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欣赏： 科索沃，巴尔干最后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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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市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欢呼庆贺

1398年6月16日，泛塞尔维亚联盟联军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附近的“黑鸫坪”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军相遇并激战
2015年10月27日，科索沃欧洲一体化部部长贝基姆·索拉古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与欧盟代表签署了《稳定与结盟协定》（FAA）。继马其顿、克罗地亚、黑山、波黑和塞尔维亚五个前南斯拉夫联邦加盟共和国之后，科索沃也获得了商品免关税进入欧洲市场的自由，并承诺将在欧盟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下，继续改善国内的法制、就业和市场状况。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将为科索沃进一步实现与欧盟的经济-政治融合，乃至最终获得成员国资格创造条件。而在此前的10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97次会议刚刚通过了建议联大接纳科索沃成为教科文组织会员的提案。这个独立刚满7年的中巴尔干小国，正在为争取国际空间做出更大的努力。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100年前，回溯到东南欧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将会惊讶地发现：以单一民族为核心独立建国的尝试，至少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并非唯一主流。1915年4月，一群受泛斯拉夫主义感召的克罗地亚族政治家在巴黎成立“南斯拉夫人委员会”，呼吁在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黑山人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强国。这一努力在1918年化身为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王国，并在1945年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得到延续，一直维持到1992年。

但在“铁幕”倒塌之后，塞尔维亚政治家试图以激进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最终带来了民族间仇恨的激化和国家的分崩离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以及波黑相继宣布独立，版图大大缩小的南联盟也在2006年经历了再度分裂，坍缩到最初的塞尔维亚疆域之内。2008年正式独立的科索沃，则是最后一块倒下的骨牌，也是巴尔干这个“民族破碎地带”最小的一块碎片。如同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言：“这台永不停转的离心机，甩出来的是民族，底端流淌的则是鲜血。”

征服与反征服
1389年6月16日，由巴尔干半岛北部各基督教王公组建的泛塞尔维亚联盟联军，在普里什蒂纳西南方一块名为“黑鸫坪”（Kosovo Polje）的平原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军遭遇。这是科索沃（Kosovo）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而黑鸫不祥的隐喻，似乎已经暗示了塞尔维亚联军的命运。

5世纪前后，居住在第聂伯河与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在亚洲匈奴人的裹胁下离开了最初的栖息地，涌入多瑙河下游。7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陷入动荡之后，这部分斯拉夫人由多瑙河流域迁入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形成了南斯拉夫人（Yugoslavs）的主体。其中，以萨洛尼卡为中心的东方部落受到东罗马帝国推崇的希腊文化和东正教的滋养，演变为塞尔维亚人（Serbians）;聚居于达尔马提亚内陆的西方部落则融入了法兰克帝国的拉丁语和基督教文化圈，形成克罗地亚人（Croatia）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1389年夏集中在科索沃平原的联军，正是由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所领导，象征着巴尔干抵御土耳其人入侵的联合。

然而结局是毁灭性的——面对近4万土耳其大军，3万名联军虽然突破了对方的左翼，但在中路和右翼却被奥斯曼弓箭兵击退。关键时刻，觊觎塞尔维亚王位的塞军将领武克·布兰科维奇带着自己的1.2万人马撤离了战场，拉扎尔大公被土军俘虏，随后遭到杀害。他的女婿米洛什·奥比利奇假意投降，乘机刺杀了穆拉德苏丹，随后被土耳其人砍成碎片。经此一役，塞尔维亚贵族之花悉数凋零，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力量式微。但拉扎尔、米洛什等人的英勇事迹自此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和东正教会的图腾，在数百年间反复传颂，“科索沃”也被视为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圣地。1914年6月28日（旧历6月15日），正是在科索沃之战纪念日这一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科索沃之战失利后，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继续存在了70多年，到1459年终于被土耳其吞并。但巴尔干多山的地形阻碍了土耳其统治者的奥斯曼化进程，塞尔维亚小股武装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并在1817年迫使土耳其苏丹恢复了半独立的塞尔维亚公国。不过在科索沃地区，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为躲避土耳其当局的迫害，于17世纪末迁居到了北方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其原住地则被改宗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所占据，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分布。至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在1699年被土耳其割让给了奥地利。

1878年，在号称“解放者”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公国正式废止土耳其的宗主地位，并于1882年升格为王国。1903年，19世纪初反土大起义领袖卡拉乔治维奇·彼得洛维奇的孙子彼得一世登上王位，开始鼓吹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的理念，试图将独立的塞尔维亚和尚处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依然由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科索沃、马其顿，以及独立的黑山王国（Montenegro）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人国家中。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科索沃及其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和大半个马其顿重新回归到了塞尔维亚版图之内。大受鼓舞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随后又开始向奥地利挑衅，终于在1914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南斯拉夫王国国王亚历山大（1888～1934）

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在法国被激进主义团体“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派出的刺客暗杀
从战争初期开始，日后困扰南斯拉夫国家的民族分歧就逐渐暴露出来：塞尔维亚首相帕西奇正确地估计到了与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达成一致的困难，他主张在战后只收回塞尔维亚族聚居的伏伊伏丁那和波黑，而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留在奥地利版图之内;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出于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惯性忠诚，作为奥匈军队的一部分对塞尔维亚作战。直到1917年7月，国土被德奥军队占领、流亡到希腊科孚岛的塞尔维亚王国政府才和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者组建的“南斯拉夫人委员会”签署协议，宣布将在战后组建由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SHS），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内两种字母（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平等，三个民族平等，三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平等，并按照民族、社会、经济等条件实行地方自治。这也是现代南斯拉夫国家的准生证。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王储亚历山大在贝尔格莱德接受国民议会代表的奉戴，成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首任摄政。1921年6月28日，仍是在科索沃之战纪念日当天，新王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通过;一个半月后，亚历山大登基为王。但战争期间滋生于几大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从第一天起就困扰着整个国家：534万塞尔维亚人以征服者自居，在新合并的领土上推行类似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282万克罗地亚人则以议会为根据地，抵制塞尔维亚族的沙文主义倾向。1928年6月，当一名塞尔维亚族议员在国会公然枪杀了两位克罗地亚族同僚之后，亚历山大国王不得不宣布废止宪法，由他本人实行独裁统治。国家的正式名称也被修改为“南斯拉夫王国”，以杜绝一切带有民族歧义的词语出现。

1934年10月9日，亚历山大在巴黎被巴尔干臭名昭著的激进主义团体“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派出的刺客暗杀，由11岁的王储彼得二世继位，亚历山大的堂弟保罗亲王任摄政。保罗企图以给予克罗地亚人更大的自治权来防止内部矛盾激化，但他首先需要应付的是外部压力：1941年3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贝尔格莱德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集团，并为德、意军队入侵希腊提供方便。在保罗亲王同意轴心国的要求之后，前陆军总参谋长杜尚·西莫维奇发动了一次政变，将这位亲王软禁起来，扶植保罗二世加冕。10天之后，从罗马尼亚起飞的德国轰炸机遮蔽了贝尔格莱德的天空，轴心国对南斯拉夫的入侵开始了。

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德、意军队，忠于西莫维奇的南斯拉夫正规军仅仅抵抗了11天时间。18岁的彼得二世国王带着少数支持者逃到伦敦，在克拉利奇饭店建立了流亡政府。而在沦陷区，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出意外地组建了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以意大利国王的堂侄斯波莱托公爵为国王，实际统治者则是克罗地亚法西斯运动“乌斯塔沙”（Usta～a）的领袖帕韦利奇。至于科索沃，它的主体部分被划给了意大利，和已经被墨索里尼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合成一体，边缘部分则由德国和保加利亚瓜分。

对定居在科索沃地区已有250年之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来说，与意属阿尔巴尼亚合并恰恰是相对理想的结果——在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横行于政坛的30年代，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族公民被视为劣等人，遭受了强制迁徙和流放的命运。1935和1938年，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两次与土耳其签署协议，将科索沃地区的24万阿族人驱逐到土耳其，这一数量占当地阿族总人口的50%以上。轴心国入侵后，剩余的阿族公民不仅争相驱逐新迁入的塞族拓荒者，甚至加入德国武装党卫军、对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在1944年冬季南斯拉夫人民军对科索沃和马其顿的攻势中，阿族武装分子与德军并肩作战，抵抗极为顽强。人民军集中逮捕和处决了数千名当地人，才将对手镇压下去。如何应对科索沃阿族人的离心倾向，将成为考验新国家领导人铁托的大问题。

科索沃自治省
在约瑟夫·铁托（Josip Broz Tito）这个克罗地亚人看来，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南斯拉夫国家的基础，它的实际危害远不及大塞尔维亚主义来得严重。正是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蛮横的压迫政策导致了克族和阿族在战时的通敌;而忠于王室的塞族武装“祖国军”出于对少数民族游击队的敌视，竟不惜与德国占领军乃至“乌斯塔沙”合作，沦为历史笑柄。有鉴于此，在对克族和阿族通敌分子加以惩戒的同时，他希望新国家能返回到1917年《科孚岛协议》时的初衷，完整、平等地反映每一民族的政治和社会诉求。

1945年11月29日，经普选产生的新南斯拉夫国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在民主制和联邦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邦）。1946年1月31日，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蓝本的南联邦宪法获得通过，它将全国领土划分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和马其顿六个人民共和国，各共和国政府隶属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设置有两个由非斯拉夫民族构成的独立自治区，其一为西南部的科索沃自治省，其73%的居民是阿尔巴尼亚族，18%为塞尔维亚族，另有一小部分吉卜赛人和土耳其人，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二为北部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有50万马扎尔族和少量罗马尼亚族、斯洛伐克族定居，各少数民族在国会皆有代表。

若从经典联邦主义的角度看，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体制尚不能算是真正的联邦制，只是一种中央对地方部分放权的尝试。自治省的权力也参差不齐：伏伊伏丁那有自己的最高法院和立法机构，而科索沃既没有最高法院，也不设人民议会，只有一个负责执行中央决议的执行委员会。但它毕竟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南斯拉夫各主要民族之间的平等性，并对流毒甚巨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进行了抵制，因此获得了大部分民族的支持。铁托相信：随着经济面貌的进一步改善，曾经摧毁上一个南斯拉夫国家的民族离心倾向将被根本性地消弭掉。

需要指出的是，到铁托病逝时的1980年为止，科索沃地区的阿族公民尽管依旧存在一定政治异见，但并非针对南联邦国家本身，而是希望在联邦架构内获取更大的话语权。1967年，一批阿尔巴尼亚族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科索沃省脱离塞尔维亚、升格为南联邦第七个共和国的运动，他们质问：“为什么37万的黑山人可以有自己的共和国，而120万阿族人连完整的自治权都没有？”当年9月，科索沃全省各地爆发了大游行，遭到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的镇压，许多阿族人被逮捕判刑。铁托本来已经同意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但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强烈反对下最终作罢。不过经过此次冲击，科索沃省的自治权得到了扩大，建立了省最高法院和人民议会，实现了与伏伊伏丁那省同等的自治权限。1974年南联邦第三次修改宪法后，更是规定阿尔巴尼亚语在科索沃与塞尔维亚语同列为官方语言，阿族有权使用自己的民族标志（如山鹰旗），而不必受警察的盘问。


1964年5月1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检阅“五一”节游行队伍
整个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地区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到1976年，全国3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肉类、蛋类和乳制品的消费量猛增，而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开支从1952年时的54%下降到了1976年时的32%。人均寿命从1939年时的48岁提高到了1976年时的67岁，文盲率则从1939年时的75%下降到了1980年时的9%。对科索沃地区的100余万阿族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生活——远高于邻国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自由度，不断改善的民族权利。但它的基础也是脆弱的：只是由于铁托本人的威望和手腕，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阴魂才在70年代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随着他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不稳定因素正在从魔瓶里重新释放出来。

“大塞尔维亚主义”还魂
1980年5月4日，88岁的铁托病逝于卢布尔雅那，结束了南联邦的领袖时代。南斯拉夫自此取消了共和国总统一职，改以1971年创立的联邦主席团行使集体元首职责。主席团由9人组成，分别为6个共和国的总统、2个自治省的领导人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1988年取消资格），每人轮流担任联邦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任期一年。这种更替频仍的制度削弱了国家领导层的稳定性，为极端思想的兴起制造了机会。

另一方面，从7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涨和美元贬值的影响开始蔓延到东欧国家，长期在“铁幕”两侧左右逢源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首当其冲，陷入了债务危机。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依靠“大棒政策”暂时稳住了阵脚，但中央权力较小的南斯拉夫无法效仿，失业率和物价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979到1985年，全国人均收入下降了25%，失业人口多达150万。为平衡马其顿、黑山、波黑等贫困地区的呼声，政府不得不要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裕的共和国上缴更多税收，引起了更广泛的矛盾。极端民族主义者乘机在各共和国造势，为通过选举上台制造舆论，联邦的基石开始遭遇挑战。

1981年3月，5万名科索沃阿族人再度在首府普里什蒂纳发起示威，又一次提出了将自治省升格为共和国的主张。没有了铁托担当仲裁，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对其进行了强硬的镇压，打死平民9人、打伤350余人。随后开始了对“民族主义分子”的大搜捕，有数千名阿族公民被捕，2000人被判有罪，300人被判处1～15年徒刑，大部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接着，科索沃省党政领导层也遭到了突然清洗，南共盟省委主席巴卡尔里、南联邦主席团代表尼曼尼、省政府主席奥普西尔，5个县委书记以及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全部被撤职查办。南联邦政坛重新回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与这种气氛相适应，1986年，塞尔维亚共和国最高学术机构——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正式宣告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归来。备忘录的第二部分《塞尔维亚与塞尔维亚人国家的现状》煽动性地宣称：尽管塞族是南斯拉夫人口最多的民族，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但它的地位从1945年开始就一直被铁托故意贬低。阿尔巴尼亚族正在科索沃省对塞族实施种族灭绝，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则从经济上剥削塞尔维亚，塞族人正面临“民族毁灭、强制同化、强迫改宗和文化灭绝”的危险。唯一的选择是修改现有版图，使全联邦境内的塞族人重新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周围，挫败异族的阴谋;一旦南联邦解体，塞尔维亚人应当揭竿而起，为自己“收复”50年来丧失的全部“天然利益”。

换言之，与科索沃阿族在联邦框架内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不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企图瓦解联邦，而只保留一个单一民族的塞尔维亚国家，也从未打算给予其他民族以平等地位。这当中的一位健将，便是1986年出任塞尔维亚共和国共盟主席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evi～）。米氏以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和个人魅力著称，大不同于谨小慎微的旧式南共官僚;他的做法也恰恰是越过党的组织纪律，通过直接煽动群众来达成政治目标。1987年冬天，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调解阿族和塞族的冲突时，竟赤裸裸地宣称“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表示要发动全联邦的塞族人来打击阿族的气焰。随后的一年里，在米氏煽动下集结起来的数万名克族极端分子先后涌入伏伊伏丁那、黑山和科索沃，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迫使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辞职。南联邦的前途变得岌岌可危。

1989年5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百万人游行的支持下，米洛舍维奇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总统）。当年6月28日，他在纪念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的集会上公然鼓吹“大塞尔维亚精神”的复兴，并预言将会发生武装冲突。不久，他便公然违反1974年联邦宪法和塞尔维亚宪法，取消了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的半独立地位。科索沃阿族公民随后举行了总罢工，米洛舍维奇宣布在全省实施紧急状态，并逮捕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阿泽姆·符拉西和自治省政府主席优素福·泽伊努拉胡，从组织上摧毁了科索沃的共产主义联盟以及行政和立法机构。当年2月，南斯拉夫《信使报》刊出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穆罕默德·苏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抗议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推行的政策正在危险地毒害各族人民的关系，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内战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党、搞宗派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是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但时势似乎正站在米洛舍维奇那一边。从1989年起，政治剧变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苏东阵营。1990年1月召开的南共盟“十四大”上，塞尔维亚共盟代表团企图仰仗人口优势，推行一人一票的议会普选制度，遭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代表团的反对。1月22日，后两个代表团自行退场，南共盟自此陷入瘫痪状态。此后各加盟共和国自行演化出一系列社会民主党派，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制转型。而在科索沃，米洛舍维奇正进一步强推“塞尔维亚化”的政策，规定阿族学校一律使用塞语教科书，对在政府机构，尤其是学校、研究所、作协和新闻机构中工作的阿族人进行清洗，解雇了12.3万人，同时还取消了科索沃向南联邦主席团派遣代表的资格。

1990年1月29日，科索沃阿族爆发了抗议米洛舍维奇违宪的总罢工，两天后被军队镇压下去。此后不久，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塞族居民发动游行，要求将其聚居区并入塞尔维亚，并请求联邦政府向克罗地亚派兵。新当选的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立即窥见了其中的玄机：塞尔维亚共和国将以各地塞族居民受到迫害为由，挟持已成僵尸的联邦主席团，出动联邦人民军入侵其他几个共和国，最终将其觊觎的领土直接并入塞尔维亚。由于人民军的大部分军官和一线部队皆由塞族人组成，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要寻求自卫，就必须彻底脱离联邦，组建独立的国防军。


1995年11月21日，南联盟塞尔维亚总统米罗舍维奇（左二）、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前排左三）、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前排左四）和时任美国国务卿
沃伦·克里斯托弗（右二）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草签《波黑和平框架协议》
1975年夏，除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之外的其他33个欧洲国家的元首与美国、加拿大领导人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会议结束时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协议》。这份协议确定了各国在今后应当遵守的10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三条是“现有边界不可改变”。因此，尽管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脱离联邦是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权利，但英法等大国担心分离主义浪潮会蔓延到本国境内的北爱尔兰和科西嘉，竭力主张根据《赫尔辛基协议》的精神，继续在南联邦框架内实施调解。1991年1月和3月，联邦主席团两次否决了塞尔维亚提出的向斯、克两国派兵以及全国进入战时状态的动议。但克罗地亚境内克拉伊纳地区（Krajina）的塞族人已经宣布“独立建国”，米洛舍维奇更是强行中止了克罗地亚代表梅西奇接任联邦主席团主席的程序（按宪法规定轮替），使南联邦中央机构陷入了瘫痪。1991年6月25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国一致宣布援引1974年宪法中的脱盟条款，实现完全独立，南联邦的土崩瓦解就此开始。

来自境外的裁断
1991年6月26日清晨，由塞族控制的南联邦人民军和民兵武装开入斯洛文尼亚境内，揭开了南斯拉夫内战的序幕。8月25日，战火蔓延到克罗地亚境内。1992年3月，新独立的波黑也陷入了惨烈的内战漩涡。除去马其顿因塞族人口较少（仅占总人口的1.8%）逃过一劫外，在塞尔维亚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土上均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1995年《波黑和平框架协议》（代顿协议）达成，丧生人数超过140万人。

内战的惨烈情形，尤其是塞族武装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针对历史文化古迹、战俘甚至平民的蓄意攻击，被在场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新闻记者忠实地记录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轩然大波。1995年秋，“北约”率先对波黑境内的塞族武装控制区发动了空中打击，迫使其接受和平谈判。此后塞尔维亚当局的一举一动都成为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被彻底取消自治权、政治领袖遭遇逮捕的科索沃阿族人的命运尤其为他们所重视。

与此同时，米洛舍维奇则在按照他的个人设想，继续建造“大塞尔维亚”的巴别塔。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结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盟），正式取代了已丧失法律效力的南联邦。根据新颁布的南联盟宪法，科索沃省被取消了大部分自治权，名称也改回南斯拉夫王国时代的旧名科索沃-梅托西亚（Kosovo-Metohija）。由于政治谈判的要求在贝尔格莱德遭到冷遇，1992年，一批强硬的阿尔巴尼亚族独立分子组建了反政府武装“科索沃解放军”（KLA），开始袭击省内的塞尔维亚警察局和军事目标，并获得了邻国阿尔巴尼亚的支援。与此同时，在科索沃省共盟机关被米洛舍维奇取缔之后，温和派作家易卜拉欣·鲁戈瓦（Ibrahim Rugova）组建了“科索沃民主联盟”（LDK），成为全省最大的政党。整整70万人——差不多是科索沃全部的阿族成年人口——都参加了这个政党。


1992年4月6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中心，一名波斯尼亚特种部队士兵在他和市民们遭遇塞族武装狙击手袭击时开枪回击
1991年9月22日，已经被塞尔维亚当局解散的科索沃省议会代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自行宣布科索沃升格为南联邦之内的自治共和国。几天后，当地阿族公民举行公决，通过了这一决议。1992年，科索沃阿族举行了未经塞尔维亚批准的全民选举，鲁戈瓦被选为总统。他反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游击战政策，主张采用甘地式的、温和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不纳税、不交粮、不当兵，迫使塞尔维亚当局承认阿族的自治权利。

米洛舍维奇则在继续收紧对科索沃的统治。阿尔巴尼亚语不再被列为和塞尔维亚语并列的官方语言，当地唯一一家仍在发行的阿语报纸被查封，电视和广播全部不得使用阿尔巴尼亚语，还禁止悬挂山鹰旗。普里什蒂纳大学的2.3万名学生中有2.25万名被开除，800名教师和教授被全部开除，大学遭到查封。阿族警察全部被解雇，代之以4万名塞尔维亚族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塞尔维亚企业和公司也开始要求他们的阿族雇员签署效忠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书面誓词，凡是拒绝这么做的阿族员工都将被立即解雇，没有任何补偿。到1995年，科索沃阿族的失业率竟高达80%！

1995年，随着《代顿和平协议》的签署，许多塞族难民从波斯尼亚境内逃到南联盟，塞尔维亚将他们安置在科索沃境内。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族雇主解雇，以便将其工作转交给塞族难民。贝尔格莱德当局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和贫困现象，使得对塞尔维亚的仇恨情绪笼罩在整个科索沃上空，不少人认为只有武力斗争才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1996年4月22日，在科索沃各地同时发生了对塞尔维亚军警的袭击，袭击者正是科索沃解放军成员。

流亡到西欧的阿族劳工、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散布在整个巴尔干的阿尔巴尼亚籍黑手党，这三方力量为科索沃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和“基地”组织也向科索沃的穆斯林“圣战者”提供金钱、武器和军事训练。因为这些原因，科索沃解放军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但美国并未采取措施阻止资金和武器流向这个组织，反而继续对南联盟实行制裁，理由是米洛舍维奇并未履行代顿协议规定的与鲁戈瓦举行对话的条款。

科索沃解放军对塞族目标的袭击活动在1997和1998年逐渐升级，塞尔维亚警察部队也以残忍的报复作为回应。1998年2月28日，4名塞族警察在德雷尼察山谷被游击队打死，塞族武装在还击过程中不仅打死了16名科索沃解放军成员，还枪杀了当地的30位阿族平民。一个星期后，又有60名阿族平民在附近的多涅·普雷卡兹村被塞族警察枪杀，其中有妇女和儿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即警告说：“此次危机并非南联盟内部事务。”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注意到了警告背后的不祥之兆，希望能与鲁瓦戈举行会谈。但鲁瓦戈已经不以自治省代表的身份自居，而是自视为南联盟框架下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他要求与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举行直接谈判，这当然遭到了拒绝。

1998年5月底，塞尔维亚激进党内阁决定在科索沃发动全面攻势;科索沃解放军针锋相对，于7月初控制了全省一半左右的领土。由于科索沃解放军在7月17日炸毁奥雷霍瓦茨的东正教修道院作为挑衅，塞军从8月开始集中兵力攻下了德雷尼察山谷周边的阿族据点，并枪决了至少数十名阿族平民作为报复。此后双方针对对方平民的报复行为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1999年1月的拉切克村事件。

1999年1月15日，塞尔维亚安全部队攻克了科索沃解放军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拉切克村（Ra～ak），对350位阿族村民实施了报复性屠杀。闻讯赶来的国际观察团在次日发现了41名成年男子、3名妇女和1名男童的尸首，均是头部近距离中弹致死。由于担心在科索沃再次出现波黑内战那样的人道危机，美国和“北约”对塞族和阿族双方均施加了大量压力。1999年2月6日，塞尔维亚当局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城堡举行和谈，以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为基础进行协商，内容包括：尊重南联盟领土完整，不寻求科索沃彻底独立;科索沃重新享有高度自治权;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按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成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确保协议得到实施。

“希尔方案”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经过1996年以来一系列激烈冲突，温和派自治主义者在阿族中间已不占主流，多数人要求彻底从南联盟独立，而且不愿解除武装;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则坚决不同意科索沃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也反对“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但主持谈判的美国和“北约”表示，这个方案80%的内容必须被接受，拒绝的一方将受会到惩罚;对南联盟而言，这意味着“北约”的直接军事打击。

朗布依埃谈判陷入僵局后一度休会，在3月15日重新复会。最终，阿族代表于18日签署了协议，但塞尔维亚方面仍然拒绝签字。3月19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3月23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达对南联盟的空袭命令，科索沃的命运，最终将由外国军事介入来裁断。


1999年2月10日，人们为在拉切克村屠杀事件中丧生的阿尔巴尼亚族村民举行葬礼，逝者的家人悲痛哀悼
废墟上的国家
在1999年这场历时78天的“联合力量”空袭战中，“北约”各国共出动各型飞机1031架、3万多架次，投下2.3万枚导弹和炸弹，打击了南联盟境内的40多座城市、496个军事和民用目标以及520个战术目标。南联盟全国70%的桥梁、100%的炼油能力和50%的动力系统、5座机场、12条铁路干线、5条公路干线以及大批工厂被摧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整体经济水平倒退了30年以上。6月3日，在俄罗斯和芬兰的斡旋下，塞尔维亚议会决定接受和平协议，并于一周后开始实施。

战争结束后，海牙前南战犯国际法庭对1998年春天以来新的种族屠杀和清洗状况进行了调查，证实了到1999年6月为止，科索沃90%的居民已被迫背井离乡，其中约70万人逃往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黑山，27.5万人逃往美国和西欧，另有55万人散落在本省山区。在“北约”空袭最密集的时刻，塞尔维亚军队依然有序地摧毁了科索沃中部和北部的500多座阿族村庄，对墓地的发掘则找到了2108具被处决的平民遗体。针对这一情况，联合国安理会在1999年6月10日举行表决，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1244号决议，将科索沃的管理权交托给“联合国科索沃行政当局临时特派团”（UNMIK），以协助当地居民建立自治政府。此后逃离家园的阿族难民纷纷返回科索沃，而塞族人则集中迁回塞尔维亚本土。

1999年5月，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被联合国前南战犯法庭起诉，罪名包括违反战争惯例和《日内瓦公约》。一年半以后又增加了在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和波黑战争中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在波黑共和国进行种族灭绝的罪名，前后共有66项，起诉书长达900多页。2001年4月1日，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在贝尔格莱德被捕，随后移交给海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战犯法庭的前国家元首。2006年3月11日，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死于狱中，最终也没有做出认罪的姿态。同年5月21日，黑山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有55.5%的投票者赞成独立。6月3日，该国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成为世界上第192个独立国家。而“南斯拉夫”这个名称在经历了王国、联邦和联盟的复杂演变之后，终于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恢复到了1878年最初独立时的国名——塞尔维亚。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正式投票通过了脱离塞尔维亚的决议，宣布成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以普里什蒂纳为首都，迄今为止已经获得108个国家的承认。2010年7月22日，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定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并未违反国际法。2013年4月19日，塞尔维亚当局也期期艾艾地承认普里什蒂纳当局对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聚居区有管辖权，并承诺将推动双边关系的正常化。

站在国际法角度看，科索沃的独立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件：它不像克罗地亚或斯洛文尼亚那样具有脱离南联邦的当然权利，而是长期被视作塞尔维亚的固有领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领袖在此前近半个世纪里也从未寻求脱离联邦框架的彻底独立。然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之举改变了一切：“北约”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缘由介入了科索沃冲突，并最终扶植其独立，打破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一切成例。

然而亦有法学家认为，1945年纽伦堡大审判奠定的一系列新原则，已经使国家领导人无法以“主权至上”为依据，回避其应负的国际法责任;“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及乌干达阿明政权的制裁和干预，已经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模式开启了先例。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只是提升了这种干预的强度。如时任德国外长菲舍尔所言：“我反对德国军队参与任何国际行动。我曾经坚决反对越南战争，我也上街游行反对美国。我没有变，我仍然反对战争;但是我也反对、而且倾我一生竭力反对比战争更坏的罪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指科索沃冲突）当然还不是奥斯维辛，但奥斯维辛可能由此开始。我们德国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最恶’。为了制止这个‘最恶’，为了使奥斯维辛不再重演，尽管我反北约、反美、反战，但我主张干预，主张进行有限战争，主张德国军队参与国际行动。”

事实上，与日后的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相比，“北约”武力介入科索沃可以说甚少经济和地理政治收益。而在舆论方面，对这场战争褒奖最多的反而是传统上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左翼学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而在巴尔干这个传统上的“欧洲火药桶”，此次干预并未陷入层出不穷的抵抗和争议，又足以证明时代毕竟在前进，珍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中滋长。

只是对科索沃这个曾经的百战之地来说，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并最终融入欧洲大家庭仍需经历痛苦的转型。《稳定与结盟协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更大的考验尚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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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市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欢呼庆贺

1398年6月16日，泛塞尔维亚联盟联军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附近的“黑鸫坪”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军相遇并激战
2015年10月27日，科索沃欧洲一体化部部长贝基姆·索拉古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与欧盟代表签署了《稳定与结盟协定》（FAA）。继马其顿、克罗地亚、黑山、波黑和塞尔维亚五个前南斯拉夫联邦加盟共和国之后，科索沃也获得了商品免关税进入欧洲市场的自由，并承诺将在欧盟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下，继续改善国内的法制、就业和市场状况。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将为科索沃进一步实现与欧盟的经济-政治融合，乃至最终获得成员国资格创造条件。而在此前的10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97次会议刚刚通过了建议联大接纳科索沃成为教科文组织会员的提案。这个独立刚满7年的中巴尔干小国，正在为争取国际空间做出更大的努力。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100年前，回溯到东南欧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将会惊讶地发现：以单一民族为核心独立建国的尝试，至少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并非唯一主流。1915年4月，一群受泛斯拉夫主义感召的克罗地亚族政治家在巴黎成立“南斯拉夫人委员会”，呼吁在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黑山人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强国。这一努力在1918年化身为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王国，并在1945年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得到延续，一直维持到1992年。

但在“铁幕”倒塌之后，塞尔维亚政治家试图以激进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最终带来了民族间仇恨的激化和国家的分崩离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以及波黑相继宣布独立，版图大大缩小的南联盟也在2006年经历了再度分裂，坍缩到最初的塞尔维亚疆域之内。2008年正式独立的科索沃，则是最后一块倒下的骨牌，也是巴尔干这个“民族破碎地带”最小的一块碎片。如同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言：“这台永不停转的离心机，甩出来的是民族，底端流淌的则是鲜血。”

征服与反征服
1389年6月16日，由巴尔干半岛北部各基督教王公组建的泛塞尔维亚联盟联军，在普里什蒂纳西南方一块名为“黑鸫坪”（Kosovo Polje）的平原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军遭遇。这是科索沃（Kosovo）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而黑鸫不祥的隐喻，似乎已经暗示了塞尔维亚联军的命运。

5世纪前后，居住在第聂伯河与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在亚洲匈奴人的裹胁下离开了最初的栖息地，涌入多瑙河下游。7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陷入动荡之后，这部分斯拉夫人由多瑙河流域迁入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形成了南斯拉夫人（Yugoslavs）的主体。其中，以萨洛尼卡为中心的东方部落受到东罗马帝国推崇的希腊文化和东正教的滋养，演变为塞尔维亚人（Serbians）;聚居于达尔马提亚内陆的西方部落则融入了法兰克帝国的拉丁语和基督教文化圈，形成克罗地亚人（Croatia）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1389年夏集中在科索沃平原的联军，正是由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所领导，象征着巴尔干抵御土耳其人入侵的联合。

然而结局是毁灭性的——面对近4万土耳其大军，3万名联军虽然突破了对方的左翼，但在中路和右翼却被奥斯曼弓箭兵击退。关键时刻，觊觎塞尔维亚王位的塞军将领武克·布兰科维奇带着自己的1.2万人马撤离了战场，拉扎尔大公被土军俘虏，随后遭到杀害。他的女婿米洛什·奥比利奇假意投降，乘机刺杀了穆拉德苏丹，随后被土耳其人砍成碎片。经此一役，塞尔维亚贵族之花悉数凋零，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力量式微。但拉扎尔、米洛什等人的英勇事迹自此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和东正教会的图腾，在数百年间反复传颂，“科索沃”也被视为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圣地。1914年6月28日（旧历6月15日），正是在科索沃之战纪念日这一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科索沃之战失利后，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继续存在了70多年，到1459年终于被土耳其吞并。但巴尔干多山的地形阻碍了土耳其统治者的奥斯曼化进程，塞尔维亚小股武装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并在1817年迫使土耳其苏丹恢复了半独立的塞尔维亚公国。不过在科索沃地区，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为躲避土耳其当局的迫害，于17世纪末迁居到了北方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其原住地则被改宗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所占据，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分布。至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在1699年被土耳其割让给了奥地利。

1878年，在号称“解放者”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公国正式废止土耳其的宗主地位，并于1882年升格为王国。1903年，19世纪初反土大起义领袖卡拉乔治维奇·彼得洛维奇的孙子彼得一世登上王位，开始鼓吹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的理念，试图将独立的塞尔维亚和尚处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依然由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科索沃、马其顿，以及独立的黑山王国（Montenegro）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人国家中。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科索沃及其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和大半个马其顿重新回归到了塞尔维亚版图之内。大受鼓舞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随后又开始向奥地利挑衅，终于在1914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南斯拉夫王国国王亚历山大（1888～1934）

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在法国被激进主义团体“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派出的刺客暗杀
从战争初期开始，日后困扰南斯拉夫国家的民族分歧就逐渐暴露出来：塞尔维亚首相帕西奇正确地估计到了与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达成一致的困难，他主张在战后只收回塞尔维亚族聚居的伏伊伏丁那和波黑，而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留在奥地利版图之内;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出于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惯性忠诚，作为奥匈军队的一部分对塞尔维亚作战。直到1917年7月，国土被德奥军队占领、流亡到希腊科孚岛的塞尔维亚王国政府才和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者组建的“南斯拉夫人委员会”签署协议，宣布将在战后组建由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SHS），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内两种字母（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平等，三个民族平等，三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平等，并按照民族、社会、经济等条件实行地方自治。这也是现代南斯拉夫国家的准生证。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王储亚历山大在贝尔格莱德接受国民议会代表的奉戴，成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首任摄政。1921年6月28日，仍是在科索沃之战纪念日当天，新王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通过;一个半月后，亚历山大登基为王。但战争期间滋生于几大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从第一天起就困扰着整个国家：534万塞尔维亚人以征服者自居，在新合并的领土上推行类似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282万克罗地亚人则以议会为根据地，抵制塞尔维亚族的沙文主义倾向。1928年6月，当一名塞尔维亚族议员在国会公然枪杀了两位克罗地亚族同僚之后，亚历山大国王不得不宣布废止宪法，由他本人实行独裁统治。国家的正式名称也被修改为“南斯拉夫王国”，以杜绝一切带有民族歧义的词语出现。

1934年10月9日，亚历山大在巴黎被巴尔干臭名昭著的激进主义团体“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派出的刺客暗杀，由11岁的王储彼得二世继位，亚历山大的堂弟保罗亲王任摄政。保罗企图以给予克罗地亚人更大的自治权来防止内部矛盾激化，但他首先需要应付的是外部压力：1941年3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贝尔格莱德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集团，并为德、意军队入侵希腊提供方便。在保罗亲王同意轴心国的要求之后，前陆军总参谋长杜尚·西莫维奇发动了一次政变，将这位亲王软禁起来，扶植保罗二世加冕。10天之后，从罗马尼亚起飞的德国轰炸机遮蔽了贝尔格莱德的天空，轴心国对南斯拉夫的入侵开始了。

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德、意军队，忠于西莫维奇的南斯拉夫正规军仅仅抵抗了11天时间。18岁的彼得二世国王带着少数支持者逃到伦敦，在克拉利奇饭店建立了流亡政府。而在沦陷区，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出意外地组建了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以意大利国王的堂侄斯波莱托公爵为国王，实际统治者则是克罗地亚法西斯运动“乌斯塔沙”（Usta～a）的领袖帕韦利奇。至于科索沃，它的主体部分被划给了意大利，和已经被墨索里尼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合成一体，边缘部分则由德国和保加利亚瓜分。

对定居在科索沃地区已有250年之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来说，与意属阿尔巴尼亚合并恰恰是相对理想的结果——在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横行于政坛的30年代，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族公民被视为劣等人，遭受了强制迁徙和流放的命运。1935和1938年，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两次与土耳其签署协议，将科索沃地区的24万阿族人驱逐到土耳其，这一数量占当地阿族总人口的50%以上。轴心国入侵后，剩余的阿族公民不仅争相驱逐新迁入的塞族拓荒者，甚至加入德国武装党卫军、对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在1944年冬季南斯拉夫人民军对科索沃和马其顿的攻势中，阿族武装分子与德军并肩作战，抵抗极为顽强。人民军集中逮捕和处决了数千名当地人，才将对手镇压下去。如何应对科索沃阿族人的离心倾向，将成为考验新国家领导人铁托的大问题。

科索沃自治省
在约瑟夫·铁托（Josip Broz Tito）这个克罗地亚人看来，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南斯拉夫国家的基础，它的实际危害远不及大塞尔维亚主义来得严重。正是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蛮横的压迫政策导致了克族和阿族在战时的通敌;而忠于王室的塞族武装“祖国军”出于对少数民族游击队的敌视，竟不惜与德国占领军乃至“乌斯塔沙”合作，沦为历史笑柄。有鉴于此，在对克族和阿族通敌分子加以惩戒的同时，他希望新国家能返回到1917年《科孚岛协议》时的初衷，完整、平等地反映每一民族的政治和社会诉求。

1945年11月29日，经普选产生的新南斯拉夫国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在民主制和联邦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邦）。1946年1月31日，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蓝本的南联邦宪法获得通过，它将全国领土划分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和马其顿六个人民共和国，各共和国政府隶属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设置有两个由非斯拉夫民族构成的独立自治区，其一为西南部的科索沃自治省，其73%的居民是阿尔巴尼亚族，18%为塞尔维亚族，另有一小部分吉卜赛人和土耳其人，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二为北部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有50万马扎尔族和少量罗马尼亚族、斯洛伐克族定居，各少数民族在国会皆有代表。

若从经典联邦主义的角度看，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体制尚不能算是真正的联邦制，只是一种中央对地方部分放权的尝试。自治省的权力也参差不齐：伏伊伏丁那有自己的最高法院和立法机构，而科索沃既没有最高法院，也不设人民议会，只有一个负责执行中央决议的执行委员会。但它毕竟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南斯拉夫各主要民族之间的平等性，并对流毒甚巨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进行了抵制，因此获得了大部分民族的支持。铁托相信：随着经济面貌的进一步改善，曾经摧毁上一个南斯拉夫国家的民族离心倾向将被根本性地消弭掉。

需要指出的是，到铁托病逝时的1980年为止，科索沃地区的阿族公民尽管依旧存在一定政治异见，但并非针对南联邦国家本身，而是希望在联邦架构内获取更大的话语权。1967年，一批阿尔巴尼亚族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科索沃省脱离塞尔维亚、升格为南联邦第七个共和国的运动，他们质问：“为什么37万的黑山人可以有自己的共和国，而120万阿族人连完整的自治权都没有？”当年9月，科索沃全省各地爆发了大游行，遭到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的镇压，许多阿族人被逮捕判刑。铁托本来已经同意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但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强烈反对下最终作罢。不过经过此次冲击，科索沃省的自治权得到了扩大，建立了省最高法院和人民议会，实现了与伏伊伏丁那省同等的自治权限。1974年南联邦第三次修改宪法后，更是规定阿尔巴尼亚语在科索沃与塞尔维亚语同列为官方语言，阿族有权使用自己的民族标志（如山鹰旗），而不必受警察的盘问。


1964年5月1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检阅“五一”节游行队伍
整个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地区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到1976年，全国3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肉类、蛋类和乳制品的消费量猛增，而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开支从1952年时的54%下降到了1976年时的32%。人均寿命从1939年时的48岁提高到了1976年时的67岁，文盲率则从1939年时的75%下降到了1980年时的9%。对科索沃地区的100余万阿族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生活——远高于邻国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自由度，不断改善的民族权利。但它的基础也是脆弱的：只是由于铁托本人的威望和手腕，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阴魂才在70年代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随着他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不稳定因素正在从魔瓶里重新释放出来。

“大塞尔维亚主义”还魂
1980年5月4日，88岁的铁托病逝于卢布尔雅那，结束了南联邦的领袖时代。南斯拉夫自此取消了共和国总统一职，改以1971年创立的联邦主席团行使集体元首职责。主席团由9人组成，分别为6个共和国的总统、2个自治省的领导人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1988年取消资格），每人轮流担任联邦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任期一年。这种更替频仍的制度削弱了国家领导层的稳定性，为极端思想的兴起制造了机会。

另一方面，从7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涨和美元贬值的影响开始蔓延到东欧国家，长期在“铁幕”两侧左右逢源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首当其冲，陷入了债务危机。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依靠“大棒政策”暂时稳住了阵脚，但中央权力较小的南斯拉夫无法效仿，失业率和物价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979到1985年，全国人均收入下降了25%，失业人口多达150万。为平衡马其顿、黑山、波黑等贫困地区的呼声，政府不得不要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裕的共和国上缴更多税收，引起了更广泛的矛盾。极端民族主义者乘机在各共和国造势，为通过选举上台制造舆论，联邦的基石开始遭遇挑战。

1981年3月，5万名科索沃阿族人再度在首府普里什蒂纳发起示威，又一次提出了将自治省升格为共和国的主张。没有了铁托担当仲裁，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对其进行了强硬的镇压，打死平民9人、打伤350余人。随后开始了对“民族主义分子”的大搜捕，有数千名阿族公民被捕，2000人被判有罪，300人被判处1～15年徒刑，大部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接着，科索沃省党政领导层也遭到了突然清洗，南共盟省委主席巴卡尔里、南联邦主席团代表尼曼尼、省政府主席奥普西尔，5个县委书记以及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全部被撤职查办。南联邦政坛重新回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与这种气氛相适应，1986年，塞尔维亚共和国最高学术机构——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正式宣告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归来。备忘录的第二部分《塞尔维亚与塞尔维亚人国家的现状》煽动性地宣称：尽管塞族是南斯拉夫人口最多的民族，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但它的地位从1945年开始就一直被铁托故意贬低。阿尔巴尼亚族正在科索沃省对塞族实施种族灭绝，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则从经济上剥削塞尔维亚，塞族人正面临“民族毁灭、强制同化、强迫改宗和文化灭绝”的危险。唯一的选择是修改现有版图，使全联邦境内的塞族人重新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周围，挫败异族的阴谋;一旦南联邦解体，塞尔维亚人应当揭竿而起，为自己“收复”50年来丧失的全部“天然利益”。

换言之，与科索沃阿族在联邦框架内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不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企图瓦解联邦，而只保留一个单一民族的塞尔维亚国家，也从未打算给予其他民族以平等地位。这当中的一位健将，便是1986年出任塞尔维亚共和国共盟主席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evi～）。米氏以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和个人魅力著称，大不同于谨小慎微的旧式南共官僚;他的做法也恰恰是越过党的组织纪律，通过直接煽动群众来达成政治目标。1987年冬天，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调解阿族和塞族的冲突时，竟赤裸裸地宣称“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表示要发动全联邦的塞族人来打击阿族的气焰。随后的一年里，在米氏煽动下集结起来的数万名克族极端分子先后涌入伏伊伏丁那、黑山和科索沃，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迫使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辞职。南联邦的前途变得岌岌可危。

1989年5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百万人游行的支持下，米洛舍维奇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总统）。当年6月28日，他在纪念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的集会上公然鼓吹“大塞尔维亚精神”的复兴，并预言将会发生武装冲突。不久，他便公然违反1974年联邦宪法和塞尔维亚宪法，取消了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的半独立地位。科索沃阿族公民随后举行了总罢工，米洛舍维奇宣布在全省实施紧急状态，并逮捕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阿泽姆·符拉西和自治省政府主席优素福·泽伊努拉胡，从组织上摧毁了科索沃的共产主义联盟以及行政和立法机构。当年2月，南斯拉夫《信使报》刊出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穆罕默德·苏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抗议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推行的政策正在危险地毒害各族人民的关系，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内战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党、搞宗派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是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但时势似乎正站在米洛舍维奇那一边。从1989年起，政治剧变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苏东阵营。1990年1月召开的南共盟“十四大”上，塞尔维亚共盟代表团企图仰仗人口优势，推行一人一票的议会普选制度，遭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代表团的反对。1月22日，后两个代表团自行退场，南共盟自此陷入瘫痪状态。此后各加盟共和国自行演化出一系列社会民主党派，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制转型。而在科索沃，米洛舍维奇正进一步强推“塞尔维亚化”的政策，规定阿族学校一律使用塞语教科书，对在政府机构，尤其是学校、研究所、作协和新闻机构中工作的阿族人进行清洗，解雇了12.3万人，同时还取消了科索沃向南联邦主席团派遣代表的资格。

1990年1月29日，科索沃阿族爆发了抗议米洛舍维奇违宪的总罢工，两天后被军队镇压下去。此后不久，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塞族居民发动游行，要求将其聚居区并入塞尔维亚，并请求联邦政府向克罗地亚派兵。新当选的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立即窥见了其中的玄机：塞尔维亚共和国将以各地塞族居民受到迫害为由，挟持已成僵尸的联邦主席团，出动联邦人民军入侵其他几个共和国，最终将其觊觎的领土直接并入塞尔维亚。由于人民军的大部分军官和一线部队皆由塞族人组成，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要寻求自卫，就必须彻底脱离联邦，组建独立的国防军。


1995年11月21日，南联盟塞尔维亚总统米罗舍维奇（左二）、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前排左三）、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前排左四）和时任美国国务卿
沃伦·克里斯托弗（右二）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草签《波黑和平框架协议》
1975年夏，除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之外的其他33个欧洲国家的元首与美国、加拿大领导人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会议结束时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协议》。这份协议确定了各国在今后应当遵守的10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三条是“现有边界不可改变”。因此，尽管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脱离联邦是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权利，但英法等大国担心分离主义浪潮会蔓延到本国境内的北爱尔兰和科西嘉，竭力主张根据《赫尔辛基协议》的精神，继续在南联邦框架内实施调解。1991年1月和3月，联邦主席团两次否决了塞尔维亚提出的向斯、克两国派兵以及全国进入战时状态的动议。但克罗地亚境内克拉伊纳地区（Krajina）的塞族人已经宣布“独立建国”，米洛舍维奇更是强行中止了克罗地亚代表梅西奇接任联邦主席团主席的程序（按宪法规定轮替），使南联邦中央机构陷入了瘫痪。1991年6月25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国一致宣布援引1974年宪法中的脱盟条款，实现完全独立，南联邦的土崩瓦解就此开始。

来自境外的裁断
1991年6月26日清晨，由塞族控制的南联邦人民军和民兵武装开入斯洛文尼亚境内，揭开了南斯拉夫内战的序幕。8月25日，战火蔓延到克罗地亚境内。1992年3月，新独立的波黑也陷入了惨烈的内战漩涡。除去马其顿因塞族人口较少（仅占总人口的1.8%）逃过一劫外，在塞尔维亚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土上均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1995年《波黑和平框架协议》（代顿协议）达成，丧生人数超过140万人。

内战的惨烈情形，尤其是塞族武装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针对历史文化古迹、战俘甚至平民的蓄意攻击，被在场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新闻记者忠实地记录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轩然大波。1995年秋，“北约”率先对波黑境内的塞族武装控制区发动了空中打击，迫使其接受和平谈判。此后塞尔维亚当局的一举一动都成为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被彻底取消自治权、政治领袖遭遇逮捕的科索沃阿族人的命运尤其为他们所重视。

与此同时，米洛舍维奇则在按照他的个人设想，继续建造“大塞尔维亚”的巴别塔。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结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盟），正式取代了已丧失法律效力的南联邦。根据新颁布的南联盟宪法，科索沃省被取消了大部分自治权，名称也改回南斯拉夫王国时代的旧名科索沃-梅托西亚（Kosovo-Metohija）。由于政治谈判的要求在贝尔格莱德遭到冷遇，1992年，一批强硬的阿尔巴尼亚族独立分子组建了反政府武装“科索沃解放军”（KLA），开始袭击省内的塞尔维亚警察局和军事目标，并获得了邻国阿尔巴尼亚的支援。与此同时，在科索沃省共盟机关被米洛舍维奇取缔之后，温和派作家易卜拉欣·鲁戈瓦（Ibrahim Rugova）组建了“科索沃民主联盟”（LDK），成为全省最大的政党。整整70万人——差不多是科索沃全部的阿族成年人口——都参加了这个政党。


1992年4月6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中心，一名波斯尼亚特种部队士兵在他和市民们遭遇塞族武装狙击手袭击时开枪回击
1991年9月22日，已经被塞尔维亚当局解散的科索沃省议会代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自行宣布科索沃升格为南联邦之内的自治共和国。几天后，当地阿族公民举行公决，通过了这一决议。1992年，科索沃阿族举行了未经塞尔维亚批准的全民选举，鲁戈瓦被选为总统。他反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游击战政策，主张采用甘地式的、温和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不纳税、不交粮、不当兵，迫使塞尔维亚当局承认阿族的自治权利。

米洛舍维奇则在继续收紧对科索沃的统治。阿尔巴尼亚语不再被列为和塞尔维亚语并列的官方语言，当地唯一一家仍在发行的阿语报纸被查封，电视和广播全部不得使用阿尔巴尼亚语，还禁止悬挂山鹰旗。普里什蒂纳大学的2.3万名学生中有2.25万名被开除，800名教师和教授被全部开除，大学遭到查封。阿族警察全部被解雇，代之以4万名塞尔维亚族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塞尔维亚企业和公司也开始要求他们的阿族雇员签署效忠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书面誓词，凡是拒绝这么做的阿族员工都将被立即解雇，没有任何补偿。到1995年，科索沃阿族的失业率竟高达80%！

1995年，随着《代顿和平协议》的签署，许多塞族难民从波斯尼亚境内逃到南联盟，塞尔维亚将他们安置在科索沃境内。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族雇主解雇，以便将其工作转交给塞族难民。贝尔格莱德当局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和贫困现象，使得对塞尔维亚的仇恨情绪笼罩在整个科索沃上空，不少人认为只有武力斗争才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1996年4月22日，在科索沃各地同时发生了对塞尔维亚军警的袭击，袭击者正是科索沃解放军成员。

流亡到西欧的阿族劳工、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散布在整个巴尔干的阿尔巴尼亚籍黑手党，这三方力量为科索沃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和“基地”组织也向科索沃的穆斯林“圣战者”提供金钱、武器和军事训练。因为这些原因，科索沃解放军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但美国并未采取措施阻止资金和武器流向这个组织，反而继续对南联盟实行制裁，理由是米洛舍维奇并未履行代顿协议规定的与鲁戈瓦举行对话的条款。

科索沃解放军对塞族目标的袭击活动在1997和1998年逐渐升级，塞尔维亚警察部队也以残忍的报复作为回应。1998年2月28日，4名塞族警察在德雷尼察山谷被游击队打死，塞族武装在还击过程中不仅打死了16名科索沃解放军成员，还枪杀了当地的30位阿族平民。一个星期后，又有60名阿族平民在附近的多涅·普雷卡兹村被塞族警察枪杀，其中有妇女和儿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即警告说：“此次危机并非南联盟内部事务。”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注意到了警告背后的不祥之兆，希望能与鲁瓦戈举行会谈。但鲁瓦戈已经不以自治省代表的身份自居，而是自视为南联盟框架下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他要求与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举行直接谈判，这当然遭到了拒绝。

1998年5月底，塞尔维亚激进党内阁决定在科索沃发动全面攻势;科索沃解放军针锋相对，于7月初控制了全省一半左右的领土。由于科索沃解放军在7月17日炸毁奥雷霍瓦茨的东正教修道院作为挑衅，塞军从8月开始集中兵力攻下了德雷尼察山谷周边的阿族据点，并枪决了至少数十名阿族平民作为报复。此后双方针对对方平民的报复行为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1999年1月的拉切克村事件。

1999年1月15日，塞尔维亚安全部队攻克了科索沃解放军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拉切克村（Ra～ak），对350位阿族村民实施了报复性屠杀。闻讯赶来的国际观察团在次日发现了41名成年男子、3名妇女和1名男童的尸首，均是头部近距离中弹致死。由于担心在科索沃再次出现波黑内战那样的人道危机，美国和“北约”对塞族和阿族双方均施加了大量压力。1999年2月6日，塞尔维亚当局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城堡举行和谈，以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为基础进行协商，内容包括：尊重南联盟领土完整，不寻求科索沃彻底独立;科索沃重新享有高度自治权;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按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成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确保协议得到实施。

“希尔方案”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经过1996年以来一系列激烈冲突，温和派自治主义者在阿族中间已不占主流，多数人要求彻底从南联盟独立，而且不愿解除武装;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则坚决不同意科索沃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也反对“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但主持谈判的美国和“北约”表示，这个方案80%的内容必须被接受，拒绝的一方将受会到惩罚;对南联盟而言，这意味着“北约”的直接军事打击。

朗布依埃谈判陷入僵局后一度休会，在3月15日重新复会。最终，阿族代表于18日签署了协议，但塞尔维亚方面仍然拒绝签字。3月19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3月23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达对南联盟的空袭命令，科索沃的命运，最终将由外国军事介入来裁断。


1999年2月10日，人们为在拉切克村屠杀事件中丧生的阿尔巴尼亚族村民举行葬礼，逝者的家人悲痛哀悼
废墟上的国家
在1999年这场历时78天的“联合力量”空袭战中，“北约”各国共出动各型飞机1031架、3万多架次，投下2.3万枚导弹和炸弹，打击了南联盟境内的40多座城市、496个军事和民用目标以及520个战术目标。南联盟全国70%的桥梁、100%的炼油能力和50%的动力系统、5座机场、12条铁路干线、5条公路干线以及大批工厂被摧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整体经济水平倒退了30年以上。6月3日，在俄罗斯和芬兰的斡旋下，塞尔维亚议会决定接受和平协议，并于一周后开始实施。

战争结束后，海牙前南战犯国际法庭对1998年春天以来新的种族屠杀和清洗状况进行了调查，证实了到1999年6月为止，科索沃90%的居民已被迫背井离乡，其中约70万人逃往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黑山，27.5万人逃往美国和西欧，另有55万人散落在本省山区。在“北约”空袭最密集的时刻，塞尔维亚军队依然有序地摧毁了科索沃中部和北部的500多座阿族村庄，对墓地的发掘则找到了2108具被处决的平民遗体。针对这一情况，联合国安理会在1999年6月10日举行表决，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1244号决议，将科索沃的管理权交托给“联合国科索沃行政当局临时特派团”（UNMIK），以协助当地居民建立自治政府。此后逃离家园的阿族难民纷纷返回科索沃，而塞族人则集中迁回塞尔维亚本土。

1999年5月，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被联合国前南战犯法庭起诉，罪名包括违反战争惯例和《日内瓦公约》。一年半以后又增加了在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和波黑战争中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在波黑共和国进行种族灭绝的罪名，前后共有66项，起诉书长达900多页。2001年4月1日，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在贝尔格莱德被捕，随后移交给海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战犯法庭的前国家元首。2006年3月11日，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死于狱中，最终也没有做出认罪的姿态。同年5月21日，黑山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有55.5%的投票者赞成独立。6月3日，该国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成为世界上第192个独立国家。而“南斯拉夫”这个名称在经历了王国、联邦和联盟的复杂演变之后，终于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恢复到了1878年最初独立时的国名——塞尔维亚。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正式投票通过了脱离塞尔维亚的决议，宣布成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以普里什蒂纳为首都，迄今为止已经获得108个国家的承认。2010年7月22日，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定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并未违反国际法。2013年4月19日，塞尔维亚当局也期期艾艾地承认普里什蒂纳当局对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聚居区有管辖权，并承诺将推动双边关系的正常化。

站在国际法角度看，科索沃的独立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件：它不像克罗地亚或斯洛文尼亚那样具有脱离南联邦的当然权利，而是长期被视作塞尔维亚的固有领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领袖在此前近半个世纪里也从未寻求脱离联邦框架的彻底独立。然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之举改变了一切：“北约”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缘由介入了科索沃冲突，并最终扶植其独立，打破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一切成例。

然而亦有法学家认为，1945年纽伦堡大审判奠定的一系列新原则，已经使国家领导人无法以“主权至上”为依据，回避其应负的国际法责任;“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及乌干达阿明政权的制裁和干预，已经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模式开启了先例。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只是提升了这种干预的强度。如时任德国外长菲舍尔所言：“我反对德国军队参与任何国际行动。我曾经坚决反对越南战争，我也上街游行反对美国。我没有变，我仍然反对战争;但是我也反对、而且倾我一生竭力反对比战争更坏的罪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指科索沃冲突）当然还不是奥斯维辛，但奥斯维辛可能由此开始。我们德国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最恶’。为了制止这个‘最恶’，为了使奥斯维辛不再重演，尽管我反北约、反美、反战，但我主张干预，主张进行有限战争，主张德国军队参与国际行动。”

事实上，与日后的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相比，“北约”武力介入科索沃可以说甚少经济和地理政治收益。而在舆论方面，对这场战争褒奖最多的反而是传统上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左翼学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而在巴尔干这个传统上的“欧洲火药桶”，此次干预并未陷入层出不穷的抵抗和争议，又足以证明时代毕竟在前进，珍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中滋长。

只是对科索沃这个曾经的百战之地来说，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并最终融入欧洲大家庭仍需经历痛苦的转型。《稳定与结盟协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更大的考验尚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