的脚印说:“这是你留下的,看看跟这个脚印有什么不同。”
　　两种脚印的不同处是显而易见的:姜惺真的脚印是左、右脚两个,小半个,呈蹭拭性形状,不甚清晰,高约0.8米;而窃贼的脚印是右脚一个,大半个,清晰度很高,高度比姜惺真的低。
　　邵怀谷说:“你们看看,如果窃贼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上墙的话,会留下这样的脚印吗?”
　　姜惺真、钟公君均觉迷惑,互相看了看,不吭声。
　　稍停,钟公君朝邵怀谷拱拱手,“我等见识肤浅,还望前辈指点。”
　　姜惺真也连连作揖,一脸哀求之情。
　　邵怀谷说:“窃贼是这样上的墙……”他边说边用手比画着,“走到墙前,右脚这么一抬,往墙上秀着实地踩了一下,身体往上一蹿,手在墙的顶部搭一下,就上去了。”
　　姜惺真、钟公君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情:“啊?”
　　邵怀谷继续往下说:“他上到围墙上头后,站在上面,然后腾身一跃,就‘飞’到了阳台那里,脚站在阳台栏杆底部的外侧,双手扶住阳台栏杆,就进了三楼了。”
　　“啊?”姜惺真、钟公君半张着嘴,那缝隙间似乎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稍停,姜惺真问道:“这……这不是飞檐走壁吗?”
　　“对!他就是一个飞贼!不信,你们可以上到墙头上去看看,那里有三个脚印。其中两个是他上墙后站在那里准备发力飞跃时踩的,另一个是他作案后离开现场时‘飞’出来在墙头上点一下缓缓冲势而留下的。他离开现场时没有在墙头上停留,就点了一下,然后直接落在围墙外面了。”
钟公君让姜惺真爬到墙头一看,果然在上面发现了如邵怀谷所说的三个脚印。
　　姜惺真下来后,邵怀谷又说:“我们已经证实了窃贼入室的途径。这里还有一个猜测:记得姜惺真先生向我介绍案情时,说到过案发后检查阳台时,窃贼并未在栏杆上留下任何痕迹,这说明他是戴着手套作案的。按照窃贼的心理,通常在作案后就会随手把手套之类的作案工作扔掉,因为他们惧怕在逃离现场的途中被巡捕拦下后抄身而露馅。因此,我想这个窃贼也是会这样做的,我们现在不妨就在这里找找看,有没有这么一副手套。”三人找了一会儿,果然在空地的一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副白纱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