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上海黑心开发商纵火谋杀抗美援朝老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02:50
8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城开）三员工纵火逼迁案作出一审宣判，以放火罪判处杨孙勤、王长坤二人死缓，判处陆培德无期徒刑。
案发时，杨任上海城开副总经理，王、陆二人系公司员工。法院判定：今年1月4日，杨孙勤授意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乌鲁木齐路麦琪里住户朱水康一家搬离；同日，陆培德即指使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王将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处，点火引燃后逃离。大火旋即烧至三楼朱家，致使年逾七旬的朱水康夫妇被烧死，朱的儿子朱建强及妻女三人从天窗逃至屋顶，躲过一劫。
朱家两位老人因被逼搬迁而罹难，群情激愤，社会各界惩凶之吁不绝于耳。判决书称，事发后，三名肇事者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1月31日，王长坤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月4日，陆培德亦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刑拘。陆在拘留期间，主动供认指使他人放火逼迁事实。检方随后再将杨孙勤拘留；之后，2月24日，以涉嫌放火罪将三人正式逮捕。
在此案侦查期间，上述三人均承认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时，王长坤当庭翻供，否认曾接受陆培德的指令，并否认放火。其律师为王作无罪辩护，并称王在侦查期间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诱供、逼供所致。杨、陆二人的律师则作有罪辩护，杨强调自己在下令逼迁时，再三叮嘱陆“注意安全，不要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而陆则辩称其向王长坤下令时也反复强调“采用放把小火冒冒烟的办法，但不要出事”。
《财经》获悉，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均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除王继续作无罪辩护，杨、陆二人亦全盘翻供，杨否认曾向陆下达指令，而陆否认曾接受杨的指令并向王下达指令。
案情自此全盘逆转，真相究系如何，尚待二审审理结果。
一场大火
9月2日，《财经》采访了受害人朱水康的儿媳周莉。周一见记者，即激动地说：“我公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都没有死，现在却这样死掉了！”
“那天是1月9号，我女儿做功课做到11点，后来我们就睡觉了。我睡到半夜，听到公公在隔壁叫我老公‘阿强！阿强！’我被叫醒后闻到烟味，很快发现公公叫的声音很凄惨。我起身拉灯，灯没亮；再去开门，发现门外火头已经蹿得很高。我赶紧把女儿叫醒，这时候房门已经倒下来了，门边是女儿的书柜，也跟着烧起来。我老公也跟着起来，这时屋子里全是烟，眼睛都睁不开，我女儿就叫：‘妈妈啊，我气透不出！’我们只能从天窗往屋顶爬，瓦片在抖，柱子也在抖。当时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不是摔死就是烧死了！”周莉回忆起当日情景，犹在眼前。
“后来我们就在屋顶喊救命，幸亏有人路过，他打了119，同时叫来附近的一辆翻斗车，把我们从上面救下来。”
消防队赶到时，朱家在三楼的房子已被烧毁，但两位老人一直未能出来。约40分钟后，大火被扑灭，两位老人被抬出来时早已没了人形。
上海市消防局此后开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大火起于1月9日凌晨零时59分，过火面积约35平方米，火灾原因为是人为放火。《财经》获悉，此次酿成人命惨剧的“1.9纵火案”，已非上海城开首次纵火逼迁。此前一年中，官方统计麦琪里共发生火警火灾12起，其中至少五次已被查实系上海城开员工所为。
除了放火恐吓，上海城开为了“加强拆迁工作力度”，还多次在麦琪里采用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放煤气、撬楼板方式逼迁，并数次殴打当地居民。
回迁之惑
麦琪里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徐汇区，地处乌鲁木齐中路，曾是法租界，是中心城区难得的闹中取静之所。2001年9月，经徐汇区政府申报，麦琪里被列入上海市新一轮旧区改造地块。
所谓“旧区改造地块”，是上海市政府推进旧区改造政策的产物。2001年2月，上海市政府制定《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规定，开发商在“旧区改造地块”开发，可享受土地使用权低价乃至零转让，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等一系列优惠。相应地，旧区改造地块中动迁的居民，可实物安置或货币化安置，政府并鼓励其回迁，按原有居住面积拨付新房，若新房面积大于旧房，则回搬户只需补足差价即可入住。
2002年2月7日，徐汇区属国有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开集团），在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以2.65亿元拍得麦琪里地块。6月，上海城开受聘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入麦琪里地块实施动迁。
上海城开系城开集团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上海城开5％的股份，陆培德、王长坤二人则各持1.4％的股份。
上海城开进驻麦琪里后，当地居民在其下发的《麦琪里地块动迁基地告居民书》中发现，麦琪里地块虽被认定为“旧区改造地块”，但在安置方案中却未出现“申请回迁”一项。居民们要求查看“房屋拆迁许可证”，结果发现麦琪里地块已被定性为土地储备项目。
原来，徐汇区政府在获得“旧城改造项目”批文后不久，即于2001年11月将麦琪里动迁项目由“旧区改造项目”变更为“土地储备项目”。麦琪里居民本来应有的回迁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个中关键在于，徐汇区政府以旧区改造名义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将麦琪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继而，徐汇区政府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既然是土地储备项目，则之后竞标得到此地块的城开集团无需承担回迁义务，可将所有新建住宅以市价出售，获取最大收益。
《财经》采访获悉，上海屡有大型开发商通过上述方式牟利，典型者如周正毅旗下的农凯集团。
农凯集团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一处4万余平方米地块时免交3亿元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项目，不许原住民回迁。于是，那些原本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则被拿到市场上卖高价。
据知情人介绍，在麦琪里项目从“旧城改造项目”变为“土地储备项目”后，上海城开并未退还按优惠政策免交的7950万元土地出让金。
一直以来，上海城开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郊区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居民们认为，搬迁到郊区，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至于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计算，麦琪里小区的居民一般每家只有20至3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20万元左右。而当地房产均价在2万元左右，这笔钱远远无法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
正是由于麦琪里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回迁权之争，使得双方迟迟未能达成拆迁协议。
“不公”实质
据《财经》采访了解，纵火案案发后，上海城开即通过徐汇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死者家属接触，并签订了调解书。双方决定采用非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先行调解解决相关赔偿及补偿问题。之后，上海城开共向受害人家属赔偿200万元。
到2005年6月9日，此案刑事部分启动。当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公诉，指控王长坤、杨孙勤、陆培德三人涉嫌放火罪。
据麦琪里的居民介绍，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公布后，死者家属朱建强一家三口曾再次带着死者遗像来到动迁工地，张贴文书，哭诉对强制拆迁和一审判决的不满，并当场与工地保安发生冲突，后被“110”带走。
“这种案子，从法理上很难判断判决是否不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对《财经》表示，纵火致人死亡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一种是纵火人的目的就是要把被害人烧死，实际上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有一种是明知道放火会导致被害人死亡，却放任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构成间接故意；最后一种是放火虽然是故意，但没有想到会把人烧死，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从麦琪里纵火案的一审判决来看，法院最终认定的应该是第三种情况。韩玉胜认为，既然如此，依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判了两个死缓，一个无期徒刑，量刑标准其实也不算低，毕竟死缓也属于死刑。
但是，为什么受害人家属会觉得判决不公，社会舆论也纷纷表示质疑呢？韩玉胜认为，一方面，“死缓”虽然也属于死刑，但除了“抗拒改造、在监狱中继续犯罪”的极个别罪犯，死缓两年后执行的都是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如果再减刑，一般最短十几年，人也就可以出来了。这会令老百姓觉得犯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是这个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属于老百姓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种。
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会不满意，韩玉胜指出，表面上大家在说“判决不公”，实际上是在指责社会现象不公。如果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类似案件换一个形式还可能发生，“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韩感慨地说。
由于三名被告均翻供并向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如今变得扑朔迷离。
记者9月初在麦琪里的案发现场见到，整个动迁工地已经全面停工，围墙高砌，铁门紧锁，惟余一条书有“安全文明、利国利民”字样的横幅飘在空中。
■ 本刊记者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转载:《财经》杂志8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城开）三员工纵火逼迁案作出一审宣判，以放火罪判处杨孙勤、王长坤二人死缓，判处陆培德无期徒刑。
案发时，杨任上海城开副总经理，王、陆二人系公司员工。法院判定：今年1月4日，杨孙勤授意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乌鲁木齐路麦琪里住户朱水康一家搬离；同日，陆培德即指使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王将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处，点火引燃后逃离。大火旋即烧至三楼朱家，致使年逾七旬的朱水康夫妇被烧死，朱的儿子朱建强及妻女三人从天窗逃至屋顶，躲过一劫。
朱家两位老人因被逼搬迁而罹难，群情激愤，社会各界惩凶之吁不绝于耳。判决书称，事发后，三名肇事者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1月31日，王长坤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月4日，陆培德亦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刑拘。陆在拘留期间，主动供认指使他人放火逼迁事实。检方随后再将杨孙勤拘留；之后，2月24日，以涉嫌放火罪将三人正式逮捕。
在此案侦查期间，上述三人均承认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时，王长坤当庭翻供，否认曾接受陆培德的指令，并否认放火。其律师为王作无罪辩护，并称王在侦查期间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诱供、逼供所致。杨、陆二人的律师则作有罪辩护，杨强调自己在下令逼迁时，再三叮嘱陆“注意安全，不要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而陆则辩称其向王长坤下令时也反复强调“采用放把小火冒冒烟的办法，但不要出事”。
《财经》获悉，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均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除王继续作无罪辩护，杨、陆二人亦全盘翻供，杨否认曾向陆下达指令，而陆否认曾接受杨的指令并向王下达指令。
案情自此全盘逆转，真相究系如何，尚待二审审理结果。
一场大火
9月2日，《财经》采访了受害人朱水康的儿媳周莉。周一见记者，即激动地说：“我公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都没有死，现在却这样死掉了！”
“那天是1月9号，我女儿做功课做到11点，后来我们就睡觉了。我睡到半夜，听到公公在隔壁叫我老公‘阿强！阿强！’我被叫醒后闻到烟味，很快发现公公叫的声音很凄惨。我起身拉灯，灯没亮；再去开门，发现门外火头已经蹿得很高。我赶紧把女儿叫醒，这时候房门已经倒下来了，门边是女儿的书柜，也跟着烧起来。我老公也跟着起来，这时屋子里全是烟，眼睛都睁不开，我女儿就叫：‘妈妈啊，我气透不出！’我们只能从天窗往屋顶爬，瓦片在抖，柱子也在抖。当时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不是摔死就是烧死了！”周莉回忆起当日情景，犹在眼前。
“后来我们就在屋顶喊救命，幸亏有人路过，他打了119，同时叫来附近的一辆翻斗车，把我们从上面救下来。”
消防队赶到时，朱家在三楼的房子已被烧毁，但两位老人一直未能出来。约40分钟后，大火被扑灭，两位老人被抬出来时早已没了人形。
上海市消防局此后开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大火起于1月9日凌晨零时59分，过火面积约35平方米，火灾原因为是人为放火。《财经》获悉，此次酿成人命惨剧的“1.9纵火案”，已非上海城开首次纵火逼迁。此前一年中，官方统计麦琪里共发生火警火灾12起，其中至少五次已被查实系上海城开员工所为。
除了放火恐吓，上海城开为了“加强拆迁工作力度”，还多次在麦琪里采用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放煤气、撬楼板方式逼迁，并数次殴打当地居民。
回迁之惑
麦琪里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徐汇区，地处乌鲁木齐中路，曾是法租界，是中心城区难得的闹中取静之所。2001年9月，经徐汇区政府申报，麦琪里被列入上海市新一轮旧区改造地块。
所谓“旧区改造地块”，是上海市政府推进旧区改造政策的产物。2001年2月，上海市政府制定《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规定，开发商在“旧区改造地块”开发，可享受土地使用权低价乃至零转让，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等一系列优惠。相应地，旧区改造地块中动迁的居民，可实物安置或货币化安置，政府并鼓励其回迁，按原有居住面积拨付新房，若新房面积大于旧房，则回搬户只需补足差价即可入住。
2002年2月7日，徐汇区属国有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开集团），在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以2.65亿元拍得麦琪里地块。6月，上海城开受聘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入麦琪里地块实施动迁。
上海城开系城开集团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上海城开5％的股份，陆培德、王长坤二人则各持1.4％的股份。
上海城开进驻麦琪里后，当地居民在其下发的《麦琪里地块动迁基地告居民书》中发现，麦琪里地块虽被认定为“旧区改造地块”，但在安置方案中却未出现“申请回迁”一项。居民们要求查看“房屋拆迁许可证”，结果发现麦琪里地块已被定性为土地储备项目。
原来，徐汇区政府在获得“旧城改造项目”批文后不久，即于2001年11月将麦琪里动迁项目由“旧区改造项目”变更为“土地储备项目”。麦琪里居民本来应有的回迁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个中关键在于，徐汇区政府以旧区改造名义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将麦琪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继而，徐汇区政府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既然是土地储备项目，则之后竞标得到此地块的城开集团无需承担回迁义务，可将所有新建住宅以市价出售，获取最大收益。
《财经》采访获悉，上海屡有大型开发商通过上述方式牟利，典型者如周正毅旗下的农凯集团。
农凯集团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一处4万余平方米地块时免交3亿元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项目，不许原住民回迁。于是，那些原本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则被拿到市场上卖高价。
据知情人介绍，在麦琪里项目从“旧城改造项目”变为“土地储备项目”后，上海城开并未退还按优惠政策免交的7950万元土地出让金。
一直以来，上海城开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郊区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居民们认为，搬迁到郊区，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至于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计算，麦琪里小区的居民一般每家只有20至3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20万元左右。而当地房产均价在2万元左右，这笔钱远远无法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
正是由于麦琪里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回迁权之争，使得双方迟迟未能达成拆迁协议。
“不公”实质
据《财经》采访了解，纵火案案发后，上海城开即通过徐汇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死者家属接触，并签订了调解书。双方决定采用非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先行调解解决相关赔偿及补偿问题。之后，上海城开共向受害人家属赔偿200万元。
到2005年6月9日，此案刑事部分启动。当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公诉，指控王长坤、杨孙勤、陆培德三人涉嫌放火罪。
据麦琪里的居民介绍，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公布后，死者家属朱建强一家三口曾再次带着死者遗像来到动迁工地，张贴文书，哭诉对强制拆迁和一审判决的不满，并当场与工地保安发生冲突，后被“110”带走。
“这种案子，从法理上很难判断判决是否不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对《财经》表示，纵火致人死亡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一种是纵火人的目的就是要把被害人烧死，实际上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有一种是明知道放火会导致被害人死亡，却放任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构成间接故意；最后一种是放火虽然是故意，但没有想到会把人烧死，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从麦琪里纵火案的一审判决来看，法院最终认定的应该是第三种情况。韩玉胜认为，既然如此，依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判了两个死缓，一个无期徒刑，量刑标准其实也不算低，毕竟死缓也属于死刑。
但是，为什么受害人家属会觉得判决不公，社会舆论也纷纷表示质疑呢？韩玉胜认为，一方面，“死缓”虽然也属于死刑，但除了“抗拒改造、在监狱中继续犯罪”的极个别罪犯，死缓两年后执行的都是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如果再减刑，一般最短十几年，人也就可以出来了。这会令老百姓觉得犯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是这个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属于老百姓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种。
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会不满意，韩玉胜指出，表面上大家在说“判决不公”，实际上是在指责社会现象不公。如果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类似案件换一个形式还可能发生，“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韩感慨地说。
由于三名被告均翻供并向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如今变得扑朔迷离。
记者9月初在麦琪里的案发现场见到，整个动迁工地已经全面停工，围墙高砌，铁门紧锁，惟余一条书有“安全文明、利国利民”字样的横幅飘在空中。
■ 本刊记者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转载:《财经》杂志
案发时，杨任上海城开副总经理，王、陆二人系公司员工。法院判定：今年1月4日，杨孙勤授意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乌鲁木齐路麦琪里住户朱水康一家搬离；同日，陆培德即指使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王将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处，点火引燃后逃离。大火旋即烧至三楼朱家，致使年逾七旬的朱水康夫妇被烧死，朱的儿子朱建强及妻女三人从天窗逃至屋顶，躲过一劫。
朱家两位老人因被逼搬迁而罹难，群情激愤，社会各界惩凶之吁不绝于耳。判决书称，事发后，三名肇事者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1月31日，王长坤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月4日，陆培德亦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刑拘。陆在拘留期间，主动供认指使他人放火逼迁事实。检方随后再将杨孙勤拘留；之后，2月24日，以涉嫌放火罪将三人正式逮捕。
在此案侦查期间，上述三人均承认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时，王长坤当庭翻供，否认曾接受陆培德的指令，并否认放火。其律师为王作无罪辩护，并称王在侦查期间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诱供、逼供所致。杨、陆二人的律师则作有罪辩护，杨强调自己在下令逼迁时，再三叮嘱陆“注意安全，不要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而陆则辩称其向王长坤下令时也反复强调“采用放把小火冒冒烟的办法，但不要出事”。
《财经》获悉，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均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除王继续作无罪辩护，杨、陆二人亦全盘翻供，杨否认曾向陆下达指令，而陆否认曾接受杨的指令并向王下达指令。
案情自此全盘逆转，真相究系如何，尚待二审审理结果。
一场大火
9月2日，《财经》采访了受害人朱水康的儿媳周莉。周一见记者，即激动地说：“我公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都没有死，现在却这样死掉了！”
“那天是1月9号，我女儿做功课做到11点，后来我们就睡觉了。我睡到半夜，听到公公在隔壁叫我老公‘阿强！阿强！’我被叫醒后闻到烟味，很快发现公公叫的声音很凄惨。我起身拉灯，灯没亮；再去开门，发现门外火头已经蹿得很高。我赶紧把女儿叫醒，这时候房门已经倒下来了，门边是女儿的书柜，也跟着烧起来。我老公也跟着起来，这时屋子里全是烟，眼睛都睁不开，我女儿就叫：‘妈妈啊，我气透不出！’我们只能从天窗往屋顶爬，瓦片在抖，柱子也在抖。当时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不是摔死就是烧死了！”周莉回忆起当日情景，犹在眼前。
“后来我们就在屋顶喊救命，幸亏有人路过，他打了119，同时叫来附近的一辆翻斗车，把我们从上面救下来。”
消防队赶到时，朱家在三楼的房子已被烧毁，但两位老人一直未能出来。约40分钟后，大火被扑灭，两位老人被抬出来时早已没了人形。
上海市消防局此后开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大火起于1月9日凌晨零时59分，过火面积约35平方米，火灾原因为是人为放火。《财经》获悉，此次酿成人命惨剧的“1.9纵火案”，已非上海城开首次纵火逼迁。此前一年中，官方统计麦琪里共发生火警火灾12起，其中至少五次已被查实系上海城开员工所为。
除了放火恐吓，上海城开为了“加强拆迁工作力度”，还多次在麦琪里采用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放煤气、撬楼板方式逼迁，并数次殴打当地居民。
回迁之惑
麦琪里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徐汇区，地处乌鲁木齐中路，曾是法租界，是中心城区难得的闹中取静之所。2001年9月，经徐汇区政府申报，麦琪里被列入上海市新一轮旧区改造地块。
所谓“旧区改造地块”，是上海市政府推进旧区改造政策的产物。2001年2月，上海市政府制定《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规定，开发商在“旧区改造地块”开发，可享受土地使用权低价乃至零转让，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等一系列优惠。相应地，旧区改造地块中动迁的居民，可实物安置或货币化安置，政府并鼓励其回迁，按原有居住面积拨付新房，若新房面积大于旧房，则回搬户只需补足差价即可入住。
2002年2月7日，徐汇区属国有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开集团），在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以2.65亿元拍得麦琪里地块。6月，上海城开受聘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入麦琪里地块实施动迁。
上海城开系城开集团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上海城开5％的股份，陆培德、王长坤二人则各持1.4％的股份。
上海城开进驻麦琪里后，当地居民在其下发的《麦琪里地块动迁基地告居民书》中发现，麦琪里地块虽被认定为“旧区改造地块”，但在安置方案中却未出现“申请回迁”一项。居民们要求查看“房屋拆迁许可证”，结果发现麦琪里地块已被定性为土地储备项目。
原来，徐汇区政府在获得“旧城改造项目”批文后不久，即于2001年11月将麦琪里动迁项目由“旧区改造项目”变更为“土地储备项目”。麦琪里居民本来应有的回迁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个中关键在于，徐汇区政府以旧区改造名义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将麦琪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继而，徐汇区政府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既然是土地储备项目，则之后竞标得到此地块的城开集团无需承担回迁义务，可将所有新建住宅以市价出售，获取最大收益。
《财经》采访获悉，上海屡有大型开发商通过上述方式牟利，典型者如周正毅旗下的农凯集团。
农凯集团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一处4万余平方米地块时免交3亿元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项目，不许原住民回迁。于是，那些原本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则被拿到市场上卖高价。
据知情人介绍，在麦琪里项目从“旧城改造项目”变为“土地储备项目”后，上海城开并未退还按优惠政策免交的7950万元土地出让金。
一直以来，上海城开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郊区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居民们认为，搬迁到郊区，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至于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计算，麦琪里小区的居民一般每家只有20至3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20万元左右。而当地房产均价在2万元左右，这笔钱远远无法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
正是由于麦琪里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回迁权之争，使得双方迟迟未能达成拆迁协议。
“不公”实质
据《财经》采访了解，纵火案案发后，上海城开即通过徐汇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死者家属接触，并签订了调解书。双方决定采用非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先行调解解决相关赔偿及补偿问题。之后，上海城开共向受害人家属赔偿200万元。
到2005年6月9日，此案刑事部分启动。当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公诉，指控王长坤、杨孙勤、陆培德三人涉嫌放火罪。
据麦琪里的居民介绍，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公布后，死者家属朱建强一家三口曾再次带着死者遗像来到动迁工地，张贴文书，哭诉对强制拆迁和一审判决的不满，并当场与工地保安发生冲突，后被“110”带走。
“这种案子，从法理上很难判断判决是否不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对《财经》表示，纵火致人死亡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一种是纵火人的目的就是要把被害人烧死，实际上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有一种是明知道放火会导致被害人死亡，却放任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构成间接故意；最后一种是放火虽然是故意，但没有想到会把人烧死，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从麦琪里纵火案的一审判决来看，法院最终认定的应该是第三种情况。韩玉胜认为，既然如此，依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判了两个死缓，一个无期徒刑，量刑标准其实也不算低，毕竟死缓也属于死刑。
但是，为什么受害人家属会觉得判决不公，社会舆论也纷纷表示质疑呢？韩玉胜认为，一方面，“死缓”虽然也属于死刑，但除了“抗拒改造、在监狱中继续犯罪”的极个别罪犯，死缓两年后执行的都是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如果再减刑，一般最短十几年，人也就可以出来了。这会令老百姓觉得犯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是这个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属于老百姓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种。
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会不满意，韩玉胜指出，表面上大家在说“判决不公”，实际上是在指责社会现象不公。如果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类似案件换一个形式还可能发生，“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韩感慨地说。
由于三名被告均翻供并向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如今变得扑朔迷离。
记者9月初在麦琪里的案发现场见到，整个动迁工地已经全面停工，围墙高砌，铁门紧锁，惟余一条书有“安全文明、利国利民”字样的横幅飘在空中。
■ 本刊记者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转载:《财经》杂志8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城开）三员工纵火逼迁案作出一审宣判，以放火罪判处杨孙勤、王长坤二人死缓，判处陆培德无期徒刑。
案发时，杨任上海城开副总经理，王、陆二人系公司员工。法院判定：今年1月4日，杨孙勤授意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乌鲁木齐路麦琪里住户朱水康一家搬离；同日，陆培德即指使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王将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处，点火引燃后逃离。大火旋即烧至三楼朱家，致使年逾七旬的朱水康夫妇被烧死，朱的儿子朱建强及妻女三人从天窗逃至屋顶，躲过一劫。
朱家两位老人因被逼搬迁而罹难，群情激愤，社会各界惩凶之吁不绝于耳。判决书称，事发后，三名肇事者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1月31日，王长坤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月4日，陆培德亦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刑拘。陆在拘留期间，主动供认指使他人放火逼迁事实。检方随后再将杨孙勤拘留；之后，2月24日，以涉嫌放火罪将三人正式逮捕。
在此案侦查期间，上述三人均承认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时，王长坤当庭翻供，否认曾接受陆培德的指令，并否认放火。其律师为王作无罪辩护，并称王在侦查期间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诱供、逼供所致。杨、陆二人的律师则作有罪辩护，杨强调自己在下令逼迁时，再三叮嘱陆“注意安全，不要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而陆则辩称其向王长坤下令时也反复强调“采用放把小火冒冒烟的办法，但不要出事”。
《财经》获悉，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均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除王继续作无罪辩护，杨、陆二人亦全盘翻供，杨否认曾向陆下达指令，而陆否认曾接受杨的指令并向王下达指令。
案情自此全盘逆转，真相究系如何，尚待二审审理结果。
一场大火
9月2日，《财经》采访了受害人朱水康的儿媳周莉。周一见记者，即激动地说：“我公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都没有死，现在却这样死掉了！”
“那天是1月9号，我女儿做功课做到11点，后来我们就睡觉了。我睡到半夜，听到公公在隔壁叫我老公‘阿强！阿强！’我被叫醒后闻到烟味，很快发现公公叫的声音很凄惨。我起身拉灯，灯没亮；再去开门，发现门外火头已经蹿得很高。我赶紧把女儿叫醒，这时候房门已经倒下来了，门边是女儿的书柜，也跟着烧起来。我老公也跟着起来，这时屋子里全是烟，眼睛都睁不开，我女儿就叫：‘妈妈啊，我气透不出！’我们只能从天窗往屋顶爬，瓦片在抖，柱子也在抖。当时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不是摔死就是烧死了！”周莉回忆起当日情景，犹在眼前。
“后来我们就在屋顶喊救命，幸亏有人路过，他打了119，同时叫来附近的一辆翻斗车，把我们从上面救下来。”
消防队赶到时，朱家在三楼的房子已被烧毁，但两位老人一直未能出来。约40分钟后，大火被扑灭，两位老人被抬出来时早已没了人形。
上海市消防局此后开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大火起于1月9日凌晨零时59分，过火面积约35平方米，火灾原因为是人为放火。《财经》获悉，此次酿成人命惨剧的“1.9纵火案”，已非上海城开首次纵火逼迁。此前一年中，官方统计麦琪里共发生火警火灾12起，其中至少五次已被查实系上海城开员工所为。
除了放火恐吓，上海城开为了“加强拆迁工作力度”，还多次在麦琪里采用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放煤气、撬楼板方式逼迁，并数次殴打当地居民。
回迁之惑
麦琪里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徐汇区，地处乌鲁木齐中路，曾是法租界，是中心城区难得的闹中取静之所。2001年9月，经徐汇区政府申报，麦琪里被列入上海市新一轮旧区改造地块。
所谓“旧区改造地块”，是上海市政府推进旧区改造政策的产物。2001年2月，上海市政府制定《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规定，开发商在“旧区改造地块”开发，可享受土地使用权低价乃至零转让，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等一系列优惠。相应地，旧区改造地块中动迁的居民，可实物安置或货币化安置，政府并鼓励其回迁，按原有居住面积拨付新房，若新房面积大于旧房，则回搬户只需补足差价即可入住。
2002年2月7日，徐汇区属国有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开集团），在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以2.65亿元拍得麦琪里地块。6月，上海城开受聘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入麦琪里地块实施动迁。
上海城开系城开集团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上海城开5％的股份，陆培德、王长坤二人则各持1.4％的股份。
上海城开进驻麦琪里后，当地居民在其下发的《麦琪里地块动迁基地告居民书》中发现，麦琪里地块虽被认定为“旧区改造地块”，但在安置方案中却未出现“申请回迁”一项。居民们要求查看“房屋拆迁许可证”，结果发现麦琪里地块已被定性为土地储备项目。
原来，徐汇区政府在获得“旧城改造项目”批文后不久，即于2001年11月将麦琪里动迁项目由“旧区改造项目”变更为“土地储备项目”。麦琪里居民本来应有的回迁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个中关键在于，徐汇区政府以旧区改造名义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将麦琪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继而，徐汇区政府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既然是土地储备项目，则之后竞标得到此地块的城开集团无需承担回迁义务，可将所有新建住宅以市价出售，获取最大收益。
《财经》采访获悉，上海屡有大型开发商通过上述方式牟利，典型者如周正毅旗下的农凯集团。
农凯集团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一处4万余平方米地块时免交3亿元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项目，不许原住民回迁。于是，那些原本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则被拿到市场上卖高价。
据知情人介绍，在麦琪里项目从“旧城改造项目”变为“土地储备项目”后，上海城开并未退还按优惠政策免交的7950万元土地出让金。
一直以来，上海城开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郊区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居民们认为，搬迁到郊区，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至于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计算，麦琪里小区的居民一般每家只有20至3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20万元左右。而当地房产均价在2万元左右，这笔钱远远无法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
正是由于麦琪里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回迁权之争，使得双方迟迟未能达成拆迁协议。
“不公”实质
据《财经》采访了解，纵火案案发后，上海城开即通过徐汇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死者家属接触，并签订了调解书。双方决定采用非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先行调解解决相关赔偿及补偿问题。之后，上海城开共向受害人家属赔偿200万元。
到2005年6月9日，此案刑事部分启动。当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公诉，指控王长坤、杨孙勤、陆培德三人涉嫌放火罪。
据麦琪里的居民介绍，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公布后，死者家属朱建强一家三口曾再次带着死者遗像来到动迁工地，张贴文书，哭诉对强制拆迁和一审判决的不满，并当场与工地保安发生冲突，后被“110”带走。
“这种案子，从法理上很难判断判决是否不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对《财经》表示，纵火致人死亡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一种是纵火人的目的就是要把被害人烧死，实际上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有一种是明知道放火会导致被害人死亡，却放任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构成间接故意；最后一种是放火虽然是故意，但没有想到会把人烧死，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从麦琪里纵火案的一审判决来看，法院最终认定的应该是第三种情况。韩玉胜认为，既然如此，依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判了两个死缓，一个无期徒刑，量刑标准其实也不算低，毕竟死缓也属于死刑。
但是，为什么受害人家属会觉得判决不公，社会舆论也纷纷表示质疑呢？韩玉胜认为，一方面，“死缓”虽然也属于死刑，但除了“抗拒改造、在监狱中继续犯罪”的极个别罪犯，死缓两年后执行的都是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如果再减刑，一般最短十几年，人也就可以出来了。这会令老百姓觉得犯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是这个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属于老百姓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种。
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会不满意，韩玉胜指出，表面上大家在说“判决不公”，实际上是在指责社会现象不公。如果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类似案件换一个形式还可能发生，“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韩感慨地说。
由于三名被告均翻供并向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如今变得扑朔迷离。
记者9月初在麦琪里的案发现场见到，整个动迁工地已经全面停工，围墙高砌，铁门紧锁，惟余一条书有“安全文明、利国利民”字样的横幅飘在空中。
■ 本刊记者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转载:《财经》杂志
不搬走就放火烧他们？ 上海麦其里拆迁区“1·9”纵火案调查
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对此案作出批示，案情于2月24日真相大白
“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查个水落石出，决不允许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有屈死的冤魂”
——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对“1·9”纵火案的批示
初春纯净的阳光照耀着被拆得满是断壁残垣的上海徐家汇麦其里小区。小区一幢还没有拆除的残破小楼被围在打着“上海市公安局”字样的警戒线内。
这是一幢三层的老式上海小洋楼，一半已经被掀掉了屋顶，露出一根根椽木，没有门和玻璃、像黑窟窿的墙，焦黑的墙面与顶层小阁楼，都显示着大火肆虐过的痕迹。
残楼那处还没被敲掉的圆穹式门顶和砖雕，显示着昔日繁华的一丝旧影。麦其里解放前是法租界，也是上海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如今，与麦其里地块一街之隔，有着和记黄埔在上海的旗舰项目“汇贤居”，汇贤居3万－6万元／平方米的房价彰显出这幢残楼所处的地段——麦其里是如何寸土寸金。
这块总面积达20950平方米的土地三年多前被上海徐汇区政府的全资公司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2.65亿的竞拍价得到。于是，这幢七八十年来曾经像老绅士般端坐在老法国租界的62号小楼和麦其里其它的老楼一样，命运注定要被彻底改变了。
只是这幢小楼的命运显得更为惨烈。
今年1月9日凌晨1时30分，位于乌鲁木齐中路的这幢楼房发生火灾，大火不仅彻底毁掉了这幢死死支撑的小楼，还烧死了居住三楼的两位老人。经消防部门事后勘察，火灾现场有人为纵火迹象。
谁是纵火者，又因何纵火？从一开始，这场发生在昔日法租界、而今黄金地段的拆迁区的火灾便笼上了层层的神秘色彩。
麦其里62号凌晨大火
两名在大火中丧生的老人是拆迁户朱建强70岁的父亲朱水康与71岁的母亲李杏芝。朱建强一家五口，除了父母外，还有妻子周莉和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朱婷。
大火是从二楼的木梯开始烧起来的，当时，麦其里62号的一楼二楼已经搬空，朱家五口住在三楼。火势很快到了三楼。周莉事后向警方和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讲述了大火前后的详细经过。这位人士转述了周莉一家当时的遭遇。
当火在二楼烧起来时，老人朱水康已经醒来，敲门叫醒了周莉：“好像有烟味啊。”睡得迷迷糊糊的周莉起来闻了闻，去拉电灯，电灯没亮。周莉本能地冲过去开门，外面的火立即扑进来。周莉想也没想，随手操起房内的两把开水壶向火中倒水。火苗反而上蹿过来。周莉慌了，冲到床边拉起丈夫朱建强，又叫醒女儿朱婷。周莉夫妇及女儿的卧室与公公婆婆的卧室相隔在楼梯两边，就在这当口，门咣啷一声被烧得倒下去，楼梯走道烧成一片火海，他们已经听不到两个老人的呼救了。
这时，冰箱发出噼啪的炸响声，冰箱上炸裂出来滚烫铁屑飞向周莉、朱建强、朱婷的背上。通向楼梯的路已经被烧断，丈夫朱建强冲向窗口，然后来拉女儿朱婷，周莉则把女儿往上推，等女儿爬上窗台后，她才爬到窗口。几秒钟后，周莉就看到火舌卷到了窗口，屋内发出冰箱被烧爆的一声巨响。他们爬到房屋西侧的平台上拼命喊救命。最后一个后来自称姓陆的过路人看到了，他叫来拆迁地边上的推土机，司机升起翻斗车，一家三口成功获救。
6辆消防车也在此时赶到现场，40分钟后，消防人员将困在房内的2名老人救出，但两老已经身亡。据在1月9日参与这起火灾报道的当地记者回忆，当时消防人员就觉得这起火灾不同于失火，有纵火痕迹。上海警方随后开始介入调查。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批示上海市公安局，“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查个水落石出，决不允许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有屈死的冤魂”。
朱建强的妻子周莉一度被怀疑为纵火者。朱家周围的邻居们回忆，一开始确实有不少人甚至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怀疑是周莉纵火的。拆迁公司向外界散布的理由，其一是周莉平日和公公婆婆不和，烧一把火不但解心头之恨还可以多得赔款；其二是周莉看上去有些歇斯底里，做出非理性的事在情理之中。
被纵火的麦其里62号，残楼背后就是上海最昂贵的楼盘之一——汇贤居。
旧城改造与拆迁利益链
朱家和拆迁队的矛盾由来已久。
如果麦其里的拆迁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朱建强家不但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相反还会笑逐颜开地欢迎拆迁。
上海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末出台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有危棚简屋365万平方米；市中心10个区280平方公里内居住着706万城市居民，市区人均居住面积5.6平方米，全市有30多万户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还有3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5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仅31.6％。麦其里原住民们30平方米住祖孙三代七八个人的家庭最为典型。
从1992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就开始了一系列旧区改造行动，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减免或缓交原来应该由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手续费、管理费等优惠措施，降低动迁成本，把土地价全部投入到动迁中，让动迁居民得益。2001年，上海开始新一轮旧区改造，瞄准改造呼声依旧强烈的2000万平方米旧式里弄、特别是二级以下旧里弄成片地区进行改造。
本世纪初，原住民的回迁权被以红头文件的方式确定下来。2001年2月和4月，上海市相继出台了《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沪城建2001第0068号)、《鼓励动迁居民回搬试点地块报批办法》(沪城建2001第212号文件)。新政策要求新一轮旧改继续沿用减免土地出让金、市政配套费包干等优惠政策。并规定各区在2001年4月20日之前将试点地块上报材料报送市房地局，各区试点地块数量不超过2块。麦其里地块15街坊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政策也被视为上海政府十多年传承、重点落实的“民心工程”。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的沪房地资安［2001］532号文件批准麦其里成为旧城改造项目。这个批文也正是麦其里原住民们要求回迁权的政策依据。
但是，就在徐汇区获得该批文不久，2001年11月23日“徐计投综(2001)29号”文件称，徐汇区计划委员会同意将麦其里动迁项目改为“土地储备项目”。但是，即使到2002年2月25日，徐汇区通过《徐汇报》对外宣称这仍是“旧城改造项目”：2002年2月7日徐汇区新一轮旧城改造首次土地使用权招投标中，麦其里地块土地使用权由徐汇区属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2.65亿中标。
一位深知其中内情的上海房地产业界资深人士揭开了此中奥妙：2001年的68号文件规定，旧城改造项目为了鼓励开发商吸纳回迁的原住民，可以为开发商免除土地出让金。2001年实行土地招标后，上海规定土地中标价的30％上缴市政府作为土地出让金。也就是说，当城开集团以“旧城改造”项目中标后，城开集团的唯一股东徐汇区政府可以根据68号文件免除交这笔数额达2.65亿×30％＝795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而当这块土地再次转换成“土地储备”后，城开集团不但不用再承担因免除土地出让金带来的义务——“鼓励居民回迁”，而且，原来应该给一千余户原住民虚位以待的回迁安置房还可以再拿到房市卖个好价钱。
同时，因为拆迁费是承包的，拆迁公司只有通过压缩拆迁成本才能获利。所以，他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压缩拆迁成本。
这位资深人士指出，上海曾有一大批地产公司通过钻这个政策空子获得了类似好处。最有名的是上海周正毅案，周正毅也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58街坊的4万多平方米土地上，被免除了3亿元左右的土地出让金。他也同样在拆迁过程中，不允许居民回迁。这个政策是如何产生的？据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2003年7月17日在《解放日报》的解释是：2001年，由于旧区地块上居民密度过大，动迁成本过大，动迁成本远大于土地出让费用，开发商普遍不敢问津旧区改造。如果再从土地出让价中提取土地出让金上缴政府，那么用于安置的费用就更少了。因此，在旧城改造中采取了不收取出让金的做法。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当2001年后房价飙升后，这项政策就被一些开发商扭曲了。
这位资深人士还指出，徐汇区把麦其里旧城改造项目转换成“土地储备”项目的过程中，还与上海多个政府法规与文件相抵触。首先，这种大块土地性质的转换需要上海市级主管机构批准。其次，上海市房地局、财政局在1997年3月13日印发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储备、出让试行办法》中规定，“列入市政府旧区改造计划危房、棚房、简屋、二级旧里密集地区”才可以土地储备。而［沪房地资安(2001)532号］文件鉴定称，麦其里地块基本为一级旧里，没有作为土地储备的条件。
这种转变对城开集团颇为有利，对像朱建强这样的原住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回迁权之争
1月9日的《新民晚报》报道了麦其里62号凌晨大火，朱家的一位邻居在新闻下面用红笔写了一句话。
3月1日，朱建强家附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邻居颤抖着拿出1月9日的《新民晚报》，在那篇标题为《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一拆迁房发生火灾 司机升翻斗车救出一家三口》的新闻下面，是她当日用红笔写下的一句话——“(向)为动迁而牺牲的老人致(以)哀悼”。
这位老邻居何以写下这样的断语？这要从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与麦其里拆迁户们的渊源说起。
这些老居民们对城开安置公司的印象始于九十年代后期该公司对当今的高档住宅区汇贤居旧地的拆迁。汇贤居是由香港和记黄埔投资的，徐汇区政府把这个拆迁工程转包给了区政府全资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
城开集团网站在介绍公司发展史中透露，承包拆迁业务很早就是这家1996年开始注册的集团公司发展助动力之一。仅1998年就“实施位于斜土路以北、大木桥路以西约2.4公顷的西丁吉里和肇嘉浜路99弄一期、肇嘉浜路384弄、文定路陈家宅以及上海师大赵家宅、石龙工业小区史家宅旧区改造的动迁”。2000年前后，原城开集团公司动迁部改制成集团公司控股，员工和经营者持股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在2002年6月开始动迁麦其里。这家拆迁公司受聘于由徐汇区房地局主办的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而拆迁中遇到的涉及拆迁安置公正性问题与拆迁裁决的日常事务就由徐汇区房地局管理。一位麦其里居民评价说：“他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到了2003年，城开安置公司与麦其里原住民们的矛盾开始激化。但一直以来，城开安置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个方案是搬迁到上海的郊区徐浦大桥一带的居民小区，另一方案是给予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为例，一般是4500元／平方米＋20％的价格补贴系数。麦其里小区的居民一户人家一般只有二十至三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他们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二十万元左右，远远无法以此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以此地两万元的均价计算，三四十平方的小套房就需要六七十万元)。至于搬迁到徐浦大桥的居民区，拆迁居民们认为不但离市区远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我们从小在这里生活五六十年，为什么我们的生存与生活就要为他们的生意作非常吃亏的牺牲呢？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想回迁。”一位至今还没有和拆迁公司签下拆迁合同的居民说。他的这种想法也是麦其里大多数拆迁户的想法。他们依据的理由是政府曾经在沪房地资安［2001］532号文件中以“旧城改造”的项目批下了麦其里的“改造项目”。又根据沪城建［2001］第0068号文件规定，政府鼓励原住民回迁，所以他们符合政府的政策。但徐汇区有关政府部门和城开安置公司均认为，这个地块的用地性质已经改变，已改为土地储备。意即原住民也就失去了回迁的权利。
76岁的老人任菊英也是像朱建强一家一样坚决要求回迁的拆迁户。任菊英回忆，2004年5月10日，她家被数百人组成的强迁队伍强制拆迁。拆迁中，任菊英的腿被拖伤，她的二儿子被打伤，全家的所有衣物被埋在里面，两万元的现金也来不及拿出来。半年多来，小儿子一直为此事在北京上访。此后，她一家只能租房在外面。失去了房子，晚景凄凉的任菊英坐在出租屋的窗下，一脸愁容。
数次矛盾与纵火案真相
正是这个回迁权之争，演变成了包括朱建强家在内的拆迁户与拆迁公司之间绵延三年而不绝的战争。
到了2003年之后，双方矛盾开始激化，被强迁的居民户数也不断上升。那些不愿签下拆迁合同的居民经常发现电线被剪断，煤气被放出，玻璃被敲碎，甚至有大便糊住门锁、死猫扔进厨房等现象。一户至今还住在拆迁区内的人家反映，仅在2004年8月5日至2005年1月17日之间，他家就在徐汇区分局湖南路警察署留下了六个相似的报案记录，包括火表与电线被剪，窗玻璃被砸，煤气被放，其中在2004年11月4日，报案记录称“动迁组工作人员王长坤带人将其家的入户电缆线剪断，致其家中断电”。
到了2004年前后，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发生这次‘1·9’纵火案之前，我们这里已经大小发生过至少十次以上的火灾。大火灾至少有七八起。”朱建强家的老邻居称。
能够查到报警记录的一次麦其里拆迁区大火灾发生在2004年4月10日，乌鲁木齐中路179弄29号底楼(麦其里小区的外围部分)。这一天傍晚，该楼底层的叶金汉家被烧，“火从一楼一直烧到三楼。”目击者们回忆。叶金汉回忆，拆迁公司是在2003年6月开始和他家谈判的，一直到2004年谈判未果之后，忽然发生了这次大火灾，他在向警方的报案中明确指控是拆迁队所为。但拆迁公司则认为，这是他家有人为了想获得更多赔偿而故意放火的。因为双方均没无有力证据，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朱家的老邻居们回忆，与此同时，在麦其里62号，朱建强家下的一楼(朱家住在三楼)发生了三次小火灾。
与这些小火灾差不多同步的是，朱家和拆迁队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邻居们称，朱建强为人老实，内向，而妻子周莉为人泼辣，所以关于拆迁的事也是由周莉主外的。
据与周莉交往密切的人士向周莉证实，2004年10月12日下午，朱建强准备去买牛奶，从拆迁区向外走时，忽然身后被人打了一下，他回身骂了一句，即遭狂殴，为首者是拆迁公司职工王长坤。王长坤称打朱建强的理由是他们怀疑朱建强在纵火。闻讯赶来的周莉见报警后警察一直没有出现，打人也一直没有停止，情急之下躺在乌鲁木齐中路堵塞了交通。此后警察才到场阻止了殴打。经参与治疗的上海华山医院有关医生回忆，朱建强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与肾挫伤。
周莉就为此事要求政府解决，在上访未果的情况下，加上家里的电线莫名被剪断，她于2004年12月14日在上海康平路喝下农药以死相胁，后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发现送往上海中山医院抢救成功。
此后，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又要求周莉一家搬迁，周莉后来向老邻居们说起了王长坤对她的威胁：“你们要么搬走，要么等着严重后果！”
2月24日夜，上海市公布了大火的真相：纵火者是拆迁公司的人——经过一个多月缜密侦查，“1·9”纵火案涉嫌者是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拆迁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职工王长坤、陆培德。据王长坤向上海警方交代，当时该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授意“弄把小火吓吓他们”，陆培德转达此意，王长坤实施放火。两位老人因此死于大火之中。
纵火案背后的问题
徐汇区房地局一位官员在接受2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海飙地内幕——上海土地囤积之谜》采访时的坦言，也许刚好可以作为对“1·9”纵火案显露的问题所作的一种阐释：
“上海市一些区政府不但以各级土地中心为依托，全面介入土地一级市场，大量‘卖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还争相成立并大力扶植由政府全资所有或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些公司从各区政府的土地中心手中，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优质地块，并全面包揽从土地开发到住房动拆迁、从房产开发到销售的一系列产业环节，左右逢源，获取巨额垄断利润”。
(引文摘自2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对此案作出批示，案情于2月24日真相大白
“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查个水落石出，决不允许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有屈死的冤魂”
——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对“1·9”纵火案的批示
初春纯净的阳光照耀着被拆得满是断壁残垣的上海徐家汇麦其里小区。小区一幢还没有拆除的残破小楼被围在打着“上海市公安局”字样的警戒线内。
这是一幢三层的老式上海小洋楼，一半已经被掀掉了屋顶，露出一根根椽木，没有门和玻璃、像黑窟窿的墙，焦黑的墙面与顶层小阁楼，都显示着大火肆虐过的痕迹。
残楼那处还没被敲掉的圆穹式门顶和砖雕，显示着昔日繁华的一丝旧影。麦其里解放前是法租界，也是上海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如今，与麦其里地块一街之隔，有着和记黄埔在上海的旗舰项目“汇贤居”，汇贤居3万－6万元／平方米的房价彰显出这幢残楼所处的地段——麦其里是如何寸土寸金。
这块总面积达20950平方米的土地三年多前被上海徐汇区政府的全资公司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2.65亿的竞拍价得到。于是，这幢七八十年来曾经像老绅士般端坐在老法国租界的62号小楼和麦其里其它的老楼一样，命运注定要被彻底改变了。
只是这幢小楼的命运显得更为惨烈。
今年1月9日凌晨1时30分，位于乌鲁木齐中路的这幢楼房发生火灾，大火不仅彻底毁掉了这幢死死支撑的小楼，还烧死了居住三楼的两位老人。经消防部门事后勘察，火灾现场有人为纵火迹象。
谁是纵火者，又因何纵火？从一开始，这场发生在昔日法租界、而今黄金地段的拆迁区的火灾便笼上了层层的神秘色彩。
麦其里62号凌晨大火
两名在大火中丧生的老人是拆迁户朱建强70岁的父亲朱水康与71岁的母亲李杏芝。朱建强一家五口，除了父母外，还有妻子周莉和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朱婷。
大火是从二楼的木梯开始烧起来的，当时，麦其里62号的一楼二楼已经搬空，朱家五口住在三楼。火势很快到了三楼。周莉事后向警方和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讲述了大火前后的详细经过。这位人士转述了周莉一家当时的遭遇。
当火在二楼烧起来时，老人朱水康已经醒来，敲门叫醒了周莉：“好像有烟味啊。”睡得迷迷糊糊的周莉起来闻了闻，去拉电灯，电灯没亮。周莉本能地冲过去开门，外面的火立即扑进来。周莉想也没想，随手操起房内的两把开水壶向火中倒水。火苗反而上蹿过来。周莉慌了，冲到床边拉起丈夫朱建强，又叫醒女儿朱婷。周莉夫妇及女儿的卧室与公公婆婆的卧室相隔在楼梯两边，就在这当口，门咣啷一声被烧得倒下去，楼梯走道烧成一片火海，他们已经听不到两个老人的呼救了。
这时，冰箱发出噼啪的炸响声，冰箱上炸裂出来滚烫铁屑飞向周莉、朱建强、朱婷的背上。通向楼梯的路已经被烧断，丈夫朱建强冲向窗口，然后来拉女儿朱婷，周莉则把女儿往上推，等女儿爬上窗台后，她才爬到窗口。几秒钟后，周莉就看到火舌卷到了窗口，屋内发出冰箱被烧爆的一声巨响。他们爬到房屋西侧的平台上拼命喊救命。最后一个后来自称姓陆的过路人看到了，他叫来拆迁地边上的推土机，司机升起翻斗车，一家三口成功获救。
6辆消防车也在此时赶到现场，40分钟后，消防人员将困在房内的2名老人救出，但两老已经身亡。据在1月9日参与这起火灾报道的当地记者回忆，当时消防人员就觉得这起火灾不同于失火，有纵火痕迹。上海警方随后开始介入调查。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批示上海市公安局，“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查个水落石出，决不允许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有屈死的冤魂”。
朱建强的妻子周莉一度被怀疑为纵火者。朱家周围的邻居们回忆，一开始确实有不少人甚至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怀疑是周莉纵火的。拆迁公司向外界散布的理由，其一是周莉平日和公公婆婆不和，烧一把火不但解心头之恨还可以多得赔款；其二是周莉看上去有些歇斯底里，做出非理性的事在情理之中。
被纵火的麦其里62号，残楼背后就是上海最昂贵的楼盘之一——汇贤居。
旧城改造与拆迁利益链
朱家和拆迁队的矛盾由来已久。
如果麦其里的拆迁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朱建强家不但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相反还会笑逐颜开地欢迎拆迁。
上海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末出台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有危棚简屋365万平方米；市中心10个区280平方公里内居住着706万城市居民，市区人均居住面积5.6平方米，全市有30多万户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还有3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5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仅31.6％。麦其里原住民们30平方米住祖孙三代七八个人的家庭最为典型。
从1992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就开始了一系列旧区改造行动，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减免或缓交原来应该由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手续费、管理费等优惠措施，降低动迁成本，把土地价全部投入到动迁中，让动迁居民得益。2001年，上海开始新一轮旧区改造，瞄准改造呼声依旧强烈的2000万平方米旧式里弄、特别是二级以下旧里弄成片地区进行改造。
本世纪初，原住民的回迁权被以红头文件的方式确定下来。2001年2月和4月，上海市相继出台了《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沪城建2001第0068号)、《鼓励动迁居民回搬试点地块报批办法》(沪城建2001第212号文件)。新政策要求新一轮旧改继续沿用减免土地出让金、市政配套费包干等优惠政策。并规定各区在2001年4月20日之前将试点地块上报材料报送市房地局，各区试点地块数量不超过2块。麦其里地块15街坊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政策也被视为上海政府十多年传承、重点落实的“民心工程”。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的沪房地资安［2001］532号文件批准麦其里成为旧城改造项目。这个批文也正是麦其里原住民们要求回迁权的政策依据。
但是，就在徐汇区获得该批文不久，2001年11月23日“徐计投综(2001)29号”文件称，徐汇区计划委员会同意将麦其里动迁项目改为“土地储备项目”。但是，即使到2002年2月25日，徐汇区通过《徐汇报》对外宣称这仍是“旧城改造项目”：2002年2月7日徐汇区新一轮旧城改造首次土地使用权招投标中，麦其里地块土地使用权由徐汇区属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2.65亿中标。
一位深知其中内情的上海房地产业界资深人士揭开了此中奥妙：2001年的68号文件规定，旧城改造项目为了鼓励开发商吸纳回迁的原住民，可以为开发商免除土地出让金。2001年实行土地招标后，上海规定土地中标价的30％上缴市政府作为土地出让金。也就是说，当城开集团以“旧城改造”项目中标后，城开集团的唯一股东徐汇区政府可以根据68号文件免除交这笔数额达2.65亿×30％＝795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而当这块土地再次转换成“土地储备”后，城开集团不但不用再承担因免除土地出让金带来的义务——“鼓励居民回迁”，而且，原来应该给一千余户原住民虚位以待的回迁安置房还可以再拿到房市卖个好价钱。
同时，因为拆迁费是承包的，拆迁公司只有通过压缩拆迁成本才能获利。所以，他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压缩拆迁成本。
这位资深人士指出，上海曾有一大批地产公司通过钻这个政策空子获得了类似好处。最有名的是上海周正毅案，周正毅也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58街坊的4万多平方米土地上，被免除了3亿元左右的土地出让金。他也同样在拆迁过程中，不允许居民回迁。这个政策是如何产生的？据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2003年7月17日在《解放日报》的解释是：2001年，由于旧区地块上居民密度过大，动迁成本过大，动迁成本远大于土地出让费用，开发商普遍不敢问津旧区改造。如果再从土地出让价中提取土地出让金上缴政府，那么用于安置的费用就更少了。因此，在旧城改造中采取了不收取出让金的做法。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当2001年后房价飙升后，这项政策就被一些开发商扭曲了。
这位资深人士还指出，徐汇区把麦其里旧城改造项目转换成“土地储备”项目的过程中，还与上海多个政府法规与文件相抵触。首先，这种大块土地性质的转换需要上海市级主管机构批准。其次，上海市房地局、财政局在1997年3月13日印发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储备、出让试行办法》中规定，“列入市政府旧区改造计划危房、棚房、简屋、二级旧里密集地区”才可以土地储备。而［沪房地资安(2001)532号］文件鉴定称，麦其里地块基本为一级旧里，没有作为土地储备的条件。
这种转变对城开集团颇为有利，对像朱建强这样的原住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回迁权之争
1月9日的《新民晚报》报道了麦其里62号凌晨大火，朱家的一位邻居在新闻下面用红笔写了一句话。
3月1日，朱建强家附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邻居颤抖着拿出1月9日的《新民晚报》，在那篇标题为《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一拆迁房发生火灾 司机升翻斗车救出一家三口》的新闻下面，是她当日用红笔写下的一句话——“(向)为动迁而牺牲的老人致(以)哀悼”。
这位老邻居何以写下这样的断语？这要从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与麦其里拆迁户们的渊源说起。
这些老居民们对城开安置公司的印象始于九十年代后期该公司对当今的高档住宅区汇贤居旧地的拆迁。汇贤居是由香港和记黄埔投资的，徐汇区政府把这个拆迁工程转包给了区政府全资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
城开集团网站在介绍公司发展史中透露，承包拆迁业务很早就是这家1996年开始注册的集团公司发展助动力之一。仅1998年就“实施位于斜土路以北、大木桥路以西约2.4公顷的西丁吉里和肇嘉浜路99弄一期、肇嘉浜路384弄、文定路陈家宅以及上海师大赵家宅、石龙工业小区史家宅旧区改造的动迁”。2000年前后，原城开集团公司动迁部改制成集团公司控股，员工和经营者持股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在2002年6月开始动迁麦其里。这家拆迁公司受聘于由徐汇区房地局主办的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而拆迁中遇到的涉及拆迁安置公正性问题与拆迁裁决的日常事务就由徐汇区房地局管理。一位麦其里居民评价说：“他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到了2003年，城开安置公司与麦其里原住民们的矛盾开始激化。但一直以来，城开安置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个方案是搬迁到上海的郊区徐浦大桥一带的居民小区，另一方案是给予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为例，一般是4500元／平方米＋20％的价格补贴系数。麦其里小区的居民一户人家一般只有二十至三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他们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二十万元左右，远远无法以此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以此地两万元的均价计算，三四十平方的小套房就需要六七十万元)。至于搬迁到徐浦大桥的居民区，拆迁居民们认为不但离市区远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我们从小在这里生活五六十年，为什么我们的生存与生活就要为他们的生意作非常吃亏的牺牲呢？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想回迁。”一位至今还没有和拆迁公司签下拆迁合同的居民说。他的这种想法也是麦其里大多数拆迁户的想法。他们依据的理由是政府曾经在沪房地资安［2001］532号文件中以“旧城改造”的项目批下了麦其里的“改造项目”。又根据沪城建［2001］第0068号文件规定，政府鼓励原住民回迁，所以他们符合政府的政策。但徐汇区有关政府部门和城开安置公司均认为，这个地块的用地性质已经改变，已改为土地储备。意即原住民也就失去了回迁的权利。
76岁的老人任菊英也是像朱建强一家一样坚决要求回迁的拆迁户。任菊英回忆，2004年5月10日，她家被数百人组成的强迁队伍强制拆迁。拆迁中，任菊英的腿被拖伤，她的二儿子被打伤，全家的所有衣物被埋在里面，两万元的现金也来不及拿出来。半年多来，小儿子一直为此事在北京上访。此后，她一家只能租房在外面。失去了房子，晚景凄凉的任菊英坐在出租屋的窗下，一脸愁容。
数次矛盾与纵火案真相
正是这个回迁权之争，演变成了包括朱建强家在内的拆迁户与拆迁公司之间绵延三年而不绝的战争。
到了2003年之后，双方矛盾开始激化，被强迁的居民户数也不断上升。那些不愿签下拆迁合同的居民经常发现电线被剪断，煤气被放出，玻璃被敲碎，甚至有大便糊住门锁、死猫扔进厨房等现象。一户至今还住在拆迁区内的人家反映，仅在2004年8月5日至2005年1月17日之间，他家就在徐汇区分局湖南路警察署留下了六个相似的报案记录，包括火表与电线被剪，窗玻璃被砸，煤气被放，其中在2004年11月4日，报案记录称“动迁组工作人员王长坤带人将其家的入户电缆线剪断，致其家中断电”。
到了2004年前后，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发生这次‘1·9’纵火案之前，我们这里已经大小发生过至少十次以上的火灾。大火灾至少有七八起。”朱建强家的老邻居称。
能够查到报警记录的一次麦其里拆迁区大火灾发生在2004年4月10日，乌鲁木齐中路179弄29号底楼(麦其里小区的外围部分)。这一天傍晚，该楼底层的叶金汉家被烧，“火从一楼一直烧到三楼。”目击者们回忆。叶金汉回忆，拆迁公司是在2003年6月开始和他家谈判的，一直到2004年谈判未果之后，忽然发生了这次大火灾，他在向警方的报案中明确指控是拆迁队所为。但拆迁公司则认为，这是他家有人为了想获得更多赔偿而故意放火的。因为双方均没无有力证据，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朱家的老邻居们回忆，与此同时，在麦其里62号，朱建强家下的一楼(朱家住在三楼)发生了三次小火灾。
与这些小火灾差不多同步的是，朱家和拆迁队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邻居们称，朱建强为人老实，内向，而妻子周莉为人泼辣，所以关于拆迁的事也是由周莉主外的。
据与周莉交往密切的人士向周莉证实，2004年10月12日下午，朱建强准备去买牛奶，从拆迁区向外走时，忽然身后被人打了一下，他回身骂了一句，即遭狂殴，为首者是拆迁公司职工王长坤。王长坤称打朱建强的理由是他们怀疑朱建强在纵火。闻讯赶来的周莉见报警后警察一直没有出现，打人也一直没有停止，情急之下躺在乌鲁木齐中路堵塞了交通。此后警察才到场阻止了殴打。经参与治疗的上海华山医院有关医生回忆，朱建强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与肾挫伤。
周莉就为此事要求政府解决，在上访未果的情况下，加上家里的电线莫名被剪断，她于2004年12月14日在上海康平路喝下农药以死相胁，后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发现送往上海中山医院抢救成功。
此后，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又要求周莉一家搬迁，周莉后来向老邻居们说起了王长坤对她的威胁：“你们要么搬走，要么等着严重后果！”
2月24日夜，上海市公布了大火的真相：纵火者是拆迁公司的人——经过一个多月缜密侦查，“1·9”纵火案涉嫌者是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拆迁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职工王长坤、陆培德。据王长坤向上海警方交代，当时该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授意“弄把小火吓吓他们”，陆培德转达此意，王长坤实施放火。两位老人因此死于大火之中。
纵火案背后的问题
徐汇区房地局一位官员在接受2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海飙地内幕——上海土地囤积之谜》采访时的坦言，也许刚好可以作为对“1·9”纵火案显露的问题所作的一种阐释：
“上海市一些区政府不但以各级土地中心为依托，全面介入土地一级市场，大量‘卖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还争相成立并大力扶植由政府全资所有或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些公司从各区政府的土地中心手中，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优质地块，并全面包揽从土地开发到住房动拆迁、从房产开发到销售的一系列产业环节，左右逢源，获取巨额垄断利润”。
(引文摘自2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em03]！杀光这群畜生！给老人报仇
[em03]！杀光这群畜生！给老人报仇
二人死缓，一人无期......
为什么幕后黑手没抓出来，操它狗娘养的，这帮杂种官僚。
替死鬼，还是死缓
畜生，什么世道！[em01]
我一直关注这此事，这件事我印象中是南方周末先披露的，现在看来财经的调查更充分，用词更尖锐！上海的媒体一片静悄悄的！就当没这回事。
嗨！这类文章也只有2家有良心的媒体敢登！
嗨！这类文章也只有2家有良心的媒体敢登！
凤凰卫视作了专题的
在上海生活可是不容易啊.要我说能去徐浦大桥那住都算很开心的了.那的房价现在平均也9000一平米呢.房产商和政府的关系谁都清楚.如果只是政府为了部门利益,为了政绩也就算了.很多事情是媒体不敢说,老百姓心里清楚.没点政府里的关系能在上海搞房地产?你说政府的公务员没捞到好处?
旧区改造新的楼盘,各个区的区政府是有房源指标的.公务员们可以从政府内部买到低价(远低于预售价)的房子.就算想租政府也会给安排低价的房子（徐汇区徐家汇的高级公寓楼两室一厅300月租）。就算公务员不贪污他们也从开发商那里的好处。政府早就让房地产商给绑架了。[em27]
旧区改造新的楼盘,各个区的区政府是有房源指标的.公务员们可以从政府内部买到低价(远低于预售价)的房子.就算想租政府也会给安排低价的房子（徐汇区徐家汇的高级公寓楼两室一厅300月租）。就算公务员不贪污他们也从开发商那里的好处。政府早就让房地产商给绑架了。[em27]
没死在战场上，却被自己人给烧死了，这是什么世道。
自己人???你封的?
天理不容
杀了2个人才死缓~~切~
对比一下民工王斌余杀人案，觉得有钱有权有关系就是好啊。
人富水也甜
官大屁也香
官大屁也香
中国这样对待报效国家的将士，而日本不顾周边的压力也拜鬼（为日本的将士），如此强烈的对比，真是无地自容。
这个世道！
有这现象，要感谢邓××啊！
没邓XX你还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上网呢
烧穿了帮才能引起重视？
为什么不把这种黑心无人性的资本家及其帮凶给毙了？
<P>都TM了什么时候了! </P>
<P>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P>
<P>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P>
[QUOTE][/QUOTE]在这样下去快了
都有利益驱使！房价之所以这么高，就是有所谓的经济专家说了：房价越高，人民的购买力就越强劲！啥JB理论！一辈子就为了套房子，还是高价房？<br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4 16:31:09编辑过]
没想到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有这样残忍的事发生?!
[B]以下是引用[I]wys806[/I]在2005-10-5 19:16:00的发言：[/B][BR]没死在战场上，却被自己人给烧死了，这是什么世道。
看看亮剑的书后面部分去！
真是没有天理啊
<P>无法无天,烧死了2个人才死缓?什么世道?</P>
死缓成了不死得代名词 ， MD ,这猫腻该改一改了，糊弄谁呢？
官商勾结的可能性很大！！！！！！！！！！！！！！！
[B]以下是引用[I]雄魂[/I]在2005-11-14 10:50:00的发言：[/B][BR]官商勾结的可能性很大！！！！！！！！！！！！！！！
就是官商勾结．
暴力将是未来社会的主流行为，建议大家平时多练两手，基本做到出手能打人、能使用简单的爆炸装置、能制造简单的炸药和凶器，大量阅读专业的刑侦书籍为反侦查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