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笔记”中的秦汉铜质戈戟和铁戟：《中国古代实战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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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笔记”中的秦汉铜质戈戟和铁戟（上）

作者：文韬

——节选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第二章《伯仲句兵：戈戟》

  
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天下混乱的兵器。虽说钢铁兵器在东周末年已经初露端倪，然而秦帝国庞大的武库却依然是铜兵的天下。这恐怕与帝国的军队，这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战争机器所带来的巨大惯性脱不开干系。因此，秦代的戈和戟也保持了东周末期的主流风格。

与其他兵器一样，秦帝国武库中的长胡刃内戈和采用同样戈头的联装戟都是精良的武器，其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上古时代极高的水平。其形制高度规范化这一点，更是关中六国从未达到过的。因此，我们称其为华夏青铜兵器的巅峰也不为过。

然而，就和秦帝国的国祚一样，辉煌往往都是短暂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秦帝国在顷刻之间崩塌，而制作精良的青铜戈戟也不可避免地被钢铁所制的同类取代了。

及至汉代，华夏的兵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兵器被逐步淘汰。有一种观点认为，戈也是属于此类应被淘汰的老派兵器。而在汉代，大多数场合所说的“干戈”只是虚指，是武器总体的代名词。戈在汉代的发展分化为两路：一路继续保持戈的基本形状；一路改变形状，与戟合流，加入戟的行列。

西汉仅有少量铜戈出土，而且大多出自高级贵族的墓葬内，比如狮子山楚王墓、山东淄博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齐王墓、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等都有出土。出土的铜戈戈头用鎏金或彩绘精心装饰，戈内配有鎏金铜质甚至是纯金的柲帽，柲帽顶部还附有精美的鸟形饰物。这类戈往往和玉戈同出，装饰精美，是高规格的仪仗器而并非是实战兵器。



西汉仪仗戈


这也说明戈在汉代战争中的地位不断降低，渐渐失去了实战功能，只剩下作为仪仗器和礼器的功能。

许慎所著的《说文·戈部》中有云：“戈，平头戟也。”刘熙在《释名·释兵》中说：“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句矛戟也。”他们已经把戈也叫作戟了，或是把戈纳入了戟的范畴。许慎和刘熙都是东汉人，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东汉时期对戈戟的认识，并不一定能代表西汉时代的实际情况。不过话说回来，也许这正是传统的戈在西汉时趋于没落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吧。

在戈逐渐失去实战功能的同时，戟却有了极大的发展。戟作为实战兵器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有所提升，逐渐颠覆了戈与戟的概念。就如上面所说的，到东汉时期，人们连戈的名称和形制都遗忘了，以至于把戈当作了戟的一种。

不过，西汉以后在战场上大行其道的并非是东周和秦代的联装戟，更不是把联装戟的组件铸为一体的浑铸戟，而是一种全新的整体式戟。整体式戟的杀伤部位只有戟头一个部件。其戟头造型简洁，只有戟刺、横枝以及与戟刺连为一体的戟胡三个部分。这类戟中除了少数仪仗器和明器外，绝大部分都是铁质或钢制的，这都与前述的两种旧式戟大为不同。当然，这类整体式戟头并非到汉代才出现，而是出现于东周晚期。从形制上说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卜字戟和丫字戟两类。



燕下都东周铁戟（左），秦王政五年相邦吕不韦戈（右）


目前最早的卜字戟出土于著名的河北易县武阳台燕下都44号墓，有12把之多。这些整体式戟的戟刺竖直，下与长胡连为一体。胡上有四穿，后有阑，而横枝从戟刺和戟胡交界处垂直伸出。其整体轮廓类似汉字中的“卜”字，故而得名。戟上还附有铜质柲帽，分长短两种。另外在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也出土过一件形制类似的戟。

最早的丫字戟出土于湖南衡阳公行山2号楚墓，也为铁质。因为出土时间比较早，其照片模糊且缺乏文字描述，我们只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此戟的戟刺和横枝各自朝前斜向伸出，和戟胡的夹角成较大的钝角。与卜字戟不同，这种戟的整体轮廓类似汉字中的“丫”字。




东周楚墓出土的铁戟轮廓



上述两种铁戟的出现，说明早在东周末期，新式铁戟替代旧式铜戟的过程就已经出现。而要着重说明的是，燕下都44号墓是个阵亡士卒的丛葬墓，而非葬式精致的贵族墓葬，且此墓是在交战后草草埋葬而成。该墓不但出土了铁戟，还出土了铁矛、铁剑、铁质甲片以及铁兜鍪等器物，而其中的一件铁戟和两柄铁剑甚至已经是钢制的了，并经过整体淬火。另外在同时期的楚国墓葬中，也经常可以发现剑和矛一类的铁质兵器。可见燕国和楚国在东周末期已经在实战中较多地使用钢铁武器了。

当然，相对于同时期在战场上占垄断地位的联装铜戟，上述这类新型铁戟的数量还很少，范围也局限于个别地区。铁戟真正在战场上充分发挥效能，还要等到西汉之后。

西汉时期，冶铁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而铁器的物理强度优于铜器，并且比铜更加廉价，显然是制造兵器的不二选择。于是在各类铁质兵器大量出现的同时，铁戟也不落其后，大量制造。这一时期，戟的形制主要还是延续了东周晚期的卜字戟和丫字戟两种。

其中，钢铁质地的卜字戟是汉代实战戟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制，它在汉墓中经常可以见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就出土过2件，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出土过144件，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甚至一次性出土了553件。除了贵族大墓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型汉墓中也经常有卜字戟出土。出土卜字戟墓葬的时代从西汉初期一直延伸到三国时代，其使用时间之长，由此可见。

虽然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卜字戟大部分是明器，甚至有些是铜质的，而实用器相对不多。不过我国古代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认为死者在阴间依然过着阳间的生活，随葬的器物也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的。因此，就算是明器，卜字戟的数量，也足以说明这种形制的戟在汉代的重要性与广泛性。而且其延续的时间也很长，直到西晋仍有此类形制的卜字戟出土。以下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以说明其时代跨度。





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戟



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柄卜字戟分别长2.26米和1.93米，戟头通长分别为36厘米和36.7厘米，形制相似。它的横枝上附有一个铜质柲帽，用麻线交叉缠扎。戟刺在靠近柲帽部分较粗，向刺渐收拢。戟刺和戟援外分别套有黑色木鞘，木鞘为两片木片合成，髹黑漆，其外有麻布缠绕的痕迹。其中一件经过检测，为多次加热渗碳并反复锻打而成的钢戟。与燕下都墓葬出土的钢戟相比，其制造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另外，虽然两者形制大体相同，有明显的继承性，但是满城汉墓的钢戟通长略短，而戟刺和横枝的宽度则有所增加，这让戟头的强度更佳，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江苏盱眙东阳7号墓出土的卜字戟


江苏盱眙东阳7号墓为新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其中也出土过一件保存完好的卜字戟。这件铁戟木柲全长2.49米，其戟刺和横枝上套有麻布胎，外有髹棕黄色漆的戟鞘。其戟头的形制和满城汉墓钢戟基本相同，同样附有铜质柲帽，只是戟胡部分比较短。

河南新密后土郭村1号东汉晚期墓中，也出土了铜质卜字戟，器型轻小，应该是明器。但其形制和西汉时期的卜字戟仍然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当然，到了东汉时期，卜字戟的形制总体上来说延续了西汉时期的特征，不过其中一小部分在细节特征上出现了两种变化。

其一是戟刺的形制发生了变化。江西南昌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葬中，便出土了一件戟刺异化的卜字戟。这件铁戟通长49厘米，横枝已残，不过横枝垂直于戟胡的形制和西汉时的卜字戟一致。然而，其戟刺部分并非如西汉时期那样与戟胡形成一条直线，而是呈弧形向横枝的方向弯曲。另外在东阳一座东汉后期的墓葬中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铁戟，只不过其戟刺弯曲的程度相对较小。



戟刺异化的卜字戟



横枝异化的卜字戟



其二是横枝的形制发生了变化，比如广州东山东汉前期墓出土的铜戟，其戈援和戈胡的形状和通常的卜字戟类似，但横枝的尖端却向上方略有翘起。不过这件铜戟本身可能并非实战兵器，而是仪仗器。另外，在河北定县北庄一座东汉晚期墓也出土过形制几乎相同的铁戟。

上述两种改进形制的戟在考古上发现得并不多，不过在画像、雕塑中倒是经常出现。比如下面这张图，图上左侧武士所持的就是上述第二种改形的卜字戟，其横枝上钩的程度比上述出土实物更大。



武士对战壁画


“盗墓笔记”中的秦汉铜质戈戟和铁戟（下）

作者：文韬

——节选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第二章《伯仲句兵：戈戟》

说完卜字戟，再说说丫字戟。丫字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考古发现的数量上都远逊于前者。不过，对整体式铁戟的出现和演化过程来说，丫字戟的形制变化倒是能够起到一个较好的说明。
典型的丫字形铁戟出土自河南保安山2号墓，此墓属于西汉前期的墓葬。而这件出土铁戟延续了上述东周晚期的丫字形外观这一特征，不过其戟刺和戟胡都更加修长，且两者的夹角更大，达到近168度。在时代稍迟的广州南越王墓中也出土过一点类似的丫字戟，不过其戟刺和戟胡的夹角略小。
除了上述两种出土丫字戟外，还有一种铜质的丫字戟。这种丫字戟只在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大墓中出现。比如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出土的这种铜戟。此戟器型巨大，戟刺与戟胡的夹角介于东周丫字戟和上述两种丫字铁戟之间，并略带向下的弧度。戟刺下刃和戟胡上共有3个孓刺，横枝下刃上也有1个。整个戟头用华丽的错金银装饰，横枝上配有鎏金铜柲帽。


雄戟

这种铜戟很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雄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子虚赋》：“建干将之雄戟。”司马贞索隐引《方言》中说：“戟中小孑刺者，所谓雄戟也。”另外东汉中期史岑的《出师颂》云：“乃命上将，授以雄戟。”这说明雄戟是一种贵重的仪仗器，结合前文所述，恰好与铜质丫字戟的形制细节以及出土墓葬的规格相吻合。
从形制上看，丫字戟是东周末期铜戈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原先和胡呈110度夹角的戈援变得更加上翘，进而变为倾斜刺出的戟刺。这样戟刺便兼有了刺击和原先戈援的功能，因而省去了原先铜戟上单独的戟刺。与此同时，戈胡和刃内变得更长，分别变化成丫字戟的戟胡和横枝。这一点在铜质雄戟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铁质丫字戟则进一步增大戟刺和戟胡的夹角，省去了刃部的曲线和孓刺，这样在强化了刺击功能的同时，降低了制造难度，可以说是一种利于大批量制造的改进。
在分析了丫字戟的形制变化之后，再来看卜字戟。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卜字铁戟是东周后期浑铸铜戟的延续和改进，而丫字戟则是卜字戟的一种变形。笔者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上述观点中，卜字戟的戟刺直接延续了浑铸戟的戟刺部分，而浑铸戟中戈内部分则与钩距、孓刺等其他部件一并被省略，只剩下戈援演化成了卜字戟的横枝。
然而，我们从卜字戟的装柲方式可以看出：卜字戟的横枝穿过戟柲固定，正如戈内穿过戈柲来固定。这样的横枝与其说是戈援的延续，倒不如说是后期铜戈上刃内的延续。至于说戟刺，我们再对比一下丫字戟的形制和演变就可以看出，卜字戟的戟刺与其说是浑铸戟戟刺的延续，倒不如说是铜戈的戈援与戈胡的夹角扩大到180度，以至于两者连成了一条直线，这样卜字戟的戟刺便产生了。


铜戈向丫字戟和卜字戟演化


至于说丫字戟，这种戟出现的时间和卜字戟一样都在东周后期，相较之下并没有明显的先后之分。况且两者同样演化自铜戈，丫字戟的形态反而更具“过渡”的特征，因此说丫字戟是卜字戟的变形的观点，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除了卜字戟和丫字戟，汉代还有一些造型怪异而难以归类的戟头。比如江苏徐州市奎山11号汉代前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铁戟。这件铁戟的戟刺既不像卜字戟那样垂直向上伸出，也不像丫字戟那样侧向斜上伸出，而是背向横枝弯曲，整体呈弯刀的形状。其横枝虽然也是垂直于戟胡伸出，但是横枝的上刃呈弧形，与前述的两种戟并不完全一样。类似的戟在广州龙生岗东汉前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这两件戟为铜质，其戟刺与之前奎山出土的那把类似，不过其横枝是向下弯曲的，显得更加怪异。上述这三件戟，器型都很小，后者还是铜质的，应该都不是实战兵器，而且数量很少，不具备典型性。从出现的时间来看，它们也许是卜字戟和丫字戟特征结合的衍生物。


江苏徐州奎山11号墓出土的铁戟

以上说的都是装柄使用的戟，而汉代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戟，那就是手戟。
《释名•释兵》云：“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擿”有投掷之意，就是说，手戟是一种既可以持握又能投掷的兵器。不过，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至今尚未发现能确定为手戟的汉代文物。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汉代画像石中就有手戟的形象资料。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前室北壁中段有一幅蚩尤图，其左手就持有手戟。在此墓前室北壁横梁上，另有一幅神兽持握手戟的图像也很生动。


持手戟的神兽（沂南汉代画像石墓）。


兰锜图

此外，汉代画像石墓中的兰锜图上也经常出现手戟。兰锜就是武器架，其上放的都是刀、剑、矛、戟等常用兵器，手戟与它们并列，说明它也是一种汉代常用兵器。
以上三幅图像所画的手戟，都属于卜字戟的形状，只是前两者属于卜字戟的变形，而后者是标准的卜字戟。由此可见，手戟并不装柲，而是在戟胡上面缠绕丝麻供手持握，末端可能有穿孔，以便悬挂饰物。另外出于手持的需要，手戟的戟胡和横枝的下刃不能开刃。除此之外，其形制与传统的卜字戟完全相同。
如上文所说，汉代的铁戟有数种形制，但是和东周时期相比，形制已经相当统一，这之中卜字戟的形制更是长期存在并得到延续。这种“标准化”的提高，说明铁戟在两汉时代已经成为一种简单有效且被广泛使用的成熟兵器。
这一点在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中也多有反映。比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就有记载：“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其奴皆亡，独与一骑归。”可见汉初名将灌夫，就是一名用戟的猛将。而《汉旧仪》中有云：“亭长习调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剑、铠也。”亭长是汉代最低级的吏员，而戟与弩、刀、剑、铠并列，可见是常用的兵器。又《汉书•陈胜项藉传》中记载：“鉏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意思是说锄头之类的农具，敌不过“钩戟”和“长铩”这样真正的兵器，可见戟不仅常用，更是当时实战兵器的代表。

绘者：杨翌
汉代突骑兵以长戟攻击匈奴骑射手图，参考汉代画像砖上的图像绘制

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就记载有“人擥马戟”等字样。而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一套铜车马俑中，骑吏俑就手执斧、矛和卜字戟等兵器，这里的卜字戟应该就是记载中的“马戟”。上面说到的汉初名将灌夫，可能就是这种马戟的使用者。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铁戟，特别是卜字戟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兵器，也是一种上至武将下至士卒都广泛使用的实战兵器。这类戟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战场上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披甲战士越来越多，甲胄质量越来越高。所以，铁戟的大规模使用就变得顺理成章。而正是因为戟的实战价值，人们又将它们制成仪仗兵器以及明器，用于各种礼仪场合，甚至带入墓葬之中，从而现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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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诸器之王：枪矛
第二章  伯仲句兵：戈戟
第三章  刀光剑影：短兵
第四章  百步穿杨：弓弩
第五章  军国重器：甲胄
第六章  雷霆之力：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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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笔记”中的秦汉铜质戈戟和铁戟（上）

作者：文韬

——节选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第二章《伯仲句兵：戈戟》

  
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天下混乱的兵器。虽说钢铁兵器在东周末年已经初露端倪，然而秦帝国庞大的武库却依然是铜兵的天下。这恐怕与帝国的军队，这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战争机器所带来的巨大惯性脱不开干系。因此，秦代的戈和戟也保持了东周末期的主流风格。

与其他兵器一样，秦帝国武库中的长胡刃内戈和采用同样戈头的联装戟都是精良的武器，其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上古时代极高的水平。其形制高度规范化这一点，更是关中六国从未达到过的。因此，我们称其为华夏青铜兵器的巅峰也不为过。

然而，就和秦帝国的国祚一样，辉煌往往都是短暂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秦帝国在顷刻之间崩塌，而制作精良的青铜戈戟也不可避免地被钢铁所制的同类取代了。

及至汉代，华夏的兵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兵器被逐步淘汰。有一种观点认为，戈也是属于此类应被淘汰的老派兵器。而在汉代，大多数场合所说的“干戈”只是虚指，是武器总体的代名词。戈在汉代的发展分化为两路：一路继续保持戈的基本形状；一路改变形状，与戟合流，加入戟的行列。

西汉仅有少量铜戈出土，而且大多出自高级贵族的墓葬内，比如狮子山楚王墓、山东淄博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齐王墓、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等都有出土。出土的铜戈戈头用鎏金或彩绘精心装饰，戈内配有鎏金铜质甚至是纯金的柲帽，柲帽顶部还附有精美的鸟形饰物。这类戈往往和玉戈同出，装饰精美，是高规格的仪仗器而并非是实战兵器。



西汉仪仗戈


这也说明戈在汉代战争中的地位不断降低，渐渐失去了实战功能，只剩下作为仪仗器和礼器的功能。

许慎所著的《说文·戈部》中有云：“戈，平头戟也。”刘熙在《释名·释兵》中说：“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句矛戟也。”他们已经把戈也叫作戟了，或是把戈纳入了戟的范畴。许慎和刘熙都是东汉人，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东汉时期对戈戟的认识，并不一定能代表西汉时代的实际情况。不过话说回来，也许这正是传统的戈在西汉时趋于没落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吧。

在戈逐渐失去实战功能的同时，戟却有了极大的发展。戟作为实战兵器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有所提升，逐渐颠覆了戈与戟的概念。就如上面所说的，到东汉时期，人们连戈的名称和形制都遗忘了，以至于把戈当作了戟的一种。

不过，西汉以后在战场上大行其道的并非是东周和秦代的联装戟，更不是把联装戟的组件铸为一体的浑铸戟，而是一种全新的整体式戟。整体式戟的杀伤部位只有戟头一个部件。其戟头造型简洁，只有戟刺、横枝以及与戟刺连为一体的戟胡三个部分。这类戟中除了少数仪仗器和明器外，绝大部分都是铁质或钢制的，这都与前述的两种旧式戟大为不同。当然，这类整体式戟头并非到汉代才出现，而是出现于东周晚期。从形制上说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卜字戟和丫字戟两类。



燕下都东周铁戟（左），秦王政五年相邦吕不韦戈（右）


目前最早的卜字戟出土于著名的河北易县武阳台燕下都44号墓，有12把之多。这些整体式戟的戟刺竖直，下与长胡连为一体。胡上有四穿，后有阑，而横枝从戟刺和戟胡交界处垂直伸出。其整体轮廓类似汉字中的“卜”字，故而得名。戟上还附有铜质柲帽，分长短两种。另外在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也出土过一件形制类似的戟。

最早的丫字戟出土于湖南衡阳公行山2号楚墓，也为铁质。因为出土时间比较早，其照片模糊且缺乏文字描述，我们只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此戟的戟刺和横枝各自朝前斜向伸出，和戟胡的夹角成较大的钝角。与卜字戟不同，这种戟的整体轮廓类似汉字中的“丫”字。




东周楚墓出土的铁戟轮廓



上述两种铁戟的出现，说明早在东周末期，新式铁戟替代旧式铜戟的过程就已经出现。而要着重说明的是，燕下都44号墓是个阵亡士卒的丛葬墓，而非葬式精致的贵族墓葬，且此墓是在交战后草草埋葬而成。该墓不但出土了铁戟，还出土了铁矛、铁剑、铁质甲片以及铁兜鍪等器物，而其中的一件铁戟和两柄铁剑甚至已经是钢制的了，并经过整体淬火。另外在同时期的楚国墓葬中，也经常可以发现剑和矛一类的铁质兵器。可见燕国和楚国在东周末期已经在实战中较多地使用钢铁武器了。

当然，相对于同时期在战场上占垄断地位的联装铜戟，上述这类新型铁戟的数量还很少，范围也局限于个别地区。铁戟真正在战场上充分发挥效能，还要等到西汉之后。

西汉时期，冶铁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而铁器的物理强度优于铜器，并且比铜更加廉价，显然是制造兵器的不二选择。于是在各类铁质兵器大量出现的同时，铁戟也不落其后，大量制造。这一时期，戟的形制主要还是延续了东周晚期的卜字戟和丫字戟两种。

其中，钢铁质地的卜字戟是汉代实战戟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制，它在汉墓中经常可以见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就出土过2件，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出土过144件，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甚至一次性出土了553件。除了贵族大墓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型汉墓中也经常有卜字戟出土。出土卜字戟墓葬的时代从西汉初期一直延伸到三国时代，其使用时间之长，由此可见。

虽然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卜字戟大部分是明器，甚至有些是铜质的，而实用器相对不多。不过我国古代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认为死者在阴间依然过着阳间的生活，随葬的器物也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的。因此，就算是明器，卜字戟的数量，也足以说明这种形制的戟在汉代的重要性与广泛性。而且其延续的时间也很长，直到西晋仍有此类形制的卜字戟出土。以下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以说明其时代跨度。





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戟



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柄卜字戟分别长2.26米和1.93米，戟头通长分别为36厘米和36.7厘米，形制相似。它的横枝上附有一个铜质柲帽，用麻线交叉缠扎。戟刺在靠近柲帽部分较粗，向刺渐收拢。戟刺和戟援外分别套有黑色木鞘，木鞘为两片木片合成，髹黑漆，其外有麻布缠绕的痕迹。其中一件经过检测，为多次加热渗碳并反复锻打而成的钢戟。与燕下都墓葬出土的钢戟相比，其制造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另外，虽然两者形制大体相同，有明显的继承性，但是满城汉墓的钢戟通长略短，而戟刺和横枝的宽度则有所增加，这让戟头的强度更佳，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江苏盱眙东阳7号墓出土的卜字戟


江苏盱眙东阳7号墓为新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其中也出土过一件保存完好的卜字戟。这件铁戟木柲全长2.49米，其戟刺和横枝上套有麻布胎，外有髹棕黄色漆的戟鞘。其戟头的形制和满城汉墓钢戟基本相同，同样附有铜质柲帽，只是戟胡部分比较短。

河南新密后土郭村1号东汉晚期墓中，也出土了铜质卜字戟，器型轻小，应该是明器。但其形制和西汉时期的卜字戟仍然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当然，到了东汉时期，卜字戟的形制总体上来说延续了西汉时期的特征，不过其中一小部分在细节特征上出现了两种变化。

其一是戟刺的形制发生了变化。江西南昌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葬中，便出土了一件戟刺异化的卜字戟。这件铁戟通长49厘米，横枝已残，不过横枝垂直于戟胡的形制和西汉时的卜字戟一致。然而，其戟刺部分并非如西汉时期那样与戟胡形成一条直线，而是呈弧形向横枝的方向弯曲。另外在东阳一座东汉后期的墓葬中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铁戟，只不过其戟刺弯曲的程度相对较小。



戟刺异化的卜字戟



横枝异化的卜字戟



其二是横枝的形制发生了变化，比如广州东山东汉前期墓出土的铜戟，其戈援和戈胡的形状和通常的卜字戟类似，但横枝的尖端却向上方略有翘起。不过这件铜戟本身可能并非实战兵器，而是仪仗器。另外，在河北定县北庄一座东汉晚期墓也出土过形制几乎相同的铁戟。

上述两种改进形制的戟在考古上发现得并不多，不过在画像、雕塑中倒是经常出现。比如下面这张图，图上左侧武士所持的就是上述第二种改形的卜字戟，其横枝上钩的程度比上述出土实物更大。



武士对战壁画


“盗墓笔记”中的秦汉铜质戈戟和铁戟（下）

作者：文韬

——节选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第二章《伯仲句兵：戈戟》

说完卜字戟，再说说丫字戟。丫字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考古发现的数量上都远逊于前者。不过，对整体式铁戟的出现和演化过程来说，丫字戟的形制变化倒是能够起到一个较好的说明。
典型的丫字形铁戟出土自河南保安山2号墓，此墓属于西汉前期的墓葬。而这件出土铁戟延续了上述东周晚期的丫字形外观这一特征，不过其戟刺和戟胡都更加修长，且两者的夹角更大，达到近168度。在时代稍迟的广州南越王墓中也出土过一点类似的丫字戟，不过其戟刺和戟胡的夹角略小。
除了上述两种出土丫字戟外，还有一种铜质的丫字戟。这种丫字戟只在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大墓中出现。比如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出土的这种铜戟。此戟器型巨大，戟刺与戟胡的夹角介于东周丫字戟和上述两种丫字铁戟之间，并略带向下的弧度。戟刺下刃和戟胡上共有3个孓刺，横枝下刃上也有1个。整个戟头用华丽的错金银装饰，横枝上配有鎏金铜柲帽。


雄戟

这种铜戟很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雄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子虚赋》：“建干将之雄戟。”司马贞索隐引《方言》中说：“戟中小孑刺者，所谓雄戟也。”另外东汉中期史岑的《出师颂》云：“乃命上将，授以雄戟。”这说明雄戟是一种贵重的仪仗器，结合前文所述，恰好与铜质丫字戟的形制细节以及出土墓葬的规格相吻合。
从形制上看，丫字戟是东周末期铜戈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原先和胡呈110度夹角的戈援变得更加上翘，进而变为倾斜刺出的戟刺。这样戟刺便兼有了刺击和原先戈援的功能，因而省去了原先铜戟上单独的戟刺。与此同时，戈胡和刃内变得更长，分别变化成丫字戟的戟胡和横枝。这一点在铜质雄戟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铁质丫字戟则进一步增大戟刺和戟胡的夹角，省去了刃部的曲线和孓刺，这样在强化了刺击功能的同时，降低了制造难度，可以说是一种利于大批量制造的改进。
在分析了丫字戟的形制变化之后，再来看卜字戟。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卜字铁戟是东周后期浑铸铜戟的延续和改进，而丫字戟则是卜字戟的一种变形。笔者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上述观点中，卜字戟的戟刺直接延续了浑铸戟的戟刺部分，而浑铸戟中戈内部分则与钩距、孓刺等其他部件一并被省略，只剩下戈援演化成了卜字戟的横枝。
然而，我们从卜字戟的装柲方式可以看出：卜字戟的横枝穿过戟柲固定，正如戈内穿过戈柲来固定。这样的横枝与其说是戈援的延续，倒不如说是后期铜戈上刃内的延续。至于说戟刺，我们再对比一下丫字戟的形制和演变就可以看出，卜字戟的戟刺与其说是浑铸戟戟刺的延续，倒不如说是铜戈的戈援与戈胡的夹角扩大到180度，以至于两者连成了一条直线，这样卜字戟的戟刺便产生了。


铜戈向丫字戟和卜字戟演化


至于说丫字戟，这种戟出现的时间和卜字戟一样都在东周后期，相较之下并没有明显的先后之分。况且两者同样演化自铜戈，丫字戟的形态反而更具“过渡”的特征，因此说丫字戟是卜字戟的变形的观点，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除了卜字戟和丫字戟，汉代还有一些造型怪异而难以归类的戟头。比如江苏徐州市奎山11号汉代前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铁戟。这件铁戟的戟刺既不像卜字戟那样垂直向上伸出，也不像丫字戟那样侧向斜上伸出，而是背向横枝弯曲，整体呈弯刀的形状。其横枝虽然也是垂直于戟胡伸出，但是横枝的上刃呈弧形，与前述的两种戟并不完全一样。类似的戟在广州龙生岗东汉前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这两件戟为铜质，其戟刺与之前奎山出土的那把类似，不过其横枝是向下弯曲的，显得更加怪异。上述这三件戟，器型都很小，后者还是铜质的，应该都不是实战兵器，而且数量很少，不具备典型性。从出现的时间来看，它们也许是卜字戟和丫字戟特征结合的衍生物。


江苏徐州奎山11号墓出土的铁戟

以上说的都是装柄使用的戟，而汉代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戟，那就是手戟。
《释名•释兵》云：“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擿”有投掷之意，就是说，手戟是一种既可以持握又能投掷的兵器。不过，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至今尚未发现能确定为手戟的汉代文物。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汉代画像石中就有手戟的形象资料。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前室北壁中段有一幅蚩尤图，其左手就持有手戟。在此墓前室北壁横梁上，另有一幅神兽持握手戟的图像也很生动。


持手戟的神兽（沂南汉代画像石墓）。


兰锜图

此外，汉代画像石墓中的兰锜图上也经常出现手戟。兰锜就是武器架，其上放的都是刀、剑、矛、戟等常用兵器，手戟与它们并列，说明它也是一种汉代常用兵器。
以上三幅图像所画的手戟，都属于卜字戟的形状，只是前两者属于卜字戟的变形，而后者是标准的卜字戟。由此可见，手戟并不装柲，而是在戟胡上面缠绕丝麻供手持握，末端可能有穿孔，以便悬挂饰物。另外出于手持的需要，手戟的戟胡和横枝的下刃不能开刃。除此之外，其形制与传统的卜字戟完全相同。
如上文所说，汉代的铁戟有数种形制，但是和东周时期相比，形制已经相当统一，这之中卜字戟的形制更是长期存在并得到延续。这种“标准化”的提高，说明铁戟在两汉时代已经成为一种简单有效且被广泛使用的成熟兵器。
这一点在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中也多有反映。比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就有记载：“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其奴皆亡，独与一骑归。”可见汉初名将灌夫，就是一名用戟的猛将。而《汉旧仪》中有云：“亭长习调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剑、铠也。”亭长是汉代最低级的吏员，而戟与弩、刀、剑、铠并列，可见是常用的兵器。又《汉书•陈胜项藉传》中记载：“鉏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意思是说锄头之类的农具，敌不过“钩戟”和“长铩”这样真正的兵器，可见戟不仅常用，更是当时实战兵器的代表。

绘者：杨翌
汉代突骑兵以长戟攻击匈奴骑射手图，参考汉代画像砖上的图像绘制

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就记载有“人擥马戟”等字样。而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一套铜车马俑中，骑吏俑就手执斧、矛和卜字戟等兵器，这里的卜字戟应该就是记载中的“马戟”。上面说到的汉初名将灌夫，可能就是这种马戟的使用者。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铁戟，特别是卜字戟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兵器，也是一种上至武将下至士卒都广泛使用的实战兵器。这类戟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战场上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披甲战士越来越多，甲胄质量越来越高。所以，铁戟的大规模使用就变得顺理成章。而正是因为戟的实战价值，人们又将它们制成仪仗兵器以及明器，用于各种礼仪场合，甚至带入墓葬之中，从而现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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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诸器之王：枪矛
第二章  伯仲句兵：戈戟
第三章  刀光剑影：短兵
第四章  百步穿杨：弓弩
第五章  军国重器：甲胄
第六章  雷霆之力：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