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http://m.sohu.com/n/426760874/
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撅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这些学员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疑问。在“四不主义”的氛围中，一些学员从实践出发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对“文革”提出了疑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部分学员赞成从实践出发研究党支。这说明他们初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接受了实践标准。

这807名学员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他们的讨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与前奏。其中，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讨论中十分赞成实践标准。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一次学习有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些学员提出：“还是应该按华主席讲话的口径来写党支。”这说明，有些人或是心有余悸，或是思想糊涂。总之，他们还是被“两个凡是“的框子套着。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但没引起大反响。其中，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这些情况，促使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思考，并想就此问题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时，得到了马文瑞的支持。

胡耀邦基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也正有此意。

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文章初稿草成，正在付论，来了《光明日报》的信息。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朗写的。胡福朗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后进行了5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第五次修改稿经胡福明看过并同意。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十分兴奋。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做较大修改，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此时。恰好胡福明到京开会，于是把胡福明请来投入修改。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立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会议由杨西光主持，详细讨论了文章的修改意见。主要修改意见是：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要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等等。

会后，胡福明于14日、15日修改了一次，有事离京。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作了较大修改，21日将改稿送给孙长江修改。

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讨论修改了此文，将修改稿再送到党校。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

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

至此，文章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

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而且，这篇文章是集体的成果，用个人署名不合适。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于1977年7月15日出版第1期。胡耀邦明确提出：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论动态）是一份朴素的，没有封面设计的刊物。每期大体只有十几页，以大字刊登一篇文章。它出版之后，由于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受广大干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欢迎。

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槁。

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开始陆续转载此文。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篇评论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自这一次《光明日报》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大获成功之后，一段时期内，各主要报纸便不时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方式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http://m.sohu.com/n/426760874/
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撅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这些学员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疑问。在“四不主义”的氛围中，一些学员从实践出发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对“文革”提出了疑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部分学员赞成从实践出发研究党支。这说明他们初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接受了实践标准。

这807名学员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他们的讨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与前奏。其中，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讨论中十分赞成实践标准。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一次学习有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些学员提出：“还是应该按华主席讲话的口径来写党支。”这说明，有些人或是心有余悸，或是思想糊涂。总之，他们还是被“两个凡是“的框子套着。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但没引起大反响。其中，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这些情况，促使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思考，并想就此问题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时，得到了马文瑞的支持。

胡耀邦基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也正有此意。

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文章初稿草成，正在付论，来了《光明日报》的信息。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朗写的。胡福朗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后进行了5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第五次修改稿经胡福明看过并同意。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十分兴奋。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做较大修改，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此时。恰好胡福明到京开会，于是把胡福明请来投入修改。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立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会议由杨西光主持，详细讨论了文章的修改意见。主要修改意见是：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要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等等。

会后，胡福明于14日、15日修改了一次，有事离京。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作了较大修改，21日将改稿送给孙长江修改。

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讨论修改了此文，将修改稿再送到党校。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

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

至此，文章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

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而且，这篇文章是集体的成果，用个人署名不合适。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于1977年7月15日出版第1期。胡耀邦明确提出：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论动态）是一份朴素的，没有封面设计的刊物。每期大体只有十几页，以大字刊登一篇文章。它出版之后，由于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受广大干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欢迎。

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槁。

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开始陆续转载此文。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篇评论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自这一次《光明日报》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大获成功之后，一段时期内，各主要报纸便不时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方式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