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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28:52
八路军训练用日军教材 苏军教程仅第三选择
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包括随营学校、训练班)始终遵循上述方针，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将毛泽东军事论著，作为“第一种教材”。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应作为第一种教材，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而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等可作为“第二种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第三种教材”，可以开阔眼界，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但是文化水平较低。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为练成抗日铁军，他还“运筹帷幄、先胜教场”，先后办过师训练队(班)、师随营学校、师轮训队、师参谋训练班等，大力培养军事、政治、参谋人才。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拉开战幕。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仍然强调“治军先治校”，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由于刘伯承的“名头”，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为中原(第二)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八路军训练用日军教材 苏军教程仅第三选择
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包括随营学校、训练班)始终遵循上述方针，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将毛泽东军事论著，作为“第一种教材”。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应作为第一种教材，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而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等可作为“第二种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第三种教材”，可以开阔眼界，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但是文化水平较低。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为练成抗日铁军，他还“运筹帷幄、先胜教场”，先后办过师训练队(班)、师随营学校、师轮训队、师参谋训练班等，大力培养军事、政治、参谋人才。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拉开战幕。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仍然强调“治军先治校”，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由于刘伯承的“名头”，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为中原(第二)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
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包括随营学校、训练班)始终遵循上述方针，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将毛泽东军事论著，作为“第一种教材”。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应作为第一种教材，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而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等可作为“第二种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第三种教材”，可以开阔眼界，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但是文化水平较低。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为练成抗日铁军，他还“运筹帷幄、先胜教场”，先后办过师训练队(班)、师随营学校、师轮训队、师参谋训练班等，大力培养军事、政治、参谋人才。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拉开战幕。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仍然强调“治军先治校”，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由于刘伯承的“名头”，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为中原(第二)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八路军训练用日军教材 苏军教程仅第三选择
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包括随营学校、训练班)始终遵循上述方针，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将毛泽东军事论著，作为“第一种教材”。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应作为第一种教材，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而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等可作为“第二种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第三种教材”，可以开阔眼界，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但是文化水平较低。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为练成抗日铁军，他还“运筹帷幄、先胜教场”，先后办过师训练队(班)、师随营学校、师轮训队、师参谋训练班等，大力培养军事、政治、参谋人才。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拉开战幕。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仍然强调“治军先治校”，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由于刘伯承的“名头”，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为中原(第二)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
杀多少人才能出一个将军
解密: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送毛岸英抗美援朝?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解密: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送毛岸英抗美援朝?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生平事迹
曲折的童年
毛岸英，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后，他随父母到过上海、广州、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随母亲及两个弟弟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蔽。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时，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与敌斗争和牺牲前的惨烈。随后，他被保释出狱，翌年被外祖母、舅妈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
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小弟毛岸龙去世(还有突然失踪一说)。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等事件一再遭到破坏，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因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董的原配妻子在生活困难时，对两兄弟的态度变坏。据毛岸英讲，兄弟俩曾一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董健吾将他们找回，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于1936年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兄弟送往欧洲，随后到莫斯科入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的生活
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学习认真，不久便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不久，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被批准去军校学习。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来回国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他直至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枪。
1950年6月25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八个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为了保家卫国，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美国军队作战。10月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缨入朝参战。当许多人都出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10月19日，毛岸英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入朝。入朝后，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发报频繁，美军据此认为这里有志愿军的重要机关，遂派飞机前往轰炸。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痛定思痛，许多善良的人也许要问，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啥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前线?中国那么多热血儿女，何差毛岸英一个人，可毛泽东不是这样想。
1951年3月，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啥一定要让儿子上前线?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毋庸置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模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表率作用，如同无声命令，变成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不断把党的事业从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
然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在就业、任用、提拔、晋职、出国、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特权和不正当利益，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导致权力家族腐败。有的官员大搞特权，别说家属子女得好处，甚至秘书、司机、情妇、二奶也狐假虎威，跟着沾光。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与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形成巨大反差。
据坊间流传，更有甚者，个别文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说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镀金”，引起群众和干部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弟兄三人，牺牲了两个。他一生共有十个儿女，其中六人夭折或丢失。最后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纳四人，毛岸英还牺牲在朝鲜战场。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一家人几乎所剩无几。如果要镀金，毛岸英何必非要到真枪实弹的战场上?
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捍卫者，他曾经深刻告诫：“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诚如小平同志所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一个改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战争来临之际从容送子参军的人，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沉思良久，认为老将军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示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信心，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题目叫《呈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彭德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光明磊落的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解密: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送毛岸英抗美援朝?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生平事迹
曲折的童年
毛岸英，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后，他随父母到过上海、广州、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随母亲及两个弟弟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蔽。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时，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与敌斗争和牺牲前的惨烈。随后，他被保释出狱，翌年被外祖母、舅妈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
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小弟毛岸龙去世(还有突然失踪一说)。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等事件一再遭到破坏，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因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董的原配妻子在生活困难时，对两兄弟的态度变坏。据毛岸英讲，兄弟俩曾一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董健吾将他们找回，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于1936年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兄弟送往欧洲，随后到莫斯科入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的生活
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学习认真，不久便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不久，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被批准去军校学习。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来回国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他直至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枪。
1950年6月25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八个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为了保家卫国，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美国军队作战。10月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缨入朝参战。当许多人都出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10月19日，毛岸英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入朝。入朝后，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发报频繁，美军据此认为这里有志愿军的重要机关，遂派飞机前往轰炸。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痛定思痛，许多善良的人也许要问，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啥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前线?中国那么多热血儿女，何差毛岸英一个人，可毛泽东不是这样想。
1951年3月，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抗美援朝毛泽东为啥一定要让儿子上前线?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毋庸置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模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表率作用，如同无声命令，变成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不断把党的事业从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
然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在就业、任用、提拔、晋职、出国、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特权和不正当利益，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导致权力家族腐败。有的官员大搞特权，别说家属子女得好处，甚至秘书、司机、情妇、二奶也狐假虎威，跟着沾光。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与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形成巨大反差。
据坊间流传，更有甚者，个别文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说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镀金”，引起群众和干部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弟兄三人，牺牲了两个。他一生共有十个儿女，其中六人夭折或丢失。最后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纳四人，毛岸英还牺牲在朝鲜战场。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一家人几乎所剩无几。如果要镀金，毛岸英何必非要到真枪实弹的战场上?
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捍卫者，他曾经深刻告诫：“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诚如小平同志所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一个改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战争来临之际从容送子参军的人，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沉思良久，认为老将军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示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信心，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题目叫《呈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彭德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光明磊落的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苏联退役上校揭露苏联扶持金日成上台内幕
我伴随金日成整整1年。当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刚走出第一步，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都不做的。他几乎从没有和我争吵过——至少我是不记得了。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向来声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是兄弟，我和斯大林永远是兄弟。
2014年7月3日消息，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将于7月8日迎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创建人金日成逝世20周年纪念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3日公开了一系列金日成同志年轻时的照片，缅怀伟人的革命事迹。图为1950年6月，金日成向全体朝鲜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崛起，靠的是苏联的幕后扶植。苏联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亲历了挑选、考察和扶植金日成的过程。他在晚年披露了那段历史，以下是他的自述。
选择金日成，我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8月中旬，我们的部队刚刚解放北朝鲜，我作为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第7处处长被叫到了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那里。在简短的谈话中，元帅指出：“哈巴罗夫斯克郊区有我们一个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国旅。该旅下辖部队主要是两个营：中国营及朝鲜营。我们应当去那里并了解这个旅。在那里进行训练。你负责朝鲜营，而我负责中国营。和自己人谈谈，全方位地检查一下朝鲜营营长金日成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
第二天在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他是一位要求严格、认真但却在战士当中享有尊敬及爱戴的人。我把这些都在给元帅的报告中写上了。看起来，在选择金日成作为候选人一事上，我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我带着金日成赶到麦列茨科夫元帅那里。当金日成从元帅办公室走出来时，我们从他的胸前发现了苏联红旗勋章。
金日成早就进入苏联高层视野
与金日成同时获得授勋的，还有第88旅的216名军人，他们分别被授予了红旗、红星勋章及奖章。这支军队是1941年7月中旬成立的，主要由中国人及朝鲜人组成，其中包括抗联战士、华裔及朝裔苏联人及苏联少数民族成员。中国人在部队中占大部分。旅里的指挥官由中国人担任，但他们的副手都是苏联军官。这支部队被列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之内，所以，从排长以上的指挥官开始，军官们都有苏联军衔。
早于那个时候，金日成就进入了苏联指挥部的视野。作为营长，他不止一次地从自己的首长处得到很高的评价。
给金日成授勋后，麦列茨科夫元帅将我叫进去说道：“请研究这个人。多年之后，他应当回到朝鲜，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认识的人也很少。在那里好好调教一下他，让他熟悉那个国家，熟悉那里的人。这对于你们两个都有好处。”
没顾问的建议，他什么都不做
我们是分头进入朝鲜的。再次遇到金日成已经是在平壤了，我们的第25集团军司令部及政治处都设在那里。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国第24集团军司令部将赌注押在李承晚的身上，莫斯科则开始在北朝鲜树立金日成的个人形象：年轻、精力充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苏联红军侦察大尉。所有部署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苏军部队，都得到了一个宣传歌颂朝鲜人民传奇英雄，为朝鲜自由独立而战的战士金日成的指南。
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的露面，就是由第25集团军政治处及司令部准备并布置的：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金日成首次正式露面。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迅速广为人知的人物。
我伴随金日成整整1年。当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刚走出第一步，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都不做的。每天早上，我到他那里，问候完毕之后就开始制订工作计划。他几乎从没有和我争吵过——至少我是不记得了。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向来声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是兄弟，我和斯大林永远是兄弟。
为回击对金日成的宣传，李承晚部的媒体则开始指出：金日成是俄罗斯人臆想出来的，他不是真正的朝鲜人。为吹散关于他的任何疑云，我们组织年轻人及记者徒步到金日成出生的村子里，那个村子距离平壤约有10公里的路途。在见面会上，所有农家的居民都被聚集到了一起。摆了一次盛宴，活动组织得非常愉快。金日成在多年的异国他乡流浪之后，首次见到了自己高龄的爷爷、奶奶，还有17岁的侄子。这次会面也拍了照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17岁的侄子被金日成带在了身边，并很快被任命为朝鲜青年联盟中央的书记。当时，金正日仅有3岁，我能够将其抱在手中。
我伴随金日成整整1年。当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刚走出第一步，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都不做的。他几乎从没有和我争吵过——至少我是不记得了。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向来声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是兄弟，我和斯大林永远是兄弟。
2014年7月3日消息，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将于7月8日迎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创建人金日成逝世20周年纪念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3日公开了一系列金日成同志年轻时的照片，缅怀伟人的革命事迹。图为1950年6月，金日成向全体朝鲜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崛起，靠的是苏联的幕后扶植。苏联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亲历了挑选、考察和扶植金日成的过程。他在晚年披露了那段历史，以下是他的自述。
选择金日成，我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8月中旬，我们的部队刚刚解放北朝鲜，我作为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第7处处长被叫到了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那里。在简短的谈话中，元帅指出：“哈巴罗夫斯克郊区有我们一个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国旅。该旅下辖部队主要是两个营：中国营及朝鲜营。我们应当去那里并了解这个旅。在那里进行训练。你负责朝鲜营，而我负责中国营。和自己人谈谈，全方位地检查一下朝鲜营营长金日成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
第二天在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他是一位要求严格、认真但却在战士当中享有尊敬及爱戴的人。我把这些都在给元帅的报告中写上了。看起来，在选择金日成作为候选人一事上，我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我带着金日成赶到麦列茨科夫元帅那里。当金日成从元帅办公室走出来时，我们从他的胸前发现了苏联红旗勋章。
金日成早就进入苏联高层视野
与金日成同时获得授勋的，还有第88旅的216名军人，他们分别被授予了红旗、红星勋章及奖章。这支军队是1941年7月中旬成立的，主要由中国人及朝鲜人组成，其中包括抗联战士、华裔及朝裔苏联人及苏联少数民族成员。中国人在部队中占大部分。旅里的指挥官由中国人担任，但他们的副手都是苏联军官。这支部队被列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之内，所以，从排长以上的指挥官开始，军官们都有苏联军衔。
早于那个时候，金日成就进入了苏联指挥部的视野。作为营长，他不止一次地从自己的首长处得到很高的评价。
给金日成授勋后，麦列茨科夫元帅将我叫进去说道：“请研究这个人。多年之后，他应当回到朝鲜，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认识的人也很少。在那里好好调教一下他，让他熟悉那个国家，熟悉那里的人。这对于你们两个都有好处。”
没顾问的建议，他什么都不做
我们是分头进入朝鲜的。再次遇到金日成已经是在平壤了，我们的第25集团军司令部及政治处都设在那里。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国第24集团军司令部将赌注押在李承晚的身上，莫斯科则开始在北朝鲜树立金日成的个人形象：年轻、精力充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苏联红军侦察大尉。所有部署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苏军部队，都得到了一个宣传歌颂朝鲜人民传奇英雄，为朝鲜自由独立而战的战士金日成的指南。
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的露面，就是由第25集团军政治处及司令部准备并布置的：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金日成首次正式露面。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迅速广为人知的人物。
我伴随金日成整整1年。当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刚走出第一步，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都不做的。每天早上，我到他那里，问候完毕之后就开始制订工作计划。他几乎从没有和我争吵过——至少我是不记得了。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向来声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是兄弟，我和斯大林永远是兄弟。
为回击对金日成的宣传，李承晚部的媒体则开始指出：金日成是俄罗斯人臆想出来的，他不是真正的朝鲜人。为吹散关于他的任何疑云，我们组织年轻人及记者徒步到金日成出生的村子里，那个村子距离平壤约有10公里的路途。在见面会上，所有农家的居民都被聚集到了一起。摆了一次盛宴，活动组织得非常愉快。金日成在多年的异国他乡流浪之后，首次见到了自己高龄的爷爷、奶奶，还有17岁的侄子。这次会面也拍了照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17岁的侄子被金日成带在了身边，并很快被任命为朝鲜青年联盟中央的书记。当时，金正日仅有3岁，我能够将其抱在手中。
二战中的意大利:战斗力太弱 坑队友更坑自己
在轴心国集团中，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在没有参战之前就已经战败了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所有表演，不过是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绑架他的人民所上演的一场无厘头的闹剧。
二战中的意大利:战斗力太弱 坑队友更坑自己
墨索里尼在进行歌颂法西斯主义的演说。
让我们切换镜头，看看轴心三国中最不受重视的意大利。在整个二战中，意大利很奇葩——它因自身战斗力太弱，竟然为血腥残酷的二战史增添了一丝搞笑气氛。不过，意大利人二战中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之弱，是件值得琢磨的事情。事实上，意大利这个国家，早在二战开打之前就已经战败了。
“猪队友”中的战斗机
如今我们把总拖队伍后腿、习惯于坑队友、卖队友的人称为“猪队友”，而在二战时期，这个词汇大约可以同等代换为“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
早在德国跟意大利签订《钢铁条约》时，德国国防军中就存在反对与意大利结盟的声音。德国国防军对于意军战斗力到底是何水准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希特勒询问该条约利弊时，他们曾经如此警告自己的元首：“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我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加入对方，我们用20个师就能搞定它；但如果意大利要加入我方，我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了德国将军们的先见之明，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意大利人拖后腿的能力，意大利在二战中对于德国的牵制，怎么看都不止50个师。
1940年，在对法国的战争中，意大利先是以“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由，拒绝参战，在德国已经快攻占巴黎时，想趁机捞一把的墨索里尼又急忙发动了对法国的进攻，结果是他精心拼凑的攻击部队反而被本已放弃希望的法军打得溃不成军，把战火烧到了意大利境内。幸亏不到半个月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否则法军最终会在哪儿停下脚步还得看心情。
这次失败的趁火打劫让墨索里尼感到很跌份儿，一心要捞回面子的他决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战争奇迹”，于是不顾德国警告，对巴尔干小国希腊宣战。当时意大利投入的总兵力有8万人之多，飞机坦克俱全，而希腊则只有3万守军，自大的墨索里尼宣称，这并非战争而只是一场“军事散步”。
意大利人在希腊历时半年的散步结果很悲催，连续两次进攻都以惨败告终，希腊军队甚至一度占领了意军用以作为攻击跳板的阿尔巴尼亚。没法收场的意大利人不得不去找德国，于是本已做好对苏攻击准备的德军不得不掉转枪口南下，用不到四个月吞并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此举直接导致了德国对苏作战计划的推迟，原本计划在秋季之前结束的对苏攻击，因此被拖入了俄罗斯漫长而严酷的寒冬。
意大利给盟友添的最大一个麻烦在北非。由于海军不行，德国地中海地区的计划本来只是防御。一心想建立自己“新罗马帝国”的墨索里尼却偏要染指英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此战的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于是德国不得不在西拒英国、东攻苏联的背景下，开辟了北非战场，陷入了比一战中更为噩梦的“三线作战”状态，北非也因此成了轴心国最早战败的战场。
被俘官兵“数百亩”
二战中意大利在战略上的“添乱”，其实是无数具体战例累加起来的结果。类似的段子流传甚广，这里仅举几例。
意大利人对于战争的不专业，从一开打就暴露无遗。1940年6月，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巴尔博元帅在托卜鲁克上空被意大利自家的高射炮击落，倒霉的巴尔博当场身亡。
在阿拉曼战役中，意军曾经创造过人类战争史上少见的、成军团建制向对方投降的纪录。当时丘吉尔打电话询问英军司令奥金莱克，丘吉尔问：“我们俘虏多少意大利人？”奥金莱克得意洋洋地回答说：“数不清，大概5亩(英亩)的军官，200亩的士兵。”由于战俘太多，急于追击撤退德军的英国人来不及建战俘营了，只好让军需官发给意大利战俘材料，让他们自己搭个战俘营把自己关起来。
北非如此，意军在苏联战场上的表现同样糟糕。在德国发动侵略苏联的进攻后，作为德军盟友，意军被派去攻打斯大林格勒。结果意军第8兵团的防区成了苏军的突破口，不到一天就被打开了一条27公里宽的缺口，3天后扩大到90公里。
22万意大利官兵仓皇溃逃，将德军的侧翼完全暴露在苏军面前，导致一百多万德军被围歼。当时，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正好在柏林访问，得知此消息后，询问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一位在场的德国军官没好气地回答说：“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全都拔腿溜走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不无讽刺地说：“万幸，意大利成了德国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看来，意大利在二战中坑队友真是坑出一定境界来了。如果不是意大利如此“坑爹”，纳粹德国能折腾多久还真是不敢想象。
独裁者选错了道路
意军在二战中的糟糕战绩，让不少人怀疑这个民族是不是天性就不善征战。事实上，这种说法在二战当时就已经有了，而且此话还是墨索里尼本人说的。他在战争临近失败时指责自己的国民“不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而是外籍奴隶、农奴和混血儿的后代”。只不过，墨索里尼在说此话时忘了，早20年前他刚上台时，曾经写诗十分肉麻地吹嘘自己的民族是罗马帝国的后裔，“它的子民勇武有力，征讨四方。它是执政官、是军团、是法西斯权杖，是那头母狼、哺育了战神的两个儿子罗慕洛斯和瑞摩斯。”
的确，时光如果倒回墨索里尼写这首诗歌时，这位法西斯头子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自己的军队后来会是支“懵军”。
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全世界主要强国还在大萧条的余波中挣扎。罗斯福的新政尚未见成效，希特勒刚刚上台，而墨索里尼这边已经主政八年了。这八年是意大利在20世纪中少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法西斯党耍的“黑吃黑”手腕，当时的意大利不仅消除了大萧条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甚至连黑手党这个老大难问题都接近解决了，很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架势。
经济恢复了，军工自然也不差。在二战中，意大利的军工产品以“坑爹”著称，超轻坦克“薄皮大馅”、战斗机一打就着。但在10年前，意大利在海军和空军等技术兵种的武器研发方面都不落下风，其研发的CR.32双翼机曾是世界上性能最优秀的双翼战斗机之一，而其海军实力则是当时的海军五强国之一，在地中海范围内力量则更是首屈一指。作为一个19世纪中期才完成统一的国家，意大利相比于英法等老牌列强有着自己的难言之痛——当它统一时，全世界殖民地基本已经被瓜分完毕了。由于国土狭小，原材料缺乏，意大利得了个“穷汉帝国主义”的雅号，为其他列强所讥笑。1930年，墨索里尼开始思考扩张底盘。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本来有两条路，一则待时而动见缝插针，以日拱一卒的劲头抢地盘，像美国当年干的那样，二是继续积蓄实力，等到胳臂够粗了公开叫板，就跟德国之后干的事情一样。但墨索里尼本着早年混江湖时留下的流氓性格，偏偏为意大利选了条看似聪明实则愚不可及的第三条道路——柿子捡软的捏，先去非洲欺负小国埃塞俄比亚练练手。此举为意大利之后的悲催命运定下了基调。
“感谢英国击败意大利”
1935年10月，在墨索里尼一再催逼下，50万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军人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当时整个埃塞俄比亚军人加一块儿总共也没50万，而且还做不到人手一枪，而意大利却飞机坦克全用上了，最后甚至使用了被禁止的毒气弹。如此杀鸡用牛刀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宣布埃塞俄比亚已被征服，意大利的版图因此扩大了一倍，整个意大利陷入了“罗马复兴”的迷梦中。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意大利人在占领埃塞俄比亚后发现，建立殖民地的投入远比短期收益大得多。埃塞俄比亚如此辽阔和贫困，在占领成本转化为收益之前，各种基础设施投入都高得惊人：仅在1936-1940年，殖民当局便投入了至少60亿里拉，再加上清剿行动的军事开销，其总额相当于1933-1934年度海军预算(13亿里拉)的6倍，根据后来的折算，如果省下这笔钱，意大利可以造12艘新型战列舰、20艘航空母舰或9万辆坦克。
更令意大利人郁闷的是，由于率先打破了欧洲在《巴黎和约》后建立的均衡体系，意大利成了过街老鼠。就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铁和钢等。意大利整个国家工业体系随之进入瘫痪之中。
事实上，意大利因经济制裁加殖民地负担所造成的工业瘫痪，直到二战开始时也没有恢复过来。据英国战史学家蒂姆·比恩统计，到1938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美国的钢产量为2880万吨/年、德国为2265万吨/年、日本为647.2万吨/年，而意大利仅为237万吨/年，煤炭、石油等其他工业指标的数据则更加惨不忍睹。更要命的是，作为发动战争的侵略国，意大利连战争储备也没做足，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时，意大利的钢材仅够用14天，煤炭50天，铁矿石180天。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考察意大利工业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怎敢参战呢？”确实，手头只有这点家当也敢跟着起哄，恐怕你也只能钦佩墨索里尼的“勇气”了。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回顾意大利的二战史时曾经这样评价，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此时已注定，因为这场因虚荣发动、且未经深思熟虑的战争，它过早地消耗了为世界大战积攒的资本。”而意大利人自己的吐槽则更为精辟：“感谢英国人击败了我们，否则再过10年，意大利将沦为占领区的奴隶。”
的确，在轴心国集团中，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在没有参战之前就已经战败了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所有表演，不过是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绑架他的人民所上演的一场无厘头的闹剧。
在轴心国集团中，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在没有参战之前就已经战败了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所有表演，不过是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绑架他的人民所上演的一场无厘头的闹剧。
二战中的意大利:战斗力太弱 坑队友更坑自己
墨索里尼在进行歌颂法西斯主义的演说。
让我们切换镜头，看看轴心三国中最不受重视的意大利。在整个二战中，意大利很奇葩——它因自身战斗力太弱，竟然为血腥残酷的二战史增添了一丝搞笑气氛。不过，意大利人二战中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之弱，是件值得琢磨的事情。事实上，意大利这个国家，早在二战开打之前就已经战败了。
“猪队友”中的战斗机
如今我们把总拖队伍后腿、习惯于坑队友、卖队友的人称为“猪队友”，而在二战时期，这个词汇大约可以同等代换为“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
早在德国跟意大利签订《钢铁条约》时，德国国防军中就存在反对与意大利结盟的声音。德国国防军对于意军战斗力到底是何水准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希特勒询问该条约利弊时，他们曾经如此警告自己的元首：“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我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加入对方，我们用20个师就能搞定它；但如果意大利要加入我方，我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了德国将军们的先见之明，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意大利人拖后腿的能力，意大利在二战中对于德国的牵制，怎么看都不止50个师。
1940年，在对法国的战争中，意大利先是以“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由，拒绝参战，在德国已经快攻占巴黎时，想趁机捞一把的墨索里尼又急忙发动了对法国的进攻，结果是他精心拼凑的攻击部队反而被本已放弃希望的法军打得溃不成军，把战火烧到了意大利境内。幸亏不到半个月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否则法军最终会在哪儿停下脚步还得看心情。
这次失败的趁火打劫让墨索里尼感到很跌份儿，一心要捞回面子的他决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战争奇迹”，于是不顾德国警告，对巴尔干小国希腊宣战。当时意大利投入的总兵力有8万人之多，飞机坦克俱全，而希腊则只有3万守军，自大的墨索里尼宣称，这并非战争而只是一场“军事散步”。
意大利人在希腊历时半年的散步结果很悲催，连续两次进攻都以惨败告终，希腊军队甚至一度占领了意军用以作为攻击跳板的阿尔巴尼亚。没法收场的意大利人不得不去找德国，于是本已做好对苏攻击准备的德军不得不掉转枪口南下，用不到四个月吞并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此举直接导致了德国对苏作战计划的推迟，原本计划在秋季之前结束的对苏攻击，因此被拖入了俄罗斯漫长而严酷的寒冬。
意大利给盟友添的最大一个麻烦在北非。由于海军不行，德国地中海地区的计划本来只是防御。一心想建立自己“新罗马帝国”的墨索里尼却偏要染指英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此战的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于是德国不得不在西拒英国、东攻苏联的背景下，开辟了北非战场，陷入了比一战中更为噩梦的“三线作战”状态，北非也因此成了轴心国最早战败的战场。
被俘官兵“数百亩”
二战中意大利在战略上的“添乱”，其实是无数具体战例累加起来的结果。类似的段子流传甚广，这里仅举几例。
意大利人对于战争的不专业，从一开打就暴露无遗。1940年6月，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巴尔博元帅在托卜鲁克上空被意大利自家的高射炮击落，倒霉的巴尔博当场身亡。
在阿拉曼战役中，意军曾经创造过人类战争史上少见的、成军团建制向对方投降的纪录。当时丘吉尔打电话询问英军司令奥金莱克，丘吉尔问：“我们俘虏多少意大利人？”奥金莱克得意洋洋地回答说：“数不清，大概5亩(英亩)的军官，200亩的士兵。”由于战俘太多，急于追击撤退德军的英国人来不及建战俘营了，只好让军需官发给意大利战俘材料，让他们自己搭个战俘营把自己关起来。
北非如此，意军在苏联战场上的表现同样糟糕。在德国发动侵略苏联的进攻后，作为德军盟友，意军被派去攻打斯大林格勒。结果意军第8兵团的防区成了苏军的突破口，不到一天就被打开了一条27公里宽的缺口，3天后扩大到90公里。
22万意大利官兵仓皇溃逃，将德军的侧翼完全暴露在苏军面前，导致一百多万德军被围歼。当时，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正好在柏林访问，得知此消息后，询问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一位在场的德国军官没好气地回答说：“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全都拔腿溜走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不无讽刺地说：“万幸，意大利成了德国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看来，意大利在二战中坑队友真是坑出一定境界来了。如果不是意大利如此“坑爹”，纳粹德国能折腾多久还真是不敢想象。
独裁者选错了道路
意军在二战中的糟糕战绩，让不少人怀疑这个民族是不是天性就不善征战。事实上，这种说法在二战当时就已经有了，而且此话还是墨索里尼本人说的。他在战争临近失败时指责自己的国民“不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而是外籍奴隶、农奴和混血儿的后代”。只不过，墨索里尼在说此话时忘了，早20年前他刚上台时，曾经写诗十分肉麻地吹嘘自己的民族是罗马帝国的后裔，“它的子民勇武有力，征讨四方。它是执政官、是军团、是法西斯权杖，是那头母狼、哺育了战神的两个儿子罗慕洛斯和瑞摩斯。”
的确，时光如果倒回墨索里尼写这首诗歌时，这位法西斯头子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自己的军队后来会是支“懵军”。
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全世界主要强国还在大萧条的余波中挣扎。罗斯福的新政尚未见成效，希特勒刚刚上台，而墨索里尼这边已经主政八年了。这八年是意大利在20世纪中少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法西斯党耍的“黑吃黑”手腕，当时的意大利不仅消除了大萧条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甚至连黑手党这个老大难问题都接近解决了，很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架势。
经济恢复了，军工自然也不差。在二战中，意大利的军工产品以“坑爹”著称，超轻坦克“薄皮大馅”、战斗机一打就着。但在10年前，意大利在海军和空军等技术兵种的武器研发方面都不落下风，其研发的CR.32双翼机曾是世界上性能最优秀的双翼战斗机之一，而其海军实力则是当时的海军五强国之一，在地中海范围内力量则更是首屈一指。作为一个19世纪中期才完成统一的国家，意大利相比于英法等老牌列强有着自己的难言之痛——当它统一时，全世界殖民地基本已经被瓜分完毕了。由于国土狭小，原材料缺乏，意大利得了个“穷汉帝国主义”的雅号，为其他列强所讥笑。1930年，墨索里尼开始思考扩张底盘。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本来有两条路，一则待时而动见缝插针，以日拱一卒的劲头抢地盘，像美国当年干的那样，二是继续积蓄实力，等到胳臂够粗了公开叫板，就跟德国之后干的事情一样。但墨索里尼本着早年混江湖时留下的流氓性格，偏偏为意大利选了条看似聪明实则愚不可及的第三条道路——柿子捡软的捏，先去非洲欺负小国埃塞俄比亚练练手。此举为意大利之后的悲催命运定下了基调。
“感谢英国击败意大利”
1935年10月，在墨索里尼一再催逼下，50万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军人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当时整个埃塞俄比亚军人加一块儿总共也没50万，而且还做不到人手一枪，而意大利却飞机坦克全用上了，最后甚至使用了被禁止的毒气弹。如此杀鸡用牛刀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宣布埃塞俄比亚已被征服，意大利的版图因此扩大了一倍，整个意大利陷入了“罗马复兴”的迷梦中。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意大利人在占领埃塞俄比亚后发现，建立殖民地的投入远比短期收益大得多。埃塞俄比亚如此辽阔和贫困，在占领成本转化为收益之前，各种基础设施投入都高得惊人：仅在1936-1940年，殖民当局便投入了至少60亿里拉，再加上清剿行动的军事开销，其总额相当于1933-1934年度海军预算(13亿里拉)的6倍，根据后来的折算，如果省下这笔钱，意大利可以造12艘新型战列舰、20艘航空母舰或9万辆坦克。
更令意大利人郁闷的是，由于率先打破了欧洲在《巴黎和约》后建立的均衡体系，意大利成了过街老鼠。就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铁和钢等。意大利整个国家工业体系随之进入瘫痪之中。
事实上，意大利因经济制裁加殖民地负担所造成的工业瘫痪，直到二战开始时也没有恢复过来。据英国战史学家蒂姆·比恩统计，到1938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美国的钢产量为2880万吨/年、德国为2265万吨/年、日本为647.2万吨/年，而意大利仅为237万吨/年，煤炭、石油等其他工业指标的数据则更加惨不忍睹。更要命的是，作为发动战争的侵略国，意大利连战争储备也没做足，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时，意大利的钢材仅够用14天，煤炭50天，铁矿石180天。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考察意大利工业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怎敢参战呢？”确实，手头只有这点家当也敢跟着起哄，恐怕你也只能钦佩墨索里尼的“勇气”了。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回顾意大利的二战史时曾经这样评价，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此时已注定，因为这场因虚荣发动、且未经深思熟虑的战争，它过早地消耗了为世界大战积攒的资本。”而意大利人自己的吐槽则更为精辟：“感谢英国人击败了我们，否则再过10年，意大利将沦为占领区的奴隶。”
的确，在轴心国集团中，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在没有参战之前就已经战败了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所有表演，不过是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绑架他的人民所上演的一场无厘头的闹剧。
后代回忆开国将领蔡长元 单挑日军悍如虎
在后续战斗中，蔡长元单挑了多名日军，一共缴了四口日本军刀。英勇的蔡长元得到彭德怀元帅的嘉许，这四口特批的军刀现仍保存在蔡家。
后代回忆开国将领蔡长元 单挑日军悍如虎
1940年1月底晋察冀军区组织会议，前排左6是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年仅23岁的蔡长元。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即将到来之际，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军史作家蔡小心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讲述被誉「冀中之虎」的父亲蔡长元在敌后根据地单挑日军的抗战故事，并表达红色后代群体对胜利日大阅兵的支持。他表示，今年阅兵共将有40个地面方阵，其中有一个意义特别的「万岁老兵」方阵，将有120名老兵参加，他们最年长103岁，最年轻的88岁，多位开国将校将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再次踏上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七七事变」吹响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号角，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在抗战进入最残酷的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怎样与日军战斗的？蔡小心讲述了父亲蔡长元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经历。「父亲一生经历无数场恶战，可谓无役不与，九死一生，千锤百炼。」蔡小心说，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刚刚20岁出头的蔡长元虽是指挥官，但当与敌人杀红眼时，常常亲自提刀上阵杀鬼子，「冀中之虎」之称传遍晋察冀战区。
勤习兵书 军中儒将
蔡长元(1917年-1995年)是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帅序列中的一员。蔡小心说，父亲虽出身贫寒，幼年失怙，但族人集全族之力供其读书，使他成为中共第一批高级将领中少有的「高知」，尤其是他在实战中勤习兵书、善做记录，更被誉为儒将。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经过长征、西路军等艰苦的战争后，年仅20岁的蔡长元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并担任教员后，来到晋察冀军区，随后担任青年支队政委、中共应县县委书记兼青年支队政委、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蔡小心说，虽然当时八路军的战略是敌后游击战，但冀中地区要直接与日军缠斗。
1942年，日军发动针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冀中的主力部队撤到山西山区，五台山地区成直接的前哨基地。蔡长元恰恰就在这个地区的部队，对山地伏击和阻击战尤其熟悉。
「父亲在这一时期是直接指挥一线部队战斗的团职干部，」蔡小心说，这段时间是整个八路军敌后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也是蔡长元作为一线指挥员得到锻炼并脱颖而出的最关键阶段。
打白刃战 砍断敌腿
神堂堡伏击战之红崖战斗是蔡长元最精彩的抗战战斗之一。1942年2月9日，日军从繁峙县驻地出发，向神堂堡方向进犯，妄图佔领阜平县中枢门户神堂堡等地。当夜，待日军大部队深入红崖村东时，被潜伏此处的蔡长元所率领的青年支队伏击，激战近两昼夜。11日，敌军丢下482具尸体(伪军391人、日军91人，含日军大尉1人、日军少尉3人)，向北溃败逃跑。
当时战况之激烈，从蔡长元的日记中可见一斑。「八路军决定咬?牙也要把日军拼光，日军个人战斗素质很强，装备好，父亲就带人从四面八方往上衝，豁出几十条命也要扑上去肉搏!」蔡小心说，八路军的干部、指导员带?战士们衝，最后双方不管主官、士兵全部上去白刃战，蔡长元单挑一个日军大尉，混战中一刀砍断对方一条腿。
「父亲在日记中回忆，断腿的日本大尉对他哇哇叫，虽然不懂日语但明白日本人的意思，父亲没有再紧逼他，让这个大尉自杀了，然后缴了他的刀。」蔡小心骄傲地讲起这段历史。在后续战斗中，蔡长元单挑了多名日军，一共缴了四口日本军刀。英勇的蔡长元得到彭德怀元帅的嘉许，这四口特批的军刀现仍保存在蔡家。
根据蔡长元在日记中的不完全记录，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期间(1941至1944年)，他率部共击毙日军381人，其中包括数十名中佐至少尉军官;击毙伪军828人，俘虏332人。此外，还有大量武器装备，击毁敌汽车12辆。
在后续战斗中，蔡长元单挑了多名日军，一共缴了四口日本军刀。英勇的蔡长元得到彭德怀元帅的嘉许，这四口特批的军刀现仍保存在蔡家。
后代回忆开国将领蔡长元 单挑日军悍如虎
1940年1月底晋察冀军区组织会议，前排左6是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年仅23岁的蔡长元。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即将到来之际，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军史作家蔡小心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讲述被誉「冀中之虎」的父亲蔡长元在敌后根据地单挑日军的抗战故事，并表达红色后代群体对胜利日大阅兵的支持。他表示，今年阅兵共将有40个地面方阵，其中有一个意义特别的「万岁老兵」方阵，将有120名老兵参加，他们最年长103岁，最年轻的88岁，多位开国将校将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再次踏上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七七事变」吹响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号角，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在抗战进入最残酷的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怎样与日军战斗的？蔡小心讲述了父亲蔡长元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经历。「父亲一生经历无数场恶战，可谓无役不与，九死一生，千锤百炼。」蔡小心说，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刚刚20岁出头的蔡长元虽是指挥官，但当与敌人杀红眼时，常常亲自提刀上阵杀鬼子，「冀中之虎」之称传遍晋察冀战区。
勤习兵书 军中儒将
蔡长元(1917年-1995年)是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帅序列中的一员。蔡小心说，父亲虽出身贫寒，幼年失怙，但族人集全族之力供其读书，使他成为中共第一批高级将领中少有的「高知」，尤其是他在实战中勤习兵书、善做记录，更被誉为儒将。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经过长征、西路军等艰苦的战争后，年仅20岁的蔡长元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并担任教员后，来到晋察冀军区，随后担任青年支队政委、中共应县县委书记兼青年支队政委、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蔡小心说，虽然当时八路军的战略是敌后游击战，但冀中地区要直接与日军缠斗。
1942年，日军发动针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冀中的主力部队撤到山西山区，五台山地区成直接的前哨基地。蔡长元恰恰就在这个地区的部队，对山地伏击和阻击战尤其熟悉。
「父亲在这一时期是直接指挥一线部队战斗的团职干部，」蔡小心说，这段时间是整个八路军敌后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也是蔡长元作为一线指挥员得到锻炼并脱颖而出的最关键阶段。
打白刃战 砍断敌腿
神堂堡伏击战之红崖战斗是蔡长元最精彩的抗战战斗之一。1942年2月9日，日军从繁峙县驻地出发，向神堂堡方向进犯，妄图佔领阜平县中枢门户神堂堡等地。当夜，待日军大部队深入红崖村东时，被潜伏此处的蔡长元所率领的青年支队伏击，激战近两昼夜。11日，敌军丢下482具尸体(伪军391人、日军91人，含日军大尉1人、日军少尉3人)，向北溃败逃跑。
当时战况之激烈，从蔡长元的日记中可见一斑。「八路军决定咬?牙也要把日军拼光，日军个人战斗素质很强，装备好，父亲就带人从四面八方往上衝，豁出几十条命也要扑上去肉搏!」蔡小心说，八路军的干部、指导员带?战士们衝，最后双方不管主官、士兵全部上去白刃战，蔡长元单挑一个日军大尉，混战中一刀砍断对方一条腿。
「父亲在日记中回忆，断腿的日本大尉对他哇哇叫，虽然不懂日语但明白日本人的意思，父亲没有再紧逼他，让这个大尉自杀了，然后缴了他的刀。」蔡小心骄傲地讲起这段历史。在后续战斗中，蔡长元单挑了多名日军，一共缴了四口日本军刀。英勇的蔡长元得到彭德怀元帅的嘉许，这四口特批的军刀现仍保存在蔡家。
根据蔡长元在日记中的不完全记录，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期间(1941至1944年)，他率部共击毙日军381人，其中包括数十名中佐至少尉军官;击毙伪军828人，俘虏332人。此外，还有大量武器装备，击毁敌汽车12辆。
朝鲜战争秘闻：中朝曾差点因不合开战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朝鲜战争结束迄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有十万之众的左翼人士和无辜平民遭到韩国李承晚政府的屠杀，而美国却对屠杀暴行袖手旁观。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
沈志华
关于朝鲜战争停战的时机，中朝双方似乎一直争论不休。
沈志华：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至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反攻。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我记得您提过，到了1952年，中朝双方对于停战谈判的态度又倒了个，只是，双方的立场仍旧是对立的。
沈志华：的确，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九十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八万三千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百分之八十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百分之三十二）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战俘问题，这个看上去不那么大的问题竟然成为了双方谈判的死结。
沈志华：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一百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百分之二十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百分之二十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朝鲜战争结束迄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有十万之众的左翼人士和无辜平民遭到韩国李承晚政府的屠杀，而美国却对屠杀暴行袖手旁观。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
沈志华
关于朝鲜战争停战的时机，中朝双方似乎一直争论不休。
沈志华：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至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反攻。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我记得您提过，到了1952年，中朝双方对于停战谈判的态度又倒了个，只是，双方的立场仍旧是对立的。
沈志华：的确，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九十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八万三千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百分之八十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百分之三十二）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战俘问题，这个看上去不那么大的问题竟然成为了双方谈判的死结。
沈志华：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一百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百分之二十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百分之二十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