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军事革命 重铸长城——2015年末习近平史无前例军 ...

高岩：军事革命 重铸长城——2015年末习近平史无前例军改打造全新中国军队

目前中国军改过程中充分展示的锐意进取和勇于改革的浪潮，首先会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起到破局和转折性的作用，最终为中国在21世纪全面崛起奠定国防安全保障。而这种军事改革的锐气和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拓展，则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起到示范性的效应。正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军事领域的历次变革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其它层面一样；此次习近平在中国军事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和创新，同样也会随后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

一、史无前例的中国军事改革显示习近平的政治担当和军事统帅思维

2015年年末，中国政治的热点当属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正式展开的中国军队改革，中国军队将迎来建国后最大规模的编制体系改革。这次军队改革，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最具结构性、整体性和变革深度与广度的一次，其意义远超过建国后先后进行过的10次军队整改；以至于熟悉中国军队历史的人都会把此次2015年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军队改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毛泽东在建军初期对红军的“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相比。毛泽东确定的中国军队建军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军队迄今为止的基本格局。邓小平主持的中国军队改革，使中国军队实现和平时期的转型和发展。而习近平此次启动的2015中国军改，最终会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建军、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对军队改革的双重基础上，彻底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使中国军队成为世界级的强悍军队。

在全球军事史上习近平在2015年所开启的中国军事改革实属罕见；这是在没有遭遇重大的军事失败前提下，在和平时期一支庞大的军队主动审视自己，对自己的结构和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并主动进行改革，而且改革的幅度和深度已经形成真正的革命性变化。而在其他世界军事强国的历程中，这种规模和类型的改革只有在重大的军事挫折后、或者是面临巨大外部军事压力后才会产生；美国最近一次重大的军事改革既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对美国武装部队结构的深层改革，源于这之前一连串的美军战争失败，是以美国军队以外的国内政治压力形式开始启动的。而在最近数场战争中已经大见成效的俄罗斯军事改革，则是在前苏联军队崩溃后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军事危机挑战下被迫进行的。

而此次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军事改革是在没有遭遇重大的军事失败的和平时期主动进行的，这意味着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领导者主动地反省中国军队在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并出于政治家的宏大目标和视角，以及个人的政治担当和责任心而主动进行的宏伟事业。这种通过最高权力而主动进行顶层设计和重大改革，不断突破现有桎梏的政治改革风气，是多年以来中国罕见的新气象。

目前中国军改过程中充分展示的锐意进取和勇于改革的浪潮，首先会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起到破局和转折性的作用，最终为中国在21世纪全面崛起奠定国防安全保障。而这种军事改革的锐气和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拓展，则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起到示范性的效应。正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军事领域的历次变革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其它层面一样；此次习近平在中国军事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和创新，同样也会随后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

二、2015中国军改将打造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目前的基本格局和建军思想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军队通过大规模转型——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战略机遇期，通过国家军事战略的收缩和忍耐而换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军队自己则需要先期收缩而随后逐步发展的和平战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军队在习近平主席领导周期内面临着又一次巨大的转型；这就是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和开创有利局面。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全新国家战略要求势必需要中国军队做出全面的调整，目前为止中国军队所取得的各项初步成功和转型，包括打赢局部高科技战争、杀手锏武器系统和在海洋方向上的军事力量成长，使中国军队在现有格局下逐步全面逼近对手。但如果要建设最后的优势和夺取最后的胜利，则势必进行重大的转型，就是使自己出现力量倍增的加速发展。而这个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全面重组中国军事力量的结构；通过体系化的改革，理顺中国军事力量内部力量和发展机制。

除了自我转型之外，军队转型的另一种模式是通过战争检验转型，但如果中国军队最终要通过与美日军事联盟的战争来实现转型，则代价高昂甚至极其危险。因此对中国军队而言最佳的发展路径是主动自我转型而不是被敌人通过战争强迫转型。因此2015年习近平主席主导的中国军队全面改革，充分显示出中国军队开始主动反思和强化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国军队打造成为世界上能与美军相对抗的最优秀军队，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国家全面发展创造绝对安全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周期，中国军队的物质基础包括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已经有了较快发展；而体制、编制和信息流程这些制度和结构以及思维模式则成为制约战斗力生成的主要短板。因此中国军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创新，调整优化体制编制和军事力量构成，彻底实现联合作战和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建设。因此重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实现联合作战指挥和军队联合作战体系的建设，是未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因此成为此次军改的首要核心目标。按照此次军改的时间规划，这些最重要的改革要在20120年前完成；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只有5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对军队而言近似于改天换地的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之前的中国军队其实始终在重复中国军队在和平时期一个通病；即在缺乏战争催化和鞭策的前提下，受到广泛存在的各种非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政治中源远流长的官僚体制的束缚，逐渐形成违背军队本质的各种和平周期中军队普遍存在的弊病，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邓小平曾经担心的中国军队上述问题始终存在并且不断反复，以至于此次习近平在中国军队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依然是上述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在军队中的新表现。

而如果军队在和平周期中不能克服自身的这些弱点，最终将导致军队在战争爆发时已经完全不适应战争，从而导致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对这一点习近平主席有准确的认知，习近平曾屡次说过，“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居安思危和痛定思痛的战略和安全思维，本身就是此次中国军改的最强大动力。在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军事改革过程中，中国军事改革滞后于美国和俄罗斯，但中国军改获得了比美俄军改都更高级别的政治和领袖直接关注，因此中国军改将比美俄军改达到更深和更广的力度和幅度。

中国军改的原因、目标和路径

所有在军事现代化上领先的军队、包括美国、俄罗斯、北约国家、日本、以色列，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其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所在都是对军队这个庞大的传统武装组织，按照现代信息社会的规律和特点，进行全面改革，使之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战争。而一切现代军事改革又首先需要进行传统结构改革，即按照现代社会组织必须实现专业化、结构化和信息化的原则，重组传统军队的各项结构。由于任何军队存在的目的首先是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因此所有现代化军队都将作战指挥这个军队的首要核心任务的管理，与其它的军队任务包括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训练分离，并授权不同的军队部门对相应的事项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因此现代军队的作战、训练、日常维持和装备发展，由不同的军事部门进行管理并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在战争能力上超越对手，并在实战中获得胜利。

此次中国军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一力量主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全面重组；在已经公布的军改规划中，当前的任务是重组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建设和管理体制，重新调整传统的军区设置、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上述改革完成后将构建起军委——战区司令部——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主要是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因此此次中国军事改革的重点是；第一、理顺军委和总部的关系，第二、作战指挥与军种建设的关系，第三、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第四、精兵简政，强化作战部队和聚焦作战。

2015军改之所以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和力度空前，在于此次军改将彻底改变中国军队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和军种作战指挥管理体制。这些中国军队传统的作战领导指挥体制，起源于中国军队早期战争历程，运行多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机制可以常态化运行。但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展，国内外局势对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发展的新需求，以及在军队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负面效果、包括中国军队高层领导机关出现的腐败现象，这些传统的军队权力中枢的运行和管理模式已经显示出种种缺陷，难以适应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保证中国在21世纪国家安全各项战略任务，因此需要对这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军队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

在此次军改之前，中国军队的最高层指挥系统架构复杂，层次不畅顺，没有有效地区分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下军队不同的管理和指挥系统流程，从而导致指挥链和管理链效率不高；总参对军区，军区对海陆空三军都缺乏明确的作战指挥分工和流程；尤为严重的是在大陆军传统下的中国军队作战体系中、联合作战完全没有制度和体系保障。陆海空二炮等军兵种指挥体系完全是自成一统；大军区方向上虽然都有海军和空军部队，但缺乏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机制去协调，因此各军兵种通常只服从自己在和平时期的管理上司部门，而缺乏统一的联合作战指挥军令系统。缺乏联合作战训练、联合作战计划和联合作战传统的中国军队战斗能力受到严重的制约

四、2015军改顶层革命——强化军委主席权威、军委重组、

2015年习近平主导下堪称军事革命的中国军队改革，有以下几个明显的改革重点；首先是通过改革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体而言是加强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本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重组军委与总部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前的中国军队最高领导指挥体系中，中央军委之下的解放军四总部，事实上代理行使中央军委对军队的最高指挥和领导权力，从而形成了一个没有得到法律和相关程序充分授权、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队最高权力层级，事实上取代了中央军委的领导作用。这种状态明显不利于军委统一领导，并且容易形成事实上的个人领导权力独断，从而产生严重的政治危险和腐败后果。

在军委总部制度下，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军委主席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适应与军队各机构的领导关系，从而完成对军队领导权力的接班和胜任，这个过程中极其容易产生各种负面的后果。因此以往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强化军委主席对军队的领导作用，将是中国军事力量保持整体性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强化军委主席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是此次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个重要改革将通过强化军委多部实体化的指挥和领导作用而实现。因此2105军队高层改革目的是通过一系列体制重组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为各种制度和机制改革和创新；在此过程中强化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为此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体系将由传统的军委虚位总部实位的“四总部制”调整为军委直接下属管理的“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军队“总部领导机关”，将转变为中央军委直属、权力受到制约的“军委下属部门”。此外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曾经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大军区，也不再是权力很大的相对独立的军事全面实体“独立王国”，而是主要负责战争指挥和作战规划的“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军队系统中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的新格局。这一切都大大有利于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为习近平作为最高权力负责人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统帅权，最终转化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长治久安机制，提供绝对可靠的制度和客观基石。

因此2015军改首要任务是重组军委内部结构，突出核心职能，加强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战略指挥、军队总负责的领导职能，下放以往过分集中的军队建设职能，剥离具体管理职能，强化军委的监督、稽查、纪律检查各项功能，使中央军委负责的指挥、建设、管理、监督四项最高军事权力行使制度化、机构化和日常化。改革后的中央军委负责组建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即中国军队最高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制，使军委作战指挥功能得到实质性加强。军委同时领导、协调和指挥战区司令部以及军兵种，把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由战区负责联合作战指挥，军兵种负责部队建设管理，使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此次2015年军队改革中两个将在中国军队序列中消失的高级指挥和管理机构，分别是四总部和大军区，它们之前行使的权力和功能或上升到军委各部、或者下移到战区司令部和军兵种。因此四总部和大军区的撤销重组是此次军改的重点，而改组和重建后的中央军委将有实质性的扩充。

根据目前逐步曝光的各种资料显示，重组后的中央军委将由“三委六部三局一厅”构成；其中“三委”是“中央军委军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署（委）”。而“六部”分别是“联合总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训练管理部、国防动员部”。新设立的军委“六部”是在四总部基础之上，对原有的机构职能进行细化的结果，使分工更加明确。“三局”则分别为“国际军事合作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军事科技局。” “一厅”则是“军委办公厅”。新的中共军委近日已陆续开始组建或交接班，根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上述各委部局办12月底前挂牌，年前开新的军委扩大会议，2016年1月1日起，军委总部按新的机构正式运作。习主席主导下的2015年中国军事改革，使中国军队重现多年未见的雷厉风行的军事传统。

军委下直接领导的军队部门首先是中国军队各军种——由陆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火箭军司令部分别构成。这些军兵种司令部是军队的行政机关，对所属部队行使行政管理权，而战时的指挥权则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机构，以及四大（五大）战区司令部行使；至此中国军队的军令和军政系统独立正式完成。中国军改后国防部同时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建立相对独立于军队的国防行政体系，负责国防动员、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国防预算和国防采办等事务。而始终是中国军队构成部分的省军区和地方武装部归属和调整，也将逐步清晰。

五、2015军改重组中国军队的战争指挥和军队建设流程——符合现代化军队惯例的军令和军政分流

军队和平时期的建设、规划、训练与管理涉及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军队条令、军队任务、武器装备的研制与采购等事务，在这些军队领域内现代化社会中主流的科学决策、权力制衡、效益优先、流程优化都可以被借鉴。而在军队独一无二的作战领域，战争对参战人员的精神压力和肉体压力、战争信息流动、获取、决策过程中的速度和节奏，战机把握和战斗决心的责任和后果，都要求战争指挥过程保证绝对集权、信息流畅、决策迅速，和一切最终体现在指挥系统的结构和层级上。

因此此次军事改革第二项重要成果是重组了中国军队的战争指挥系统，即通常所说的军令系统；中央军委设立联合作战指挥部，其成员包括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参谋长、各军兵种首长组成。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此外另行组建战区司令部作为重要战略方向上的战争指挥系统。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改组后的中国各战区司令部是四大战区；包括东北战区、西北战区、东南战区、西南战区。由于国内军界始终存在着强烈意见要求保留原北京军区框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央战区；一方面负责对首都区域以及相应的边境地区的防务任务，另一方作为其它战区的中央预备队任务，因此中国未来可能出现五大战区的划分。各战区设联合作战司令部，除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队外不设下属部队，对战区所配属的陆、海、空军和预备役以及其它部队统一行使作战指挥权。此外根据作战训练一体化的原则，战区司令部与军种司令部将协作共同指导军队的训练任务。此外战区内的部队联合后勤保障等事务也由战区司令部负责指挥。

2015年军改之前在对应各种突发军事危机时，由军委总部、军区、司令部和战斗部队构成的各级指挥链中，实际上战争指挥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总参作战部这个层级。而总参作战部在军队作战指挥链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条令化和规则化的基础，因此中国军队在对应和平时期军事危机的指挥链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已经从多年中国军队对应中国周边屡屡出现军事挑战中显示出的被动局面所证实；当中国军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战场方向和战争动态时，如果作战指挥权力始终高度集中在总参作战部这个层次上，势必导致和平与战争模糊时期，前线和战区的部队无法主动根据瞬息万变的战争信息进行有效的指挥和作战。

多年以来中国在南海方向上军事行动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战争反应能力，事实上与战争指挥权始终在远离南海前线的最高作战部门有关；1988年3月在中国南海爆发的对越赤瓜礁海战，中国海军现场指挥员是在没有充分授权和准备的前提下，在敌方率先开火的情况下后发制人，有关部门甚至一度要追究指挥战斗的前线指挥员决定展开战斗的责任。中国多年对应美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争挑衅缺乏强硬和有效回应，实际上与指挥链反应迟钝和不灵敏有关。
此次军事改革后实施战区司令部制度，势必将原来集中在总参的统一作战指挥权力，下放到各个战区司令部。而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战斗指挥和战争方案演习和准备的战区司令部，能够根据相应的指挥授权、更有效地对战场信息进行有效的反馈完成战争指挥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5年中国军改是在重新划分中国军队的战争规划和战争指挥权限，而与原来传统的大军区制度相比，中国军改后对战区司令部下放了更多的战争授权并大大的缩短了战争指挥链，但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主席始终保持着最后的决策权。

而此次中国军队改革也将涉及到的问题是，是多年以来各种寄生在军队系统中对军队的战斗力没有直接作用，相反却消耗有限的军队资源并产生各种负面效应的机制，包括军队文工团和体工大队，军队与地方直接重复的院校，以及在中国军队系列中占据着重要军官编制却对军队的核心战斗力缺乏贡献的地方省军区和武装部系统。对这些系统和单位的整改势必进行，而原则和措施已经由军委习近平主席初步定下。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部队改革“要优化结构、完善功能，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必须优化规模结构，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要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限期把老旧装备数量压下来，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在上述习近平拍板决定的大原则下，相应的改革措施势必会陆续作出。

此外此次军改过程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最终会在军改深化解决过程中得到解决。因此2015年军改主要涉及到中国军队最高军令和军政结构，而其他问题包括军制、军事科技、武器装备、新型军事力量仍未涉及。其中对陆军军种战斗力有直接关系的改革将涉及到军队的编制和指挥层级；信息化部队完全能够突破传统的层级化管理而实现扁平化的网络化管理。因此传统的作战部队层级编制势必进行改革，这种军队构成和指挥层级的改革将直接影响战场上部队的战斗力构成和指挥链关系，因此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和反应后再决定。最引人注目的军队改革措施之一是中国陆军是否保留集团军实体，其中潜在的改革方案是由战区直接指挥师旅级作战单位；而取消集团军指挥层次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切断中国军队的光荣战争历史和胜利荣誉，战争历史和部队荣誉对中国军队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支柱，这一点在中国陆军的军事改革过程中应该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高岩：军事革命 重铸长城——2015年末习近平史无前例军改打造全新中国军队

目前中国军改过程中充分展示的锐意进取和勇于改革的浪潮，首先会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起到破局和转折性的作用，最终为中国在21世纪全面崛起奠定国防安全保障。而这种军事改革的锐气和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拓展，则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起到示范性的效应。正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军事领域的历次变革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其它层面一样；此次习近平在中国军事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和创新，同样也会随后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

一、史无前例的中国军事改革显示习近平的政治担当和军事统帅思维

2015年年末，中国政治的热点当属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正式展开的中国军队改革，中国军队将迎来建国后最大规模的编制体系改革。这次军队改革，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最具结构性、整体性和变革深度与广度的一次，其意义远超过建国后先后进行过的10次军队整改；以至于熟悉中国军队历史的人都会把此次2015年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军队改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毛泽东在建军初期对红军的“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相比。毛泽东确定的中国军队建军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军队迄今为止的基本格局。邓小平主持的中国军队改革，使中国军队实现和平时期的转型和发展。而习近平此次启动的2015中国军改，最终会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建军、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对军队改革的双重基础上，彻底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使中国军队成为世界级的强悍军队。

在全球军事史上习近平在2015年所开启的中国军事改革实属罕见；这是在没有遭遇重大的军事失败前提下，在和平时期一支庞大的军队主动审视自己，对自己的结构和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并主动进行改革，而且改革的幅度和深度已经形成真正的革命性变化。而在其他世界军事强国的历程中，这种规模和类型的改革只有在重大的军事挫折后、或者是面临巨大外部军事压力后才会产生；美国最近一次重大的军事改革既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对美国武装部队结构的深层改革，源于这之前一连串的美军战争失败，是以美国军队以外的国内政治压力形式开始启动的。而在最近数场战争中已经大见成效的俄罗斯军事改革，则是在前苏联军队崩溃后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军事危机挑战下被迫进行的。

而此次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军事改革是在没有遭遇重大的军事失败的和平时期主动进行的，这意味着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领导者主动地反省中国军队在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并出于政治家的宏大目标和视角，以及个人的政治担当和责任心而主动进行的宏伟事业。这种通过最高权力而主动进行顶层设计和重大改革，不断突破现有桎梏的政治改革风气，是多年以来中国罕见的新气象。

目前中国军改过程中充分展示的锐意进取和勇于改革的浪潮，首先会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起到破局和转折性的作用，最终为中国在21世纪全面崛起奠定国防安全保障。而这种军事改革的锐气和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拓展，则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起到示范性的效应。正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军事领域的历次变革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其它层面一样；此次习近平在中国军事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和创新，同样也会随后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

二、2015中国军改将打造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目前的基本格局和建军思想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军队通过大规模转型——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战略机遇期，通过国家军事战略的收缩和忍耐而换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军队自己则需要先期收缩而随后逐步发展的和平战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军队在习近平主席领导周期内面临着又一次巨大的转型；这就是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和开创有利局面。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全新国家战略要求势必需要中国军队做出全面的调整，目前为止中国军队所取得的各项初步成功和转型，包括打赢局部高科技战争、杀手锏武器系统和在海洋方向上的军事力量成长，使中国军队在现有格局下逐步全面逼近对手。但如果要建设最后的优势和夺取最后的胜利，则势必进行重大的转型，就是使自己出现力量倍增的加速发展。而这个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全面重组中国军事力量的结构；通过体系化的改革，理顺中国军事力量内部力量和发展机制。

除了自我转型之外，军队转型的另一种模式是通过战争检验转型，但如果中国军队最终要通过与美日军事联盟的战争来实现转型，则代价高昂甚至极其危险。因此对中国军队而言最佳的发展路径是主动自我转型而不是被敌人通过战争强迫转型。因此2015年习近平主席主导的中国军队全面改革，充分显示出中国军队开始主动反思和强化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国军队打造成为世界上能与美军相对抗的最优秀军队，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国家全面发展创造绝对安全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周期，中国军队的物质基础包括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已经有了较快发展；而体制、编制和信息流程这些制度和结构以及思维模式则成为制约战斗力生成的主要短板。因此中国军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创新，调整优化体制编制和军事力量构成，彻底实现联合作战和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建设。因此重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实现联合作战指挥和军队联合作战体系的建设，是未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因此成为此次军改的首要核心目标。按照此次军改的时间规划，这些最重要的改革要在20120年前完成；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只有5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对军队而言近似于改天换地的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之前的中国军队其实始终在重复中国军队在和平时期一个通病；即在缺乏战争催化和鞭策的前提下，受到广泛存在的各种非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政治中源远流长的官僚体制的束缚，逐渐形成违背军队本质的各种和平周期中军队普遍存在的弊病，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邓小平曾经担心的中国军队上述问题始终存在并且不断反复，以至于此次习近平在中国军队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依然是上述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在军队中的新表现。

而如果军队在和平周期中不能克服自身的这些弱点，最终将导致军队在战争爆发时已经完全不适应战争，从而导致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对这一点习近平主席有准确的认知，习近平曾屡次说过，“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居安思危和痛定思痛的战略和安全思维，本身就是此次中国军改的最强大动力。在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军事改革过程中，中国军事改革滞后于美国和俄罗斯，但中国军改获得了比美俄军改都更高级别的政治和领袖直接关注，因此中国军改将比美俄军改达到更深和更广的力度和幅度。

中国军改的原因、目标和路径

所有在军事现代化上领先的军队、包括美国、俄罗斯、北约国家、日本、以色列，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其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所在都是对军队这个庞大的传统武装组织，按照现代信息社会的规律和特点，进行全面改革，使之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战争。而一切现代军事改革又首先需要进行传统结构改革，即按照现代社会组织必须实现专业化、结构化和信息化的原则，重组传统军队的各项结构。由于任何军队存在的目的首先是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因此所有现代化军队都将作战指挥这个军队的首要核心任务的管理，与其它的军队任务包括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训练分离，并授权不同的军队部门对相应的事项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因此现代军队的作战、训练、日常维持和装备发展，由不同的军事部门进行管理并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在战争能力上超越对手，并在实战中获得胜利。

此次中国军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一力量主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全面重组；在已经公布的军改规划中，当前的任务是重组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建设和管理体制，重新调整传统的军区设置、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上述改革完成后将构建起军委——战区司令部——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主要是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因此此次中国军事改革的重点是；第一、理顺军委和总部的关系，第二、作战指挥与军种建设的关系，第三、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第四、精兵简政，强化作战部队和聚焦作战。

2015军改之所以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和力度空前，在于此次军改将彻底改变中国军队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和军种作战指挥管理体制。这些中国军队传统的作战领导指挥体制，起源于中国军队早期战争历程，运行多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机制可以常态化运行。但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展，国内外局势对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发展的新需求，以及在军队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负面效果、包括中国军队高层领导机关出现的腐败现象，这些传统的军队权力中枢的运行和管理模式已经显示出种种缺陷，难以适应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保证中国在21世纪国家安全各项战略任务，因此需要对这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军队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

在此次军改之前，中国军队的最高层指挥系统架构复杂，层次不畅顺，没有有效地区分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下军队不同的管理和指挥系统流程，从而导致指挥链和管理链效率不高；总参对军区，军区对海陆空三军都缺乏明确的作战指挥分工和流程；尤为严重的是在大陆军传统下的中国军队作战体系中、联合作战完全没有制度和体系保障。陆海空二炮等军兵种指挥体系完全是自成一统；大军区方向上虽然都有海军和空军部队，但缺乏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机制去协调，因此各军兵种通常只服从自己在和平时期的管理上司部门，而缺乏统一的联合作战指挥军令系统。缺乏联合作战训练、联合作战计划和联合作战传统的中国军队战斗能力受到严重的制约

四、2015军改顶层革命——强化军委主席权威、军委重组、

2015年习近平主导下堪称军事革命的中国军队改革，有以下几个明显的改革重点；首先是通过改革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体而言是加强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本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重组军委与总部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前的中国军队最高领导指挥体系中，中央军委之下的解放军四总部，事实上代理行使中央军委对军队的最高指挥和领导权力，从而形成了一个没有得到法律和相关程序充分授权、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队最高权力层级，事实上取代了中央军委的领导作用。这种状态明显不利于军委统一领导，并且容易形成事实上的个人领导权力独断，从而产生严重的政治危险和腐败后果。

在军委总部制度下，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军委主席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适应与军队各机构的领导关系，从而完成对军队领导权力的接班和胜任，这个过程中极其容易产生各种负面的后果。因此以往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强化军委主席对军队的领导作用，将是中国军事力量保持整体性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强化军委主席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是此次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个重要改革将通过强化军委多部实体化的指挥和领导作用而实现。因此2105军队高层改革目的是通过一系列体制重组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为各种制度和机制改革和创新；在此过程中强化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为此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体系将由传统的军委虚位总部实位的“四总部制”调整为军委直接下属管理的“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军队“总部领导机关”，将转变为中央军委直属、权力受到制约的“军委下属部门”。此外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曾经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大军区，也不再是权力很大的相对独立的军事全面实体“独立王国”，而是主要负责战争指挥和作战规划的“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军队系统中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的新格局。这一切都大大有利于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为习近平作为最高权力负责人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统帅权，最终转化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长治久安机制，提供绝对可靠的制度和客观基石。

因此2015军改首要任务是重组军委内部结构，突出核心职能，加强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战略指挥、军队总负责的领导职能，下放以往过分集中的军队建设职能，剥离具体管理职能，强化军委的监督、稽查、纪律检查各项功能，使中央军委负责的指挥、建设、管理、监督四项最高军事权力行使制度化、机构化和日常化。改革后的中央军委负责组建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即中国军队最高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制，使军委作战指挥功能得到实质性加强。军委同时领导、协调和指挥战区司令部以及军兵种，把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由战区负责联合作战指挥，军兵种负责部队建设管理，使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此次2015年军队改革中两个将在中国军队序列中消失的高级指挥和管理机构，分别是四总部和大军区，它们之前行使的权力和功能或上升到军委各部、或者下移到战区司令部和军兵种。因此四总部和大军区的撤销重组是此次军改的重点，而改组和重建后的中央军委将有实质性的扩充。

根据目前逐步曝光的各种资料显示，重组后的中央军委将由“三委六部三局一厅”构成；其中“三委”是“中央军委军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署（委）”。而“六部”分别是“联合总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训练管理部、国防动员部”。新设立的军委“六部”是在四总部基础之上，对原有的机构职能进行细化的结果，使分工更加明确。“三局”则分别为“国际军事合作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军事科技局。” “一厅”则是“军委办公厅”。新的中共军委近日已陆续开始组建或交接班，根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上述各委部局办12月底前挂牌，年前开新的军委扩大会议，2016年1月1日起，军委总部按新的机构正式运作。习主席主导下的2015年中国军事改革，使中国军队重现多年未见的雷厉风行的军事传统。

军委下直接领导的军队部门首先是中国军队各军种——由陆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火箭军司令部分别构成。这些军兵种司令部是军队的行政机关，对所属部队行使行政管理权，而战时的指挥权则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机构，以及四大（五大）战区司令部行使；至此中国军队的军令和军政系统独立正式完成。中国军改后国防部同时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建立相对独立于军队的国防行政体系，负责国防动员、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国防预算和国防采办等事务。而始终是中国军队构成部分的省军区和地方武装部归属和调整，也将逐步清晰。

五、2015军改重组中国军队的战争指挥和军队建设流程——符合现代化军队惯例的军令和军政分流

军队和平时期的建设、规划、训练与管理涉及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军队条令、军队任务、武器装备的研制与采购等事务，在这些军队领域内现代化社会中主流的科学决策、权力制衡、效益优先、流程优化都可以被借鉴。而在军队独一无二的作战领域，战争对参战人员的精神压力和肉体压力、战争信息流动、获取、决策过程中的速度和节奏，战机把握和战斗决心的责任和后果，都要求战争指挥过程保证绝对集权、信息流畅、决策迅速，和一切最终体现在指挥系统的结构和层级上。

因此此次军事改革第二项重要成果是重组了中国军队的战争指挥系统，即通常所说的军令系统；中央军委设立联合作战指挥部，其成员包括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参谋长、各军兵种首长组成。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此外另行组建战区司令部作为重要战略方向上的战争指挥系统。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改组后的中国各战区司令部是四大战区；包括东北战区、西北战区、东南战区、西南战区。由于国内军界始终存在着强烈意见要求保留原北京军区框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央战区；一方面负责对首都区域以及相应的边境地区的防务任务，另一方作为其它战区的中央预备队任务，因此中国未来可能出现五大战区的划分。各战区设联合作战司令部，除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队外不设下属部队，对战区所配属的陆、海、空军和预备役以及其它部队统一行使作战指挥权。此外根据作战训练一体化的原则，战区司令部与军种司令部将协作共同指导军队的训练任务。此外战区内的部队联合后勤保障等事务也由战区司令部负责指挥。

2015年军改之前在对应各种突发军事危机时，由军委总部、军区、司令部和战斗部队构成的各级指挥链中，实际上战争指挥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总参作战部这个层级。而总参作战部在军队作战指挥链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条令化和规则化的基础，因此中国军队在对应和平时期军事危机的指挥链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已经从多年中国军队对应中国周边屡屡出现军事挑战中显示出的被动局面所证实；当中国军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战场方向和战争动态时，如果作战指挥权力始终高度集中在总参作战部这个层次上，势必导致和平与战争模糊时期，前线和战区的部队无法主动根据瞬息万变的战争信息进行有效的指挥和作战。

多年以来中国在南海方向上军事行动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战争反应能力，事实上与战争指挥权始终在远离南海前线的最高作战部门有关；1988年3月在中国南海爆发的对越赤瓜礁海战，中国海军现场指挥员是在没有充分授权和准备的前提下，在敌方率先开火的情况下后发制人，有关部门甚至一度要追究指挥战斗的前线指挥员决定展开战斗的责任。中国多年对应美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争挑衅缺乏强硬和有效回应，实际上与指挥链反应迟钝和不灵敏有关。
此次军事改革后实施战区司令部制度，势必将原来集中在总参的统一作战指挥权力，下放到各个战区司令部。而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战斗指挥和战争方案演习和准备的战区司令部，能够根据相应的指挥授权、更有效地对战场信息进行有效的反馈完成战争指挥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5年中国军改是在重新划分中国军队的战争规划和战争指挥权限，而与原来传统的大军区制度相比，中国军改后对战区司令部下放了更多的战争授权并大大的缩短了战争指挥链，但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主席始终保持着最后的决策权。

而此次中国军队改革也将涉及到的问题是，是多年以来各种寄生在军队系统中对军队的战斗力没有直接作用，相反却消耗有限的军队资源并产生各种负面效应的机制，包括军队文工团和体工大队，军队与地方直接重复的院校，以及在中国军队系列中占据着重要军官编制却对军队的核心战斗力缺乏贡献的地方省军区和武装部系统。对这些系统和单位的整改势必进行，而原则和措施已经由军委习近平主席初步定下。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部队改革“要优化结构、完善功能，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必须优化规模结构，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要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限期把老旧装备数量压下来，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在上述习近平拍板决定的大原则下，相应的改革措施势必会陆续作出。

此外此次军改过程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最终会在军改深化解决过程中得到解决。因此2015年军改主要涉及到中国军队最高军令和军政结构，而其他问题包括军制、军事科技、武器装备、新型军事力量仍未涉及。其中对陆军军种战斗力有直接关系的改革将涉及到军队的编制和指挥层级；信息化部队完全能够突破传统的层级化管理而实现扁平化的网络化管理。因此传统的作战部队层级编制势必进行改革，这种军队构成和指挥层级的改革将直接影响战场上部队的战斗力构成和指挥链关系，因此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和反应后再决定。最引人注目的军队改革措施之一是中国陆军是否保留集团军实体，其中潜在的改革方案是由战区直接指挥师旅级作战单位；而取消集团军指挥层次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切断中国军队的光荣战争历史和胜利荣誉，战争历史和部队荣誉对中国军队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支柱，这一点在中国陆军的军事改革过程中应该会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