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政策的反复钟摆是最大的政治定律——当前国内宗教政 ...

这个话题本来删除了，想了一想还是放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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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部分都是接受的马恩列斯毛邓的思想教育，加上中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我们观察历史都带有一种实用的、唯物的视角，从很多事例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
先从一些历史演变的例子说起，下面举的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明显的，其他例子就不多举了，通过这些例子，可能解读很多现实社会中的政策疑惑。
        先举一个例子，宗教干涉中国世俗政权的现象。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中国历史上多次灭佛运动，可是一次灭佛之后，下一任领导人上来了，马上就给个甜果子吃，佛教立即又蓬勃发展。经历了一次蓬勃发展之后，再来一次灭佛，然后再来一次放松。
        就在这样的不断摇摆之间，佛教被杀怕了，就不再参与世俗政权的事情。但是佛教也因多次运动而逐渐深入、扎根，最终所有人都以一个能够接受的方式接收了佛教的新的存在形式。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王权和封建领主/贵族之间不断的搏斗，亨利二世通过设立巡回法庭加强了王权权威，之后约翰王丢脸丢到家，被贵族/领主们逼迫签订大宪章。约翰王的儿子一代英主长腿爱德华一世又牛逼起来，结果到了亨利三世的时候贵族/领主们又逼迫签订了牛津条约，加强了大宪章的意义。之后这样一直反反复复，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狠杀了查理一世，很多人回过神来，发现做的过头了，于是查理三世就复辟了。之后传到了詹姆士，英国人不满他，然后来了个光荣革命，直接弄他下台。
        就再这样的反复斗争过程中，很多近代社会的政治理念逐渐在英国扎根，于是英国人天时地利人和一起爆发，工业革命了。

        第三个例子，就是中国的皇权，中国的近代史经过了几次皇权复辟，现有袁世凯想要称帝，再有辫子军复辟，最后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干脆在东北搞了个伪满洲国，最后的结局是随着日本人投降皇权被彻底埋葬。
        经过了这样几次之后，中国人全面接受了废除皇权、皇室，推倒了头上的那座大山。我们在废除皇权和红色浪潮之间貌似缺少一个中转过渡（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废除皇权在日本人投降之前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就直接过度到了红色革命，直接葬送了皇权的复辟的可能。新旧之间本来有个很大的过程的，毛泽东就定义了新旧两个革命，以进行区分。可能有不少人像我一样，以前也觉得毛泽东怎么会画蛇添足一样费那么大劲，非要做出两个革命的理论，直接干死它不就完事儿了？现在看来伟人就是伟人，对历史过程的认知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第四个例子，是中国的红色浪潮，汹涌的红色浪潮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戛然而止，之后对WG的各项政策的纠正，就是上述所说的政策的钟摆了。原来的钟摆摆的多高，那么反向摆动的也有多高，红色浪潮有多么的左，那么之后的政策就有多么的右。于是我们很自然的看到了80年代政治变化，全面对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修正，计划生育是对人口爆发的全面修正，民族宗教政策是对民族政策的红色化、无神论的全面修正，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修正，各种平反、请回边疆土司、活佛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群众路线的全面修正，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治钟摆的发生？因为政治向一方倾斜的越厉害的时候，对它的反向一方的伤害就越大，伤害足够大得时候，或者倾斜不足以维持、再继续倾斜就会翻倒的时候，对倾斜反向纠正就会发生。这样下来原来受到倾斜伤害的一方就会登台，而为了保证它的合法性，它必须对原来倾斜方向完全纠正，只有说它的倾斜是错误的，反向一方才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为了弥补反向一方当时做受到的伤害，必须在后续的“纠正”中，实现对伤害的加倍补偿。
        就像佛教的灭佛运动、皇权的斗争、英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一样，都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结果就是佛教不在干涉世俗政权，英国的近代政治架构建立，中国皇权被埋葬，基本上都是最先发起挑战的那个失败了、消失了，而且胜利一方的存在也改变了其存在形态，不复当初的本质属性了。这是不是很熟悉？对了，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给新时代让路了。
        中国的红色浪潮的最终收尾是什么？这个谁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还停留在矛盾的过程中的第二个反复。80年代之后的收拢、纠正其实并没有多少力度，因为80年代末期的那一方造成的伤害被消灭在了萌芽阶段，使得对其过渡倾斜方向的修正一直没有能够进行下来。二到了21世纪，这种倾斜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明显的问题，之后重庆红歌的创始人想进行修正，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但是最终失败（其失败是因为开了历史倒车，想原封不动的搬用过去的一套肯定行不通，这可能是因为其本人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使其没有足够强大的专家、学者、智库支持，使的其政策完全不具备可行性，一句话就是“其人才能不足、政治资源不足”）。综合起来看，对80年代延续至今的政策倾斜修正一直没有能够进行，现在还在这条路上狂奔。
        因为平民身份接触到的信息、资料有限，对第5代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不得而知，是否在对80年代至今政策有全面修正仍然不得而知。但如果不进行全面修正的话，那么肯定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其结果只有能两个，一个是倾斜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对另一方的伤害足够大而进行不下去，进而停滞状态，但这是不符合哲学、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另一个就是伤害足够大，直接翻倒，这会不可避免的陷入大的动乱中去。
        按照历史的进程来看，经历过三次反复是极限，太多反复对社会的伤害太大，一般是第二个反复的时候就会尘埃落定，而现今时代的信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发达，社会变化实在太快，以往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反复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就够了，眼前我们的这个钟摆的修正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最终我们的社会会以一个什么组织形式出现，很值得期待。
        不仅国家的历史进程如此，即使一时一地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反复，这就是大得反复过程中的量的小反复，而且各种属性的反复互相交织在一起。就重庆这几天出现的修建清真寺的事情，其实也是对红歌领导人的政策的反复，你唱红我就举绿，你倡导红左，因为右已经被人玷污不可使用（因为这是承接自80年代的倾斜，已经到了不可为继的程度了），那么我就用绿色来和红色打对台戏，扶植极端宗教和极端左来抗衡。其实从这个局部的事实来看，双方的方向争端如果再不进行全方位的检讨、修正，足以对社会、国家、民族造成长远的伤害了。如果这种倾斜再不加以修正，迟迟不出现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那么这个政策倾斜迟早会造就出一个历史罪人。
        历史进程呼唤那个领导人站出来进行政策全方位修正，带领中国走出一个崭新的未来。

政治钟摆有两个方向倾斜，但其一直存在一个把双方拉到一起的中线，在不断地反复过程中，双方互相影响，互相拉扯，几次反复之后随着双方都发生变化，最终走向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新形态，新矛盾，这个就是矛盾论中的统一性。用我所倡导的儒家原教旨主义来说，就是中庸了，不偏不倚，取其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你们两方都不要那么极端，都互相接受，商讨出一个合理的办法出来，这样才能——天地立焉——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万物育焉——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百业兴盛。

用道德经的话来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我们建立了新形式的体制、架构、政策支撑之后，它会很厉害，能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极端的，就把那极端毫不犹豫的拿下，起争执动刀动枪的，都赶到沙漠里筛沙子，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建设强大国家。


        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很多政策的不适，但是却无法修正，比如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等等，甚至新疆这边武警战士流血流汗，而内地部分地区却在对极端宗教的源头一路大开绿灯，各种政策倾斜，各种扶持。甚至可能发生现在受益政策倾斜的一方和极端宗教的源头结为盟友，对抗要求改变政策倾斜的一方，这些人是没有任何大局、国家、民族观念的，他们眼中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这种政策的修正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的整个国家的政策导向，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已经享受到的利益。甚至将来可能会发生一个很可怕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内部不能完成这个修正的话，即使整个欧美进入反对极端宗教，开始对宗教源头进行强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会错过这个历史机会，甚至会在欧美动手的时候唱反调，以极端主义的前端宗教的同盟自居，最终葬送中国的未来。
        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了调整，可是这个调整从整个舆论环境来看已经显的滞后了。这是因为一党执政的全盘政策导向所导致的，船大难掉头，绝大多数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数十年的，比如什么“五十年不变”、“百年国策”，想要修改一项不适宜的政策困难重重，是对整个政策方向的反力，这是执行了这些政策三十多年而有巨大受益的群体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因为各地已经出现老龄化的迹象，这种迹象是无法忽视的，地方主义在改变计划生育一胎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逐渐放开了二胎限制，最终影响到了中央决策。
        那些两少一宽、少民优惠、牛羊肉补贴、清真寺建设，不过是这个大的政策环境所结出的果子，这个大的政策环境不变的话，是不会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民族宗教政策改革的。局地、局部的调整都不足以影响中央决策，除非全国各地都渐渐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一个政策修正的倾向，才能够影响中央决策。而就目前看来，浙江、山东、重庆、上海、福建、深圳等地还在继续倾斜扶植一神宗教，放任韩国人公开传教、各种地下宗教、以及不吃猪肉教，而其他一些地方，比如比较传统的如安徽等地情况好一些，而新疆因为深受其害倒是走在了全国前列，但还远远不够，因为不敢对极端宗教的源头进行改革，这个必须要靠中央政策整体掉头才可以。就未来几年的局势来看，内地各省在民族宗教的倾向上还要经过反复的争夺，最终能否影响到中央决策，还要看广大群众的舆论环境。就各地和一神宗教合作的状况来看，三十多年的改革收益最大的地方，和一神宗教的合作愈加密切，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合作、联盟倾向，来集体对抗要求进行修正的一方，而经济相对不发达，改革收益相对较小的地方，和一神宗教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
        这种政策博弈，不仅是建国以来所进行的左、右的博弈，也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博弈，也是国际上的极端宗教和世俗社会的博弈在国内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环境所表现的民意极其舆论分为在政策决策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政策的调整也是随着这个网络表现的民意的走势进行的。对网络的舆论的争夺必将越来越激烈。
        量变的积累最终会达到质量，全国各地如果都能够形成一个对宗教干涉世俗的严格禁止氛围，那么中央的民族政策掉头会必然发生的，但在整个大的倾斜政策导向不变的话，掉头幅度也不要希望有多大，最多进行一些改良。怕就怕全国各省步调不一致、发声不一，这边厢要禁止极端宗教、禁止宗教干涉世俗，而那边却要拆台，而在政教合一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处于维持稳定、不折腾的要求下，中央政策依旧保持不变。



这个话题本来删除了，想了一想还是放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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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部分都是接受的马恩列斯毛邓的思想教育，加上中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我们观察历史都带有一种实用的、唯物的视角，从很多事例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
先从一些历史演变的例子说起，下面举的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明显的，其他例子就不多举了，通过这些例子，可能解读很多现实社会中的政策疑惑。
        先举一个例子，宗教干涉中国世俗政权的现象。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中国历史上多次灭佛运动，可是一次灭佛之后，下一任领导人上来了，马上就给个甜果子吃，佛教立即又蓬勃发展。经历了一次蓬勃发展之后，再来一次灭佛，然后再来一次放松。
        就在这样的不断摇摆之间，佛教被杀怕了，就不再参与世俗政权的事情。但是佛教也因多次运动而逐渐深入、扎根，最终所有人都以一个能够接受的方式接收了佛教的新的存在形式。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王权和封建领主/贵族之间不断的搏斗，亨利二世通过设立巡回法庭加强了王权权威，之后约翰王丢脸丢到家，被贵族/领主们逼迫签订大宪章。约翰王的儿子一代英主长腿爱德华一世又牛逼起来，结果到了亨利三世的时候贵族/领主们又逼迫签订了牛津条约，加强了大宪章的意义。之后这样一直反反复复，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狠杀了查理一世，很多人回过神来，发现做的过头了，于是查理三世就复辟了。之后传到了詹姆士，英国人不满他，然后来了个光荣革命，直接弄他下台。
        就再这样的反复斗争过程中，很多近代社会的政治理念逐渐在英国扎根，于是英国人天时地利人和一起爆发，工业革命了。

        第三个例子，就是中国的皇权，中国的近代史经过了几次皇权复辟，现有袁世凯想要称帝，再有辫子军复辟，最后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干脆在东北搞了个伪满洲国，最后的结局是随着日本人投降皇权被彻底埋葬。
        经过了这样几次之后，中国人全面接受了废除皇权、皇室，推倒了头上的那座大山。我们在废除皇权和红色浪潮之间貌似缺少一个中转过渡（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废除皇权在日本人投降之前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就直接过度到了红色革命，直接葬送了皇权的复辟的可能。新旧之间本来有个很大的过程的，毛泽东就定义了新旧两个革命，以进行区分。可能有不少人像我一样，以前也觉得毛泽东怎么会画蛇添足一样费那么大劲，非要做出两个革命的理论，直接干死它不就完事儿了？现在看来伟人就是伟人，对历史过程的认知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第四个例子，是中国的红色浪潮，汹涌的红色浪潮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戛然而止，之后对WG的各项政策的纠正，就是上述所说的政策的钟摆了。原来的钟摆摆的多高，那么反向摆动的也有多高，红色浪潮有多么的左，那么之后的政策就有多么的右。于是我们很自然的看到了80年代政治变化，全面对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修正，计划生育是对人口爆发的全面修正，民族宗教政策是对民族政策的红色化、无神论的全面修正，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修正，各种平反、请回边疆土司、活佛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群众路线的全面修正，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治钟摆的发生？因为政治向一方倾斜的越厉害的时候，对它的反向一方的伤害就越大，伤害足够大得时候，或者倾斜不足以维持、再继续倾斜就会翻倒的时候，对倾斜反向纠正就会发生。这样下来原来受到倾斜伤害的一方就会登台，而为了保证它的合法性，它必须对原来倾斜方向完全纠正，只有说它的倾斜是错误的，反向一方才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为了弥补反向一方当时做受到的伤害，必须在后续的“纠正”中，实现对伤害的加倍补偿。
        就像佛教的灭佛运动、皇权的斗争、英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一样，都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结果就是佛教不在干涉世俗政权，英国的近代政治架构建立，中国皇权被埋葬，基本上都是最先发起挑战的那个失败了、消失了，而且胜利一方的存在也改变了其存在形态，不复当初的本质属性了。这是不是很熟悉？对了，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给新时代让路了。
        中国的红色浪潮的最终收尾是什么？这个谁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还停留在矛盾的过程中的第二个反复。80年代之后的收拢、纠正其实并没有多少力度，因为80年代末期的那一方造成的伤害被消灭在了萌芽阶段，使得对其过渡倾斜方向的修正一直没有能够进行下来。二到了21世纪，这种倾斜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明显的问题，之后重庆红歌的创始人想进行修正，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但是最终失败（其失败是因为开了历史倒车，想原封不动的搬用过去的一套肯定行不通，这可能是因为其本人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使其没有足够强大的专家、学者、智库支持，使的其政策完全不具备可行性，一句话就是“其人才能不足、政治资源不足”）。综合起来看，对80年代延续至今的政策倾斜修正一直没有能够进行，现在还在这条路上狂奔。
        因为平民身份接触到的信息、资料有限，对第5代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不得而知，是否在对80年代至今政策有全面修正仍然不得而知。但如果不进行全面修正的话，那么肯定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其结果只有能两个，一个是倾斜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对另一方的伤害足够大而进行不下去，进而停滞状态，但这是不符合哲学、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另一个就是伤害足够大，直接翻倒，这会不可避免的陷入大的动乱中去。
        按照历史的进程来看，经历过三次反复是极限，太多反复对社会的伤害太大，一般是第二个反复的时候就会尘埃落定，而现今时代的信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发达，社会变化实在太快，以往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反复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就够了，眼前我们的这个钟摆的修正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最终我们的社会会以一个什么组织形式出现，很值得期待。
        不仅国家的历史进程如此，即使一时一地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反复，这就是大得反复过程中的量的小反复，而且各种属性的反复互相交织在一起。就重庆这几天出现的修建清真寺的事情，其实也是对红歌领导人的政策的反复，你唱红我就举绿，你倡导红左，因为右已经被人玷污不可使用（因为这是承接自80年代的倾斜，已经到了不可为继的程度了），那么我就用绿色来和红色打对台戏，扶植极端宗教和极端左来抗衡。其实从这个局部的事实来看，双方的方向争端如果再不进行全方位的检讨、修正，足以对社会、国家、民族造成长远的伤害了。如果这种倾斜再不加以修正，迟迟不出现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那么这个政策倾斜迟早会造就出一个历史罪人。
        历史进程呼唤那个领导人站出来进行政策全方位修正，带领中国走出一个崭新的未来。

政治钟摆有两个方向倾斜，但其一直存在一个把双方拉到一起的中线，在不断地反复过程中，双方互相影响，互相拉扯，几次反复之后随着双方都发生变化，最终走向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新形态，新矛盾，这个就是矛盾论中的统一性。用我所倡导的儒家原教旨主义来说，就是中庸了，不偏不倚，取其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你们两方都不要那么极端，都互相接受，商讨出一个合理的办法出来，这样才能——天地立焉——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万物育焉——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百业兴盛。

用道德经的话来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我们建立了新形式的体制、架构、政策支撑之后，它会很厉害，能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极端的，就把那极端毫不犹豫的拿下，起争执动刀动枪的，都赶到沙漠里筛沙子，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建设强大国家。


        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很多政策的不适，但是却无法修正，比如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等等，甚至新疆这边武警战士流血流汗，而内地部分地区却在对极端宗教的源头一路大开绿灯，各种政策倾斜，各种扶持。甚至可能发生现在受益政策倾斜的一方和极端宗教的源头结为盟友，对抗要求改变政策倾斜的一方，这些人是没有任何大局、国家、民族观念的，他们眼中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这种政策的修正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的整个国家的政策导向，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已经享受到的利益。甚至将来可能会发生一个很可怕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内部不能完成这个修正的话，即使整个欧美进入反对极端宗教，开始对宗教源头进行强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会错过这个历史机会，甚至会在欧美动手的时候唱反调，以极端主义的前端宗教的同盟自居，最终葬送中国的未来。
        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了调整，可是这个调整从整个舆论环境来看已经显的滞后了。这是因为一党执政的全盘政策导向所导致的，船大难掉头，绝大多数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数十年的，比如什么“五十年不变”、“百年国策”，想要修改一项不适宜的政策困难重重，是对整个政策方向的反力，这是执行了这些政策三十多年而有巨大受益的群体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因为各地已经出现老龄化的迹象，这种迹象是无法忽视的，地方主义在改变计划生育一胎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逐渐放开了二胎限制，最终影响到了中央决策。
        那些两少一宽、少民优惠、牛羊肉补贴、清真寺建设，不过是这个大的政策环境所结出的果子，这个大的政策环境不变的话，是不会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民族宗教政策改革的。局地、局部的调整都不足以影响中央决策，除非全国各地都渐渐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一个政策修正的倾向，才能够影响中央决策。而就目前看来，浙江、山东、重庆、上海、福建、深圳等地还在继续倾斜扶植一神宗教，放任韩国人公开传教、各种地下宗教、以及不吃猪肉教，而其他一些地方，比如比较传统的如安徽等地情况好一些，而新疆因为深受其害倒是走在了全国前列，但还远远不够，因为不敢对极端宗教的源头进行改革，这个必须要靠中央政策整体掉头才可以。就未来几年的局势来看，内地各省在民族宗教的倾向上还要经过反复的争夺，最终能否影响到中央决策，还要看广大群众的舆论环境。就各地和一神宗教合作的状况来看，三十多年的改革收益最大的地方，和一神宗教的合作愈加密切，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合作、联盟倾向，来集体对抗要求进行修正的一方，而经济相对不发达，改革收益相对较小的地方，和一神宗教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
        这种政策博弈，不仅是建国以来所进行的左、右的博弈，也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博弈，也是国际上的极端宗教和世俗社会的博弈在国内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环境所表现的民意极其舆论分为在政策决策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政策的调整也是随着这个网络表现的民意的走势进行的。对网络的舆论的争夺必将越来越激烈。
        量变的积累最终会达到质量，全国各地如果都能够形成一个对宗教干涉世俗的严格禁止氛围，那么中央的民族政策掉头会必然发生的，但在整个大的倾斜政策导向不变的话，掉头幅度也不要希望有多大，最多进行一些改良。怕就怕全国各省步调不一致、发声不一，这边厢要禁止极端宗教、禁止宗教干涉世俗，而那边却要拆台，而在政教合一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处于维持稳定、不折腾的要求下，中央政策依旧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