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核危机秘闻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49:30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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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一天的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上，一个孤零零的铁塔顶端的核装置爆炸了。这件事，标志着潘多拉核魔盒被打开，标志着充满希望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原子时代或核时代的到来。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使世界换了一个样。
没过多久，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费时６年、耗资２０多亿美元制造的两颗原子弹，先后被用来袭击广岛和摧毁长期，制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核惨祸。
人类控制原子裂变是福还是祸？
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妖魔是否能够被收回？
有人说，原子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思维方式的改变至关重要。
有人比较悲观，认为在原子时代里，一切思想和物质都是分裂的，而且远未受到约束。
有人觉得，人类突然被抛进了另一个一千年的入口。在原子时代的入口处，人们应该想一想原子时代不同寻常的特征，想一想处在一个陌生的、充满了离奇希望和死亡气息的时代应当如何生活。
有人心怀恐惧，时刻担心战争狂人受"疯狂症"的驱使，把所有的人拖入共同毁灭的深渊。
有人心怀怨恨，把人类面临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全部归咎于专家学者，说什么"一切邪恶都来自学者，是他们想出了原子弹，为此应当让他们所有的人身首异处"。
还有人认为道德良心能解决原子时代的问题。他们说：“当原子弹炸开宇宙，把这种极为离奇的东西的前景披露出来时，它同时也显示了这些最古老、最简单、最普通、最被忽视而又最为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人永远而且首先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人类进入核时代还不到半个世纪，要对核时代的前景如何的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现在看来为时未免太早。但是不管人们对于原子裂变受到控制如何看，有两个问题的答案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一，核武器是一种能够整个地摧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其二，进入原子时代以来，核威胁就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各地游荡，震撼着人们的神经，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常听到核恶魔的低沉哀鸣或狂怒咆哮，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核危机，成了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
本书并非研究性著作，不可能回答原子时代所提出的种种复杂问题。但是它能提供各种材料、事实，向您揭示战后各种核危机，其中包括最使人触目惊心的７次核危机的内幕，其中许多事实和过程在以往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了解过去的核危机，对历史事实进行思考，对于我们把握核时代的特点，了解神秘核能的双重性质，避免人类乘坐的诺亚方舟——地球的毁灭和安全驾驭核能，使它为人类服务，也许不无启发和帮助。
在汉语词典中，"危机"一词一般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一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本书就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危机"一词的，书中的"核危机"，就是指与核能（其中包括核爆炸和核战争）直接相关的极度紧张和危险的一段关键性时期。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全面、系统地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７次冲突中的核危机，其中包括：朝鲜核危机、奠边府核危机、金门马祖危机、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东核危机、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等等。这些冲突或军事对抗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就是一柄达摩克里斯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真是千钧一发，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激化，或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神经错乱，都可能使悬线崩断而使破坏力极大的核战争降临人间。这就是战后这７次核危机不同于一般危机的主要之点，也是我们称之为核危机的主要理由。
与这７次核危机相似却又略有不同的还有若干次"潜在的"核危机。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曾考虑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以结束战争"，并在１９６９年夏反复发出过核威胁。又如，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针对伊拉克所发出的化学战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奎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也都先后扬言，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他们将不排除使用小型核武器或中子弹。这些局部战争中所发出的核威胁，不能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转化为核危机、核攻击，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潜在的核危机收入此书，就否定这些事件的研究价值。如果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类潜在的核危机是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在曾经是声名显赫的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解体之前不久时所发生的一次潜在核危机，就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众所周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解体之前，莫斯科曾于１９９１年８月发生了未遂政变。在８月未遂政变期间，前苏联采取的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实行了通常是作为进攻美国预兆的核戒备。对此，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却都没有发现。直到未遂政变失败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机构才通过先前截取的情报和卫星照片，惊奇地发现了前苏联这一出人预料之举，并获悉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曾下令苏军核力量（包括轰炸机、导弹和潜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一发现，足以使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出一身冷汗。我们这本书虽然没有详细叙述这次潜在的核危机，但它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本书所叙述的核危机，还包括核扩散危机、核事故（包括核泄漏）危机、核废料污染危机。这些核危机与核战争危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虽然也可以在战争中发生，但是更多的却发生在和平时期，甚至发生在核能的和平利用过程中。这类核危机虽然有时也像核战争危机那样叫人心惊肉跳，所经历的时间也更长，但往往使人感觉不到是危机。因此，这类危机中的许多危机比较容易被忽视。但是这类核危机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核战争危机，甚至比后者的危险性更大、更具有现实性；叙述这类核危机的现实意义和对于广大读者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勿需赘述的。
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以危机为起点，既可能走向绝望、毁灭、崩溃和死亡，也可能消除危机，柳暗花明，迎来希望、光明的前景。我们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宣扬武器至上论或散布核恐怖。实事求是地叙述、介绍各种核危机，唤起危机意识，引起人们的警觉，敦促人们注意消除核危机的隐患，争取人类光明、美好的前途，这才是本书所抱的宗旨。
在时间方面，不能认为核危机都是短暂的一刹那。危机是一个过程，它有隐伏、产生或形成、发展和消除的历史，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核扩散危机和核废料污染危机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其中有些危机可在隐伏阶段或初露端倪时就被消除。但是核大战危机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暂。对于一场核战争来说，时间因素至关重要。核武岂不同于常规武器的主要之点就在于破坏力极大，若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实施核攻击或报复，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或者同归于尽。核战争尤其是核大战，不可能有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核战争危机都包含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危机所牵涉到的有决策权的人物能够而且必须在一段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意识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有多大，从而果断决定是否要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实施第一次打击，或在何时实施核报复，等等。在核战争危机中，"时间就是生命"的命题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战争中的核危机发生在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陡然增加之时。这时的核危机往往具有四个特点：首先是对抗双方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次是双方都有可能推行所谓"边缘政策"，即双方都有可能觉得一场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企图先发制人，以避免灭顶之灾首先降临到自己头上。“边缘政策"就是冒险把危急局势推到极限的政策。第三个特点是对抗双方的武装力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不测，并向对方发出已有防备的信号。核战争甚至一触即发到如此程度：平时加在核武器上的保险装置都被打开。第四个特点是时间性强。一般说来，核危机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由于核保险已被打开，在这段时间内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持有核武器的双方或一方，有可能因为计算、操作上的失误，而发生预料不到的核爆炸。
这里所说的特点，是非常典型的核战争危机的特点。不但其他核危机不具有这些特点，即使本书所叙述的核战争危机，也不都具有上述四个特点。因为在这７次核危机中，并不是每一次对抗的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也不是每一次危机都发展得很充分。由于核战争危机在启发展的某个阶段就可能结束，各次危机发展的充分程度不同，因而各次危机所显现的特点也就不完全相同。
本书的可读性在于：第一，它的主题是时代性很强又关系到全球或人类安全的核危机。第二，人们对各种核危机虽然略有所闻，但对每次危机的内幕却不甚了然，本书正好能帮助人们了解详情并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第三，本书的叙述采用严谨纪实的手法，所有内容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有的是近年才解密的中外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不加任何虚构和夸张。因此，不仅一般读者，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关于战后核危机的翔实可靠的资料。
纪实性文体的军事著作，与枯燥无味、晦涩难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通俗、有趣、生动和引人入胜，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内容的真实、严肃，并不排斥形式的优美和隽秀。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在核能问题上获得了新的感受和知识，例如，认识到走向２１世纪的似乎越来越强大的人类仍是那么脆弱，而人类的脆弱却根源于自身的强大；认识到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恶魔绝难收回，人类需要做的事情是时刻警惕它肆虐；认识到核能是把双刃剑，驾驭它，防止它肆虐的一面，和利用它为人类服务的一面同样重要。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对如何利用核能这把双刃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也就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了我们的初衷。
不错，和平与发展的确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主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激流滚滚有漩涡，主流之中，难免有暗瞧险滩、流水回旋；或者说，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核能利用过程中的核危机，都不可能绝对避免。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诗云：
泾溪石险人竟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由于小心谨慎，处处防范，激流险滩也能化险为夷；如若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即使风平浪静也难免船翻人亡。这是沉思历史和大自然所得出的真知灼见。在核幽灵还在到处游荡的原子时代，我们怎能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呢？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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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一天的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上，一个孤零零的铁塔顶端的核装置爆炸了。这件事，标志着潘多拉核魔盒被打开，标志着充满希望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原子时代或核时代的到来。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使世界换了一个样。
没过多久，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费时６年、耗资２０多亿美元制造的两颗原子弹，先后被用来袭击广岛和摧毁长期，制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核惨祸。
人类控制原子裂变是福还是祸？
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妖魔是否能够被收回？
有人说，原子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思维方式的改变至关重要。
有人比较悲观，认为在原子时代里，一切思想和物质都是分裂的，而且远未受到约束。
有人觉得，人类突然被抛进了另一个一千年的入口。在原子时代的入口处，人们应该想一想原子时代不同寻常的特征，想一想处在一个陌生的、充满了离奇希望和死亡气息的时代应当如何生活。
有人心怀恐惧，时刻担心战争狂人受"疯狂症"的驱使，把所有的人拖入共同毁灭的深渊。
有人心怀怨恨，把人类面临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全部归咎于专家学者，说什么"一切邪恶都来自学者，是他们想出了原子弹，为此应当让他们所有的人身首异处"。
还有人认为道德良心能解决原子时代的问题。他们说：“当原子弹炸开宇宙，把这种极为离奇的东西的前景披露出来时，它同时也显示了这些最古老、最简单、最普通、最被忽视而又最为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人永远而且首先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人类进入核时代还不到半个世纪，要对核时代的前景如何的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现在看来为时未免太早。但是不管人们对于原子裂变受到控制如何看，有两个问题的答案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一，核武器是一种能够整个地摧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其二，进入原子时代以来，核威胁就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各地游荡，震撼着人们的神经，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常听到核恶魔的低沉哀鸣或狂怒咆哮，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核危机，成了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
本书并非研究性著作，不可能回答原子时代所提出的种种复杂问题。但是它能提供各种材料、事实，向您揭示战后各种核危机，其中包括最使人触目惊心的７次核危机的内幕，其中许多事实和过程在以往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了解过去的核危机，对历史事实进行思考，对于我们把握核时代的特点，了解神秘核能的双重性质，避免人类乘坐的诺亚方舟——地球的毁灭和安全驾驭核能，使它为人类服务，也许不无启发和帮助。
在汉语词典中，"危机"一词一般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一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本书就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危机"一词的，书中的"核危机"，就是指与核能（其中包括核爆炸和核战争）直接相关的极度紧张和危险的一段关键性时期。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全面、系统地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７次冲突中的核危机，其中包括：朝鲜核危机、奠边府核危机、金门马祖危机、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东核危机、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等等。这些冲突或军事对抗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就是一柄达摩克里斯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真是千钧一发，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激化，或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神经错乱，都可能使悬线崩断而使破坏力极大的核战争降临人间。这就是战后这７次核危机不同于一般危机的主要之点，也是我们称之为核危机的主要理由。
与这７次核危机相似却又略有不同的还有若干次"潜在的"核危机。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曾考虑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以结束战争"，并在１９６９年夏反复发出过核威胁。又如，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针对伊拉克所发出的化学战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奎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也都先后扬言，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他们将不排除使用小型核武器或中子弹。这些局部战争中所发出的核威胁，不能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转化为核危机、核攻击，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潜在的核危机收入此书，就否定这些事件的研究价值。如果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类潜在的核危机是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在曾经是声名显赫的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解体之前不久时所发生的一次潜在核危机，就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众所周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解体之前，莫斯科曾于１９９１年８月发生了未遂政变。在８月未遂政变期间，前苏联采取的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实行了通常是作为进攻美国预兆的核戒备。对此，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却都没有发现。直到未遂政变失败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机构才通过先前截取的情报和卫星照片，惊奇地发现了前苏联这一出人预料之举，并获悉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曾下令苏军核力量（包括轰炸机、导弹和潜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一发现，足以使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出一身冷汗。我们这本书虽然没有详细叙述这次潜在的核危机，但它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本书所叙述的核危机，还包括核扩散危机、核事故（包括核泄漏）危机、核废料污染危机。这些核危机与核战争危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虽然也可以在战争中发生，但是更多的却发生在和平时期，甚至发生在核能的和平利用过程中。这类核危机虽然有时也像核战争危机那样叫人心惊肉跳，所经历的时间也更长，但往往使人感觉不到是危机。因此，这类危机中的许多危机比较容易被忽视。但是这类核危机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核战争危机，甚至比后者的危险性更大、更具有现实性；叙述这类核危机的现实意义和对于广大读者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勿需赘述的。
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以危机为起点，既可能走向绝望、毁灭、崩溃和死亡，也可能消除危机，柳暗花明，迎来希望、光明的前景。我们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宣扬武器至上论或散布核恐怖。实事求是地叙述、介绍各种核危机，唤起危机意识，引起人们的警觉，敦促人们注意消除核危机的隐患，争取人类光明、美好的前途，这才是本书所抱的宗旨。
在时间方面，不能认为核危机都是短暂的一刹那。危机是一个过程，它有隐伏、产生或形成、发展和消除的历史，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核扩散危机和核废料污染危机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其中有些危机可在隐伏阶段或初露端倪时就被消除。但是核大战危机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暂。对于一场核战争来说，时间因素至关重要。核武岂不同于常规武器的主要之点就在于破坏力极大，若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实施核攻击或报复，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或者同归于尽。核战争尤其是核大战，不可能有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核战争危机都包含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危机所牵涉到的有决策权的人物能够而且必须在一段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意识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有多大，从而果断决定是否要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实施第一次打击，或在何时实施核报复，等等。在核战争危机中，"时间就是生命"的命题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战争中的核危机发生在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陡然增加之时。这时的核危机往往具有四个特点：首先是对抗双方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次是双方都有可能推行所谓"边缘政策"，即双方都有可能觉得一场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企图先发制人，以避免灭顶之灾首先降临到自己头上。“边缘政策"就是冒险把危急局势推到极限的政策。第三个特点是对抗双方的武装力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不测，并向对方发出已有防备的信号。核战争甚至一触即发到如此程度：平时加在核武器上的保险装置都被打开。第四个特点是时间性强。一般说来，核危机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由于核保险已被打开，在这段时间内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持有核武器的双方或一方，有可能因为计算、操作上的失误，而发生预料不到的核爆炸。
这里所说的特点，是非常典型的核战争危机的特点。不但其他核危机不具有这些特点，即使本书所叙述的核战争危机，也不都具有上述四个特点。因为在这７次核危机中，并不是每一次对抗的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也不是每一次危机都发展得很充分。由于核战争危机在启发展的某个阶段就可能结束，各次危机发展的充分程度不同，因而各次危机所显现的特点也就不完全相同。
本书的可读性在于：第一，它的主题是时代性很强又关系到全球或人类安全的核危机。第二，人们对各种核危机虽然略有所闻，但对每次危机的内幕却不甚了然，本书正好能帮助人们了解详情并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第三，本书的叙述采用严谨纪实的手法，所有内容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有的是近年才解密的中外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不加任何虚构和夸张。因此，不仅一般读者，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关于战后核危机的翔实可靠的资料。
纪实性文体的军事著作，与枯燥无味、晦涩难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通俗、有趣、生动和引人入胜，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内容的真实、严肃，并不排斥形式的优美和隽秀。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在核能问题上获得了新的感受和知识，例如，认识到走向２１世纪的似乎越来越强大的人类仍是那么脆弱，而人类的脆弱却根源于自身的强大；认识到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恶魔绝难收回，人类需要做的事情是时刻警惕它肆虐；认识到核能是把双刃剑，驾驭它，防止它肆虐的一面，和利用它为人类服务的一面同样重要。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对如何利用核能这把双刃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也就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了我们的初衷。
不错，和平与发展的确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主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激流滚滚有漩涡，主流之中，难免有暗瞧险滩、流水回旋；或者说，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核能利用过程中的核危机，都不可能绝对避免。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诗云：
泾溪石险人竟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由于小心谨慎，处处防范，激流险滩也能化险为夷；如若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即使风平浪静也难免船翻人亡。这是沉思历史和大自然所得出的真知灼见。在核幽灵还在到处游荡的原子时代，我们怎能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呢？
--------------------------------------------------------------------------------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一天的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上，一个孤零零的铁塔顶端的核装置爆炸了。这件事，标志着潘多拉核魔盒被打开，标志着充满希望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原子时代或核时代的到来。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使世界换了一个样。
没过多久，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费时６年、耗资２０多亿美元制造的两颗原子弹，先后被用来袭击广岛和摧毁长期，制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核惨祸。
人类控制原子裂变是福还是祸？
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妖魔是否能够被收回？
有人说，原子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思维方式的改变至关重要。
有人比较悲观，认为在原子时代里，一切思想和物质都是分裂的，而且远未受到约束。
有人觉得，人类突然被抛进了另一个一千年的入口。在原子时代的入口处，人们应该想一想原子时代不同寻常的特征，想一想处在一个陌生的、充满了离奇希望和死亡气息的时代应当如何生活。
有人心怀恐惧，时刻担心战争狂人受"疯狂症"的驱使，把所有的人拖入共同毁灭的深渊。
有人心怀怨恨，把人类面临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全部归咎于专家学者，说什么"一切邪恶都来自学者，是他们想出了原子弹，为此应当让他们所有的人身首异处"。
还有人认为道德良心能解决原子时代的问题。他们说：“当原子弹炸开宇宙，把这种极为离奇的东西的前景披露出来时，它同时也显示了这些最古老、最简单、最普通、最被忽视而又最为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人永远而且首先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人类进入核时代还不到半个世纪，要对核时代的前景如何的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现在看来为时未免太早。但是不管人们对于原子裂变受到控制如何看，有两个问题的答案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一，核武器是一种能够整个地摧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其二，进入原子时代以来，核威胁就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各地游荡，震撼着人们的神经，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常听到核恶魔的低沉哀鸣或狂怒咆哮，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核危机，成了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
本书并非研究性著作，不可能回答原子时代所提出的种种复杂问题。但是它能提供各种材料、事实，向您揭示战后各种核危机，其中包括最使人触目惊心的７次核危机的内幕，其中许多事实和过程在以往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了解过去的核危机，对历史事实进行思考，对于我们把握核时代的特点，了解神秘核能的双重性质，避免人类乘坐的诺亚方舟——地球的毁灭和安全驾驭核能，使它为人类服务，也许不无启发和帮助。
在汉语词典中，"危机"一词一般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一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本书就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危机"一词的，书中的"核危机"，就是指与核能（其中包括核爆炸和核战争）直接相关的极度紧张和危险的一段关键性时期。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全面、系统地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７次冲突中的核危机，其中包括：朝鲜核危机、奠边府核危机、金门马祖危机、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东核危机、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等等。这些冲突或军事对抗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就是一柄达摩克里斯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真是千钧一发，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激化，或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神经错乱，都可能使悬线崩断而使破坏力极大的核战争降临人间。这就是战后这７次核危机不同于一般危机的主要之点，也是我们称之为核危机的主要理由。
与这７次核危机相似却又略有不同的还有若干次"潜在的"核危机。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曾考虑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以结束战争"，并在１９６９年夏反复发出过核威胁。又如，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针对伊拉克所发出的化学战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奎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也都先后扬言，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他们将不排除使用小型核武器或中子弹。这些局部战争中所发出的核威胁，不能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转化为核危机、核攻击，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潜在的核危机收入此书，就否定这些事件的研究价值。如果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类潜在的核危机是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在曾经是声名显赫的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解体之前不久时所发生的一次潜在核危机，就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众所周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解体之前，莫斯科曾于１９９１年８月发生了未遂政变。在８月未遂政变期间，前苏联采取的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实行了通常是作为进攻美国预兆的核戒备。对此，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却都没有发现。直到未遂政变失败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机构才通过先前截取的情报和卫星照片，惊奇地发现了前苏联这一出人预料之举，并获悉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曾下令苏军核力量（包括轰炸机、导弹和潜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一发现，足以使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出一身冷汗。我们这本书虽然没有详细叙述这次潜在的核危机，但它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本书所叙述的核危机，还包括核扩散危机、核事故（包括核泄漏）危机、核废料污染危机。这些核危机与核战争危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虽然也可以在战争中发生，但是更多的却发生在和平时期，甚至发生在核能的和平利用过程中。这类核危机虽然有时也像核战争危机那样叫人心惊肉跳，所经历的时间也更长，但往往使人感觉不到是危机。因此，这类危机中的许多危机比较容易被忽视。但是这类核危机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核战争危机，甚至比后者的危险性更大、更具有现实性；叙述这类核危机的现实意义和对于广大读者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勿需赘述的。
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以危机为起点，既可能走向绝望、毁灭、崩溃和死亡，也可能消除危机，柳暗花明，迎来希望、光明的前景。我们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宣扬武器至上论或散布核恐怖。实事求是地叙述、介绍各种核危机，唤起危机意识，引起人们的警觉，敦促人们注意消除核危机的隐患，争取人类光明、美好的前途，这才是本书所抱的宗旨。
在时间方面，不能认为核危机都是短暂的一刹那。危机是一个过程，它有隐伏、产生或形成、发展和消除的历史，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核扩散危机和核废料污染危机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其中有些危机可在隐伏阶段或初露端倪时就被消除。但是核大战危机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暂。对于一场核战争来说，时间因素至关重要。核武岂不同于常规武器的主要之点就在于破坏力极大，若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实施核攻击或报复，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或者同归于尽。核战争尤其是核大战，不可能有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核战争危机都包含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危机所牵涉到的有决策权的人物能够而且必须在一段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意识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有多大，从而果断决定是否要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实施第一次打击，或在何时实施核报复，等等。在核战争危机中，"时间就是生命"的命题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战争中的核危机发生在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陡然增加之时。这时的核危机往往具有四个特点：首先是对抗双方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次是双方都有可能推行所谓"边缘政策"，即双方都有可能觉得一场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企图先发制人，以避免灭顶之灾首先降临到自己头上。“边缘政策"就是冒险把危急局势推到极限的政策。第三个特点是对抗双方的武装力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不测，并向对方发出已有防备的信号。核战争甚至一触即发到如此程度：平时加在核武器上的保险装置都被打开。第四个特点是时间性强。一般说来，核危机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由于核保险已被打开，在这段时间内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持有核武器的双方或一方，有可能因为计算、操作上的失误，而发生预料不到的核爆炸。
这里所说的特点，是非常典型的核战争危机的特点。不但其他核危机不具有这些特点，即使本书所叙述的核战争危机，也不都具有上述四个特点。因为在这７次核危机中，并不是每一次对抗的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也不是每一次危机都发展得很充分。由于核战争危机在启发展的某个阶段就可能结束，各次危机发展的充分程度不同，因而各次危机所显现的特点也就不完全相同。
本书的可读性在于：第一，它的主题是时代性很强又关系到全球或人类安全的核危机。第二，人们对各种核危机虽然略有所闻，但对每次危机的内幕却不甚了然，本书正好能帮助人们了解详情并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第三，本书的叙述采用严谨纪实的手法，所有内容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有的是近年才解密的中外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不加任何虚构和夸张。因此，不仅一般读者，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关于战后核危机的翔实可靠的资料。
纪实性文体的军事著作，与枯燥无味、晦涩难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通俗、有趣、生动和引人入胜，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内容的真实、严肃，并不排斥形式的优美和隽秀。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在核能问题上获得了新的感受和知识，例如，认识到走向２１世纪的似乎越来越强大的人类仍是那么脆弱，而人类的脆弱却根源于自身的强大；认识到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恶魔绝难收回，人类需要做的事情是时刻警惕它肆虐；认识到核能是把双刃剑，驾驭它，防止它肆虐的一面，和利用它为人类服务的一面同样重要。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对如何利用核能这把双刃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也就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了我们的初衷。
不错，和平与发展的确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主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激流滚滚有漩涡，主流之中，难免有暗瞧险滩、流水回旋；或者说，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核能利用过程中的核危机，都不可能绝对避免。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诗云：
泾溪石险人竟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由于小心谨慎，处处防范，激流险滩也能化险为夷；如若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即使风平浪静也难免船翻人亡。这是沉思历史和大自然所得出的真知灼见。在核幽灵还在到处游荡的原子时代，我们怎能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呢？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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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一天的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上，一个孤零零的铁塔顶端的核装置爆炸了。这件事，标志着潘多拉核魔盒被打开，标志着充满希望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原子时代或核时代的到来。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使世界换了一个样。
没过多久，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费时６年、耗资２０多亿美元制造的两颗原子弹，先后被用来袭击广岛和摧毁长期，制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核惨祸。
人类控制原子裂变是福还是祸？
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妖魔是否能够被收回？
有人说，原子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思维方式的改变至关重要。
有人比较悲观，认为在原子时代里，一切思想和物质都是分裂的，而且远未受到约束。
有人觉得，人类突然被抛进了另一个一千年的入口。在原子时代的入口处，人们应该想一想原子时代不同寻常的特征，想一想处在一个陌生的、充满了离奇希望和死亡气息的时代应当如何生活。
有人心怀恐惧，时刻担心战争狂人受"疯狂症"的驱使，把所有的人拖入共同毁灭的深渊。
有人心怀怨恨，把人类面临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全部归咎于专家学者，说什么"一切邪恶都来自学者，是他们想出了原子弹，为此应当让他们所有的人身首异处"。
还有人认为道德良心能解决原子时代的问题。他们说：“当原子弹炸开宇宙，把这种极为离奇的东西的前景披露出来时，它同时也显示了这些最古老、最简单、最普通、最被忽视而又最为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人永远而且首先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人类进入核时代还不到半个世纪，要对核时代的前景如何的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现在看来为时未免太早。但是不管人们对于原子裂变受到控制如何看，有两个问题的答案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一，核武器是一种能够整个地摧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其二，进入原子时代以来，核威胁就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各地游荡，震撼着人们的神经，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常听到核恶魔的低沉哀鸣或狂怒咆哮，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核危机，成了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
本书并非研究性著作，不可能回答原子时代所提出的种种复杂问题。但是它能提供各种材料、事实，向您揭示战后各种核危机，其中包括最使人触目惊心的７次核危机的内幕，其中许多事实和过程在以往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了解过去的核危机，对历史事实进行思考，对于我们把握核时代的特点，了解神秘核能的双重性质，避免人类乘坐的诺亚方舟——地球的毁灭和安全驾驭核能，使它为人类服务，也许不无启发和帮助。
在汉语词典中，"危机"一词一般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一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本书就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危机"一词的，书中的"核危机"，就是指与核能（其中包括核爆炸和核战争）直接相关的极度紧张和危险的一段关键性时期。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全面、系统地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７次冲突中的核危机，其中包括：朝鲜核危机、奠边府核危机、金门马祖危机、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东核危机、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等等。这些冲突或军事对抗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就是一柄达摩克里斯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真是千钧一发，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激化，或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神经错乱，都可能使悬线崩断而使破坏力极大的核战争降临人间。这就是战后这７次核危机不同于一般危机的主要之点，也是我们称之为核危机的主要理由。
与这７次核危机相似却又略有不同的还有若干次"潜在的"核危机。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曾考虑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以结束战争"，并在１９６９年夏反复发出过核威胁。又如，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针对伊拉克所发出的化学战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奎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也都先后扬言，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他们将不排除使用小型核武器或中子弹。这些局部战争中所发出的核威胁，不能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转化为核危机、核攻击，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潜在的核危机收入此书，就否定这些事件的研究价值。如果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类潜在的核危机是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在曾经是声名显赫的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解体之前不久时所发生的一次潜在核危机，就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众所周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解体之前，莫斯科曾于１９９１年８月发生了未遂政变。在８月未遂政变期间，前苏联采取的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实行了通常是作为进攻美国预兆的核戒备。对此，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却都没有发现。直到未遂政变失败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机构才通过先前截取的情报和卫星照片，惊奇地发现了前苏联这一出人预料之举，并获悉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曾下令苏军核力量（包括轰炸机、导弹和潜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一发现，足以使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出一身冷汗。我们这本书虽然没有详细叙述这次潜在的核危机，但它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本书所叙述的核危机，还包括核扩散危机、核事故（包括核泄漏）危机、核废料污染危机。这些核危机与核战争危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虽然也可以在战争中发生，但是更多的却发生在和平时期，甚至发生在核能的和平利用过程中。这类核危机虽然有时也像核战争危机那样叫人心惊肉跳，所经历的时间也更长，但往往使人感觉不到是危机。因此，这类危机中的许多危机比较容易被忽视。但是这类核危机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核战争危机，甚至比后者的危险性更大、更具有现实性；叙述这类核危机的现实意义和对于广大读者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勿需赘述的。
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以危机为起点，既可能走向绝望、毁灭、崩溃和死亡，也可能消除危机，柳暗花明，迎来希望、光明的前景。我们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宣扬武器至上论或散布核恐怖。实事求是地叙述、介绍各种核危机，唤起危机意识，引起人们的警觉，敦促人们注意消除核危机的隐患，争取人类光明、美好的前途，这才是本书所抱的宗旨。
在时间方面，不能认为核危机都是短暂的一刹那。危机是一个过程，它有隐伏、产生或形成、发展和消除的历史，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核扩散危机和核废料污染危机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其中有些危机可在隐伏阶段或初露端倪时就被消除。但是核大战危机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暂。对于一场核战争来说，时间因素至关重要。核武岂不同于常规武器的主要之点就在于破坏力极大，若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实施核攻击或报复，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或者同归于尽。核战争尤其是核大战，不可能有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核战争危机都包含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危机所牵涉到的有决策权的人物能够而且必须在一段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意识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有多大，从而果断决定是否要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实施第一次打击，或在何时实施核报复，等等。在核战争危机中，"时间就是生命"的命题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战争中的核危机发生在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陡然增加之时。这时的核危机往往具有四个特点：首先是对抗双方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次是双方都有可能推行所谓"边缘政策"，即双方都有可能觉得一场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企图先发制人，以避免灭顶之灾首先降临到自己头上。“边缘政策"就是冒险把危急局势推到极限的政策。第三个特点是对抗双方的武装力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不测，并向对方发出已有防备的信号。核战争甚至一触即发到如此程度：平时加在核武器上的保险装置都被打开。第四个特点是时间性强。一般说来，核危机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由于核保险已被打开，在这段时间内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持有核武器的双方或一方，有可能因为计算、操作上的失误，而发生预料不到的核爆炸。
这里所说的特点，是非常典型的核战争危机的特点。不但其他核危机不具有这些特点，即使本书所叙述的核战争危机，也不都具有上述四个特点。因为在这７次核危机中，并不是每一次对抗的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也不是每一次危机都发展得很充分。由于核战争危机在启发展的某个阶段就可能结束，各次危机发展的充分程度不同，因而各次危机所显现的特点也就不完全相同。
本书的可读性在于：第一，它的主题是时代性很强又关系到全球或人类安全的核危机。第二，人们对各种核危机虽然略有所闻，但对每次危机的内幕却不甚了然，本书正好能帮助人们了解详情并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第三，本书的叙述采用严谨纪实的手法，所有内容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有的是近年才解密的中外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不加任何虚构和夸张。因此，不仅一般读者，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关于战后核危机的翔实可靠的资料。
纪实性文体的军事著作，与枯燥无味、晦涩难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通俗、有趣、生动和引人入胜，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内容的真实、严肃，并不排斥形式的优美和隽秀。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在核能问题上获得了新的感受和知识，例如，认识到走向２１世纪的似乎越来越强大的人类仍是那么脆弱，而人类的脆弱却根源于自身的强大；认识到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核恶魔绝难收回，人类需要做的事情是时刻警惕它肆虐；认识到核能是把双刃剑，驾驭它，防止它肆虐的一面，和利用它为人类服务的一面同样重要。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对如何利用核能这把双刃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也就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了我们的初衷。
不错，和平与发展的确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主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激流滚滚有漩涡，主流之中，难免有暗瞧险滩、流水回旋；或者说，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核能利用过程中的核危机，都不可能绝对避免。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诗云：
泾溪石险人竟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由于小心谨慎，处处防范，激流险滩也能化险为夷；如若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即使风平浪静也难免船翻人亡。这是沉思历史和大自然所得出的真知灼见。在核幽灵还在到处游荡的原子时代，我们怎能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呢？
１．人们所认识的"核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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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武器问世不久就造成了广岛、长崎的震惊世界的惨祸，因此，爱好和平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原子弹与惨重的灾难联系在一起。核武器或核战争就有了"核恶魔"、"核妖怪"、"核浩劫"、"核瘟疫"等恶名。
不过，人们对核爆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核妖怪究竟有多可怕的认识，是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的。对于核爆炸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人们是后来才有切身体会和获得较深刻、较全面的认识的；而且时至今日，也很难说人们对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就认识得十分清楚了。
１．１原子弹是否等于大量燃烧弹
浅薄之人轻视哲学，仅仅把它视为不着边际的"玄学"。然而，哲学家的远见卓识却使芸芸众生相形见绌。
将近三个世纪之前，即１７２１年，法国旗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按着武启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深思，预测过武启发展的前景。他说：“我觉得不寒而栗，生怕到了最后，有人发现某种秘密，而能用最简捷的方法，置众人于死地，整个地摧毁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
这一预言是不是在原子时代变成了残酷的现实？现在看来，答案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形象地描述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的可怕破坏力，说：“每一方都有着能使废墟再翻来覆去弹跳许多次的绰绰有余的力量。”
然而在核武器问世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没有发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的质的区别，仅仅从表面上看到它们的破坏力有量的差别。
４０年代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凯南的副手的保罗·尼采，曾作为战略轰炸调查的负责人，成了第一个看到广岛、长崎的废墟的美国人。他后来回忆说，他去考察，任务是"准确地估量原子弹的影响——不要用带感情的语言来描绘，而是用测量起来准确地测量"。"测量"的结果，他得出的结论至少有两点：其一，在广岛所造成的毁坏不过相当于２１０架Ｂ—２９轰炸机投掷的燃烧弹所造成的毁坏；其二，原子弹是可以并可能再次使用的武器。总之，在尼采看来，原子弹与燃烧弹没有质的差别；既然常规武器世世代代都在使用，那么核武器也就理所当然地"可用"。至于其结论是否像预期的那么准确，这就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以为垄断核武器或占有核优势，就能任意挥舞自己的核武器，在世界上发号施令、称王称霸的想法，其实就包含着“可用论"，并把核武器当作常规武器来对待。疯狂的核军备竞赛不能不说与"可用论"有直接联系。
为了获得核垄断地位或绝对的核优势，美国从４０年代起就加紧贮存核武器。１９４７年美国只有１３枚原子弹，１９４８年就达到５０枚，１９４９年随着军事规划者们开始认识到原子弹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威慑形式，短期内便增加到２５０枚。随后便是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到前苏联解体时为止，全世界的核武器已达到５万件左右，其梯恩梯当量在１３０亿吨到１６０亿吨之间，所有核弹头的爆炸力，大约相当于１２０万枚广岛原子弹（１３５００吨梯恩梯）。全球按５０亿居民计算，平均每个人都可以摊到３吨左右梯恩梯当量。这些核武器，绝大部分控制在美国和前苏联手中，它们的核力量无疑足以将全球反复摧毁十几次。
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曾经确实是全球性问题中最危险的问题。因为这种军备竞赛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不同，不仅孕育着消灭整个人类乃至消灭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巨大危险，而且即使不发生这种危险，核军备竞赛如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也将使人类陷入困境：人类为解决生存和其他紧迫问题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将被消耗殆尽。核武器竞赛，事实上已经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耗损国力的深渊，前苏联的解体，不能说与国力不相称的核武器竞赛的沉重拖累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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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武器问世不久就造成了广岛、长崎的震惊世界的惨祸，因此，爱好和平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原子弹与惨重的灾难联系在一起。核武器或核战争就有了"核恶魔"、"核妖怪"、"核浩劫"、"核瘟疫"等恶名。
不过，人们对核爆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核妖怪究竟有多可怕的认识，是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的。对于核爆炸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人们是后来才有切身体会和获得较深刻、较全面的认识的；而且时至今日，也很难说人们对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就认识得十分清楚了。
１．１原子弹是否等于大量燃烧弹
浅薄之人轻视哲学，仅仅把它视为不着边际的"玄学"。然而，哲学家的远见卓识却使芸芸众生相形见绌。
将近三个世纪之前，即１７２１年，法国旗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按着武启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深思，预测过武启发展的前景。他说：“我觉得不寒而栗，生怕到了最后，有人发现某种秘密，而能用最简捷的方法，置众人于死地，整个地摧毁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
这一预言是不是在原子时代变成了残酷的现实？现在看来，答案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形象地描述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的可怕破坏力，说：“每一方都有着能使废墟再翻来覆去弹跳许多次的绰绰有余的力量。”
然而在核武器问世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没有发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的质的区别，仅仅从表面上看到它们的破坏力有量的差别。
４０年代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凯南的副手的保罗·尼采，曾作为战略轰炸调查的负责人，成了第一个看到广岛、长崎的废墟的美国人。他后来回忆说，他去考察，任务是"准确地估量原子弹的影响——不要用带感情的语言来描绘，而是用测量起来准确地测量"。"测量"的结果，他得出的结论至少有两点：其一，在广岛所造成的毁坏不过相当于２１０架Ｂ—２９轰炸机投掷的燃烧弹所造成的毁坏；其二，原子弹是可以并可能再次使用的武器。总之，在尼采看来，原子弹与燃烧弹没有质的差别；既然常规武器世世代代都在使用，那么核武器也就理所当然地"可用"。至于其结论是否像预期的那么准确，这就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以为垄断核武器或占有核优势，就能任意挥舞自己的核武器，在世界上发号施令、称王称霸的想法，其实就包含着“可用论"，并把核武器当作常规武器来对待。疯狂的核军备竞赛不能不说与"可用论"有直接联系。
为了获得核垄断地位或绝对的核优势，美国从４０年代起就加紧贮存核武器。１９４７年美国只有１３枚原子弹，１９４８年就达到５０枚，１９４９年随着军事规划者们开始认识到原子弹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威慑形式，短期内便增加到２５０枚。随后便是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到前苏联解体时为止，全世界的核武器已达到５万件左右，其梯恩梯当量在１３０亿吨到１６０亿吨之间，所有核弹头的爆炸力，大约相当于１２０万枚广岛原子弹（１３５００吨梯恩梯）。全球按５０亿居民计算，平均每个人都可以摊到３吨左右梯恩梯当量。这些核武器，绝大部分控制在美国和前苏联手中，它们的核力量无疑足以将全球反复摧毁十几次。
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曾经确实是全球性问题中最危险的问题。因为这种军备竞赛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不同，不仅孕育着消灭整个人类乃至消灭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巨大危险，而且即使不发生这种危险，核军备竞赛如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也将使人类陷入困境：人类为解决生存和其他紧迫问题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将被消耗殆尽。核武器竞赛，事实上已经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耗损国力的深渊，前苏联的解体，不能说与国力不相称的核武器竞赛的沉重拖累没有关系。
１．２"核妖怪"的五大杀伤破坏效应
人们把核武器叫作"核妖怪"是很有道理、很有见地的。“妖"不仅是人的对立物，具有邪恶的本性，而且具有妖媚、迷惑人的一面。
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虽然令人震惊，但当时人们对原子弹破坏力的认识多半只限于冲击波和光辐射，而对于贯穿性辐射（又称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与核电磁脉冲等三大杀伤破坏效应，一般人都缺乏起码的知识。其实核武器的五大杀伤破坏效应，除核电磁脉冲外，其余４种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置人于死地。尤其是放射性沾染，对人体的损害无声无息，使人难以觉察。
１９４５年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虽然没产生多少放射性碎片，但是核沾染所造成的危害也让人生畏。广岛遇难后，有些人不知道核沾染及其危害，曾经为救护或寻找熟人而闯入被炸地区，结果这些人都由于受到第二次放射能的侵害而伤亡。
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分别为１．３万吨级和２．２万吨级。
据联合国和日本１９８６年在北京共同举办的《核战争威胁与核能和平利用展览》介绍，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在一二秒钟内，全市４０％的地方变成了焦土，９２％的地方不能辨出原来的面貌。一年后，广岛宣布有１１８６６１人死于此次轰炸……至今为止，死于此次轰炸的人数已超过２０万名。"长崎原子弹眨眼之间毁坏了三分之一个城市。在这次轰炸中，有７．４万人死亡，７．５万人受重伤。在伤亡人员中，很多人就是受到放射性沾染的伤害。
然而按今天核武器的破坏力来衡量，广岛、长崎原子弹都是原始核武器，其破坏能力也都是最低限度的。５０年代的超级原子弹或氢弹，其五大杀伤破坏效应，都是原始核武器所望尘莫及的。
只要有结构简单的防空洞，知道一些初步的防护知识，对初期的核爆炸就可以进行有效的防护。据报告，在广岛核爆炸中，有人利用了离爆炸中心较近的防空洞就未被炸死；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地下室也经得起破坏。但是这些建筑物在百万吨级的氢弹面前却不堪一击。
当一枚百万吨级的氢弹爆炸时，其冲击波足以把方圆数英里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美国和日本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在距离爆炸中心２英里以内，９８％的人都会当场死于冲击波。５英里以内的普通房屋将被摧毁并无法修复；１０英里以内的所有住宅的门窗都会破碎。
核爆炸时形成的核火球，最初温度可达摄氏２０００万度。在离爆炸中心５英里的范围内，凡是站在露天或靠近窗户的人，裸露的皮肤会因灼烫而被严重烧伤，身上的衣服会燃烧起火。核爆炸的灼热还会产生可怕后果：房屋的窗帘、家具和其他易燃物都会突然着火；加油站、煤气厂、树木等植物，凡是能着火的东西都会燃烧起来。分散的大火最后将汇成一片火海，四处蔓延，一直烧到没有任何东西可烧为止。烈焰腾空，熊熊大火还会引平空气的抽吸作用，导致破坏性极大的飓风出现。这时，风暴温度可达摄氏１０００度甚至更高，出现"风暴性大火"。这个温度可以熔化玻璃和某些金属。人遇到这种致命的大火，即使不被烧成灰烬，也逃脱不了窒息致死的恶运。躲在坚固掩蔽部的人，能够不受冲击波的伤害，但却躲不过风暴性大火所带来的死亡。
核爆炸的五大杀伤破坏效应中，对人类最危险的，看来还是核爆炸后四处飘落的放射性尘埃的放射性沾染。
１９４６年，美国在太平洋南部的比基尼岛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每颗核弹的威力为２万吨当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数小时，当时一名１８岁的美军叫约翰·史密特曼的水兵乘驱击舰进入了靶舰停留的比基尼岛海湾。他和其他几名水兵奉命登上其中的一艘靶舰去灭火，完成任务后又跳到海湾里游泳。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安全的指令。当他穿着短裤站在驱击舰的船头时，又看到了另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火球在天空出现。
据《纽约时报》报道，１９８３年秋天，史密特曼失去了双腿，一只手残废，正住在田纳西州费耶特维尔市的一家医院里，他患了淋巴腺癌，生命垂危。辐射专家认为，他患病的原因是由于在比基尼岛上受到了核爆炸的辐射伤害。
当核弹近地爆炸（核战略家们称之为地爆）时，大量的泥土、碎石与炸弹的碎片一起被抛到空中，形成人们所熟悉的悬浮于地球大片层中的蘑菇状烟云。核爆炸引起的强烈辐射，使抛入空中的泥土、尘埃成为放射性沾染物。在数小时内或数天之内，微尘和碎片又会回落到地面上来，将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剂量的放射物质撒到数百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人们只有呆在地下很深的钢筋水泥掩体中，才能避免放射性尘埃的伤害。
放射能对人体的危害，从开始到衰减为止，其危险期在最大污染区可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最小污染区也达两周之久。在危险期内，进入这些地区将是危险的。
１．３"核魔鬼"附身的恐怖
核爆炸必然产生锶９０、碳１４、铯１３７和其他毒性物质。科学研究已经探明，放射性尘埃的放射性污染将会对人的骨骼、血液和生殖质产生可怕的影响，使人就像迷信传说中的魔鬼附身一样，患上各种千奇百怪的疾病，最后被慢慢折磨致死。
１９５４年４月，美国在比基尼环礁岛进行了第一颗热核炸弹爆炸试验。当一个１５００万吨级的核装置爆炸时，放射性回降物顺风蔓延，使一个长５３０公里，最宽处近１００公里的宽度不一的狭长地带，受到了极严重的污染。即使在上风头，离爆炸点３０公里以内的地区，也受到了严重污染。全部污染区约达到１８０００平方公里。当时大片毒云从无人的太平洋上空起过，"微尘雨"落到了捕金枪鱼的日本渔船"福龙丸"上的渔民身上，结果烧焦了他们的皮肤，使他们染上了重病。这时全世界才突然了解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新恐怖。
在这次试验中，比基尼岛上的居民事先被撤到其他岛上去了。２５年之后，美国政府本来打算重新向比基尼岛上移民，可是后来发现核妖怪的阴魂不散，岛上的生态平衡已遭到彻底破坏，而且无法估计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最后不得不放弃重新向岛上移民的计划。
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不只是污染了比基尼岛，而是污染了马绍尔群岛的四个岛。
甚至在远离爆炸点数百公里的一些小岛之上，放射性尘埃也无声无息地从天而降，静悄悄地依附在岛上居民的身上，侵袭着他们的身心。
在马绍尔群岛的这次核试验中，虽然被认定接受放射能危害致死的只有一人，但是试验以后的２０年间，因受放射能侵袭引起并发症而致死的，却一个接一个地陆续出现。据调查，朗格拉普岛的１９名在１９４５年核爆炸时已１０岁的儿童中，有１７名由于放射性污染而发生了甲状腺肥大；还有的人发育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有两名儿童在１２岁时，从发育上看却像７岁左右的孩子，而且经过诊断发现，他们的骨骼发育只相当于５岁和３岁的孩子的程度。
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７２年的２７年中，美国进行过６００次核试验，其中２３６次在空中，５次在海下。五角大楼估计，在大气层进行的核武器试验中，有２５至５０万军人和文职专家受到了核辐射。这无疑是一种非常保守的估计。
美国人Ｈ·沃塞曼和Ｎ·所罗门写了一本书，书名显得耸人听闻：《我们是自杀者》！然而题目与内容都名副其实。书中列举了许多"自杀"的残酷事例。
第一个事实：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６２年，在美国于太平洋进行的许多次大规模核试验中，遭到辐射的美国军人将近达到３０万！
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在１９４６—１９６２年期间，士兵们通常奉命前往进行核试验的地区。他们的任务不断变换，进行核试验的地点也不断变换，但有一点从未变化——放射性尘埃和官方关于这些尘埃是无害的保证。士兵被派往受污染的目标和有放射性尘埃的地区，不告诉他们危险的程度，也不发给他们专门的防护服装。参加试验的舰只由于受到辐射而沉入海底，而船上的服役人员不过让他们退役了事。”
作者指出，在美国的原子武器试验中，常有同试验毫无关系的人员惨遭横祸而死亡。不仅有日本渔民丧生，而且使太平洋海域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海水将放射性物质带到很远的地方，从而殃及海洋的动植物。同时，美国军队中的许多老兵，在遭到辐射之后，没过几年，就因患各种罕见的癌症和精神失常而逐渐死亡。
第二个事实：内华达州的核惨祸。
沃塞曼和所罗门指出，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０年，在陆地上、在内华达州试验场，美国进行了２００多次核试验，使大片层受到了严重的核污染。辐射会对人体的细胞组织产生很坏的影响。原子辐射给内华达州的许多居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使他们苦不堪言：癌症蔓延；大量新生儿智力和体力发育不良；男子出现不育症。
第三个事实：核魔鬼带来了死亡。
除内华达州外，含有大量放射性尘埃的乌云还笼罩了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的天空。在这里，与在内华达州一样，成了死神特别频繁地光顾人间的阴森之处：患白血病死亡的人数，是全国死于这一疾病的平均人数的２１倍，即高出２０倍；儿童死于癌症的人数，也高出全国旗均数的１．５倍。
１９７９年，美国政府曾承认，在３００次地下核爆炸中，有３５次没有"达到标准"，使得放射性尘埃随风扩散，以致污染了试验场以外很远的地区，直到加拿大的边境。
１９６８年底，美国旗兹堡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施泰格利茨也曾在报刊上宣布一个惊人的数字：据他统计，在１９５１—１９６６年期间，由于进行核试验所产生的核辐射，造成了美国近３７５０００名未满周岁的儿童死亡。
１９９２年的一期《莫斯科新闻》，披露了苏军１９５４年９月在真实核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并遭到辐射侵袭的内幕。实战演习是在哈萨克斯坦荒漠附近的托茨克进行的，参加演习的是一个配装满员的步兵军团，一共有官兵４万多人，分为红蓝两方。当时，一枚核弹在两方阵地之间离地１１５０英尺的空中爆炸。在震耳欲聋的大炮轰鸣中，红方士兵冲入令人窒息的放射性尘埃中，试图突破蓝军阵地。许多士兵没戴防毒面具，没穿防护服装。由于遭到辐射，结果，到１９９２年的时候，演习参加者只有１０００多人还活着，而且这些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身体健康。
核辐射的杀伤力虽然用肉眼看不到，但如果谁不了解它，忽视它，不加防护地与它打交道，谁就会受到伤害。
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核心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的是彻底销毁。中国进行核试验时，对安全问题极为重视。早在１９５９年，就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划定了一块面积为１０．２万平方公里的核试验军事禁区。这一禁区四面环山，形成了自然防护屏障，是个绝对安全的无人居住地带。虽然我国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宣布停止进行大片层核武器试验，但为了安全，军事禁区仍然是禁区，入口处仍耸立着比人还高的标志牌，上面的醒目大字是：“禁区！禁止入内！"然而，个别疯狂而愚昧无知的人为了个人私利，却无视"禁止入内"的警告，千方百计地钻进"蘑菇云"里去放牧、垦荒，拆卸实验区的炮弹弹头。结果，进入禁区的人已开始受到核污染的无情报复：头发脱落或发生其他毛病。有个农民进入核试验场后，还在核爆炸现场吃了自己带去的西瓜及其他食物，吃完后在那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没想到不知不觉中已被核魔缠身，等他从核爆现场出来，没过多久，就浑身肿得像一个"腐败巨人"。
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尽管周恩来总理已命令防化兵和卫生部队测定放射性尘埃，估计核辐射对平民造成的后果。然而在试验基地进行早期试验的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令人激动不已的蘑菇云面前，还是忽视了自己的安全措施，从而受到核辐射的危害，许多年轻人过早地开始秃头。核妖怪有一副铁石心肠，除了屈服于科学防护之外，它逢人便进行无声的厮杀，直至把人杀伤、杀死，从不心慈手软。它杀人从来不分好恶，也不分男女老幼！
下表是１９４５年以来５个核大国进行核试验的情况。
国别 时间 进行核试验的次数 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间
美国 １９４５年以来 ９３６ １９７０年
前苏联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年 ７１６ １９７０年
法国 １９５９年以来 １９２ １９９２年
英国 １９５２年以来 ４４ １９６８年
中国 １９６４年以来 ３７ １９９２年
由世界上４１个国家的医生组成的特别和平奖获得者组织"防止核战争国际医师会"（ＩＰＰＮＷ），前不久发表了对于１９４５年以来由于受核试验所产生的核辐射伤害，从而患癌症死亡者的人数的预测，并得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
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且对核试验时健康受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获悉，在４６年中，全球的核试验超过了１９００次，其中在大片层、水下、地面、宇宙中的试验达５１８次。该医师会预测，到本世纪末，将有４３万人体内外受到辐射并死于癌症。尽管目前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大气层内减少放射性物质，但最终死于癌症的人数仍将达到２４０万。
人们把核武器叫作"核妖怪"是很有道理、很有见地的。“妖"不仅是人的对立物，具有邪恶的本性，而且具有妖媚、迷惑人的一面。
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虽然令人震惊，但当时人们对原子弹破坏力的认识多半只限于冲击波和光辐射，而对于贯穿性辐射（又称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与核电磁脉冲等三大杀伤破坏效应，一般人都缺乏起码的知识。其实核武器的五大杀伤破坏效应，除核电磁脉冲外，其余４种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置人于死地。尤其是放射性沾染，对人体的损害无声无息，使人难以觉察。
１９４５年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虽然没产生多少放射性碎片，但是核沾染所造成的危害也让人生畏。广岛遇难后，有些人不知道核沾染及其危害，曾经为救护或寻找熟人而闯入被炸地区，结果这些人都由于受到第二次放射能的侵害而伤亡。
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分别为１．３万吨级和２．２万吨级。
据联合国和日本１９８６年在北京共同举办的《核战争威胁与核能和平利用展览》介绍，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在一二秒钟内，全市４０％的地方变成了焦土，９２％的地方不能辨出原来的面貌。一年后，广岛宣布有１１８６６１人死于此次轰炸……至今为止，死于此次轰炸的人数已超过２０万名。"长崎原子弹眨眼之间毁坏了三分之一个城市。在这次轰炸中，有７．４万人死亡，７．５万人受重伤。在伤亡人员中，很多人就是受到放射性沾染的伤害。
然而按今天核武器的破坏力来衡量，广岛、长崎原子弹都是原始核武器，其破坏能力也都是最低限度的。５０年代的超级原子弹或氢弹，其五大杀伤破坏效应，都是原始核武器所望尘莫及的。
只要有结构简单的防空洞，知道一些初步的防护知识，对初期的核爆炸就可以进行有效的防护。据报告，在广岛核爆炸中，有人利用了离爆炸中心较近的防空洞就未被炸死；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地下室也经得起破坏。但是这些建筑物在百万吨级的氢弹面前却不堪一击。
当一枚百万吨级的氢弹爆炸时，其冲击波足以把方圆数英里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美国和日本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在距离爆炸中心２英里以内，９８％的人都会当场死于冲击波。５英里以内的普通房屋将被摧毁并无法修复；１０英里以内的所有住宅的门窗都会破碎。
核爆炸时形成的核火球，最初温度可达摄氏２０００万度。在离爆炸中心５英里的范围内，凡是站在露天或靠近窗户的人，裸露的皮肤会因灼烫而被严重烧伤，身上的衣服会燃烧起火。核爆炸的灼热还会产生可怕后果：房屋的窗帘、家具和其他易燃物都会突然着火；加油站、煤气厂、树木等植物，凡是能着火的东西都会燃烧起来。分散的大火最后将汇成一片火海，四处蔓延，一直烧到没有任何东西可烧为止。烈焰腾空，熊熊大火还会引平空气的抽吸作用，导致破坏性极大的飓风出现。这时，风暴温度可达摄氏１０００度甚至更高，出现"风暴性大火"。这个温度可以熔化玻璃和某些金属。人遇到这种致命的大火，即使不被烧成灰烬，也逃脱不了窒息致死的恶运。躲在坚固掩蔽部的人，能够不受冲击波的伤害，但却躲不过风暴性大火所带来的死亡。
核爆炸的五大杀伤破坏效应中，对人类最危险的，看来还是核爆炸后四处飘落的放射性尘埃的放射性沾染。
１９４６年，美国在太平洋南部的比基尼岛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每颗核弹的威力为２万吨当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数小时，当时一名１８岁的美军叫约翰·史密特曼的水兵乘驱击舰进入了靶舰停留的比基尼岛海湾。他和其他几名水兵奉命登上其中的一艘靶舰去灭火，完成任务后又跳到海湾里游泳。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安全的指令。当他穿着短裤站在驱击舰的船头时，又看到了另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火球在天空出现。
据《纽约时报》报道，１９８３年秋天，史密特曼失去了双腿，一只手残废，正住在田纳西州费耶特维尔市的一家医院里，他患了淋巴腺癌，生命垂危。辐射专家认为，他患病的原因是由于在比基尼岛上受到了核爆炸的辐射伤害。
当核弹近地爆炸（核战略家们称之为地爆）时，大量的泥土、碎石与炸弹的碎片一起被抛到空中，形成人们所熟悉的悬浮于地球大片层中的蘑菇状烟云。核爆炸引起的强烈辐射，使抛入空中的泥土、尘埃成为放射性沾染物。在数小时内或数天之内，微尘和碎片又会回落到地面上来，将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剂量的放射物质撒到数百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人们只有呆在地下很深的钢筋水泥掩体中，才能避免放射性尘埃的伤害。
放射能对人体的危害，从开始到衰减为止，其危险期在最大污染区可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最小污染区也达两周之久。在危险期内，进入这些地区将是危险的。
１．３"核魔鬼"附身的恐怖
核爆炸必然产生锶９０、碳１４、铯１３７和其他毒性物质。科学研究已经探明，放射性尘埃的放射性污染将会对人的骨骼、血液和生殖质产生可怕的影响，使人就像迷信传说中的魔鬼附身一样，患上各种千奇百怪的疾病，最后被慢慢折磨致死。
１９５４年４月，美国在比基尼环礁岛进行了第一颗热核炸弹爆炸试验。当一个１５００万吨级的核装置爆炸时，放射性回降物顺风蔓延，使一个长５３０公里，最宽处近１００公里的宽度不一的狭长地带，受到了极严重的污染。即使在上风头，离爆炸点３０公里以内的地区，也受到了严重污染。全部污染区约达到１８０００平方公里。当时大片毒云从无人的太平洋上空起过，"微尘雨"落到了捕金枪鱼的日本渔船"福龙丸"上的渔民身上，结果烧焦了他们的皮肤，使他们染上了重病。这时全世界才突然了解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新恐怖。
在这次试验中，比基尼岛上的居民事先被撤到其他岛上去了。２５年之后，美国政府本来打算重新向比基尼岛上移民，可是后来发现核妖怪的阴魂不散，岛上的生态平衡已遭到彻底破坏，而且无法估计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最后不得不放弃重新向岛上移民的计划。
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不只是污染了比基尼岛，而是污染了马绍尔群岛的四个岛。
甚至在远离爆炸点数百公里的一些小岛之上，放射性尘埃也无声无息地从天而降，静悄悄地依附在岛上居民的身上，侵袭着他们的身心。
在马绍尔群岛的这次核试验中，虽然被认定接受放射能危害致死的只有一人，但是试验以后的２０年间，因受放射能侵袭引起并发症而致死的，却一个接一个地陆续出现。据调查，朗格拉普岛的１９名在１９４５年核爆炸时已１０岁的儿童中，有１７名由于放射性污染而发生了甲状腺肥大；还有的人发育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有两名儿童在１２岁时，从发育上看却像７岁左右的孩子，而且经过诊断发现，他们的骨骼发育只相当于５岁和３岁的孩子的程度。
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７２年的２７年中，美国进行过６００次核试验，其中２３６次在空中，５次在海下。五角大楼估计，在大气层进行的核武器试验中，有２５至５０万军人和文职专家受到了核辐射。这无疑是一种非常保守的估计。
美国人Ｈ·沃塞曼和Ｎ·所罗门写了一本书，书名显得耸人听闻：《我们是自杀者》！然而题目与内容都名副其实。书中列举了许多"自杀"的残酷事例。
第一个事实：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６２年，在美国于太平洋进行的许多次大规模核试验中，遭到辐射的美国军人将近达到３０万！
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在１９４６—１９６２年期间，士兵们通常奉命前往进行核试验的地区。他们的任务不断变换，进行核试验的地点也不断变换，但有一点从未变化——放射性尘埃和官方关于这些尘埃是无害的保证。士兵被派往受污染的目标和有放射性尘埃的地区，不告诉他们危险的程度，也不发给他们专门的防护服装。参加试验的舰只由于受到辐射而沉入海底，而船上的服役人员不过让他们退役了事。”
作者指出，在美国的原子武器试验中，常有同试验毫无关系的人员惨遭横祸而死亡。不仅有日本渔民丧生，而且使太平洋海域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海水将放射性物质带到很远的地方，从而殃及海洋的动植物。同时，美国军队中的许多老兵，在遭到辐射之后，没过几年，就因患各种罕见的癌症和精神失常而逐渐死亡。
第二个事实：内华达州的核惨祸。
沃塞曼和所罗门指出，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０年，在陆地上、在内华达州试验场，美国进行了２００多次核试验，使大片层受到了严重的核污染。辐射会对人体的细胞组织产生很坏的影响。原子辐射给内华达州的许多居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使他们苦不堪言：癌症蔓延；大量新生儿智力和体力发育不良；男子出现不育症。
第三个事实：核魔鬼带来了死亡。
除内华达州外，含有大量放射性尘埃的乌云还笼罩了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的天空。在这里，与在内华达州一样，成了死神特别频繁地光顾人间的阴森之处：患白血病死亡的人数，是全国死于这一疾病的平均人数的２１倍，即高出２０倍；儿童死于癌症的人数，也高出全国旗均数的１．５倍。
１９７９年，美国政府曾承认，在３００次地下核爆炸中，有３５次没有"达到标准"，使得放射性尘埃随风扩散，以致污染了试验场以外很远的地区，直到加拿大的边境。
１９６８年底，美国旗兹堡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施泰格利茨也曾在报刊上宣布一个惊人的数字：据他统计，在１９５１—１９６６年期间，由于进行核试验所产生的核辐射，造成了美国近３７５０００名未满周岁的儿童死亡。
１９９２年的一期《莫斯科新闻》，披露了苏军１９５４年９月在真实核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并遭到辐射侵袭的内幕。实战演习是在哈萨克斯坦荒漠附近的托茨克进行的，参加演习的是一个配装满员的步兵军团，一共有官兵４万多人，分为红蓝两方。当时，一枚核弹在两方阵地之间离地１１５０英尺的空中爆炸。在震耳欲聋的大炮轰鸣中，红方士兵冲入令人窒息的放射性尘埃中，试图突破蓝军阵地。许多士兵没戴防毒面具，没穿防护服装。由于遭到辐射，结果，到１９９２年的时候，演习参加者只有１０００多人还活着，而且这些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身体健康。
核辐射的杀伤力虽然用肉眼看不到，但如果谁不了解它，忽视它，不加防护地与它打交道，谁就会受到伤害。
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核心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的是彻底销毁。中国进行核试验时，对安全问题极为重视。早在１９５９年，就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划定了一块面积为１０．２万平方公里的核试验军事禁区。这一禁区四面环山，形成了自然防护屏障，是个绝对安全的无人居住地带。虽然我国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宣布停止进行大片层核武器试验，但为了安全，军事禁区仍然是禁区，入口处仍耸立着比人还高的标志牌，上面的醒目大字是：“禁区！禁止入内！"然而，个别疯狂而愚昧无知的人为了个人私利，却无视"禁止入内"的警告，千方百计地钻进"蘑菇云"里去放牧、垦荒，拆卸实验区的炮弹弹头。结果，进入禁区的人已开始受到核污染的无情报复：头发脱落或发生其他毛病。有个农民进入核试验场后，还在核爆炸现场吃了自己带去的西瓜及其他食物，吃完后在那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没想到不知不觉中已被核魔缠身，等他从核爆现场出来，没过多久，就浑身肿得像一个"腐败巨人"。
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尽管周恩来总理已命令防化兵和卫生部队测定放射性尘埃，估计核辐射对平民造成的后果。然而在试验基地进行早期试验的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令人激动不已的蘑菇云面前，还是忽视了自己的安全措施，从而受到核辐射的危害，许多年轻人过早地开始秃头。核妖怪有一副铁石心肠，除了屈服于科学防护之外，它逢人便进行无声的厮杀，直至把人杀伤、杀死，从不心慈手软。它杀人从来不分好恶，也不分男女老幼！
下表是１９４５年以来５个核大国进行核试验的情况。
国别 时间 进行核试验的次数 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间
美国 １９４５年以来 ９３６ １９７０年
前苏联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年 ７１６ １９７０年
法国 １９５９年以来 １９２ １９９２年
英国 １９５２年以来 ４４ １９６８年
中国 １９６４年以来 ３７ １９９２年
由世界上４１个国家的医生组成的特别和平奖获得者组织"防止核战争国际医师会"（ＩＰＰＮＷ），前不久发表了对于１９４５年以来由于受核试验所产生的核辐射伤害，从而患癌症死亡者的人数的预测，并得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
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且对核试验时健康受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获悉，在４６年中，全球的核试验超过了１９００次，其中在大片层、水下、地面、宇宙中的试验达５１８次。该医师会预测，到本世纪末，将有４３万人体内外受到辐射并死于癌症。尽管目前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大气层内减少放射性物质，但最终死于癌症的人数仍将达到２４０万。
１．４"核恶魔"与"核冬天"
发现核大战可能带来灭绝人类的"核冬天"效应，是近年来科学研究所取得的一项引人瞩目的成果。
不论天晴、天阴还是滂沱大雨，由于我们每天都和阳光打交道，自然而然地接受或强或弱的阳光照射，所以从来没有感到过阳光的宝贵。其实，人类需要太阳，就与需要空气一样。太阳是我们的生命维生素，没有太阳，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就会患病，我们的地球就将漆黑一片，死气沉沉。
有史以来，长崎暗无天日的事情在地球上没有发生过，但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据研究，如果真的发生核大战，核恶魔就可能一手遮天，在几个月内剥夺我们重见天日的权利，从而引起影响全球生态系统的"核冬天"效应。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联邦德国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就开始发表其有份量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有根有据地阐述惊世骇俗的"核冬天"理论。
“核冬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场５０亿吨当量的核爆炸所掀起的尘埃和引起的大火，必产生大约２２５００万吨的烟云。这些核烟云升空，将会把地球或北半球笼罩起来，遮挡住阳光对地面的照射。
由于烟云遮盖，天昏地暗，地球上几乎没有白天，因而温度急剧下降（一般都降低摄氏３０度左右），即使在夏天，也将变得和冬天一样寒冷，甚至比冬天更加寒冷。江河湖泊冰封，植物因停止光合作用而枯萎，恶劣的气候和放射性沾染，使农作物颗粒无收或无法食用。核战争中即使有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也将饥寒交迫，一片混乱，面对一个死寂的、流行病蔓延的、没有白天和温暖的世界，很难生存下去。一些科学家断言，如果发生大规模热核战争，就很可能把北半球的现代文明彻底摧毁，甚至可能把人类拖入灭绝的可怕深渊。他们认为，大规模热核战争，对于整个地球上的生命，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严格说来，"核冬天"理论还只是一个推测，并没有也不可能用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这就难免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核冬天"理论是否有充分的根据？
不过从８０年代初到现在，不论是提出这一理论的科学家，还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政治家，都越来越对"核冬天"理论坚信不移或兴趣越来越浓了。
“核冬天"理论的主要依据有四个。
（１）恐龙灭绝。据研究，恐龙对地球的统治旷日持久，达到２亿年。它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最有成就的动物。可是在６５００万年之前的白垩纪，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强大的恐龙却全部灭绝了。
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一剧变是由小行星或彗星与地球发生碰撞引起的。一颗直径为６英里的小行星在与地球碰撞时，会把相当于它体积６０倍的岩石粉末抛射到大片层中，其中很小一部分——恐怕有１０亿吨重的粉尘——曾在高度为１０英里或１０英里以上的地方进入大片层同温层，并在同温层滞留数年之久，逐渐蔓延至整个地球上空。这样，就使地球失去了光明，使光合作用不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的中断，又会导致陆生植物、浮游生物以及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出现大范围的死亡。恐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灭绝的。
“核冬天"理论的提出者把恐龙的灭绝与"核冬天"联系起来，认为足够大的行星猛烈撞击地球，与大规模核战争发生时把大量尘埃抛向天空，遮断阳光，引起全球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两个过程的效应是一样的。
（２）火星表面极为寒冷。１９７１年，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天文学教授卡尔·萨根博士为首的一批天文学家，对"水平—９号"宇宙探测其从火星上发回地球的关于火星尘爆的信息，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发现，尘爆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现象：火星上空大片层的温度很高，而火星表面却正好相反，显得极为寒冷。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反差呢？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火星上空大片层温度高，是由于火星上空的尘埃层吸收了巨量太阳辐射的结果；火星表面的低温、寒冷，则是由于火星尘埃的阻隔，使火星表面照不到阳光所致。由此可见，核尘埃达到一定的浓度和厚度，"一手遮天"，遮断阳光，造成“核冬天"不是没有可能的。
（３）火山爆发时造成某些地区没有夏季。历史记载中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发生于１８１５年４月１０日和１１日。当时，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腊火山（高约４２７０米）的１３B被抛向空中，不仅造成该岛和与之毗邻的另一个岛上至少８。８万人丧生，而且把大量火山灰喷向高空，这些火山灰不久就飘落到１０００英里远的地方。被抛射到大片层的火山灰的体积总共有１００立方英里。遮天蔽日的火山灰，使方圆３００英里的范围内，即使到了中午时分，天空仍然是一片漆黑。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两天。
不仅如此，这次火山爆发还在欧洲和北美造成了"无夏之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烟柱高达１０—２０英里，一直进入大气层的最高层——同温层。由小颗粒的火山灰所构成的一片巨大的烟云，逐渐在地球上空扩散开来，并在次年夏季飘游到欧洲、北美上空，遮断阳光，导致那里１８１６年夏天的消失。
（４）广岛盛夏的寒冷。据广岛核浩劫中的幸存者回忆说，原子弹爆炸之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天空异常黑暗，虽然时值盛夏，却使人感到格外寒冷。这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核爆炸，在不大的范围内所造成的一次"核冬天"。大规模的核爆炸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核冬天"，情况无疑会更加严重。两种情况的道理则是相同的。
研究者从已搜集到的论据中得出了三个结论：（１）尘埃，尤其是烟尘，其中包含核爆炸时产生的烟云，假如在空中达到足够的浓度和密度，而且持续一定的时间，笼罩了地球，那么，整个地球就将处于严寒和黑暗之中。（２）"核冬天"是一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的灾变。尤其是核大战带来的"核冬天"如果发生在春季或夏季，由于日照的锐减和严寒的侵袭，那么，不仅河流和山涧都将封冻，而且大部分庄稼和其他植物，其中包括树木都会遭到毁灭，许多动物也将死于饥饿和寒冷。日照水平和气温也许３个月之后可能恢复到正常，然而"核冬天"所造成的大毁灭已无法挽回。（３）人类很难经得起核大战的摧残。有人指出，即使北半球有相当多的人在核战争的直接杀伤下得以死里逃生，也很难想象他们怎样应付随之而来的寒冷、饥饿、电力缺乏、供水不足、污水系统堵塞中断、交通运输困难、流行病、医疗救援匮乏、几乎无处不在的核污染、战后产生的巨大心理压抑等一大堆问题。
另外，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将造成尸横遍野的恐怖景象，战后数十亿人和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埋葬，那些耐寒的以死尸、腐物为食的动物很可能恶性膨胀、大量繁殖。那时候，人们面临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以老鼠、蟑螂、苍蝇为主的幸存生物的世界。
当然，"核冬天"理论所描述的细枝末节未必完全可信。这个理论所包含的某些推测，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这一理论的主要之点却是可信的，即大规模的核爆炸，无疑将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早在１９５３年，世界武器库中储备的核武器，就已经超过了足以引起严酷"核冬天"的限度。随后，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更是与日俱增。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忡忡，反复提醒人们警惕核大战的发生。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一些杰出的生物学家在华盛顿集会，他们在讨论大规模核战争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时所得出的一致意见是：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分散的幸存者根本不可能再繁殖人口。他们可能生存几十年或一个世纪，然后消失。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排除大规模的核战争会毁灭人类这一可能性。
当然，核战争、"核冬天"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核冬天"并不是人类的必然归宿，对原子裂变的控制，与一旦发生就将主宰人类命运的"核冬天"，也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核大战、"核冬天"的危险不能绝对排除。也许，人们对核恶魔、核妖怪的惨绝人寰认识得越是清楚，越是充分，核大战、“核冬天"降临的危险就会越少，人类的安全就会越有保障。
１．５酣睡的理智与理智的呼唤
“理智的酣睡会产生出怪物。"这是伟大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名言。如果理智地深入思考过核战争或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或结局，就很难想象还会提出"有限的"或“旷日持久的"核战争、"可以取胜的"全面核战争之类怪诞、荒谬的主张。提出这类主张是丧尽理智的行为，或者说是理智酣睡的表现。
帮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理智非凡，在核武器竞赛中却由于理智的昏睡而近似于疯狂。当他得知苏联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之后，曾大发雷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使美国永远保持核优势，因此，他作出的反应是，生产一个威力更大的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应比原有的原子弹大一百倍，实际上是要制造一个用核聚变引爆的氢弹。１９４９年秋天，他发动了一场制造"超级原子弹"（当时对氢弹的称呼）的运动。他试图说服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决策者，一旦拥有这一神奇的破坏力极大的核武器，美国就能再次夺取对苏联的核优势。可是，理智的酣睡却妨碍了他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考。例如，如果竞赛双方都想夺取核优势，那么你争我夺的局面何时何处才有止境和尽头？假如没有止境和尽头，双方所拥有的数量与日俱增和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究竟是祸还是福？假如没有止境和尽头，需要把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填入这竞赛的"黑洞"？
健全的理智教导人们认识善和恶，使人们的行为摆脱盲目热情和个人的不合理的欲望的驱使。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下旬，即特勒正紧锣密鼓地发动制造"超级原子弹"之时，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原子委员会却一致投票，反对研制新原子弹。他征询了其他成员的意见，公开的表态是认为有技术问题：“超级原子弹"太大，它将使用太多的可裂变燃料。实质上是他对研制这一武器持保留态度，不赞成制造氢弹是出于道德考虑。他警告说：“超级原子弹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仅限于军事目标，而实际上几乎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武器。”
历史上纳粹原子弹未响之谜的谜底，不少研究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现代物理学的泰斗之一沃纳·海森堡。
德国本是现代物理学的发祥地。二次大战开始时，"第三帝国"不仅在创制原子弹理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获得至关重要的核材料的工业实力，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奥托·哈恩、主持纳粹德国原子弹科研工作的海森堡。海森堡年仅３１岁时，就因其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成绩而荣获诺贝尔奖。他不仅首创测不准原理，而且在本世纪初创立新的原子模型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纳粹政权在短时期内就改善了许多创新性的战争机器，如自动武器、喷气式发动机和第一枚进入太空的火箭等，但是核武器的制造，甚至任何一样与核武器接近的装置，都与纳粹德国无缘。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德国在研究核武器可行性方面的工作，仅处于小规模、半投入状态，尽管早在１９３８年奥托·哈恩就发现重原子能以能量爆发的形式发生裂变。
原来有人认为，纳粹政权想要拥有原子武器的幻想破灭，是因为海森堡在关键性的技术上没有取得突破。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纳粹原子弹未响应归功于科学家的理智。
战后，海森堡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声明，声称自己在为纳粹研制核武器时良心感到不安，因而和同事们一起，避开了对原子弹的研究，转而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此外，他还认为，战时的德国也根本不可能实施一项类似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计划。
出自当事人的声明，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然而在海森堡１９７６年去世十多年之后，人们却得到了与他自己声明的内容一致的新证据，证明了海森堡是一位暗中阻止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智者，而不是一位不合格的原子弹专家。
前不久英国报界披露了如下情况：１９４５年，海森堡等１０位德国核科学家（其中３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英国的一座农场宅第中被拘禁了６个月。英国情报人员在宅第中每个房间都暗藏窃听器，录下了这些科学家在房间里的一切谈话。录音表明，这些科学家当时对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一天深夜，海森堡对奥托·哈恩说：“格拉克是我们当中唯一盼望德国获胜的人。"他还向哈恩介绍了制造原子弹的过程，讲得很详细，其中还讲到"反射器"和"临界质量"等制造原子弹的核心部分。一星期以后，海森堡对他的同事们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而他的同事们似乎是第一次听说原子武器的可能性。这表明海森堡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早已洞若观火，却没有在这以前对同事们讲过这些内容。
值得深思的是，假如丧失理智的希特勒加上理智酣睡而又掌握了核武器制造秘密的科学家，会产生出怎样的怪物，使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理智酣睡的最突出表现是人类多次被拖进世界大战乃至核大战的边缘。有人通过统计得出，从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６０年代末，世界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１３２场，占战后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总数的７２．５％，爆发的频率大约是每两个月一场。这一阶段所爆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乃至危机，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每一冲突都带有美苏对抗的性质，或者都有美苏两大国的影子出现，其中有的冲突明显地孕育着核大战的危险。
据美国已经解密的材料透露，美国曾制定了众多的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准备进行有限或全面核战争。在多次局部战争和冲突中，美苏曾多次想下手对第三国实施核打击。１９７２年，莫斯科宣称，它曾四次使中国免遭美国的核攻击；１９７３年春，美国官员们私下里暗示，美国同中国的接触，正在使中国免遭苏联的核攻击。这些话当然很难使人完全相信，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两个超级大国都曾试图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透露，战后美国讨论使用核武器的次数不下３０次。
美国的"世界末日计划"和前苏联深挖洞建地下城，都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核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过。
１９９２年报载：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奥姆斯特德空军基地就驻扎了一支精锐部队——第２８５７试验中队。试验中队由直升机飞行员和机组成员组成。６０年代，这个试验中队被调到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一直驻扎到１９７０年。
中队的公开身份是"遇险军人和平民救援分队"，但其真正使命却是在发现有核突袭迹象时抢救总统。具体行动计划是，一旦发现有核突袭迹象，立即扑向白宫，迅速而秘密地将总统带走，送往早已挖好的山洞掩体或停泊在大西洋岸边的、通讯设备齐全的"北安起顿号"军舰上。
试验中队的直升机里还装备着防毒面具、撬棍和乙炔手枪，以便打通埋在白宫下面的"总统地堡"的墙壁。如果飞行员未能突破墙壁，第二支整装待发的救援队将用品重机将总统救出。队员们全副武装，身着重达２０磅的防核保护服。帆布包内还装有额外的防辐射服，供总统和平家庭成员使用。这是美国在冷战时代曾严格保密的"前哨使命"计划。
然而，"前哨使命"仅是美国庞大而神秘的核袭击应变计划——"世界末日计划"——的一部分。
“世界末日计划"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初具规模。政府每年都要依照计划举行大规模演习。“地下五角大楼"设在弗吉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附近，代号为"高点"；国会避难所在该州萨尔佛温泉旁边的豪华别墅下面的地层深处；总统和内阁成员的主要避难所是深埋在超硬绿岩结构的山中、面积达２０万平方英尺的气象山基地。几乎每一个联邦机构都有自己的“世界末日计划"存放在各自机构的地下室和迁移地内。
假想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末日计划"已显得不合时宜。因此，苏联解体后，避难所或准备封存，或改为他用。
在冷战时期，想到核袭击的大难临头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决策者。前苏联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为逃避核袭击，也建立了莫斯科地下城。
地下城有好几层，最深处为９００英尺。地下城是６０年代开始修建的，到７０年代中期竣工，比美国人在弗吉尼亚山中为总统在核战争中使用而修建的掩体更为先进。地下城里有电影院和游泳池；地下城的巨大仓库里贮存着大批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足够让党的上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多达３万人——过上３０年。如果发生核战争，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地面上放射性消失后再出地面。
为了唤醒酣睡的理智，科学家们把目光转向历史，从历史的角度发出理智的呼唤：核大战可能断送人类文明！这呼唤，似乎是"核冬天"理论的一种回声。
有些科学家认为，太平洋地区原先有过进步的文明：不仅有丰富的知识和长程航海的能力，而且有建筑大城市的技巧。但是，后来这些地区由于突然的剧变毁灭了辉煌的文明，才导致各个岛屿孤立不相往来和土著文化水平极低的现象。
今天的核武启发展历史不到半个世纪，却积聚了如此巨大和骇人听闻的毁灭、杀伤力。这个事实和许多历史线索，都使联想丰富的科学家从历史中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许多科学家，其中包括最初发明核弹的几个科学家，都深信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史前曾进行过一场核大战。
美国原子弹计划主持人，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对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史诗中记载了史前人类发生核大战的情形。《摩诃婆罗多》是这样描述一种神秘武器的：
这是一枚弹丸，
却拥有整个宇宙的威力。
一股赤热的烟雾与火焰
明亮如一千个太阳，
缓缓升起，光彩夺目……
这是一种神秘武器，
是钢铁的雷电，
死神的巨大使者
把整个伏里斯尼斯和安哈克拉斯民族
烧成灰烬……
不仅如此，而且全球各地都充斥着各种传说与古籍，描写类似于使用核武器时的情景。有的传说这样描绘史前的一场大战：飞翔在空中的战车，把可怕的新死亡洒落在敌人身上，可怕的铁制弹丸凌空而降，夷平房舍，毁灭整个种族。
科学家们断言史前人类发生过核大战，除文字记载的根据外，还有考古学上的证据。
考古学家曾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发现类似古代大城市的广大地区，而这些城市却未曾记载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史籍中。在太平洋复活节岛上也曾发现这类文明的遗迹。
在这些古城遗迹挖出的尸骸散布各处，其姿势和古代庞贝古城所挖出的尸首十分相似，显示出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没有逃生的机会。研究死亡的原因时发现，这些古城不曾有发生过地震的迹象，可是死者的骨骸却无一例外地含有足以与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相似的辐射线含量。
在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河谷，考古学家也发现并挖掘到几个与印度河谷类似的古代文明的遗迹。一层层地挖下去，他们挖掘到曾经在这儿居住的巴比伦、查尔丁、苏摩林文明，以及约８０００年前的几个史前文明。最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最底下一层，考古学家挖出了类似熔合玻璃的东西。科学家最初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直到后来美国在内华达州核试爆场留下了与这种遗留物完全相同的熔合玻璃，科学家才恍然大悟。
关于史前人类发生过一场核大战的判断是否能成立，是不宜轻下断语的，但即使这一判断不能在短期内被证实，也不失为一种表达忧患意识的理智的呼唤。它提醒人们：核大战可能彻底摧毁人类文明，担心核大战灭绝种族乃至人类并不是杞人忧天。
发现核大战可能带来灭绝人类的"核冬天"效应，是近年来科学研究所取得的一项引人瞩目的成果。
不论天晴、天阴还是滂沱大雨，由于我们每天都和阳光打交道，自然而然地接受或强或弱的阳光照射，所以从来没有感到过阳光的宝贵。其实，人类需要太阳，就与需要空气一样。太阳是我们的生命维生素，没有太阳，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就会患病，我们的地球就将漆黑一片，死气沉沉。
有史以来，长崎暗无天日的事情在地球上没有发生过，但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据研究，如果真的发生核大战，核恶魔就可能一手遮天，在几个月内剥夺我们重见天日的权利，从而引起影响全球生态系统的"核冬天"效应。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联邦德国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就开始发表其有份量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有根有据地阐述惊世骇俗的"核冬天"理论。
“核冬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场５０亿吨当量的核爆炸所掀起的尘埃和引起的大火，必产生大约２２５００万吨的烟云。这些核烟云升空，将会把地球或北半球笼罩起来，遮挡住阳光对地面的照射。
由于烟云遮盖，天昏地暗，地球上几乎没有白天，因而温度急剧下降（一般都降低摄氏３０度左右），即使在夏天，也将变得和冬天一样寒冷，甚至比冬天更加寒冷。江河湖泊冰封，植物因停止光合作用而枯萎，恶劣的气候和放射性沾染，使农作物颗粒无收或无法食用。核战争中即使有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也将饥寒交迫，一片混乱，面对一个死寂的、流行病蔓延的、没有白天和温暖的世界，很难生存下去。一些科学家断言，如果发生大规模热核战争，就很可能把北半球的现代文明彻底摧毁，甚至可能把人类拖入灭绝的可怕深渊。他们认为，大规模热核战争，对于整个地球上的生命，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严格说来，"核冬天"理论还只是一个推测，并没有也不可能用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这就难免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核冬天"理论是否有充分的根据？
不过从８０年代初到现在，不论是提出这一理论的科学家，还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政治家，都越来越对"核冬天"理论坚信不移或兴趣越来越浓了。
“核冬天"理论的主要依据有四个。
（１）恐龙灭绝。据研究，恐龙对地球的统治旷日持久，达到２亿年。它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最有成就的动物。可是在６５００万年之前的白垩纪，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强大的恐龙却全部灭绝了。
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一剧变是由小行星或彗星与地球发生碰撞引起的。一颗直径为６英里的小行星在与地球碰撞时，会把相当于它体积６０倍的岩石粉末抛射到大片层中，其中很小一部分——恐怕有１０亿吨重的粉尘——曾在高度为１０英里或１０英里以上的地方进入大片层同温层，并在同温层滞留数年之久，逐渐蔓延至整个地球上空。这样，就使地球失去了光明，使光合作用不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的中断，又会导致陆生植物、浮游生物以及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出现大范围的死亡。恐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灭绝的。
“核冬天"理论的提出者把恐龙的灭绝与"核冬天"联系起来，认为足够大的行星猛烈撞击地球，与大规模核战争发生时把大量尘埃抛向天空，遮断阳光，引起全球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两个过程的效应是一样的。
（２）火星表面极为寒冷。１９７１年，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天文学教授卡尔·萨根博士为首的一批天文学家，对"水平—９号"宇宙探测其从火星上发回地球的关于火星尘爆的信息，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发现，尘爆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现象：火星上空大片层的温度很高，而火星表面却正好相反，显得极为寒冷。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反差呢？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火星上空大片层温度高，是由于火星上空的尘埃层吸收了巨量太阳辐射的结果；火星表面的低温、寒冷，则是由于火星尘埃的阻隔，使火星表面照不到阳光所致。由此可见，核尘埃达到一定的浓度和厚度，"一手遮天"，遮断阳光，造成“核冬天"不是没有可能的。
（３）火山爆发时造成某些地区没有夏季。历史记载中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发生于１８１５年４月１０日和１１日。当时，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腊火山（高约４２７０米）的１３B被抛向空中，不仅造成该岛和与之毗邻的另一个岛上至少８。８万人丧生，而且把大量火山灰喷向高空，这些火山灰不久就飘落到１０００英里远的地方。被抛射到大片层的火山灰的体积总共有１００立方英里。遮天蔽日的火山灰，使方圆３００英里的范围内，即使到了中午时分，天空仍然是一片漆黑。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两天。
不仅如此，这次火山爆发还在欧洲和北美造成了"无夏之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烟柱高达１０—２０英里，一直进入大气层的最高层——同温层。由小颗粒的火山灰所构成的一片巨大的烟云，逐渐在地球上空扩散开来，并在次年夏季飘游到欧洲、北美上空，遮断阳光，导致那里１８１６年夏天的消失。
（４）广岛盛夏的寒冷。据广岛核浩劫中的幸存者回忆说，原子弹爆炸之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天空异常黑暗，虽然时值盛夏，却使人感到格外寒冷。这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核爆炸，在不大的范围内所造成的一次"核冬天"。大规模的核爆炸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核冬天"，情况无疑会更加严重。两种情况的道理则是相同的。
研究者从已搜集到的论据中得出了三个结论：（１）尘埃，尤其是烟尘，其中包含核爆炸时产生的烟云，假如在空中达到足够的浓度和密度，而且持续一定的时间，笼罩了地球，那么，整个地球就将处于严寒和黑暗之中。（２）"核冬天"是一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的灾变。尤其是核大战带来的"核冬天"如果发生在春季或夏季，由于日照的锐减和严寒的侵袭，那么，不仅河流和山涧都将封冻，而且大部分庄稼和其他植物，其中包括树木都会遭到毁灭，许多动物也将死于饥饿和寒冷。日照水平和气温也许３个月之后可能恢复到正常，然而"核冬天"所造成的大毁灭已无法挽回。（３）人类很难经得起核大战的摧残。有人指出，即使北半球有相当多的人在核战争的直接杀伤下得以死里逃生，也很难想象他们怎样应付随之而来的寒冷、饥饿、电力缺乏、供水不足、污水系统堵塞中断、交通运输困难、流行病、医疗救援匮乏、几乎无处不在的核污染、战后产生的巨大心理压抑等一大堆问题。
另外，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将造成尸横遍野的恐怖景象，战后数十亿人和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埋葬，那些耐寒的以死尸、腐物为食的动物很可能恶性膨胀、大量繁殖。那时候，人们面临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以老鼠、蟑螂、苍蝇为主的幸存生物的世界。
当然，"核冬天"理论所描述的细枝末节未必完全可信。这个理论所包含的某些推测，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这一理论的主要之点却是可信的，即大规模的核爆炸，无疑将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早在１９５３年，世界武器库中储备的核武器，就已经超过了足以引起严酷"核冬天"的限度。随后，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更是与日俱增。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忡忡，反复提醒人们警惕核大战的发生。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一些杰出的生物学家在华盛顿集会，他们在讨论大规模核战争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时所得出的一致意见是：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分散的幸存者根本不可能再繁殖人口。他们可能生存几十年或一个世纪，然后消失。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排除大规模的核战争会毁灭人类这一可能性。
当然，核战争、"核冬天"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核冬天"并不是人类的必然归宿，对原子裂变的控制，与一旦发生就将主宰人类命运的"核冬天"，也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核大战、"核冬天"的危险不能绝对排除。也许，人们对核恶魔、核妖怪的惨绝人寰认识得越是清楚，越是充分，核大战、“核冬天"降临的危险就会越少，人类的安全就会越有保障。
１．５酣睡的理智与理智的呼唤
“理智的酣睡会产生出怪物。"这是伟大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名言。如果理智地深入思考过核战争或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或结局，就很难想象还会提出"有限的"或“旷日持久的"核战争、"可以取胜的"全面核战争之类怪诞、荒谬的主张。提出这类主张是丧尽理智的行为，或者说是理智酣睡的表现。
帮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理智非凡，在核武器竞赛中却由于理智的昏睡而近似于疯狂。当他得知苏联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之后，曾大发雷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使美国永远保持核优势，因此，他作出的反应是，生产一个威力更大的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应比原有的原子弹大一百倍，实际上是要制造一个用核聚变引爆的氢弹。１９４９年秋天，他发动了一场制造"超级原子弹"（当时对氢弹的称呼）的运动。他试图说服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决策者，一旦拥有这一神奇的破坏力极大的核武器，美国就能再次夺取对苏联的核优势。可是，理智的酣睡却妨碍了他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考。例如，如果竞赛双方都想夺取核优势，那么你争我夺的局面何时何处才有止境和尽头？假如没有止境和尽头，双方所拥有的数量与日俱增和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究竟是祸还是福？假如没有止境和尽头，需要把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填入这竞赛的"黑洞"？
健全的理智教导人们认识善和恶，使人们的行为摆脱盲目热情和个人的不合理的欲望的驱使。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下旬，即特勒正紧锣密鼓地发动制造"超级原子弹"之时，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原子委员会却一致投票，反对研制新原子弹。他征询了其他成员的意见，公开的表态是认为有技术问题：“超级原子弹"太大，它将使用太多的可裂变燃料。实质上是他对研制这一武器持保留态度，不赞成制造氢弹是出于道德考虑。他警告说：“超级原子弹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仅限于军事目标，而实际上几乎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武器。”
历史上纳粹原子弹未响之谜的谜底，不少研究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现代物理学的泰斗之一沃纳·海森堡。
德国本是现代物理学的发祥地。二次大战开始时，"第三帝国"不仅在创制原子弹理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获得至关重要的核材料的工业实力，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奥托·哈恩、主持纳粹德国原子弹科研工作的海森堡。海森堡年仅３１岁时，就因其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成绩而荣获诺贝尔奖。他不仅首创测不准原理，而且在本世纪初创立新的原子模型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纳粹政权在短时期内就改善了许多创新性的战争机器，如自动武器、喷气式发动机和第一枚进入太空的火箭等，但是核武器的制造，甚至任何一样与核武器接近的装置，都与纳粹德国无缘。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德国在研究核武器可行性方面的工作，仅处于小规模、半投入状态，尽管早在１９３８年奥托·哈恩就发现重原子能以能量爆发的形式发生裂变。
原来有人认为，纳粹政权想要拥有原子武器的幻想破灭，是因为海森堡在关键性的技术上没有取得突破。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纳粹原子弹未响应归功于科学家的理智。
战后，海森堡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声明，声称自己在为纳粹研制核武器时良心感到不安，因而和同事们一起，避开了对原子弹的研究，转而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此外，他还认为，战时的德国也根本不可能实施一项类似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计划。
出自当事人的声明，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然而在海森堡１９７６年去世十多年之后，人们却得到了与他自己声明的内容一致的新证据，证明了海森堡是一位暗中阻止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智者，而不是一位不合格的原子弹专家。
前不久英国报界披露了如下情况：１９４５年，海森堡等１０位德国核科学家（其中３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英国的一座农场宅第中被拘禁了６个月。英国情报人员在宅第中每个房间都暗藏窃听器，录下了这些科学家在房间里的一切谈话。录音表明，这些科学家当时对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一天深夜，海森堡对奥托·哈恩说：“格拉克是我们当中唯一盼望德国获胜的人。"他还向哈恩介绍了制造原子弹的过程，讲得很详细，其中还讲到"反射器"和"临界质量"等制造原子弹的核心部分。一星期以后，海森堡对他的同事们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而他的同事们似乎是第一次听说原子武器的可能性。这表明海森堡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早已洞若观火，却没有在这以前对同事们讲过这些内容。
值得深思的是，假如丧失理智的希特勒加上理智酣睡而又掌握了核武器制造秘密的科学家，会产生出怎样的怪物，使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理智酣睡的最突出表现是人类多次被拖进世界大战乃至核大战的边缘。有人通过统计得出，从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６０年代末，世界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１３２场，占战后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总数的７２．５％，爆发的频率大约是每两个月一场。这一阶段所爆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乃至危机，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每一冲突都带有美苏对抗的性质，或者都有美苏两大国的影子出现，其中有的冲突明显地孕育着核大战的危险。
据美国已经解密的材料透露，美国曾制定了众多的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准备进行有限或全面核战争。在多次局部战争和冲突中，美苏曾多次想下手对第三国实施核打击。１９７２年，莫斯科宣称，它曾四次使中国免遭美国的核攻击；１９７３年春，美国官员们私下里暗示，美国同中国的接触，正在使中国免遭苏联的核攻击。这些话当然很难使人完全相信，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两个超级大国都曾试图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透露，战后美国讨论使用核武器的次数不下３０次。
美国的"世界末日计划"和前苏联深挖洞建地下城，都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核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过。
１９９２年报载：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奥姆斯特德空军基地就驻扎了一支精锐部队——第２８５７试验中队。试验中队由直升机飞行员和机组成员组成。６０年代，这个试验中队被调到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一直驻扎到１９７０年。
中队的公开身份是"遇险军人和平民救援分队"，但其真正使命却是在发现有核突袭迹象时抢救总统。具体行动计划是，一旦发现有核突袭迹象，立即扑向白宫，迅速而秘密地将总统带走，送往早已挖好的山洞掩体或停泊在大西洋岸边的、通讯设备齐全的"北安起顿号"军舰上。
试验中队的直升机里还装备着防毒面具、撬棍和乙炔手枪，以便打通埋在白宫下面的"总统地堡"的墙壁。如果飞行员未能突破墙壁，第二支整装待发的救援队将用品重机将总统救出。队员们全副武装，身着重达２０磅的防核保护服。帆布包内还装有额外的防辐射服，供总统和平家庭成员使用。这是美国在冷战时代曾严格保密的"前哨使命"计划。
然而，"前哨使命"仅是美国庞大而神秘的核袭击应变计划——"世界末日计划"——的一部分。
“世界末日计划"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初具规模。政府每年都要依照计划举行大规模演习。“地下五角大楼"设在弗吉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附近，代号为"高点"；国会避难所在该州萨尔佛温泉旁边的豪华别墅下面的地层深处；总统和内阁成员的主要避难所是深埋在超硬绿岩结构的山中、面积达２０万平方英尺的气象山基地。几乎每一个联邦机构都有自己的“世界末日计划"存放在各自机构的地下室和迁移地内。
假想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末日计划"已显得不合时宜。因此，苏联解体后，避难所或准备封存，或改为他用。
在冷战时期，想到核袭击的大难临头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决策者。前苏联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为逃避核袭击，也建立了莫斯科地下城。
地下城有好几层，最深处为９００英尺。地下城是６０年代开始修建的，到７０年代中期竣工，比美国人在弗吉尼亚山中为总统在核战争中使用而修建的掩体更为先进。地下城里有电影院和游泳池；地下城的巨大仓库里贮存着大批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足够让党的上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多达３万人——过上３０年。如果发生核战争，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地面上放射性消失后再出地面。
为了唤醒酣睡的理智，科学家们把目光转向历史，从历史的角度发出理智的呼唤：核大战可能断送人类文明！这呼唤，似乎是"核冬天"理论的一种回声。
有些科学家认为，太平洋地区原先有过进步的文明：不仅有丰富的知识和长程航海的能力，而且有建筑大城市的技巧。但是，后来这些地区由于突然的剧变毁灭了辉煌的文明，才导致各个岛屿孤立不相往来和土著文化水平极低的现象。
今天的核武启发展历史不到半个世纪，却积聚了如此巨大和骇人听闻的毁灭、杀伤力。这个事实和许多历史线索，都使联想丰富的科学家从历史中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许多科学家，其中包括最初发明核弹的几个科学家，都深信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史前曾进行过一场核大战。
美国原子弹计划主持人，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对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史诗中记载了史前人类发生核大战的情形。《摩诃婆罗多》是这样描述一种神秘武器的：
这是一枚弹丸，
却拥有整个宇宙的威力。
一股赤热的烟雾与火焰
明亮如一千个太阳，
缓缓升起，光彩夺目……
这是一种神秘武器，
是钢铁的雷电，
死神的巨大使者
把整个伏里斯尼斯和安哈克拉斯民族
烧成灰烬……
不仅如此，而且全球各地都充斥着各种传说与古籍，描写类似于使用核武器时的情景。有的传说这样描绘史前的一场大战：飞翔在空中的战车，把可怕的新死亡洒落在敌人身上，可怕的铁制弹丸凌空而降，夷平房舍，毁灭整个种族。
科学家们断言史前人类发生过核大战，除文字记载的根据外，还有考古学上的证据。
考古学家曾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发现类似古代大城市的广大地区，而这些城市却未曾记载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史籍中。在太平洋复活节岛上也曾发现这类文明的遗迹。
在这些古城遗迹挖出的尸骸散布各处，其姿势和古代庞贝古城所挖出的尸首十分相似，显示出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没有逃生的机会。研究死亡的原因时发现，这些古城不曾有发生过地震的迹象，可是死者的骨骸却无一例外地含有足以与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相似的辐射线含量。
在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河谷，考古学家也发现并挖掘到几个与印度河谷类似的古代文明的遗迹。一层层地挖下去，他们挖掘到曾经在这儿居住的巴比伦、查尔丁、苏摩林文明，以及约８０００年前的几个史前文明。最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最底下一层，考古学家挖出了类似熔合玻璃的东西。科学家最初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直到后来美国在内华达州核试爆场留下了与这种遗留物完全相同的熔合玻璃，科学家才恍然大悟。
关于史前人类发生过一场核大战的判断是否能成立，是不宜轻下断语的，但即使这一判断不能在短期内被证实，也不失为一种表达忧患意识的理智的呼唤。它提醒人们：核大战可能彻底摧毁人类文明，担心核大战灭绝种族乃至人类并不是杞人忧天。
２．核阴云飞渡朝鲜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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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发生在核时代初期，是核时代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冲突，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
美国当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５年前，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对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起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抢在大战结束之前，检验一下原子弹的实战威力，向全世界显示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和核威慑力量，树立美国的核大国的威慑形象。由于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核阴云几度濒临朝鲜、中国上空，战场上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影。
２．１朝鲜半岛烽烟突起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拂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像止不住的火山一样，来势汹涌地爆发了。
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空军、海军部队给予南朝鲜部队掩护支持，下令把美国海军第７舰队部署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水域，并且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十几个国家出兵侵略朝鲜。３天后，美国陆军第８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朝鲜半岛局势急剧恶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半岛的矛盾由来已久。
１９１０年，朝鲜被日本完全占领。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承诺，在打败日本后，要"使朝鲜自由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苏、美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双方商定，大致以朝鲜半岛的３８度纬线，作为双方海空军的对日作战分界线。该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苏、美遂以三八线作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分界线，即三八线以北的日军向苏军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军投降。
美军在占领南朝鲜后，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垂涎欲滴，不能马上得手，便急不可待地在南朝鲜导演了"单独选举"的闹剧，把不得民心的李承晚扶上台。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５日，南朝鲜正式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之下，李承晚政府大肆扩军备战，不断向北方发出战争叫嚣。
在这种形势之下，北方于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５日宣布成立了以金日成为主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仅１９４９年一年之内，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就达１０００次以上。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南北朝鲜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战争打响后，北朝鲜人很快占领了汉城。南朝鲜政权不稳定，没有能力自卫，反抗薄弱。李承晚在南朝鲜得不到多少支持。李承晚被金日成的军队追赶到南方最后一个海港城市釜山时，虽然在那里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要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持，釜山也就早被攻破了。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４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与南朝鲜军队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连续进行了汉城战役、水原战役、大田战役、洛东江战役和釜山战役等５次战役。经过８０天的作战，由三八线推进至洛东江，歼灭南朝鲜军队和美军９．４万人，向南推进２５０—３５０公里。
战争一打响，美国人就用空军进行了干预，接着麦克阿瑟将军又从留守在日本的力量不足的驻军中，尽可能地抽调了一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战斗的头几天，美国人死伤惨重，一名师级少将作了俘虏，但还剩下足够的人员死守朝鲜南端的釜山滩头堡。同时，麦克阿瑟已在准备扭转战局的仁川两起进攻。美军仁川登陆，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全线撤退。至１０月中旬，人民军一直撤到北部中朝边境地区。他们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大炮、冲锋枪、机枪、机械装备和高射武器，几乎都落到了李承晚手里。
战争打响之前，朝鲜人民军的师团里都有苏联顾问，作为咨询人员，帮助金日成建设军队。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就召回了所有苏联顾问。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关于这件事，他曾问过斯大林"为什么"。斯大林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的顾问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过去曾担任列宁格勒省党委第二书记。在战时他虽然得了陆军中将的军衔，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职业军人，甚至从来没有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因此，他在战争中发表的见解，往往不如一个称职的在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军人。赫鲁晓夫曾建议斯大林派远东军区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去朝鲜，在幕后有效地帮助金日成进行战争，但是没有被采纳。
美军仁川登陆以后，战局逆转，朝鲜人民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一场大灾难威胁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２．２深谋远虑毅然出兵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得意忘形，狂妄地宣称，要在感恩节（１１月２３日）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
在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金日成首相派朝鲜人民军的次帅、内务相片一禹到中国丹东（今安东），向中国介绍朝鲜战场的情况和人民军的困难处境，他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请求中国出兵，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斗争。当时，敌军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急速北进，飞机狂轰滥炸，使人民军北撤的公路、铁路全被敌机破坏，人民军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
美国是世界进入核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科技先进，军队装备精良，而且拥有原子弹。它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是打的"联合国军"旗号，而且有英国等十来个国家参加。当时的美军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装备，机动性强，而且陆军地面火力很强，海空军占绝对优势。
我军装备处于明显的劣势，步兵就那么几门迫击炮，其他重一点的火炮都是缴获国民党的，用骡马牵引，运动、隐蔽都很困难，打仗主要是靠步枪和手榴弹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而且，我国新区的土改刚刚开始，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较量，胜负难卜，风险确实很大。
不过，我军并非没有任何优势。我军的优势是：正义之师，出师有名，士气高昂，政治上、道义上占绝对优势；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战术上机动灵活，善于从侧面迂回包抄，又善于分散、隐蔽；英勇善战，能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美军不仅吃苦耐劳精神差，而且后勤供应困难大，连喝的水都是从日本运来的。我军背靠祖国作战，离后方近，组织供应比较方便。然而不能不考虑美国手中的原子弹，这些核弹可以在刹那间把北京、上海变成第二个广岛或长崎。
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面对着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大难题，也不得不闭门谢客，左思右想，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考虑对策，一连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不仅包括是否应该出兵，还包括令谁为将，领兵出战，才能打败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而又从来没有与之直接较量过的敌人？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讲话，严厉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指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４日下午４点多，在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援助朝鲜出兵问题时，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然后慎重地指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也主张出兵，他认为，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说：“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他还认为，我们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
但在１０月４日政治局会议上，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要慎重。理由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对此没有把握。其次，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同美军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品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将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我国的空军尚未成立，美军掌握着制空权，因此，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这一建议实际上已被采纳。因此，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秘密访苏。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周恩来带了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和翻译师哲，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林彪当时正在莫斯科养病。１０月９日，他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飞抵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随后到了斯大林的休养所阿德列尔。午后即开始会谈，中方是周恩来、林彪，师哲任翻译。苏方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开门见山，说中国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斯大林也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他估计到，朝鲜如果没有外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斯大林的基本态度很坚决，即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斯大林认为，朝鲜人民军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被敌人消灭掉，不如早点撤退。
周恩来保持沉默。斯大林笑了笑又说，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南朝鲜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候，苏联，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谈不上了。敌人那时候随时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都可以来。
当时斯大林脑子里考虑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如何抗击美国侵略者，而是金日成如何撤退。斯大林已考虑好朝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方案。他认为，应答应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为的是以后重新进入朝鲜比较方便，他认为这比从苏联进入要容易得多。他提出，朝鲜的老弱病残和伤员，大部分都可以撤往苏联境内。斯大林建议，中苏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把商谈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再拖延时间。
随后，斯大林又提出了撤退之后抗美援朝的设想。基本想法还是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说，苏联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他认为，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起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苏联空军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总之，斯大林的基本思路是让中国人与美国打仗，苏联则提供武器和有限的空军支援。根据这个总的设想，斯大林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他认为，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苏联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
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来就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不是以莫斯科的指令、态度为根据。
周恩来一行与斯大林会谈后，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到达住处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周恩来接到电报是１０月９日晚。他在同莫洛托夫会面时，首先提到电报内容，希望对方把来电转告给斯大林，并与对方商谈了苏联供给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量。
早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调１３兵团紧急开赴东北，加强东北防务力量。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北京签署了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早在１０月５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时，毛泽东就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四野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了，所以想让你去。"彭德怀临危受命，没有推诿。当他急如星火地走马上任时，还不无幽默地说，他不算志愿军，"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鸭绿江上空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笼罩着江水两岸的大地。在这迷蒙而充满寒意的秋雨中，我军第４０、３９、４２、３８军和３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东、长甸河口、揖安三个鸭绿江渡口，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为严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渡江，至翌日晨４时停止，５时以前隐蔽完毕。
这时候，朝鲜形势更加严峻。到１０月２０日，侵朝敌军和李承晚军的兵力已达４２万人，拥有飞机１１００余架，各种军舰３００多艘。地面部队拥有５个军１５个师零两个旅，２３万余人。其中，美军３个军６个师，１２万余人，每师装备有坦克１５４辆，５７—１５５毫米口径的火炮３５２门；另有其他国家军队１．２万余人。当时金日成仅有３个多师在手上，其中一个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还有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隔在南边的部队正在逐渐地往北撤。
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听到中国出兵的日子定下来了，非常激动，眼含热泪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们要是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斯大林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虽然也看到了金日成的危险处境，但由于担心苏军支援朝鲜与美军对抗，将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世界各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世界格局，因此不愿出兵。中苏两党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协议，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由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我军。
可是，后来中国真的决定要出兵，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时，斯大林就犹豫了。他突然通知中国说，他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国力很弱，武器装备很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他认为，如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一旦中国人被打败，就有把苏联卷进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觉得与美国开战是危险之路，所以无论中国方面讲多少理由，提什么条件，他绝不同意派苏联空军去掩护中国军队入朝抗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领导经过商量，毅然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助朝鲜。直到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斯大林才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初决定投入一些空军部队。苏联空军中将格奥尔吉·阿格耶维奇·洛博夫和他的３０３师的部分部队从苏联远东调到中国东北丹东附近的一个机场。洛博夫不仅"直接受命于莫斯科"，而且行动严格保密。飞机上的苏联标记抹掉了，被涂上了中国的标记。飞行员不许戴身份证明牌而且还要签署保证书，保证不透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批部队穿的是中国军装，即卡其布上衣、蓝裤子和桔黄色长筒靴，后来一些部队装扮成朝鲜人。他们没有戴军衔，只戴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像章。为了保守秘密，不使任何苏联飞行员被俘，甚至不使人认出他们，于是禁止他们飞到海上，因为怕他们迫降到海面上，被美国人俘获；也不许他们靠近距战线６０公里以内的地方。
这些限制，意味着苏联人根本不能对地面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援，也不能对朝鲜半岛两边海岸附近强大的联合国海军（包括航空母舰）进行袭击；他们也不能追击被击坏或缺乏燃料的飞机，因为这些飞机都朝南或向海上飞去。实际上，斯大林从未允许足够的飞机投入战斗。一开始只有３２架飞机，而且都是米格—１５。后来在洛博夫一再要求下，飞机数目才增加到１５０架左右，其中包括经过改进的米格—１５。洛博夫说，他发现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无法完成。敌人比我们强大８倍到１０倍。我们只有战斗机，没有轰炸机。我们甚至没有一枚火箭。
美国说，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损失３３５０架飞机，相当于战争开始时投入前线飞机总数的１／４到１／３之间。其中只有１４７架是出于空战原因损失的，其余飞机是遭到地面炮火损失的。３个共产党国家所损失的１０００架飞机中，则有８５０架是在空战中被摧毁的。洛博夫说，苏联损失了数百架飞机。苏联飞行员死亡大约是２００多人。
事实说明，中国承担了朝鲜战争的全部风险，其中包括遭到核袭击的最大风险。倘若中国不派部队去朝鲜，一时冲动的麦克阿瑟从此打进了中国，斯大林会保卫中国吗？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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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发生在核时代初期，是核时代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冲突，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
美国当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５年前，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对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起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抢在大战结束之前，检验一下原子弹的实战威力，向全世界显示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和核威慑力量，树立美国的核大国的威慑形象。由于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核阴云几度濒临朝鲜、中国上空，战场上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影。
２．１朝鲜半岛烽烟突起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拂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像止不住的火山一样，来势汹涌地爆发了。
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空军、海军部队给予南朝鲜部队掩护支持，下令把美国海军第７舰队部署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水域，并且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十几个国家出兵侵略朝鲜。３天后，美国陆军第８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朝鲜半岛局势急剧恶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半岛的矛盾由来已久。
１９１０年，朝鲜被日本完全占领。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承诺，在打败日本后，要"使朝鲜自由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苏、美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双方商定，大致以朝鲜半岛的３８度纬线，作为双方海空军的对日作战分界线。该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苏、美遂以三八线作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分界线，即三八线以北的日军向苏军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军投降。
美军在占领南朝鲜后，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垂涎欲滴，不能马上得手，便急不可待地在南朝鲜导演了"单独选举"的闹剧，把不得民心的李承晚扶上台。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５日，南朝鲜正式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之下，李承晚政府大肆扩军备战，不断向北方发出战争叫嚣。
在这种形势之下，北方于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５日宣布成立了以金日成为主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仅１９４９年一年之内，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就达１０００次以上。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南北朝鲜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战争打响后，北朝鲜人很快占领了汉城。南朝鲜政权不稳定，没有能力自卫，反抗薄弱。李承晚在南朝鲜得不到多少支持。李承晚被金日成的军队追赶到南方最后一个海港城市釜山时，虽然在那里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要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持，釜山也就早被攻破了。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４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与南朝鲜军队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连续进行了汉城战役、水原战役、大田战役、洛东江战役和釜山战役等５次战役。经过８０天的作战，由三八线推进至洛东江，歼灭南朝鲜军队和美军９．４万人，向南推进２５０—３５０公里。
战争一打响，美国人就用空军进行了干预，接着麦克阿瑟将军又从留守在日本的力量不足的驻军中，尽可能地抽调了一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战斗的头几天，美国人死伤惨重，一名师级少将作了俘虏，但还剩下足够的人员死守朝鲜南端的釜山滩头堡。同时，麦克阿瑟已在准备扭转战局的仁川两起进攻。美军仁川登陆，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全线撤退。至１０月中旬，人民军一直撤到北部中朝边境地区。他们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大炮、冲锋枪、机枪、机械装备和高射武器，几乎都落到了李承晚手里。
战争打响之前，朝鲜人民军的师团里都有苏联顾问，作为咨询人员，帮助金日成建设军队。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就召回了所有苏联顾问。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关于这件事，他曾问过斯大林"为什么"。斯大林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的顾问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过去曾担任列宁格勒省党委第二书记。在战时他虽然得了陆军中将的军衔，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职业军人，甚至从来没有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因此，他在战争中发表的见解，往往不如一个称职的在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军人。赫鲁晓夫曾建议斯大林派远东军区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去朝鲜，在幕后有效地帮助金日成进行战争，但是没有被采纳。
美军仁川登陆以后，战局逆转，朝鲜人民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一场大灾难威胁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２．２深谋远虑毅然出兵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得意忘形，狂妄地宣称，要在感恩节（１１月２３日）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
在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金日成首相派朝鲜人民军的次帅、内务相片一禹到中国丹东（今安东），向中国介绍朝鲜战场的情况和人民军的困难处境，他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请求中国出兵，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斗争。当时，敌军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急速北进，飞机狂轰滥炸，使人民军北撤的公路、铁路全被敌机破坏，人民军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
美国是世界进入核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科技先进，军队装备精良，而且拥有原子弹。它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是打的"联合国军"旗号，而且有英国等十来个国家参加。当时的美军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装备，机动性强，而且陆军地面火力很强，海空军占绝对优势。
我军装备处于明显的劣势，步兵就那么几门迫击炮，其他重一点的火炮都是缴获国民党的，用骡马牵引，运动、隐蔽都很困难，打仗主要是靠步枪和手榴弹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而且，我国新区的土改刚刚开始，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较量，胜负难卜，风险确实很大。
不过，我军并非没有任何优势。我军的优势是：正义之师，出师有名，士气高昂，政治上、道义上占绝对优势；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战术上机动灵活，善于从侧面迂回包抄，又善于分散、隐蔽；英勇善战，能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美军不仅吃苦耐劳精神差，而且后勤供应困难大，连喝的水都是从日本运来的。我军背靠祖国作战，离后方近，组织供应比较方便。然而不能不考虑美国手中的原子弹，这些核弹可以在刹那间把北京、上海变成第二个广岛或长崎。
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面对着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大难题，也不得不闭门谢客，左思右想，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考虑对策，一连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不仅包括是否应该出兵，还包括令谁为将，领兵出战，才能打败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而又从来没有与之直接较量过的敌人？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讲话，严厉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指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４日下午４点多，在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援助朝鲜出兵问题时，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然后慎重地指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也主张出兵，他认为，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说：“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他还认为，我们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
但在１０月４日政治局会议上，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要慎重。理由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对此没有把握。其次，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同美军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品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将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我国的空军尚未成立，美军掌握着制空权，因此，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这一建议实际上已被采纳。因此，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秘密访苏。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周恩来带了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和翻译师哲，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林彪当时正在莫斯科养病。１０月９日，他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飞抵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随后到了斯大林的休养所阿德列尔。午后即开始会谈，中方是周恩来、林彪，师哲任翻译。苏方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开门见山，说中国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斯大林也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他估计到，朝鲜如果没有外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斯大林的基本态度很坚决，即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斯大林认为，朝鲜人民军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被敌人消灭掉，不如早点撤退。
周恩来保持沉默。斯大林笑了笑又说，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南朝鲜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候，苏联，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谈不上了。敌人那时候随时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都可以来。
当时斯大林脑子里考虑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如何抗击美国侵略者，而是金日成如何撤退。斯大林已考虑好朝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方案。他认为，应答应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为的是以后重新进入朝鲜比较方便，他认为这比从苏联进入要容易得多。他提出，朝鲜的老弱病残和伤员，大部分都可以撤往苏联境内。斯大林建议，中苏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把商谈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再拖延时间。
随后，斯大林又提出了撤退之后抗美援朝的设想。基本想法还是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说，苏联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他认为，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起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苏联空军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总之，斯大林的基本思路是让中国人与美国打仗，苏联则提供武器和有限的空军支援。根据这个总的设想，斯大林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他认为，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苏联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
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来就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不是以莫斯科的指令、态度为根据。
周恩来一行与斯大林会谈后，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到达住处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周恩来接到电报是１０月９日晚。他在同莫洛托夫会面时，首先提到电报内容，希望对方把来电转告给斯大林，并与对方商谈了苏联供给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量。
早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调１３兵团紧急开赴东北，加强东北防务力量。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北京签署了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早在１０月５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时，毛泽东就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四野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了，所以想让你去。"彭德怀临危受命，没有推诿。当他急如星火地走马上任时，还不无幽默地说，他不算志愿军，"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鸭绿江上空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笼罩着江水两岸的大地。在这迷蒙而充满寒意的秋雨中，我军第４０、３９、４２、３８军和３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东、长甸河口、揖安三个鸭绿江渡口，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为严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渡江，至翌日晨４时停止，５时以前隐蔽完毕。
这时候，朝鲜形势更加严峻。到１０月２０日，侵朝敌军和李承晚军的兵力已达４２万人，拥有飞机１１００余架，各种军舰３００多艘。地面部队拥有５个军１５个师零两个旅，２３万余人。其中，美军３个军６个师，１２万余人，每师装备有坦克１５４辆，５７—１５５毫米口径的火炮３５２门；另有其他国家军队１．２万余人。当时金日成仅有３个多师在手上，其中一个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还有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隔在南边的部队正在逐渐地往北撤。
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听到中国出兵的日子定下来了，非常激动，眼含热泪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们要是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斯大林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虽然也看到了金日成的危险处境，但由于担心苏军支援朝鲜与美军对抗，将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世界各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世界格局，因此不愿出兵。中苏两党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协议，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由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我军。
可是，后来中国真的决定要出兵，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时，斯大林就犹豫了。他突然通知中国说，他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国力很弱，武器装备很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他认为，如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一旦中国人被打败，就有把苏联卷进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觉得与美国开战是危险之路，所以无论中国方面讲多少理由，提什么条件，他绝不同意派苏联空军去掩护中国军队入朝抗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领导经过商量，毅然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助朝鲜。直到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斯大林才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初决定投入一些空军部队。苏联空军中将格奥尔吉·阿格耶维奇·洛博夫和他的３０３师的部分部队从苏联远东调到中国东北丹东附近的一个机场。洛博夫不仅"直接受命于莫斯科"，而且行动严格保密。飞机上的苏联标记抹掉了，被涂上了中国的标记。飞行员不许戴身份证明牌而且还要签署保证书，保证不透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批部队穿的是中国军装，即卡其布上衣、蓝裤子和桔黄色长筒靴，后来一些部队装扮成朝鲜人。他们没有戴军衔，只戴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像章。为了保守秘密，不使任何苏联飞行员被俘，甚至不使人认出他们，于是禁止他们飞到海上，因为怕他们迫降到海面上，被美国人俘获；也不许他们靠近距战线６０公里以内的地方。
这些限制，意味着苏联人根本不能对地面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援，也不能对朝鲜半岛两边海岸附近强大的联合国海军（包括航空母舰）进行袭击；他们也不能追击被击坏或缺乏燃料的飞机，因为这些飞机都朝南或向海上飞去。实际上，斯大林从未允许足够的飞机投入战斗。一开始只有３２架飞机，而且都是米格—１５。后来在洛博夫一再要求下，飞机数目才增加到１５０架左右，其中包括经过改进的米格—１５。洛博夫说，他发现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无法完成。敌人比我们强大８倍到１０倍。我们只有战斗机，没有轰炸机。我们甚至没有一枚火箭。
美国说，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损失３３５０架飞机，相当于战争开始时投入前线飞机总数的１／４到１／３之间。其中只有１４７架是出于空战原因损失的，其余飞机是遭到地面炮火损失的。３个共产党国家所损失的１０００架飞机中，则有８５０架是在空战中被摧毁的。洛博夫说，苏联损失了数百架飞机。苏联飞行员死亡大约是２００多人。
事实说明，中国承担了朝鲜战争的全部风险，其中包括遭到核袭击的最大风险。倘若中国不派部队去朝鲜，一时冲动的麦克阿瑟从此打进了中国，斯大林会保卫中国吗？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２．３麦克阿瑟黔驴技穷
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联合国安理会命令成立一个统一的朝鲜指挥部。第二天，杜鲁门总统提名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纽约时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夸奖和赞扬麦克阿瑟将军的。社论说：
“命运之神再也挑选不出另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赢得本国人民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一个第一流的战略家和富有灵感的领袖，他是一个在逆境的压力下有着无限耐心和冷静沉着的人，同样又是一个能采取大胆而果断行动的人。他在东方所获得的多年的经验，他对组织和供应的基本法则的全面掌握，他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这一切都是无价之宝。
“今天，美国的每个家庭都坚决相信，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执行杜鲁门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交给的任务，而且在光荣地有效地执行这个任务时毫不浪费人力物力，那么这个人就是在东京的那个优秀军人，这个军人已被充分地证明有能力为他的国家服务得很出色。”
麦克阿瑟资格很老，主观、倔强、傲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名将，都是他的部下。他当上将时，后来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过他的参谋长。巴顿那样骄狂，不服别人，但对麦克阿瑟却很服气。他战功赫赫，太平洋群岛之战是他的作战艺术杰作。仁川登陆成功，更使他增加了骄傲的资本，使他更是傲慢得目空一切。
仁川港位于朝鲜半岛中部，不但有狭窄的飞鱼峡作掩护，而且潮水变化大，落潮后近岸淤泥滩长达十余里，历来被视为登陆禁区。然而在９月月亮最圆的那一天，由于月亮和太阳引力的作用，短时间内潮水会比平时高出数米。碰到这种时候，险要的飞鱼峡和长长的淤泥滩，就会变成登陆人员上岸的坦途。麦克阿瑟让他２．５万名士兵在离敌人战线２００英里以外的仁川作为登陆点，确实收到了"出奇制胜"之效。
他的决策犯了许多禁忌，打破了一切两栖作战的规则，如登陆点没有沙滩，只有海堤；登陆点就在市中心，通道在敌军一座碉堡的控制之下；登陆艇需小心翼翼地通过容易埋雷的水道及那些礁岩和防波堤；水位低时，３２英尺高的海浪留下一片平坦的淤泥地。实际上，每个月适合于登陆的时间只有两天。美军的登陆成功地利用了潮汐规律，正好把日期选在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即那两天中的一天。
在１９５０年８月中旬的一次高级将领的会议上，麦克阿瑟发表演讲说：“我几乎都能听见命运的时针的嘀嗒声了，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将灭亡。仁川登陆将获得成功，它将拯救１０万人的生命。"麦克阿瑟本人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五千次中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实行这一计划的唯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突然性。
这次被称为"铬铁矿"的行动，以闪电式的袭击扭转了战局，给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出乎意料的打击。美军迅速重新占领了韩国的首都汉城，美国军队已到了边界，随时准备向北推进。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仁川登陆后对哈里曼说：“现在已经无法阻止麦克阿瑟了。"参议员诺兰警告说：现在停下来将是对"共产主义的绥靖"。
不仅右翼参议员，而且《纽约时报》都呼吁全面推进，“统一朝鲜"。
麦克阿瑟极为蔑视中国的士兵和工业能力，早就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中国如果不立即投降，就将全部被歼灭。
正当麦克阿瑟扩大朝鲜战争时，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向美国传递了如下信息：中国并不是好战的，但是倘若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或烧过中国边境，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１０月３日晨５点３５分，美国务卿艾奇逊就知道了中国所发出的警告。
英国人对潘尼迦传递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心，建议艾奇逊不要掉以轻心。但是艾奇逊对此不予重视。他反而批评印度大使是共产党的走狗，认为这"只不过是惊慌失措的潘尼迦的愚蠢想法"。他对英国人说：“这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恐吓，我们不应该过分紧张。”
麦克阿瑟也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不会参加进来，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
麦克阿瑟认为：“那时我们国家在军事上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强大。”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时，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干涉的问题回答说，由于美国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他说：“总统先生，可能性（指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引者）很少，中国在满洲有３０万部队，其中可能不超过１０万到１２．５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５万到６万人能够渡江作战。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他还很有把握地保证：“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８集团军撤到日本。”
在１０月２０日第８集团军进攻平壤时，麦克阿瑟认为这是北朝鲜彻底失败的象征。在他看来，"实际上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已全部停止，只剩下一些游击战来代替它"。
当志愿军已经入朝抗美，并于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１月５日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歼敌１．５万余人时，美国政界、军界开始感到不安和提出种种猜测。但坐镇日本东京进行遥控指挥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主力已过鸭绿江。亲临战场指挥的美军第８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曾几次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中共的主力部队已经参战。可是麦克阿瑟全听不进去。
以布莱德雷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麦克阿瑟的盲目崇拜，也同意他关于中国不会介入的看法。他们估计，中国人面临着三种可能：（１）为了边境的安全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２）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的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争；（３）为了彻底驱逐"联合国军"出朝鲜半岛而参战。
他们认为，在这三种可能的选择中，中国选择第一种方案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不敢也没有能力与美国较量；第二，在美军退守釜山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从仁川登陆的关键时刻，中国均未出兵参战，迟至美军旗近中朝边境才出兵，说明中国只是为了自己而无意于同美国较量；第三，第一次战役后中国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进击。这一情况更增强了美国的错误判断。
麦克阿瑟并没有把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放在眼里。这些中国人肩扛老式日本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只有战地指挥官的报告含有几分真实。他们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
然而事情不仅仅是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是正义之师，有自己的优势，而且被毛泽东派往朝鲜指挥作战的是能征善战的彭德怀。
彭德怀是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１９２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５军；１１月，率领红５军主力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一起坚持井岗山的斗争，为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大"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了东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团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行了延安保卫战。接着，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指挥了沙家店战役和宜瓦战役，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早在陕北，毛泽东就写过一首诗，对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大加赞扬：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把统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重任交给彭德怀，这是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
我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连续作战两个多月，胜利地进行了三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５日，歼敌１。５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１１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２４日，共歼敌３．６万余人，不仅于１２月６日收复了平壤，而且基本上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歼敌１．９万余人，不仅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４日晚解放了汉城，１月８日攻占仁川，而且向前推进了８０至１１０公里，将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
直到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已经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于是惊慌失措，急令美军全线撤退，以至美第８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败逃的路上发生车祸身亡。
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迫使敌人从恣肆骄狂变为惶恐不安，由疯狂进攻转入了防御。美国报纸也开始变调，把美军这次失败说成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
在第三次战役中，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于是有人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品，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子赶下海是不可能的，敌人不会让我们把他们赶下海去。于是，他毅然下令停止追击，果断地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说什么"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还把这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德怀则给毛泽东发电报，阐明了不宜追击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减员极大，急需补充休整；在第三次战役中，敌军虽然连遭失败，但是主力未被消灭。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思转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回了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他认为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还把他调回国去了。
第三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又胜利地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到１９５１年６月为止，共歼灭敌人２３万余人，其中美军占１１．５万人。总的说来，已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
美国在一年的侵朝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兵员和物质消耗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质的消耗平均每月为８５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在侵朝战争中，美国动员了全部陆军的１／３、空军的１／５、海军的１／２，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总兵力由中国军队入朝时的４２万增至６９万。即便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李承晚军３个师以及在美国国内的６个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取胜却毫无希望，不得不于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虽然发动过多次攻势，但每次攻势均被粉碎；虽然进行过细菌战，但细菌战计划很快破产。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解决了四个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解决了，中国军队是越战越强。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美国侵朝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个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武器与战争的演变》一书的作者、美国人Ｔ·Ｎ·杜普伊在谈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时说：“从朝鲜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洪学智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叙述了他１９５１年１月上旬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和被俘美军的五个连长，通过翻译进行的一次谈话。
一个连长伸出两个大姆指说：“你们是打仗专家！"并说：“打仗没你们这样打法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了，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轰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
洪学智：“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
那位连长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
洪学智：“那说明我军的战术有效。”
另一位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勇敢。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怎么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
别的连长也认为，中共的士兵能独立作战。有个连长说：“我们打仗讲集体，训练就那么训练的，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还有一个连长说：“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呀！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防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朝鲜战争的经验，指出我军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反击的时候，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日，毛泽东指示：朝鲜战争有长崎化的可能，敌人品图与志愿军进行消耗战。为坚持长崎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拟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即"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十分赞赏。他说，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苏联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当时有人对彭德怀有意见，说彭叫志愿军轮换入朝作战，几个师打一段时间，一调换，换上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打一段，又调换，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
斯大林听了，反而拍手叫好。他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崎坚持，妙！真妙！”
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联合国安理会命令成立一个统一的朝鲜指挥部。第二天，杜鲁门总统提名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纽约时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夸奖和赞扬麦克阿瑟将军的。社论说：
“命运之神再也挑选不出另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赢得本国人民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一个第一流的战略家和富有灵感的领袖，他是一个在逆境的压力下有着无限耐心和冷静沉着的人，同样又是一个能采取大胆而果断行动的人。他在东方所获得的多年的经验，他对组织和供应的基本法则的全面掌握，他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这一切都是无价之宝。
“今天，美国的每个家庭都坚决相信，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执行杜鲁门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交给的任务，而且在光荣地有效地执行这个任务时毫不浪费人力物力，那么这个人就是在东京的那个优秀军人，这个军人已被充分地证明有能力为他的国家服务得很出色。”
麦克阿瑟资格很老，主观、倔强、傲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名将，都是他的部下。他当上将时，后来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过他的参谋长。巴顿那样骄狂，不服别人，但对麦克阿瑟却很服气。他战功赫赫，太平洋群岛之战是他的作战艺术杰作。仁川登陆成功，更使他增加了骄傲的资本，使他更是傲慢得目空一切。
仁川港位于朝鲜半岛中部，不但有狭窄的飞鱼峡作掩护，而且潮水变化大，落潮后近岸淤泥滩长达十余里，历来被视为登陆禁区。然而在９月月亮最圆的那一天，由于月亮和太阳引力的作用，短时间内潮水会比平时高出数米。碰到这种时候，险要的飞鱼峡和长长的淤泥滩，就会变成登陆人员上岸的坦途。麦克阿瑟让他２．５万名士兵在离敌人战线２００英里以外的仁川作为登陆点，确实收到了"出奇制胜"之效。
他的决策犯了许多禁忌，打破了一切两栖作战的规则，如登陆点没有沙滩，只有海堤；登陆点就在市中心，通道在敌军一座碉堡的控制之下；登陆艇需小心翼翼地通过容易埋雷的水道及那些礁岩和防波堤；水位低时，３２英尺高的海浪留下一片平坦的淤泥地。实际上，每个月适合于登陆的时间只有两天。美军的登陆成功地利用了潮汐规律，正好把日期选在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即那两天中的一天。
在１９５０年８月中旬的一次高级将领的会议上，麦克阿瑟发表演讲说：“我几乎都能听见命运的时针的嘀嗒声了，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将灭亡。仁川登陆将获得成功，它将拯救１０万人的生命。"麦克阿瑟本人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五千次中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实行这一计划的唯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突然性。
这次被称为"铬铁矿"的行动，以闪电式的袭击扭转了战局，给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出乎意料的打击。美军迅速重新占领了韩国的首都汉城，美国军队已到了边界，随时准备向北推进。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仁川登陆后对哈里曼说：“现在已经无法阻止麦克阿瑟了。"参议员诺兰警告说：现在停下来将是对"共产主义的绥靖"。
不仅右翼参议员，而且《纽约时报》都呼吁全面推进，“统一朝鲜"。
麦克阿瑟极为蔑视中国的士兵和工业能力，早就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中国如果不立即投降，就将全部被歼灭。
正当麦克阿瑟扩大朝鲜战争时，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向美国传递了如下信息：中国并不是好战的，但是倘若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或烧过中国边境，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１０月３日晨５点３５分，美国务卿艾奇逊就知道了中国所发出的警告。
英国人对潘尼迦传递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心，建议艾奇逊不要掉以轻心。但是艾奇逊对此不予重视。他反而批评印度大使是共产党的走狗，认为这"只不过是惊慌失措的潘尼迦的愚蠢想法"。他对英国人说：“这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恐吓，我们不应该过分紧张。”
麦克阿瑟也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不会参加进来，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
麦克阿瑟认为：“那时我们国家在军事上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强大。”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时，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干涉的问题回答说，由于美国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他说：“总统先生，可能性（指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引者）很少，中国在满洲有３０万部队，其中可能不超过１０万到１２．５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５万到６万人能够渡江作战。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他还很有把握地保证：“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８集团军撤到日本。”
在１０月２０日第８集团军进攻平壤时，麦克阿瑟认为这是北朝鲜彻底失败的象征。在他看来，"实际上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已全部停止，只剩下一些游击战来代替它"。
当志愿军已经入朝抗美，并于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１月５日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歼敌１．５万余人时，美国政界、军界开始感到不安和提出种种猜测。但坐镇日本东京进行遥控指挥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主力已过鸭绿江。亲临战场指挥的美军第８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曾几次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中共的主力部队已经参战。可是麦克阿瑟全听不进去。
以布莱德雷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麦克阿瑟的盲目崇拜，也同意他关于中国不会介入的看法。他们估计，中国人面临着三种可能：（１）为了边境的安全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２）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的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争；（３）为了彻底驱逐"联合国军"出朝鲜半岛而参战。
他们认为，在这三种可能的选择中，中国选择第一种方案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不敢也没有能力与美国较量；第二，在美军退守釜山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从仁川登陆的关键时刻，中国均未出兵参战，迟至美军旗近中朝边境才出兵，说明中国只是为了自己而无意于同美国较量；第三，第一次战役后中国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进击。这一情况更增强了美国的错误判断。
麦克阿瑟并没有把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放在眼里。这些中国人肩扛老式日本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只有战地指挥官的报告含有几分真实。他们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
然而事情不仅仅是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是正义之师，有自己的优势，而且被毛泽东派往朝鲜指挥作战的是能征善战的彭德怀。
彭德怀是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１９２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５军；１１月，率领红５军主力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一起坚持井岗山的斗争，为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大"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了东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团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行了延安保卫战。接着，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指挥了沙家店战役和宜瓦战役，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早在陕北，毛泽东就写过一首诗，对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大加赞扬：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把统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重任交给彭德怀，这是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
我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连续作战两个多月，胜利地进行了三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５日，歼敌１。５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１１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２４日，共歼敌３．６万余人，不仅于１２月６日收复了平壤，而且基本上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歼敌１．９万余人，不仅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４日晚解放了汉城，１月８日攻占仁川，而且向前推进了８０至１１０公里，将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
直到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已经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于是惊慌失措，急令美军全线撤退，以至美第８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败逃的路上发生车祸身亡。
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迫使敌人从恣肆骄狂变为惶恐不安，由疯狂进攻转入了防御。美国报纸也开始变调，把美军这次失败说成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
在第三次战役中，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于是有人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品，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子赶下海是不可能的，敌人不会让我们把他们赶下海去。于是，他毅然下令停止追击，果断地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说什么"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还把这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德怀则给毛泽东发电报，阐明了不宜追击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减员极大，急需补充休整；在第三次战役中，敌军虽然连遭失败，但是主力未被消灭。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思转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回了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他认为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还把他调回国去了。
第三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又胜利地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到１９５１年６月为止，共歼灭敌人２３万余人，其中美军占１１．５万人。总的说来，已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
美国在一年的侵朝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兵员和物质消耗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质的消耗平均每月为８５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在侵朝战争中，美国动员了全部陆军的１／３、空军的１／５、海军的１／２，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总兵力由中国军队入朝时的４２万增至６９万。即便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李承晚军３个师以及在美国国内的６个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取胜却毫无希望，不得不于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虽然发动过多次攻势，但每次攻势均被粉碎；虽然进行过细菌战，但细菌战计划很快破产。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解决了四个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解决了，中国军队是越战越强。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美国侵朝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个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武器与战争的演变》一书的作者、美国人Ｔ·Ｎ·杜普伊在谈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时说：“从朝鲜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洪学智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叙述了他１９５１年１月上旬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和被俘美军的五个连长，通过翻译进行的一次谈话。
一个连长伸出两个大姆指说：“你们是打仗专家！"并说：“打仗没你们这样打法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了，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轰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
洪学智：“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
那位连长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
洪学智：“那说明我军的战术有效。”
另一位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勇敢。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怎么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
别的连长也认为，中共的士兵能独立作战。有个连长说：“我们打仗讲集体，训练就那么训练的，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还有一个连长说：“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呀！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防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朝鲜战争的经验，指出我军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反击的时候，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日，毛泽东指示：朝鲜战争有长崎化的可能，敌人品图与志愿军进行消耗战。为坚持长崎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拟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即"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十分赞赏。他说，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苏联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当时有人对彭德怀有意见，说彭叫志愿军轮换入朝作战，几个师打一段时间，一调换，换上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打一段，又调换，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
斯大林听了，反而拍手叫好。他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崎坚持，妙！真妙！”
２．４挥舞核弹穷凶极恶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曾作出一系列错误决策，其中包括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行核威胁，试图通过核威胁乃至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对岂不利的局面。不过这种在核火药桶上玩火的"内情"当时鲜为人知，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八年之后，美国政府官员才逐渐披露出一些使人心惊的战争"内情"。
美国政府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后盾"是苏联和中国，美国除了向朝鲜进行核威胁外，还向中国和当时已拥有核武器的苏联挥舞核大棒。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政首脑在使用核武平方面，有三个基本想法。首先，他们相信，美国对苏联占有尽管有限、但仍是很明显的核优势。其次，他们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利用这一优势。第三，他们认为，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在原子外交中所表现的既有克制又有果断决心的态度起了作用，并且同样也能在未来的朝鲜危机中起作用。这三个想法。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决策行为。
１９５０年６月，和苏联比较，在核力量方面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已储备了近３００枚原子弹和２６０多架能将这些原子弹投向苏联目标的飞机。苏联在研制核武平方面还刚刚起步：１０个月前爆炸了其第一个核装置，并且只有两个用原子弹打击美国的办法——或者用单程轰炸机执行任务，或者将原子弹放在商船上偷运到美国港口再实施爆炸。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苏两大国都急剧增加了核武库的核武器和提高了发射能力，但两国核力量的对比有利于美国，这一基本事实在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间并没有改变。因此，以核力量进行"第一次打击"，是５０年代美国核战略的核心。
“第一次打击"的基本含义是，当同共产党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应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形势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突然袭击敌人的城市工业目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夺取战略主动权。由此可见，"第一次打击”实际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义语，是把核武器当作一柄威慑之剑来威慑对方，维持所谓"世界秩序"。
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及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核优势。虽然两个总统对使用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出于称霸世界的企图和对原子弹的迷信，他们仍将原子弹列入可以使用的武器的最高档次。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曾提到要使用核武器。在１９５０年７月上旬，五角大楼官员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都曾推测，如果朝鲜战场局势变得即将把美国拖入绝境，那么美国最高当局将会下达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早在１９４８年，杜勒斯就主张美国在必要时要使用核武器；１９５２年５月，他又撰文预见艾森豪威尔当局将推行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１９５３年１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更增强了华盛顿要使用核武器来使美国摆脱朝鲜战争危机的信念。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回想起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派遣了两个中队的Ｂ—２９轰炸机去西欧的事情，想从历史上看看核优势究竟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好处。这次类似于广岛轰炸的飞行，是美国在苏联的压力面前显示决心的一种做法，即派遣去西欧的Ｂ—２９轰炸机所携带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原子弹。尽管在１９４８年夏天的时候，美国政客们对那种做法是否有助于解决柏林危机提出了疑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相信，原子武器在对敌方进行威慑时，可以成为一种"没有战争的军事力量"。他们据此类推，认为在朝鲜战争中，只要运用得当，核武器将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解决危机的手段。
１９５３年初，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美国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的形成和亚太地区冲突的加剧，美国国防政策转向更多地依赖核武器。
美国政府高度机密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代号ＮＳＣ－１６２２）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够迅速还击“进犯"，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该文件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如何进行反击呢？该文件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认为核武器将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以使用的。”
在一份最高机密的总统备忘（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可以认为我们正日益依赖的核武器将证明常规武器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在１９５３年８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会议上，当有人问到国务卿杜勒斯新的国防政策时，他毫不含糊地说：“要维持像欧洲和亚洲这样地区的安全，将意味着更加依赖空军和原子武器。”
在同一会议上，阿瑟·雷德福提出，在重大冲突事件中，“美国将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使用核武器"。
美国海军上将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就新的安全政策向国内和国际委员会作过报告，他在公开场合就毫不讳言要依靠核武器，并认为核武器"在我们的军备中已经成为常规武器"。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艾森豪威尔的"新貌"战略，就是完全依赖核武器的同义语，就是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和砍杀的战略。１９５４年，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把"新貌"的要点概括为"大规模报复"。新闻界也准确无误地把新战略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结束而寿终正寝。美国战略空军司令Ｇ·勒梅将军，在考虑到１９５４年初有可能在朝鲜交战时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白宫一份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报告中，称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说，这样"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曾作出一系列错误决策，其中包括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行核威胁，试图通过核威胁乃至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对岂不利的局面。不过这种在核火药桶上玩火的"内情"当时鲜为人知，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八年之后，美国政府官员才逐渐披露出一些使人心惊的战争"内情"。
美国政府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后盾"是苏联和中国，美国除了向朝鲜进行核威胁外，还向中国和当时已拥有核武器的苏联挥舞核大棒。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政首脑在使用核武平方面，有三个基本想法。首先，他们相信，美国对苏联占有尽管有限、但仍是很明显的核优势。其次，他们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利用这一优势。第三，他们认为，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在原子外交中所表现的既有克制又有果断决心的态度起了作用，并且同样也能在未来的朝鲜危机中起作用。这三个想法。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决策行为。
１９５０年６月，和苏联比较，在核力量方面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已储备了近３００枚原子弹和２６０多架能将这些原子弹投向苏联目标的飞机。苏联在研制核武平方面还刚刚起步：１０个月前爆炸了其第一个核装置，并且只有两个用原子弹打击美国的办法——或者用单程轰炸机执行任务，或者将原子弹放在商船上偷运到美国港口再实施爆炸。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苏两大国都急剧增加了核武库的核武器和提高了发射能力，但两国核力量的对比有利于美国，这一基本事实在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间并没有改变。因此，以核力量进行"第一次打击"，是５０年代美国核战略的核心。
“第一次打击"的基本含义是，当同共产党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应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形势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突然袭击敌人的城市工业目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夺取战略主动权。由此可见，"第一次打击”实际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义语，是把核武器当作一柄威慑之剑来威慑对方，维持所谓"世界秩序"。
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及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核优势。虽然两个总统对使用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出于称霸世界的企图和对原子弹的迷信，他们仍将原子弹列入可以使用的武器的最高档次。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曾提到要使用核武器。在１９５０年７月上旬，五角大楼官员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都曾推测，如果朝鲜战场局势变得即将把美国拖入绝境，那么美国最高当局将会下达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早在１９４８年，杜勒斯就主张美国在必要时要使用核武器；１９５２年５月，他又撰文预见艾森豪威尔当局将推行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１９５３年１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更增强了华盛顿要使用核武器来使美国摆脱朝鲜战争危机的信念。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回想起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派遣了两个中队的Ｂ—２９轰炸机去西欧的事情，想从历史上看看核优势究竟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好处。这次类似于广岛轰炸的飞行，是美国在苏联的压力面前显示决心的一种做法，即派遣去西欧的Ｂ—２９轰炸机所携带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原子弹。尽管在１９４８年夏天的时候，美国政客们对那种做法是否有助于解决柏林危机提出了疑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相信，原子武器在对敌方进行威慑时，可以成为一种"没有战争的军事力量"。他们据此类推，认为在朝鲜战争中，只要运用得当，核武器将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解决危机的手段。
１９５３年初，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美国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的形成和亚太地区冲突的加剧，美国国防政策转向更多地依赖核武器。
美国政府高度机密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代号ＮＳＣ－１６２２）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够迅速还击“进犯"，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该文件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如何进行反击呢？该文件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认为核武器将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以使用的。”
在一份最高机密的总统备忘（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可以认为我们正日益依赖的核武器将证明常规武器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在１９５３年８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会议上，当有人问到国务卿杜勒斯新的国防政策时，他毫不含糊地说：“要维持像欧洲和亚洲这样地区的安全，将意味着更加依赖空军和原子武器。”
在同一会议上，阿瑟·雷德福提出，在重大冲突事件中，“美国将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使用核武器"。
美国海军上将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就新的安全政策向国内和国际委员会作过报告，他在公开场合就毫不讳言要依靠核武器，并认为核武器"在我们的军备中已经成为常规武器"。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艾森豪威尔的"新貌"战略，就是完全依赖核武器的同义语，就是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和砍杀的战略。１９５４年，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把"新貌"的要点概括为"大规模报复"。新闻界也准确无误地把新战略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结束而寿终正寝。美国战略空军司令Ｇ·勒梅将军，在考虑到１９５４年初有可能在朝鲜交战时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白宫一份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报告中，称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说，这样"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２．５四次冒险杀气腾腾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即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６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华盛顿被迫考虑在朝鲜半岛及其周围使用核武器的战术问题。短短一年之内，杜鲁门政府不仅是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四次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因而一连造成了四次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这四次核危机的头两次发生在战争初期，即１９５０年７月；第三次发生在同年的１１月末，当时美国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美国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第四次核危机发生在１９５１年４月，是四次危机中性质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杜鲁门政府在每次挥舞核拳头进行出击时都由于受到种种牵制，最后又收回了罪恶的拳头，但它如何利用核威慑来同政治、军事上的对手打交道的表演，却值得仔细研究和回味。
第一次危机：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飞往英国
１９５０年７月中旬的一天，美国向发动核袭击迈出了危险的一步。这一天，１０架载有原子弹的Ｂ—２９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跨越大西洋，神秘地降落在英国领土的基地上。空运到这里的原子弹，是经过周密策划运送到英国来，打算用来在必要时向苏联发动核袭击的。
朝鲜战争初期，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高级顾问，在布莱尔宫举行一次重要会晤，内容就涉及到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杜鲁门问他的空军参谋长Ｈ·Ｓ·范登堡，美国能否"铲除掉"苏联设在朝鲜附近的基地。范登堡将军虽然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补充说那需要原子弹。
这次会晤，促使杜鲁门向五角大楼发布命令：立即制定一项计划，内容是，如果苏联参战，如何使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攻击。
可是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杜鲁门当局又表现出举岂不定。美军入侵朝鲜时，打出的政治招牌是要"维护集体安全及保护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杜鲁门及其幕僚希望通过"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获得惊人的军事成功"，因此作出决定：首先要更多地从外交和政治上利用原子弹，而不是从军事上使用原子弹。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大出杜鲁门的意料之外——不论是轰炸北朝鲜，还是封锁交通要道，都没能制止住朝鲜人民军那“骇人的毁灭力量"向南挺进。最初的几次战斗，使美军遭到惨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慌了神，连忙恳求华盛顿增兵朝鲜，以便守住朝鲜半岛的顶南端。五角大楼一方面要求增兵１０万，另一方面财政部则担心全面动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
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杜鲁门在与他的内阁成员会见时，企图设法"让世界知道我们是说话算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提议让联合国支持使用原子弹，即使这样做不一定会使莫斯科约束平壤和北京。虽然杜鲁门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倾向于要使原子弹成为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是，两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既暂缓答复麦克阿瑟的增兵请求，又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关于给麦克阿瑟配备原子武器的建议搁到一边。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对麦克阿瑟所作出的判断不完全相信；二是不想让朝鲜问题打破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优先地位；三是不能肯定使用核武器是否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完全拒绝麦克阿瑟的增兵要求，只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关于增兵规模的决定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个委员应去东京及朝鲜战场与麦克阿瑟会晤。
与此同时，杜鲁门当局并没有忘记进行核威慑，而是决定用核力量来显示其要在朝鲜获胜的决心。１９５０年７月８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勒梅接到命令：实施一项计划，重演１９４８年柏林危机时向英国派出携带核弹的Ｂ—２９轰炸机，准备对苏联实施佯攻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在美国空军参谋长Ｈ·Ｓ·范登堡将军看来，至少可以抵销美军轰炸朝鲜毫无成效的印象；对杜鲁门来说，则是实现了他原先所表达的一个愿望——迅速制定攻击苏联的方案。
勒梅为使他的部队尽快进入戒备状态，提议给Ｂ—２９装上除了核弹裂变芯以外的核弹的一切装备。如果这一切付诸实施，并且把１０架装有核弹的Ｂ—２９轰炸机及其支援飞机和坦克部署在大洋彼岸的预定位置，那么对苏联进行核袭击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大为缩短。
然而勒梅的提议并没有马上被采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提议进行了修改，只是部分同意了这一提议。这样做，可能是担心引出外交上的麻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这一提议将具有"多方面的后果"，而且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一个不友好的行动"。因此，英国拒绝答应美国的请求，除非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一级上达成协议。可是，１９５０年７月９日黄昏，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诺斯塔德成功地说服了英国空军的特德元帅支持修改后的提议。诺斯塔德还获得了"来自最高级别"的许可，去寻求英国总参谋部的批准。
其后，美国务卿艾奇逊批准将这一部署当作一次显示决心的表示。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寻求英国的支持并非易事。这位国务卿对伦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悦，对英国不同意美国第７舰队干涉台湾海峡也大为不满；他还担心英国会提出一项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和平解决方案。虽然７月９日下午与英国大使弗兰克斯爵士举行了会谈，但国务卿对英国的疑虑并没有消失。第二天，艾奇逊致信伦敦，反对为从朝鲜撤军而付出代价，并呼吁英美两国在苏中似乎肯定要卷入朝鲜战争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艾奇逊说，派遣Ｂ—２９飞机到英国，只不过是更强调了形势的严重性，并进一步显示美国的决心以及与它最重要盟邦英国的合作。
７月１０日早上，美国驻英大使把英国首相艾德礼从内阁会议上请出来，向他递交了部署Ｂ—２９的议案。艾德礼对１９４８年的柏林危机记忆犹新，他怀疑华盛顿方面调动Ｂ—２９是故技重演，是美国有意向苏联人显示自己的实力。他确信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他询问：这些飞机上是否装有原子弹？驻英大使承认，它们除了没装核裂变芯外，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携带。艾德礼不便当面拒绝美国提出的议案，便把议案带回去交给他的内阁成员讨论。内阁意见并不一致，经过一番激烈辩论，才使议案获得批准，此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伦敦和华盛顿必须协调对外宣传口径，使得这次部署看上去纯属例行调动。
这一附加条件并没有使杜鲁门感到为难。他的行动迅速，于７月１１日正式批准了这一部署方案。实施这一方案，无疑是拿核武器作赌注，但杜鲁门有很多理由这样做。首先，Ｂ—２９跨越大西洋的调动，将进一步提高驻欧洲战略力量的戒备状态。虽然当天早上出版的《纽约时报》将这次部署称为一次"正常的换防"，但有见地的评论家却看透了实质，指出这次部署将在不激怒苏联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醒苏联注意到美国的核力量。其次，将装有核弹的Ｂ—２９派往英国，表明美国非常重视美英联盟，强调了重新巩固美英联盟的需要。最后，杜鲁门总统还通过这次行动，使他在国内政坛中获得了一些好处，因为这样做缓和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也冲淡了民主党人对他处理朝鲜事务软弱无能的批评。在这次冒险中，杜鲁门总统把核拳头举到半空中，并没有往下砸。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尚未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杜鲁门并没有打算立即使用运往英国基地的那些核武器，也没有放松对这些核弹的控制，这些核弹的可裂变芯仍然留在美国。举到空中的核拳头是否往下砸以及何时往下砸，都还是未知数，杜鲁门总统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第二次危机：威胁把可怕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
杜鲁门在派遣携带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大西洋后不到三个星期，又派遣了１０架Ｂ—２９轰炸机横越太平洋，降落在关岛，准备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这是帝国主义者首次用核武器直接威胁中国，火药味比第一次危机更浓。
杜鲁门宣称，他是在朝鲜战场上"风云莫测和危机来临"时采取这一行动的。
采取行动之前，杜鲁门的顾问们已反复考虑从战术上把核武器用于朝鲜战场，但在如何使用、何时使用等具体问题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角大楼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核武器在一般意义上的威慑价值，远远超出了它在遥远的朝鲜半岛上立即使用所能带来的好处。五角大楼作战部的高级官员则提议，让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有可能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却认为在朝鲜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莫斯科或北京已经参战，二是一旦使用核武器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掌握核武库的美国武装力量特种武器规划委员会主任则报告说，使用核武器可以防止美国军队被朝鲜军队单独赶出朝鲜半岛。在听取了这一报告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新任主任保罗·尼兹提醒国务卿艾奇逊说，在朝鲜半岛，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大门仍然是打开着的。
然而，１９５０年７月份的最后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一切争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白宫突然感到陷入了困境，已经面临“可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来挽回败局的局面。在战场上，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将美国侵略者赶到了釜山四周的一个只有９０英里长的一个狭窄区域之内。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发誓说再不会有撤退了，但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人民军又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坚守的阵地压缩掉１／３。另一方面，美国旗图通过把第７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来孤立朝鲜半岛的构想，眼看成了南柯一梦。美军司令官说，他不可能在与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同时，又制止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因此，当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中国两栖作战部队和伞兵部队大量集结于台湾海峡前线时，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关于向大陆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请求；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同意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在外交上，艾奇逊想让英国"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台湾摆脱大陆控制"的努力，也无功而退，不了了之。
由于担心朝鲜三八线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分界线被打破，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提出了派遣载有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太平洋的计划。当他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柯林斯并没有根据他下属的建议，提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但当范登堡问麦克阿瑟，如果中国军队参战，他将如何切断普通道时，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只有使用原子弹"，才能将中国军队困在北朝鲜！麦克阿瑟还出主意说，如果范登堡能"哄劝"上头将Ｂ—２９飞机归他麦克阿瑟指挥，这件事就可以做成了。范登堡立即答应下来。
然而，当范登堡回到华盛顿时，由于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使他确信事情已变得"一团糟"。于是，他修改了与麦克阿瑟商定的计划，岂不及待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建议，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Ｂ—２９轰炸机派去毁灭北朝鲜的城市。布莱德雷一开始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是在７月２８日会见了三军参谋长之后，对于实施这一建议，态度变得积极了。
一方面，布莱德雷及其幕僚出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高度“关注"，建议批准国民党军队在那里进行"攻防行动"，尽管早先杜鲁门总统曾反对那样做。另一方面，在７月２９日早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战略空军司令部跨越太平洋的任务组，又增派了１０架载有核弹的Ｂ—２９轰炸机。
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做，使战略空军司令部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早就要求将核打击力量派往海外了他们认为，为这一行动动用美国的核力量，无疑比允许蒋介石进攻大陆来对付中国的威慑，要更为有力；同时，这一行动虽未使麦克阿瑟获得对核弹的直接控制权，这与他和范登堡参谋长商定的计划有距离，但是跨越太平洋部署Ｂ—２９轰炸机，多少可以冲淡他对华盛顿的不快。
国防部长约翰逊很快批准了增派轰炸机的计划，但他面临的一项颇为棘手的任务，是说服总统批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乘"威廉斯堡号"快艇去周末度假之前，约翰逊又在海军大院的突码头会见总统，对他陈述增派核轰炸机的理由，并就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与总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三天之前，杜鲁门总统还矢口否认他曾考虑过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是经过约翰逊的游说，总统很快改变了态度，批准了将非核部件运给关岛驻军。
杜鲁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期望通过这一行动达到什么目的呢？实际上，他这一步棋是下给中国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透露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新德里"精心策划的一次泄密行为"，目的是要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将使“可怕的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这就是说，艾奇逊通过新德里那个渠道，强调了华盛顿的愿望：希望中国不要参战。这次，艾奇逊又重施故技，在接到增派核轰炸机的计划被批准的通知后几个小时，便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便报道了即将进行的Ｂ—２９轰炸机跨越太平洋的飞行。传媒的宣传，使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变得几乎尽人皆知。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被核讹诈所吓倒。这些Ｂ—２９轰炸机也没有参加对朝鲜的轰炸，而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迫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而返回到了美国。在返航途中，一架可能载有核武器的飞机在旧金山附近坠毁。在Ｂ—２９轰炸机返回美国本土之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考虑过怎样帮助空军选择中国大陆的轰炸目标。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美国显示的"决心"所吓倒，也没有改变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迅速向东北集结，积极准备入朝参战。由美国的核威胁所引发的第二次核危机，这时候自然也就画上了句号。
第三次核危机：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
第三次危机虽然短暂，但是比前两次更为严重。危机发生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末。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而且很快打退了"联合国军"的猖狂攻势。降临于美国头上的这一"灾难"，使杜鲁门惊恐万状，慌忙扬起核武器进行恫吓。他告诉记者，他将采取"一切必需的手段"来应付目前的局势，并进一步露骨地宣称，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不仅如此，他还说出了一句使人极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这句话把危机推到了顶峰，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有关国家的政治、外交活动加足马力，极度紧张地进行。
杜鲁门的讲话，遭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迫使白宫对杜鲁门的谈话不得不又作了一次"澄清"。英国首相艾德礼不满意白宫所作的"澄清"，还宣布要飞往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谈，据推测，是要去劝说杜鲁门不要扣动核扳机。四天以后，即１２月４日，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很不情原地开始了一系列的首脑会晤。
杜鲁门总统发表那一通非同寻常的讲话之后，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勒梅以为，他马上就会接到命令，让核轰炸机再次向西飞行。然而让人纳闷的是，这种命令一直没有下达。
美国最高当局迟迟没有采取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并不是由于仁慈或良心发现，而是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且技术上的诸多障碍，也使它无力把核弹扔向遥远的朝鲜半岛。
首先，美军战术专家从战术效果方面考虑，认为不宜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因为，在中国出兵以前，朝鲜人民军呈高度隐蔽和小股分散状态，使用核武器起不到预定效果。而在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美军联合战略规划委员会又认为，根据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只能起防御作用，而岂不到任何威慑强制的作用。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告知英国首相艾德礼，除非因保护"联合国军"撤退或防止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而岂不得已时，美国"无意"在朝鲜使用核武器。
其次，美军内部有人认为，还没有到非用核武岂不可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持有这样的见解，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并没有坏到只有用核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海军作战部主任舍曼甚至对麦克阿瑟报告的准确性提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派遣两名有代表性的将军去东京同麦克阿瑟会晤，一名是不赞成使用核武器的柯林斯将军，另一名是赞同使用核武器的空军情报部主任卡贝尔将军。在东京，他们发现，"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局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麦克阿瑟原先曾与他的参谋人员讨论过使用核炸弹轰炸中国目标的问题，但他现在觉得，朝鲜地面战场的形势正趋于稳定，因而建议推迟作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柯林斯将军对此感到满意，而且据此公开宣称，他认为不必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除了军方之外，美国国务院也显示出了谨慎态度。在１１月中旬，国务院的二级官员们几经考虑之后，也反对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他们认为，使用核武器的代价是：打破"联合国军"的团结，失去在亚洲的面子和与中国全面开战，不良后果的代价远远超出任何军事上的利益。国务卿艾奇逊也特别害怕这些代价的后果。由于杜鲁门轻率地发表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讲话，导致艾德礼首相不请自来，匆匆赶往华盛顿，给艾奇逊造成不少麻烦。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使他长了一点见识：原来以为中共刚刚夺取政权，羽翼未丰，对于打到自己国门口的美国人会不闻不问；后来又以为中国会被美国的原子弹恫吓所吓倒，结果证明他两次都估计错了。多次碰钉子和引起一大堆麻烦之后，他变得更加优柔寡断，再也不敢随意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了。
杜鲁门总统发表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讲话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国会中反对意见不绝于耳，白宫行政当局不得不花大片力气息国会山中的议论。此外，杜鲁门还得承受来自"英国佬"的压力，拒绝与他们共同分享在朝鲜战争中对使用核武器的监控权。在国际国内政局的压力下，总统最终也与他的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样，作出了在朝鲜不宜使用核武器的结论。就这样，引发危机的军事大国的头面人物好不容易捱过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头两周的"严酷"时日，最后只好放弃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朝鲜战争中的第三次核危机也就就此平息了。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即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６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华盛顿被迫考虑在朝鲜半岛及其周围使用核武器的战术问题。短短一年之内，杜鲁门政府不仅是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四次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因而一连造成了四次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这四次核危机的头两次发生在战争初期，即１９５０年７月；第三次发生在同年的１１月末，当时美国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美国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第四次核危机发生在１９５１年４月，是四次危机中性质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杜鲁门政府在每次挥舞核拳头进行出击时都由于受到种种牵制，最后又收回了罪恶的拳头，但它如何利用核威慑来同政治、军事上的对手打交道的表演，却值得仔细研究和回味。
第一次危机：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飞往英国
１９５０年７月中旬的一天，美国向发动核袭击迈出了危险的一步。这一天，１０架载有原子弹的Ｂ—２９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跨越大西洋，神秘地降落在英国领土的基地上。空运到这里的原子弹，是经过周密策划运送到英国来，打算用来在必要时向苏联发动核袭击的。
朝鲜战争初期，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高级顾问，在布莱尔宫举行一次重要会晤，内容就涉及到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杜鲁门问他的空军参谋长Ｈ·Ｓ·范登堡，美国能否"铲除掉"苏联设在朝鲜附近的基地。范登堡将军虽然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补充说那需要原子弹。
这次会晤，促使杜鲁门向五角大楼发布命令：立即制定一项计划，内容是，如果苏联参战，如何使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攻击。
可是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杜鲁门当局又表现出举岂不定。美军入侵朝鲜时，打出的政治招牌是要"维护集体安全及保护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杜鲁门及其幕僚希望通过"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获得惊人的军事成功"，因此作出决定：首先要更多地从外交和政治上利用原子弹，而不是从军事上使用原子弹。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大出杜鲁门的意料之外——不论是轰炸北朝鲜，还是封锁交通要道，都没能制止住朝鲜人民军那“骇人的毁灭力量"向南挺进。最初的几次战斗，使美军遭到惨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慌了神，连忙恳求华盛顿增兵朝鲜，以便守住朝鲜半岛的顶南端。五角大楼一方面要求增兵１０万，另一方面财政部则担心全面动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
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杜鲁门在与他的内阁成员会见时，企图设法"让世界知道我们是说话算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提议让联合国支持使用原子弹，即使这样做不一定会使莫斯科约束平壤和北京。虽然杜鲁门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倾向于要使原子弹成为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是，两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既暂缓答复麦克阿瑟的增兵请求，又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关于给麦克阿瑟配备原子武器的建议搁到一边。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对麦克阿瑟所作出的判断不完全相信；二是不想让朝鲜问题打破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优先地位；三是不能肯定使用核武器是否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完全拒绝麦克阿瑟的增兵要求，只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关于增兵规模的决定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个委员应去东京及朝鲜战场与麦克阿瑟会晤。
与此同时，杜鲁门当局并没有忘记进行核威慑，而是决定用核力量来显示其要在朝鲜获胜的决心。１９５０年７月８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勒梅接到命令：实施一项计划，重演１９４８年柏林危机时向英国派出携带核弹的Ｂ—２９轰炸机，准备对苏联实施佯攻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在美国空军参谋长Ｈ·Ｓ·范登堡将军看来，至少可以抵销美军轰炸朝鲜毫无成效的印象；对杜鲁门来说，则是实现了他原先所表达的一个愿望——迅速制定攻击苏联的方案。
勒梅为使他的部队尽快进入戒备状态，提议给Ｂ—２９装上除了核弹裂变芯以外的核弹的一切装备。如果这一切付诸实施，并且把１０架装有核弹的Ｂ—２９轰炸机及其支援飞机和坦克部署在大洋彼岸的预定位置，那么对苏联进行核袭击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大为缩短。
然而勒梅的提议并没有马上被采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提议进行了修改，只是部分同意了这一提议。这样做，可能是担心引出外交上的麻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这一提议将具有"多方面的后果"，而且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一个不友好的行动"。因此，英国拒绝答应美国的请求，除非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一级上达成协议。可是，１９５０年７月９日黄昏，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诺斯塔德成功地说服了英国空军的特德元帅支持修改后的提议。诺斯塔德还获得了"来自最高级别"的许可，去寻求英国总参谋部的批准。
其后，美国务卿艾奇逊批准将这一部署当作一次显示决心的表示。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寻求英国的支持并非易事。这位国务卿对伦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悦，对英国不同意美国第７舰队干涉台湾海峡也大为不满；他还担心英国会提出一项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和平解决方案。虽然７月９日下午与英国大使弗兰克斯爵士举行了会谈，但国务卿对英国的疑虑并没有消失。第二天，艾奇逊致信伦敦，反对为从朝鲜撤军而付出代价，并呼吁英美两国在苏中似乎肯定要卷入朝鲜战争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艾奇逊说，派遣Ｂ—２９飞机到英国，只不过是更强调了形势的严重性，并进一步显示美国的决心以及与它最重要盟邦英国的合作。
７月１０日早上，美国驻英大使把英国首相艾德礼从内阁会议上请出来，向他递交了部署Ｂ—２９的议案。艾德礼对１９４８年的柏林危机记忆犹新，他怀疑华盛顿方面调动Ｂ—２９是故技重演，是美国有意向苏联人显示自己的实力。他确信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他询问：这些飞机上是否装有原子弹？驻英大使承认，它们除了没装核裂变芯外，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携带。艾德礼不便当面拒绝美国提出的议案，便把议案带回去交给他的内阁成员讨论。内阁意见并不一致，经过一番激烈辩论，才使议案获得批准，此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伦敦和华盛顿必须协调对外宣传口径，使得这次部署看上去纯属例行调动。
这一附加条件并没有使杜鲁门感到为难。他的行动迅速，于７月１１日正式批准了这一部署方案。实施这一方案，无疑是拿核武器作赌注，但杜鲁门有很多理由这样做。首先，Ｂ—２９跨越大西洋的调动，将进一步提高驻欧洲战略力量的戒备状态。虽然当天早上出版的《纽约时报》将这次部署称为一次"正常的换防"，但有见地的评论家却看透了实质，指出这次部署将在不激怒苏联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醒苏联注意到美国的核力量。其次，将装有核弹的Ｂ—２９派往英国，表明美国非常重视美英联盟，强调了重新巩固美英联盟的需要。最后，杜鲁门总统还通过这次行动，使他在国内政坛中获得了一些好处，因为这样做缓和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也冲淡了民主党人对他处理朝鲜事务软弱无能的批评。在这次冒险中，杜鲁门总统把核拳头举到半空中，并没有往下砸。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尚未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杜鲁门并没有打算立即使用运往英国基地的那些核武器，也没有放松对这些核弹的控制，这些核弹的可裂变芯仍然留在美国。举到空中的核拳头是否往下砸以及何时往下砸，都还是未知数，杜鲁门总统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第二次危机：威胁把可怕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
杜鲁门在派遣携带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大西洋后不到三个星期，又派遣了１０架Ｂ—２９轰炸机横越太平洋，降落在关岛，准备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这是帝国主义者首次用核武器直接威胁中国，火药味比第一次危机更浓。
杜鲁门宣称，他是在朝鲜战场上"风云莫测和危机来临"时采取这一行动的。
采取行动之前，杜鲁门的顾问们已反复考虑从战术上把核武器用于朝鲜战场，但在如何使用、何时使用等具体问题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角大楼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核武器在一般意义上的威慑价值，远远超出了它在遥远的朝鲜半岛上立即使用所能带来的好处。五角大楼作战部的高级官员则提议，让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有可能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却认为在朝鲜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莫斯科或北京已经参战，二是一旦使用核武器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掌握核武库的美国武装力量特种武器规划委员会主任则报告说，使用核武器可以防止美国军队被朝鲜军队单独赶出朝鲜半岛。在听取了这一报告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新任主任保罗·尼兹提醒国务卿艾奇逊说，在朝鲜半岛，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大门仍然是打开着的。
然而，１９５０年７月份的最后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一切争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白宫突然感到陷入了困境，已经面临“可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来挽回败局的局面。在战场上，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将美国侵略者赶到了釜山四周的一个只有９０英里长的一个狭窄区域之内。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发誓说再不会有撤退了，但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人民军又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坚守的阵地压缩掉１／３。另一方面，美国旗图通过把第７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来孤立朝鲜半岛的构想，眼看成了南柯一梦。美军司令官说，他不可能在与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同时，又制止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因此，当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中国两栖作战部队和伞兵部队大量集结于台湾海峡前线时，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关于向大陆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请求；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同意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在外交上，艾奇逊想让英国"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台湾摆脱大陆控制"的努力，也无功而退，不了了之。
由于担心朝鲜三八线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分界线被打破，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提出了派遣载有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太平洋的计划。当他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柯林斯并没有根据他下属的建议，提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但当范登堡问麦克阿瑟，如果中国军队参战，他将如何切断普通道时，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只有使用原子弹"，才能将中国军队困在北朝鲜！麦克阿瑟还出主意说，如果范登堡能"哄劝"上头将Ｂ—２９飞机归他麦克阿瑟指挥，这件事就可以做成了。范登堡立即答应下来。
然而，当范登堡回到华盛顿时，由于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使他确信事情已变得"一团糟"。于是，他修改了与麦克阿瑟商定的计划，岂不及待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建议，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Ｂ—２９轰炸机派去毁灭北朝鲜的城市。布莱德雷一开始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是在７月２８日会见了三军参谋长之后，对于实施这一建议，态度变得积极了。
一方面，布莱德雷及其幕僚出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高度“关注"，建议批准国民党军队在那里进行"攻防行动"，尽管早先杜鲁门总统曾反对那样做。另一方面，在７月２９日早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战略空军司令部跨越太平洋的任务组，又增派了１０架载有核弹的Ｂ—２９轰炸机。
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做，使战略空军司令部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早就要求将核打击力量派往海外了他们认为，为这一行动动用美国的核力量，无疑比允许蒋介石进攻大陆来对付中国的威慑，要更为有力；同时，这一行动虽未使麦克阿瑟获得对核弹的直接控制权，这与他和范登堡参谋长商定的计划有距离，但是跨越太平洋部署Ｂ—２９轰炸机，多少可以冲淡他对华盛顿的不快。
国防部长约翰逊很快批准了增派轰炸机的计划，但他面临的一项颇为棘手的任务，是说服总统批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乘"威廉斯堡号"快艇去周末度假之前，约翰逊又在海军大院的突码头会见总统，对他陈述增派核轰炸机的理由，并就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与总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三天之前，杜鲁门总统还矢口否认他曾考虑过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是经过约翰逊的游说，总统很快改变了态度，批准了将非核部件运给关岛驻军。
杜鲁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期望通过这一行动达到什么目的呢？实际上，他这一步棋是下给中国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透露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新德里"精心策划的一次泄密行为"，目的是要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将使“可怕的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这就是说，艾奇逊通过新德里那个渠道，强调了华盛顿的愿望：希望中国不要参战。这次，艾奇逊又重施故技，在接到增派核轰炸机的计划被批准的通知后几个小时，便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便报道了即将进行的Ｂ—２９轰炸机跨越太平洋的飞行。传媒的宣传，使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变得几乎尽人皆知。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被核讹诈所吓倒。这些Ｂ—２９轰炸机也没有参加对朝鲜的轰炸，而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迫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而返回到了美国。在返航途中，一架可能载有核武器的飞机在旧金山附近坠毁。在Ｂ—２９轰炸机返回美国本土之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考虑过怎样帮助空军选择中国大陆的轰炸目标。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美国显示的"决心"所吓倒，也没有改变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迅速向东北集结，积极准备入朝参战。由美国的核威胁所引发的第二次核危机，这时候自然也就画上了句号。
第三次核危机：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
第三次危机虽然短暂，但是比前两次更为严重。危机发生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末。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而且很快打退了"联合国军"的猖狂攻势。降临于美国头上的这一"灾难"，使杜鲁门惊恐万状，慌忙扬起核武器进行恫吓。他告诉记者，他将采取"一切必需的手段"来应付目前的局势，并进一步露骨地宣称，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不仅如此，他还说出了一句使人极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这句话把危机推到了顶峰，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有关国家的政治、外交活动加足马力，极度紧张地进行。
杜鲁门的讲话，遭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迫使白宫对杜鲁门的谈话不得不又作了一次"澄清"。英国首相艾德礼不满意白宫所作的"澄清"，还宣布要飞往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谈，据推测，是要去劝说杜鲁门不要扣动核扳机。四天以后，即１２月４日，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很不情原地开始了一系列的首脑会晤。
杜鲁门总统发表那一通非同寻常的讲话之后，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勒梅以为，他马上就会接到命令，让核轰炸机再次向西飞行。然而让人纳闷的是，这种命令一直没有下达。
美国最高当局迟迟没有采取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并不是由于仁慈或良心发现，而是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且技术上的诸多障碍，也使它无力把核弹扔向遥远的朝鲜半岛。
首先，美军战术专家从战术效果方面考虑，认为不宜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因为，在中国出兵以前，朝鲜人民军呈高度隐蔽和小股分散状态，使用核武器起不到预定效果。而在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美军联合战略规划委员会又认为，根据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只能起防御作用，而岂不到任何威慑强制的作用。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告知英国首相艾德礼，除非因保护"联合国军"撤退或防止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而岂不得已时，美国"无意"在朝鲜使用核武器。
其次，美军内部有人认为，还没有到非用核武岂不可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持有这样的见解，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并没有坏到只有用核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海军作战部主任舍曼甚至对麦克阿瑟报告的准确性提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派遣两名有代表性的将军去东京同麦克阿瑟会晤，一名是不赞成使用核武器的柯林斯将军，另一名是赞同使用核武器的空军情报部主任卡贝尔将军。在东京，他们发现，"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局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麦克阿瑟原先曾与他的参谋人员讨论过使用核炸弹轰炸中国目标的问题，但他现在觉得，朝鲜地面战场的形势正趋于稳定，因而建议推迟作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柯林斯将军对此感到满意，而且据此公开宣称，他认为不必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除了军方之外，美国国务院也显示出了谨慎态度。在１１月中旬，国务院的二级官员们几经考虑之后，也反对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他们认为，使用核武器的代价是：打破"联合国军"的团结，失去在亚洲的面子和与中国全面开战，不良后果的代价远远超出任何军事上的利益。国务卿艾奇逊也特别害怕这些代价的后果。由于杜鲁门轻率地发表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讲话，导致艾德礼首相不请自来，匆匆赶往华盛顿，给艾奇逊造成不少麻烦。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使他长了一点见识：原来以为中共刚刚夺取政权，羽翼未丰，对于打到自己国门口的美国人会不闻不问；后来又以为中国会被美国的原子弹恫吓所吓倒，结果证明他两次都估计错了。多次碰钉子和引起一大堆麻烦之后，他变得更加优柔寡断，再也不敢随意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了。
杜鲁门总统发表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讲话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国会中反对意见不绝于耳，白宫行政当局不得不花大片力气息国会山中的议论。此外，杜鲁门还得承受来自"英国佬"的压力，拒绝与他们共同分享在朝鲜战争中对使用核武器的监控权。在国际国内政局的压力下，总统最终也与他的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样，作出了在朝鲜不宜使用核武器的结论。就这样，引发危机的军事大国的头面人物好不容易捱过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头两周的"严酷"时日，最后只好放弃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朝鲜战争中的第三次核危机也就就此平息了。
这次核危机，使华盛顿在关于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基本看法。其一，认识到核武器并不能掩护"联合国军"从朝鲜撤退。这一事实使美国军方对核武器的兴趣消减了。到１９５１年１月底，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已经拒绝考虑关于用核武器掩护美军撤退的建议。其二，１９５０年１２月的事件，使白宫的高级文职官员开始厌恶随意进行核威慑，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用品他方法使用核武器。当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赛明顿坚持认为原子弹是美国的一张"政治牌"时，杜鲁门只好让艾奇逊对这种论调进行反驳，并断言原子弹是美国的一个"政治累赘"，它的威吓作用只会使"我们的盟友吓死"，而不会使苏联人担忧。
但是，这并不是说，杜鲁门当局已经完全放迫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的结果，就认为不应排除用其他方式更微妙、更诡秘地使用核武器。应杜鲁门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核优势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最好是在苏联核武库还没有强大到使莫斯科也想冒一场原子战争的危险之前就加以使用。对于这种言论，杜鲁门当局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因此，后来仍会发生核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次危机：发出报复打击的"核信息”
第四次危机发生于１９５１年４月初，这是杜鲁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当时，他面临着一个"极为严重的局势"：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正当"联合国军"准备跨越三八线大举进攻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准备好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此外，华盛顿又得到情报说，莫斯科已调派３个陆军师进驻满洲里，并部署了其他部队准备进攻日本。不管情报是否准确，在美国看来，朝鲜战场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面对这一局势，华盛顿当局内部争论不休，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经常唇枪舌剑，无法取得一致。美国一些外交人员对中朝是否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则强调必须在朝鲜战场上占有优势，并且对中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只有这样，才会使战争有一个满意的谈判结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歧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华盛顿致力于发表一篇"措词恰当的总统演说"呼吁举行停战和谈时，麦克阿瑟却在东京声色俱厉地叫嚷"联合国军"将"超出其忍耐的极限"而将战火蔓延到朝鲜以外。这篇讲话无异于反对和谈和给和谈制造障碍，使杜鲁门的高级外交顾问们大为光火。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对麦克阿瑟采取维护态度，拒绝谴责麦克阿瑟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混乱，外交顾问们不得不建议总统对他的政策进行一次"澄清"，这次澄清政策的讲话，给报界的印象是"令人困惑不解"。
麦克阿瑟那一篇慷慨激昂的好战的讲话，使杜鲁门总统处境为难，陷入了双重苦恼。一方面，英国人开始担心那个在东京的"疯狂的总督"麦克阿瑟，将把他们拖入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伦敦的抗议纷至沓来：英军总参谋部拒绝让英军参加任何三八线以外的重大军事行动；英国内阁决定，要催美国给麦克阿瑟下达一个更有约束力的指令；英国下议院则将一个对麦克阿瑟表示不信任的议案提交讨论。另一方面，杜鲁门在国内的形象正变得软弱和优柔寡断，国内对他的支持进一步下降。美国新闻评论家李其曼将杜鲁门与国会的关系，说成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危险"。尽管参议院批准了杜鲁门向欧洲增派部队的要求，但是附加了许多条件，这些条件被广泛认为是侵犯了总统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特权，标志着总统的威望大大下降。连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领袖结束朝鲜战争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１９５１年４月４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初步批准了一份反对任何在朝鲜战场停火的备忘录，想拒绝和谈，一直把仗打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催促尽快准备发动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攻势。国务院则保持沉默，艾奇逊一方面想与苏联人进行措词强硬的对话，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做会得罪盟友，并丧失与莫斯科进行和谈的机会。在此期间，美国虽然策划过由第７舰队对中国南海岸进行一次突袭，但是，也因为担心这样做"太具挑衅性"而没有付诸实施。
杜鲁门在他的顾问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岂不及待地想提高自己日渐衰落的领导声望。他甚至命令内阁行动起来，去反对被他视为是败坏他名声的运动。４月４日，他召见国会“四巨头"，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告诫国会山和公众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危险。在这次会见后不久，白宫发言人雷本警告说，美国"卷入一场扩大了的战争的危险现在比１９４５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理会白宫的警告。在东京，他的司令部否认有苏军集结，并宣称麦克阿瑟已被授权对苏联的任何进攻进行报复。在华盛顿，雷本的警告甚至遭到共和党人的嘲笑。来自马萨诸塞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马丁向公众宣读了一封来自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该信称，华盛顿误解了朝鲜冲突的国际战略意义；该信还宣布，在战斗中"没有什么能代替胜利"。杜鲁门总统把这些话当作对他的严重挑战，因而开始了一系列最终导致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活动。
１９５１年４月６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完整原子弹的Ｂ—２９轰炸机飞越太平洋。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决定。那天早上，布莱德雷将军给总统带来了关于中国军队集结的最新报告，并告诉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授权给麦克阿瑟，让他对设在中国东北和山东的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攻击，以防从这些基地起飞的飞机对"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紧接着，杜鲁门又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交换了意见，以确认敌方人员和飞机集中的情况，并考虑是否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然后，他又与总统顾问团会见，与他最亲密的几个助手进行交谈，讨论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问题，并陈述了他对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想法。下午３点多钟，杜鲁门最终下定了决心。他打电话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立即赶到白宫来。
当迪思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杜鲁门向他描绘了一幅不祥的图画。总统告诉迪思，已经发现中国东北有大批空军飞机集中；苏联潜艇正向海参崴集结，苏军一部已开到撒哈林岛；莫斯科还可能正在准备用空军对"联合国军"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并切断他们逃往日本基地的海上退路。为对付这一威慑，杜鲁门决定将完整的核武器和战略空军轰炸机送至太平洋彼岸，作为一支"决定性的打击力量集中使用"。考虑到使用原子弹的严重后果，眼下杜鲁门还没有把投放原子弹的权限直接交给空军。杜鲁门说，他希望不会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但在他真的作出任何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之前，他都必定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协商。迪思在确信这一点之后，立即返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范登堡将军说，将有９枚完整的原子弹要转归空军保管。
杜鲁门的高级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度认为，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局势非常糟糕。因此，在杜鲁门与迪思交谈时，他的顾问们就在争取英国同意在"联合国军"遭到来自朝鲜半岛以外地方的攻击时，对那些地方实施报复性轰炸。
４月７日，美国第９９中型轰炸机联队受命携带原子弹向关岛转运。就在这时，战场局势有所变化，Ｂ—２９轰炸机联队并没有依照原来的计划，飞往冲绳岛以寻找"可能的报复性打击目标"，而是仍然留在关岛待命。根据原先的安排，当美军将核武器预先放置在冲绳群岛上时，这支核攻击部队的司令马上就会到任。由于原计划有所改变，即将到任的这位司令也没有飞往东京，而是仍然留在美国东部奥马哈附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布莱德雷将军也暂停了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指令的执行，该指令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报复性打击。国务卿艾奇逊一反常态，既没有立即反驳英国对华盛顿的非难，也没有压英国同意美国对东方威慑的评价。
杜鲁门仍然坚持必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而且以动用核武器和有条件地授权美军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迫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支持对麦克阿瑟的解职决定。由于麦克阿瑟在美军中享有很高声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开始并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杜鲁门在调用核武器时，清楚地声明，他虽然不同意麦克阿瑟的那次公开讲话，但总的来说，还是接受了麦克阿瑟所制定的朝鲜战争的战略思想。杜鲁门解释说，之所以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因为"信任度"的问题：如果动用核武器，华盛顿绝对需要一个完全听话的战场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又用这些道理来劝说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事，终于促使他们在４月８日下午同意支持杜鲁门撤销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
开头，杜鲁门试图说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对把核武器交出军方保管一事保密。但迪思提醒他说，此事必须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杜鲁门给他出主意，劝他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麦克马洪去办这件事，因为麦克马洪是有关这类保密法的制定者，而且是一个比迪思在政治上更有力的发言人。但是，麦克马洪也未能做到只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几个高层领导知道此事，因为这些高层领导人中，有一个民主党人，坚持要让整个委员会知道总统的这一决定。这样，４月１０日早晨，该委员会的１８名成员，包括那些最尖锐地批评杜鲁门东亚政策的人，都知道了杜鲁门所进行的冒险，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将核武器运往海外。
４月１１日晚上，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竭力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对朝鲜冲突的处理进行辩护。他猛烈抨击了他那难以驾驭的下属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扩大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接着，他又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评论家认为，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核武器，但无疑隐含着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杜鲁门没有能够通过这次讲话和其他相应的活动控制住局势的发展。在他发表讲话八天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对国会发表了一次极为激动的演说，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只要将朝鲜战争扩大并升级，就能带来胜利。两周之后，在参议院就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举行的一次质询会上，麦克阿瑟又一次成为明星般的见证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但没有被杜鲁门的讲话所吓住，反而在朝鲜战场上发起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面攻势。
局势的发展，使杜鲁门当局意识到，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威慑和遏制对手，可是，又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手里的核武器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在其后的九十天里，杜鲁门当局又花样翻新，决定用三种"比较微妙和诡秘"的方式来利用原子弹。
第一，五角大楼直接掌管这次核武器的部署，使Ｂ—２９轰炸机的这次行动，显得比一般训练飞行或威慑性佯攻要更为严重。４月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轮地面攻势后，杜鲁门批准再一次将载有核弹的飞机派往战区。战略空军司令部派出了一个指挥与控制小组前往东京，并让其指挥官留在那里，协调可能进行的核攻击计划的制定。华盛顿还给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一道指令，授权他针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原子弹虽然仍留在关岛，但Ｂ—２９轰炸机组已把准备投弹记入飞行日志。６月初，美军侦察机超出以往的飞行范围，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
第二，传递"核信息"进行威胁。华盛顿向香港派去一名秘密使者，即议会私人秘书查里斯·伯顿·马歇尔，让他设法给北京发出一个"核信息"。在他起程前一天晚上，他会见了艾奇逊。艾奇逊虽然没有告诉他关于这次核部署的情况，但明确告诉他，必须含蓄地向中国发出警告。马歇尔去香港后，见到了被认为是能够传递"核信息"的几个人。他让他们向北京暗示，美国的核力量是令人不安的。马歇尔还让他们转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误解对麦克阿瑟的解职，不要将杜鲁门当局反对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呼吁看成是软弱或害怕的表现，美国的耐心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领导人应当意识到华盛顿有使中国停止发展数十年的能力"。杜鲁门当局认为，这些含蓄的语言，已经足以使中国担心美国使用原子弹。
第三，杜鲁门当局在应付国内的政治对手时，也暗示要在亚洲使用核武器。１９５１年５月上旬，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的东亚政策。除了表达方式的差异外，修改后的东亚政策的基本思想，与麦克阿瑟的想法并无实质区别。麦克阿瑟毫不隐晦地宣称要扩大战争；杜鲁门当局则拐弯抹角，说什么如果对方扩大战争，美军将采取"报复行动"。杜鲁门想通过改变表达方式，粉饰赤裸裸的好战言论，以便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压制麦克阿瑟。因此，美国政府发言人在参议院作证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报复打击"的思想，国防部长马歇尔重复这一论调至少不下１１次。如果知道杜鲁门当局已将原子弹和Ｂ—２９轰炸机运往太平洋，那么，对"打击报复"的含义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对于知道内情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其他４名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兼职的参议员来说，白宫所宣传的"报复打击"思想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只不过是在玩弄嫁祸于麦克阿瑟的把戏。他们对于杜鲁门当局正在操纵一场战争的表演，早已看得一清二楚。
杜鲁门当局的这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马歇尔所说的那些恫吓之词传到了北京，但美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领导人是否确知载有核武器的Ｂ—２９轰炸机部署到了东亚。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
面对一个有备无患、不怕核威胁的国家，威胁不起作用，即使真的使用核武器也难讨到什么便宜。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杜鲁门当局机关算尽，依然是一筹莫展。１９５１年６月末，Ｂ—２９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又悄无声息地撤回了美国。随着战场局势的进展，美国人随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但是，这并不是说，杜鲁门当局已经完全放迫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的结果，就认为不应排除用其他方式更微妙、更诡秘地使用核武器。应杜鲁门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核优势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最好是在苏联核武库还没有强大到使莫斯科也想冒一场原子战争的危险之前就加以使用。对于这种言论，杜鲁门当局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因此，后来仍会发生核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次危机：发出报复打击的"核信息”
第四次危机发生于１９５１年４月初，这是杜鲁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当时，他面临着一个"极为严重的局势"：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正当"联合国军"准备跨越三八线大举进攻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准备好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此外，华盛顿又得到情报说，莫斯科已调派３个陆军师进驻满洲里，并部署了其他部队准备进攻日本。不管情报是否准确，在美国看来，朝鲜战场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面对这一局势，华盛顿当局内部争论不休，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经常唇枪舌剑，无法取得一致。美国一些外交人员对中朝是否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则强调必须在朝鲜战场上占有优势，并且对中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只有这样，才会使战争有一个满意的谈判结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歧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华盛顿致力于发表一篇"措词恰当的总统演说"呼吁举行停战和谈时，麦克阿瑟却在东京声色俱厉地叫嚷"联合国军"将"超出其忍耐的极限"而将战火蔓延到朝鲜以外。这篇讲话无异于反对和谈和给和谈制造障碍，使杜鲁门的高级外交顾问们大为光火。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对麦克阿瑟采取维护态度，拒绝谴责麦克阿瑟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混乱，外交顾问们不得不建议总统对他的政策进行一次"澄清"，这次澄清政策的讲话，给报界的印象是"令人困惑不解"。
麦克阿瑟那一篇慷慨激昂的好战的讲话，使杜鲁门总统处境为难，陷入了双重苦恼。一方面，英国人开始担心那个在东京的"疯狂的总督"麦克阿瑟，将把他们拖入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伦敦的抗议纷至沓来：英军总参谋部拒绝让英军参加任何三八线以外的重大军事行动；英国内阁决定，要催美国给麦克阿瑟下达一个更有约束力的指令；英国下议院则将一个对麦克阿瑟表示不信任的议案提交讨论。另一方面，杜鲁门在国内的形象正变得软弱和优柔寡断，国内对他的支持进一步下降。美国新闻评论家李其曼将杜鲁门与国会的关系，说成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危险"。尽管参议院批准了杜鲁门向欧洲增派部队的要求，但是附加了许多条件，这些条件被广泛认为是侵犯了总统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特权，标志着总统的威望大大下降。连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领袖结束朝鲜战争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１９５１年４月４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初步批准了一份反对任何在朝鲜战场停火的备忘录，想拒绝和谈，一直把仗打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催促尽快准备发动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攻势。国务院则保持沉默，艾奇逊一方面想与苏联人进行措词强硬的对话，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做会得罪盟友，并丧失与莫斯科进行和谈的机会。在此期间，美国虽然策划过由第７舰队对中国南海岸进行一次突袭，但是，也因为担心这样做"太具挑衅性"而没有付诸实施。
杜鲁门在他的顾问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岂不及待地想提高自己日渐衰落的领导声望。他甚至命令内阁行动起来，去反对被他视为是败坏他名声的运动。４月４日，他召见国会“四巨头"，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告诫国会山和公众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危险。在这次会见后不久，白宫发言人雷本警告说，美国"卷入一场扩大了的战争的危险现在比１９４５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理会白宫的警告。在东京，他的司令部否认有苏军集结，并宣称麦克阿瑟已被授权对苏联的任何进攻进行报复。在华盛顿，雷本的警告甚至遭到共和党人的嘲笑。来自马萨诸塞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马丁向公众宣读了一封来自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该信称，华盛顿误解了朝鲜冲突的国际战略意义；该信还宣布，在战斗中"没有什么能代替胜利"。杜鲁门总统把这些话当作对他的严重挑战，因而开始了一系列最终导致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活动。
１９５１年４月６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完整原子弹的Ｂ—２９轰炸机飞越太平洋。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决定。那天早上，布莱德雷将军给总统带来了关于中国军队集结的最新报告，并告诉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授权给麦克阿瑟，让他对设在中国东北和山东的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攻击，以防从这些基地起飞的飞机对"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紧接着，杜鲁门又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交换了意见，以确认敌方人员和飞机集中的情况，并考虑是否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然后，他又与总统顾问团会见，与他最亲密的几个助手进行交谈，讨论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问题，并陈述了他对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想法。下午３点多钟，杜鲁门最终下定了决心。他打电话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立即赶到白宫来。
当迪思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杜鲁门向他描绘了一幅不祥的图画。总统告诉迪思，已经发现中国东北有大批空军飞机集中；苏联潜艇正向海参崴集结，苏军一部已开到撒哈林岛；莫斯科还可能正在准备用空军对"联合国军"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并切断他们逃往日本基地的海上退路。为对付这一威慑，杜鲁门决定将完整的核武器和战略空军轰炸机送至太平洋彼岸，作为一支"决定性的打击力量集中使用"。考虑到使用原子弹的严重后果，眼下杜鲁门还没有把投放原子弹的权限直接交给空军。杜鲁门说，他希望不会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但在他真的作出任何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之前，他都必定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协商。迪思在确信这一点之后，立即返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范登堡将军说，将有９枚完整的原子弹要转归空军保管。
杜鲁门的高级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度认为，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局势非常糟糕。因此，在杜鲁门与迪思交谈时，他的顾问们就在争取英国同意在"联合国军"遭到来自朝鲜半岛以外地方的攻击时，对那些地方实施报复性轰炸。
４月７日，美国第９９中型轰炸机联队受命携带原子弹向关岛转运。就在这时，战场局势有所变化，Ｂ—２９轰炸机联队并没有依照原来的计划，飞往冲绳岛以寻找"可能的报复性打击目标"，而是仍然留在关岛待命。根据原先的安排，当美军将核武器预先放置在冲绳群岛上时，这支核攻击部队的司令马上就会到任。由于原计划有所改变，即将到任的这位司令也没有飞往东京，而是仍然留在美国东部奥马哈附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布莱德雷将军也暂停了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指令的执行，该指令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报复性打击。国务卿艾奇逊一反常态，既没有立即反驳英国对华盛顿的非难，也没有压英国同意美国对东方威慑的评价。
杜鲁门仍然坚持必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而且以动用核武器和有条件地授权美军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迫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支持对麦克阿瑟的解职决定。由于麦克阿瑟在美军中享有很高声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开始并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杜鲁门在调用核武器时，清楚地声明，他虽然不同意麦克阿瑟的那次公开讲话，但总的来说，还是接受了麦克阿瑟所制定的朝鲜战争的战略思想。杜鲁门解释说，之所以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因为"信任度"的问题：如果动用核武器，华盛顿绝对需要一个完全听话的战场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又用这些道理来劝说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事，终于促使他们在４月８日下午同意支持杜鲁门撤销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
开头，杜鲁门试图说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对把核武器交出军方保管一事保密。但迪思提醒他说，此事必须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杜鲁门给他出主意，劝他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麦克马洪去办这件事，因为麦克马洪是有关这类保密法的制定者，而且是一个比迪思在政治上更有力的发言人。但是，麦克马洪也未能做到只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几个高层领导知道此事，因为这些高层领导人中，有一个民主党人，坚持要让整个委员会知道总统的这一决定。这样，４月１０日早晨，该委员会的１８名成员，包括那些最尖锐地批评杜鲁门东亚政策的人，都知道了杜鲁门所进行的冒险，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将核武器运往海外。
４月１１日晚上，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竭力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对朝鲜冲突的处理进行辩护。他猛烈抨击了他那难以驾驭的下属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扩大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接着，他又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评论家认为，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核武器，但无疑隐含着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杜鲁门没有能够通过这次讲话和其他相应的活动控制住局势的发展。在他发表讲话八天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对国会发表了一次极为激动的演说，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只要将朝鲜战争扩大并升级，就能带来胜利。两周之后，在参议院就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举行的一次质询会上，麦克阿瑟又一次成为明星般的见证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但没有被杜鲁门的讲话所吓住，反而在朝鲜战场上发起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面攻势。
局势的发展，使杜鲁门当局意识到，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威慑和遏制对手，可是，又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手里的核武器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在其后的九十天里，杜鲁门当局又花样翻新，决定用三种"比较微妙和诡秘"的方式来利用原子弹。
第一，五角大楼直接掌管这次核武器的部署，使Ｂ—２９轰炸机的这次行动，显得比一般训练飞行或威慑性佯攻要更为严重。４月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轮地面攻势后，杜鲁门批准再一次将载有核弹的飞机派往战区。战略空军司令部派出了一个指挥与控制小组前往东京，并让其指挥官留在那里，协调可能进行的核攻击计划的制定。华盛顿还给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一道指令，授权他针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原子弹虽然仍留在关岛，但Ｂ—２９轰炸机组已把准备投弹记入飞行日志。６月初，美军侦察机超出以往的飞行范围，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
第二，传递"核信息"进行威胁。华盛顿向香港派去一名秘密使者，即议会私人秘书查里斯·伯顿·马歇尔，让他设法给北京发出一个"核信息"。在他起程前一天晚上，他会见了艾奇逊。艾奇逊虽然没有告诉他关于这次核部署的情况，但明确告诉他，必须含蓄地向中国发出警告。马歇尔去香港后，见到了被认为是能够传递"核信息"的几个人。他让他们向北京暗示，美国的核力量是令人不安的。马歇尔还让他们转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误解对麦克阿瑟的解职，不要将杜鲁门当局反对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呼吁看成是软弱或害怕的表现，美国的耐心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领导人应当意识到华盛顿有使中国停止发展数十年的能力"。杜鲁门当局认为，这些含蓄的语言，已经足以使中国担心美国使用原子弹。
第三，杜鲁门当局在应付国内的政治对手时，也暗示要在亚洲使用核武器。１９５１年５月上旬，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的东亚政策。除了表达方式的差异外，修改后的东亚政策的基本思想，与麦克阿瑟的想法并无实质区别。麦克阿瑟毫不隐晦地宣称要扩大战争；杜鲁门当局则拐弯抹角，说什么如果对方扩大战争，美军将采取"报复行动"。杜鲁门想通过改变表达方式，粉饰赤裸裸的好战言论，以便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压制麦克阿瑟。因此，美国政府发言人在参议院作证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报复打击"的思想，国防部长马歇尔重复这一论调至少不下１１次。如果知道杜鲁门当局已将原子弹和Ｂ—２９轰炸机运往太平洋，那么，对"打击报复"的含义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对于知道内情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其他４名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兼职的参议员来说，白宫所宣传的"报复打击"思想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只不过是在玩弄嫁祸于麦克阿瑟的把戏。他们对于杜鲁门当局正在操纵一场战争的表演，早已看得一清二楚。
杜鲁门当局的这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马歇尔所说的那些恫吓之词传到了北京，但美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领导人是否确知载有核武器的Ｂ—２９轰炸机部署到了东亚。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
面对一个有备无患、不怕核威胁的国家，威胁不起作用，即使真的使用核武器也难讨到什么便宜。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杜鲁门当局机关算尽，依然是一筹莫展。１９５１年６月末，Ｂ—２９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又悄无声息地撤回了美国。随着战场局势的进展，美国人随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２．６"猫头鹰"瞻前顾后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１２月旅行中经朝鲜返回美国时，思考了他结束战争的选择。他的选择中包括使用原子弹，但因为有了杜鲁门的前车之鉴，他不得不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从事。他去了朝鲜，但有意避开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讨论第８—５２号作战计划，因为该计划要求，在美军向朝鲜半岛中部推进的同时，在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但同样没有同意他关于使用核武器来孤立和隔绝中朝军队的建议。有人评论说，他在处理朝鲜战争问题时，表现得像一只瞻前顾后的"猫头鹰"，而不像一只凶悍的"猎鹰"。
然而在内心深处，艾森豪威尔仍念念不忘依靠原子弹来摆脱朝鲜战场上的困境。
１９５３年初，驻朝鲜美军官员曾向艾森豪威尔正式建议，“联合国军”“应该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火炮屏障……新发起的攻击应该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并允许攻击敌人的东北基地"。
从１９５３年２月的第２周到５月底，艾森豪威尔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种种可能办法，其中包括在朝鲜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的"强制性"办法。讨论的结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警告，如果停战谈判没有进展，战争可能升级，公开暗示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攻击北京。他说，他的选择“是让共产党当局理解，如果缺乏满意的进展，我们打算以更大的决心，消除对核武迫使用的限制，并将不再承担对朝鲜半岛的有限攻击的承诺"。
起后，杜勒斯又试图通过美国驻印度的使馆，设法向北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板门店协议使华盛顿无法接受的话，美国就可能使用核武器。杜勒斯通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可是，尼赫鲁拒绝向中国传递任何核威慑的信息，美国人不得不通过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中国。
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在艾森豪威尔就职演说之后不久，就接到指示，对美国计划"诉诸核战争"进行了严厉谴责。在板门店谈判时，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也说，中国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并已侦察到"联合国军"司令关于扩大战争的提议，包括以大量地面部队侵占朝鲜的西部狭窄地区。中国的主要观点是，面对美国的核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但是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将使核战争不可能发生，美国将为这种威胁付出代价。
中国人没有反对谈判，但在美国的讹诈面前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现"。中国方面断言，"要使美方返回谈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修筑前线工事的运动，其中包括"前线战场的工事，反原子屏障……在山中央挖防空洞"。
然而，这时的国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莫斯科暗示，斯大林欢迎举行首脑会谈。
１９５３年３月初，斯大林去世，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有所松动。３月３０日，中国宣布有条件地接受双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
在美国国内，在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意见纷纭，无法形成一致。国会山对于怎样结束朝鲜战争，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拒绝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再次将载有原子弹的Ｂ—２９轰炸机调往西太平洋的请求，也没有答应授权给克拉克使用核武器。
在五角大楼内部，对怎样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有很大分歧，无法就第８—５２号作战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国防部的官员们只好将它转交给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希望他们研究出一个以非紧急的常规作战为基础的方案来。一个月以后，他们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出各军种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空军和海军官员们认为，核轰炸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作出妥协，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柯林斯看来，只有陆、海、空协同作战，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打到北朝鲜或鸭绿江的胜利。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结束朝鲜战争之战略的讨论，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和形成一致意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次讨论，由于没有关键性的头面人物参加，因此无法形成决议。该委员会在１９５３年２月到５月间召开的７次讨论使用核武器之可能性的会议中，只有两次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到齐了。５月２０日，当一些高层分析家坚持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关于偶然使用核武器的决议时，国务卿杜勒斯又跑到沙特阿拉伯去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出于各自的考虑，都只想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一下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并不想让它作出什么决议来。
４月８日，布莱德雷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拖延时间"。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持这样一种态度，是因为对于究竟应当怎样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老是争论不休；同时，他们还认为，在军事上讨论在朝鲜部署原子弹之前，先应该有一个政治上的决策。布莱德雷将军还推迟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方案，一直推迟到柯林斯将军从拉丁美洲返回美国，而柯林斯将军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最坚定的反对者。当这一方案最终提交给国防部长并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时，柯林斯却给它附加了许多前提条件。这样做，实际上排除了从战术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美国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对战争升级的恐惧和反对，也对美国造成牵制。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杜勒斯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说，为了结束战争，可能有必要扩大战争，如果对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放弃增援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告吹，那么，在朝鲜中部地区挑起包括空中行动在内的"一起事件"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可是，杜勒斯在离开伦敦时，仍然没有得到艾登对这一提议的明确支持。４月初，他却谈到要在不冒犯盟友的前提下，"灵巧地"解决朝鲜问题。５月初，杜勒斯获悉，伦敦方面撤回了它早先许诺的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在盟友疑惑、五角大楼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也就无法成为凶悍的"猪鹰"了。他不想让他的行政当局，在执政伊始就冒军事上的风险。因此，直到１９５３年３月底，他仍在考虑削减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预算，并且显然对核武库中武器数量心中无数。４月２８日，当一份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将核武器转归军方保管的初步方案提交给他时，他的结论是还没有任何紧迫的理由要这样做，所以就将其退回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原子能委员会，让他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艾森豪威尔还限定了在朝鲜进行虚张声势活动的范围。４月２８日，他见到一项关于假装在朝鲜集结一支大部队的提议，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批准。有一种意见是把核武器转交给军队，以"形成力量和决心之印象"。但是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想法抛到了一边。他认为，这样做将给对方施加过大的压力，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同时还会使国内和盟国惶惶不安，以为华盛顿又要搞什么大动作了。
艾森豪威尔玩的一个新花招是，对外宣称已将核武器转交给军队看管，并制造一些"迹象"，故意表明一些核武其实际上已处在五角大楼控制之下。他得意洋洋地说，只要"略施手腕，就肯定能获得预期效果"。５月１３日，他又让代理国务卿史密斯放出风声，承认扩大朝鲜战争将使北约出现分裂，而华盛顿又"急切"需要其欧洲盟友。艾森豪威尔还拒绝了副总统尼克松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是，要求在苏联核力量强大片来之前，立即采取重大行动，认为这样做对美国更为有利。
当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０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朝鲜紧急核计划时，艾森豪威尔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又对它的实施进行了一些限制。他意识到，由于计划包括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杜鲁门曾遇到的棘手问题——苏联对日本进行报复——很可能又转到他手上来。因此，他一方面承认发动一次快速而突然的核打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表示，他有意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首脑会晤。最后他说，现在还不到派部队去执行这一紧急计划的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只是承认，"如果发生了迫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情况"，那么，需要一年时间做准备的这一紧急核计划，将"极有可能达到我们寻求的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中朝两国进行谈判。为了捞到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无法得到的好处，美国于１９５３年夏季唆使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骚扰。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及伞兵１万余人，于７月１５日晚从金门起航，１６日５时许，分三路登陆东山岛，伞兵中队则在东山岛北部后林地区着陆。守岛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８０团，在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下，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守住了主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旧镇地区某步兵团，于当日１０时３０分渡海入岛参战，配合守军，迅速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空降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黄冈地区某陆军师和驻福建晋江地区某陆军师，相继于当夜和１７日上午抵达增援，１７日上午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反击，１８日结束战斗。此次抗登陆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３０００余人，击落敌机１架，击沉敌登陆舰３艘，缴获各种枪支数百支，残敌狼狈逃窜。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失败，使美国又输了一着棋，只得老老实实在朝鲜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夕，艾森豪威尔还授权将完整的核武器转交驻海外的美军保管。然而，这一决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长崎对苏战略，与朝鲜战争没有太大的关连。停战协议得到了交战双方的遵守。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就这样在核幽灵的几次骚扰后结束了。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１２月旅行中经朝鲜返回美国时，思考了他结束战争的选择。他的选择中包括使用原子弹，但因为有了杜鲁门的前车之鉴，他不得不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从事。他去了朝鲜，但有意避开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讨论第８—５２号作战计划，因为该计划要求，在美军向朝鲜半岛中部推进的同时，在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但同样没有同意他关于使用核武器来孤立和隔绝中朝军队的建议。有人评论说，他在处理朝鲜战争问题时，表现得像一只瞻前顾后的"猫头鹰"，而不像一只凶悍的"猎鹰"。
然而在内心深处，艾森豪威尔仍念念不忘依靠原子弹来摆脱朝鲜战场上的困境。
１９５３年初，驻朝鲜美军官员曾向艾森豪威尔正式建议，“联合国军”“应该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火炮屏障……新发起的攻击应该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并允许攻击敌人的东北基地"。
从１９５３年２月的第２周到５月底，艾森豪威尔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种种可能办法，其中包括在朝鲜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的"强制性"办法。讨论的结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警告，如果停战谈判没有进展，战争可能升级，公开暗示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攻击北京。他说，他的选择“是让共产党当局理解，如果缺乏满意的进展，我们打算以更大的决心，消除对核武迫使用的限制，并将不再承担对朝鲜半岛的有限攻击的承诺"。
起后，杜勒斯又试图通过美国驻印度的使馆，设法向北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板门店协议使华盛顿无法接受的话，美国就可能使用核武器。杜勒斯通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可是，尼赫鲁拒绝向中国传递任何核威慑的信息，美国人不得不通过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中国。
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在艾森豪威尔就职演说之后不久，就接到指示，对美国计划"诉诸核战争"进行了严厉谴责。在板门店谈判时，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也说，中国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并已侦察到"联合国军"司令关于扩大战争的提议，包括以大量地面部队侵占朝鲜的西部狭窄地区。中国的主要观点是，面对美国的核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但是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将使核战争不可能发生，美国将为这种威胁付出代价。
中国人没有反对谈判，但在美国的讹诈面前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现"。中国方面断言，"要使美方返回谈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修筑前线工事的运动，其中包括"前线战场的工事，反原子屏障……在山中央挖防空洞"。
然而，这时的国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莫斯科暗示，斯大林欢迎举行首脑会谈。
１９５３年３月初，斯大林去世，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有所松动。３月３０日，中国宣布有条件地接受双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
在美国国内，在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意见纷纭，无法形成一致。国会山对于怎样结束朝鲜战争，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拒绝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再次将载有原子弹的Ｂ—２９轰炸机调往西太平洋的请求，也没有答应授权给克拉克使用核武器。
在五角大楼内部，对怎样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有很大分歧，无法就第８—５２号作战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国防部的官员们只好将它转交给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希望他们研究出一个以非紧急的常规作战为基础的方案来。一个月以后，他们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出各军种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空军和海军官员们认为，核轰炸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作出妥协，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柯林斯看来，只有陆、海、空协同作战，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打到北朝鲜或鸭绿江的胜利。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结束朝鲜战争之战略的讨论，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和形成一致意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次讨论，由于没有关键性的头面人物参加，因此无法形成决议。该委员会在１９５３年２月到５月间召开的７次讨论使用核武器之可能性的会议中，只有两次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到齐了。５月２０日，当一些高层分析家坚持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关于偶然使用核武器的决议时，国务卿杜勒斯又跑到沙特阿拉伯去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出于各自的考虑，都只想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一下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并不想让它作出什么决议来。
４月８日，布莱德雷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拖延时间"。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持这样一种态度，是因为对于究竟应当怎样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老是争论不休；同时，他们还认为，在军事上讨论在朝鲜部署原子弹之前，先应该有一个政治上的决策。布莱德雷将军还推迟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方案，一直推迟到柯林斯将军从拉丁美洲返回美国，而柯林斯将军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最坚定的反对者。当这一方案最终提交给国防部长并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时，柯林斯却给它附加了许多前提条件。这样做，实际上排除了从战术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美国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对战争升级的恐惧和反对，也对美国造成牵制。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杜勒斯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说，为了结束战争，可能有必要扩大战争，如果对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放弃增援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告吹，那么，在朝鲜中部地区挑起包括空中行动在内的"一起事件"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可是，杜勒斯在离开伦敦时，仍然没有得到艾登对这一提议的明确支持。４月初，他却谈到要在不冒犯盟友的前提下，"灵巧地"解决朝鲜问题。５月初，杜勒斯获悉，伦敦方面撤回了它早先许诺的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在盟友疑惑、五角大楼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也就无法成为凶悍的"猪鹰"了。他不想让他的行政当局，在执政伊始就冒军事上的风险。因此，直到１９５３年３月底，他仍在考虑削减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预算，并且显然对核武库中武器数量心中无数。４月２８日，当一份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将核武器转归军方保管的初步方案提交给他时，他的结论是还没有任何紧迫的理由要这样做，所以就将其退回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原子能委员会，让他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艾森豪威尔还限定了在朝鲜进行虚张声势活动的范围。４月２８日，他见到一项关于假装在朝鲜集结一支大部队的提议，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批准。有一种意见是把核武器转交给军队，以"形成力量和决心之印象"。但是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想法抛到了一边。他认为，这样做将给对方施加过大的压力，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同时还会使国内和盟国惶惶不安，以为华盛顿又要搞什么大动作了。
艾森豪威尔玩的一个新花招是，对外宣称已将核武器转交给军队看管，并制造一些"迹象"，故意表明一些核武其实际上已处在五角大楼控制之下。他得意洋洋地说，只要"略施手腕，就肯定能获得预期效果"。５月１３日，他又让代理国务卿史密斯放出风声，承认扩大朝鲜战争将使北约出现分裂，而华盛顿又"急切"需要其欧洲盟友。艾森豪威尔还拒绝了副总统尼克松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是，要求在苏联核力量强大片来之前，立即采取重大行动，认为这样做对美国更为有利。
当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０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朝鲜紧急核计划时，艾森豪威尔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又对它的实施进行了一些限制。他意识到，由于计划包括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杜鲁门曾遇到的棘手问题——苏联对日本进行报复——很可能又转到他手上来。因此，他一方面承认发动一次快速而突然的核打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表示，他有意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首脑会晤。最后他说，现在还不到派部队去执行这一紧急计划的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只是承认，"如果发生了迫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情况"，那么，需要一年时间做准备的这一紧急核计划，将"极有可能达到我们寻求的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中朝两国进行谈判。为了捞到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无法得到的好处，美国于１９５３年夏季唆使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骚扰。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及伞兵１万余人，于７月１５日晚从金门起航，１６日５时许，分三路登陆东山岛，伞兵中队则在东山岛北部后林地区着陆。守岛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８０团，在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下，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守住了主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旧镇地区某步兵团，于当日１０时３０分渡海入岛参战，配合守军，迅速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空降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黄冈地区某陆军师和驻福建晋江地区某陆军师，相继于当夜和１７日上午抵达增援，１７日上午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反击，１８日结束战斗。此次抗登陆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３０００余人，击落敌机１架，击沉敌登陆舰３艘，缴获各种枪支数百支，残敌狼狈逃窜。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失败，使美国又输了一着棋，只得老老实实在朝鲜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夕，艾森豪威尔还授权将完整的核武器转交驻海外的美军保管。然而，这一决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长崎对苏战略，与朝鲜战争没有太大的关连。停战协议得到了交战双方的遵守。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就这样在核幽灵的几次骚扰后结束了。
２．７美国为什么没有使用核武器？
由于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朝鲜战场上空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云。朝鲜战争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美国最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一场局部战争。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不会再一次使用原子弹。然而，尽管美国在朝鲜损失惨重，伤亡巨大，大丢面子，却始终没有使用原子弹。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受"有限战争"政策的制约
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下的命令。在朝鲜战争中，不管他进行过多么厉害的核威胁，最终还是拒绝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自己解释说，１９４５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拯救我们士兵的生命，我们必须结束战争"。那时使用原子弹，确实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而且对于原子弹的实战威力进行了一次检验。然而，朝鲜战争的情势大不相同了：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会扩大战争，陷入短时间无法脱身的泥坑。美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因此在朝鲜战争中，奉行的是"有限战争"政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防止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和苏联的介入。
美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为，苏联才是劲敌，保卫西欧、遏制共产主义，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我们是在同一个不该打仗的国家、次要的对手进行战斗，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削减了部分军队，主要靠核武器来平衡东西方的军事力量。就当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武装部队规模而言，虽然拥有核优势，但却无力做到：既屯兵欧洲以威慑军事强国苏联，又大规模投入朝鲜战争。如果在亚洲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势必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使它在全球性对抗中丧失战胜对手的能力。杜鲁门甚至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一点，美国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扩大是合乎逻辑的。既要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又不愿意放弃侵略，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因此，主张扩大战争的叫嚣不时可以听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始终存在。
此外，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是比较克制的。如果美国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海岸甚至使用原子弹，不信邪的中国人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战斗到底。这一点美国当局是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更危险的是，战争一旦扩大，苏联很可能主动介入，从而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鹿死谁手，美国没有把握，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能稳操胜券。
从全球范围来权衡利弊得失，美国制定并执行"有限战争"政策，必然要限制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没有使用原子弹，平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不能打破"有限战争"的战略。
第二个原因：害怕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正在考虑使用原子弹的讲话传开，世界舆论哗然。
西欧对于美国旗图扩大战争的动向极为不安。英、法和美国的其他大陆盟国反对扩大战争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们刚遭受过战争和沦亡的惨祸，仍继续在从事复兴工作。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那么前景只能是如下两种：或者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仅局限于远东，也会使美国的力量因此而转移至亚洲，使欧洲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或者可能由于轰炸中国东北而招致苏联的干预，那时战火不可能不波及欧洲，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扩大战争的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
杜鲁门认为，使用原子弹只能由美国来作出决定，而美国的盟国则认为，"像这类重要事项不能随便代替联合国作出决定，必须事先和目前在朝鲜参与国际警察行动的成员国进行最充分的商讨"。
杜鲁门那引人注目的讲话发表九十六小时之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就不邀自来地赶到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他动身之前，曾和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进行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表明，两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形势已有了普遍一致的看法。艾德礼这次来到华盛顿的身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盟国领导人，而且是整个西欧的发言人。他的使命是，确保在朝鲜问题上的一切决策都协商一致，从而防止美国过深地陷入朝鲜战争。欧洲人不愿意在朝鲜冒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或过多地把北约组织所属的有限力量，投入遥远的朝鲜半岛去打"消耗战"。
丘吉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期间，也曾说过：“……虽则远东对我们的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一个牵制而已。我们应当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致命的危险也在这里。”
英国人还认为，毛泽东政府的性质有别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不能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英国人的有些见解不乏卓异之处。他们认识到，中共是个土生土长的党；他们取得政权，靠的是卓越的组织，坚强的意志，还有团结的愿望和明确的目标。英国人深信，假如给新中国以适当的鼓励，使之与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它的政府就可能与莫斯科断绝关系，还可以利用它抵销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英国人断言，中国的干预，至少部分地是由美国政府不明智造成的。西方与中国之间没有基本矛盾，假如美国不跨过三八线，麦克阿瑟不发动"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也不阻挠在朝鲜建立一个缓冲区，那么，北京本来是不会出兵朝鲜的。
英国人在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不负责任、急躁和轻率的危险性格中，看到的是大洋彼岸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小兄弟"的典型形象，认为这个"小兄弟"希望以自己年轻充沛的精力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而完全不考虑后果。英国人感到气恼的是，大英帝国是政治上"成熟的"强国，长崎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在居然给刚愎自用的美国当票配角来了。对于朝鲜战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北约组织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因意见分起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违背盟国的意愿而一意孤行，必将失去盟国的支持而陷入孤立。后来杜鲁门透露说，他最大的担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美国处于没有盟国的孤立无援的地位。盟国的意见，对美国无疑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杜鲁门的声明引起的反响也很强烈。印度总理尼赫鲁描述说：“原子弹是专门用来对付亚洲的——这种感觉在迅速蔓延。"在联合国，沙特代表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或中国使用原子弹，那么整个亚洲大陆的人民将会认为，那是白种人反对有色人种的行为，这种行为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多年发展起来的关系将起破坏作用。
美国如果对中国东北的城市进行饱和轰炸，可能会遭到批评；但若使用核武器进击这些目标，无疑会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并激起亚洲人强烈的反美情绪。使用原子弹和使用常规武器，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效果可能是差不多的，但世界舆论的反应却大不一样。这种后果，美国政府不会没有估计到。
第三个原因：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可能得不偿失
原子弹不同于常规武器。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选择使用原子弹时，无疑首先得权衡军事上的利弊、使用效果和可能承担的风险。反复权衡之后，大概也看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难免得不偿失。
如果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就只能攻击朝鲜境内的战术目标，例如对方的军队和物资集结地，无疑是最适合于战术核武器攻击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在朝鲜并不明确。因为中朝军队都很少暴露在适合于原子弹袭击的开阔地带，而是广泛疏散和隐蔽在山林中；即使在露天，他们也很少集中兵力于一地。况且，发现和查明这种集结地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１９５１年２月，"联合国军"司令部研究过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经过研究后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使"联合国军"感到棘手：一是难以发现中朝的集结部队，往往在其散开后情报系统才能搞清确切的集结地点；二是在三八线附近为中朝部队最可能集结的地区，但在这个地区使用原子弹会使美军也受到伤害和波及。
此外，朝鲜地形复杂，即使使用原子弹，其破坏作用也极为有限。一枚核弹在山谷里爆炸，对山那边敌方的军队可能触动不大。在朝鲜战争前半期，美国原子弹还不能精确打击战术目标，对对方的战术目标进行攻击，较大当量的原子弹，爆炸威力实在太大了。总之，在朝鲜对中朝军队使用原子弹，在战术上并不十分有效。
原子弹也不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支援。炮兵的压制火力在地面战斗中起重要作用，它能有效地阻止敌人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原子弹是一次性爆炸，因此其作用就无法和炮兵的压制火力相比。有人估计，如果在紧要关头用原子弹支援地面战斗，压制敌人火力８小时，大约需要２至３枚原子弹。这样使用原子弹，不但效果太差，而且需要的原子弹数量太多，将大大减少美国核武库中核弹的贮量。同时中朝方面的军事目标较分散，用原子弹对付小型分散的目标，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战略上使用原子弹，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袭击目标，如中国东北的基地、供应站等。但是，这种袭击不但把战争扩大到了朝鲜之外，势必陷入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泥潭之中，甚至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且也不能阻止中国出兵朝鲜，更不能削弱中国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和能力。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６０年代初访问中国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就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７亿中国人所击败。"美国当局当年不一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也感觉到了原子弹不可能使中国屈服，况且，当时中国的军用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袭击中国的基地和供应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个原因：美国的核优势受到限制
连美国的决策者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美国的核优势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一方面，原子弹数量有限，并担心遭到苏联的报复。据美国有关人士估计，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３年，苏美核力量的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原子弹 核轰炸机
１９５０年
美国 ２９２枚 ２５０架
苏联 １０－２０枚 ６００－７００架
１９５３年
美国 １０００枚 １０００架
苏联 １５０枚 １０００架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核贮备还不足以应付如下局面：既在欧洲遏制苏联，又用在朝鲜战争中对付朝鲜和中国。虽然在１９５０年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核攻击能力是充足的，包括原子弹和投掷工具都是充足的，但事实上，其核力量还不足以应付一场全面战争，只能顾此失彼：要么用于威慑苏联保卫西欧，要么用于朝鲜战场。
战争后期，美国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苏联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也不断增长。美国如果使用原子弹，就难免遭到苏联的报复。美国人认为，１９５１年苏联有足够的能力对美国本土进行核轰炸，只要苏联使用品核武库中半数的核武器，就会有１２—１４枚命中目标，至少可以造成４００万人的伤亡。如果苏联对美军在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复性攻击，其核攻击能力更是绰绰有余。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把核武器投放到敌方目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或者说在使用技术上也受到了限制。尽管美国军方想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时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原子闪击战，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一架装有核武器的美国飞机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至少需要花三个月时间的轰炸，才能使莫斯科投降。到１９５３年，由于美国空军装备了喷气式轰炸机，建立了海外基地，又部署了经过改建的能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这样，美国更快、更成功地打击苏联的可能性增强了。但是，五角大楼尚未正式掌管任何完整的原子弹，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开始与外国谈判将核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朝鲜附近并没有立即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虽然有这些限制，但是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和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核优势。１９５３年１月，艾森豪威尔带着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就任总统。他认为，美国"不能永远守着僵持的前线而毫无结果地遭受伤亡"，"山丘地带的小规模的攻击不能结束朝鲜战争"，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甚至准备冒更大的风险。但由于使用核武器的各种制约因素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艾森豪威尔最大的担心是，苏联空军有可能对几乎毫无设防的日本人口中心地区进行空袭。因此，尽管他声称"无论是什么理由，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都必须去掉"，但最后并没有改变杜鲁门的"有限战略"。
１９５３年７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终于没有使用核武器。拥有核优势，而无法依靠它使富于斗争精神的民族、国家俯首称臣，想使用核武器又不敢用，这种两难情结确实值得回味。原子弹是万能武器吗？有了核武器就能为所欲为吗？在核时代，道义、国际舆论、国家政治等因素，对战争的胜负是否就没有影响了呢？
由于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朝鲜战场上空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云。朝鲜战争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美国最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一场局部战争。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不会再一次使用原子弹。然而，尽管美国在朝鲜损失惨重，伤亡巨大，大丢面子，却始终没有使用原子弹。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受"有限战争"政策的制约
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下的命令。在朝鲜战争中，不管他进行过多么厉害的核威胁，最终还是拒绝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自己解释说，１９４５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拯救我们士兵的生命，我们必须结束战争"。那时使用原子弹，确实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而且对于原子弹的实战威力进行了一次检验。然而，朝鲜战争的情势大不相同了：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会扩大战争，陷入短时间无法脱身的泥坑。美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因此在朝鲜战争中，奉行的是"有限战争"政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防止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和苏联的介入。
美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为，苏联才是劲敌，保卫西欧、遏制共产主义，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我们是在同一个不该打仗的国家、次要的对手进行战斗，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削减了部分军队，主要靠核武器来平衡东西方的军事力量。就当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武装部队规模而言，虽然拥有核优势，但却无力做到：既屯兵欧洲以威慑军事强国苏联，又大规模投入朝鲜战争。如果在亚洲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势必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使它在全球性对抗中丧失战胜对手的能力。杜鲁门甚至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一点，美国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扩大是合乎逻辑的。既要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又不愿意放弃侵略，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因此，主张扩大战争的叫嚣不时可以听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始终存在。
此外，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是比较克制的。如果美国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海岸甚至使用原子弹，不信邪的中国人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战斗到底。这一点美国当局是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更危险的是，战争一旦扩大，苏联很可能主动介入，从而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鹿死谁手，美国没有把握，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能稳操胜券。
从全球范围来权衡利弊得失，美国制定并执行"有限战争"政策，必然要限制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没有使用原子弹，平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不能打破"有限战争"的战略。
第二个原因：害怕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正在考虑使用原子弹的讲话传开，世界舆论哗然。
西欧对于美国旗图扩大战争的动向极为不安。英、法和美国的其他大陆盟国反对扩大战争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们刚遭受过战争和沦亡的惨祸，仍继续在从事复兴工作。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那么前景只能是如下两种：或者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仅局限于远东，也会使美国的力量因此而转移至亚洲，使欧洲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或者可能由于轰炸中国东北而招致苏联的干预，那时战火不可能不波及欧洲，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扩大战争的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
杜鲁门认为，使用原子弹只能由美国来作出决定，而美国的盟国则认为，"像这类重要事项不能随便代替联合国作出决定，必须事先和目前在朝鲜参与国际警察行动的成员国进行最充分的商讨"。
杜鲁门那引人注目的讲话发表九十六小时之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就不邀自来地赶到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他动身之前，曾和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进行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表明，两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形势已有了普遍一致的看法。艾德礼这次来到华盛顿的身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盟国领导人，而且是整个西欧的发言人。他的使命是，确保在朝鲜问题上的一切决策都协商一致，从而防止美国过深地陷入朝鲜战争。欧洲人不愿意在朝鲜冒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或过多地把北约组织所属的有限力量，投入遥远的朝鲜半岛去打"消耗战"。
丘吉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期间，也曾说过：“……虽则远东对我们的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一个牵制而已。我们应当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致命的危险也在这里。”
英国人还认为，毛泽东政府的性质有别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不能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英国人的有些见解不乏卓异之处。他们认识到，中共是个土生土长的党；他们取得政权，靠的是卓越的组织，坚强的意志，还有团结的愿望和明确的目标。英国人深信，假如给新中国以适当的鼓励，使之与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它的政府就可能与莫斯科断绝关系，还可以利用它抵销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英国人断言，中国的干预，至少部分地是由美国政府不明智造成的。西方与中国之间没有基本矛盾，假如美国不跨过三八线，麦克阿瑟不发动"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也不阻挠在朝鲜建立一个缓冲区，那么，北京本来是不会出兵朝鲜的。
英国人在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不负责任、急躁和轻率的危险性格中，看到的是大洋彼岸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小兄弟"的典型形象，认为这个"小兄弟"希望以自己年轻充沛的精力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而完全不考虑后果。英国人感到气恼的是，大英帝国是政治上"成熟的"强国，长崎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在居然给刚愎自用的美国当票配角来了。对于朝鲜战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北约组织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因意见分起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违背盟国的意愿而一意孤行，必将失去盟国的支持而陷入孤立。后来杜鲁门透露说，他最大的担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美国处于没有盟国的孤立无援的地位。盟国的意见，对美国无疑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杜鲁门的声明引起的反响也很强烈。印度总理尼赫鲁描述说：“原子弹是专门用来对付亚洲的——这种感觉在迅速蔓延。"在联合国，沙特代表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或中国使用原子弹，那么整个亚洲大陆的人民将会认为，那是白种人反对有色人种的行为，这种行为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多年发展起来的关系将起破坏作用。
美国如果对中国东北的城市进行饱和轰炸，可能会遭到批评；但若使用核武器进击这些目标，无疑会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并激起亚洲人强烈的反美情绪。使用原子弹和使用常规武器，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效果可能是差不多的，但世界舆论的反应却大不一样。这种后果，美国政府不会没有估计到。
第三个原因：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可能得不偿失
原子弹不同于常规武器。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选择使用原子弹时，无疑首先得权衡军事上的利弊、使用效果和可能承担的风险。反复权衡之后，大概也看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难免得不偿失。
如果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就只能攻击朝鲜境内的战术目标，例如对方的军队和物资集结地，无疑是最适合于战术核武器攻击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在朝鲜并不明确。因为中朝军队都很少暴露在适合于原子弹袭击的开阔地带，而是广泛疏散和隐蔽在山林中；即使在露天，他们也很少集中兵力于一地。况且，发现和查明这种集结地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１９５１年２月，"联合国军"司令部研究过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经过研究后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使"联合国军"感到棘手：一是难以发现中朝的集结部队，往往在其散开后情报系统才能搞清确切的集结地点；二是在三八线附近为中朝部队最可能集结的地区，但在这个地区使用原子弹会使美军也受到伤害和波及。
此外，朝鲜地形复杂，即使使用原子弹，其破坏作用也极为有限。一枚核弹在山谷里爆炸，对山那边敌方的军队可能触动不大。在朝鲜战争前半期，美国原子弹还不能精确打击战术目标，对对方的战术目标进行攻击，较大当量的原子弹，爆炸威力实在太大了。总之，在朝鲜对中朝军队使用原子弹，在战术上并不十分有效。
原子弹也不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支援。炮兵的压制火力在地面战斗中起重要作用，它能有效地阻止敌人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原子弹是一次性爆炸，因此其作用就无法和炮兵的压制火力相比。有人估计，如果在紧要关头用原子弹支援地面战斗，压制敌人火力８小时，大约需要２至３枚原子弹。这样使用原子弹，不但效果太差，而且需要的原子弹数量太多，将大大减少美国核武库中核弹的贮量。同时中朝方面的军事目标较分散，用原子弹对付小型分散的目标，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战略上使用原子弹，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袭击目标，如中国东北的基地、供应站等。但是，这种袭击不但把战争扩大到了朝鲜之外，势必陷入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泥潭之中，甚至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且也不能阻止中国出兵朝鲜，更不能削弱中国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和能力。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６０年代初访问中国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就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７亿中国人所击败。"美国当局当年不一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也感觉到了原子弹不可能使中国屈服，况且，当时中国的军用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袭击中国的基地和供应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个原因：美国的核优势受到限制
连美国的决策者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美国的核优势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一方面，原子弹数量有限，并担心遭到苏联的报复。据美国有关人士估计，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３年，苏美核力量的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原子弹 核轰炸机
１９５０年
美国 ２９２枚 ２５０架
苏联 １０－２０枚 ６００－７００架
１９５３年
美国 １０００枚 １０００架
苏联 １５０枚 １０００架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核贮备还不足以应付如下局面：既在欧洲遏制苏联，又用在朝鲜战争中对付朝鲜和中国。虽然在１９５０年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核攻击能力是充足的，包括原子弹和投掷工具都是充足的，但事实上，其核力量还不足以应付一场全面战争，只能顾此失彼：要么用于威慑苏联保卫西欧，要么用于朝鲜战场。
战争后期，美国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苏联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也不断增长。美国如果使用原子弹，就难免遭到苏联的报复。美国人认为，１９５１年苏联有足够的能力对美国本土进行核轰炸，只要苏联使用品核武库中半数的核武器，就会有１２—１４枚命中目标，至少可以造成４００万人的伤亡。如果苏联对美军在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复性攻击，其核攻击能力更是绰绰有余。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把核武器投放到敌方目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或者说在使用技术上也受到了限制。尽管美国军方想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时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原子闪击战，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一架装有核武器的美国飞机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至少需要花三个月时间的轰炸，才能使莫斯科投降。到１９５３年，由于美国空军装备了喷气式轰炸机，建立了海外基地，又部署了经过改建的能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这样，美国更快、更成功地打击苏联的可能性增强了。但是，五角大楼尚未正式掌管任何完整的原子弹，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开始与外国谈判将核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朝鲜附近并没有立即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虽然有这些限制，但是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和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核优势。１９５３年１月，艾森豪威尔带着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就任总统。他认为，美国"不能永远守着僵持的前线而毫无结果地遭受伤亡"，"山丘地带的小规模的攻击不能结束朝鲜战争"，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甚至准备冒更大的风险。但由于使用核武器的各种制约因素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艾森豪威尔最大的担心是，苏联空军有可能对几乎毫无设防的日本人口中心地区进行空袭。因此，尽管他声称"无论是什么理由，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都必须去掉"，但最后并没有改变杜鲁门的"有限战略"。
１９５３年７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终于没有使用核武器。拥有核优势，而无法依靠它使富于斗争精神的民族、国家俯首称臣，想使用核武器又不敢用，这种两难情结确实值得回味。原子弹是万能武器吗？有了核武器就能为所欲为吗？在核时代，道义、国际舆论、国家政治等因素，对战争的胜负是否就没有影响了呢？
３．"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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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初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过一种理论——"多米诺理论"。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你立起了一堆骨牌，只要是碰倒了第一块，那么最后一块也会很快地倒下。这样你就让影响深远的分崩离析开了头。"他向持怀疑态度的温斯顿·丘吉尔说，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对我们和你们的全球战略地位的最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正因为相信"多米诺理论"，所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不到一年，虽然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美国当局却又企图在越南投掷原子弹，用原子弹帮助法国殖民主义者挽回败局，继续维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另一次核危机，出现了核威慑战略史上惊险的一幕——"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
３．１奠边府告急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２００英里的越南境内，是越南西北部的战略要地，以奠边府为据点，就可以控制住越南西北部和老挝上寮地区。在印度支那，奠边府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不足为奇的。
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３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并对奠边府一支被包围的法国守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法军眼看就要坚守不住。于是，在一年前结成了尴尬但却很认真的伙伴关系的美法两个政府，便在惶恐不安的情绪中，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关于在奠边府使用核武器问题的磋商和策划……
奠边府无可争辩地是越南领土，与美法相距不止万里之遥，法军为什么会驻守在奠边府？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一个世纪以前说起。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法国路易·波拿巴即帝位，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进入第二帝国时期。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是金融贵族集团和工业巨头。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业与交易所投机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法国最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一小撮大资本家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在国内采取了反革命的军事独裁，把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对外采用扩张政策，以满足大银行家和工业巨头扩大投资场所和市场的需求。除在欧洲进行扩张以外，第二帝国还于１８５４—１８６０年间加强了对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的侵略。
早在１８５８年，法国就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１９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日益猖獗。它的如意算盘是要以越南为据点，进一步控制中国。１８８５年６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在天津缔结正式和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１８９３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三国，把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法国侵占地区合并，称为"印度支那联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入印度支那。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相继宣布独立。越南八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至２５日于华盛顿举行的美法两国首脑会谈中，美国方面由于考虑到德国问题上将同苏联展开尖锐斗争，感到必须调整同法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杜鲁门向戴高乐表示，美国"不反对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回到印度支那去"。当时接受日军投降的英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都支持法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于是，法军又于１９４５年９月侵入越南，１０月侵入柬埔寨，年底侵入老挝。从此，爆发了历时九年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战争。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８日，法帝国主义者占领了越南北方的主要城镇和地区，很快把军队增加到１５万人。同年１０月，法军进攻河内东北地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占据了高平、七溪、谅山等战略要地。在此斯间，法国承认保大傀儡政权为法兰西联邦内独立国，支持保大招兵买马，扩充伪政权。
１９５０年夏天，应越共和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出以陈赓为首的中国顾问团，去越南协助越共组织边界战役。越共军队于９月中旬向越南北部战略重镇谅山地区的法军进攻，全歼法军勒巴兵团和沙巴兵团，消灭敌人３０００余人，俘虏了法军３名上校和许多中下级军官。法军惊慌失措，开始全部南撤，河内以北地区全部解放。１９５０年底，法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接着，越南人民军又连续发起了红河中游、１０号公路、宁平等三次作战，至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０日，连克法军固守的大小据点７０多个，歼敌１．１万余人。同时，老挝巴特寮解放军胜利地结束了上寮战役；柬埔寨统一阵线解放军也连续获得胜利。
为了帮助法国殖民军摆脱困境，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４年，美国向法军提供了３６０架军用飞机、３９０艘大小舰船、２．１万辆汽车和１７．５万支各种轻重武器。１９５３年秋，法军在美国支持之下，推进所谓"纳瓦尔计划"，调集机动兵力，侵犯越北平原，妄图在十八个月内夺回战场主动权。１１月２０日，法军使用空降兵，攻占了越南西北部战略要地奠边府，并且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企图进行死守，把奠边府作为控制越南西北部和老挝上寮地区的战略要地。但是越南人民军在越西北和平原地区发起进攻，配合老挝巴特寮和柬埔寨统一阵线解放军，解放了老挝中、下寮和柬埔寨东北地区，打通了纵贯印度支那南、北战场的战略交通线。
“纳瓦尔计划"的要点就是集中兵力攻占奠边府。越南人民军也把夺回奠边府看得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拔除这个钉入根据地的钉子，越南人民军不仅有后顾之忧，而且有可能被法军分割和各个击破。因此，越南人民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
对奠边府的进攻，很快在巴黎和华盛顿造成惊恐。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苦苦支撑，而在法国国内，政府又面临法国人民厌战的强大压力。可以说，在生命和金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已达到了法国无法承受的地步。法国总理普里文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发出悲鸣：“再也不存在获得令人满意的军事解决的前景。"由于法美的伙伴关系，美国支付了越南战争的绝大部分的战费，而法国则在训练不良、极缺乏热情的越南傀儡部队的勉强支撑下打了大部分的战争。１９４５年的整个１月和２月，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发愁：美国能帮什么忙。他不想让美国军队卷入印度支那地区任何一个地方的全面战争。但是，奠边府告急，又使艾森豪威尔心急如焚。他认为：“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共产党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将在短期内严重危及，在长崎内致命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尽其可能加强法国的意志和能力，并帮助非共产党越南意识到本身的危险。艾森豪威尔除把越南比作一块多米诺骨牌外，还把越南比作"在瓶子里的瓶塞"。他又说过：“对于漏水的堤坝有时采取一些措施总比让整个结构被冲掉要好。"他一再敦促他的顾问们找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固堤坝，使瓶塞保留在瓶里并支撑住那块多米诺骨牌。奠边府告急虽然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东南亚局势已经危如累卵，但是对整个东南亚危险的深切关注，并没有立刻变为有效的行动。
３．２"秃鹫行动"计划出笼
在越南长期僵持，不仅会消耗法国的资源，而且会严重影响法军和越南傀儡军队的士气，难免导致法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因此，法国对美国提出的援助要求，不仅包括给予更多的美元，而且包括提供美国飞机和军队。与此同时，法国在生命和金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说已达到法国几乎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法国还利用艾森豪威尔迫切要求巩固欧洲防务集团以加强防务的需要，对美国进行讹诈。法国警告说，越南战争中的长期僵持，将使法国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乃至永远无法履行其在北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如果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不给予支持，法国便不能批准欧洲防务条约。
对美国来说，欧洲和印度支那都至关重要，都是它"全球战略"链条上的一环，它不容许其中的任何一环遭到破坏或断裂。美国认为，如果法国在越南遭到失败，就会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失去平衡。早在１９５２年，杜勒斯就对艾森豪威尔说过：“朝鲜是重要的，但是真正重要的地点是印度支那，因为我们可能丢掉朝鲜而不受其后果的影响，但是如果印度支那丢了，南亚也丢掉了，那就很难使我们不受影响。"美国考虑到它的全球利益，当然要极力挽救法国的失败，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最有效，所承担的风险最小。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并不一致。
朝鲜战争余悸未消，艾森豪威尔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还不到一年之际，显然不愿意打出自己的旗帜重返亚洲大陆，他的选择是利用美国的"资源"来支持法国军队。因此，艾森豪威尔给了法国１０架轰炸机和２００名人员。可是，事后又“害怕地面部队陷入印度支那不能脱身"，又出尔反尔，答应在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５日将地面部队的２００人全部撤回。
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３日，法国陆军参谋长艾里再也顶不住前线指挥官频频告急的压力，飞往华盛顿紧急寻求美国的军援。然而，艾森豪威尔害怕承担风险，只同意向法国提供几架能投掷凝固汽油弹的Ｃ—１１９型飞机。杜勒斯直率地告诉法国陆军参谋长艾里，美国"除非可望打赢，否则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帜，派出自己的军队，以国家的威望来下赌注"。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不会见死不救，不向陷入奠边府困境的法国伙伴伸出救援之手。他任命比特尔·史密斯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咨询。史密斯出的一个主意是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即用国民党军队援救被围困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明智。他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断定如果把蒋介石的军队投入战场，肯定会导致红色中国的大规模干涉。他深感"红色中国大举行动的政治风险委实太大了"，于是断然否定了史密斯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还对史密斯抱怨说：“我们缺乏一个全盘的计划。尽管我们提供援助，但是在印度支那局势一旦恶化时，却拿不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奠边府被围困，使法国军队在那里的处境日益艰难。战局的发展，迫使美国当局不得不考虑以下问题：法国的防御顶得住吗？美国现在应该做什么呢，以什么为条件呢？使用美国空中力量替受困法军解围的做法，是否能取得实际效果和重大意义呢？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时，有人考虑到了美国拥有的核优势。经过秘密策划，拟就了代号为"秃鹫行动"的美法联合行动计划。以"秃鹫"之类的猛禽为代号，暗示的是要使用威力非凡的核武器。这一计划的主要之点，就是让轰炸机从第７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投掷核弹轰炸奠边府周围的越南人民军，以此来解救被困法军。
３月２４日，国务卿杜勒斯与总统讨论了奠边府的危险。总统的答复是：假如"一次性打击"确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那么，他就不会完全排除一次性打击的可能性。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Ｗ·雷德福，是"秃鹫行动"计划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心人物。早在奠边府首次受到围困之前，即１９５４年的１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总统和雷德福就讨论过一次性打击的可能性。雷德福的言论颇具有鼓动性。他说：“假如我们能够在奠边府上空投入一个中队的美国飞机，只消一个下午就有可能挽救局势。这赌注难道还不值吗？"总统对这番话是有同感的。总统承认，这将是一件非常性的事。雷德福的看法，虽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却引起了总统的浓厚兴趣。
３月２４日，艾森豪威尔收到了雷德福上将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如果要避免失去整个东南亚，"美国必须准备立即并且或许以武力的形式行动起来，从而响应法国争取美国干预的狂热而又过晚的请求"。
３月２６日，雷德福在与法国伊利将军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中，使这位法国人相信，如果巴黎政府要求空中支持，雷德福将强烈支持这一要求。
国务卿杜勒斯于３月２９日发表一篇重要讲话，讲话中的关键句子很强硬但含意隐蔽。他有意把外交官和记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句子：“在今天的条件下，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将共产党俄国和它的中国共产党盟国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都将严重威胁整个自由的大家庭。美国认为，那样的可能性不应被动地予以接受，而应以联合行动予以对付。"３月３０日，詹姆斯·赖斯顿"根据最高授权"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政策决定，阻止共产党征服东南亚——为了达到这一点，政府甚至不得不与法国和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这段文字就发表在１９５４年３月３０日的《纽约时报》第１页上。
４月２日，杜勒斯和雷德福回到白宫协调计划，以便一起去见国会领导人。杜勒斯给总统看了授权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的决议草案；总统对决议草案感到满意，但建议先让国会领导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再递交决议草案。雷德福说，关于奠边府，他确实考虑过作一次"袭击"，他现在认为奠边府的命运将"决定于几个小时之内"。他没有排除在以后的阶段采取某些直接行动的必要性，只是"目前心里尚无具体想法"。４月５日早晨，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法国人对美国驻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龙说，法国人获得的印象是"秃鹫计划"已获同意，并且暗示说，法国人希望对越军投两、三枚原子弹。副总统尼克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和法国陆军参谋长艾里也认为，"秃鹫行动"计划需要有３颗原子弹。雷德福的同事、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在他十一年后的回忆中这样说道：
“我当时是参谋长，但是当我回忆这件事时——也许我有点错了——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我们被告知——国务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挽救奠边府'。为时如此之晚，挽救奠边府只有一个办法，只有雷德福和我表示同意。我们不想轰炸中国大陆——全部地区。但是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仍然认为这本应是个很好的主意——投下３颗小的战术原子弹——它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地区；奠边府周围没有大城市，只有共产党和他们的供给物资。可以用一整天的时间投下一颗炸弹，保证投到合适的地方。不会有抵抗。把那些共产党赶出这块地方，乐队就能奏《马赛曲》，法国人将队伍整齐地离开奠边府。那些共产党人将会说：'哦，这些家伙对我们也能这样做。我们最好小心点儿。'如果我们投下这些小'原子'武器，我们就有可能没有今天在越南所面临的问题……我想３颗小原子弹只要投放位置合适，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麻烦或是开创一个先例，但是它将很好地教训那帮中国人，我们可能挽救了法国，也许我们目前在东南亚的困难也可以避免。”
特文宁在这里描述了在奠边府可能采取的核行动，说明美国当局对这一核行动确实作过研究。但是这些情况在当时都是绝对保密的。艾森豪威尔在每周的记者招待会上从未透露过要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简略地提到过，雷德福不仅对特文宁，而且对其他可能同情他的人，谨慎地提到过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４月７日，雷德福的副官乔治·安德森上尉要求就一个“微妙的问题"见见国务院的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参赞。雷德福当时正确地意识到，组成联盟的努力，现在已成为政府东南亚政策的中心，便指示安德森提出一个建议。麦克阿瑟立即将有关情况向杜勒斯作了汇报：五角大楼的"前进研究小组"已经得出结论：３颗战术原子弹，使用适当，就足以摧毁越共在奠边府的努力。
４月９日，杜勒斯送回消息说，他和雷德福无疑将有机会“在某个时候"讨论这一可能性。大概是４月２０日吃午饭的时候，杜勒斯同雷德福和国防部长威尔逊，确实讨论了这一可能性。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同意，要设法使国际上能接受使用原子弹。本来，杜勒斯与雷德福在如何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前者认为，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军事干预，都要有其他盟国的支持，他极为珍视"联合行动"。雷德福却通过深思熟虑，把使国际上接受使用原子弹与杜勒斯所珍视的“联合行动"职系起来。几天以后，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向其信任的低级官员说，在一次私下谈话里，杜勒斯暗示，也许能给法国准备好原子弹。
４月２２日，比多再次呼吁援助奠边府。４月２３日，在北约会议上，他给了杜勒斯一份从纳瓦尔将军那里收到的消息。消息说，美国大规模轰炸，是奠边府的法国守军的唯一希望。杜勒斯脑子里装着雷德福的看法，并且就在同一个下午告诉北约，核武器"现在必须被认为实际上已成了常规武器"。
４月２３日，奠边府的法国守军节节败退，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正在欧洲为实现"秃鹫行动"计划而游说的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一连串令人惊慌的电报。杜勒斯宣称：“在我看来，法国正在几乎明显地在我们眼前走向崩溃。"他认为全世界对奠边府的广泛宣传，已使它成了与其军事价值完全不相称的象征。杜勒斯告诉华盛顿，法国坚持认为，法国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实施"秃鹫行动"计划，或者要求停火。杜勒斯也认识到，时至今日，局势已恶化到极点，用常规空袭来挽救奠边府的败局，已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看来，艾森豪威尔已经可以在任何时候下令用原子弹进行空袭。他的许多高级顾问要求他立即做这件事，其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机构的首脑、共同安全署顾问和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讨论了在没有英国的参与下，由美法两国在印度支那实施"秃鹫行动"计划的可能性。
“核秃鹫"已悄悄逼近奠边府。在奠边府使用核武器，似乎已到了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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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初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过一种理论——"多米诺理论"。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你立起了一堆骨牌，只要是碰倒了第一块，那么最后一块也会很快地倒下。这样你就让影响深远的分崩离析开了头。"他向持怀疑态度的温斯顿·丘吉尔说，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对我们和你们的全球战略地位的最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正因为相信"多米诺理论"，所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不到一年，虽然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美国当局却又企图在越南投掷原子弹，用原子弹帮助法国殖民主义者挽回败局，继续维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另一次核危机，出现了核威慑战略史上惊险的一幕——"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
３．１奠边府告急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２００英里的越南境内，是越南西北部的战略要地，以奠边府为据点，就可以控制住越南西北部和老挝上寮地区。在印度支那，奠边府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不足为奇的。
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３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并对奠边府一支被包围的法国守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法军眼看就要坚守不住。于是，在一年前结成了尴尬但却很认真的伙伴关系的美法两个政府，便在惶恐不安的情绪中，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关于在奠边府使用核武器问题的磋商和策划……
奠边府无可争辩地是越南领土，与美法相距不止万里之遥，法军为什么会驻守在奠边府？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一个世纪以前说起。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法国路易·波拿巴即帝位，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进入第二帝国时期。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是金融贵族集团和工业巨头。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业与交易所投机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法国最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一小撮大资本家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在国内采取了反革命的军事独裁，把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对外采用扩张政策，以满足大银行家和工业巨头扩大投资场所和市场的需求。除在欧洲进行扩张以外，第二帝国还于１８５４—１８６０年间加强了对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的侵略。
早在１８５８年，法国就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１９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日益猖獗。它的如意算盘是要以越南为据点，进一步控制中国。１８８５年６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在天津缔结正式和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１８９３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三国，把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法国侵占地区合并，称为"印度支那联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入印度支那。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相继宣布独立。越南八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至２５日于华盛顿举行的美法两国首脑会谈中，美国方面由于考虑到德国问题上将同苏联展开尖锐斗争，感到必须调整同法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杜鲁门向戴高乐表示，美国"不反对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回到印度支那去"。当时接受日军投降的英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都支持法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于是，法军又于１９４５年９月侵入越南，１０月侵入柬埔寨，年底侵入老挝。从此，爆发了历时九年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战争。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８日，法帝国主义者占领了越南北方的主要城镇和地区，很快把军队增加到１５万人。同年１０月，法军进攻河内东北地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占据了高平、七溪、谅山等战略要地。在此斯间，法国承认保大傀儡政权为法兰西联邦内独立国，支持保大招兵买马，扩充伪政权。
１９５０年夏天，应越共和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出以陈赓为首的中国顾问团，去越南协助越共组织边界战役。越共军队于９月中旬向越南北部战略重镇谅山地区的法军进攻，全歼法军勒巴兵团和沙巴兵团，消灭敌人３０００余人，俘虏了法军３名上校和许多中下级军官。法军惊慌失措，开始全部南撤，河内以北地区全部解放。１９５０年底，法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接着，越南人民军又连续发起了红河中游、１０号公路、宁平等三次作战，至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０日，连克法军固守的大小据点７０多个，歼敌１．１万余人。同时，老挝巴特寮解放军胜利地结束了上寮战役；柬埔寨统一阵线解放军也连续获得胜利。
为了帮助法国殖民军摆脱困境，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４年，美国向法军提供了３６０架军用飞机、３９０艘大小舰船、２．１万辆汽车和１７．５万支各种轻重武器。１９５３年秋，法军在美国支持之下，推进所谓"纳瓦尔计划"，调集机动兵力，侵犯越北平原，妄图在十八个月内夺回战场主动权。１１月２０日，法军使用空降兵，攻占了越南西北部战略要地奠边府，并且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企图进行死守，把奠边府作为控制越南西北部和老挝上寮地区的战略要地。但是越南人民军在越西北和平原地区发起进攻，配合老挝巴特寮和柬埔寨统一阵线解放军，解放了老挝中、下寮和柬埔寨东北地区，打通了纵贯印度支那南、北战场的战略交通线。
“纳瓦尔计划"的要点就是集中兵力攻占奠边府。越南人民军也把夺回奠边府看得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拔除这个钉入根据地的钉子，越南人民军不仅有后顾之忧，而且有可能被法军分割和各个击破。因此，越南人民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
对奠边府的进攻，很快在巴黎和华盛顿造成惊恐。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苦苦支撑，而在法国国内，政府又面临法国人民厌战的强大压力。可以说，在生命和金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已达到了法国无法承受的地步。法国总理普里文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发出悲鸣：“再也不存在获得令人满意的军事解决的前景。"由于法美的伙伴关系，美国支付了越南战争的绝大部分的战费，而法国则在训练不良、极缺乏热情的越南傀儡部队的勉强支撑下打了大部分的战争。１９４５年的整个１月和２月，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发愁：美国能帮什么忙。他不想让美国军队卷入印度支那地区任何一个地方的全面战争。但是，奠边府告急，又使艾森豪威尔心急如焚。他认为：“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共产党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将在短期内严重危及，在长崎内致命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尽其可能加强法国的意志和能力，并帮助非共产党越南意识到本身的危险。艾森豪威尔除把越南比作一块多米诺骨牌外，还把越南比作"在瓶子里的瓶塞"。他又说过：“对于漏水的堤坝有时采取一些措施总比让整个结构被冲掉要好。"他一再敦促他的顾问们找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固堤坝，使瓶塞保留在瓶里并支撑住那块多米诺骨牌。奠边府告急虽然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东南亚局势已经危如累卵，但是对整个东南亚危险的深切关注，并没有立刻变为有效的行动。
３．２"秃鹫行动"计划出笼
在越南长期僵持，不仅会消耗法国的资源，而且会严重影响法军和越南傀儡军队的士气，难免导致法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因此，法国对美国提出的援助要求，不仅包括给予更多的美元，而且包括提供美国飞机和军队。与此同时，法国在生命和金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说已达到法国几乎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法国还利用艾森豪威尔迫切要求巩固欧洲防务集团以加强防务的需要，对美国进行讹诈。法国警告说，越南战争中的长期僵持，将使法国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乃至永远无法履行其在北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如果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不给予支持，法国便不能批准欧洲防务条约。
对美国来说，欧洲和印度支那都至关重要，都是它"全球战略"链条上的一环，它不容许其中的任何一环遭到破坏或断裂。美国认为，如果法国在越南遭到失败，就会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失去平衡。早在１９５２年，杜勒斯就对艾森豪威尔说过：“朝鲜是重要的，但是真正重要的地点是印度支那，因为我们可能丢掉朝鲜而不受其后果的影响，但是如果印度支那丢了，南亚也丢掉了，那就很难使我们不受影响。"美国考虑到它的全球利益，当然要极力挽救法国的失败，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最有效，所承担的风险最小。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并不一致。
朝鲜战争余悸未消，艾森豪威尔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还不到一年之际，显然不愿意打出自己的旗帜重返亚洲大陆，他的选择是利用美国的"资源"来支持法国军队。因此，艾森豪威尔给了法国１０架轰炸机和２００名人员。可是，事后又“害怕地面部队陷入印度支那不能脱身"，又出尔反尔，答应在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５日将地面部队的２００人全部撤回。
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３日，法国陆军参谋长艾里再也顶不住前线指挥官频频告急的压力，飞往华盛顿紧急寻求美国的军援。然而，艾森豪威尔害怕承担风险，只同意向法国提供几架能投掷凝固汽油弹的Ｃ—１１９型飞机。杜勒斯直率地告诉法国陆军参谋长艾里，美国"除非可望打赢，否则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帜，派出自己的军队，以国家的威望来下赌注"。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不会见死不救，不向陷入奠边府困境的法国伙伴伸出救援之手。他任命比特尔·史密斯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咨询。史密斯出的一个主意是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即用国民党军队援救被围困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明智。他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断定如果把蒋介石的军队投入战场，肯定会导致红色中国的大规模干涉。他深感"红色中国大举行动的政治风险委实太大了"，于是断然否定了史密斯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还对史密斯抱怨说：“我们缺乏一个全盘的计划。尽管我们提供援助，但是在印度支那局势一旦恶化时，却拿不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奠边府被围困，使法国军队在那里的处境日益艰难。战局的发展，迫使美国当局不得不考虑以下问题：法国的防御顶得住吗？美国现在应该做什么呢，以什么为条件呢？使用美国空中力量替受困法军解围的做法，是否能取得实际效果和重大意义呢？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时，有人考虑到了美国拥有的核优势。经过秘密策划，拟就了代号为"秃鹫行动"的美法联合行动计划。以"秃鹫"之类的猛禽为代号，暗示的是要使用威力非凡的核武器。这一计划的主要之点，就是让轰炸机从第７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投掷核弹轰炸奠边府周围的越南人民军，以此来解救被困法军。
３月２４日，国务卿杜勒斯与总统讨论了奠边府的危险。总统的答复是：假如"一次性打击"确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那么，他就不会完全排除一次性打击的可能性。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Ｗ·雷德福，是"秃鹫行动"计划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心人物。早在奠边府首次受到围困之前，即１９５４年的１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总统和雷德福就讨论过一次性打击的可能性。雷德福的言论颇具有鼓动性。他说：“假如我们能够在奠边府上空投入一个中队的美国飞机，只消一个下午就有可能挽救局势。这赌注难道还不值吗？"总统对这番话是有同感的。总统承认，这将是一件非常性的事。雷德福的看法，虽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却引起了总统的浓厚兴趣。
３月２４日，艾森豪威尔收到了雷德福上将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如果要避免失去整个东南亚，"美国必须准备立即并且或许以武力的形式行动起来，从而响应法国争取美国干预的狂热而又过晚的请求"。
３月２６日，雷德福在与法国伊利将军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中，使这位法国人相信，如果巴黎政府要求空中支持，雷德福将强烈支持这一要求。
国务卿杜勒斯于３月２９日发表一篇重要讲话，讲话中的关键句子很强硬但含意隐蔽。他有意把外交官和记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句子：“在今天的条件下，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将共产党俄国和它的中国共产党盟国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都将严重威胁整个自由的大家庭。美国认为，那样的可能性不应被动地予以接受，而应以联合行动予以对付。"３月３０日，詹姆斯·赖斯顿"根据最高授权"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政策决定，阻止共产党征服东南亚——为了达到这一点，政府甚至不得不与法国和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这段文字就发表在１９５４年３月３０日的《纽约时报》第１页上。
４月２日，杜勒斯和雷德福回到白宫协调计划，以便一起去见国会领导人。杜勒斯给总统看了授权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的决议草案；总统对决议草案感到满意，但建议先让国会领导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再递交决议草案。雷德福说，关于奠边府，他确实考虑过作一次"袭击"，他现在认为奠边府的命运将"决定于几个小时之内"。他没有排除在以后的阶段采取某些直接行动的必要性，只是"目前心里尚无具体想法"。４月５日早晨，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法国人对美国驻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龙说，法国人获得的印象是"秃鹫计划"已获同意，并且暗示说，法国人希望对越军投两、三枚原子弹。副总统尼克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和法国陆军参谋长艾里也认为，"秃鹫行动"计划需要有３颗原子弹。雷德福的同事、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在他十一年后的回忆中这样说道：
“我当时是参谋长，但是当我回忆这件事时——也许我有点错了——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我们被告知——国务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挽救奠边府'。为时如此之晚，挽救奠边府只有一个办法，只有雷德福和我表示同意。我们不想轰炸中国大陆——全部地区。但是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仍然认为这本应是个很好的主意——投下３颗小的战术原子弹——它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地区；奠边府周围没有大城市，只有共产党和他们的供给物资。可以用一整天的时间投下一颗炸弹，保证投到合适的地方。不会有抵抗。把那些共产党赶出这块地方，乐队就能奏《马赛曲》，法国人将队伍整齐地离开奠边府。那些共产党人将会说：'哦，这些家伙对我们也能这样做。我们最好小心点儿。'如果我们投下这些小'原子'武器，我们就有可能没有今天在越南所面临的问题……我想３颗小原子弹只要投放位置合适，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麻烦或是开创一个先例，但是它将很好地教训那帮中国人，我们可能挽救了法国，也许我们目前在东南亚的困难也可以避免。”
特文宁在这里描述了在奠边府可能采取的核行动，说明美国当局对这一核行动确实作过研究。但是这些情况在当时都是绝对保密的。艾森豪威尔在每周的记者招待会上从未透露过要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简略地提到过，雷德福不仅对特文宁，而且对其他可能同情他的人，谨慎地提到过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４月７日，雷德福的副官乔治·安德森上尉要求就一个“微妙的问题"见见国务院的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参赞。雷德福当时正确地意识到，组成联盟的努力，现在已成为政府东南亚政策的中心，便指示安德森提出一个建议。麦克阿瑟立即将有关情况向杜勒斯作了汇报：五角大楼的"前进研究小组"已经得出结论：３颗战术原子弹，使用适当，就足以摧毁越共在奠边府的努力。
４月９日，杜勒斯送回消息说，他和雷德福无疑将有机会“在某个时候"讨论这一可能性。大概是４月２０日吃午饭的时候，杜勒斯同雷德福和国防部长威尔逊，确实讨论了这一可能性。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同意，要设法使国际上能接受使用原子弹。本来，杜勒斯与雷德福在如何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前者认为，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军事干预，都要有其他盟国的支持，他极为珍视"联合行动"。雷德福却通过深思熟虑，把使国际上接受使用原子弹与杜勒斯所珍视的“联合行动"职系起来。几天以后，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向其信任的低级官员说，在一次私下谈话里，杜勒斯暗示，也许能给法国准备好原子弹。
４月２２日，比多再次呼吁援助奠边府。４月２３日，在北约会议上，他给了杜勒斯一份从纳瓦尔将军那里收到的消息。消息说，美国大规模轰炸，是奠边府的法国守军的唯一希望。杜勒斯脑子里装着雷德福的看法，并且就在同一个下午告诉北约，核武器"现在必须被认为实际上已成了常规武器"。
４月２３日，奠边府的法国守军节节败退，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正在欧洲为实现"秃鹫行动"计划而游说的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一连串令人惊慌的电报。杜勒斯宣称：“在我看来，法国正在几乎明显地在我们眼前走向崩溃。"他认为全世界对奠边府的广泛宣传，已使它成了与其军事价值完全不相称的象征。杜勒斯告诉华盛顿，法国坚持认为，法国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实施"秃鹫行动"计划，或者要求停火。杜勒斯也认识到，时至今日，局势已恶化到极点，用常规空袭来挽救奠边府的败局，已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看来，艾森豪威尔已经可以在任何时候下令用原子弹进行空袭。他的许多高级顾问要求他立即做这件事，其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机构的首脑、共同安全署顾问和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讨论了在没有英国的参与下，由美法两国在印度支那实施"秃鹫行动"计划的可能性。
“核秃鹫"已悄悄逼近奠边府。在奠边府使用核武器，似乎已到了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地步。
３．３"核秃鹫"折翅难飞
当"秃鹫行动"计划可能付诸行动，"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的时候，制定计划的人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又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他们不得不问自己，如果动用"新武器"——他们对核炸弹文雅的称呼——这种打算是否应该通告盟国？这一结果会不会把他们吓跑？能将一项武器租借给法国用于此项目的吗？在印度支那使用一次"新武器"能有助于阻止中国人的参与吗？苏联人和中国人渴望避免一场“新武器"战争吗？
在诸如此类和如何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美国高层人士之中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种分歧由来已久，争持不下。
国务卿杜勒斯虽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秃鹫行动"计划，但是以挽救奠边府来挽救局势的想法从未吸引过他。他希望，所有有关方面表现出团结和决心，这种表现不是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威慑，以防止磐石般的共产党敌人对东南亚的进一步"侵略"。４月２日，杜勒斯给总统看了授权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的决议草案后，又向总统说明了他与雷德福观点的分歧。他指出，建议国会授权是威慑政策的一部分，是全面努力作好国际准备"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他认为，雷德福上将与他的不同之处是，"将这一授权看作在某些'袭击'中立即能使用的东西，而不考虑盟国的团结事先是否已发展到了足够的程度"。换言之，杜勒斯优先考虑的是盟国的团结，是联合行动，而不是使用原子弹挽救奠边府；他把联合行动视为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之一。
国会的基本倾向与杜勒斯不谋而合。当４月３日杜勒斯和雷德福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国务院与８名老资格的国会领导人讨论越南危机时，国会表明，它关心的主要焦点，在于有必要避免任何美国的单独努力。国会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决心存有很大怀疑。会议结束时，国会领导人的反应是一致的：在国务卿得到盟国的政治的和重要的承诺之前，国会不应该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扮演了"双面人"的角色。在对越南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他表现出明显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美国有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冷酷军人的总统可能被突然秘密空袭的想法所暂时叹引，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总统，没有国会的授权，他不愿使美国部队投入战斗。”
当杜勒斯通过电话，向在戴维营的艾森豪威尔汇报了国会领导人的意见时，两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与国会领导人的基本相同。两人的简短谈话涉及到三项必要条件，第二天两人进一步讨论了这些条件。４月６日，杜勒斯正式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阐述了这些条件，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军事干预将要求：（１）其他盟国的支持，特别是英国的支持；（２）越南、老挝、柬埔寨获得真正、完全的独立；（３）保证法国同意在美国投入兵力时不从战争中撤出他们的兵力。然而事情很快表明，没有任何一项条件得到及时满足以致影响奠边府的命运。艾森豪威尔坚持这些条件的决心，使在奠边府或其他任何地方利用美国空中力量，挽救被围困的法国人的可能性不再存在了。这是逼近奠边府的"核秃鹫"一蹶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坚持这三项条件，所以法国在紧急情况下的两次直接呼吁，都当即遭到拒绝。
第一次拒绝发生在４月５日。
４月４日，很晚的时候，当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一次星期天晚上的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三项决定性条件之后，国务院收到了美国驻巴黎大使道格拉斯·狄龙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法国的第一次呼吁。法国人告诉狄龙说，不管好歹，东南亚的命运取决于奠边府，美国舰载机的立即武装干涉是必要的，现在法国人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法国人还告诉狄龙，他们是听了伊利的汇报，得知雷德福答应支持法国，从而受到鼓舞，才提出上述要求的。晚上１１点，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又召见了狄龙，强调了法国这一要求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杜勒斯收到狄龙电报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晚上１０点３０分。４月５日早上８时２７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不足４分钟的电话谈话。两人都同意必须拒绝法国的要求。总统认为雷德福太鲁莽，这样的行动，没有国会的支持是不行的，是"不符合宪法和站不住脚的"。因此，一小时之后，发出了拒绝的电报。
第二次拒绝发生在４月２４日。
４月２３日，法国人处于更绝望的境地，他们向杜勒斯直接呼吁。当时杜勒斯在巴黎，他是因为去日内瓦而途经巴黎的。没有国会和英国的支持，什么也不能做。而英国的丘吉尔和艾登始终无动于衷，根本不愿意行动。杜勒斯的军事顾问们又认为，现在采取挽救奠边府的行动已为时过晚。因此，４月２４日，不等英国作出最后答复，杜勒斯就告诉《纽约时报》的Ｃ·Ｌ·苏兹贝格，法国的要求已遭拒绝。
４月２６日，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即使使用原子弹也挽救不了法国的败局。他以讽刺的口吻，向共和党的领袖们谈到已成强弩之末的法国人。他说，奠边府本周内就可能陷落，尽管"法国人每天奔走游说——他们非常健谈，他们今天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而明天又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再加上英国人担心丢失香港而不愿意卷入越南事务，艾森豪威尔最终只好向法国表示，美国根本不可能单方面进行干涉，理由是“这会使我们被公开指责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时候，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已放弃了使用原子弹的"秃鹫计划"。
４月３０日晨，当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卡特勒交给艾森豪威尔一份由安全委员会拟定的探索在越南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的文件时，艾森豪威尔告诉卡特勒：“我当然不认为美国可以单独使用原子弹。"他甚至对卡特勒发火说：“你们这些家伙一定是疯了。我们决不能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再次对亚洲人使用这些可怕的东西。我的上帝。”
最后，卡特勒和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经过讨论，作出了如下结论：（１）应该组建地区集团，不必宣布我们对“新武器"的意图；（２）美国的伙伴无疑会问美国对使用"新武器"的态度；（３）在奠边府周围的丛林中有效地使用一个“新武器"非常不可能，使用烈性炸药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的导向良好的海盗式袭击将更有效；（４）我们可能考虑对法国人说，我们从未给他们任何"新武器"，如果他们现在需要一些以便可能使用，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些；（５）我们早已作出的关于如果中国公开干预印度支那我们将做些什么的声明，是对中国干预的重要的威慑，而不是说明我们是否在越南使用“新武器"；（６）重要的事情是尽快组建地区集团。
从他们的结论中可以看出，美国已丧失了使用核武器作为对付中国的威慑力量的热情，并且明确断定，不宜在奠边府周围的丛林中有效地使用"新武器"。种种牵扯和困难，使得逼近奠边府的"核秃鹫"折翅难飞。
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经过五十五个昼夜的连续战斗，越南人民军终于在５月７日攻占法军指挥部，全歼奠边府守敌１．６万人，俘获法军指挥官戴罗斯特少将和１６名将校、１７４９名军官，全歼敌军２０多个营，击落击伤敌机１７７架，从地面缴获敌机６２架。
由于法国在越南北方的远征军主力被歼，印度支那战局发生重大改变，迫使法国只得接受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结束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敌对行动，并成立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负责监察和监督停止敌对行动的实施；印度支那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容许外国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军队在协议规定期限内从上述三国撤走；与会国保证尊重上述三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它们的内政不进行干涉；等等。
对于法国在越南的失败，艾森豪威尔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情景确实令人痛心。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曾经只靠一小支英国军队的协助，便在１９１４年击退德国潮水般的进攻和在凡尔登顶住１９１６年的巨大攻势的国家，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抽不出几百名技术人员来维持其飞机在印度支那正常作战。”
可是，美国并没有从法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步法国侵略者的后尘，在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后侵略越南和对老挝、柬埔寨先后进行了干涉、颠覆和武装侵略，结果又同法国侵略者一样，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当"秃鹫行动"计划可能付诸行动，"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的时候，制定计划的人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又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他们不得不问自己，如果动用"新武器"——他们对核炸弹文雅的称呼——这种打算是否应该通告盟国？这一结果会不会把他们吓跑？能将一项武器租借给法国用于此项目的吗？在印度支那使用一次"新武器"能有助于阻止中国人的参与吗？苏联人和中国人渴望避免一场“新武器"战争吗？
在诸如此类和如何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美国高层人士之中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种分歧由来已久，争持不下。
国务卿杜勒斯虽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秃鹫行动"计划，但是以挽救奠边府来挽救局势的想法从未吸引过他。他希望，所有有关方面表现出团结和决心，这种表现不是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威慑，以防止磐石般的共产党敌人对东南亚的进一步"侵略"。４月２日，杜勒斯给总统看了授权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的决议草案后，又向总统说明了他与雷德福观点的分歧。他指出，建议国会授权是威慑政策的一部分，是全面努力作好国际准备"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他认为，雷德福上将与他的不同之处是，"将这一授权看作在某些'袭击'中立即能使用的东西，而不考虑盟国的团结事先是否已发展到了足够的程度"。换言之，杜勒斯优先考虑的是盟国的团结，是联合行动，而不是使用原子弹挽救奠边府；他把联合行动视为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之一。
国会的基本倾向与杜勒斯不谋而合。当４月３日杜勒斯和雷德福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国务院与８名老资格的国会领导人讨论越南危机时，国会表明，它关心的主要焦点，在于有必要避免任何美国的单独努力。国会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决心存有很大怀疑。会议结束时，国会领导人的反应是一致的：在国务卿得到盟国的政治的和重要的承诺之前，国会不应该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扮演了"双面人"的角色。在对越南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他表现出明显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美国有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冷酷军人的总统可能被突然秘密空袭的想法所暂时叹引，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总统，没有国会的授权，他不愿使美国部队投入战斗。”
当杜勒斯通过电话，向在戴维营的艾森豪威尔汇报了国会领导人的意见时，两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与国会领导人的基本相同。两人的简短谈话涉及到三项必要条件，第二天两人进一步讨论了这些条件。４月６日，杜勒斯正式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阐述了这些条件，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军事干预将要求：（１）其他盟国的支持，特别是英国的支持；（２）越南、老挝、柬埔寨获得真正、完全的独立；（３）保证法国同意在美国投入兵力时不从战争中撤出他们的兵力。然而事情很快表明，没有任何一项条件得到及时满足以致影响奠边府的命运。艾森豪威尔坚持这些条件的决心，使在奠边府或其他任何地方利用美国空中力量，挽救被围困的法国人的可能性不再存在了。这是逼近奠边府的"核秃鹫"一蹶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坚持这三项条件，所以法国在紧急情况下的两次直接呼吁，都当即遭到拒绝。
第一次拒绝发生在４月５日。
４月４日，很晚的时候，当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一次星期天晚上的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三项决定性条件之后，国务院收到了美国驻巴黎大使道格拉斯·狄龙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法国的第一次呼吁。法国人告诉狄龙说，不管好歹，东南亚的命运取决于奠边府，美国舰载机的立即武装干涉是必要的，现在法国人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法国人还告诉狄龙，他们是听了伊利的汇报，得知雷德福答应支持法国，从而受到鼓舞，才提出上述要求的。晚上１１点，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又召见了狄龙，强调了法国这一要求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杜勒斯收到狄龙电报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晚上１０点３０分。４月５日早上８时２７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不足４分钟的电话谈话。两人都同意必须拒绝法国的要求。总统认为雷德福太鲁莽，这样的行动，没有国会的支持是不行的，是"不符合宪法和站不住脚的"。因此，一小时之后，发出了拒绝的电报。
第二次拒绝发生在４月２４日。
４月２３日，法国人处于更绝望的境地，他们向杜勒斯直接呼吁。当时杜勒斯在巴黎，他是因为去日内瓦而途经巴黎的。没有国会和英国的支持，什么也不能做。而英国的丘吉尔和艾登始终无动于衷，根本不愿意行动。杜勒斯的军事顾问们又认为，现在采取挽救奠边府的行动已为时过晚。因此，４月２４日，不等英国作出最后答复，杜勒斯就告诉《纽约时报》的Ｃ·Ｌ·苏兹贝格，法国的要求已遭拒绝。
４月２６日，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即使使用原子弹也挽救不了法国的败局。他以讽刺的口吻，向共和党的领袖们谈到已成强弩之末的法国人。他说，奠边府本周内就可能陷落，尽管"法国人每天奔走游说——他们非常健谈，他们今天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而明天又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再加上英国人担心丢失香港而不愿意卷入越南事务，艾森豪威尔最终只好向法国表示，美国根本不可能单方面进行干涉，理由是“这会使我们被公开指责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时候，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已放弃了使用原子弹的"秃鹫计划"。
４月３０日晨，当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卡特勒交给艾森豪威尔一份由安全委员会拟定的探索在越南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的文件时，艾森豪威尔告诉卡特勒：“我当然不认为美国可以单独使用原子弹。"他甚至对卡特勒发火说：“你们这些家伙一定是疯了。我们决不能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再次对亚洲人使用这些可怕的东西。我的上帝。”
最后，卡特勒和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经过讨论，作出了如下结论：（１）应该组建地区集团，不必宣布我们对“新武器"的意图；（２）美国的伙伴无疑会问美国对使用"新武器"的态度；（３）在奠边府周围的丛林中有效地使用一个“新武器"非常不可能，使用烈性炸药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的导向良好的海盗式袭击将更有效；（４）我们可能考虑对法国人说，我们从未给他们任何"新武器"，如果他们现在需要一些以便可能使用，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些；（５）我们早已作出的关于如果中国公开干预印度支那我们将做些什么的声明，是对中国干预的重要的威慑，而不是说明我们是否在越南使用“新武器"；（６）重要的事情是尽快组建地区集团。
从他们的结论中可以看出，美国已丧失了使用核武器作为对付中国的威慑力量的热情，并且明确断定，不宜在奠边府周围的丛林中有效地使用"新武器"。种种牵扯和困难，使得逼近奠边府的"核秃鹫"折翅难飞。
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经过五十五个昼夜的连续战斗，越南人民军终于在５月７日攻占法军指挥部，全歼奠边府守敌１．６万人，俘获法军指挥官戴罗斯特少将和１６名将校、１７４９名军官，全歼敌军２０多个营，击落击伤敌机１７７架，从地面缴获敌机６２架。
由于法国在越南北方的远征军主力被歼，印度支那战局发生重大改变，迫使法国只得接受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结束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敌对行动，并成立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负责监察和监督停止敌对行动的实施；印度支那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容许外国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军队在协议规定期限内从上述三国撤走；与会国保证尊重上述三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它们的内政不进行干涉；等等。
对于法国在越南的失败，艾森豪威尔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情景确实令人痛心。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曾经只靠一小支英国军队的协助，便在１９１４年击退德国潮水般的进攻和在凡尔登顶住１９１６年的巨大攻势的国家，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抽不出几百名技术人员来维持其飞机在印度支那正常作战。”
可是，美国并没有从法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步法国侵略者的后尘，在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后侵略越南和对老挝、柬埔寨先后进行了干涉、颠覆和武装侵略，结果又同法国侵略者一样，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４．核战争幽灵出没于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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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位于南中国海距中国大陆以东一百余公里处。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域通称台湾海峡，其中包括台湾以西的澎湖列岛和更西面的金门群岛。上述三十多个小岛，大多离台湾都有上百公里之遥，而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却短得能“涉水而过"，而且是大陆的两处重要的海港所在地。金门在厦门对面，离厦门只有２公里；马祖群岛位于福州以东，距福州不过１０公里；大陈群岛位于中国东海，与台湾相距２００公里。
国民党１９４９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慌慌张张地逃窜到台湾，但仍然控制着金门、马祖、大陈等三十多个离大陆不远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上驻扎着军队，梦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时，以这些岛屿作为跳板。
５０年代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台湾海峡不断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台湾海峡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和１９５４年５月，国民党战舰在公海将中国驶往波兰的贸易货船劫往台湾。北京谴责美国海军提供了支持。
一个月以后，台湾战舰又抢劫了苏联为中国港口制造的油罐。为此，苏联政府向华盛顿发出官方抗议。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对国民党的"海盗行为"和美国"后台的支持"，进行了强烈谴责，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和国民党狼狈为奸，在靠近台湾的海域劫持了７０多只属于中国的货船或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的货船"。
英国人明智地认为，由金门、马祖等岛屿所引起的争端，是属于中国人内部的争吵，其他国家不应介入。
然而，美国当局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台湾海峡的争端中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执行侵略政策，依赖核优势，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这样，从１９５４年９月开始，就出现了长达九个月的危机局面。在这段时间和以后一个时期，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核战争的幽灵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４．１美国人为什么迷恋于"持索捕风"？
中国古诗云：“持索捕风何时得，将刀斫水几时断？"这诗句的意思是不要树立不切实际的目标，办无法办到的事情，否则就会劳而无功。
５０年代美国帮助蒋介石控制金门、马祖的举动和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实质上无异于"持索捕风"、"将刀斫水"，然而美国当局却执迷不悟，对"持索捕风"极为热心。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利令智昏，失去了明智的判断能力。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美国当局作出了三个带有偏见、失去理智的判断：（１）中国是一种可怕的力量；（２）放弃金门等岛屿必然引起可怕的连锁反应；（３）核武器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用的。
５０年代初，白宫有一份报告，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该报告认为，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必须设法削弱、孤立中国，并且提出了"削弱中国势力"的战略。５０年代朝鲜战争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美国颠倒黑白地把中国看作侵略者，称中国为"亚洲的赤色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最大敌人之一，用长崎包围战略体系与之对立。正是这一战略和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威胁。从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起，一直到６０年代末的越南战争后期，由于美国当局的错误政策，美中两国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积极向台湾提供军援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海峡的金门等岛屿，这当然不足为奇了。
中国近海的金门和马祖群岛，都在中国大陆的大炮射程之内，两个群岛加在一起，总面积不足一百平方英里。在许多人看来，为这些没有多大价值的小地方与中国公开对抗，甚至冒核战争的危险，显然是荒谬和愚蠢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所以公然宣布美国对"保卫"这些岛屿有很大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他们都认为，"如果袭击或是投降使金门失守"，可能的结果将包括通过"颠覆和（或）军事行动"使台湾失守，几年后整个西太平洋的"多米诺骨牌"都将倒下，最后，"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很可能会落入中苏轨道"。一句话，在他们的想象中，"多米诺效应"在远东引起的后果，远比中国大陆被接管的后果更深远和更具有灾难性。
在这种连锁判断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就是第一个环节，它把金门失守和台湾失守、远东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成了蒋介石及启发言人、支持者所宣称的观点和主张的俘虏。他们两人都认为，一项躲避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决定，可能对台湾的中国人的精神造成致命的打击。从金门和马祖撤退以及"为此我们不得不施加的压力，将严重损害福摩萨（即台湾）非共产力量的士气和效忠，以后我们就指望不上他们了"。
正是这一信念，驱使艾森豪威尔下决心帮助蒋介石守住金门和马祖。同时，他也清醒地估计到，如果共产党对两岛屿发动全面攻击，不求助于使用核武器，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抵抗，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指挥官们所要坚持的建议。他本人同意杜勒斯的观点，一旦参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岛屿。
相信原子弹可以使用，是台湾海峡核危机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限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虽然在５０年代末才被系统化（１９５８年基辛格的《核战略和外交政策》、１９６０年赫尔曼·康恩的《论热核战略》和《关于战争升级》是主张"有限核战争"的代表作），但在５０年代初，美国决策者就已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有限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行事了。
所谓"有限核战争"，就是不使本国遭受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把自己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当做威慑力量加以炫耀，而在０局部地区对核武器加以战术上的控制使用的一种战争方法。如对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这种有限区域，分阶段地发射一、两枚核炸弹或核导弹等有限核武器，通过这种核攻击，使对方看到核武器的威力，迫使对方投降。如果对方不投降，就加以威胁：你不投降，就将继续用核武器打击你们，并毁灭你们的国家！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美国政府在其印发的一份代号为ＮＳＣ－１６２２的文件中，就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迅速对冲突作出有力的反应，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美国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将认为核武譬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用的"。
１９５４年１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Ｇ·勒梅将军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的目标。然而，我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对于朝鲜和印度支那这样的'扑克牌'，我们……在有些情况下，应该尝试提高赌注。”
白宫的一份文件《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且指出，这样做，"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弹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１９５４年８月３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军援，"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并将与台湾进行签订军事条约的谈判。此后的第二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艇与国民党军舰在海上相遇时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副总统"也狐假虎威地宣称，他将不在乎反攻大陆的战争"最终成为全面毁灭的原子战争"。
台湾海峡的核危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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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位于南中国海距中国大陆以东一百余公里处。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域通称台湾海峡，其中包括台湾以西的澎湖列岛和更西面的金门群岛。上述三十多个小岛，大多离台湾都有上百公里之遥，而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却短得能“涉水而过"，而且是大陆的两处重要的海港所在地。金门在厦门对面，离厦门只有２公里；马祖群岛位于福州以东，距福州不过１０公里；大陈群岛位于中国东海，与台湾相距２００公里。
国民党１９４９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慌慌张张地逃窜到台湾，但仍然控制着金门、马祖、大陈等三十多个离大陆不远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上驻扎着军队，梦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时，以这些岛屿作为跳板。
５０年代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台湾海峡不断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台湾海峡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和１９５４年５月，国民党战舰在公海将中国驶往波兰的贸易货船劫往台湾。北京谴责美国海军提供了支持。
一个月以后，台湾战舰又抢劫了苏联为中国港口制造的油罐。为此，苏联政府向华盛顿发出官方抗议。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对国民党的"海盗行为"和美国"后台的支持"，进行了强烈谴责，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和国民党狼狈为奸，在靠近台湾的海域劫持了７０多只属于中国的货船或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的货船"。
英国人明智地认为，由金门、马祖等岛屿所引起的争端，是属于中国人内部的争吵，其他国家不应介入。
然而，美国当局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台湾海峡的争端中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执行侵略政策，依赖核优势，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这样，从１９５４年９月开始，就出现了长达九个月的危机局面。在这段时间和以后一个时期，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核战争的幽灵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４．１美国人为什么迷恋于"持索捕风"？
中国古诗云：“持索捕风何时得，将刀斫水几时断？"这诗句的意思是不要树立不切实际的目标，办无法办到的事情，否则就会劳而无功。
５０年代美国帮助蒋介石控制金门、马祖的举动和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实质上无异于"持索捕风"、"将刀斫水"，然而美国当局却执迷不悟，对"持索捕风"极为热心。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利令智昏，失去了明智的判断能力。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美国当局作出了三个带有偏见、失去理智的判断：（１）中国是一种可怕的力量；（２）放弃金门等岛屿必然引起可怕的连锁反应；（３）核武器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用的。
５０年代初，白宫有一份报告，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该报告认为，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必须设法削弱、孤立中国，并且提出了"削弱中国势力"的战略。５０年代朝鲜战争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美国颠倒黑白地把中国看作侵略者，称中国为"亚洲的赤色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最大敌人之一，用长崎包围战略体系与之对立。正是这一战略和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威胁。从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起，一直到６０年代末的越南战争后期，由于美国当局的错误政策，美中两国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积极向台湾提供军援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海峡的金门等岛屿，这当然不足为奇了。
中国近海的金门和马祖群岛，都在中国大陆的大炮射程之内，两个群岛加在一起，总面积不足一百平方英里。在许多人看来，为这些没有多大价值的小地方与中国公开对抗，甚至冒核战争的危险，显然是荒谬和愚蠢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所以公然宣布美国对"保卫"这些岛屿有很大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他们都认为，"如果袭击或是投降使金门失守"，可能的结果将包括通过"颠覆和（或）军事行动"使台湾失守，几年后整个西太平洋的"多米诺骨牌"都将倒下，最后，"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很可能会落入中苏轨道"。一句话，在他们的想象中，"多米诺效应"在远东引起的后果，远比中国大陆被接管的后果更深远和更具有灾难性。
在这种连锁判断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就是第一个环节，它把金门失守和台湾失守、远东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成了蒋介石及启发言人、支持者所宣称的观点和主张的俘虏。他们两人都认为，一项躲避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决定，可能对台湾的中国人的精神造成致命的打击。从金门和马祖撤退以及"为此我们不得不施加的压力，将严重损害福摩萨（即台湾）非共产力量的士气和效忠，以后我们就指望不上他们了"。
正是这一信念，驱使艾森豪威尔下决心帮助蒋介石守住金门和马祖。同时，他也清醒地估计到，如果共产党对两岛屿发动全面攻击，不求助于使用核武器，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抵抗，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指挥官们所要坚持的建议。他本人同意杜勒斯的观点，一旦参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岛屿。
相信原子弹可以使用，是台湾海峡核危机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限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虽然在５０年代末才被系统化（１９５８年基辛格的《核战略和外交政策》、１９６０年赫尔曼·康恩的《论热核战略》和《关于战争升级》是主张"有限核战争"的代表作），但在５０年代初，美国决策者就已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有限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行事了。
所谓"有限核战争"，就是不使本国遭受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把自己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当做威慑力量加以炫耀，而在０局部地区对核武器加以战术上的控制使用的一种战争方法。如对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这种有限区域，分阶段地发射一、两枚核炸弹或核导弹等有限核武器，通过这种核攻击，使对方看到核武器的威力，迫使对方投降。如果对方不投降，就加以威胁：你不投降，就将继续用核武器打击你们，并毁灭你们的国家！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美国政府在其印发的一份代号为ＮＳＣ－１６２２的文件中，就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迅速对冲突作出有力的反应，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美国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将认为核武譬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用的"。
１９５４年１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Ｇ·勒梅将军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的目标。然而，我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对于朝鲜和印度支那这样的'扑克牌'，我们……在有些情况下，应该尝试提高赌注。”
白宫的一份文件《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且指出，这样做，"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弹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１９５４年８月３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军援，"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并将与台湾进行签订军事条约的谈判。此后的第二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艇与国民党军舰在海上相遇时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副总统"也狐假虎威地宣称，他将不在乎反攻大陆的战争"最终成为全面毁灭的原子战争"。
台湾海峡的核危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延续的。
４．２重炮轰金门引起的恐慌
１９５４年９月３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参加东南亚联盟组织成立大会。为了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打击蒋介石的气焰和回击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的袭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奉命用重炮连续轰击由蒋军驻夺的金门。
美国把蒋介石集团视为盟友，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军第７舰队一直在台湾附近水域巡逻，"防止"共产党攻占台湾。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虽然亚洲总的形势得到了缓和，但美国仍然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它以日本为其东方的主要战略基地，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加紧控制亚洲其他国家，有计划地部署包围中国的军事阵地。
美国有人惊呼，炮击金门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不无惊慌地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警告说，解放军这次炮击的强度之大，极像是发动一次全面攻势的前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炮轰金门几天之后，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讲话，称这次危机是一个“可怕的两难困境"。蒋介石更是慌了手脚，在金门受到炮击之后，一下子就往那里派去５万多正规军加强防守。
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华盛顿为了支持和帮助蒋介石政府，已向台湾提供了１６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根据前不久披露的历史文献记载，艾森豪威尔当局曾秘密地向蒋介石承诺，如果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美国会帮助他保卫金门和马祖。现在，金门遭到炮击，美国会不会为了几个对台湾的防御没有多大价值的小岛而大动干戈，与中国打一场大仗呢？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在炮击开始之后的九个月里，美国为了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卷入一场几乎造成"美国与它的所有盟邦分裂"的危机之中，也差点使国家走向"战争的边缘"。
从一开始，白宫内部就有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Ｗ·雷德福海军上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多数成员宣称，对这些岛屿进行全力以赴的防御对于保卫台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还提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美国就应动用原子武器。这是雷德福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建议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包括投掷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则担心地说：“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无法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像在朝鲜一样。……如果我们打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我们将必须在那儿打仗。”
然而雷德福则说，美国"应为在全球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中表明立场"。他于９月１２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称，对中国"除了被迫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将使美国一直受消极政策的影响，从而会逐渐在局部冲突中丧失自由世界的力量"。因此，不顾艾森豪威尔的训斥，雷德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如果中国进犯，美国将狠狠地打击中国大陆"。
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则不愿意看到与中国再进行一场战争，因而与雷德福的好战路线相去甚远。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担心美国的卷入会使美国陷入中国内战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艾森豪威尔则对这些小岛对台湾的军事重要性表示怀疑，尽管他相信丧失这些岛屿将沉重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但还是怀疑有没有必要非要靠战争来保住这些岛屿。因此，艾森豪威尔对雷德福说，美国尚未与蒋介石签订过条约，未经国会批准，总统不能把美国投入对中国的战争，特别是为了像金门和马祖那样微不足道的小岛的命运。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中国人进攻台湾，第７舰队应采取守势；同时他将立即要求召开国会会议。在"国会考虑这一问题期间"将不援引大规模报复理论，不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
同样，杜勒斯这时既不赞同与中国全面开战，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岛屿上的军队被迫投降。他与艾森豪威尔都企图找出一个既支持国民党当局，又能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办法。
在其后的数周里，艾森豪威尔当局在公开场合指责"共产党的威胁"，反复强调美国支持国民党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但是，为了使北京摸不透华盛顿的意图，也为了不疏远那些强烈反对美国卷入大陆沿海地区冲突的欧洲和亚洲盟邦，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承诺是否还包括保卫靠近大陆的这些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的群岛。为了增强美国的外交地位并"限制"这次危机的发展，杜勒斯奔走于西方国家之间，企图让联合国通过一项停火计划，并让这些沿海岛屿实现所谓"中立化"。
为了粉碎美国这一争取"中立化"的阴谋，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了其他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小岛。１１月２３日，中国宣布对１３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判决，他们均以间谍罪被判刑，刑其从４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
至此，１９５４年即将结束。在这一年之内，白宫的专家们曾五次劝说艾森豪威尔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第一次是在４月越南奠边府法军告急的时候；第二次是在５月奠边府陷落的前夕；第三次是在６月下旬，当法国说中国空军即将参加印度支那冲突之时；第四次是在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和马祖之间；第五次就是在１１月中国宣布对美国飞行员判处徒刑之时。这五次建议虽然都未被艾森豪威尔采纳，但是，为了对"迅速增长的苏联和中国的威胁"作出反应，艾森豪威尔还是于１２月１日会晤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安排"增加在海外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让他们放手执行一项把３６％的氢弹和４２％的原子弹部署在海外的计划。他还指示斯特劳斯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原子弹的控制权移交给国防部。
同时，为了打消蒋介石对华盛顿是否真心支持国民党的疑虑，艾森豪威尔于１２月初与国民党缔结了臭名昭著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条约明确覆盖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签约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国民党控制区，并宣布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将被认为是对另一方的战争行为。
作为对这一"条约"提供的保护的回报，也为了确保美国不会立即被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华盛顿要求蒋介石秘密起誓，在没有得到美国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台湾不得再对大陆采取任何进攻行动。
１２月２０日，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来到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谈。叶说，如果美国宣布为驻守金门和马祖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援的话，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战的行动"。但是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对于中国大陆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行动，最好是根据价值，一个一个地处理"。艾森豪威尔还对叶说，在"这些暴露的小岛上不断增加兵员是一个错误"。于是，他打消了叶对封锁大陆可能抱有的一切希望。
４．３１９５５年１月：危机升温
１９５５年元旦，蒋介石预言在金门和马祖"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他加紧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岛屿上的军事活动。
１月１０日，我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约１００架飞机轰炸了大陈岛。１月１３日，杜勒斯惊呼，中国已向"美国的地位"挑战，"自由国家正在注视着这种行为的每一个步骤"。杜勒斯还估计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得了分，在大陈岛取很了军事上的胜利。他认为美国应当表明其决心，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在政治上与中国抗争。如果美国不能决心冒此风险，他认为"那就让我们作出决定，退回来，在加利福尼亚防御"。
就在杜勒斯发出上述悲鸣后不久，１月１８日至１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驻守在大陈岛以北的浙江省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全歼守敌１０８６人（包括８名美国军事顾问），解放了一江山岛。国民党空军对大陆沿海港口和船只进行了报复性轰炸。由于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陈列岛中的一江山岛，距一江山岛只有７。５公里的大陈岛，更容易遭到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危机更加升温。国民党军总司令正在考虑从大陈岛的其他岛屿撤出部队。然而，即使他想撤，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未知数。
一个叫史塔生的美国人，对一江山岛被攻占，写了下面一段解释性的述评：
在进攻一江山岛的战斗中，共产党军队由１个团和２个营的约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人组成。与之抗衡的国民党一江山岛驻军不到１０００人。共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岛屿就被攻占了。
共产党运用了相当巧妙的作战方法。不论其陆军或是出动的６０架次飞机，都经过精心掩蔽，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台湾海峡两岸的敌对行动似乎要升级。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台湾海峡的局势已达到一个"坏的转折点"，为金门、马祖甚至台湾岛本身而发起的一场全面战争的"阴影"似乎已经开始笼罩大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后，艾森豪威尔得出结论说，由于大陈岛距台湾的空军基地太远，它们在军事上不如金门和马祖好防守。不过，他还是觉得美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场。
１月１９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所和雷德福一致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国民党连剩下的沿海岛屿都会保不住。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到了在美国要为之而战的那些地区划定最后界线的时候了"。杜勒斯受艾森豪威尔之命，秘密通告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说，如果国民党从大陈岛撤军，美国就对外公布其参加金门防御的意图。
第二天，即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０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作出的决定展开了激烈辩论。杜勒斯代表总统重申了美国要"混淆视听以迷惑敌人"的政策，但他又说这一政策现在开始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北京方面似乎已经确信美国不会为这些沿海小岛而战。因此，杜勒斯建议，白宫当局在继续通过联合国寻求达成停火的同时，还应当要求国会授予总统以明确的权力，允许他派兵保卫台湾和"共同防御条约"中没有明确提到的相关地区。只要北京仍有进攻台湾的意图，这些"相关地区"就将包括金门，也可能还有马祖。他说，美国必须明确指出它将保护的地区，因为如果现在美国的立场还含糊不清的话，将带来"更大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卡特勒、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都强烈反对杜勒斯的观点。他们争辩说，美国如果为了那些价值极小的岛屿而打仗，就将直接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威尔逊说，美国应当守住台湾和澎湖列岛，而"放弃其他地方"。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却热心支持杜勒斯所说的一切。他承认，大陈岛可能会丢失，但除非美国打算"完全不考虑台湾"，否则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应下定保卫金门和马祖这些剩下来的最重要的沿海群岛的决心，因为如果蒋介石丢失了这些岛屿，那么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将从此一蹶不振。自从中国解放战争打响，蒋介石的大批军队对解放军不战而降以来，华盛顿就对蒋军的忠诚和斗志表示怀疑。白宫清楚，即使是一次象征性的失败，也可能动摇整个国民党集团的根基。照艾森豪威尔看来，发表一项表明美国决心的声明将减低与中国开战的危险，并纠正目前美国政策之"危险的起移"。他说，不管怎样，金门和马祖"显然是保卫台湾的前哨基地"。
１月２１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讨论中国问题。在这天上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陈述了他头天上午与英国大使会谈的情况。英国大使并不赞成美国政府拟议中的行动。这位大使担心的是：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保卫任何一个近海岛屿，都可能把美国自己逼上绝路——将不得不用原子弹进攻中国大陆。然而，艾森豪威尔仍要求国会授予他保卫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小岛的广泛权力。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在金门所进行的任何战斗中避免出现另一个鸭绿江庇护区那样的局面"。他要求，如果美国被卷入这场战争，那就不要对他进行任何约束。他说，尽管他将避免让美国永远困在这些小岛的防御上，但只要共产党威胁这些岛屿，他就不会抛其它们。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也许会在将来紧张局势缓和之后改变其政策，但现在美国不得不帮助国民党保护这些岛屿以保卫台湾。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艾森豪威尔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每一个在场的人，应当确信一件事情——不管国会的决议会怎么说，只要这场危机出现了紧急情况，他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美国的利益，即使这些行动被说成是战争行动也在所不惜。他宣称，他"宁可被弹劾也不愿意失职"。
１月２２日，艾森豪威尔说，他已下令从珍珠港派出３艘航空母舰加入第７舰队，并告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部队准备在必要时开赴台湾。艾森豪威尔宣称，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中共在中国海不受惩罚"，他也不会"袖手旁观，听任赤色分子在大陆集结大量军队以进犯福摩萨和澎湖列岛"。
１月２４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明确地和公开地授予总统，作为总司令，在他认为必要时迅速地和有效地为前述目的而使用本国武装力量的权力"。所谓"前述目的"不仅包括"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还包括"密切有关的地点"。
１月２８日，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通过了"福摩萨决议"，向艾森豪威尔授予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全权。该决议授权总统为了保护台湾、澎湖和"现在处于盟友控制之下的那些相关地区"而调用美国军队。可是后来，艾森豪威尔又改变主意，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他将"保护"的那些沿海岛屿的名称。他说，只有在共产党的进攻是攻击台湾本身的前奏时，美国才会出兵干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评论道，美国的方针是"蓄意含糊其词"。然而，这种"含糊"只是针对外界的。
当台湾海峡的危机在１月份开始加深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美国利用原子弹对付中国的可能性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强烈关注。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警告美国政府不要把原子武器作为常规武器进行交易。随后的一周里，周恩来揭露美国正在挥舞原子武器的大棒，全力维持其在台湾的地位。“福摩萨决议"一通过，中国新闻界就指出其包含着使用原子武器反对中国的威胁。１月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芬兰使节时，抨击了美国"企图发动一场核战争"。他重复了１９４６年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评述说：“美国无法用它的那一小颗原子弹消灭整个中华民族。”
１月３１日，艾森豪威尔把雷德福召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下达了命令。艾森豪威尔说：“如果金门和马祖遭到攻击，而美国断定这种攻击对福摩萨构成威胁"，他将会保卫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还告诉雷德福，如果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大陈岛时要求帮助，第７舰队应给以援助。不过，艾森豪威尔没有批准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说如果共军"不断地对撤退工作连续进行空袭"，第７舰队可以攻击大陆上的军用机场，但需要事先获得总统的批准。
同日，华盛顿令其驻台湾的"大使"卡尔·兰金"私下"通知蒋介石，美国有意在这场危机中保护金门和马祖。作为交换，蒋介石必须同意从大陈岛撤军。与此同时，杜勒斯通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暗示，希望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陈岛时不要攻击。
蒋介石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对美国当局言听计从，但是，这次却对美国的做法大为光火。他担心美国人言而无信，于是依据１月１９日杜勒斯对他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的谈话，认为美国应把它对金门和马祖的明确承诺"公之于众"。尽管杜勒斯曾告诉国民党当局美国不会公开此事，蒋介石仍然坚持要美国遵守其早先的建议，否则他就不从大陈岛撤军。不过，尽管他感到自己受了骗，但最终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就在国民党从大陈岛撤军以前，雷德福和杜勒斯的下属重新评价了当前混乱的局面，并作出结论说蒋介石对美国立场的“误解"是合理的。这些官员们承认，即使他们也闹不清楚白宫到底就大陈岛的问题与国民党达成了什么协议。
２月５日，艾森豪威尔命令第７舰队和空军第５航空队掩护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２月８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第７舰队司令普莱特、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美国海军少将隆宾等军政官员的直接指挥下开始撤退。至２月１２日，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２．５万余人及被掳走的居民１．５万余人全部撤至台湾。２月１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
１９５４年９月３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参加东南亚联盟组织成立大会。为了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打击蒋介石的气焰和回击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的袭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奉命用重炮连续轰击由蒋军驻夺的金门。
美国把蒋介石集团视为盟友，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军第７舰队一直在台湾附近水域巡逻，"防止"共产党攻占台湾。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虽然亚洲总的形势得到了缓和，但美国仍然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它以日本为其东方的主要战略基地，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加紧控制亚洲其他国家，有计划地部署包围中国的军事阵地。
美国有人惊呼，炮击金门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不无惊慌地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警告说，解放军这次炮击的强度之大，极像是发动一次全面攻势的前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炮轰金门几天之后，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讲话，称这次危机是一个“可怕的两难困境"。蒋介石更是慌了手脚，在金门受到炮击之后，一下子就往那里派去５万多正规军加强防守。
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华盛顿为了支持和帮助蒋介石政府，已向台湾提供了１６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根据前不久披露的历史文献记载，艾森豪威尔当局曾秘密地向蒋介石承诺，如果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美国会帮助他保卫金门和马祖。现在，金门遭到炮击，美国会不会为了几个对台湾的防御没有多大价值的小岛而大动干戈，与中国打一场大仗呢？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在炮击开始之后的九个月里，美国为了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卷入一场几乎造成"美国与它的所有盟邦分裂"的危机之中，也差点使国家走向"战争的边缘"。
从一开始，白宫内部就有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Ｗ·雷德福海军上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多数成员宣称，对这些岛屿进行全力以赴的防御对于保卫台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还提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美国就应动用原子武器。这是雷德福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建议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包括投掷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则担心地说：“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无法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像在朝鲜一样。……如果我们打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我们将必须在那儿打仗。”
然而雷德福则说，美国"应为在全球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中表明立场"。他于９月１２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称，对中国"除了被迫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将使美国一直受消极政策的影响，从而会逐渐在局部冲突中丧失自由世界的力量"。因此，不顾艾森豪威尔的训斥，雷德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如果中国进犯，美国将狠狠地打击中国大陆"。
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则不愿意看到与中国再进行一场战争，因而与雷德福的好战路线相去甚远。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担心美国的卷入会使美国陷入中国内战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艾森豪威尔则对这些小岛对台湾的军事重要性表示怀疑，尽管他相信丧失这些岛屿将沉重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但还是怀疑有没有必要非要靠战争来保住这些岛屿。因此，艾森豪威尔对雷德福说，美国尚未与蒋介石签订过条约，未经国会批准，总统不能把美国投入对中国的战争，特别是为了像金门和马祖那样微不足道的小岛的命运。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中国人进攻台湾，第７舰队应采取守势；同时他将立即要求召开国会会议。在"国会考虑这一问题期间"将不援引大规模报复理论，不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
同样，杜勒斯这时既不赞同与中国全面开战，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岛屿上的军队被迫投降。他与艾森豪威尔都企图找出一个既支持国民党当局，又能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办法。
在其后的数周里，艾森豪威尔当局在公开场合指责"共产党的威胁"，反复强调美国支持国民党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但是，为了使北京摸不透华盛顿的意图，也为了不疏远那些强烈反对美国卷入大陆沿海地区冲突的欧洲和亚洲盟邦，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承诺是否还包括保卫靠近大陆的这些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的群岛。为了增强美国的外交地位并"限制"这次危机的发展，杜勒斯奔走于西方国家之间，企图让联合国通过一项停火计划，并让这些沿海岛屿实现所谓"中立化"。
为了粉碎美国这一争取"中立化"的阴谋，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了其他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小岛。１１月２３日，中国宣布对１３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判决，他们均以间谍罪被判刑，刑其从４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
至此，１９５４年即将结束。在这一年之内，白宫的专家们曾五次劝说艾森豪威尔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第一次是在４月越南奠边府法军告急的时候；第二次是在５月奠边府陷落的前夕；第三次是在６月下旬，当法国说中国空军即将参加印度支那冲突之时；第四次是在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和马祖之间；第五次就是在１１月中国宣布对美国飞行员判处徒刑之时。这五次建议虽然都未被艾森豪威尔采纳，但是，为了对"迅速增长的苏联和中国的威胁"作出反应，艾森豪威尔还是于１２月１日会晤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安排"增加在海外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让他们放手执行一项把３６％的氢弹和４２％的原子弹部署在海外的计划。他还指示斯特劳斯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原子弹的控制权移交给国防部。
同时，为了打消蒋介石对华盛顿是否真心支持国民党的疑虑，艾森豪威尔于１２月初与国民党缔结了臭名昭著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条约明确覆盖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签约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国民党控制区，并宣布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将被认为是对另一方的战争行为。
作为对这一"条约"提供的保护的回报，也为了确保美国不会立即被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华盛顿要求蒋介石秘密起誓，在没有得到美国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台湾不得再对大陆采取任何进攻行动。
１２月２０日，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来到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谈。叶说，如果美国宣布为驻守金门和马祖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援的话，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战的行动"。但是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对于中国大陆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行动，最好是根据价值，一个一个地处理"。艾森豪威尔还对叶说，在"这些暴露的小岛上不断增加兵员是一个错误"。于是，他打消了叶对封锁大陆可能抱有的一切希望。
４．３１９５５年１月：危机升温
１９５５年元旦，蒋介石预言在金门和马祖"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他加紧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岛屿上的军事活动。
１月１０日，我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约１００架飞机轰炸了大陈岛。１月１３日，杜勒斯惊呼，中国已向"美国的地位"挑战，"自由国家正在注视着这种行为的每一个步骤"。杜勒斯还估计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得了分，在大陈岛取很了军事上的胜利。他认为美国应当表明其决心，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在政治上与中国抗争。如果美国不能决心冒此风险，他认为"那就让我们作出决定，退回来，在加利福尼亚防御"。
就在杜勒斯发出上述悲鸣后不久，１月１８日至１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驻守在大陈岛以北的浙江省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全歼守敌１０８６人（包括８名美国军事顾问），解放了一江山岛。国民党空军对大陆沿海港口和船只进行了报复性轰炸。由于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陈列岛中的一江山岛，距一江山岛只有７。５公里的大陈岛，更容易遭到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危机更加升温。国民党军总司令正在考虑从大陈岛的其他岛屿撤出部队。然而，即使他想撤，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未知数。
一个叫史塔生的美国人，对一江山岛被攻占，写了下面一段解释性的述评：
在进攻一江山岛的战斗中，共产党军队由１个团和２个营的约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人组成。与之抗衡的国民党一江山岛驻军不到１０００人。共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岛屿就被攻占了。
共产党运用了相当巧妙的作战方法。不论其陆军或是出动的６０架次飞机，都经过精心掩蔽，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台湾海峡两岸的敌对行动似乎要升级。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台湾海峡的局势已达到一个"坏的转折点"，为金门、马祖甚至台湾岛本身而发起的一场全面战争的"阴影"似乎已经开始笼罩大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后，艾森豪威尔得出结论说，由于大陈岛距台湾的空军基地太远，它们在军事上不如金门和马祖好防守。不过，他还是觉得美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场。
１月１９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所和雷德福一致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国民党连剩下的沿海岛屿都会保不住。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到了在美国要为之而战的那些地区划定最后界线的时候了"。杜勒斯受艾森豪威尔之命，秘密通告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说，如果国民党从大陈岛撤军，美国就对外公布其参加金门防御的意图。
第二天，即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０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作出的决定展开了激烈辩论。杜勒斯代表总统重申了美国要"混淆视听以迷惑敌人"的政策，但他又说这一政策现在开始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北京方面似乎已经确信美国不会为这些沿海小岛而战。因此，杜勒斯建议，白宫当局在继续通过联合国寻求达成停火的同时，还应当要求国会授予总统以明确的权力，允许他派兵保卫台湾和"共同防御条约"中没有明确提到的相关地区。只要北京仍有进攻台湾的意图，这些"相关地区"就将包括金门，也可能还有马祖。他说，美国必须明确指出它将保护的地区，因为如果现在美国的立场还含糊不清的话，将带来"更大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卡特勒、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都强烈反对杜勒斯的观点。他们争辩说，美国如果为了那些价值极小的岛屿而打仗，就将直接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威尔逊说，美国应当守住台湾和澎湖列岛，而"放弃其他地方"。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却热心支持杜勒斯所说的一切。他承认，大陈岛可能会丢失，但除非美国打算"完全不考虑台湾"，否则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应下定保卫金门和马祖这些剩下来的最重要的沿海群岛的决心，因为如果蒋介石丢失了这些岛屿，那么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将从此一蹶不振。自从中国解放战争打响，蒋介石的大批军队对解放军不战而降以来，华盛顿就对蒋军的忠诚和斗志表示怀疑。白宫清楚，即使是一次象征性的失败，也可能动摇整个国民党集团的根基。照艾森豪威尔看来，发表一项表明美国决心的声明将减低与中国开战的危险，并纠正目前美国政策之"危险的起移"。他说，不管怎样，金门和马祖"显然是保卫台湾的前哨基地"。
１月２１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讨论中国问题。在这天上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陈述了他头天上午与英国大使会谈的情况。英国大使并不赞成美国政府拟议中的行动。这位大使担心的是：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保卫任何一个近海岛屿，都可能把美国自己逼上绝路——将不得不用原子弹进攻中国大陆。然而，艾森豪威尔仍要求国会授予他保卫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小岛的广泛权力。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在金门所进行的任何战斗中避免出现另一个鸭绿江庇护区那样的局面"。他要求，如果美国被卷入这场战争，那就不要对他进行任何约束。他说，尽管他将避免让美国永远困在这些小岛的防御上，但只要共产党威胁这些岛屿，他就不会抛其它们。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也许会在将来紧张局势缓和之后改变其政策，但现在美国不得不帮助国民党保护这些岛屿以保卫台湾。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艾森豪威尔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每一个在场的人，应当确信一件事情——不管国会的决议会怎么说，只要这场危机出现了紧急情况，他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美国的利益，即使这些行动被说成是战争行动也在所不惜。他宣称，他"宁可被弹劾也不愿意失职"。
１月２２日，艾森豪威尔说，他已下令从珍珠港派出３艘航空母舰加入第７舰队，并告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部队准备在必要时开赴台湾。艾森豪威尔宣称，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中共在中国海不受惩罚"，他也不会"袖手旁观，听任赤色分子在大陆集结大量军队以进犯福摩萨和澎湖列岛"。
１月２４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明确地和公开地授予总统，作为总司令，在他认为必要时迅速地和有效地为前述目的而使用本国武装力量的权力"。所谓"前述目的"不仅包括"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还包括"密切有关的地点"。
１月２８日，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通过了"福摩萨决议"，向艾森豪威尔授予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全权。该决议授权总统为了保护台湾、澎湖和"现在处于盟友控制之下的那些相关地区"而调用美国军队。可是后来，艾森豪威尔又改变主意，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他将"保护"的那些沿海岛屿的名称。他说，只有在共产党的进攻是攻击台湾本身的前奏时，美国才会出兵干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评论道，美国的方针是"蓄意含糊其词"。然而，这种"含糊"只是针对外界的。
当台湾海峡的危机在１月份开始加深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美国利用原子弹对付中国的可能性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强烈关注。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警告美国政府不要把原子武器作为常规武器进行交易。随后的一周里，周恩来揭露美国正在挥舞原子武器的大棒，全力维持其在台湾的地位。“福摩萨决议"一通过，中国新闻界就指出其包含着使用原子武器反对中国的威胁。１月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芬兰使节时，抨击了美国"企图发动一场核战争"。他重复了１９４６年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评述说：“美国无法用它的那一小颗原子弹消灭整个中华民族。”
１月３１日，艾森豪威尔把雷德福召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下达了命令。艾森豪威尔说：“如果金门和马祖遭到攻击，而美国断定这种攻击对福摩萨构成威胁"，他将会保卫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还告诉雷德福，如果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大陈岛时要求帮助，第７舰队应给以援助。不过，艾森豪威尔没有批准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说如果共军"不断地对撤退工作连续进行空袭"，第７舰队可以攻击大陆上的军用机场，但需要事先获得总统的批准。
同日，华盛顿令其驻台湾的"大使"卡尔·兰金"私下"通知蒋介石，美国有意在这场危机中保护金门和马祖。作为交换，蒋介石必须同意从大陈岛撤军。与此同时，杜勒斯通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暗示，希望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陈岛时不要攻击。
蒋介石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对美国当局言听计从，但是，这次却对美国的做法大为光火。他担心美国人言而无信，于是依据１月１９日杜勒斯对他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的谈话，认为美国应把它对金门和马祖的明确承诺"公之于众"。尽管杜勒斯曾告诉国民党当局美国不会公开此事，蒋介石仍然坚持要美国遵守其早先的建议，否则他就不从大陈岛撤军。不过，尽管他感到自己受了骗，但最终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就在国民党从大陈岛撤军以前，雷德福和杜勒斯的下属重新评价了当前混乱的局面，并作出结论说蒋介石对美国立场的“误解"是合理的。这些官员们承认，即使他们也闹不清楚白宫到底就大陈岛的问题与国民党达成了什么协议。
２月５日，艾森豪威尔命令第７舰队和空军第５航空队掩护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２月８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第７舰队司令普莱特、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美国海军少将隆宾等军政官员的直接指挥下开始撤退。至２月１２日，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２．５万余人及被掳走的居民１．５万余人全部撤至台湾。２月１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
４．４１９５５年２月至３月：美国准备核战争
大陈岛解放后，美情报机构不断发出解放军在邻近金门和马祖的福建前线修建机场、炮兵阵地和作战公路的警告，使得美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对金门和马祖发起总攻。杜勒斯担心，美国将被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他意识到，由美国一手策划的联合国停战计划只是一纸空文，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接受它。蒋介石不会从金门和马祖让步，美国又承诺要支持国民党，看来美国要准备参战了，甚至不得不动用原子武器。
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于２月１３日批准了在内华达州进行一系列原子爆炸的"茶杯行动"。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过程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让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发表有关试验的报告。斯特劳斯于是宣称，这些都是小型武器，当量在５万吨以下，供战场上使用。何谓"小型武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当量仅为２万吨，然而所造成的灾难仍使人记忆犹新。艾森豪威尔在进行第一次试验的那天，就打电话给斯特劳斯。斯特劳斯汇报说：“试验非常成功。"他又补充说，古德帕斯特曾告诉他，总统想"观看"一次爆炸试验（计划进行１２次）；斯特劳斯提醒总统：这样做将有助于"提高士气"。
２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每天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醒说，他相信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将导致蒋介石政府的崩溃。他冷冷地嘲笑蒋介石，说美国现在是在"一个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丢失了的盟友手中"，他苦笑着说，而他将不得不"在这整个困难时刻稍许拉蒋介石一把"，"但是那些该死的近海小岛，我有时真希望它们会沉掉"。这充分说明美国已被中国的"炮轰"战略弄得狼狈不堪，几乎到达了绝望的境地。
２月底，杜勒斯在他的远东之行中，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在的局势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严重。显然，不论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国会的"福摩萨决议"都没有吓倒共产党人。杜勒斯相信，共产党人将用武力攻占台湾，而不是他早先所估计的共产党现在只对沿海这几个岛屿感兴趣。在杜勒斯看来，共产党人的想象力甚至超出了他原来所发出的警告。他相信，现在使用"新式强力武器"来挫败中国的任何“武装侵略"也许是必要的。３月６日，杜勒斯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如果共产党把国民党军队从金门和马祖消灭，其结局对台湾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将是灾难性的。他认为金门和马祖必须固守，如果它们遭到全面袭击，只有核武器能提供有效的回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于是又重申了美国对保护金门和马祖的承诺，并称将为此采取重大行动，包括"使用原子导弹"。这里所说的"原子导弹"，显然是指战术核武器。
３月８日杜勒斯谈到了"精密新式的强有力核武器，这些武器能够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不危及无关的居民中心"。他警告中国不要企图把美国描述成"仅仅是'纸老虎'"。他坚持美国要立场坚定，如有必要，"使用我们具有的更强大的力量来对付敌对力量"。四天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美国在亚洲的全面战争中是否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他回答说，他虽然无法"预测任何具体冲突的条件"，但他确实认为，"在任何交战中，如能使用这些东西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并且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我认为在这样的交战中没有理由不能像使用原子弹和其他任何东西那样使用这些武器"。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希望这一回答"将能在使中国共产党相信我们的决心的力量方面有所作用"。为了对公众有个交代，艾森豪威尔又让杜勒斯在３月８日的全国电视演说中声明说，白宫当局认为，在美国的军火库中，原子武器"是可以与常规武器互相替换的"。
３月１０日，杜勒斯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向委员们报告了他与艾森豪威尔讨论的结果，即共产党决心攻占台湾，而美国必须意识到，现在不是不要，而是什么时候与共产党作战的问题。他说：“台湾海峡的局势远比我想象的严重。"他还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是否忠诚的关注。他说，如果共军成功地在台湾登陆，蒋军很可能会分化瓦解。他说，在今后几周讨论加强西欧统一的敏感日子里，美国应尽量避免卷入战争，但白宫还是打算让美国公众知道美军将卷入台湾事务，并且有可能为了保卫金门和马祖而动用核武器。杜勒斯说：“如果我们保卫金门和马祖，我们就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原子武器能有效地摧毁大陆上的机场……为了弥补常规武器的缺陷而使用核武器的需要，超过了使用这种武器将在欧洲及远东的自由世界国家里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和世界舆论必须有所准备。"杜勒斯预言：“除非美国在该地区'开炮'，否则共产党的压力将继续存在。"他最后说：“我认为美国参战的可能性至少是百分之五十。”
与会的雷德福海军上将完全支持杜勒斯的这一观点。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意见，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蒋介石不会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国大陆。蒋介石曾经向美驻太平洋军区总司令斯唐起海军上将说，"只要美方提前通知，而战争又需要的话"，他将接受对大陆的原子攻击。
对于杜勒斯的演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杜勒斯显然表明，他的结论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而艾森豪威尔又正在主持这次会议。杜勒斯还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总统授意他在讲话中提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的。杜勒斯指出，如果美国要在"今后一两个月内"使用原子武器的话，那还有许多许多"公共关系工作"要做。
艾森豪威尔需要的是关于金门和马祖的更确切的情报，他对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情报不满。因此，他决定把他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古德帕斯特派到太平洋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把古德帕斯特拉到一边，告诉他去调查清楚"中共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进展速度"，以及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国民党靠其自身的力量能支持多久。古德帕斯特去进行了调查，回来报告说，国民党在迅速地加强金门和马祖的防御，赶调了大量的部队，能够抵挡中共的进攻，除非中共把空军也投入战斗。在那种情况下，古德帕斯特说，"就需要美国的支援，可能还不得不把特种武器包括在内"。
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罗伯特·卡特勒３月１１日会议的详细记录，把艾森豪威尔对台湾海峡问题的观点，讲述得十分清楚：
总统总结说，美国应该做任何可能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国民党保卫自己；如果以后美国有必要干预，美国应该使用常规武器干预；……如果我们被迫使用常规武器干预，这样的干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美国可能使用原子武器干预的时间可能到来，但是这必须在最后，我们将必须首先通知我们的盟国。他说，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避免在以后几个敏感的星期内卷入，因为美国的任何直接卷入可能在欧洲严重损害我们。
总统是在听取了雷德福上将和卡尼上将关于战术情况的意见，听到了杜勒斯关于美国干预在欧洲造成不良影响的警告后，经过深思熟虑，才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他和罗伯特·卡特勒重新审议了关于"特种武器"和核战争的绝密政策文件。这些文件均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个人观点，即美国应该对核武器和"其他任何军火"都一视同仁。因此，艾森豪威尔一度想改变公众对原子弹的观点，并减少对使用原子弹而广泛流传的"神经质"。
在其后几天的公开声明中，白宫有意对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则美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评论。３月１２日，杜勒斯在一篇演说中说，美国拥有"能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下危及无关的居民中心的、强大的新式精密武器"。３月１５日，杜勒斯又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这是毫不掩饰的威胁，比两年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发出的威胁要露骨得多。杜勒斯在发表这篇声明前得到总统的批准。这篇声明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３月１６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说，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你在打仗时找不到理由不使用子弹或别的什么一样"。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舆论界的一阵轰动。艾森豪威尔还说，核武器可以在亚洲地区战术上使用"而不屠杀无辜"。这一说法第二天即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谴责。
３月１７日，副总统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相呼应，他说：“战术原子武器现在已经属于常规武器的范畴，它们将被用来对付任何进攻力量的目标"。他警告北京不要进行"好战的调动"。这一切，既意在向中国发出威胁，又意在让美国人作好打核战的准备。
然而，如此公开发出的警告和威胁，不可能不被国内人民和盟国朋友听到。这种威胁引起的冲击波相当大，以至于一周之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撤退到蓄意制造的烟幕之后。这烟幕就是散布否定核威胁的舆论，说总统并没有试图预测何时和如何使用核武器，相反，总统的看法是：假如负责制定政策的人事先就说出"他将要使用什么"，他就是"暴露自己对战争的无知"。艾森豪威尔还重申：只有总统才有决定使用核武器的职权，他保证目的是为了和平。
４．５苏联"老大哥"隔岸观火
在台湾海峡危机中，与其说美国当局忽略了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不如说艾森豪威尔看透了苏联决策者的心理，因此在走向与中国的战争时，并不担心会遭到核报复。
从危机一开始，美国就对苏联支持中国的立场表示怀疑。
危机爆发不久，即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９日到１０月１２日，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开始了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意派遣苏联的军事专家，输送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给中国，是为了加强中国力量，由此也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台湾危机也被列入议程，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日中国的国庆节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讲话，在讲话中谴责了美国干涉中国事务，并表示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然而苏联政府并没有许诺在美国进行报复时，他们会帮助中国。因此艾森豪威尔不无根据地认为，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
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赫伦注意到，虽然赫鲁晓夫在北京就其他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对台湾问题上，莫斯科与中国仍保持着距离。美国观察家认为，中苏之间签订的协议对中国有利，表明莫斯科正在积极推进中苏关系。例如，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驻军，放弃了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殊权益，并答应给中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远东局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在苏联眼里的地位正在提高。远东局还注意到，尽管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是牢固的，但中苏双方显然又有自己不同的利益。显然，苏联人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战斗行动感到不安。
当时，苏联正集中注意力于其国内问题。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克里姆林宫里开始了一场权力斗争。到１９５５年１月底，美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是显而易见的。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克里姆林宫从国外召回了大量的外交使节，并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情报局确信，苏联当局就经济与军事究竟谁更重要的问题有争论，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场"大炮对黄油"的冲突。１９５５年２月８日，莫斯科宣布马林科夫被撤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上台出任苏联新领导人。他们很快发出信号，苏联有意改进与西方的关系。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就与苏联"老大哥"打过很多交道。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决不会幼稚到指望苏联动用核武器支持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的程度。《新中国外交风云》披露，周恩来曾于１９５８年９月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柯夫明确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马上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说过用苏联原子弹来消灭入侵美军之类的话。毛泽东并未期望苏联使用核武器或核威慑来支持中国。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不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在处理这场危机。在与众议院委员会就外交事务举行的秘密听证会议上，杜勒斯说：“就表面现象而言，苏联的方针不如中国的方针强硬，而仅就表面印象来判断，可以推断出苏联倾向于想制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例如，苏联避免在任何正式场合公开支持中国要解放台弯的立场。"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斗争还使杜勒斯确信，他对共产党施加压力的政策是正确的。杜勒斯怀疑，苏联承担了过重的援华负担，对中国等“卫星国家"的要求感到困难。２月１０日，他向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说，苏联所承受的压力"肯定非常巨大"。
２月１６日，在向美国外交协会所作的一次广为传播的演讲中，杜勒斯评论说，克里姆林宫里的斗争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权力之争。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领导是否会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安全和人民的财富来满足"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野心"。他又用赞赏的口吻谈论了苏联新领导所制定的一些方针，并说"值得通过美国和新俄国之间的谈判和签订实际协议"来支持这些方针，"然后，在我们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就会重新建立起历史悠久的友谊来"。
在向莫斯科作了这番献媚之后不久，杜勒斯马上换上一副面孔来指责北京。他说，北京的"偏激策略与野心威胁了亚洲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是"台湾海峡暴力行动的发仆人"。杜勒斯知道美国无法指望中国放弃台湾，但他还是装腔作势地问：“难道他们就不能放弃用武力达到目的的努力吗？"一位美国新闻评论员马上评论道，杜勒斯似乎在"试图引诱尼基塔·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高层领导人变成一个铁托，并割断与北京的联系"。
艾森豪威尔本人也不大相信如果中美开战苏联会卷进来。他分别向英国首相丘吉尔、北约总司令奥弗雷·格伦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他不相信苏联会参加台湾地区的战斗。苏联人会"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但不会冒险招惹美国去进攻自己的本土。苏联人也许会试图通过让美国卷入一场亚洲的陆地战争来削弱美国的力量，但是他们不会对一场全面冲突感兴趣。艾森豪威尔在给格伦瑟将军的信中说，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将使苏联面临巨大的两难境地。
艾森豪威尔作好了一切使用核武器的准备。他和杜勒斯都担心，使用核武器会在欧洲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３月１１日，国务卿杜勒斯告诉总统，在目前这个时刻，美国的卷入，“尤其是对原子弹的使用"，还应当避免，只有在形成欧洲联盟的谈判"圆满结束"之后，美国才有更大的在亚洲行动的自由。这一天，他和总统又会见了其他几位官员，决定尽一切努力改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能力，以避免美国的直接干预。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美国必须参加战斗的话，应首先使用常规武器。他规定，原子武器"只能在最后使用"。白宫当局把３月份余下的日子看成是关键性的，因为他们获悉解放军继续在福建前线增兵，而国民党军也加强了防御工事。白宫起势汹汹地发出威胁说，要阻止解放军的行动，给国民党军以更多的准备时间。３月２１日，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指责北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北京是一个"严重的和紧迫的威胁"，在短期内中国"可能被证明是比苏联更危险和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源泉"。杜勒斯竟卑鄙地说：“中共领导人的侵略狂热不亚于希特勒，也可以与以前的苏联共产主义策略相比拟。"杜勒斯这些气焰嚣张的言词是想说给苏联人听的，他把中共与希特勒相比，却把莫斯科与北京明确区分开来。杜勒斯的策略，显然是鼓励苏联继续袖手旁观，以便孤立中国和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
大陈岛解放后，美情报机构不断发出解放军在邻近金门和马祖的福建前线修建机场、炮兵阵地和作战公路的警告，使得美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对金门和马祖发起总攻。杜勒斯担心，美国将被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他意识到，由美国一手策划的联合国停战计划只是一纸空文，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接受它。蒋介石不会从金门和马祖让步，美国又承诺要支持国民党，看来美国要准备参战了，甚至不得不动用原子武器。
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于２月１３日批准了在内华达州进行一系列原子爆炸的"茶杯行动"。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过程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让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发表有关试验的报告。斯特劳斯于是宣称，这些都是小型武器，当量在５万吨以下，供战场上使用。何谓"小型武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当量仅为２万吨，然而所造成的灾难仍使人记忆犹新。艾森豪威尔在进行第一次试验的那天，就打电话给斯特劳斯。斯特劳斯汇报说：“试验非常成功。"他又补充说，古德帕斯特曾告诉他，总统想"观看"一次爆炸试验（计划进行１２次）；斯特劳斯提醒总统：这样做将有助于"提高士气"。
２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每天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醒说，他相信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将导致蒋介石政府的崩溃。他冷冷地嘲笑蒋介石，说美国现在是在"一个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丢失了的盟友手中"，他苦笑着说，而他将不得不"在这整个困难时刻稍许拉蒋介石一把"，"但是那些该死的近海小岛，我有时真希望它们会沉掉"。这充分说明美国已被中国的"炮轰"战略弄得狼狈不堪，几乎到达了绝望的境地。
２月底，杜勒斯在他的远东之行中，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在的局势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严重。显然，不论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国会的"福摩萨决议"都没有吓倒共产党人。杜勒斯相信，共产党人将用武力攻占台湾，而不是他早先所估计的共产党现在只对沿海这几个岛屿感兴趣。在杜勒斯看来，共产党人的想象力甚至超出了他原来所发出的警告。他相信，现在使用"新式强力武器"来挫败中国的任何“武装侵略"也许是必要的。３月６日，杜勒斯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如果共产党把国民党军队从金门和马祖消灭，其结局对台湾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将是灾难性的。他认为金门和马祖必须固守，如果它们遭到全面袭击，只有核武器能提供有效的回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于是又重申了美国对保护金门和马祖的承诺，并称将为此采取重大行动，包括"使用原子导弹"。这里所说的"原子导弹"，显然是指战术核武器。
３月８日杜勒斯谈到了"精密新式的强有力核武器，这些武器能够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不危及无关的居民中心"。他警告中国不要企图把美国描述成"仅仅是'纸老虎'"。他坚持美国要立场坚定，如有必要，"使用我们具有的更强大的力量来对付敌对力量"。四天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美国在亚洲的全面战争中是否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他回答说，他虽然无法"预测任何具体冲突的条件"，但他确实认为，"在任何交战中，如能使用这些东西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并且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我认为在这样的交战中没有理由不能像使用原子弹和其他任何东西那样使用这些武器"。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希望这一回答"将能在使中国共产党相信我们的决心的力量方面有所作用"。为了对公众有个交代，艾森豪威尔又让杜勒斯在３月８日的全国电视演说中声明说，白宫当局认为，在美国的军火库中，原子武器"是可以与常规武器互相替换的"。
３月１０日，杜勒斯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向委员们报告了他与艾森豪威尔讨论的结果，即共产党决心攻占台湾，而美国必须意识到，现在不是不要，而是什么时候与共产党作战的问题。他说：“台湾海峡的局势远比我想象的严重。"他还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是否忠诚的关注。他说，如果共军成功地在台湾登陆，蒋军很可能会分化瓦解。他说，在今后几周讨论加强西欧统一的敏感日子里，美国应尽量避免卷入战争，但白宫还是打算让美国公众知道美军将卷入台湾事务，并且有可能为了保卫金门和马祖而动用核武器。杜勒斯说：“如果我们保卫金门和马祖，我们就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原子武器能有效地摧毁大陆上的机场……为了弥补常规武器的缺陷而使用核武器的需要，超过了使用这种武器将在欧洲及远东的自由世界国家里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和世界舆论必须有所准备。"杜勒斯预言：“除非美国在该地区'开炮'，否则共产党的压力将继续存在。"他最后说：“我认为美国参战的可能性至少是百分之五十。”
与会的雷德福海军上将完全支持杜勒斯的这一观点。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意见，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蒋介石不会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国大陆。蒋介石曾经向美驻太平洋军区总司令斯唐起海军上将说，"只要美方提前通知，而战争又需要的话"，他将接受对大陆的原子攻击。
对于杜勒斯的演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杜勒斯显然表明，他的结论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而艾森豪威尔又正在主持这次会议。杜勒斯还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总统授意他在讲话中提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的。杜勒斯指出，如果美国要在"今后一两个月内"使用原子武器的话，那还有许多许多"公共关系工作"要做。
艾森豪威尔需要的是关于金门和马祖的更确切的情报，他对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情报不满。因此，他决定把他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古德帕斯特派到太平洋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把古德帕斯特拉到一边，告诉他去调查清楚"中共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进展速度"，以及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国民党靠其自身的力量能支持多久。古德帕斯特去进行了调查，回来报告说，国民党在迅速地加强金门和马祖的防御，赶调了大量的部队，能够抵挡中共的进攻，除非中共把空军也投入战斗。在那种情况下，古德帕斯特说，"就需要美国的支援，可能还不得不把特种武器包括在内"。
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罗伯特·卡特勒３月１１日会议的详细记录，把艾森豪威尔对台湾海峡问题的观点，讲述得十分清楚：
总统总结说，美国应该做任何可能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国民党保卫自己；如果以后美国有必要干预，美国应该使用常规武器干预；……如果我们被迫使用常规武器干预，这样的干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美国可能使用原子武器干预的时间可能到来，但是这必须在最后，我们将必须首先通知我们的盟国。他说，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避免在以后几个敏感的星期内卷入，因为美国的任何直接卷入可能在欧洲严重损害我们。
总统是在听取了雷德福上将和卡尼上将关于战术情况的意见，听到了杜勒斯关于美国干预在欧洲造成不良影响的警告后，经过深思熟虑，才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他和罗伯特·卡特勒重新审议了关于"特种武器"和核战争的绝密政策文件。这些文件均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个人观点，即美国应该对核武器和"其他任何军火"都一视同仁。因此，艾森豪威尔一度想改变公众对原子弹的观点，并减少对使用原子弹而广泛流传的"神经质"。
在其后几天的公开声明中，白宫有意对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则美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评论。３月１２日，杜勒斯在一篇演说中说，美国拥有"能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下危及无关的居民中心的、强大的新式精密武器"。３月１５日，杜勒斯又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这是毫不掩饰的威胁，比两年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发出的威胁要露骨得多。杜勒斯在发表这篇声明前得到总统的批准。这篇声明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３月１６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说，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你在打仗时找不到理由不使用子弹或别的什么一样"。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舆论界的一阵轰动。艾森豪威尔还说，核武器可以在亚洲地区战术上使用"而不屠杀无辜"。这一说法第二天即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谴责。
３月１７日，副总统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相呼应，他说：“战术原子武器现在已经属于常规武器的范畴，它们将被用来对付任何进攻力量的目标"。他警告北京不要进行"好战的调动"。这一切，既意在向中国发出威胁，又意在让美国人作好打核战的准备。
然而，如此公开发出的警告和威胁，不可能不被国内人民和盟国朋友听到。这种威胁引起的冲击波相当大，以至于一周之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撤退到蓄意制造的烟幕之后。这烟幕就是散布否定核威胁的舆论，说总统并没有试图预测何时和如何使用核武器，相反，总统的看法是：假如负责制定政策的人事先就说出"他将要使用什么"，他就是"暴露自己对战争的无知"。艾森豪威尔还重申：只有总统才有决定使用核武器的职权，他保证目的是为了和平。
４．５苏联"老大哥"隔岸观火
在台湾海峡危机中，与其说美国当局忽略了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不如说艾森豪威尔看透了苏联决策者的心理，因此在走向与中国的战争时，并不担心会遭到核报复。
从危机一开始，美国就对苏联支持中国的立场表示怀疑。
危机爆发不久，即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９日到１０月１２日，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开始了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意派遣苏联的军事专家，输送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给中国，是为了加强中国力量，由此也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台湾危机也被列入议程，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日中国的国庆节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讲话，在讲话中谴责了美国干涉中国事务，并表示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然而苏联政府并没有许诺在美国进行报复时，他们会帮助中国。因此艾森豪威尔不无根据地认为，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
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赫伦注意到，虽然赫鲁晓夫在北京就其他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对台湾问题上，莫斯科与中国仍保持着距离。美国观察家认为，中苏之间签订的协议对中国有利，表明莫斯科正在积极推进中苏关系。例如，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驻军，放弃了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殊权益，并答应给中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远东局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在苏联眼里的地位正在提高。远东局还注意到，尽管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是牢固的，但中苏双方显然又有自己不同的利益。显然，苏联人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战斗行动感到不安。
当时，苏联正集中注意力于其国内问题。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克里姆林宫里开始了一场权力斗争。到１９５５年１月底，美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是显而易见的。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克里姆林宫从国外召回了大量的外交使节，并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情报局确信，苏联当局就经济与军事究竟谁更重要的问题有争论，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场"大炮对黄油"的冲突。１９５５年２月８日，莫斯科宣布马林科夫被撤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上台出任苏联新领导人。他们很快发出信号，苏联有意改进与西方的关系。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就与苏联"老大哥"打过很多交道。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决不会幼稚到指望苏联动用核武器支持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的程度。《新中国外交风云》披露，周恩来曾于１９５８年９月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柯夫明确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马上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说过用苏联原子弹来消灭入侵美军之类的话。毛泽东并未期望苏联使用核武器或核威慑来支持中国。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不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在处理这场危机。在与众议院委员会就外交事务举行的秘密听证会议上，杜勒斯说：“就表面现象而言，苏联的方针不如中国的方针强硬，而仅就表面印象来判断，可以推断出苏联倾向于想制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例如，苏联避免在任何正式场合公开支持中国要解放台弯的立场。"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斗争还使杜勒斯确信，他对共产党施加压力的政策是正确的。杜勒斯怀疑，苏联承担了过重的援华负担，对中国等“卫星国家"的要求感到困难。２月１０日，他向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说，苏联所承受的压力"肯定非常巨大"。
２月１６日，在向美国外交协会所作的一次广为传播的演讲中，杜勒斯评论说，克里姆林宫里的斗争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权力之争。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领导是否会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安全和人民的财富来满足"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野心"。他又用赞赏的口吻谈论了苏联新领导所制定的一些方针，并说"值得通过美国和新俄国之间的谈判和签订实际协议"来支持这些方针，"然后，在我们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就会重新建立起历史悠久的友谊来"。
在向莫斯科作了这番献媚之后不久，杜勒斯马上换上一副面孔来指责北京。他说，北京的"偏激策略与野心威胁了亚洲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是"台湾海峡暴力行动的发仆人"。杜勒斯知道美国无法指望中国放弃台湾，但他还是装腔作势地问：“难道他们就不能放弃用武力达到目的的努力吗？"一位美国新闻评论员马上评论道，杜勒斯似乎在"试图引诱尼基塔·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高层领导人变成一个铁托，并割断与北京的联系"。
艾森豪威尔本人也不大相信如果中美开战苏联会卷进来。他分别向英国首相丘吉尔、北约总司令奥弗雷·格伦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他不相信苏联会参加台湾地区的战斗。苏联人会"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但不会冒险招惹美国去进攻自己的本土。苏联人也许会试图通过让美国卷入一场亚洲的陆地战争来削弱美国的力量，但是他们不会对一场全面冲突感兴趣。艾森豪威尔在给格伦瑟将军的信中说，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将使苏联面临巨大的两难境地。
艾森豪威尔作好了一切使用核武器的准备。他和杜勒斯都担心，使用核武器会在欧洲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３月１１日，国务卿杜勒斯告诉总统，在目前这个时刻，美国的卷入，“尤其是对原子弹的使用"，还应当避免，只有在形成欧洲联盟的谈判"圆满结束"之后，美国才有更大的在亚洲行动的自由。这一天，他和总统又会见了其他几位官员，决定尽一切努力改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能力，以避免美国的直接干预。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美国必须参加战斗的话，应首先使用常规武器。他规定，原子武器"只能在最后使用"。白宫当局把３月份余下的日子看成是关键性的，因为他们获悉解放军继续在福建前线增兵，而国民党军也加强了防御工事。白宫起势汹汹地发出威胁说，要阻止解放军的行动，给国民党军以更多的准备时间。３月２１日，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指责北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北京是一个"严重的和紧迫的威胁"，在短期内中国"可能被证明是比苏联更危险和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源泉"。杜勒斯竟卑鄙地说：“中共领导人的侵略狂热不亚于希特勒，也可以与以前的苏联共产主义策略相比拟。"杜勒斯这些气焰嚣张的言词是想说给苏联人听的，他把中共与希特勒相比，却把莫斯科与北京明确区分开来。杜勒斯的策略，显然是鼓励苏联继续袖手旁观，以便孤立中国和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
４．６１９５５年３月至４月：走向核战争边缘
３月２５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尔内海军上将向报界透露说，美国已经拟定了一个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的计划。卡尔内说，他自己期望战争在４月１５日印尼万隆亚非国家大会召开以前爆发。艾森豪威尔对卡尔内的泄密大发雷霆，但他私下还是同意卡尔内关于美国需要参战的看法。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因为红色中国显得完全不顾后果，傲慢自信，又毫不在乎人生命的丧失。”
正如卡尔内所透露的，美国军方正在制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３月１１日，战略空军司令勒梅将军给空军司令纳森·特温宁将军发了一份海底电报。勒梅个人对中国很熟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指挥空军从中国大陆轰炸日本。勒梅在电报中说：
“已经制定了计划。准备用驻在关岛的Ｂ—３６型飞机立即执行任务，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与共产党中国的冲突。一架正在关岛待命，另外两架在美国，也处于警戒状态以准备执行这次任务。这两架中的一架可以立即飞往关岛。关岛有容纳６０架Ｂ—３６型飞机的能力。这将马上使我们具备作战能力……已与其他部队协调选定了轰炸目标，并告知了Ｂ—３６机组。”
第二天，１８架美军飞机以四个不同波次侵入中国北部和南部领空。中国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的这一军事挑衅行动。４月１１日，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印度尼西亚。可是，刚刚飞到公海上空，飞机突然在空中爆炸起火。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１１人，连同机组成员，都不幸落难。原来，这是蒋介石特务的阴谋破坏。他们事先在飞机里安了定时炸弹，企图暗害去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由于周总理先去缅甸访问，没乘这架飞机，他们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愤怒，中国再次严厉谴责了美蒋反动派的这一破坏阴谋。
艾森豪威尔在揭开盖在原子弹上的遮羞布后，企图阻止美国人民对战争日益增长的恐惧。３月３１日，他狡诈地对一群参议员说，他不知道，也不可能提前知道如果共产党向那些沿海岛屿进攻的话，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预。他说，他的决定将基于共军的进攻目标是否真的不局限于那些沿海岛屿，而实际上是指向台湾。
然而，在幕后，白宫当局正在考虑采取"极端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３月２８日，杜勒斯与他的国务院高级顾问以及那个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哥哥艾伦·杜勒斯聚到一起商量该怎么办。他们先讨论了求助于联合国的可能性，但毫无结果，然后又讨论了军事方法。国务卿杜勒斯提议封锁整个中国沿海，以减轻对金门和马祖的压力。然后，他又提出，只要中国对金门和马祖发动攻势，那美国就以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以毁灭中国的能源、交通及"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他说，如果中国知道这就是美国的反应的话，他们就不会发动进攻。被认为是白宫中对中国持较温和立场的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罗伯特·鲍伊则提议，如果金门和马祖落入共军之手，美国就宣布它将"不时"向这两个岛屿投掷核弹。杜勒斯认为这不现实，因为这是对宝贵的核武器的"巨大浪费"，美国"挥霍"不其它的核武库，况且这样干最终只能杀害无辜的渔民。杜勒斯和他的同事们最终都未能想出办法来。
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决定耍另外一套花招。他想，美国是否可以说服蒋介石自动撤出金门和马祖，然后固守台湾。艾森豪威尔认为，国民党军队在金门有５．８万人，在马祖有１．５万人，"对这两个小岛来说，这些兵力实在太多了"。而如果蒋介石削弱他对这些岛屿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就可以逐渐将其承诺转移到台湾和澎湖列岛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丢失了金门和马祖，蒋军军心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动摇。４月５日，艾森豪威尔将这些想法写在一份１０页长的备忘录上交给杜勒斯，并催他立即制定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艾森豪威尔写道，美国不能再"坐等在下面这两个无法接受的选择中作出抉择"：或是为了金门和马祖发动一场不得人心、制造分裂、于美国不利的战争，或是在中国进攻以前就撤退而导致"整个亚洲反共联盟"分化瓦解并最终失去整个亚洲。但是，他又写道，美国对保卫金门、马祖的任何成功的直接干预将必然要求对中国大陆进行反击，而这将在国内造成不和，在国外大失人心。而且，如果"我们感到要被迫使用原子武器"，就会加重这些麻烦。艾森豪威尔写道：“如果这个地区的冲突蔓延到全世界范围，我们将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死搏斗……我们将在世界舆论中处于孤立地位。”
在其后的几天里，白宫继续受到要在台湾海峡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压力。美驻台湾"大使"卡尔·兰金和美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威廉·蔡斯将军，催促华盛顿授权国民党轰炸解放军机场并封锁中国沿海水上通道。美驻太平洋军区司令斯唐普海军上将也支持国民党根据蒋介石的秘密指示而请求美国批准国民党军对大陆目标进行空袭。美国国务院里则传来了相反的意见。罗伯特·鲍伊正在催促白宫宣布美国将不保护金门和马祖，以迫使蒋介石把金门和马祖看成"可放起的前进基地"，这样或许他就会从这些岛屿上全部撤军。
最后，杜勒斯于４月１７日飞往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两小时的私人会谈。杜勒斯讲述了他自己、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安德森、霍德福将军、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对总统４月５日备忘录的想法。艾森豪威尔在备忘录中曾要求降低金门和马祖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前进基地"。但是杜勒斯和他的智囊团认为，这样做是违背美国利益的。如果美国不准备去阻止岸上的共军进攻金门和马祖的话，那么还不如干脆放弃这些岛屿。即使作为"前进基地"，它们的失陷对于国民党来说也是一个可怕的毁灭性打击。杜勒斯说，对于美国来说，最好是来一个"决裂"——撤出这些岛屿——然后沿着整个台湾海峡封锁约５００英里长的中国沿海区域。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递交的意见书中说，"除非中共真心实意地声明放其他们公开宣布的用武力夺取台湾的目标，美国和中国国民党将为了自卫而将对中国沿海实施南起汕头、北至温州的海上封锁"，这一封锁旨在制止共军在海上集结装备和设施进攻台湾。该意见书认为，由于陆上地形复杂，共军难以在陆上完成这种集结。杜勒斯还提出应在台湾岛上安置核武器以"显示美国的决心"。这样，他的计划就是先从金门和马祖撤退，再进行一次疯狂的反扑，并最终实现其以台湾海峡分出"两个中国"的美梦。
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有自己的忧虑。尽管这一先撤军再封锁的方案可能会使美国摆脱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的困境，但它会使美国在公海上活受罪。他知道，中国决不会声明放弃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不会放弃用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选择。进行海上封锁，固然比呆在孤岛上被动防御挨打要好，但美国将不得不无限平地维持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行动，中国也决不会对这一公开侮辱毫无反应。
因此，艾森豪威尔在犹豫再三之后，对杜勒斯的这一计划作了一些修改才予以批准。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绝对不能逼蒋介石干他所不愿意干的事情，应当由国民党人自己去决定他们坚守还是放弃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自信其计划"将在最大程度上使世界舆论对美国有利"。３天后，即４月２０日，雷德福将军和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森飞往台北向蒋介石当面说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
在会见蒋介石以前，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与兰金"大使"商议，要向蒋介石交代计划的详情：如果国民党军从金门和马祖撤走，美国将拦截所有"违反战时禁运和有作战嫌疑的"海上交通工具，并将"布设水雷迫使沿岸船只离开那些美军控制不到的区域"。而且，这一计划从后勤上是"可行的"，因为美第７舰队和空军第５航空队都在这一地区，而驻在冲绳群岛和菲律布的海军舰只在２４小时内就可赶到现场。一直主张对大陆实行侵略政策和支持国民党封锁沿海的兰金一听就惊呆了，他告诉雷德福和罗伯特森说：这意味着战争，中共怎么可能接受对其沿海进行封锁或在其领水布雷呢？雷德福同意兰金的看法，他补充说，要这样干的话，那么共军飞机攻击美军舰只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雷德福说，他向艾森豪威尔详细通报了这一可能的结局。
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最终没能付诸实施。尽管这几名美国官员与蒋介石进行了几天的会谈，蒋介石还是拒绝考虑从金门和马祖减少驻军的建议，更不用说把它们拱手让给共产党了。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不得已，只得告诉蒋介石，美国已秘密取消其１月３１日许下的对金门和马祖提供保护的诺言，尽管蒋介石还可依靠美国的后勤支援。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企图以此来压蒋介石屈服，但蒋介石仍不肯让步。兰金事后猜测，蒋介石之所以拒绝这一计划，是因为他不信任美国人。自从大陈岛一事美国欺骗了蒋介石之后，很难期望蒋介石再接受一项完全依赖美国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的这一反应感到沮丧，他悲哀地说：“我们仍然是进退两难。”
最终结束这一危机的倡议，并不是来自华盛顿，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
为了消除一些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争取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４月２３日，就在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与蒋介石会谈之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人们评论说，周恩来的表现，证明他是杜勒斯的强劲对手。
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对周恩来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响应。他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则我准备谈判。"４月２６日，杜勒斯表示，美国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和马祖的炮击立即减少了，到５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平静下来。
这次金门—马祖危机，促使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初决定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的决定，既是出于国家安全所受到的直接威胁，也是基于根本的民族利益。中国必须永远摆脱几代人受列强迫侮的命运，这一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坚定信念。
３月２５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尔内海军上将向报界透露说，美国已经拟定了一个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的计划。卡尔内说，他自己期望战争在４月１５日印尼万隆亚非国家大会召开以前爆发。艾森豪威尔对卡尔内的泄密大发雷霆，但他私下还是同意卡尔内关于美国需要参战的看法。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因为红色中国显得完全不顾后果，傲慢自信，又毫不在乎人生命的丧失。”
正如卡尔内所透露的，美国军方正在制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３月１１日，战略空军司令勒梅将军给空军司令纳森·特温宁将军发了一份海底电报。勒梅个人对中国很熟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指挥空军从中国大陆轰炸日本。勒梅在电报中说：
“已经制定了计划。准备用驻在关岛的Ｂ—３６型飞机立即执行任务，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与共产党中国的冲突。一架正在关岛待命，另外两架在美国，也处于警戒状态以准备执行这次任务。这两架中的一架可以立即飞往关岛。关岛有容纳６０架Ｂ—３６型飞机的能力。这将马上使我们具备作战能力……已与其他部队协调选定了轰炸目标，并告知了Ｂ—３６机组。”
第二天，１８架美军飞机以四个不同波次侵入中国北部和南部领空。中国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的这一军事挑衅行动。４月１１日，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印度尼西亚。可是，刚刚飞到公海上空，飞机突然在空中爆炸起火。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１１人，连同机组成员，都不幸落难。原来，这是蒋介石特务的阴谋破坏。他们事先在飞机里安了定时炸弹，企图暗害去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由于周总理先去缅甸访问，没乘这架飞机，他们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愤怒，中国再次严厉谴责了美蒋反动派的这一破坏阴谋。
艾森豪威尔在揭开盖在原子弹上的遮羞布后，企图阻止美国人民对战争日益增长的恐惧。３月３１日，他狡诈地对一群参议员说，他不知道，也不可能提前知道如果共产党向那些沿海岛屿进攻的话，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预。他说，他的决定将基于共军的进攻目标是否真的不局限于那些沿海岛屿，而实际上是指向台湾。
然而，在幕后，白宫当局正在考虑采取"极端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３月２８日，杜勒斯与他的国务院高级顾问以及那个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哥哥艾伦·杜勒斯聚到一起商量该怎么办。他们先讨论了求助于联合国的可能性，但毫无结果，然后又讨论了军事方法。国务卿杜勒斯提议封锁整个中国沿海，以减轻对金门和马祖的压力。然后，他又提出，只要中国对金门和马祖发动攻势，那美国就以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以毁灭中国的能源、交通及"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他说，如果中国知道这就是美国的反应的话，他们就不会发动进攻。被认为是白宫中对中国持较温和立场的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罗伯特·鲍伊则提议，如果金门和马祖落入共军之手，美国就宣布它将"不时"向这两个岛屿投掷核弹。杜勒斯认为这不现实，因为这是对宝贵的核武器的"巨大浪费"，美国"挥霍"不其它的核武库，况且这样干最终只能杀害无辜的渔民。杜勒斯和他的同事们最终都未能想出办法来。
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决定耍另外一套花招。他想，美国是否可以说服蒋介石自动撤出金门和马祖，然后固守台湾。艾森豪威尔认为，国民党军队在金门有５．８万人，在马祖有１．５万人，"对这两个小岛来说，这些兵力实在太多了"。而如果蒋介石削弱他对这些岛屿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就可以逐渐将其承诺转移到台湾和澎湖列岛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丢失了金门和马祖，蒋军军心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动摇。４月５日，艾森豪威尔将这些想法写在一份１０页长的备忘录上交给杜勒斯，并催他立即制定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艾森豪威尔写道，美国不能再"坐等在下面这两个无法接受的选择中作出抉择"：或是为了金门和马祖发动一场不得人心、制造分裂、于美国不利的战争，或是在中国进攻以前就撤退而导致"整个亚洲反共联盟"分化瓦解并最终失去整个亚洲。但是，他又写道，美国对保卫金门、马祖的任何成功的直接干预将必然要求对中国大陆进行反击，而这将在国内造成不和，在国外大失人心。而且，如果"我们感到要被迫使用原子武器"，就会加重这些麻烦。艾森豪威尔写道：“如果这个地区的冲突蔓延到全世界范围，我们将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死搏斗……我们将在世界舆论中处于孤立地位。”
在其后的几天里，白宫继续受到要在台湾海峡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压力。美驻台湾"大使"卡尔·兰金和美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威廉·蔡斯将军，催促华盛顿授权国民党轰炸解放军机场并封锁中国沿海水上通道。美驻太平洋军区司令斯唐普海军上将也支持国民党根据蒋介石的秘密指示而请求美国批准国民党军对大陆目标进行空袭。美国国务院里则传来了相反的意见。罗伯特·鲍伊正在催促白宫宣布美国将不保护金门和马祖，以迫使蒋介石把金门和马祖看成"可放起的前进基地"，这样或许他就会从这些岛屿上全部撤军。
最后，杜勒斯于４月１７日飞往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两小时的私人会谈。杜勒斯讲述了他自己、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安德森、霍德福将军、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对总统４月５日备忘录的想法。艾森豪威尔在备忘录中曾要求降低金门和马祖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前进基地"。但是杜勒斯和他的智囊团认为，这样做是违背美国利益的。如果美国不准备去阻止岸上的共军进攻金门和马祖的话，那么还不如干脆放弃这些岛屿。即使作为"前进基地"，它们的失陷对于国民党来说也是一个可怕的毁灭性打击。杜勒斯说，对于美国来说，最好是来一个"决裂"——撤出这些岛屿——然后沿着整个台湾海峡封锁约５００英里长的中国沿海区域。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递交的意见书中说，"除非中共真心实意地声明放其他们公开宣布的用武力夺取台湾的目标，美国和中国国民党将为了自卫而将对中国沿海实施南起汕头、北至温州的海上封锁"，这一封锁旨在制止共军在海上集结装备和设施进攻台湾。该意见书认为，由于陆上地形复杂，共军难以在陆上完成这种集结。杜勒斯还提出应在台湾岛上安置核武器以"显示美国的决心"。这样，他的计划就是先从金门和马祖撤退，再进行一次疯狂的反扑，并最终实现其以台湾海峡分出"两个中国"的美梦。
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有自己的忧虑。尽管这一先撤军再封锁的方案可能会使美国摆脱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的困境，但它会使美国在公海上活受罪。他知道，中国决不会声明放弃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不会放弃用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选择。进行海上封锁，固然比呆在孤岛上被动防御挨打要好，但美国将不得不无限平地维持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行动，中国也决不会对这一公开侮辱毫无反应。
因此，艾森豪威尔在犹豫再三之后，对杜勒斯的这一计划作了一些修改才予以批准。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绝对不能逼蒋介石干他所不愿意干的事情，应当由国民党人自己去决定他们坚守还是放弃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自信其计划"将在最大程度上使世界舆论对美国有利"。３天后，即４月２０日，雷德福将军和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森飞往台北向蒋介石当面说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
在会见蒋介石以前，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与兰金"大使"商议，要向蒋介石交代计划的详情：如果国民党军从金门和马祖撤走，美国将拦截所有"违反战时禁运和有作战嫌疑的"海上交通工具，并将"布设水雷迫使沿岸船只离开那些美军控制不到的区域"。而且，这一计划从后勤上是"可行的"，因为美第７舰队和空军第５航空队都在这一地区，而驻在冲绳群岛和菲律布的海军舰只在２４小时内就可赶到现场。一直主张对大陆实行侵略政策和支持国民党封锁沿海的兰金一听就惊呆了，他告诉雷德福和罗伯特森说：这意味着战争，中共怎么可能接受对其沿海进行封锁或在其领水布雷呢？雷德福同意兰金的看法，他补充说，要这样干的话，那么共军飞机攻击美军舰只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雷德福说，他向艾森豪威尔详细通报了这一可能的结局。
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最终没能付诸实施。尽管这几名美国官员与蒋介石进行了几天的会谈，蒋介石还是拒绝考虑从金门和马祖减少驻军的建议，更不用说把它们拱手让给共产党了。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不得已，只得告诉蒋介石，美国已秘密取消其１月３１日许下的对金门和马祖提供保护的诺言，尽管蒋介石还可依靠美国的后勤支援。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企图以此来压蒋介石屈服，但蒋介石仍不肯让步。兰金事后猜测，蒋介石之所以拒绝这一计划，是因为他不信任美国人。自从大陈岛一事美国欺骗了蒋介石之后，很难期望蒋介石再接受一项完全依赖美国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的这一反应感到沮丧，他悲哀地说：“我们仍然是进退两难。”
最终结束这一危机的倡议，并不是来自华盛顿，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
为了消除一些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争取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４月２３日，就在雷德福和罗伯特森与蒋介石会谈之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人们评论说，周恩来的表现，证明他是杜勒斯的强劲对手。
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对周恩来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响应。他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则我准备谈判。"４月２６日，杜勒斯表示，美国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和马祖的炮击立即减少了，到５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平静下来。
这次金门—马祖危机，促使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初决定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的决定，既是出于国家安全所受到的直接威胁，也是基于根本的民族利益。中国必须永远摆脱几代人受列强迫侮的命运，这一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坚定信念。
５．又一次金门—马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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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的金门—马祖危机，比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时间短，但是斗争更激烈，引发核战争的危险性更大。
５．１封锁金门
１９５７年，艾森豪威尔继续执政；次年７月至１０月，美国出兵黎巴嫩，遭到全世界的广泛声讨。
白宫当局当时积极鼓动蒋介石"反攻大陆"，至少出于两个动机：其一，转移世界舆论对中东局势的关注；其二，扩大对中国的威胁。
蒋介石集团受到鼓动，其"反攻"宣传和对大陆的骚扰甚嚣尘上。台湾出动飞机，不仅轰炸福建，骚扰浙江，而且窜到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青海等省散发传单，空投特务。
美国决策者当时还公开向中国进行战争挑衅。一方面，从本国和地中海调派了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美国第７舰队；另一方面，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气势汹汹地说，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杜勒斯则扬言，要扩大在台湾海峡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公开的战争挑衅，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政府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的骚扰，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于１９５８年７月中旬，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集中炮兵和海、空军部队，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压制和封锁。从７月２７日开始，我空军部队逐次转入福建，经过４次空战，到８月１４日，我空军部队基本上夺取了福建地区的制空权，成功地保障了前线陆海军部队的集结与展开。
８月２３日１７时２３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重要目标，进行突然、准确、猛烈的火力突击，一举毙伤金门防卫部三个中将副司令、少将参谋长及其以下官兵６００余人，并击伤运输舰一艘。
８月２４日，解放军前线炮兵与海军快艇联合行动，击沉国民党运输船"台生号"，重创蒋军坦克登陆舰"中海号"。金门被封锁，蒋军的补给中断，金门守军告急。
这次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而且突如其来，使得白宫决策者一时慌了手脚。
艾森豪威尔是在８月２５日得知金门被炮击的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参加一年一度的防核战行动演习。杜勒斯在掩体里向总统作了汇报，总统预料，中共将对金门和马祖实行封锁。但杜勒斯和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摸不清中国的底，因此十分惊恐。
５．２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９月４日，艾森豪威尔在纽波特审查并批准了一份绝密文件，在这一文件中明确地讨论并接受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一次艾森豪威尔立即表明了他的“决心"，他相信"只有美国明确的坚定立场才能劝阻中国人扩大进攻"。他现在比以前更明确地接受了金门安全与台湾安全之间的联系，并授权杜勒斯立刻将这一立场公布于众。
与往常一样，杜勒斯至少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准备提出“警告"，他心里早已想到了使用核武器。９月２日，在为与艾森豪威尔在纽波特会面作准备时，杜勒斯与继雷德福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文宁将军进行了电话谈话。他对特文宁说，他"不知道在使用核武平方面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接着又问：“那种武器是否可用？"特文宁说：“可以"，又接着说：“那里不是使用常规武器的地方。”
杜勒斯在纽波特的声明并没有像他与特文宁谈话那样明确地提到核威慑。杜勒斯宣布，国会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护像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杜勒斯称，根据"福摩萨决议"，总统享有全权决定何时需要部队保卫金门，现在的情况使他比以前更有可能下这样的决心，因为"金门和马祖的安全和保护越来越同台湾的防卫联系在一起"。而且“总统的决心一经下定，及时有效的行动将随之而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处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这一声明，我在采取行动前当然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他还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挽救这些岛屿，美国不是会不会干预，而是何时干预。如果蒋的力量本身能那么做，那更好，如果不能，美国将行动。”《纽约时报》的标题更为露骨：“如果赤色分子入侵金门，美国决定使用武力"。
一周后，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强调了这一"警告"。他宣布，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将台湾本身作为其主要目标，"福摩萨决议"明显适用。如果金门遭到“严重袭击，当地保卫者不能应付，美国将面临恰恰是决议曾设想的形势"。对中国的"警告"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除了回答记者的提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没有公开提到核武器。然而，"警告"的含意因美国作了重要的军事部署而更为突出。艾森豪威尔明确要求将这些部署向世界公开。按照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美国先后从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８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并使这一地区攻击型航空母舰的数量由２艘增加到４艘，后又增加到６艘（美国当时共有１２艘航空母舰）。同时派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加强巡逻，台湾的空军部队得到增援。如此调集的海空力量载有核武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历史学家斯特宾斯说，在这次危机中，这些武器的公开出现，使美国在这一地区调集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杜勒斯后来也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过去从来没有在一个地点集结过这么多的兵力。
艾森豪威尔认为，有危险的远不止金门和马祖。运用他的多米诺理论的想象力，他耸人听闻地预言如果失去金门和马祖，会"导致失去台湾"，这将威胁"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未来的安全，……因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
９月４日，艾森豪威尔与总统专职秘书古德帕斯特以及国务卿杜勒斯会晤，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杜勒斯全力支持使用战术原子弹。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根据杜勒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他当时告诉艾森豪威尔：“我认为，当我们决定把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中时，我们已经承认使用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风险。"根据古德帕斯特的记录：“杜勒斯先生把注意力指向有关原子武器的问题上，提醒说，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国防适应于在任何规模的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他说，当情况危急时，如果我们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而下使用它们，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国防部署。"艾森豪威尔指出，假如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共的机场，苏联人很可能以核武器攻击台湾作为报复。因此，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准备批准使用原子弹的。
不过，艾森豪威尔是否真的相信中共的炮击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有谁愿意让同伴在一场风险极大的战争中，拿自己的核武器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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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的金门—马祖危机，比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时间短，但是斗争更激烈，引发核战争的危险性更大。
５．１封锁金门
１９５７年，艾森豪威尔继续执政；次年７月至１０月，美国出兵黎巴嫩，遭到全世界的广泛声讨。
白宫当局当时积极鼓动蒋介石"反攻大陆"，至少出于两个动机：其一，转移世界舆论对中东局势的关注；其二，扩大对中国的威胁。
蒋介石集团受到鼓动，其"反攻"宣传和对大陆的骚扰甚嚣尘上。台湾出动飞机，不仅轰炸福建，骚扰浙江，而且窜到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青海等省散发传单，空投特务。
美国决策者当时还公开向中国进行战争挑衅。一方面，从本国和地中海调派了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美国第７舰队；另一方面，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气势汹汹地说，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杜勒斯则扬言，要扩大在台湾海峡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公开的战争挑衅，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政府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的骚扰，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于１９５８年７月中旬，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集中炮兵和海、空军部队，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压制和封锁。从７月２７日开始，我空军部队逐次转入福建，经过４次空战，到８月１４日，我空军部队基本上夺取了福建地区的制空权，成功地保障了前线陆海军部队的集结与展开。
８月２３日１７时２３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重要目标，进行突然、准确、猛烈的火力突击，一举毙伤金门防卫部三个中将副司令、少将参谋长及其以下官兵６００余人，并击伤运输舰一艘。
８月２４日，解放军前线炮兵与海军快艇联合行动，击沉国民党运输船"台生号"，重创蒋军坦克登陆舰"中海号"。金门被封锁，蒋军的补给中断，金门守军告急。
这次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而且突如其来，使得白宫决策者一时慌了手脚。
艾森豪威尔是在８月２５日得知金门被炮击的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参加一年一度的防核战行动演习。杜勒斯在掩体里向总统作了汇报，总统预料，中共将对金门和马祖实行封锁。但杜勒斯和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摸不清中国的底，因此十分惊恐。
５．２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９月４日，艾森豪威尔在纽波特审查并批准了一份绝密文件，在这一文件中明确地讨论并接受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一次艾森豪威尔立即表明了他的“决心"，他相信"只有美国明确的坚定立场才能劝阻中国人扩大进攻"。他现在比以前更明确地接受了金门安全与台湾安全之间的联系，并授权杜勒斯立刻将这一立场公布于众。
与往常一样，杜勒斯至少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准备提出“警告"，他心里早已想到了使用核武器。９月２日，在为与艾森豪威尔在纽波特会面作准备时，杜勒斯与继雷德福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文宁将军进行了电话谈话。他对特文宁说，他"不知道在使用核武平方面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接着又问：“那种武器是否可用？"特文宁说：“可以"，又接着说：“那里不是使用常规武器的地方。”
杜勒斯在纽波特的声明并没有像他与特文宁谈话那样明确地提到核威慑。杜勒斯宣布，国会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护像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杜勒斯称，根据"福摩萨决议"，总统享有全权决定何时需要部队保卫金门，现在的情况使他比以前更有可能下这样的决心，因为"金门和马祖的安全和保护越来越同台湾的防卫联系在一起"。而且“总统的决心一经下定，及时有效的行动将随之而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处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这一声明，我在采取行动前当然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他还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挽救这些岛屿，美国不是会不会干预，而是何时干预。如果蒋的力量本身能那么做，那更好，如果不能，美国将行动。”《纽约时报》的标题更为露骨：“如果赤色分子入侵金门，美国决定使用武力"。
一周后，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强调了这一"警告"。他宣布，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将台湾本身作为其主要目标，"福摩萨决议"明显适用。如果金门遭到“严重袭击，当地保卫者不能应付，美国将面临恰恰是决议曾设想的形势"。对中国的"警告"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除了回答记者的提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没有公开提到核武器。然而，"警告"的含意因美国作了重要的军事部署而更为突出。艾森豪威尔明确要求将这些部署向世界公开。按照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美国先后从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８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并使这一地区攻击型航空母舰的数量由２艘增加到４艘，后又增加到６艘（美国当时共有１２艘航空母舰）。同时派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加强巡逻，台湾的空军部队得到增援。如此调集的海空力量载有核武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历史学家斯特宾斯说，在这次危机中，这些武器的公开出现，使美国在这一地区调集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杜勒斯后来也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过去从来没有在一个地点集结过这么多的兵力。
艾森豪威尔认为，有危险的远不止金门和马祖。运用他的多米诺理论的想象力，他耸人听闻地预言如果失去金门和马祖，会"导致失去台湾"，这将威胁"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未来的安全，……因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
９月４日，艾森豪威尔与总统专职秘书古德帕斯特以及国务卿杜勒斯会晤，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杜勒斯全力支持使用战术原子弹。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根据杜勒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他当时告诉艾森豪威尔：“我认为，当我们决定把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中时，我们已经承认使用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风险。"根据古德帕斯特的记录：“杜勒斯先生把注意力指向有关原子武器的问题上，提醒说，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国防适应于在任何规模的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他说，当情况危急时，如果我们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而下使用它们，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国防部署。"艾森豪威尔指出，假如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共的机场，苏联人很可能以核武器攻击台湾作为报复。因此，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准备批准使用原子弹的。
不过，艾森豪威尔是否真的相信中共的炮击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有谁愿意让同伴在一场风险极大的战争中，拿自己的核武器去冒险？
５．３打打停停进退有度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是以独立自主闻名于世的。
危机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在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
９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台湾海峡的局势问题。
９月４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１２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９月６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声明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澎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二是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在得知中国方面的这一倡议后，杜勒斯当天给艾森豪威尔草拟了一份充满威胁意味的声明，艾森豪威尔"建议修改"，说他"想在具体和明确地接受周恩来的谈判建议方面加进一些东西"。艾森豪威尔认为"最好采取某些体面的办法，来解决沿海岛屿问题的僵局"，尽管他承认他的观点"多少有点与国务卿不同"。
于是，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周总理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
但是，９月７日，美国政府却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公然派军舰侵入中国领海为国民党军舰护航。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９月８日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打击，击沉国民党军舰一艘，美舰立即向公海退去。当美舰离开国民党供应船队的时候，国民党的船只立即掉头逃跑了。
这个时期，蒋介石已经把他的部队的１３，部署在近海的B岛屿，并且在这些岛屿上修建其自认为固若金汤的工事。在解放军炮火的严密封锁下，驻金门蒋军只能利用美国飞机的空投得到补给。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要求艾森豪威尔预先授权，使美国部队直接参战。但每一次都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因为他怕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明确告诫蒋介石，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当局不得有重返大陆的任何企图。对此，蒋介石非常恼怒，也非常惶恐，甚至由于害怕共产党进攻台湾而准备搬家。蒋介石的一个经济部长出于同一原因而捷足先登，搬到乡下去了。
与此同时，像杜勒斯一样，蒋介石想让战争升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想如此。９月６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让第７舰队司令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即司令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下令向中国大陆进行原子空袭。艾森豪威尔拒绝这一建议，他坚持只有得到他的批准，才能下令进攻大陆。遭到这样断然的拒绝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完全改变态度。９月１１日，特文宁对艾森豪威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些岛屿是守不住的，或许对台湾的防务不是必需的"。
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蒋介石是不会愿意放弃这些沿海岛屿的，因为蒋介石的目标是使美国卷入与中共的战争。继卡特勒任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前任校长戈登·格雷，与艾森豪威尔讨论这个问题。格雷想知道，"我们应当继续多长时间，以我们会支持蒋用武力返回大陆的想法，来鼓励他，因为在我看来，这不再是一个合理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蒋介石希望"在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因而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他能在我们的支持下，开进并接管大陆"。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维持蒋和他的人员的士气是重要的"。
９月１１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在全国电视台向公众发表谈话。他说，炮轰和封锁继续在进行，而没有开始任何谈判。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要履行它所签订的条约，它所奉行的原则，以及１９５５年"福摩萨决议"中所提出的保证。他叫嚷，美国不会后退，"不会有任何姑息"。
美国国内对艾森豪威尔这一讲话的反应非常消极，几乎没有人愿意因为金门和马祖问题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坚持会谈地点必须在第三国举行。
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谈判的是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王炳南临行前，毛泽东主席找他谈话，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还说，在会谈中要多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９月１５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正式开始。比姆大使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崎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起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王炳南平静地反驳他，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上，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他还说，中国在收复金门、马祖这些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
但是，华沙会谈开始一段时间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初步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因而他仍然要求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告诉杜勒斯：“多达２／３的世界舆论和５０％的美国舆论反对我们一直在遵循的方针。"没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愿意支持防守金门和马祖，这一情况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抱怨：“我们的盟国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我们……"他担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甚至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开始解体"。
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提出了摆脱这个僵局的办法。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他一直在"考虑，如果我们不能说服蒋离开这个岛屿，……是否没有别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他暗示，要暗杀蒋介石。然而，艾森豪威尔不准备考虑暗杀。他说：“必须采取些行动使蒋在态度上灵活一些。"他又说，他不想"在别人所选择的战场"作战，而金门和马祖就是这种战场。艾森豪威尔认为：“从世界舆论来看，我们在这一年里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给蒋介石一些登陆艇，让蒋介石"撤走几乎全部沿海岛屿的守军"，在情况看来有利时，再返回大陆。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去台湾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及时察觉到，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诱起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原因是急于从金门、马祖问题上脱身，以便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撤出这些不易防守、与大陆联系紧密的岛屿，使台湾更加孤立，然后利用联合国托管台湾，以实现它搞"两个中国"的计划，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利国民党部队驻守。这样就拖住了美国，使之无法脱身，然后与之进行长崎的斗争。
１０月６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一周，让国民党军队运输和补给，但要以美军不为国民党军队护航为条件。１３日又宣布停止炮击两周。由于美国仍坚持顽固态度，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护航，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１０月２０日，即杜勒斯赴台途中，奉命对金门恢复了炮击。自１０月２５日，前线部队遵照国防部"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和船只"的命令，只对国民党守军炮兵阵地、观察所、雷达站等目标炮击。１０月３１日又奉命双日不进行炮击。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旗图孤立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使它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１２月１０日，美国被迫宣布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１９５８年的金门—马祖危机至此以美蒋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年年底所说的，１９５８年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
５．４赫鲁晓夫的"马后炮"
１９５８年的金门—马祖危机发生的时候，中苏关系比较微妙。
１９５８年，苏联人已经开始同艾森豪威尔进行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这一谈判的结果，是在１９６３年达成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这种谈判和条约的签订，实质上是为了进行核垄断，正处于研制核武器和准备进入核国家行列的中国，对这种谈判持批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门，动机之一，就是间接针对这一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中国显然不会起望苏联使用核武器或核威慑来支持中国。
１９５８年台湾海峡危机发生的时候，中苏关系表面上仍是正常的，因此苏联对于美国的战争威胁不能不摆出"对抗"的姿态，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也需要摆出这种姿态。
９月７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抱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空军事行动。信中一方面冠冕堂皇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邦，对它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指责"在美国仍然有人不愿放弃核威胁和原子讹诈政策"。在这封信中，还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海上行动，进行冷嘲热讽和反威胁：“在其力量与速度前所未闻的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时代，这些曾经具有威胁性的海上船只实际上不仅能用作礼节性访问，用来表示致敬，还能作为适当的导弹目标。也许这将挫伤与舰队紧密相联的人的自尊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考虑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不可能的"。
在这封信中，只是对美国的行动进行抱怨和嘲讽，并没有表示要给中国提供任何坚定的核保证，更没有提出采取解除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险的方法。苏联领导人后来的一些讲话更暗示苏联的反应是有条件的。苏联说，它将"考虑"援助中国，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同时又说，中国人已经很强大，"具有一切备必备的条件"足以给侵略者以"适当的反击"。只是到９月１９日严重对抗的危险显然已经过去时，苏联才"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它"警告"说，谁要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谁就会"遭到以同样手段进行的相应的反击"。这一警告是９月１９日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封信中提出的，是在危险已经过去后所放的"马后炮"。赫鲁晓夫完全意识到他的警告不担任何风险。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事实上都没有把这种"警告"当一回事，没有被这一"警告"所欺骗。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虽然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但是到９月１９日已没有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不需要苏联用核武器支持中国。也只是上述情况一目了然时，赫鲁晓夫才气壮如牛地表示支持中国。
总之，在１９５８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是认真的，充满火药味的；而鲁赫晓夫过迟地声称准备回击，却是不认真的，使人感到颇为滑稽。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是以独立自主闻名于世的。
危机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在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
９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台湾海峡的局势问题。
９月４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１２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９月６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声明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澎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二是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在得知中国方面的这一倡议后，杜勒斯当天给艾森豪威尔草拟了一份充满威胁意味的声明，艾森豪威尔"建议修改"，说他"想在具体和明确地接受周恩来的谈判建议方面加进一些东西"。艾森豪威尔认为"最好采取某些体面的办法，来解决沿海岛屿问题的僵局"，尽管他承认他的观点"多少有点与国务卿不同"。
于是，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周总理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
但是，９月７日，美国政府却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公然派军舰侵入中国领海为国民党军舰护航。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９月８日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打击，击沉国民党军舰一艘，美舰立即向公海退去。当美舰离开国民党供应船队的时候，国民党的船只立即掉头逃跑了。
这个时期，蒋介石已经把他的部队的１３，部署在近海的B岛屿，并且在这些岛屿上修建其自认为固若金汤的工事。在解放军炮火的严密封锁下，驻金门蒋军只能利用美国飞机的空投得到补给。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要求艾森豪威尔预先授权，使美国部队直接参战。但每一次都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因为他怕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明确告诫蒋介石，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当局不得有重返大陆的任何企图。对此，蒋介石非常恼怒，也非常惶恐，甚至由于害怕共产党进攻台湾而准备搬家。蒋介石的一个经济部长出于同一原因而捷足先登，搬到乡下去了。
与此同时，像杜勒斯一样，蒋介石想让战争升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想如此。９月６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让第７舰队司令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即司令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下令向中国大陆进行原子空袭。艾森豪威尔拒绝这一建议，他坚持只有得到他的批准，才能下令进攻大陆。遭到这样断然的拒绝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完全改变态度。９月１１日，特文宁对艾森豪威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些岛屿是守不住的，或许对台湾的防务不是必需的"。
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蒋介石是不会愿意放弃这些沿海岛屿的，因为蒋介石的目标是使美国卷入与中共的战争。继卡特勒任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前任校长戈登·格雷，与艾森豪威尔讨论这个问题。格雷想知道，"我们应当继续多长时间，以我们会支持蒋用武力返回大陆的想法，来鼓励他，因为在我看来，这不再是一个合理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蒋介石希望"在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因而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他能在我们的支持下，开进并接管大陆"。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维持蒋和他的人员的士气是重要的"。
９月１１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在全国电视台向公众发表谈话。他说，炮轰和封锁继续在进行，而没有开始任何谈判。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要履行它所签订的条约，它所奉行的原则，以及１９５５年"福摩萨决议"中所提出的保证。他叫嚷，美国不会后退，"不会有任何姑息"。
美国国内对艾森豪威尔这一讲话的反应非常消极，几乎没有人愿意因为金门和马祖问题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坚持会谈地点必须在第三国举行。
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谈判的是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王炳南临行前，毛泽东主席找他谈话，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还说，在会谈中要多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９月１５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正式开始。比姆大使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崎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起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王炳南平静地反驳他，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上，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他还说，中国在收复金门、马祖这些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
但是，华沙会谈开始一段时间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初步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因而他仍然要求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告诉杜勒斯：“多达２／３的世界舆论和５０％的美国舆论反对我们一直在遵循的方针。"没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愿意支持防守金门和马祖，这一情况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抱怨：“我们的盟国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我们……"他担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甚至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开始解体"。
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提出了摆脱这个僵局的办法。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他一直在"考虑，如果我们不能说服蒋离开这个岛屿，……是否没有别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他暗示，要暗杀蒋介石。然而，艾森豪威尔不准备考虑暗杀。他说：“必须采取些行动使蒋在态度上灵活一些。"他又说，他不想"在别人所选择的战场"作战，而金门和马祖就是这种战场。艾森豪威尔认为：“从世界舆论来看，我们在这一年里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给蒋介石一些登陆艇，让蒋介石"撤走几乎全部沿海岛屿的守军"，在情况看来有利时，再返回大陆。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去台湾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及时察觉到，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诱起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原因是急于从金门、马祖问题上脱身，以便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撤出这些不易防守、与大陆联系紧密的岛屿，使台湾更加孤立，然后利用联合国托管台湾，以实现它搞"两个中国"的计划，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利国民党部队驻守。这样就拖住了美国，使之无法脱身，然后与之进行长崎的斗争。
１０月６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一周，让国民党军队运输和补给，但要以美军不为国民党军队护航为条件。１３日又宣布停止炮击两周。由于美国仍坚持顽固态度，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护航，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１０月２０日，即杜勒斯赴台途中，奉命对金门恢复了炮击。自１０月２５日，前线部队遵照国防部"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和船只"的命令，只对国民党守军炮兵阵地、观察所、雷达站等目标炮击。１０月３１日又奉命双日不进行炮击。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旗图孤立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使它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１２月１０日，美国被迫宣布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１９５８年的金门—马祖危机至此以美蒋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年年底所说的，１９５８年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
５．４赫鲁晓夫的"马后炮"
１９５８年的金门—马祖危机发生的时候，中苏关系比较微妙。
１９５８年，苏联人已经开始同艾森豪威尔进行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这一谈判的结果，是在１９６３年达成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这种谈判和条约的签订，实质上是为了进行核垄断，正处于研制核武器和准备进入核国家行列的中国，对这种谈判持批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门，动机之一，就是间接针对这一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中国显然不会起望苏联使用核武器或核威慑来支持中国。
１９５８年台湾海峡危机发生的时候，中苏关系表面上仍是正常的，因此苏联对于美国的战争威胁不能不摆出"对抗"的姿态，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也需要摆出这种姿态。
９月７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抱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空军事行动。信中一方面冠冕堂皇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邦，对它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指责"在美国仍然有人不愿放弃核威胁和原子讹诈政策"。在这封信中，还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海上行动，进行冷嘲热讽和反威胁：“在其力量与速度前所未闻的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时代，这些曾经具有威胁性的海上船只实际上不仅能用作礼节性访问，用来表示致敬，还能作为适当的导弹目标。也许这将挫伤与舰队紧密相联的人的自尊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考虑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不可能的"。
在这封信中，只是对美国的行动进行抱怨和嘲讽，并没有表示要给中国提供任何坚定的核保证，更没有提出采取解除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险的方法。苏联领导人后来的一些讲话更暗示苏联的反应是有条件的。苏联说，它将"考虑"援助中国，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同时又说，中国人已经很强大，"具有一切备必备的条件"足以给侵略者以"适当的反击"。只是到９月１９日严重对抗的危险显然已经过去时，苏联才"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它"警告"说，谁要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谁就会"遭到以同样手段进行的相应的反击"。这一警告是９月１９日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封信中提出的，是在危险已经过去后所放的"马后炮"。赫鲁晓夫完全意识到他的警告不担任何风险。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事实上都没有把这种"警告"当一回事，没有被这一"警告"所欺骗。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虽然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但是到９月１９日已没有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不需要苏联用核武器支持中国。也只是上述情况一目了然时，赫鲁晓夫才气壮如牛地表示支持中国。
总之，在１９５８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是认真的，充满火药味的；而鲁赫晓夫过迟地声称准备回击，却是不认真的，使人感到颇为滑稽。
５．５针对中国的四次核战争演习
金门—马祖危机之后，美国当局并没有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６０年代，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过四次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高跟Ⅰ"核战争演习
１９６１年９月６日，全球美军进入３级戒备状态：各基地召回了所有休假人员，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处于发射状态，"北极星"导弹核潜艇迅速驶出港口进入大洋深处，战略轰炸机飞赴各基地准备随时出航，作战指挥部人员昼夜值班。
两天以后，台湾海峡天气晴和，海鸥翔集。正在太平洋上游弋的美军第７舰队，突然接到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立即进入紧急戒备状态，舰只全部成防御态势疏散，空军飞机全部停止飞行。
１２小时后，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接到核攻击的命令。随着数声巨响，台湾的美军基地腾起６枚"斗牛士"核导弹，飞向中国大陆的预定目标。１小时后，驻韩国美军宣布紧急动员，地面部队向三八线集结。核烟云尚未散尽，美第７舰队舰载攻击机和"天狮星"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猛烈地扑向中国的机场、基地、桥梁、通信设施。轰炸持续了整整４天，随后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
“高跟Ⅱ"核战争演习
１９６２年９月，美军设想由朝鲜战争而引发了亚洲战争，随即又扩大到欧洲。９月１１日至２２日，朝鲜半岛爆发武装冲突。在进行３９天零１８小时的常规战争后，美军因地面部队不敌朝中部队而突然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宣布进行战争动员，全球美军由５级戒备转入１级戒备，同时做好反潜、防空、防核袭击的准备。２２日开始，"北约"军队对"华约"国家的战略目标实施突袭，驻台湾的美军对中国大陆的战略目标实施核突袭。攻击持续３天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
“高跟６８"核战争演习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美军太平洋总部、战略空军司令部、联邦航空局、反导弹武器系统司令部等联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核战争演习。美军设定，以朝鲜战争为导火线，诱发中美直接交战。在进行了一段常规战争后，在太平洋游弋的美军核潜艇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射射程为２８００公里、核弹头当量为１００万吨的"北极星"战略核导弹。中国随即进行了核报复，于是美国本土、战略空军及太平洋战区美军进行了核防御。
“马球帽"核战争演习
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７时１５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各总部指挥所，命令三军核攻击部队进入１级戒备状态。１０分钟以后，第一波次核攻击开始，美军以"民兵"陆基战略洲际弹道导弹对中国境内的多个战略目标发射了当量为２０—１５０万吨的一批核弹头。至８时１０分，历时４５分钟的第一波次攻击结束。７日４时３０分，第二波次核攻击开始，主要由轰炸机用核武器进行补充轰炸。随之又进行了第三、第四波次的核攻击。７日１８时，历时３４小时又４５分钟的多次核袭击结束。紧接着，中国对美国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核打击。于是，美军又组织了以"北极星"潜艇核导弹为主的第二次核攻击。此后，美军即利用两次核突袭的效果，在中国沿海进行大规模的登陆。美军设想，这种核突袭在一周内便可取得决定性胜利。
金门—马祖危机之后，美国当局并没有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６０年代，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过四次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高跟Ⅰ"核战争演习
１９６１年９月６日，全球美军进入３级戒备状态：各基地召回了所有休假人员，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处于发射状态，"北极星"导弹核潜艇迅速驶出港口进入大洋深处，战略轰炸机飞赴各基地准备随时出航，作战指挥部人员昼夜值班。
两天以后，台湾海峡天气晴和，海鸥翔集。正在太平洋上游弋的美军第７舰队，突然接到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立即进入紧急戒备状态，舰只全部成防御态势疏散，空军飞机全部停止飞行。
１２小时后，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接到核攻击的命令。随着数声巨响，台湾的美军基地腾起６枚"斗牛士"核导弹，飞向中国大陆的预定目标。１小时后，驻韩国美军宣布紧急动员，地面部队向三八线集结。核烟云尚未散尽，美第７舰队舰载攻击机和"天狮星"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猛烈地扑向中国的机场、基地、桥梁、通信设施。轰炸持续了整整４天，随后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
“高跟Ⅱ"核战争演习
１９６２年９月，美军设想由朝鲜战争而引发了亚洲战争，随即又扩大到欧洲。９月１１日至２２日，朝鲜半岛爆发武装冲突。在进行３９天零１８小时的常规战争后，美军因地面部队不敌朝中部队而突然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宣布进行战争动员，全球美军由５级戒备转入１级戒备，同时做好反潜、防空、防核袭击的准备。２２日开始，"北约"军队对"华约"国家的战略目标实施突袭，驻台湾的美军对中国大陆的战略目标实施核突袭。攻击持续３天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
“高跟６８"核战争演习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美军太平洋总部、战略空军司令部、联邦航空局、反导弹武器系统司令部等联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核战争演习。美军设定，以朝鲜战争为导火线，诱发中美直接交战。在进行了一段常规战争后，在太平洋游弋的美军核潜艇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射射程为２８００公里、核弹头当量为１００万吨的"北极星"战略核导弹。中国随即进行了核报复，于是美国本土、战略空军及太平洋战区美军进行了核防御。
“马球帽"核战争演习
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７时１５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各总部指挥所，命令三军核攻击部队进入１级戒备状态。１０分钟以后，第一波次核攻击开始，美军以"民兵"陆基战略洲际弹道导弹对中国境内的多个战略目标发射了当量为２０—１５０万吨的一批核弹头。至８时１０分，历时４５分钟的第一波次攻击结束。７日４时３０分，第二波次核攻击开始，主要由轰炸机用核武器进行补充轰炸。随之又进行了第三、第四波次的核攻击。７日１８时，历时３４小时又４５分钟的多次核袭击结束。紧接着，中国对美国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核打击。于是，美军又组织了以"北极星"潜艇核导弹为主的第二次核攻击。此后，美军即利用两次核突袭的效果，在中国沿海进行大规模的登陆。美军设想，这种核突袭在一周内便可取得决定性胜利。
６．两次柏林危机中的核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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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４０年代末，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两次危机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之久了。在两次柏林危机中，都有人品图利用自己的核优势，获得自己还没到手的东西，跃跃欲试差点扣动核扳机，有时候核战争确有一触即发之势。
６．１孤零零面对一只露着大牙的狗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东部为苏军占领区，西部为美、英、法３国军队占领区。
柏林处于远离西德１００英里的苏军控制的东德境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盟国所缔结的军事和外交协定，只规定柏林由美、英、法、苏四方共管，而没有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作出明确规定和保证。
１９４８年，苏联和美、英、法等国的一系列行动，使柏林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美、英、法占领的西柏林。西柏林位于苏军占领区的中心，自己有独立的政府和西方盟国的卫戍部队，西方把它看成"存在于铁幕的共产主义那边的最后一个'民主岗哨'”。苏联认为，西方势力在柏林的存在是危险的、不能容忍的，早就想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斯大林手里没有核武器。美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和苏联打交道。为应付第一次柏林危机，美国于１９４８年３月至１２月先后制定过"大热天"、"欢乐"、"烧灼"三个核打击计划，准备用３４枚、５０枚和１３３枚原子弹，分别袭击苏联的２４座、２０座和７０座城市目标；还考虑到战争有可能拖延两年时间，于是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再向苏联投掷２００枚原子弹，摧毁苏联４０％的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的讹诈战略中，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一样，被认为是可以使用的，被认为是一种摧毁敌人工业中心的一种更有效的爆炸物。当时，美国主张不仅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还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原子弹的增加，被认为仅仅是增加了美国战略武库中的威力。
美、英、法等国为加强在中欧的地位，不仅策划在西德和西柏林建立三国"联合占领区"，而且着手利用"马歇尔计划"复兴德国，宣布单方面实行"币制改革"。这些举措，受到苏联的强烈反对。东西方的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
１９４８年３月５日，德国美占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向美国发回一份电报，加深了美国人对战争的恐惧感。克莱报告说，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杜鲁门总统看了电报后惴惴不安，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一张短笺上草草地写道：“俄国会先动手吗？谁将扣动扳机？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也说，它不能保证６０天之后不发生战争。因此，美国防部开始处于戒备状态；海军作战部长建议采取措施，"使美国人民对战争有所准备"；陆军部长询问：把"鸡蛋"——原子弹——运到地中海需要多长时间；空军部长秘密建议：如果苏联拒绝撤出中欧，美国就往俄国投几枚原子弹。那时候，美国的武器库中约有２０枚原子弹，而苏联却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绝对的核优势，使美国军队中有的人趾高气扬，跃跃欲试。
对当时的紧张气氛，美国报纸作了绘声绘色的报道。有一则消息说，有整整一周，"在国会大厅，在街头巷尾，美国公民到处都在谈论美苏之间有可能要发生的战争"。艾尔索普兄弟报道说：“华盛顿今天的气氛，已不再是战后的气氛，而是战前的气氛。”
克莱向华盛顿发回的电报，使美国人胆颤心惊。一方面，造成了一种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另一方面，达到了帮助军方领导人对付国会听证会的目的，因为危机有助于做国会的工作。这份电报，不仅有助于宣传马歇尔计划，而且有助于政府实现诸如为军队争取更多的拨款和恢复征兵制等目标。
３月２５日，克莱虽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称他的“电报被过分用来做文章"，但并没有缓解紧张气氛。美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神经仍然绷得很紧。
３月３０日，国防部长向空军提出一个问题：“把Ｂ—２９（原子弹）运出储存库需要多长时间、多快速度？"他念念不忘的问题是：美国必须有所准备。美国对战争准备不足，使这位国防部长焦虑不安，夜不能寐。
当时，空军主张依靠原子弹，要求建造的轰炸机越来越大；海军更是踌躇满志，要求增加巨型航母。
１９４８年上半年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系列会晤中，产生了后来被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盟。当时对会晤是高度保密的，采取的保密措施也非常严密。参加会晤者为了避人耳目，都从国务院的车库里溜进会晤地点。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做到万无一失。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唐纳德·麦克莱恩是苏联间谍。
会晤内容很快传递到苏联人那里。斯大林从两种制度势不两立的思维模式出发，得出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苏联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西方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无疑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包围。
美国人凯南分析了斯大林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的心理状况。他说：“就像一个人误入一个四周有围墙的花园，发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一只露着大牙的狗。这条狗暂时还未露出凶相。这里，可以肯定，我们最好是先假设这牙齿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和露出牙齿、狺狺作吠的恶犬讲友好关系，也未免太天真了。
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苏联控制下的统一的德国。另一方面，一个脆弱的德国又将阻碍欧洲的"复兴"。所以，福雷斯特尔等人决心把德国重建成西方的堡垒，即使这样做会导致德国的分裂，他们也在所不惜。形势的发展，使苏联人肯定地认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他们的边界，已重新建起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德国；资本主义国家正联合起来对苏联进行包围；美国旗势汹汹地对苏联进行战争恐吓，其中包括进行核威胁。
１９４８年夏天，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西方的行动。
６月中旬，苏联开始阻拦从西区往西柏林运送煤炭的货运列车，理由是"车厢有毛病。”
第二步，针对客运列车采取行动：守在边界上的红军卫兵，开始每隔一列客车，就挡回一列，理由是：“车站拥挤。”
６月２６日，西占区币制改革开始生效，苏联的反应是，在２４小时之内，切断了西德与柏林之间的一切陆上通道，停止向西柏林供电。西柏林的２００万居民只有够吃３６天的食物了。人们感到了压力。６月２２日，苏联决定在东柏林发行新货币，作为整个大柏林的流通货币，以杜绝西占区货币在东占区和东柏林地区流通。
６月２３日，西方宣布，在西方控制的柏林地区和西德使用新的德意志马克。
从６月２４日期，苏联又切断了西柏林的水路交通，停止从苏占区向西柏林供应物资，开始了对柏林的全面封锁。封锁加剧了紧张局势，搅得西方的决策者心慌意乱，意见纷呈，莫衷一是。
克莱将军态度坚决而激烈。他主张和苏联对抗，要像骑兵搭救一辆铁路货车一样，派遣一支装甲车纵队开进西柏林去。他认为，这样做，会把苏联人吓倒，在强硬态度面前，苏联也许会后退。
但是洛维特反对克莱将军的意见。他认为，克莱的想法是"愚蠢的"。红军只要切断几座桥梁，前边一座，后边一座，就可以置装备员好的护卫队于困境。苏联人会坐在山坡上哈哈大笑，或者更糟，苏联人会开始扫射。洛维特不无根据地断言，护卫队绝不可能达到目的。
美国的决策者还议论过其他办法，例如禁止苏联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封锁海参崴，等等。但又觉得这些办法不是不符合实际，就是不可能奏效。
在６月２５日的会议上，洛维特、福雷斯特尔和杜鲁门都一致同意：“美国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以便呆在柏林。"翌日，美国宪兵抓住了苏联占领区司令索科洛夫斯基。理由是，他在返回东柏林郊区他家的途中，不应该飞驰穿过西柏林。一美国士兵用冲锋枪顶住了这位苏联元帅的肚子。苏联卫兵们都伸手去掏枪。经过千钧一发的紧张对抗，最终以索科洛夫斯基被释放而踩灭了已经在嗤嗤地燃烧的导火线。然而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并没有消除，双方的神经都绷得更紧了。
杜鲁门总统只会悦：“我们呆在柏林"，美国将"尽量长平地"留在柏林。但是如何呆在柏林，却想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
为了炫耀武力，美国向英国运去了６０架Ｂ—２９轰炸机，并且小心翼翼地将这一情报泄露给外界。虽然飞机并未经过改装，无法携带原子弹，虽然这些飞机的载油能力不足以使它们飞抵苏联城市并且返回，有意泄露情报只是为了进行讹诈，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美国当时完全没有使用核武器的企图。
事实上，美国军队当时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战争爆发做准备。当时苏联在东欧有５０余万驻军，其中约３０万军队驻在东德。在兵力上，苏联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杜鲁门威胁说：“本政府准备使用任何可能需要的手段。"福雷斯特尔曾焦虑异常，他问杜鲁门：如果苏联的坦克开进西欧，他是否准备向苏联投原子弹？总统说，他"祈祷永远不需要做这样的决定"。
福雷斯特尔在９月１３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是，如果有必要，毋庸置疑，他会这么做。”
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可怕的一天。柏林一片混乱。福雷斯特尔等人向我介绍了基地、原子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方面的情况。听后，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感到战争就在眼前了。”
福雷斯特尔对备战负有主要责任。晚上，他彻夜不眠，闷闷不乐地思忖着军队不得不作出严峻抉择的问题。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以弱小的常规部队来和苏联打仗，要么使用原子弹来对付苏联。福雷斯特尔心里明白，美国虽然拥有原子弹，但数量不多，不足以保证一次袭击，就使得苏联无力反击。此外，美国已削减了它的常规部队，因此采用常规部队作战，也没有力量击败苏联。这种两难境地，使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爬到悬崖的边缘，看一眼底下的深渊之后，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又退了回去。
６月３０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报界说，杜鲁门总统已决定对柏林进行空运，靠空投拯救遭到封锁的西柏林。美、英、法动员了当时所能动用的全部空运力量，建立了通往西柏林的"空中桥梁"。Ｃ—４７运输机一架接一架飞进柏林，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每隔４—５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着陆。空投量不断增长。每天需要空运几十吨货物才能维持柏林的生活。
６月和７月，每个月的空运至少１１４７吨，甚至煤炭也用飞机来运输。为了解决运输量增加的问题，２万名柏林人还赤手空拳建造了一个新飞机场。
在为时１１个月的封锁中，西方动用的飞机达２０万架次，向西柏林空运了１５０万吨物资。
在此期间，苏占区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间建立了柏林市的市政机构，西柏林也于１２月５日建立了市议会和市政府。从此，柏林正式分裂为备有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
一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苏、美、英、法四国纽约会议达成协议，决定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凌晨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并决定于５月２３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至此，长达１１个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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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４０年代末，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两次危机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之久了。在两次柏林危机中，都有人品图利用自己的核优势，获得自己还没到手的东西，跃跃欲试差点扣动核扳机，有时候核战争确有一触即发之势。
６．１孤零零面对一只露着大牙的狗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东部为苏军占领区，西部为美、英、法３国军队占领区。
柏林处于远离西德１００英里的苏军控制的东德境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盟国所缔结的军事和外交协定，只规定柏林由美、英、法、苏四方共管，而没有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作出明确规定和保证。
１９４８年，苏联和美、英、法等国的一系列行动，使柏林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美、英、法占领的西柏林。西柏林位于苏军占领区的中心，自己有独立的政府和西方盟国的卫戍部队，西方把它看成"存在于铁幕的共产主义那边的最后一个'民主岗哨'”。苏联认为，西方势力在柏林的存在是危险的、不能容忍的，早就想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斯大林手里没有核武器。美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和苏联打交道。为应付第一次柏林危机，美国于１９４８年３月至１２月先后制定过"大热天"、"欢乐"、"烧灼"三个核打击计划，准备用３４枚、５０枚和１３３枚原子弹，分别袭击苏联的２４座、２０座和７０座城市目标；还考虑到战争有可能拖延两年时间，于是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再向苏联投掷２００枚原子弹，摧毁苏联４０％的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的讹诈战略中，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一样，被认为是可以使用的，被认为是一种摧毁敌人工业中心的一种更有效的爆炸物。当时，美国主张不仅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还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原子弹的增加，被认为仅仅是增加了美国战略武库中的威力。
美、英、法等国为加强在中欧的地位，不仅策划在西德和西柏林建立三国"联合占领区"，而且着手利用"马歇尔计划"复兴德国，宣布单方面实行"币制改革"。这些举措，受到苏联的强烈反对。东西方的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
１９４８年３月５日，德国美占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向美国发回一份电报，加深了美国人对战争的恐惧感。克莱报告说，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杜鲁门总统看了电报后惴惴不安，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一张短笺上草草地写道：“俄国会先动手吗？谁将扣动扳机？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也说，它不能保证６０天之后不发生战争。因此，美国防部开始处于戒备状态；海军作战部长建议采取措施，"使美国人民对战争有所准备"；陆军部长询问：把"鸡蛋"——原子弹——运到地中海需要多长时间；空军部长秘密建议：如果苏联拒绝撤出中欧，美国就往俄国投几枚原子弹。那时候，美国的武器库中约有２０枚原子弹，而苏联却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绝对的核优势，使美国军队中有的人趾高气扬，跃跃欲试。
对当时的紧张气氛，美国报纸作了绘声绘色的报道。有一则消息说，有整整一周，"在国会大厅，在街头巷尾，美国公民到处都在谈论美苏之间有可能要发生的战争"。艾尔索普兄弟报道说：“华盛顿今天的气氛，已不再是战后的气氛，而是战前的气氛。”
克莱向华盛顿发回的电报，使美国人胆颤心惊。一方面，造成了一种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另一方面，达到了帮助军方领导人对付国会听证会的目的，因为危机有助于做国会的工作。这份电报，不仅有助于宣传马歇尔计划，而且有助于政府实现诸如为军队争取更多的拨款和恢复征兵制等目标。
３月２５日，克莱虽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称他的“电报被过分用来做文章"，但并没有缓解紧张气氛。美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神经仍然绷得很紧。
３月３０日，国防部长向空军提出一个问题：“把Ｂ—２９（原子弹）运出储存库需要多长时间、多快速度？"他念念不忘的问题是：美国必须有所准备。美国对战争准备不足，使这位国防部长焦虑不安，夜不能寐。
当时，空军主张依靠原子弹，要求建造的轰炸机越来越大；海军更是踌躇满志，要求增加巨型航母。
１９４８年上半年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系列会晤中，产生了后来被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盟。当时对会晤是高度保密的，采取的保密措施也非常严密。参加会晤者为了避人耳目，都从国务院的车库里溜进会晤地点。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做到万无一失。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唐纳德·麦克莱恩是苏联间谍。
会晤内容很快传递到苏联人那里。斯大林从两种制度势不两立的思维模式出发，得出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苏联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西方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无疑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包围。
美国人凯南分析了斯大林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的心理状况。他说：“就像一个人误入一个四周有围墙的花园，发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一只露着大牙的狗。这条狗暂时还未露出凶相。这里，可以肯定，我们最好是先假设这牙齿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和露出牙齿、狺狺作吠的恶犬讲友好关系，也未免太天真了。
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苏联控制下的统一的德国。另一方面，一个脆弱的德国又将阻碍欧洲的"复兴"。所以，福雷斯特尔等人决心把德国重建成西方的堡垒，即使这样做会导致德国的分裂，他们也在所不惜。形势的发展，使苏联人肯定地认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他们的边界，已重新建起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德国；资本主义国家正联合起来对苏联进行包围；美国旗势汹汹地对苏联进行战争恐吓，其中包括进行核威胁。
１９４８年夏天，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西方的行动。
６月中旬，苏联开始阻拦从西区往西柏林运送煤炭的货运列车，理由是"车厢有毛病。”
第二步，针对客运列车采取行动：守在边界上的红军卫兵，开始每隔一列客车，就挡回一列，理由是：“车站拥挤。”
６月２６日，西占区币制改革开始生效，苏联的反应是，在２４小时之内，切断了西德与柏林之间的一切陆上通道，停止向西柏林供电。西柏林的２００万居民只有够吃３６天的食物了。人们感到了压力。６月２２日，苏联决定在东柏林发行新货币，作为整个大柏林的流通货币，以杜绝西占区货币在东占区和东柏林地区流通。
６月２３日，西方宣布，在西方控制的柏林地区和西德使用新的德意志马克。
从６月２４日期，苏联又切断了西柏林的水路交通，停止从苏占区向西柏林供应物资，开始了对柏林的全面封锁。封锁加剧了紧张局势，搅得西方的决策者心慌意乱，意见纷呈，莫衷一是。
克莱将军态度坚决而激烈。他主张和苏联对抗，要像骑兵搭救一辆铁路货车一样，派遣一支装甲车纵队开进西柏林去。他认为，这样做，会把苏联人吓倒，在强硬态度面前，苏联也许会后退。
但是洛维特反对克莱将军的意见。他认为，克莱的想法是"愚蠢的"。红军只要切断几座桥梁，前边一座，后边一座，就可以置装备员好的护卫队于困境。苏联人会坐在山坡上哈哈大笑，或者更糟，苏联人会开始扫射。洛维特不无根据地断言，护卫队绝不可能达到目的。
美国的决策者还议论过其他办法，例如禁止苏联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封锁海参崴，等等。但又觉得这些办法不是不符合实际，就是不可能奏效。
在６月２５日的会议上，洛维特、福雷斯特尔和杜鲁门都一致同意：“美国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以便呆在柏林。"翌日，美国宪兵抓住了苏联占领区司令索科洛夫斯基。理由是，他在返回东柏林郊区他家的途中，不应该飞驰穿过西柏林。一美国士兵用冲锋枪顶住了这位苏联元帅的肚子。苏联卫兵们都伸手去掏枪。经过千钧一发的紧张对抗，最终以索科洛夫斯基被释放而踩灭了已经在嗤嗤地燃烧的导火线。然而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并没有消除，双方的神经都绷得更紧了。
杜鲁门总统只会悦：“我们呆在柏林"，美国将"尽量长平地"留在柏林。但是如何呆在柏林，却想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
为了炫耀武力，美国向英国运去了６０架Ｂ—２９轰炸机，并且小心翼翼地将这一情报泄露给外界。虽然飞机并未经过改装，无法携带原子弹，虽然这些飞机的载油能力不足以使它们飞抵苏联城市并且返回，有意泄露情报只是为了进行讹诈，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美国当时完全没有使用核武器的企图。
事实上，美国军队当时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战争爆发做准备。当时苏联在东欧有５０余万驻军，其中约３０万军队驻在东德。在兵力上，苏联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杜鲁门威胁说：“本政府准备使用任何可能需要的手段。"福雷斯特尔曾焦虑异常，他问杜鲁门：如果苏联的坦克开进西欧，他是否准备向苏联投原子弹？总统说，他"祈祷永远不需要做这样的决定"。
福雷斯特尔在９月１３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是，如果有必要，毋庸置疑，他会这么做。”
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可怕的一天。柏林一片混乱。福雷斯特尔等人向我介绍了基地、原子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方面的情况。听后，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感到战争就在眼前了。”
福雷斯特尔对备战负有主要责任。晚上，他彻夜不眠，闷闷不乐地思忖着军队不得不作出严峻抉择的问题。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以弱小的常规部队来和苏联打仗，要么使用原子弹来对付苏联。福雷斯特尔心里明白，美国虽然拥有原子弹，但数量不多，不足以保证一次袭击，就使得苏联无力反击。此外，美国已削减了它的常规部队，因此采用常规部队作战，也没有力量击败苏联。这种两难境地，使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爬到悬崖的边缘，看一眼底下的深渊之后，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又退了回去。
６月３０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报界说，杜鲁门总统已决定对柏林进行空运，靠空投拯救遭到封锁的西柏林。美、英、法动员了当时所能动用的全部空运力量，建立了通往西柏林的"空中桥梁"。Ｃ—４７运输机一架接一架飞进柏林，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每隔４—５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着陆。空投量不断增长。每天需要空运几十吨货物才能维持柏林的生活。
６月和７月，每个月的空运至少１１４７吨，甚至煤炭也用飞机来运输。为了解决运输量增加的问题，２万名柏林人还赤手空拳建造了一个新飞机场。
在为时１１个月的封锁中，西方动用的飞机达２０万架次，向西柏林空运了１５０万吨物资。
在此期间，苏占区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间建立了柏林市的市政机构，西柏林也于１２月５日建立了市议会和市政府。从此，柏林正式分裂为备有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
一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苏、美、英、法四国纽约会议达成协议，决定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凌晨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并决定于５月２３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至此，长达１１个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６．２"现在世界不同了"
第二次柏林危机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３年，长达４年之久。这场长时间的、时断时续的危机，始终与核威胁、核战争危险联系在一起。和第一次柏林危机不同的是：苏联核武器的发展，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核优势，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地位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早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时，美国就明确承担了在欧洲的防卫义务。"北大西洋公约"是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４日缔结的，这一公约的缔结，标志着北约组织的成立；与此相关联的是，１９５１年又组建了欧洲空军最高司令部。为了和北约组织相抗衡，苏联等８个社会主义国家，于１９５５年签订了华沙条约，成立了华约组织。从此，欧洲正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虎视眈眈、互相对峙的局面。
１９４９年９月，美国的两架起象侦探机，在太平洋北部和关岛、日本之间的高空飞行时，测到了原子辐射，因而断定苏联已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起初，杜鲁门总统还怀疑这一判断的真实性，他不相信俄国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制造出原子弹。但是五角大楼看问题比较客观，对苏联已研制出原子弹深信不疑。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杜鲁门也不再有怀疑，于９月２３日宣布：“我们有证据说明，在最近几周之内，苏联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
苏联的核弹爆炸，对西方产生很大震动。
西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现在世界不同了"。过去美国享有对原子弹的垄断，现在垄断被打破了，军事优势恐怕难以保持下去了。
西方的第二个反应是产生危机感。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受到两个大洋保护、可以免受战争蹂躏的安全岛了；在广岛和长崎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在纽约和芝加哥发生。
西方的第三个反应，是军方有人强烈要求增加美国的原子弹生产，通过军备竞赛取得核优势。有人则主张放弃完全依靠原子武器的孤注一掷的战略，必须加强陆军、战术空军、空运和各种特种部队。
从１９４９年至５０年代中起，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处于第一阶段，竞赛的内容是增大核弹头的威力，歧途径是提高核弹头的比威力。
比威力＝弹头当量／弹头重量，单位为吨／公斤，它标志着核弹头的性能和技术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１公斤常规炸药比威力为０．１７，１公斤裂变材料爆炸比威力为１．７至２万吨梯恩梯，１公斤聚变材料爆炸比威力为５至８万吨梯恩梯。
５０年代初，美苏双方将主要视线集中在制造氢弹上。
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美苏先后爆炸了氢弹。接着双方又开足马力，提高氢弹的当量。
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双方竞赛的重心移向核武器运载工具。从战后到５０年代中期，美国的核运载工具全部依靠战略轰炸机，美对远程导弹一直瞧不上眼，认为它不如轰炸机可靠。
相反，苏联早就把发展弹道导弹作为重点。虽然从１９５６年开始部署远程轰炸机，但一直到１９６３年才拥有１５５架，仅为美国当时轰炸机数量的１２％。从１９５０年起苏联就开始设计战略弹道导弹，并且制订了长远规划。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很快试制出第一代中程导弹，其中有ＳＳ—３，射程为１２００公里；ＳＳ—４，射程为２０００公里，ＳＳ—５；射程为４１００公里；ＳＳ—６是苏联研制的第一种洲际导弹，它是１９５７年试验成功的。这一年的１０月，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由于苏联在１９５８年获得了新的所需要的核力量，尤其是能打到欧洲各国的导弹力量在急速地增长，而且在洲际导弹竞赛中，苏联也占据着有利地位，因此，赫鲁晓夫利用核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有利条件，开始发动一场新的世界攻势。他觉得和４０年代后期苏联处在退却地位的形势已不一样，５０年代后期，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工业发展方面和空间探索方面，苏联都处于攻势。他认为，柏林西方势力的存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西柏林使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把它时而说成是"卡在嗓子眼里的一根骨头"，时而说成是一个"毒瘤"。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赫鲁晓夫宣布，他打算尽早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签订和约的实质，就是要结束盟国的占领，结束美、英、法三国在柏林的权利。
对于柏林的地位问题，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西德认为，"柏林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美、英、法三国不同意这一看法，坚持认为，不能否定柏林是处于四国占领之下的地位。东德政府认为，"整个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整个柏林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范围"。苏联支持东德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一旦苏联和东德签订和约，西方三国就没有理由再占领柏林。但是，西方三国并不愿意放弃占领权，它们认为，西方三国在东柏林的权利，是根据战时的《雅尔塔协定》获得的，与西方并未承认的东德毫不相干，或者说，东德没有资格和苏联签订和约来结束西方三国在柏林的权利。这样一来，就使得东西方的对立，围绕着柏林问题而变得尖锐起来。
１１月１４日，苏联部队开始行动，在西德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上"骚扰"美国的运输车队。
１１月２７日，苏联政府采取了更加激烈、更具威胁性的步骤。它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宣称应就战时同盟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以重新确定西柏林的地位。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这个照会，是苏联在原子外交方面的一个演习，是苏联利用品核力量的新面貌强制欧洲中部发生变化的一种尝试。无论是核威胁还是苏联所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正式照会中都表示得明白无误。苏联的核威胁是在谴责对方的威胁之后发出的。它是这样说的：
讹诈的手段和不顾后果的武力威胁对解决像柏林这样的问题是最不适宜的。这样的手段不仅不能帮助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形势发展到危机的地步。但是只有疯子才会在维护占领国在西柏林权利问题上走到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地步。如果真有这样的疯子出现，毫无疑问就会找到给疯子穿的紧身衣。
赫鲁晓夫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期于６个月内结束西方三国对西柏林的占领状态。他说，如果西方在６个月之内不接受这样一个条约，苏联将与东德作出单独安排，并放手让这些新规定在西柏林强制实行，届时那里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现有权利将全部无效。
就在１１月２７日，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每个人都明白，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赖以建立并且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领土上。因此，最正确的决定应该是，现在实际脱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柏林西部应同它的东部合并。这样，柏林就会成为它所在国家范围内的一个完整的城市。"赫鲁晓夫的话是要告诉西方：如果西方三国坚持在柏林的权利，继续留在柏林，那就必将受到在当地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华约军队的包围。这时候，西方三国就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在柏林被迫接受东德的领导权，或者诉诸武力同苏联对抗。
西方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接受这个建议，就等于西方放弃西柏林，使它听凭东德和苏联的摆布。因此，赫鲁晓夫的这一要求立即遭到美国的坚决拒绝。当天，美国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美国决不会默认苏联单方面拒绝履行其与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式商定的关于柏林的义务与责任。它也不会与苏联签署将最终导致使西柏林人民处在敌对统治下的任何协议。"曾在杜鲁门政府中任国务卿、后在肯尼迪政府任柏林问题高级顾问的迪安·艾奇逊说得更为明确：“……如果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可以分裂西方联盟，并且迫使盟国可耻地撤退，放弃我们曾发誓要保卫的西柏林２５０万居民，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会认为赫鲁晓夫才是欧洲的统治者。我们的美国人民也会表明我们同样也认为赫鲁晓夫是统治者。”
１９５９年１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想关闭高速公路，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算在第一天以一个师的兵力投入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要在对方的顽强抵抗下打通通往柏林的通道，一个师的兵力显然太弱了。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使用武力打开通道，能否提供兵力来保证１１０英里长的通道畅通无阻，也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他要求另想其他办法。
赫鲁晓夫施加的压力时紧时松，１１月２７日提出的６个月期限造成的紧张气氛，到１９５９年春天就缓解了。这时，期限问题不再提了，赫鲁晓夫甚至邀请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作一次访问。１９５９年复，苏联与美、英、法三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没有结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艾森豪威尔也答应双方可以再进行谈判。１９５９年８月３日，华盛顿和莫斯科宣布了同样的内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将于９月访问美国，随后美国总统将在秋天前往苏联首都。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肯尼迪在他到达的当天下午，便表示相信：“如果赫鲁晓夫先生能建设性地使用他的权力，他将可能作为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而留芳史册。"在戴维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著名的私下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暗示由于他先前表示的态度极为坚决，目前无法立即从这个立场上后退。然而他承认理解总统的坚定态度，并表示愿意取消关于苏联政府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的期限以及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僵局打破了。为了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同意，在赫鲁晓夫有机会向其政府成员解释他的决定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宣布苏联立场的这一变化。
第二次柏林危机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３年，长达４年之久。这场长时间的、时断时续的危机，始终与核威胁、核战争危险联系在一起。和第一次柏林危机不同的是：苏联核武器的发展，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核优势，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地位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早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时，美国就明确承担了在欧洲的防卫义务。"北大西洋公约"是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４日缔结的，这一公约的缔结，标志着北约组织的成立；与此相关联的是，１９５１年又组建了欧洲空军最高司令部。为了和北约组织相抗衡，苏联等８个社会主义国家，于１９５５年签订了华沙条约，成立了华约组织。从此，欧洲正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虎视眈眈、互相对峙的局面。
１９４９年９月，美国的两架起象侦探机，在太平洋北部和关岛、日本之间的高空飞行时，测到了原子辐射，因而断定苏联已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起初，杜鲁门总统还怀疑这一判断的真实性，他不相信俄国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制造出原子弹。但是五角大楼看问题比较客观，对苏联已研制出原子弹深信不疑。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杜鲁门也不再有怀疑，于９月２３日宣布：“我们有证据说明，在最近几周之内，苏联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
苏联的核弹爆炸，对西方产生很大震动。
西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现在世界不同了"。过去美国享有对原子弹的垄断，现在垄断被打破了，军事优势恐怕难以保持下去了。
西方的第二个反应是产生危机感。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受到两个大洋保护、可以免受战争蹂躏的安全岛了；在广岛和长崎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在纽约和芝加哥发生。
西方的第三个反应，是军方有人强烈要求增加美国的原子弹生产，通过军备竞赛取得核优势。有人则主张放弃完全依靠原子武器的孤注一掷的战略，必须加强陆军、战术空军、空运和各种特种部队。
从１９４９年至５０年代中起，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处于第一阶段，竞赛的内容是增大核弹头的威力，歧途径是提高核弹头的比威力。
比威力＝弹头当量／弹头重量，单位为吨／公斤，它标志着核弹头的性能和技术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１公斤常规炸药比威力为０．１７，１公斤裂变材料爆炸比威力为１．７至２万吨梯恩梯，１公斤聚变材料爆炸比威力为５至８万吨梯恩梯。
５０年代初，美苏双方将主要视线集中在制造氢弹上。
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美苏先后爆炸了氢弹。接着双方又开足马力，提高氢弹的当量。
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双方竞赛的重心移向核武器运载工具。从战后到５０年代中期，美国的核运载工具全部依靠战略轰炸机，美对远程导弹一直瞧不上眼，认为它不如轰炸机可靠。
相反，苏联早就把发展弹道导弹作为重点。虽然从１９５６年开始部署远程轰炸机，但一直到１９６３年才拥有１５５架，仅为美国当时轰炸机数量的１２％。从１９５０年起苏联就开始设计战略弹道导弹，并且制订了长远规划。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很快试制出第一代中程导弹，其中有ＳＳ—３，射程为１２００公里；ＳＳ—４，射程为２０００公里，ＳＳ—５；射程为４１００公里；ＳＳ—６是苏联研制的第一种洲际导弹，它是１９５７年试验成功的。这一年的１０月，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由于苏联在１９５８年获得了新的所需要的核力量，尤其是能打到欧洲各国的导弹力量在急速地增长，而且在洲际导弹竞赛中，苏联也占据着有利地位，因此，赫鲁晓夫利用核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有利条件，开始发动一场新的世界攻势。他觉得和４０年代后期苏联处在退却地位的形势已不一样，５０年代后期，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工业发展方面和空间探索方面，苏联都处于攻势。他认为，柏林西方势力的存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西柏林使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把它时而说成是"卡在嗓子眼里的一根骨头"，时而说成是一个"毒瘤"。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赫鲁晓夫宣布，他打算尽早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签订和约的实质，就是要结束盟国的占领，结束美、英、法三国在柏林的权利。
对于柏林的地位问题，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西德认为，"柏林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美、英、法三国不同意这一看法，坚持认为，不能否定柏林是处于四国占领之下的地位。东德政府认为，"整个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整个柏林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范围"。苏联支持东德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一旦苏联和东德签订和约，西方三国就没有理由再占领柏林。但是，西方三国并不愿意放弃占领权，它们认为，西方三国在东柏林的权利，是根据战时的《雅尔塔协定》获得的，与西方并未承认的东德毫不相干，或者说，东德没有资格和苏联签订和约来结束西方三国在柏林的权利。这样一来，就使得东西方的对立，围绕着柏林问题而变得尖锐起来。
１１月１４日，苏联部队开始行动，在西德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上"骚扰"美国的运输车队。
１１月２７日，苏联政府采取了更加激烈、更具威胁性的步骤。它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宣称应就战时同盟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以重新确定西柏林的地位。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这个照会，是苏联在原子外交方面的一个演习，是苏联利用品核力量的新面貌强制欧洲中部发生变化的一种尝试。无论是核威胁还是苏联所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正式照会中都表示得明白无误。苏联的核威胁是在谴责对方的威胁之后发出的。它是这样说的：
讹诈的手段和不顾后果的武力威胁对解决像柏林这样的问题是最不适宜的。这样的手段不仅不能帮助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形势发展到危机的地步。但是只有疯子才会在维护占领国在西柏林权利问题上走到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地步。如果真有这样的疯子出现，毫无疑问就会找到给疯子穿的紧身衣。
赫鲁晓夫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期于６个月内结束西方三国对西柏林的占领状态。他说，如果西方在６个月之内不接受这样一个条约，苏联将与东德作出单独安排，并放手让这些新规定在西柏林强制实行，届时那里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现有权利将全部无效。
就在１１月２７日，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每个人都明白，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赖以建立并且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领土上。因此，最正确的决定应该是，现在实际脱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柏林西部应同它的东部合并。这样，柏林就会成为它所在国家范围内的一个完整的城市。"赫鲁晓夫的话是要告诉西方：如果西方三国坚持在柏林的权利，继续留在柏林，那就必将受到在当地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华约军队的包围。这时候，西方三国就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在柏林被迫接受东德的领导权，或者诉诸武力同苏联对抗。
西方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接受这个建议，就等于西方放弃西柏林，使它听凭东德和苏联的摆布。因此，赫鲁晓夫的这一要求立即遭到美国的坚决拒绝。当天，美国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美国决不会默认苏联单方面拒绝履行其与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式商定的关于柏林的义务与责任。它也不会与苏联签署将最终导致使西柏林人民处在敌对统治下的任何协议。"曾在杜鲁门政府中任国务卿、后在肯尼迪政府任柏林问题高级顾问的迪安·艾奇逊说得更为明确：“……如果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可以分裂西方联盟，并且迫使盟国可耻地撤退，放弃我们曾发誓要保卫的西柏林２５０万居民，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会认为赫鲁晓夫才是欧洲的统治者。我们的美国人民也会表明我们同样也认为赫鲁晓夫是统治者。”
１９５９年１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想关闭高速公路，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算在第一天以一个师的兵力投入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要在对方的顽强抵抗下打通通往柏林的通道，一个师的兵力显然太弱了。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使用武力打开通道，能否提供兵力来保证１１０英里长的通道畅通无阻，也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他要求另想其他办法。
赫鲁晓夫施加的压力时紧时松，１１月２７日提出的６个月期限造成的紧张气氛，到１９５９年春天就缓解了。这时，期限问题不再提了，赫鲁晓夫甚至邀请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作一次访问。１９５９年复，苏联与美、英、法三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没有结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艾森豪威尔也答应双方可以再进行谈判。１９５９年８月３日，华盛顿和莫斯科宣布了同样的内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将于９月访问美国，随后美国总统将在秋天前往苏联首都。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肯尼迪在他到达的当天下午，便表示相信：“如果赫鲁晓夫先生能建设性地使用他的权力，他将可能作为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而留芳史册。"在戴维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著名的私下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暗示由于他先前表示的态度极为坚决，目前无法立即从这个立场上后退。然而他承认理解总统的坚定态度，并表示愿意取消关于苏联政府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的期限以及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僵局打破了。为了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同意，在赫鲁晓夫有机会向其政府成员解释他的决定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宣布苏联立场的这一变化。
６．３"毁灭英国只需６颗原子弹"
赫鲁晓夫访美后，柏林问题又回到了苏联最后通牒之前的比较缓和的状态。这时，西方大国认为，重新举行美、英、法、苏四大国最高级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希望能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来，四国又确定于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
可是到１９６０年，危机又发展到一个新的严重时刻。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一架由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年轻飞行员鲍尔斯驾驶的Ｕ—２高空侦察机在深入苏联境内１２５０英里进行摄影和电子侦察时，被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射的导弹击落。鲍尔斯跳伞逃命，被８名苏联国营农场工人抓获，并迅速被押往莫斯科。５月５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谴责美国的"强盗飞行"和"侵略性挑衅"。在美国进行一系列诡辩之后，赫鲁晓夫又于５月７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拿出一张照片，高举着给代表们看：“请看，这就是被击落的Ｕ—２飞机拍摄的照片副本，照的是一个军用机场，战斗机在待命，两道白色长条是飞机跑道。有趣的是，美国飞行员还带有两块金表和七个女式戒指。他想引诱谁呢？是想飞得更高，飞到火星上引诱那里的妇女吗？"接着，赫鲁晓夫情绪高昂地站在讲台上，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对美国政府嘻笑怒骂，讽刺挖苦。
这样一来，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了。这次Ｕ—２飞机事件，导致了巴黎最高级会议的破裂，也取消了美国总统对苏联的回访，并且使戴维营会议以来关于柏林问题的进展烟消云散。直到１９６１年，美苏双方的谈判仍毫无进展。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不停地在一次次的谈判中说"不"，"不"，而一直忙于处理柏林问题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因患癌症在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４日死于华盛顿的医院之中。柏林问题就继续拖了下来。
１９６１年１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当他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曾一再强调过在柏林问题上的严重风险。他说过：“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决不容许削弱我们在柏林的地位，我们将实践保卫西柏林人民自由的诺言，而且如果赫鲁晓夫先生决心一意孤行，我们准备承担我们应尽的义务。”
６０年代初，美国又回到了垄断核武器那段时期所信奉的理论上，认为准备常规战争的费用要比核武器高，美国打不起有限战争，而应主要依靠核武器，用大规模报复或核打击的方式，来抵抗"局部侵略"。副总统尼克松耀武扬威地说：“我们已经采取一项新政策。我们不会让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通过小规模战争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今后我们要依靠大规模的机动报复力量。"在国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军种——空军也持这种论点。在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的控制下，连海军也改变了它以前要打有限战争的主张，转为更加重视核战争的作用。
１９６１年，西德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对肯尼迪政府的一些官员说，他曾得到雷德福的保证：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士兵越过西方边界，美国就会立即用全面核战争对共产党集团进行报复。
１９６１年，肯尼迪觉得当时美苏在军事上的力量大体是相等的。赫鲁晓夫担心西德不久将拥有核武器，会利用未定的分界线向东德进犯；加上美国"民兵"和"北极星"导弹计划在加紧进行，哈里曼３月初任巡回大使时又曾说过"有关柏林问题的一切讨论必须从头开始"，这一切使苏联觉得美国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核战争的威胁更加严重。１９６１年１月６日，赫鲁晓夫虽然宣称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非常脆弱"，并发誓"要从欧洲心脏拔掉这根刺"，但这丝毫没有使西方的核威胁有所收敛。
１９６１年６月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之前，访问过法国，同戴高乐举行了会谈。当戴高乐说到西方不能后退，不能允许改变西柏林的现状，要使赫鲁晓夫认识到柏林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全面战争时，肯尼迪明确表示：我们必须用行动来表明我们的政策，必须让赫鲁晓夫认识到，我们到必要时将不惜进行一次核战争。肯尼迪还指出，保卫欧洲和保卫美国完全是一回事。美国军队驻扎在欧洲，就是为了告诉莫斯科，对欧洲的进攻将自动构成对美国的进攻。如果苏联威胁要侵犯西欧，美国准备用核武器来回答。肯尼迪甚至毫不忌讳地强调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说，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方的优越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俄国人还只使用常规武器的时候，美国也不会放着核武岂不用。
戴高乐根据自己的判断，断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把自己的原子武器交给别的国家来支配；美国只可能在它自己的领土直接受到威胁时，才会使用核武器。他还提到，美国已经提高了"核门槛"，即把预定使用核武器的预定界线推后了。
肯尼迪解释说，提高"核门槛"只是为了保证不让局部冲突引起核战争，它并不意味着减少所承担的义务，而是加强控制。任何危及北约组织的进攻都会在"核门槛"以上。他说，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肯尼迪总统就职７０天之后，就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将入侵和解放古巴计划付诸实施的建议，于１９６１年４月入侵古巴猪湾。入侵的结果却是美军遭到惨重失败。赫鲁晓夫根据美国在古巴作战中处理失当的事实，断定肯尼迪既无经验又很软弱。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肯尼迪的核威胁并不感到特别担心，反而认为只要承担少许风险，苏联就有可能从西方手中取得对西柏林的控制。
在１９６１年６月４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中，赫鲁晓夫表露了他的最大的愤慨和激烈情绪。他用刺耳的声调阐述了苏联的观点和要求，主要内容是：（１）德国的现状令人不能容忍。他说，战争结束到现在已经１６年了，可是仍然没有签订和约，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实行了。（２）他认为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正在北约组织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３）他要求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他说，他愿意在和约问题上和西方取得协议，但如果美国拒绝，苏联将单独签订和约。这一步骤将结束战争状态，解除现有的各种义务，包括占领权、行政管理制度和出入权。
肯尼迪语言温和但是态度坚决。他对赫鲁晓夫说，柏林不是老挝，它牵涉到美国的安全，它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并非承蒙别人容许才进入柏林的，我们是打进去的，我们继续留在那里是依据协议上所规定的权利；如果容许自己被驱逐，甘愿丧失我们在柏林的权力，那么美国的一切保证和承担的义务，将从此被视为废纸，谁也不再会相信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和诺言。抛弃柏林将会使美国变得孤立。"肯尼迪说，美国是不会接受最后通牒的，他来担任美国总统，决不是为了使他的国家陷于孤立。
赫鲁晓夫指责说，肯尼迪拿国家作幌子，就可能意味着美国还想进驻莫斯科，因为那样更会增强他们的战略地位。
肯尼迪尖锐地回答，美国人哪儿也不想去，就愿意呆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赫鲁晓夫反复强调，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苏联签订和约，再拖延下去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签订和约以后，任何对东德主权的侵犯，都将被看成是公开的侵略。如果东德的边界——陆地、空中或海上的边界线——遭到侵犯的话，就得加以保卫。如果美国要在德国问题上挑起一场战争，那就让它这样干吧……任何一个想要发动战争的疯子，都应当被捆起来。
赫鲁晓夫问道：美国为什么要呆在那里？
肯尼迪回答说：美国在那里已经呆了１５年，他就任总统不是来接受完全背离美国利益的安排的。
肯尼迪说，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赫鲁晓夫针锋相对：苏联不能再拖下去了，无论如何，苏联必须在１９６１年年底以前签订这项和约。
强硬的言词，使争论更加充满火药味。
赫鲁晓夫变得更加粗暴：“我要的是和平，但是，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问题。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别无他法。战争灾难是共同分担的。１２月份签订和约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
肯尼迪冷冷地回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严寒的冬季！”
维也纳会晤变成了唇枪舌剑的争吵，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苏双方在军事上的试探和备战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
——苏联人开始在通向西柏林的空中走廊上投掷金属碎箔（类似大量锡箔），干扰了导航设备，阻碍了西方从空中对西柏林的供给。
——北约的反应是增加运输车队，沿陆地走廊穿越东德，奔赴柏林。
——苏联人指示东德在东、西德交界的各检查站阻止西方车队通过。
——北约盟军以武装护卫部队增援运输车队，并准备在必要时从边境的卫兵哨所强行通过。
——后来东德人准许了一个由武装部队护卫的运输车队通过陆上走廊，却不准进入西柏林。最后，北约强行让其运输车队进入西柏林。
麦克纳马拉曾问北约盟军的一名高级司令官：我们预期对方下一步将如何行动？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一名司令官说：苏联人可能会采取ａ项行动，我们就作ｂ项；他们作c，我们则作d；他们作e，我们则作f；那时他们可能被迫作g。于是麦克纳马拉又问他：“这时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们使用核武器。"当问到预期苏联人将如何应对时，回答是：“也使用核武器。”
从维也纳返回华盛顿后，肯尼迪问他的助手：如果美国为了柏林而打一场核战争，美国会死多少人。回答是７０００万。肯尼迪计算了一下，算出他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概率是１／５。在莫斯科，赫鲁晓夫自信地写道：“肯尼迪还不至于蠢到不知道一场军事冲突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在我们开始采取单方面步骤时，除了自吞苦果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决定……刺破柏林这个水疱。”
随后，苏联公开施加大规模压力，包括６月１５日的一项声明断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起限：必须在１９６１年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表示，如果其他方面不参加缔结条约，苏联和东德政府将单独签订一项条约，而且西方通往柏林的通道的控制权也将属于东德。赫鲁晓夫说，他"不得不使肯尼迪确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和约"。他说：“我们将签署条约，命令我们的武装力量给任何侵略者以真正的打击，如果它胆敢打苏联或是我们的朋友。”
接着，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遥相呼应地宣布，和约很快就能使他可以关闭西柏林难民中心、广播电台以及滕珀尔霍夫飞机场。同时他宣布，为了东德的安全，将对沿空中走廊由西德飞来的飞机实行新的限制。
维也纳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又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继续进行会谈。腊斯克说，葛罗米柯"非常冷峻"，他老是重复使用"战争"一词。最后腊斯克烦了，就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战争，我们可以在５分钟内就打起一场战争来。"腊斯克和霍姆商定，只要葛罗米柯"战"不离口，他们也"打"不离嘴。因此，这次东西方外长会谈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７月初，赫鲁晓夫又宣布暂停苏军的复员，并将军费增加１／３。他还"以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对英国大使说，毁灭英国只需６颗核弹，毁灭法国只需８颗核弹。
西方世界对此反应强烈。肯尼迪认为，西柏林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场所，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如果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撒手不管，西欧对美国作为保护者的实力的信任，以及对美国愿意履行它的职责的信心将丧失殆尽。于是，肯尼迪立即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制定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甚至东德人单独的遏制，因此这些计划随后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一份关于柏林的计划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挪掉使全球毁灭的火线，至少我们可以把火线拉长一点。"具体做法是：（１）发射显示力量的核武器；（２）从地图上"抹掉"在东德、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的机场；（３）派几个师打通高速公路；（４）对苏联实施反封锁。
然而，负责制定应急军事计划的助理国务卿保罗·尼采不同意这样做。尼采说：“非常明显，苏联人可以击败上述任何一项行动。如果我们发射了１枚显示力量的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发射６枚。我们的那几个师根本敌不过人家４０个师。而当你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怎么办呢？打一场核战争吗？”
肯尼迪冥思苦想了六个星期，潜心研究这些计划。除了扩充美国武装力量外，他还建议大力修建防核地下掩蔽部和粮食储存设施，以防核战争突然降临。美国政府还设计了老百姓在自己院子里和地下室修建掩蔽部的图纸，而建筑商很快便做出了成品并大力宣传。按照当时的价格，每个防核掩蔽部需花费１５００—５００００美元。美国政府把民防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还是第一次。
７月２５日，肯尼迪发表了一篇电视讲话，将柏林描述成“西方勇气与意志的伟大实验场，我们庄严承诺的关键所在"，而"苏联人的野心现在遇到了根本挑战"。他重申：“即使面对武力威胁"，美国也要保卫其在柏林的权力和义务。肯尼迪说：我们不能，也不允许苏联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他要求追加３２．５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将三军兵力增加２１．７万人，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购置新武器，并扩大民防计划。他用痛苦的语调说：“学习和工业将要中断；丈夫和儿子将被征集，某些方面的收入也会减少。"最后，他表示希望能避免一场核战争：“处于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之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中全部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的破坏。”
第二天，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说：美国已经向苏联宣布了预备战争，肯尼迪的讲话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明显地想挑起战端。赫鲁晓夫说，这更加证实了他在１月份讲话中的论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失掉了用和平方法取得胜利的信心。他还补充说，美国总统看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无疑想要显示他的这种精力；但是，如果发生了战争，他就将是最后一个总统了。赫鲁晓夫说，如果西方用武力响应柏林危机，他将不惜打一场热核战争。赫鲁晓夫还致函肯尼迪，说他认为肯尼迪的电视演说是好战的。在这以前，赫鲁晓夫已经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那套老军服，宣称要"毁灭侵略者"。
７月底，赫鲁晓夫又发出了核威慑的信号。他亲自告诉访问苏联的美国负责裁军谈判的约翰·麦克罗伊说，他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他的科学家的压力，要求进行核试验，而柏林危机加大了这种压力。他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拖着没有作出决定；但是美国越是加剧战争威胁，苏联那些要求恢复核试验的人也就越加振振有词了。苏联科学家们认为使用１亿吨级的炸弹最为经济，他们虽然已经有了发射这种炸弹的能飞到美国本土的火箭，但炸弹本身还需要进行试验。他说，他给他的科学家们打起说，美国是会恢复核试验的，到那时他们就可不受任何约束地试验自己的炸弹了。
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至５日，华沙条约组织各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开会。会议发表声明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对德和约，华沙条约国决定单方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并给予柏林以"自由城市"的地位。
８月１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友好会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当然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回答是发动一场战争，千百万人将被杀害，"他们将迫使我们为了自卫而不仅针对主要国家的领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也将针对那些有关的无辜者；……"不仅意大利的桔林，而且种植桔林的和提高了意大利文化和艺术地位的人民"也将被毁灭，还有希腊的“城市、人民和历史古迹"……"如果这样一场战争爆发，很可能在德国就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可以统一了"。
赫鲁晓夫访美后，柏林问题又回到了苏联最后通牒之前的比较缓和的状态。这时，西方大国认为，重新举行美、英、法、苏四大国最高级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希望能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来，四国又确定于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
可是到１９６０年，危机又发展到一个新的严重时刻。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一架由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年轻飞行员鲍尔斯驾驶的Ｕ—２高空侦察机在深入苏联境内１２５０英里进行摄影和电子侦察时，被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射的导弹击落。鲍尔斯跳伞逃命，被８名苏联国营农场工人抓获，并迅速被押往莫斯科。５月５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谴责美国的"强盗飞行"和"侵略性挑衅"。在美国进行一系列诡辩之后，赫鲁晓夫又于５月７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拿出一张照片，高举着给代表们看：“请看，这就是被击落的Ｕ—２飞机拍摄的照片副本，照的是一个军用机场，战斗机在待命，两道白色长条是飞机跑道。有趣的是，美国飞行员还带有两块金表和七个女式戒指。他想引诱谁呢？是想飞得更高，飞到火星上引诱那里的妇女吗？"接着，赫鲁晓夫情绪高昂地站在讲台上，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对美国政府嘻笑怒骂，讽刺挖苦。
这样一来，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了。这次Ｕ—２飞机事件，导致了巴黎最高级会议的破裂，也取消了美国总统对苏联的回访，并且使戴维营会议以来关于柏林问题的进展烟消云散。直到１９６１年，美苏双方的谈判仍毫无进展。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不停地在一次次的谈判中说"不"，"不"，而一直忙于处理柏林问题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因患癌症在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４日死于华盛顿的医院之中。柏林问题就继续拖了下来。
１９６１年１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当他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曾一再强调过在柏林问题上的严重风险。他说过：“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决不容许削弱我们在柏林的地位，我们将实践保卫西柏林人民自由的诺言，而且如果赫鲁晓夫先生决心一意孤行，我们准备承担我们应尽的义务。”
６０年代初，美国又回到了垄断核武器那段时期所信奉的理论上，认为准备常规战争的费用要比核武器高，美国打不起有限战争，而应主要依靠核武器，用大规模报复或核打击的方式，来抵抗"局部侵略"。副总统尼克松耀武扬威地说：“我们已经采取一项新政策。我们不会让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通过小规模战争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今后我们要依靠大规模的机动报复力量。"在国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军种——空军也持这种论点。在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的控制下，连海军也改变了它以前要打有限战争的主张，转为更加重视核战争的作用。
１９６１年，西德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对肯尼迪政府的一些官员说，他曾得到雷德福的保证：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士兵越过西方边界，美国就会立即用全面核战争对共产党集团进行报复。
１９６１年，肯尼迪觉得当时美苏在军事上的力量大体是相等的。赫鲁晓夫担心西德不久将拥有核武器，会利用未定的分界线向东德进犯；加上美国"民兵"和"北极星"导弹计划在加紧进行，哈里曼３月初任巡回大使时又曾说过"有关柏林问题的一切讨论必须从头开始"，这一切使苏联觉得美国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核战争的威胁更加严重。１９６１年１月６日，赫鲁晓夫虽然宣称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非常脆弱"，并发誓"要从欧洲心脏拔掉这根刺"，但这丝毫没有使西方的核威胁有所收敛。
１９６１年６月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之前，访问过法国，同戴高乐举行了会谈。当戴高乐说到西方不能后退，不能允许改变西柏林的现状，要使赫鲁晓夫认识到柏林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全面战争时，肯尼迪明确表示：我们必须用行动来表明我们的政策，必须让赫鲁晓夫认识到，我们到必要时将不惜进行一次核战争。肯尼迪还指出，保卫欧洲和保卫美国完全是一回事。美国军队驻扎在欧洲，就是为了告诉莫斯科，对欧洲的进攻将自动构成对美国的进攻。如果苏联威胁要侵犯西欧，美国准备用核武器来回答。肯尼迪甚至毫不忌讳地强调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说，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方的优越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俄国人还只使用常规武器的时候，美国也不会放着核武岂不用。
戴高乐根据自己的判断，断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把自己的原子武器交给别的国家来支配；美国只可能在它自己的领土直接受到威胁时，才会使用核武器。他还提到，美国已经提高了"核门槛"，即把预定使用核武器的预定界线推后了。
肯尼迪解释说，提高"核门槛"只是为了保证不让局部冲突引起核战争，它并不意味着减少所承担的义务，而是加强控制。任何危及北约组织的进攻都会在"核门槛"以上。他说，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肯尼迪总统就职７０天之后，就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将入侵和解放古巴计划付诸实施的建议，于１９６１年４月入侵古巴猪湾。入侵的结果却是美军遭到惨重失败。赫鲁晓夫根据美国在古巴作战中处理失当的事实，断定肯尼迪既无经验又很软弱。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肯尼迪的核威胁并不感到特别担心，反而认为只要承担少许风险，苏联就有可能从西方手中取得对西柏林的控制。
在１９６１年６月４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中，赫鲁晓夫表露了他的最大的愤慨和激烈情绪。他用刺耳的声调阐述了苏联的观点和要求，主要内容是：（１）德国的现状令人不能容忍。他说，战争结束到现在已经１６年了，可是仍然没有签订和约，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实行了。（２）他认为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正在北约组织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３）他要求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他说，他愿意在和约问题上和西方取得协议，但如果美国拒绝，苏联将单独签订和约。这一步骤将结束战争状态，解除现有的各种义务，包括占领权、行政管理制度和出入权。
肯尼迪语言温和但是态度坚决。他对赫鲁晓夫说，柏林不是老挝，它牵涉到美国的安全，它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并非承蒙别人容许才进入柏林的，我们是打进去的，我们继续留在那里是依据协议上所规定的权利；如果容许自己被驱逐，甘愿丧失我们在柏林的权力，那么美国的一切保证和承担的义务，将从此被视为废纸，谁也不再会相信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和诺言。抛弃柏林将会使美国变得孤立。"肯尼迪说，美国是不会接受最后通牒的，他来担任美国总统，决不是为了使他的国家陷于孤立。
赫鲁晓夫指责说，肯尼迪拿国家作幌子，就可能意味着美国还想进驻莫斯科，因为那样更会增强他们的战略地位。
肯尼迪尖锐地回答，美国人哪儿也不想去，就愿意呆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赫鲁晓夫反复强调，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苏联签订和约，再拖延下去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签订和约以后，任何对东德主权的侵犯，都将被看成是公开的侵略。如果东德的边界——陆地、空中或海上的边界线——遭到侵犯的话，就得加以保卫。如果美国要在德国问题上挑起一场战争，那就让它这样干吧……任何一个想要发动战争的疯子，都应当被捆起来。
赫鲁晓夫问道：美国为什么要呆在那里？
肯尼迪回答说：美国在那里已经呆了１５年，他就任总统不是来接受完全背离美国利益的安排的。
肯尼迪说，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赫鲁晓夫针锋相对：苏联不能再拖下去了，无论如何，苏联必须在１９６１年年底以前签订这项和约。
强硬的言词，使争论更加充满火药味。
赫鲁晓夫变得更加粗暴：“我要的是和平，但是，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问题。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别无他法。战争灾难是共同分担的。１２月份签订和约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
肯尼迪冷冷地回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严寒的冬季！”
维也纳会晤变成了唇枪舌剑的争吵，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苏双方在军事上的试探和备战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
——苏联人开始在通向西柏林的空中走廊上投掷金属碎箔（类似大量锡箔），干扰了导航设备，阻碍了西方从空中对西柏林的供给。
——北约的反应是增加运输车队，沿陆地走廊穿越东德，奔赴柏林。
——苏联人指示东德在东、西德交界的各检查站阻止西方车队通过。
——北约盟军以武装护卫部队增援运输车队，并准备在必要时从边境的卫兵哨所强行通过。
——后来东德人准许了一个由武装部队护卫的运输车队通过陆上走廊，却不准进入西柏林。最后，北约强行让其运输车队进入西柏林。
麦克纳马拉曾问北约盟军的一名高级司令官：我们预期对方下一步将如何行动？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一名司令官说：苏联人可能会采取ａ项行动，我们就作ｂ项；他们作c，我们则作d；他们作e，我们则作f；那时他们可能被迫作g。于是麦克纳马拉又问他：“这时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们使用核武器。"当问到预期苏联人将如何应对时，回答是：“也使用核武器。”
从维也纳返回华盛顿后，肯尼迪问他的助手：如果美国为了柏林而打一场核战争，美国会死多少人。回答是７０００万。肯尼迪计算了一下，算出他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概率是１／５。在莫斯科，赫鲁晓夫自信地写道：“肯尼迪还不至于蠢到不知道一场军事冲突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在我们开始采取单方面步骤时，除了自吞苦果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决定……刺破柏林这个水疱。”
随后，苏联公开施加大规模压力，包括６月１５日的一项声明断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起限：必须在１９６１年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表示，如果其他方面不参加缔结条约，苏联和东德政府将单独签订一项条约，而且西方通往柏林的通道的控制权也将属于东德。赫鲁晓夫说，他"不得不使肯尼迪确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和约"。他说：“我们将签署条约，命令我们的武装力量给任何侵略者以真正的打击，如果它胆敢打苏联或是我们的朋友。”
接着，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遥相呼应地宣布，和约很快就能使他可以关闭西柏林难民中心、广播电台以及滕珀尔霍夫飞机场。同时他宣布，为了东德的安全，将对沿空中走廊由西德飞来的飞机实行新的限制。
维也纳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又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继续进行会谈。腊斯克说，葛罗米柯"非常冷峻"，他老是重复使用"战争"一词。最后腊斯克烦了，就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战争，我们可以在５分钟内就打起一场战争来。"腊斯克和霍姆商定，只要葛罗米柯"战"不离口，他们也"打"不离嘴。因此，这次东西方外长会谈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７月初，赫鲁晓夫又宣布暂停苏军的复员，并将军费增加１／３。他还"以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对英国大使说，毁灭英国只需６颗核弹，毁灭法国只需８颗核弹。
西方世界对此反应强烈。肯尼迪认为，西柏林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场所，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如果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撒手不管，西欧对美国作为保护者的实力的信任，以及对美国愿意履行它的职责的信心将丧失殆尽。于是，肯尼迪立即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制定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甚至东德人单独的遏制，因此这些计划随后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一份关于柏林的计划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挪掉使全球毁灭的火线，至少我们可以把火线拉长一点。"具体做法是：（１）发射显示力量的核武器；（２）从地图上"抹掉"在东德、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的机场；（３）派几个师打通高速公路；（４）对苏联实施反封锁。
然而，负责制定应急军事计划的助理国务卿保罗·尼采不同意这样做。尼采说：“非常明显，苏联人可以击败上述任何一项行动。如果我们发射了１枚显示力量的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发射６枚。我们的那几个师根本敌不过人家４０个师。而当你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怎么办呢？打一场核战争吗？”
肯尼迪冥思苦想了六个星期，潜心研究这些计划。除了扩充美国武装力量外，他还建议大力修建防核地下掩蔽部和粮食储存设施，以防核战争突然降临。美国政府还设计了老百姓在自己院子里和地下室修建掩蔽部的图纸，而建筑商很快便做出了成品并大力宣传。按照当时的价格，每个防核掩蔽部需花费１５００—５００００美元。美国政府把民防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还是第一次。
７月２５日，肯尼迪发表了一篇电视讲话，将柏林描述成“西方勇气与意志的伟大实验场，我们庄严承诺的关键所在"，而"苏联人的野心现在遇到了根本挑战"。他重申：“即使面对武力威胁"，美国也要保卫其在柏林的权力和义务。肯尼迪说：我们不能，也不允许苏联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他要求追加３２．５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将三军兵力增加２１．７万人，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购置新武器，并扩大民防计划。他用痛苦的语调说：“学习和工业将要中断；丈夫和儿子将被征集，某些方面的收入也会减少。"最后，他表示希望能避免一场核战争：“处于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之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中全部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的破坏。”
第二天，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说：美国已经向苏联宣布了预备战争，肯尼迪的讲话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明显地想挑起战端。赫鲁晓夫说，这更加证实了他在１月份讲话中的论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失掉了用和平方法取得胜利的信心。他还补充说，美国总统看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无疑想要显示他的这种精力；但是，如果发生了战争，他就将是最后一个总统了。赫鲁晓夫说，如果西方用武力响应柏林危机，他将不惜打一场热核战争。赫鲁晓夫还致函肯尼迪，说他认为肯尼迪的电视演说是好战的。在这以前，赫鲁晓夫已经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那套老军服，宣称要"毁灭侵略者"。
７月底，赫鲁晓夫又发出了核威慑的信号。他亲自告诉访问苏联的美国负责裁军谈判的约翰·麦克罗伊说，他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他的科学家的压力，要求进行核试验，而柏林危机加大了这种压力。他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拖着没有作出决定；但是美国越是加剧战争威胁，苏联那些要求恢复核试验的人也就越加振振有词了。苏联科学家们认为使用１亿吨级的炸弹最为经济，他们虽然已经有了发射这种炸弹的能飞到美国本土的火箭，但炸弹本身还需要进行试验。他说，他给他的科学家们打起说，美国是会恢复核试验的，到那时他们就可不受任何约束地试验自己的炸弹了。
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至５日，华沙条约组织各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开会。会议发表声明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对德和约，华沙条约国决定单方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并给予柏林以"自由城市"的地位。
８月１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友好会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当然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回答是发动一场战争，千百万人将被杀害，"他们将迫使我们为了自卫而不仅针对主要国家的领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也将针对那些有关的无辜者；……"不仅意大利的桔林，而且种植桔林的和提高了意大利文化和艺术地位的人民"也将被毁灭，还有希腊的“城市、人民和历史古迹"……"如果这样一场战争爆发，很可能在德国就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可以统一了"。
６．４在柏林建"中国长城"
柏林危机对东德产生了惊人的影响。１９６１年初，自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数激增，其中大部分是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西方声称，１９６１年１月，西柏林机场每天要收容１０００人左右的东德逃亡者。另据西方统计，从战后到１９６１年夏，约有３５０万人离开东柏林，光１９６１年７月一个月就有３万以上的人逃往西柏林，其中很多是技术人员。８月份难民外流从每天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
据原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说：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东德与西柏林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５０万人通过边界。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８０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大肆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１９６１年７月初，波恩的"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研究会"发表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控制东德经济，搞垮统一社会党。７月１０日《科隆周报》称，西方还将对东德“采用冷战、神经战和射击战等一切手段……"。这些事态发展引起了东德高度警惕。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至５日华约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之间的做法对东德与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于是，８月１１日由东德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行"有效控制"的决议，下午４时乌布利希签署准备好的命令。按照命令，８月１３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在他的统一指挥下，东德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有人称之为柏林的一座"中国长城"。
一夜之间建起的柏林墙最初只是一道铁丝网，随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筑成。全长１６６公里，其中４６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９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那堵墙高３．５米至４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３５厘米至４０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５０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６至７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１０８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５米。总计有２６５个了望塔、１３７个碉堡和２７４个养有警犬的设施。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并逐渐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射击装置。
从建柏林墙和其他边界设施起，根据东德刑法第２１３条规定，凡"非法越境"均属"犯罪"，当局指示边防军战士有权对非法越境者开枪。据统计，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８９年的２８年间，在柏林墙和两德其他边界上共有２０１名东德"偷越国境者"被开枪打死。
当时西方三国对筑墙提出了抗议。肯尼迪态度强硬，他警告赫鲁晓夫说：为了维护西柏林的利益，美国将不惜一战。他认为，发生核交锋的可能性已达１５。他的柏林问题高级顾B问迪安·艾奇逊说：“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使危机激化，只不过是因为他对核战争的恐惧已经减少。我们的问题是使他相信，他的自满情绪错了；事实上，我们宁可进行一场核战争，也不会允许改变现状。”
接着，肯尼迪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同时还命令一支１５００人的战斗部队从西德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以表示美国不让步的决心。同时，肯尼迪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这支部队在行进中并没有遇到干涉，当第一分队的６０辆装甲车到达西柏林的时候，约翰逊副总统前去欢迎。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警告苏联，任何对西柏林交通线的干涉都构成侵略行为，苏联政府必须对此负完全责任。８月３０日，肯尼迪又将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时被认为是"西方保护者的伟大象征"的"空中运输英雄"、前驻德国美占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重新派回到西柏林。
对于美国的这些行动，苏联发出一份愤怒的照会，指责西方利用空中走廊把"复仇主义者、极端分子、破坏者和间谍"运入柏林。８月２８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发出了一项要所有飞机避开西伯利亚某指定地区上空的警告。两天后，８月３０日，苏联宣布恢复一系列大片层核试验。赫鲁晓夫的发言人说，苏联科学家已研制出了一系列超级核弹，其当量分别达２０００万、３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和１亿吨ＴＮＴ炸药，还有"能把这些核弹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强有力的火箭"。９月１日，第一个这样的庞然大物爆炸了。
肯尼迪也不甘落后，他一方面谴责苏联增加了"热核屠杀的危机"，另一方面于９月５日在苏联进行了第三次大型核武器试验后下令进行地下核试验。肯尼迪说：“在这个时刻，若是我们干得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坚决，那会是极端危险的。”
３周以后，当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因柏林危机而使用核武器时，他回答说：“是的，我肯定会的。我们将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核武器以保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的核武库比苏联的要大好几倍……”
１０月２１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宣称，美国"拥有这样一种致命的核报复打击力量，敌人使用核武器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是他们自我毁灭的行动……美国在遭到苏联的第一次突然打击之后剩下的毁灭性力量，和敌人能够威胁发起针对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的全部完整的力量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它还要大。总之，我们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它至少是与苏联第一次打击能力一样大"。
吉尔帕特里克的讲话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该讲话的发表正值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际。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吉尔帕特里克作了一个被华盛顿看作是"迅速但是说服力不大"的回答，他主要从数量上夸耀了苏联弹头举世无双的当量，达到了２０到１００亿万吨级。而赫鲁晓夫则宣称，苏联打算爆炸一颗５０００万吨级的核弹——它的威力比在广岛杀死１０万人的那颗原子弹大２５００倍，比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烈性炸药加在一起还大５倍。１０月３０日，这颗巨型核弹果真爆炸了。据美国科学家估计，如果苏联的这个超级炸弹外面包有铀壳的话，这次爆炸会具有１亿吨的威力。从９月１日到１１月４日，苏联至少进行了３０次大规模试验，几乎全都是在大片层中进行的。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施莱辛格说：“我担心赫鲁晓夫已经决定要使苏联成为这个世界的恐怖和实力的化身，以便使所有那些害怕战争并感到苏联的政策已无从改变的和平'爱好者'，将集中精力迫使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含有报复性的战争边缘政策，它可能使我们非常接近于战争。”
此后，两个超级大国继续围绕着柏林这个四面被包围的城市互相进行核讹诈和核威慑，造成十分紧张的局势。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回忆说，他特别记得，１９６１年秋是在一种持续不断耗人精力的焦虑中度过的，"整个秋季都是关于战争的争吵和焦躁，我们谈论着自身的毁灭"。
苏联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在柏林墙两边严重对峙，但是慑于可能引发的核战的灾难性后果，双方都没有下定大打的决心，这从以下几个事例可以看出来。
１０月２２日夜里，美国驻柏林高级行政官员艾伦·莱特勒在进入东柏林的一个驻有美国军警的通道口被另一边的东德警察截住了。当时，莱特勒和他的妻子正驾着他们的私人小车去东柏林看戏。东德警察要求莱特勒夫妇出示护照。由于这一通道口原本是允许西方官员自由进出的，因此他们拒绝了，双方争执起来。美国军警目睹这一事件，立即报告了克莱将军。克莱将军命令１个排的步兵、４辆Ｍ—４８型坦克和２辆装甲运兵车开到出事地点。由于东德警察仍旧不让莱特勒通过，２个班的美军士兵子弹上膛护送莱特勒的车通过了检查点。东德警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阻止。
１０月２５日，２名美军军官驾车来到查里检查站，被东德军警截住了。他们拒绝了要求他们出示护照的要求，于是东德人不让他们通过。他们折转回去，这回带来９辆载满士兵的吉汽车。出乎意料的是，这回他们没受干扰就过去了。１个小时以后，１０辆Ｍ—４８型坦克和３辆装甲运兵车开近查里检查站。１０月２６日，３３辆苏联坦克驰近柏林布兰登堡门。１０月２７日，它们中的１０辆向美国坦克直驶而来，停在离美国坦克约７５码的地方，作好了战斗准备。美国坦克炮架立即装上炮弹，准备发射。在双方极度紧张地对峙了１６个小时后，１０月２８日一早，苏联坦克撤走了。撤走苏联坦克的命令来自赫鲁晓夫：“我相信在二十分钟之内美国坦克也会撤走。在我们坦克的炮口指向他们时，他们无法掉过头去，他们陷入了困境，不知如何摆脱它。我相信他们在找台阶，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吧。我们将撤走我们的坦克，而他们也会仿效。"后来，苏联前驻波恩大使法林说：“我敢说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坦克就在柏林，作好了战斗准备，离美国坦克只有２００米……如果美国人向柏林墙开炮的话，我们的坦克就会开火。”
鉴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和肯尼迪的强硬态度，赫鲁晓夫决定作出退让。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中说：“西方国家对局势表现了某种理解，并倾向于谋求德国和西柏林争端的解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将不坚持一定要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缔结对德和约"。
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又取消了要美、英、法三国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宣布愿意推迟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时间。西方国家认为，柏林墙并未触及西柏林的"安全"，从而接受了既成的事实。
第二次柏林危机似乎要告结束了，但在１９６２年头几个月里，苏联对从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进行了军事"试探"。但由于西方增加了战斗机作为反应，并警告东欧国家阻碍空运将使它们的飞机不能进入北约组织国家，因此苏联的干扰终于结束了，危机的势头再次低落下去。
１９６２年以后，东、西柏林之间签署了一些协议。１９７１年９月，美、英、法、苏就西柏林等问题签订了"四方协定"，主要内容有：（１）四方"互相尊重各自的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得单方面改变"本地区业已形成的局面；（２）苏联政府声明，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穿过民主德国境内的公路、铁路和水路"平民与货物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并享受"优惠待遇"；（３）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属其管辖，但可"维持和发展柏林西区与联邦德国的联系"，联邦德国有权对在国外的西柏林人"提供领事服务"，可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代表西柏林的利益，联邦德国签署的国际协定可扩大应用于柏林西区；（４）西柏林居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文化或商业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去民主德国和东柏林旅行；（５）西方三国允许苏联向西柏林派驻总领事馆。协定签订以后，有关各方对协定条文均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此，直到冷战结束以前，围绕柏林地位问题仍不时发生争吵。
柏林危机对东德产生了惊人的影响。１９６１年初，自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数激增，其中大部分是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西方声称，１９６１年１月，西柏林机场每天要收容１０００人左右的东德逃亡者。另据西方统计，从战后到１９６１年夏，约有３５０万人离开东柏林，光１９６１年７月一个月就有３万以上的人逃往西柏林，其中很多是技术人员。８月份难民外流从每天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
据原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说：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东德与西柏林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５０万人通过边界。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８０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大肆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１９６１年７月初，波恩的"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研究会"发表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控制东德经济，搞垮统一社会党。７月１０日《科隆周报》称，西方还将对东德“采用冷战、神经战和射击战等一切手段……"。这些事态发展引起了东德高度警惕。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至５日华约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之间的做法对东德与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于是，８月１１日由东德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行"有效控制"的决议，下午４时乌布利希签署准备好的命令。按照命令，８月１３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在他的统一指挥下，东德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有人称之为柏林的一座"中国长城"。
一夜之间建起的柏林墙最初只是一道铁丝网，随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筑成。全长１６６公里，其中４６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９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那堵墙高３．５米至４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３５厘米至４０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５０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６至７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１０８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５米。总计有２６５个了望塔、１３７个碉堡和２７４个养有警犬的设施。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并逐渐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射击装置。
从建柏林墙和其他边界设施起，根据东德刑法第２１３条规定，凡"非法越境"均属"犯罪"，当局指示边防军战士有权对非法越境者开枪。据统计，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８９年的２８年间，在柏林墙和两德其他边界上共有２０１名东德"偷越国境者"被开枪打死。
当时西方三国对筑墙提出了抗议。肯尼迪态度强硬，他警告赫鲁晓夫说：为了维护西柏林的利益，美国将不惜一战。他认为，发生核交锋的可能性已达１５。他的柏林问题高级顾B问迪安·艾奇逊说：“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使危机激化，只不过是因为他对核战争的恐惧已经减少。我们的问题是使他相信，他的自满情绪错了；事实上，我们宁可进行一场核战争，也不会允许改变现状。”
接着，肯尼迪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同时还命令一支１５００人的战斗部队从西德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以表示美国不让步的决心。同时，肯尼迪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这支部队在行进中并没有遇到干涉，当第一分队的６０辆装甲车到达西柏林的时候，约翰逊副总统前去欢迎。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警告苏联，任何对西柏林交通线的干涉都构成侵略行为，苏联政府必须对此负完全责任。８月３０日，肯尼迪又将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时被认为是"西方保护者的伟大象征"的"空中运输英雄"、前驻德国美占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重新派回到西柏林。
对于美国的这些行动，苏联发出一份愤怒的照会，指责西方利用空中走廊把"复仇主义者、极端分子、破坏者和间谍"运入柏林。８月２８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发出了一项要所有飞机避开西伯利亚某指定地区上空的警告。两天后，８月３０日，苏联宣布恢复一系列大片层核试验。赫鲁晓夫的发言人说，苏联科学家已研制出了一系列超级核弹，其当量分别达２０００万、３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和１亿吨ＴＮＴ炸药，还有"能把这些核弹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强有力的火箭"。９月１日，第一个这样的庞然大物爆炸了。
肯尼迪也不甘落后，他一方面谴责苏联增加了"热核屠杀的危机"，另一方面于９月５日在苏联进行了第三次大型核武器试验后下令进行地下核试验。肯尼迪说：“在这个时刻，若是我们干得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坚决，那会是极端危险的。”
３周以后，当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因柏林危机而使用核武器时，他回答说：“是的，我肯定会的。我们将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核武器以保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的核武库比苏联的要大好几倍……”
１０月２１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宣称，美国"拥有这样一种致命的核报复打击力量，敌人使用核武器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是他们自我毁灭的行动……美国在遭到苏联的第一次突然打击之后剩下的毁灭性力量，和敌人能够威胁发起针对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的全部完整的力量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它还要大。总之，我们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它至少是与苏联第一次打击能力一样大"。
吉尔帕特里克的讲话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该讲话的发表正值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际。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吉尔帕特里克作了一个被华盛顿看作是"迅速但是说服力不大"的回答，他主要从数量上夸耀了苏联弹头举世无双的当量，达到了２０到１００亿万吨级。而赫鲁晓夫则宣称，苏联打算爆炸一颗５０００万吨级的核弹——它的威力比在广岛杀死１０万人的那颗原子弹大２５００倍，比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烈性炸药加在一起还大５倍。１０月３０日，这颗巨型核弹果真爆炸了。据美国科学家估计，如果苏联的这个超级炸弹外面包有铀壳的话，这次爆炸会具有１亿吨的威力。从９月１日到１１月４日，苏联至少进行了３０次大规模试验，几乎全都是在大片层中进行的。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施莱辛格说：“我担心赫鲁晓夫已经决定要使苏联成为这个世界的恐怖和实力的化身，以便使所有那些害怕战争并感到苏联的政策已无从改变的和平'爱好者'，将集中精力迫使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含有报复性的战争边缘政策，它可能使我们非常接近于战争。”
此后，两个超级大国继续围绕着柏林这个四面被包围的城市互相进行核讹诈和核威慑，造成十分紧张的局势。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回忆说，他特别记得，１９６１年秋是在一种持续不断耗人精力的焦虑中度过的，"整个秋季都是关于战争的争吵和焦躁，我们谈论着自身的毁灭"。
苏联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在柏林墙两边严重对峙，但是慑于可能引发的核战的灾难性后果，双方都没有下定大打的决心，这从以下几个事例可以看出来。
１０月２２日夜里，美国驻柏林高级行政官员艾伦·莱特勒在进入东柏林的一个驻有美国军警的通道口被另一边的东德警察截住了。当时，莱特勒和他的妻子正驾着他们的私人小车去东柏林看戏。东德警察要求莱特勒夫妇出示护照。由于这一通道口原本是允许西方官员自由进出的，因此他们拒绝了，双方争执起来。美国军警目睹这一事件，立即报告了克莱将军。克莱将军命令１个排的步兵、４辆Ｍ—４８型坦克和２辆装甲运兵车开到出事地点。由于东德警察仍旧不让莱特勒通过，２个班的美军士兵子弹上膛护送莱特勒的车通过了检查点。东德警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阻止。
１０月２５日，２名美军军官驾车来到查里检查站，被东德军警截住了。他们拒绝了要求他们出示护照的要求，于是东德人不让他们通过。他们折转回去，这回带来９辆载满士兵的吉汽车。出乎意料的是，这回他们没受干扰就过去了。１个小时以后，１０辆Ｍ—４８型坦克和３辆装甲运兵车开近查里检查站。１０月２６日，３３辆苏联坦克驰近柏林布兰登堡门。１０月２７日，它们中的１０辆向美国坦克直驶而来，停在离美国坦克约７５码的地方，作好了战斗准备。美国坦克炮架立即装上炮弹，准备发射。在双方极度紧张地对峙了１６个小时后，１０月２８日一早，苏联坦克撤走了。撤走苏联坦克的命令来自赫鲁晓夫：“我相信在二十分钟之内美国坦克也会撤走。在我们坦克的炮口指向他们时，他们无法掉过头去，他们陷入了困境，不知如何摆脱它。我相信他们在找台阶，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吧。我们将撤走我们的坦克，而他们也会仿效。"后来，苏联前驻波恩大使法林说：“我敢说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坦克就在柏林，作好了战斗准备，离美国坦克只有２００米……如果美国人向柏林墙开炮的话，我们的坦克就会开火。”
鉴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和肯尼迪的强硬态度，赫鲁晓夫决定作出退让。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中说：“西方国家对局势表现了某种理解，并倾向于谋求德国和西柏林争端的解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将不坚持一定要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缔结对德和约"。
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又取消了要美、英、法三国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宣布愿意推迟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时间。西方国家认为，柏林墙并未触及西柏林的"安全"，从而接受了既成的事实。
第二次柏林危机似乎要告结束了，但在１９６２年头几个月里，苏联对从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进行了军事"试探"。但由于西方增加了战斗机作为反应，并警告东欧国家阻碍空运将使它们的飞机不能进入北约组织国家，因此苏联的干扰终于结束了，危机的势头再次低落下去。
１９６２年以后，东、西柏林之间签署了一些协议。１９７１年９月，美、英、法、苏就西柏林等问题签订了"四方协定"，主要内容有：（１）四方"互相尊重各自的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得单方面改变"本地区业已形成的局面；（２）苏联政府声明，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穿过民主德国境内的公路、铁路和水路"平民与货物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并享受"优惠待遇"；（３）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属其管辖，但可"维持和发展柏林西区与联邦德国的联系"，联邦德国有权对在国外的西柏林人"提供领事服务"，可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代表西柏林的利益，联邦德国签署的国际协定可扩大应用于柏林西区；（４）西柏林居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文化或商业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去民主德国和东柏林旅行；（５）西方三国允许苏联向西柏林派驻总领事馆。协定签订以后，有关各方对协定条文均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此，直到冷战结束以前，围绕柏林地位问题仍不时发生争吵。
７．古巴导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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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差一点引发一场核战争，使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在美苏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没有任何一次危机达到如此惊心动起的程度。古巴导弹危机，不仅使研究战争和国际关系的人们感兴趣，而且值得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去回顾、思考。
７．１逼上梁山
众所周知，古巴是个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离美国只有几海里，而且地形又有利于进攻而不利于防守。处于美国后院而离苏联有１１０００公里之遥的古巴，怎么会与威名赫赫的核大国美国作对呢？
其中缘由，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逼上梁山。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１月１３日成立了古巴共和国。宣告这一胜利的是领导人民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这位领袖人物年仅３２岁。
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还比较好。２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４月访问美国，还受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巴蒂斯塔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美国政府欢迎卡斯特罗，并不是赞赏反对独裁统治，而是企图把古巴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巩固它在拉美的统治基础。
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战友，本来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甚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学说尚无基本的认识。１９５９年６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很大变动，即主张实行较为稳健政策的领导人纷纷离开政府，政府重要部门绝大多数被主张实行急进政策的人所掌握。美国政府担心控制不了古巴，后院起火，动摇美国在拉美的统治基础，于是就对古巴新政权产生了怨恨和不满，并且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古巴，企图逼新政府就范。但是古巴新政府的领导人很有骨气，并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就导致了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日益恶化。
１９６１年１月５日，美国竟然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它的食糖卖不出去，企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同年４月，在美国的策划下，１０００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吉隆滩，妄图以暴力颠覆卡斯特罗新政府。但是，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７２小时之内，入侵者即被古巴人民一网打尽。这便是现代史上著名的猪湾事件。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反而继续对古巴施加压力，继续采取敌视古巴的政策。
当时，古巴主要依靠苏联提供武器以反对美国的威胁。在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时，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正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认为，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关系到苏联的威信及其在拉美的立脚点。古巴和苏联于１９６０年就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美国同古巴绝交后，苏联就抓住机会，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苏古关系的发展，也就隐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日后的导弹危机。
被逼上梁山的卡斯特罗，１９６０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面对坐在大厅里的美国人说，是你们促使我们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朋友，它们就是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在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它。我们得出了结论：离开社会主义我们就无法改造古巴。这是你们美国人教会我们这样做的。
７．２赫鲁晓夫使人目瞪口呆
１９６２年５月的一天，赫鲁晓夫召集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科兹洛夫、米高扬、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元帅、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拉希多夫。会议讨论古巴问题。
在会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使与会者一时目瞪口呆。
他突然问阿列克谢耶夫：“依你看，菲德尔对在古巴布置我们导弹的建议将作何反应？”
大使好不容易克制住慌乱情绪，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卡斯特罗未必同意这项建议，因为古巴领导人的战略是立足于全体人民的战斗准备，立足于世界舆论的声援、拉丁美洲人民和古巴革命的团结一致之上的。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同意大使的看法，认为古巴可能会像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那样，公开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赫鲁晓夫的逻辑是：如果卡斯特罗认为苏联的建议难以接受，那么苏联给予古巴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援助，其实都未必能让侵略者就此止步。他坚决主张把导弹运进古巴，理由是：第一，肯尼迪上台之后，吉隆滩登陆失败，使他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美国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卡斯特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另一次入侵，其中包括接受苏联的核武器援助在内。第二，对抗美国的包围。鉴于当时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处于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应尽快秘密地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要在美国发现之前装好，可供发射。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在全球恢复美苏平衡。５０年代后期，在军备竞赛中，肯尼迪政府在５０年代后期拚命扩充其核武库，使美国在苏美核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在１９６２年，美国所拥有的核运载工具大约比苏联多５倍。苏联拥有约３５０枚至７００枚短程导弹，这些导弹不能从苏联发射到美国，只能发射到欧洲。苏联只有２００架洲际轰炸机，而美国却有６００架。美国还有大约１３０枚至１５０枚导弹装置在"北极星"潜艇上。美国核武库中的新成员和美国制定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又给苏联的核力量带来了巨大的威慑。此外，美军用新式的情报收集技术确定了苏联核基地的准确位置，使苏联更进一步处于被动地位。最后，赫鲁晓夫也许还意识到要让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赶上美国尚需很长时间，并要耗空苏联的财力。
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向古巴部署导弹显然是恢复苏美平衡的一个快捷、便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古巴安置大约６０枚导弹，有的射程１０００英里，少数射程１５００英里到２０００英里，而且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因而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一倍。不管怎么说，它至少也是一个政治和宣传上的胜利，可以巩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从而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以增强苏联的威慑能力。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思前想后，觉得这场大赌博还是值得一试的。赫鲁晓夫当时的想法，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都同意，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美国是不会对古巴善罢甘休的。我们有责任尽力保卫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对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活生生范例的存在。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对古巴的防御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的话，我们将很可能失去它。
即使我在莫斯科忙于国内事务或去其他兄弟国家访问时，古巴的命运和苏联在世界那一部分的影响力这一问题也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例如，在我对保加利亚进行官方访问时，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如果我们失去了古巴将会发生什么呢？我知道那将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可怕的打击，将严重削弱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如果古巴失陷，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就将摈起我们，说苏联除了在联合国作空洞的抗议外，再也不能对古巴做什么。我们不得不想一些办法用实际行动来与美国对抗，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干涉进行明确而有效的威慑。可到底做些什么呢？导弹显然是合乎逻辑的答案。美国已经用它自己的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将苏联包围起来了。我们知道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美国导弹正在瞄准我们，我们重要的工业中心直接受到装有原子弹的飞机和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威胁。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即不得不制定出既能回答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来。只有傻瓜才会发动一场战争，而一旦他这样做了，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制止它——尤其是一场核战争。
就是在我访问保加利亚时，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在古巴安置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但又不让美国过早地知道，而一旦他们发觉，又已为时过晚。我知道首先得与卡斯特罗谈，得向他解释我们的策略，以便取得古巴政府的同意。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安装导弹，而在安装完毕、准备发射时美国发现了它们，则美国在试图用武力消灭它们之前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我知道美国人可能会干掉我们的一部分导弹设施，但不可能是全部。只要１／４甚至是１／１０的导弹生存下来——甚至是只剩下来一两枚大家伙——我们仍然可以击中纽约，使之所剩无几。我并不是说每一个在纽约的人都会被杀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仍有为数可怕的一大部分人会被干掉。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那是一件由我们的科学家和军事技术人员去计算的事，他们精通核战争，知道怎样计算用导弹袭击像纽约这么大的城市的后果。但那都无关紧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在古巴安装我们的导弹可以阻止美国贸然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军事行动。除了保卫古巴外，我们的导弹还将使西方人所说的“力量均势"取得平衡。美国人已经用军事基地包围了我们的国家，并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现在他们将尝到敌人的导弹瞄准自己是什么滋味了。我们只不过是想以仆人之道，还治仆人之身。现在到了美国体会体会让它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受威胁的感觉的时候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俄国人遭受了三次战争的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在过去的５８年间，美国还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过一次战争。它派遣军队到国外参加了世界大战——并且都获得了幸运的结果。美国人自己只流了几滴血，却让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亿人的血流干……
我想彻底澄清一点：当我们将导弹安放在古巴时，我们并无意发动一场战争。相反，我们的主要目的只是要威胁美国，不让它去发动一场战争。我们充分意识到，一场在古巴爆发的战争必然将很快扩展成一场世界大战。只有白痴才会在古巴和美国之间发动一场战争。古巴离我们有１１０００公里之遥，只有笨蛋才会想到我们会从古巴入侵美洲大陆。我们的目标正好相反：我们是要让美国人面对我们的导弹三思而后行，从而达到防止他们入侵古巴的目的。
这次会议作出决定，派遣一个由拉希多夫、比留佐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组成的代表团，赴哈瓦那和古巴人讨论赫鲁晓夫的想法。卡斯特罗比较谨慎。他得知赫鲁晓夫的想法后，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没有立即同意。不过他和他的亲密战友商量以后，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同意。
１９６２年６月，古巴武装部队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受权到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并签订关于在古巴领土上布置苏联导弹的协定。劳尔与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夫元帅举行了谈判，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充当翻译。被吸收参加协定起草工作的仅有两三位将军。文件草案翻译成西班牙语的翻译工作不得不由大使和劳尔两人来干。本应由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签署的协定，却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和劳尔草签的。协定称：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导弹本身及其操纵，完全处于苏联军事指挥人员的管辖之下。
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７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从古巴难民口中获悉了古巴港口比往常显得繁忙的情报，进行了观察研究。三个星期后，中央情报局给肯尼迪总统送去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说，苏联大概在古巴已建立了地对空萨姆导弹发射阵地网。
８月２９日，美国派能躲避雷达的Ｕ—２高空侦察飞机在古巴上空作侦察飞行，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立了萨姆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同时还发现在古巴圣克里斯托克瓦尔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正在构筑地对地导弹基地的迹象。９月４日，肯尼迪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不会容忍对其进攻性武器的引入。肯尼迪无视古巴的领空主权，命令增加Ｕ—２飞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次数。
９月８日和１５日，分别有两条苏联大货轮"奥姆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到达哈瓦那。这原是专运木材的船，舱口大，浮水高，顶层甲板上放着货车，下面是一批中程弹道导弹。
在此期间，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在古巴拥有任何进攻武器。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苏联不需要为了击败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的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国家，例如古巴。赫鲁晓夫并且保证，在１１月美国国会选举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件。一周以后，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提到征召后备役军人以及美国对苏联向古巴进行海运而引起的惊恐问题。声明说，苏联的船只是装运"给古巴人民日用品和食物"，但是，接着又承认：“由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威胁，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还装载着一定数量的武器，以及训练古巴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声明继续说：“苏联政府还授权塔斯社声明，苏联不需要为了击退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的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国家，例如古巴。我们的核武器爆炸力如此强大，而苏联又拥有如此强大的火箭来运载这些核弹头，以致没有必要在苏联疆土之外寻找发射核武器的场所。……苏联有可能从它自己的国土上支援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是古巴。”
到９月１８日至２１日的时候，美中央情报局开始接到秘密报告，说是在古巴圣克里斯托克瓦尔地区有诡秘的活动，并有情报说６０英尺长的导弹已在古巴境内。但中央情报局对这些情报的可靠性仍表示怀疑。而事实上，第四个古巴中远程导弹基地工程似乎已在９月２５日到９月３０日之间在古巴萨瓜拉格兰德开始。同时，在９月２８日，流亡的古巴大学生指导委员会透露说，已有１５处导弹基地在建造中。不过，这些迹象都未引起白宫的高度重视。
然而，美国人并不放心。１０月１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讨论一旦发现苏联进攻性武器之后的紧急作战计划，并讨论了在必要时如何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大西洋军区总司令罗伯特·李·邓尼森海军上将受命对可能进行的封锁古巴行动作准备。１０月６日，邓尼森的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１０月８日，一支Ｆ—４Ｈ战斗机中队进驻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佛罗里达群岛最西端的基伟斯特岛，以加强美国在那里的空军力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好准备，而又暂时不惊动苏联。对外，美军则宣称这是每年在这一区域例行的代号为"两栖演习′６２”的两栖进攻性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１０月１４日是星期天。在这个万里无云的星期日凌晨，两架美国Ｕ—２飞机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上空。其中一架由小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驾驶，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执行任务归来后，底片迅速送到洗印室，再送到判读中心，由专家们仔细地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一傍晚，在判读模糊不清和错综复杂的记号时，他们认出了一座发射台、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甚至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还发现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根据其他的挖掘工程来看，似乎还在修建射程为２０００英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
１０月１６日，肯尼迪总统才得到上述情况的汇报。他对赫鲁晓夫欺骗他的行为非常恼怒，并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他没有料到苏联人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会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没有料到转眼之间古巴戏剧性地拥有了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装备最好的军事力量。肯尼迪感到，苏联导弹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要是不猛烈回击，那就会有损他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并使美国如芒在背。肯尼迪决定，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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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差一点引发一场核战争，使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在美苏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没有任何一次危机达到如此惊心动起的程度。古巴导弹危机，不仅使研究战争和国际关系的人们感兴趣，而且值得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去回顾、思考。
７．１逼上梁山
众所周知，古巴是个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离美国只有几海里，而且地形又有利于进攻而不利于防守。处于美国后院而离苏联有１１０００公里之遥的古巴，怎么会与威名赫赫的核大国美国作对呢？
其中缘由，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逼上梁山。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１月１３日成立了古巴共和国。宣告这一胜利的是领导人民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这位领袖人物年仅３２岁。
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还比较好。２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４月访问美国，还受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巴蒂斯塔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美国政府欢迎卡斯特罗，并不是赞赏反对独裁统治，而是企图把古巴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巩固它在拉美的统治基础。
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战友，本来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甚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学说尚无基本的认识。１９５９年６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很大变动，即主张实行较为稳健政策的领导人纷纷离开政府，政府重要部门绝大多数被主张实行急进政策的人所掌握。美国政府担心控制不了古巴，后院起火，动摇美国在拉美的统治基础，于是就对古巴新政权产生了怨恨和不满，并且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古巴，企图逼新政府就范。但是古巴新政府的领导人很有骨气，并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就导致了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日益恶化。
１９６１年１月５日，美国竟然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它的食糖卖不出去，企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同年４月，在美国的策划下，１０００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吉隆滩，妄图以暴力颠覆卡斯特罗新政府。但是，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７２小时之内，入侵者即被古巴人民一网打尽。这便是现代史上著名的猪湾事件。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反而继续对古巴施加压力，继续采取敌视古巴的政策。
当时，古巴主要依靠苏联提供武器以反对美国的威胁。在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时，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正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认为，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关系到苏联的威信及其在拉美的立脚点。古巴和苏联于１９６０年就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美国同古巴绝交后，苏联就抓住机会，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苏古关系的发展，也就隐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日后的导弹危机。
被逼上梁山的卡斯特罗，１９６０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面对坐在大厅里的美国人说，是你们促使我们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朋友，它们就是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在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它。我们得出了结论：离开社会主义我们就无法改造古巴。这是你们美国人教会我们这样做的。
７．２赫鲁晓夫使人目瞪口呆
１９６２年５月的一天，赫鲁晓夫召集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科兹洛夫、米高扬、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元帅、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拉希多夫。会议讨论古巴问题。
在会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使与会者一时目瞪口呆。
他突然问阿列克谢耶夫：“依你看，菲德尔对在古巴布置我们导弹的建议将作何反应？”
大使好不容易克制住慌乱情绪，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卡斯特罗未必同意这项建议，因为古巴领导人的战略是立足于全体人民的战斗准备，立足于世界舆论的声援、拉丁美洲人民和古巴革命的团结一致之上的。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同意大使的看法，认为古巴可能会像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那样，公开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赫鲁晓夫的逻辑是：如果卡斯特罗认为苏联的建议难以接受，那么苏联给予古巴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援助，其实都未必能让侵略者就此止步。他坚决主张把导弹运进古巴，理由是：第一，肯尼迪上台之后，吉隆滩登陆失败，使他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美国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卡斯特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另一次入侵，其中包括接受苏联的核武器援助在内。第二，对抗美国的包围。鉴于当时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处于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应尽快秘密地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要在美国发现之前装好，可供发射。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在全球恢复美苏平衡。５０年代后期，在军备竞赛中，肯尼迪政府在５０年代后期拚命扩充其核武库，使美国在苏美核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在１９６２年，美国所拥有的核运载工具大约比苏联多５倍。苏联拥有约３５０枚至７００枚短程导弹，这些导弹不能从苏联发射到美国，只能发射到欧洲。苏联只有２００架洲际轰炸机，而美国却有６００架。美国还有大约１３０枚至１５０枚导弹装置在"北极星"潜艇上。美国核武库中的新成员和美国制定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又给苏联的核力量带来了巨大的威慑。此外，美军用新式的情报收集技术确定了苏联核基地的准确位置，使苏联更进一步处于被动地位。最后，赫鲁晓夫也许还意识到要让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赶上美国尚需很长时间，并要耗空苏联的财力。
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向古巴部署导弹显然是恢复苏美平衡的一个快捷、便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古巴安置大约６０枚导弹，有的射程１０００英里，少数射程１５００英里到２０００英里，而且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因而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一倍。不管怎么说，它至少也是一个政治和宣传上的胜利，可以巩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从而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以增强苏联的威慑能力。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思前想后，觉得这场大赌博还是值得一试的。赫鲁晓夫当时的想法，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都同意，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美国是不会对古巴善罢甘休的。我们有责任尽力保卫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对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活生生范例的存在。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对古巴的防御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的话，我们将很可能失去它。
即使我在莫斯科忙于国内事务或去其他兄弟国家访问时，古巴的命运和苏联在世界那一部分的影响力这一问题也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例如，在我对保加利亚进行官方访问时，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如果我们失去了古巴将会发生什么呢？我知道那将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可怕的打击，将严重削弱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如果古巴失陷，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就将摈起我们，说苏联除了在联合国作空洞的抗议外，再也不能对古巴做什么。我们不得不想一些办法用实际行动来与美国对抗，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干涉进行明确而有效的威慑。可到底做些什么呢？导弹显然是合乎逻辑的答案。美国已经用它自己的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将苏联包围起来了。我们知道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美国导弹正在瞄准我们，我们重要的工业中心直接受到装有原子弹的飞机和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威胁。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即不得不制定出既能回答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来。只有傻瓜才会发动一场战争，而一旦他这样做了，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制止它——尤其是一场核战争。
就是在我访问保加利亚时，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在古巴安置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但又不让美国过早地知道，而一旦他们发觉，又已为时过晚。我知道首先得与卡斯特罗谈，得向他解释我们的策略，以便取得古巴政府的同意。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安装导弹，而在安装完毕、准备发射时美国发现了它们，则美国在试图用武力消灭它们之前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我知道美国人可能会干掉我们的一部分导弹设施，但不可能是全部。只要１／４甚至是１／１０的导弹生存下来——甚至是只剩下来一两枚大家伙——我们仍然可以击中纽约，使之所剩无几。我并不是说每一个在纽约的人都会被杀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仍有为数可怕的一大部分人会被干掉。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那是一件由我们的科学家和军事技术人员去计算的事，他们精通核战争，知道怎样计算用导弹袭击像纽约这么大的城市的后果。但那都无关紧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在古巴安装我们的导弹可以阻止美国贸然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军事行动。除了保卫古巴外，我们的导弹还将使西方人所说的“力量均势"取得平衡。美国人已经用军事基地包围了我们的国家，并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现在他们将尝到敌人的导弹瞄准自己是什么滋味了。我们只不过是想以仆人之道，还治仆人之身。现在到了美国体会体会让它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受威胁的感觉的时候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俄国人遭受了三次战争的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在过去的５８年间，美国还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过一次战争。它派遣军队到国外参加了世界大战——并且都获得了幸运的结果。美国人自己只流了几滴血，却让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亿人的血流干……
我想彻底澄清一点：当我们将导弹安放在古巴时，我们并无意发动一场战争。相反，我们的主要目的只是要威胁美国，不让它去发动一场战争。我们充分意识到，一场在古巴爆发的战争必然将很快扩展成一场世界大战。只有白痴才会在古巴和美国之间发动一场战争。古巴离我们有１１０００公里之遥，只有笨蛋才会想到我们会从古巴入侵美洲大陆。我们的目标正好相反：我们是要让美国人面对我们的导弹三思而后行，从而达到防止他们入侵古巴的目的。
这次会议作出决定，派遣一个由拉希多夫、比留佐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组成的代表团，赴哈瓦那和古巴人讨论赫鲁晓夫的想法。卡斯特罗比较谨慎。他得知赫鲁晓夫的想法后，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没有立即同意。不过他和他的亲密战友商量以后，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同意。
１９６２年６月，古巴武装部队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受权到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并签订关于在古巴领土上布置苏联导弹的协定。劳尔与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夫元帅举行了谈判，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充当翻译。被吸收参加协定起草工作的仅有两三位将军。文件草案翻译成西班牙语的翻译工作不得不由大使和劳尔两人来干。本应由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签署的协定，却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和劳尔草签的。协定称：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导弹本身及其操纵，完全处于苏联军事指挥人员的管辖之下。
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７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从古巴难民口中获悉了古巴港口比往常显得繁忙的情报，进行了观察研究。三个星期后，中央情报局给肯尼迪总统送去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说，苏联大概在古巴已建立了地对空萨姆导弹发射阵地网。
８月２９日，美国派能躲避雷达的Ｕ—２高空侦察飞机在古巴上空作侦察飞行，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立了萨姆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同时还发现在古巴圣克里斯托克瓦尔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正在构筑地对地导弹基地的迹象。９月４日，肯尼迪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不会容忍对其进攻性武器的引入。肯尼迪无视古巴的领空主权，命令增加Ｕ—２飞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次数。
９月８日和１５日，分别有两条苏联大货轮"奥姆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到达哈瓦那。这原是专运木材的船，舱口大，浮水高，顶层甲板上放着货车，下面是一批中程弹道导弹。
在此期间，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在古巴拥有任何进攻武器。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苏联不需要为了击败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的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国家，例如古巴。赫鲁晓夫并且保证，在１１月美国国会选举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件。一周以后，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提到征召后备役军人以及美国对苏联向古巴进行海运而引起的惊恐问题。声明说，苏联的船只是装运"给古巴人民日用品和食物"，但是，接着又承认：“由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威胁，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还装载着一定数量的武器，以及训练古巴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声明继续说：“苏联政府还授权塔斯社声明，苏联不需要为了击退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的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国家，例如古巴。我们的核武器爆炸力如此强大，而苏联又拥有如此强大的火箭来运载这些核弹头，以致没有必要在苏联疆土之外寻找发射核武器的场所。……苏联有可能从它自己的国土上支援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是古巴。”
到９月１８日至２１日的时候，美中央情报局开始接到秘密报告，说是在古巴圣克里斯托克瓦尔地区有诡秘的活动，并有情报说６０英尺长的导弹已在古巴境内。但中央情报局对这些情报的可靠性仍表示怀疑。而事实上，第四个古巴中远程导弹基地工程似乎已在９月２５日到９月３０日之间在古巴萨瓜拉格兰德开始。同时，在９月２８日，流亡的古巴大学生指导委员会透露说，已有１５处导弹基地在建造中。不过，这些迹象都未引起白宫的高度重视。
然而，美国人并不放心。１０月１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讨论一旦发现苏联进攻性武器之后的紧急作战计划，并讨论了在必要时如何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大西洋军区总司令罗伯特·李·邓尼森海军上将受命对可能进行的封锁古巴行动作准备。１０月６日，邓尼森的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１０月８日，一支Ｆ—４Ｈ战斗机中队进驻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佛罗里达群岛最西端的基伟斯特岛，以加强美国在那里的空军力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好准备，而又暂时不惊动苏联。对外，美军则宣称这是每年在这一区域例行的代号为"两栖演习′６２”的两栖进攻性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１０月１４日是星期天。在这个万里无云的星期日凌晨，两架美国Ｕ—２飞机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上空。其中一架由小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驾驶，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执行任务归来后，底片迅速送到洗印室，再送到判读中心，由专家们仔细地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一傍晚，在判读模糊不清和错综复杂的记号时，他们认出了一座发射台、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甚至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还发现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根据其他的挖掘工程来看，似乎还在修建射程为２０００英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
１０月１６日，肯尼迪总统才得到上述情况的汇报。他对赫鲁晓夫欺骗他的行为非常恼怒，并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他没有料到苏联人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会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没有料到转眼之间古巴戏剧性地拥有了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装备最好的军事力量。肯尼迪感到，苏联导弹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要是不猛烈回击，那就会有损他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并使美国如芒在背。肯尼迪决定，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
７．３封锁还是空袭？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晨，肯尼迪总统听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的汇报之后，立即指示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在上午１１点４５分开会，讨论对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的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总统和副总统，还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拉丁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和卢埃林·汤普森、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隆、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总统顾问特德·索伦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等人。这些人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从这天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开始，一直开到周末，除休息外都是讨论。
在会上，不仅详尽讨论了美国应作出什么反应，还讨论了苏联人为什么采取这样激烈和危险的一反常态的做法，下一步又打算干什么。
对于后一个问题，在会上提出了几种不同看法，各种看法之间，有些部分是相同的，有些内容则是相互矛盾的。
第一种看法是冷战策略。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赫鲁晓夫可能断定美国人太胆小，不敢冒核战争的风险，美国人一旦实际面对着这些导弹，除了抗议之外，不会做什么别的，这样美国人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从而使盟国不相信美国的话而谋求同苏联人和解，特别是听任共产党在拉丁美洲增加影响。认为赫鲁晓夫在核武器上花了大量的金钱和力气之后，虽然希望永远不会在战争中使用它，但至少他想再试上一试，用它来达到讹诈的目的。所以，这是对美国抵抗意志的一次试探和考验。
第二种看法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圈套。有人说，依照赫鲁晓夫的估计，如果美国真的作出反应——假定说，进攻“小小的"古巴——那么盟国就会出现分裂，联合国就会感到震惊，拉丁美洲国家的反美情绪将会比过去更为激烈。当美国的部队和精力转移到这里时，赫鲁晓夫就会乘机迅速进入西柏林。还有人推测，赫鲁晓夫还估计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有助于他向斯大林分子和中国人证明，西方并不是"纸老虎"。
第三种看法是为了保卫古巴。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大力扶植古巴，不能听任古巴垮掉，就在于他意识到：苏联在西半球有一个卫星国是极有价值的，这对苏联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和与赤色中国对抗，都非常有利。
第四种看法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认为赫鲁晓夫企图利用这些导弹基地作为筹码，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或在联合国中与肯尼迪讨价还价——以这些基地换取他所需要的那种柏林协定，或换取美国撤退其海外基地。
第五种看法是为了显示导弹实力。有人认为，苏联急于弥补美苏在导弹方面存在的差距。如果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和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费用太高；如果在古巴设置基地，部署他们现有的中近程弹道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那么他们就能迅速而相当廉价地大大增加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总数。这些导弹能够越过美国大多数导弹警报系统，在发射和到达目标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使对方不可能发出战术警报。美核轰炸机在跑道上保持的１５分钟地面待命，就嫌时间太长了。
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实际上对双方的战略均势并不能造成多大改变。但战略均势在外表上是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这种表面的变化，对国民意志和世界领导地位都会起作用。
肯尼迪认为，第三、第五种看法，可能是苏联方面的动机，但第一种看法所指出的可能性，或许最切合实际。
由于对苏联动机的分析各持己见，无法很有把握地肯定其中一种意见，因此在讨论对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时，依然是见解纷呈，莫衷一是。
１０月１７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继续讨论对策时，至少提出过七种可供选择的方案：（１）目前什么行动也不采取；（２）采取外交行动，把苏联人拉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解决问题；（３）派使者去见赫鲁晓夫，对苏联人施加压力并提出警告，悄悄解决此事；（４）离间苏古关系，即同卡斯特罗秘密接触，使他同苏联人分开，并向他提出警告，倘若不接受美国的建议，他的岛国将遭到毁灭，况且，苏联人也正在出卖他；（５）进行封锁；（６）实行空袭；（７）入侵古巴，军队开进去，把古巴从卡斯特罗手里夺过来。
１０月１８、１９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仍然夜以继日地进行讨论，最后形成了两种带倾向性的意见。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为一方，包括肯尼迪总统顾问中的多数人，主张全面空袭古巴，是属于"强硬派"。他们认为，封锁解决不了问题，应力求以空中袭击，摧毁那些导弹，这一办法不仅可以显示美国的决心，而且会使赫鲁晓夫恢复理智。持这一主张的人也认识到，要在军事上万无一失，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以消灭一切可能产生的危险。他们指出，空袭之后，几乎可以肯定需要继之以陆上进攻，在进攻中可能会有２５０００美国人和相应数量的古巴人伤亡。他们确信，由于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上述空袭和陆上入侵定然成功，苏联人的反应，很可能是在侧翼地区，或者甚至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心脏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代表的"温和派"，则提出了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的主张。他们认为，封锁"目的在于阻止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并且可望强迫撤走已经设置在那里的导弹"。他们还指出，封锁是一条介乎无所作为和战争之间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利用了美国在当地常规力量方面的优势，同时使美国在以后的行动上处于既可战又可和的有利地位。
那些主张采取军事打击、反对封锁的人指出，封锁实际上搞不掉导弹，甚至也无法使导弹基地停止继续工作。导弹已经运进了古巴，用封锁的办法，充其量只能做到"亡羊补牢"而已。此外，他们还争辩说，当应该集中注意力对付古巴和卡斯特罗的时候，我们将会因为迫使苏联船舶停航而引起同苏联发生一场对抗。
他们最有力的论点是，美国在古巴周围设置封锁线，等于引诱俄国人对柏林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美国提出以撤除在古巴的导弹作为美国解除封锁的条件，那么，苏联就会提出撤除包围苏联的导弹作为相应的行动。
委员们在审查一张拍摄于１０月１７日（星期三）的侦察照片时，发现了其他一些设施，至少有１６枚、也可能是３２枚射程超过１０００英里的导弹。美国的军事专家说，这些导弹可以在一周内使用。第二天，星期四，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在古巴的导弹的原子弹头的威力，大约相当于整个苏联现有的洲际导弹总能量的一半。照片表明，那些导弹都对准了一些美国城市，估计在它们发射后的几分钟之内，将要死掉８０００万美国人。于是，强硬派要求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甚至同总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认为必须进行军事袭击。总统问到俄国人将会作出什么反应时，李梅将军向他保证说，不会有什么反应。肯尼迪总统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同我们一样决不会听其自然而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在发表了那么多声明之后，决不会让我们搞掉他们的导弹，杀死大量俄国人，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如果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当然会在柏林采取行动。”
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开始来出席会议，他强烈赞成空袭方针。他说，美国总统对美国人民以及整个自由世界人民的安全负有责任，总统的义务就是采取能够保护这一安全的唯一的行动，这就意味着要把导弹摧毁。
然而，肯尼迪总统倾向于进行封锁。
１０月１９日，封锁的方案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封锁派"已占了绝对优势。
封锁是比空袭更为有限、更为低调的军事行动。它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种选择，只要他的船只避开，就可避免一切直接的军事冲突，至少，它可以在不打一枪或不杀伤一名苏联公民和古巴公民的情况下就实行起来。因此，似乎不大可能突然出现直接的军事报复。况且，在离美国不远的加勒比海上交锋，即使不可避免，也是对美国最有力的军事对抗。封锁也有弊病。与空袭相比，封锁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不能给赫鲁晓夫和全世界一个既成事实，它是一种旷日持久、使人痛苦的解决办法，它的影响无法预料，持续多长时间也无法肯定。它将给苏联在古巴的导弹投入使用以足够的时间。
在美国方面看来，封锁是有吸引力的。它的好处是使美国可以更有节制地升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升级或迅速升级。它可以作为向赫鲁晓夫发出的一种明白无误的，而又不是突然的或屈辱性的警告，让他们了解美国人期待他采取什么行动。由于封锁是慎重的，可以避免重大伤亡，可以避免进攻古巴领土，所以它比空袭更容易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使美洲国家和盟国支持美国初步采取的立场，并使以后需要采取的行动，不论是空袭还是其他行动，都更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因此，总统选择了封锁，并成立了封锁领导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采取哪种封锁方式的问题。
小组委员会建议，封锁应从最低一级行动着手，即避免激怒与古巴有贸易关系的盟国，只对进攻性武其实行封锁。肯尼迪表示，防御性武岂不是不可以容许的，他还把全部粮食和供应品都排除在禁运之外，这对无辜的古巴人的影响不可低估。这样区别对待，还可避免拦截潜艇和飞机的困难（即使把导弹和轰炸机拆成部件，要用飞机和潜艇运进古巴也是难以办到的）。
小组委员会所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封锁是否包括军方所谓的"ＰＯＬ”（即石油、原油和润滑油）在内。如果对“ＰＯＬ”实行禁运，就必然会使全部油船折回，并直接导致古巴经济的崩溃。这些商品虽然同进攻性战争机器相关，但作为初步行动的一个措施，似乎太严厉了，很可能迫使对方作出更为敌对的反应。这样做，很可能使卡斯特罗认为，美国的矛头是针对古巴生存的，而不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导弹的。讨论后提出的建议是：“ＰＯＬ”的禁运暂不施行，而是留待以后需要升级时作为收紧封锁的一种手段。
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的决定，是１０月１９日（星期五）由肯尼迪总统作出的。在作出决定之前，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认为：“明显的是一定要让整个美国知道这一消息，而且越快越好。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总统应该在他能够讲他将采取什么行动时亲自宣布这一消息。而在同赫鲁晓夫竞争的情况下，又迫切需要短时间的保密也是显而易见的。显然，赫鲁晓夫正试图以有意的欺骗性保证偷偷地完成他的部署。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动，也不知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作出反应。”
因此，为了对苏联进行反欺骗，邦迪故意对美国广播公司说：“我认为古巴人、古巴政府和苏联政府目前不可能联合起来，试图部署具有大规模进攻性能力的武器。”
１０月１８日，星期四下午，为了表示一切处于正常，肯尼迪接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无疑也知道苏联有核导弹在古巴，但他不知道肯尼迪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因此他矢口否认在古巴布置有导弹一事。葛罗米柯说，苏联对古巴的援助，"目的完全在于对古巴的防御能力提供帮助。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苏联政府是不会给予这种援助的"。为了不让苏联察觉到美国已知此事，从而有更多的掩盖和准备时间，肯尼迪在葛罗米柯面前装糊涂，没有多说关于古巴的事情。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晨，肯尼迪总统听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的汇报之后，立即指示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在上午１１点４５分开会，讨论对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的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总统和副总统，还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拉丁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和卢埃林·汤普森、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隆、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总统顾问特德·索伦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等人。这些人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从这天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开始，一直开到周末，除休息外都是讨论。
在会上，不仅详尽讨论了美国应作出什么反应，还讨论了苏联人为什么采取这样激烈和危险的一反常态的做法，下一步又打算干什么。
对于后一个问题，在会上提出了几种不同看法，各种看法之间，有些部分是相同的，有些内容则是相互矛盾的。
第一种看法是冷战策略。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赫鲁晓夫可能断定美国人太胆小，不敢冒核战争的风险，美国人一旦实际面对着这些导弹，除了抗议之外，不会做什么别的，这样美国人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从而使盟国不相信美国的话而谋求同苏联人和解，特别是听任共产党在拉丁美洲增加影响。认为赫鲁晓夫在核武器上花了大量的金钱和力气之后，虽然希望永远不会在战争中使用它，但至少他想再试上一试，用它来达到讹诈的目的。所以，这是对美国抵抗意志的一次试探和考验。
第二种看法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圈套。有人说，依照赫鲁晓夫的估计，如果美国真的作出反应——假定说，进攻“小小的"古巴——那么盟国就会出现分裂，联合国就会感到震惊，拉丁美洲国家的反美情绪将会比过去更为激烈。当美国的部队和精力转移到这里时，赫鲁晓夫就会乘机迅速进入西柏林。还有人推测，赫鲁晓夫还估计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有助于他向斯大林分子和中国人证明，西方并不是"纸老虎"。
第三种看法是为了保卫古巴。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大力扶植古巴，不能听任古巴垮掉，就在于他意识到：苏联在西半球有一个卫星国是极有价值的，这对苏联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和与赤色中国对抗，都非常有利。
第四种看法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认为赫鲁晓夫企图利用这些导弹基地作为筹码，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或在联合国中与肯尼迪讨价还价——以这些基地换取他所需要的那种柏林协定，或换取美国撤退其海外基地。
第五种看法是为了显示导弹实力。有人认为，苏联急于弥补美苏在导弹方面存在的差距。如果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和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费用太高；如果在古巴设置基地，部署他们现有的中近程弹道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那么他们就能迅速而相当廉价地大大增加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总数。这些导弹能够越过美国大多数导弹警报系统，在发射和到达目标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使对方不可能发出战术警报。美核轰炸机在跑道上保持的１５分钟地面待命，就嫌时间太长了。
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实际上对双方的战略均势并不能造成多大改变。但战略均势在外表上是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这种表面的变化，对国民意志和世界领导地位都会起作用。
肯尼迪认为，第三、第五种看法，可能是苏联方面的动机，但第一种看法所指出的可能性，或许最切合实际。
由于对苏联动机的分析各持己见，无法很有把握地肯定其中一种意见，因此在讨论对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时，依然是见解纷呈，莫衷一是。
１０月１７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继续讨论对策时，至少提出过七种可供选择的方案：（１）目前什么行动也不采取；（２）采取外交行动，把苏联人拉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解决问题；（３）派使者去见赫鲁晓夫，对苏联人施加压力并提出警告，悄悄解决此事；（４）离间苏古关系，即同卡斯特罗秘密接触，使他同苏联人分开，并向他提出警告，倘若不接受美国的建议，他的岛国将遭到毁灭，况且，苏联人也正在出卖他；（５）进行封锁；（６）实行空袭；（７）入侵古巴，军队开进去，把古巴从卡斯特罗手里夺过来。
１０月１８、１９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仍然夜以继日地进行讨论，最后形成了两种带倾向性的意见。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为一方，包括肯尼迪总统顾问中的多数人，主张全面空袭古巴，是属于"强硬派"。他们认为，封锁解决不了问题，应力求以空中袭击，摧毁那些导弹，这一办法不仅可以显示美国的决心，而且会使赫鲁晓夫恢复理智。持这一主张的人也认识到，要在军事上万无一失，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以消灭一切可能产生的危险。他们指出，空袭之后，几乎可以肯定需要继之以陆上进攻，在进攻中可能会有２５０００美国人和相应数量的古巴人伤亡。他们确信，由于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上述空袭和陆上入侵定然成功，苏联人的反应，很可能是在侧翼地区，或者甚至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心脏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代表的"温和派"，则提出了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的主张。他们认为，封锁"目的在于阻止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并且可望强迫撤走已经设置在那里的导弹"。他们还指出，封锁是一条介乎无所作为和战争之间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利用了美国在当地常规力量方面的优势，同时使美国在以后的行动上处于既可战又可和的有利地位。
那些主张采取军事打击、反对封锁的人指出，封锁实际上搞不掉导弹，甚至也无法使导弹基地停止继续工作。导弹已经运进了古巴，用封锁的办法，充其量只能做到"亡羊补牢"而已。此外，他们还争辩说，当应该集中注意力对付古巴和卡斯特罗的时候，我们将会因为迫使苏联船舶停航而引起同苏联发生一场对抗。
他们最有力的论点是，美国在古巴周围设置封锁线，等于引诱俄国人对柏林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美国提出以撤除在古巴的导弹作为美国解除封锁的条件，那么，苏联就会提出撤除包围苏联的导弹作为相应的行动。
委员们在审查一张拍摄于１０月１７日（星期三）的侦察照片时，发现了其他一些设施，至少有１６枚、也可能是３２枚射程超过１０００英里的导弹。美国的军事专家说，这些导弹可以在一周内使用。第二天，星期四，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在古巴的导弹的原子弹头的威力，大约相当于整个苏联现有的洲际导弹总能量的一半。照片表明，那些导弹都对准了一些美国城市，估计在它们发射后的几分钟之内，将要死掉８０００万美国人。于是，强硬派要求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甚至同总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认为必须进行军事袭击。总统问到俄国人将会作出什么反应时，李梅将军向他保证说，不会有什么反应。肯尼迪总统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同我们一样决不会听其自然而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在发表了那么多声明之后，决不会让我们搞掉他们的导弹，杀死大量俄国人，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如果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当然会在柏林采取行动。”
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开始来出席会议，他强烈赞成空袭方针。他说，美国总统对美国人民以及整个自由世界人民的安全负有责任，总统的义务就是采取能够保护这一安全的唯一的行动，这就意味着要把导弹摧毁。
然而，肯尼迪总统倾向于进行封锁。
１０月１９日，封锁的方案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封锁派"已占了绝对优势。
封锁是比空袭更为有限、更为低调的军事行动。它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种选择，只要他的船只避开，就可避免一切直接的军事冲突，至少，它可以在不打一枪或不杀伤一名苏联公民和古巴公民的情况下就实行起来。因此，似乎不大可能突然出现直接的军事报复。况且，在离美国不远的加勒比海上交锋，即使不可避免，也是对美国最有力的军事对抗。封锁也有弊病。与空袭相比，封锁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不能给赫鲁晓夫和全世界一个既成事实，它是一种旷日持久、使人痛苦的解决办法，它的影响无法预料，持续多长时间也无法肯定。它将给苏联在古巴的导弹投入使用以足够的时间。
在美国方面看来，封锁是有吸引力的。它的好处是使美国可以更有节制地升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升级或迅速升级。它可以作为向赫鲁晓夫发出的一种明白无误的，而又不是突然的或屈辱性的警告，让他们了解美国人期待他采取什么行动。由于封锁是慎重的，可以避免重大伤亡，可以避免进攻古巴领土，所以它比空袭更容易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使美洲国家和盟国支持美国初步采取的立场，并使以后需要采取的行动，不论是空袭还是其他行动，都更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因此，总统选择了封锁，并成立了封锁领导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采取哪种封锁方式的问题。
小组委员会建议，封锁应从最低一级行动着手，即避免激怒与古巴有贸易关系的盟国，只对进攻性武其实行封锁。肯尼迪表示，防御性武岂不是不可以容许的，他还把全部粮食和供应品都排除在禁运之外，这对无辜的古巴人的影响不可低估。这样区别对待，还可避免拦截潜艇和飞机的困难（即使把导弹和轰炸机拆成部件，要用飞机和潜艇运进古巴也是难以办到的）。
小组委员会所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封锁是否包括军方所谓的"ＰＯＬ”（即石油、原油和润滑油）在内。如果对“ＰＯＬ”实行禁运，就必然会使全部油船折回，并直接导致古巴经济的崩溃。这些商品虽然同进攻性战争机器相关，但作为初步行动的一个措施，似乎太严厉了，很可能迫使对方作出更为敌对的反应。这样做，很可能使卡斯特罗认为，美国的矛头是针对古巴生存的，而不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导弹的。讨论后提出的建议是：“ＰＯＬ”的禁运暂不施行，而是留待以后需要升级时作为收紧封锁的一种手段。
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的决定，是１０月１９日（星期五）由肯尼迪总统作出的。在作出决定之前，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认为：“明显的是一定要让整个美国知道这一消息，而且越快越好。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总统应该在他能够讲他将采取什么行动时亲自宣布这一消息。而在同赫鲁晓夫竞争的情况下，又迫切需要短时间的保密也是显而易见的。显然，赫鲁晓夫正试图以有意的欺骗性保证偷偷地完成他的部署。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动，也不知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作出反应。”
因此，为了对苏联进行反欺骗，邦迪故意对美国广播公司说：“我认为古巴人、古巴政府和苏联政府目前不可能联合起来，试图部署具有大规模进攻性能力的武器。”
１０月１８日，星期四下午，为了表示一切处于正常，肯尼迪接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无疑也知道苏联有核导弹在古巴，但他不知道肯尼迪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因此他矢口否认在古巴布置有导弹一事。葛罗米柯说，苏联对古巴的援助，"目的完全在于对古巴的防御能力提供帮助。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苏联政府是不会给予这种援助的"。为了不让苏联察觉到美国已知此事，从而有更多的掩盖和准备时间，肯尼迪在葛罗米柯面前装糊涂，没有多说关于古巴的事情。
７．４海上封锁
肯尼迪１０月１９日作出海上封锁的决定之后，美国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当天下午６点，召开了自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务院的官员开始对美洲国家组织开展拉拢工作，艾奇逊被委以重任，派到欧洲去向戴高乐和北约组织通报美国即将采取的行动。美国新闻署给了各家私营电台一项重要的专题转播任务，把肯尼迪将要发表的演说，用西班牙语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播放。
美国在军事上加紧为封锁作准备。海军在加勒比海部署了１８０艘舰艇；Ｂ－５２轰炸机部队奉命满载核武器在空中作昼夜飞行；第一装甲师深夜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开往佐治亚州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还有５个师处于戒备状态。
１０月２０日是星期六。这天一大早，肯尼迪决定缩短他的竞选旅行，提前返回白宫，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但给新闻界透露的消息是，总统缩短旅行是由于患感冒。
１０月２１日下午，肯尼迪请海军参谋长小安德森详谈封锁的计划和程序。这个海军上将说，首先向每条驶来的船只发出停止前进的信号，以便上船检查；然后，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反应，就朝船头正前方开炮以示警告；最后，如果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射击船板，使岂不能行驶，但并不将它击沉。
“你肯定这能办到吗？"总统苦笑着问道。
“能办到，总统！"海军上将回答。
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一）下午６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会晤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大使从屋子里走出来时，铁青着脸，显得惊慌失措。
同一天晚上７点，肯尼迪在白宫他的书房里，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肯尼迪认为这一"秘密、迅速和异乎寻常的导弹设施"是“蓄意的挑衅和对现状作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他说，苏联的行动是对国际协议和宪章的公然蔑视，也是对它自己的多次公开警告的公然蔑视。在特别提到那些导弹将能够打击西半球的大部分城市后，肯尼迪总统又以强调的语气列举了美国即将采取的"初步措施"：
（１）对一切正在驶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
（２）增加对古巴及其领土上军事集结的监视，如果苏联继续作进攻性准备，美国就有正当理由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３）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因而，需要对苏联作出全面的报复性反应；
（４）加强美国在关塔纳摩基地的力量，疏散军事人员的家属；
（５）立刻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讨论对西半球安全的威胁；（６）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对世界和平的威胁；（７）呼吁赫鲁晓夫放弃"统治世界的方针"，共同作出历史性的努力。
肯尼迪在广播讲话中说，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使我们吸取了一个明确的教训：如果允许侵略行动不受遏止和不遭反对地继续下去，最终必将导致战争。他向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说：
“我呼吁赫鲁晓夫主席停止和取消这种对世界和平和我们两国稳定关系的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性的威胁行动。我进一步要求他放弃统治世界的方针，与我们共同作出历史性的努力，以结束危险的军事竞赛，改变人类的历史。使世界免坠毁灭深渊的良机现在正摆在他们的面前。他应该恪守其政府声明，即没有必要在其领土以外部署导弹。他应该把这些武器从古巴撤走。他应该克制，防止做出任何将会扩大或加深目前这场危机的举动。他还应该参与寻求和平和永久解决方案的努力。”
在演说中，肯尼迪告诫道：“我们已开始的努力是困难和危险的"，而"最大的危险将是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他威胁说：“我们不会过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决不畏缩。”
演说由美国新闻署用３８种语言，播往世界各地，并立即用更多种语言书面印发出去。演说发表之前，只有少数几名西方领导人事先得到关于此事的通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们是分别于１０月２１日和２２日早上得到通知的。
肯尼迪的讲话，使美国和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据他估计，苏联人径直走向战争的可能性，"约在２∶１和１∶１之间"。
肯尼迪极欣赏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说话温和但手执大棒"，认为它是美国应"奉行的一条很好的准则"。因此，他在演说中用"隔离"一词代替了"封锁"，认为这个词比"封锁"火药味较少，比较适用于和平、自卫的行动。
然而，婉转的言词并没有减弱行动的火药味。封锁命令一下达，美国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即开始集中。此外，还调集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开始采取保护美国免遭核袭击的种种预防措施。
根据肯尼迪的命令，美国海军派遣第一批４０艘军舰和２万名海军士兵实行封锁古巴的行动。事实上，在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之前，隔离行动司令阿尔福雷德·Ｇ·华德海军中将已经命令他部队的一部分处于戒备状态并秘密派遣一些舰艇出海。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早上，驱逐舰舰长们被告知要作好立即行动的准备，但又被告知既不要通过当地广播电视召船员们回舰，也不要往该地以外的区域发电报。如果某舰缺员，可以从已进入船坞的舰艇上"借用"。
同样，尽管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Ｓ·鲍威尔将军在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之前就命令他的部队静悄悄地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他还是等到肯尼迪演说之后才命令直升飞机升空待战。不过，鲍威尔并不担心他的战斗准备行动会被苏联人知道。相反，他相信，"最重要的是要让苏联人知道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戒备状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鲍威尔将军命令用明码向五角大楼发报，强调指出战略空军司令部已经“严阵以待"。无疑，他这一个"破绽"，是故意给苏联情报机构看的。
肯尼迪演说刚一结束，美"北极星"导弹潜艇便从军港蜂拥而出，向预定位置进发。包括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内的美驻世界各地常规部队和战略核力量部队被命令进入３级国防戒备状态（国防戒备状态共分五级）。战略空军司令部首次进入２级国防戒备状态。星期三上午６时，就在"隔离"正式生效前几个小时，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
（１）作战人员２４小时昼夜警戒值班。
（２）取消所有休假，召回全部人员。
（３）１８３架Ｂ—４７型轰炸机飞往３３个预先选定的民用和军用机场。
（４）Ｂ—５２空中警戒训练计划被扩充，以保证全部Ｂ—５２飞机的１／８在２４小时内不停地轮班作警戒飞行。一架飞机着陆后，另一架马上升空。这样，在空中一直有５７架轰炸机和６１架加油机在飞行。载有１８２件核武器的４９架Ｂ—５２轰炸机保持战位，随时准备执行命令。
（５）额外增加的Ｂ—５２和Ｂ—４７轰炸机及加油机在扩充的跑道上待命起飞。机场值班飞机共计６７２架轰炸机和３８１架加油机，共载有１６２７件核武器。
（６）９０枚"宇宙神'和４６枚"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许多官员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在办公室里搭起帆布床，全体工作人员轮流值班。
肯尼迪刚刚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军事封锁，许多美国人便纷纷离开华盛顿等大城市，逃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有的人则重新收拾好他们的防放射性尘埃的防空洞以防不测。
这时候，在古巴的４２枚苏联导弹及其弹头还有军事人员已全部到位，有两枚导弹已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可以随时运用。古巴大约有２万苏联部队，分成４个大队，每队５０００人左右——两个大队在哈瓦那附近，一个在古巴中部，一个在东部。他们拥有现代化地面作战装备，包括像美国的"诚实约翰"那样的火箭发射装置。同时，苏联的部分舰艇尚在途中，但那上面运的是辅助用品和供应军事人员的食品。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夫认为：“必要时没有这些东西也能对付。”
２３日，肯尼迪总统签署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公告宣布，从２４日期，美军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船只并勒令这些船听候美军的检查；凡飞往古巴的运输机也将遇到拦截，迫令其降落美国机场听候检查，否则，即予以击落；对于被搜寻发现的苏联潜艇，如果无视要它"升出水面"的信号，即用深水炸弹予以炸毁。此时，古巴工人仍在日夜不停地加紧建筑导弹基地，４２枚中程核导弹正在加快拆箱，准备装到发射台上。在大西洋上，至少有２５艘苏联商船正向古巴驶去。
１０月２３日，在肯尼迪发表演说后的１３个小时内，苏联毫无反应。但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是一片混乱。赫鲁晓夫没有料到，古巴导弹基地会这样快地被发现，而且美国是这样快地实行了海上封锁。赫鲁晓夫之所以选择秋季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是因为他认为秋季是飓风季节，会妨碍美国Ｕ—２侦察飞机的越境飞行，而且也正值美国政府竞选，即便发现，肯尼迪政府也不会采取激烈行动；加之，苏联的技术已大大缩短了建造核导弹发射场所需要的时间。直到１３个小时后，即莫斯科时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３点，苏联才有了第一个反应。塔斯社开始发表苏联政府的第一个声明，谴责美国的海上封锁是"海盗行为"，宣称，苏联决不会指示那些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的船长服从美国海军的命令，如果美国要对苏联船只采取任何干涉行动的话，苏联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此时，苏方态度仍很强硬。
肯尼迪１０月１９日作出海上封锁的决定之后，美国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当天下午６点，召开了自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务院的官员开始对美洲国家组织开展拉拢工作，艾奇逊被委以重任，派到欧洲去向戴高乐和北约组织通报美国即将采取的行动。美国新闻署给了各家私营电台一项重要的专题转播任务，把肯尼迪将要发表的演说，用西班牙语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播放。
美国在军事上加紧为封锁作准备。海军在加勒比海部署了１８０艘舰艇；Ｂ－５２轰炸机部队奉命满载核武器在空中作昼夜飞行；第一装甲师深夜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开往佐治亚州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还有５个师处于戒备状态。
１０月２０日是星期六。这天一大早，肯尼迪决定缩短他的竞选旅行，提前返回白宫，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但给新闻界透露的消息是，总统缩短旅行是由于患感冒。
１０月２１日下午，肯尼迪请海军参谋长小安德森详谈封锁的计划和程序。这个海军上将说，首先向每条驶来的船只发出停止前进的信号，以便上船检查；然后，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反应，就朝船头正前方开炮以示警告；最后，如果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射击船板，使岂不能行驶，但并不将它击沉。
“你肯定这能办到吗？"总统苦笑着问道。
“能办到，总统！"海军上将回答。
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一）下午６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会晤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大使从屋子里走出来时，铁青着脸，显得惊慌失措。
同一天晚上７点，肯尼迪在白宫他的书房里，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肯尼迪认为这一"秘密、迅速和异乎寻常的导弹设施"是“蓄意的挑衅和对现状作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他说，苏联的行动是对国际协议和宪章的公然蔑视，也是对它自己的多次公开警告的公然蔑视。在特别提到那些导弹将能够打击西半球的大部分城市后，肯尼迪总统又以强调的语气列举了美国即将采取的"初步措施"：
（１）对一切正在驶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
（２）增加对古巴及其领土上军事集结的监视，如果苏联继续作进攻性准备，美国就有正当理由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３）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因而，需要对苏联作出全面的报复性反应；
（４）加强美国在关塔纳摩基地的力量，疏散军事人员的家属；
（５）立刻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讨论对西半球安全的威胁；（６）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对世界和平的威胁；（７）呼吁赫鲁晓夫放弃"统治世界的方针"，共同作出历史性的努力。
肯尼迪在广播讲话中说，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使我们吸取了一个明确的教训：如果允许侵略行动不受遏止和不遭反对地继续下去，最终必将导致战争。他向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说：
“我呼吁赫鲁晓夫主席停止和取消这种对世界和平和我们两国稳定关系的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性的威胁行动。我进一步要求他放弃统治世界的方针，与我们共同作出历史性的努力，以结束危险的军事竞赛，改变人类的历史。使世界免坠毁灭深渊的良机现在正摆在他们的面前。他应该恪守其政府声明，即没有必要在其领土以外部署导弹。他应该把这些武器从古巴撤走。他应该克制，防止做出任何将会扩大或加深目前这场危机的举动。他还应该参与寻求和平和永久解决方案的努力。”
在演说中，肯尼迪告诫道：“我们已开始的努力是困难和危险的"，而"最大的危险将是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他威胁说：“我们不会过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决不畏缩。”
演说由美国新闻署用３８种语言，播往世界各地，并立即用更多种语言书面印发出去。演说发表之前，只有少数几名西方领导人事先得到关于此事的通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们是分别于１０月２１日和２２日早上得到通知的。
肯尼迪的讲话，使美国和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据他估计，苏联人径直走向战争的可能性，"约在２∶１和１∶１之间"。
肯尼迪极欣赏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说话温和但手执大棒"，认为它是美国应"奉行的一条很好的准则"。因此，他在演说中用"隔离"一词代替了"封锁"，认为这个词比"封锁"火药味较少，比较适用于和平、自卫的行动。
然而，婉转的言词并没有减弱行动的火药味。封锁命令一下达，美国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即开始集中。此外，还调集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开始采取保护美国免遭核袭击的种种预防措施。
根据肯尼迪的命令，美国海军派遣第一批４０艘军舰和２万名海军士兵实行封锁古巴的行动。事实上，在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之前，隔离行动司令阿尔福雷德·Ｇ·华德海军中将已经命令他部队的一部分处于戒备状态并秘密派遣一些舰艇出海。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早上，驱逐舰舰长们被告知要作好立即行动的准备，但又被告知既不要通过当地广播电视召船员们回舰，也不要往该地以外的区域发电报。如果某舰缺员，可以从已进入船坞的舰艇上"借用"。
同样，尽管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Ｓ·鲍威尔将军在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之前就命令他的部队静悄悄地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他还是等到肯尼迪演说之后才命令直升飞机升空待战。不过，鲍威尔并不担心他的战斗准备行动会被苏联人知道。相反，他相信，"最重要的是要让苏联人知道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戒备状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鲍威尔将军命令用明码向五角大楼发报，强调指出战略空军司令部已经“严阵以待"。无疑，他这一个"破绽"，是故意给苏联情报机构看的。
肯尼迪演说刚一结束，美"北极星"导弹潜艇便从军港蜂拥而出，向预定位置进发。包括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内的美驻世界各地常规部队和战略核力量部队被命令进入３级国防戒备状态（国防戒备状态共分五级）。战略空军司令部首次进入２级国防戒备状态。星期三上午６时，就在"隔离"正式生效前几个小时，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
（１）作战人员２４小时昼夜警戒值班。
（２）取消所有休假，召回全部人员。
（３）１８３架Ｂ—４７型轰炸机飞往３３个预先选定的民用和军用机场。
（４）Ｂ—５２空中警戒训练计划被扩充，以保证全部Ｂ—５２飞机的１／８在２４小时内不停地轮班作警戒飞行。一架飞机着陆后，另一架马上升空。这样，在空中一直有５７架轰炸机和６１架加油机在飞行。载有１８２件核武器的４９架Ｂ—５２轰炸机保持战位，随时准备执行命令。
（５）额外增加的Ｂ—５２和Ｂ—４７轰炸机及加油机在扩充的跑道上待命起飞。机场值班飞机共计６７２架轰炸机和３８１架加油机，共载有１６２７件核武器。
（６）９０枚"宇宙神'和４６枚"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许多官员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在办公室里搭起帆布床，全体工作人员轮流值班。
肯尼迪刚刚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军事封锁，许多美国人便纷纷离开华盛顿等大城市，逃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有的人则重新收拾好他们的防放射性尘埃的防空洞以防不测。
这时候，在古巴的４２枚苏联导弹及其弹头还有军事人员已全部到位，有两枚导弹已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可以随时运用。古巴大约有２万苏联部队，分成４个大队，每队５０００人左右——两个大队在哈瓦那附近，一个在古巴中部，一个在东部。他们拥有现代化地面作战装备，包括像美国的"诚实约翰"那样的火箭发射装置。同时，苏联的部分舰艇尚在途中，但那上面运的是辅助用品和供应军事人员的食品。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夫认为：“必要时没有这些东西也能对付。”
２３日，肯尼迪总统签署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公告宣布，从２４日期，美军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船只并勒令这些船听候美军的检查；凡飞往古巴的运输机也将遇到拦截，迫令其降落美国机场听候检查，否则，即予以击落；对于被搜寻发现的苏联潜艇，如果无视要它"升出水面"的信号，即用深水炸弹予以炸毁。此时，古巴工人仍在日夜不停地加紧建筑导弹基地，４２枚中程核导弹正在加快拆箱，准备装到发射台上。在大西洋上，至少有２５艘苏联商船正向古巴驶去。
１０月２３日，在肯尼迪发表演说后的１３个小时内，苏联毫无反应。但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是一片混乱。赫鲁晓夫没有料到，古巴导弹基地会这样快地被发现，而且美国是这样快地实行了海上封锁。赫鲁晓夫之所以选择秋季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是因为他认为秋季是飓风季节，会妨碍美国Ｕ—２侦察飞机的越境飞行，而且也正值美国政府竞选，即便发现，肯尼迪政府也不会采取激烈行动；加之，苏联的技术已大大缩短了建造核导弹发射场所需要的时间。直到１３个小时后，即莫斯科时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３点，苏联才有了第一个反应。塔斯社开始发表苏联政府的第一个声明，谴责美国的海上封锁是"海盗行为"，宣称，苏联决不会指示那些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的船长服从美国海军的命令，如果美国要对苏联船只采取任何干涉行动的话，苏联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此时，苏方态度仍很强硬。
７．５世界危在旦夕
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５天中，即从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７日，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整个世界危在旦夕。
１０月２３日，星期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仍要按苏古协议继续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
当天，苏联潜艇开始驶进加勒比海。肯尼迪在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海军把追踪潜艇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要落实最大可能的安全措施。"而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发出威胁说，如果美国海军拦截苏联船只，那么"苏联迟早会命令它的潜艇击沉那些美国舰艇"。一般认为，苏联的这些潜艇都载有核武器。
同日，肯尼迪总统宣布从２４日期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舰船听候美国人检查。
１０月２４日，在６８个空军中队和８艘航空母舰护卫下，由９０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出动了。美舰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了一个弧形，封锁了古巴海域。与此同时，美国导弹部队全部奉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８００架Ｂ—４７型轰炸机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上百架Ｂ—５２、７０架Ｂ—５８型飞机都已装弹。９０架Ｂ—５２型战略轰炸机携带着２５至５０兆吨氢弹在大西洋上空待命。１００枚"阿特拉斯"、５０枚"大力神"和１２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不仅在佛罗里达和邻近各州，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进入戒备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
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海上"隔离"，于１０月２４日上午１０时起正式开始。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美国海军舰只控制了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在离古巴东部海岸约３００公里的大特克岛上，设有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站，密切监视往古巴去的船只的一举一动。一个美海军官员指着跟踪站中的那些大型雷达对随军记者说：“有了那些雷达，一只蚊子也别想溜过我们的眼皮。”
古巴和大西洋之间布满了巴哈马群岛那些大大小小的岛礁，苏联船只有６条通道可以行驶，而在每一条通道上，都有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游弋，虎视眈眈。在封锁线以外，还有航空母舰作后盾。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似地被团团围住了。
封锁舰队的主力，是４０艘原来准备在波多黎各进行对抗演习的战舰，它们已于１０月２１日秘密起航。１０月２４日，星期三，它们在海上与来自美国东部海岸诺福克和梅波特等军港的更多舰只汇合，构成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庞大舰队。空中，还有美国空军飞机巡航，用雷达搜寻所有进入加勒比海的船只，鉴别其国籍、型号与航向。
２４日上午１０时刚过几分钟之后，两艘苏联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已经距离美军封锁线只有几海里之遥了，同时，一艘苏联潜艇已经插入那两艘船之间的位置。
美军按原计划是先用一艘巡洋舰进行拦截，但是，由于危险增加了，所以在几小时前决定派一艘航空母舰前去，并由携有反潜艇设备的直升飞机盘旋上空给以支援。"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将用声纳信号通知该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如果它拒绝这样做，就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弹使之浮出水面。
在白宫里，肯尼迪总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事态的发展。此时，他用单调而低沉的声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不首先同一艘俄国潜艇交火呢——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麦克纳马拉说：“不，我们的船只危险太大了。别无其他办法，已经指示我们的司令官们，要尽可能避免发生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为此作好准备，我们也必须预料到会发生战争。”
肯尼迪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必须料到他们会封锁柏林——要为此作好最后准备。"这时，时钟已指向１０时２５分，再有十几分钟，无法挽回的事就可能要发生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信使给肯尼迪送来一张便条：“总统先生，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报告，该报告似乎表明几艘俄国船只都在海里停住不动了。"几分钟后，更详细的报告送来了，说有２０艘最靠近隔离线的苏联船只已经停在海上，有的已掉头走了。肯尼迪这才松了一口气。
总统后来推测，隔离的"威力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美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认为，苏联船只之所以停航或转向，部分原因无疑是担心对抗，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想让美国人拦截和检查那些载有极其秘密的物资的船只。肯尼迪总统也同意这一看法，他推论说，长崎以来，苏联军方对保密着了迷，不能冒险听任其导弹、核弹头和电子设备落入美军手中。
但是，苏联此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即以不携带武器的船只去考验封锁。这样，１０月２５日，一艘苏联油船"布加勒斯特号"和一艘东德客轮"人民之友号"不顾封锁直驶古巴。它们意外地被美国准许不加检查就通过隔离线，理由是它们不可能载运导弹或其他类似的设备。但与此同时，美国每天增派８架飞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低空侦察，以配合Ｕ—２飞机拍摄照片。当时在这个海域的或正在从大西洋驶向古巴的６艘苏联潜艇都遭到跟踪或骚扰，而且不时被迫在美国军舰面前浮出水面。
事实上，在１０月２２日，当一艘苏联Ｚ级潜艇在位于北大西洋中东部的亚速尔群岛再加油时被发现后，美国海军反潜舰只就已经开始搜索３５０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后来，美舰迫使６艘位于封锁线附近的苏联Ｆ级攻击型潜艇浮出水面。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苏联潜艇运用了诸如剧烈机动、抛射能迷惑声纳的诱饵装置以及借被跟踪的驱逐舰的尾流隐蔽自身等回避战术，但美国海军舰只还是成功地用主动声纳，甚至用了一些练习用的小型无害低爆发声深水炸弹迫使苏联潜艇上浮。其中，有一艘被迫上浮的苏联潜艇不知何故受了些损伤，无法续续下沉，就在水面上开回苏联去了。
１０月２５日，星期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大会上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佐林发难：“……，佐林先生，我要提醒你一下，上一次，你并没有否认存在着这些武器。可是，今天，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现在又说并不存在这些武器了……好吧，先生，我只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佐林大使，你承不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并正在古巴配置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和基地？请回答'是'或'不是'，不必等人翻译，请回答'是'或'不是'！”
佐林说：“我现在不是在一个美国法庭上，先生，因此，我不想回答一个像是检察官提问那样地对我提出的问题。到了适当的时候，先生，你就会得到回答。”
当佐林明显地根据指示拒绝回答时，史蒂文森打开了黑板架上的照片证据卷轴，上面清楚地显示出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仍在继续。
当晚，美军侦察机拍摄的空中照片显示了导弹基地的工作正在以特快的速度进行着。到了次日傍晚，伊尔－２８型轰炸机显然也正在迅速拆箱和装配之中。
这时，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向苏联和美国政府发出了调解呼吁。在和平主义者当中，罗素已经公开宣布肯尼迪"比希特勒坏得多"，他给赫鲁晓夫打电报说：
请允许我不揣冒昧地请求您在降低温度方面进一步给予帮助。……您的不断的忍耐对我们是莫大的希望。而给肯尼迪的电报是：
你的行动是孤注一掷。……简直想不出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屠杀。……终止这种疯狂行为吧。
１０月２５日，赫鲁晓夫首次表明了他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他在致罗素的信中称：“我乐于向你保证，苏联政府将不会作出任何鲁莽决定，将克制自己不发火，……并将尽一切力量消除这种充满无法挽回的后果的局势……我们将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爆发。我们充分认识到，这场战争一旦爆发，从它开始那一刻起，就会成为一场热核战争和世界大战。”
肯尼迪给罗素的回信则这样说：“我认为您的注意力与其放在那些抓住小偷的人身上，还不如放在小偷身上。”
赫鲁晓夫给吴丹的信写得较为简短，仅表示他同意吴丹代理秘书长的建议，即让苏联和美国政府"克制自己，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激化和大战危险的行动"，并"就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直接谈判。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答复中宣称，美国政府希望对这场危机能达成满意的和平解决，但苏联必须从古巴领土撤走进攻性武器。
同日，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开始了同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第二轮通信。在苏联方面，他要求赫鲁晓夫保证，命令其开往古巴的船只不要驶入美国封锁海区，赫鲁晓夫答应了。在致肯尼迪总统的信中，吴丹要求美国在加勒比海的船只尽可能避免与苏联船只直接对抗，以减少发生无可挽回的意外事件的可能。肯尼迪也同意了，但要以苏联政府掉转船头为条件。
如果说，在１０月的最后这几天里，古巴导弹危机已使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那么最后这几天中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首脑级声明和通信则是人类历史上更为凶险的一幕。这时的大约十八、九篇首脑级声明和信件很可能对著名的"生存或是死亡"的问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仅在三天之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措词严厉的书信往来竟达五封之多。
这时，对抗已到了最紧张、微妙的阶段。下一步轮到赫鲁晓夫走了。是后退，还是寻求一种妥协，或是诉诸武力？苦苦思索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后来被白宫称之为"明智和克制"的办法：建议拿他在古巴的导弹换取肯尼迪不入侵这一岛国的保证，以"从帝国主义那里拯救古巴"。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五。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被白宫形容为"冗长、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信，它"显然是在情感冲动下写的，充满着要避免核战的激情"。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把它们说成是纯粹防御性的。然后他说，他深切地渴望和平，让我们不要使这种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吧，强行实行隔离只会使苏联采取它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作出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的保证，并且，如果它撤回自己的舰队，不再搞隔离，这就会使一切马上改观。这样一来，苏联在古巴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了。最后，赫鲁晓夫这样写道：
如果您没有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并清楚地认识到这将导致什么，那么，总统先生，您和我现在就不要拉紧您已经打了个战争结的绳索的两端，因为您和我拉得越猛，这个结就会越紧。这样，等到这个结变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打结人再也无法将其解开时，这个结就不得不割开。这意味着什么，我无须向您解释，因为您自己已完全了解我们两国所掌握的令人恐怖的力量。
但是，就在美国总统答复赫鲁晓夫来信之前，１０月２７日即星期六上午，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收到了苏联领导人发出的第二封颇为冗长、带官腔的并带有更大火药味的信件（这也许是由苏联外交部写的）。信中包含着实质上不同的立场，其实质是谋求实现一种相互交换。赫鲁晓夫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这一建议是：我们同意从古巴撤走那些您称为进攻性的武器。我们同意这样做并同意在联合国宣布这一承诺。您的代表则必须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就美国而言，考虑到苏联的忧虑和关心，将从土耳其撤出类似的武器。我们可就双方何时将其付诸实施达成一项协议。
在这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可在现场核实这些承诺的实现。当然，还须有古巴和土耳其政府的同意，允许这些代表去他们的国家核实双方实现这些承诺。显然，这些代表最好是能得到安理会和我们——美国和苏联
——以及土耳其和古巴的信任。我想，要找到能受到各有关方面尊重和信任的这种人是不困难的。
我们作出这一承诺，为的是给古巴和土耳仆人民带来满意和希望，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增添信心。为此，我们就得在安理会发表一项声明，大意是：苏联政府庄严宣誓，尊重土耳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干涉土耳其的内部事务，不侵略土耳其，不使其领土成为这种侵略的战场，并将制止不论是从苏联还是从毗邻土耳其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发动的针对土耳其的侵略。
美国政府应在安理会就古巴发表同样一个声明。声明应宣布美国将尊重古巴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不侵略古巴，不使其领土成为这种侵略的战场，并将制止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毗邻古巴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发动的针对古巴的侵略。”
肯尼迪立即拒绝了这种交换方法。他没有答复这封信，但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土耳其与古巴危机毫不相干。这封信既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意见的不一致，又使美国对苏联的意图更加捉摸不定，因而使局势又复杂化了。
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五。肯尼迪得知一艘美国电子情报船在古巴沿岸与对方交火了。他觉得，现在就打还不是时候，就下令让这艘船撤至海上。
１０月２７日，星期六。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侦察联队的一架Ｕ—２飞机从阿拉斯加的艾尔森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一次“例行的空中取样任务"，但它偏离航向飞进了苏联远东的楚科奇半岛上空。位于苏联东北部弗兰格尔岛上的苏联米格飞机紧急起飞拦截该机。Ｕ—２飞行员用无干扰的信道呼救，驻在阿拉斯加的美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直飞白令海峡，试图与Ｕ—２飞机汇合。麦克纳马拉得知这一消息后，歇斯底里地叫道：“这意味着与苏联开战，总统必须马上通过热线与莫斯科联系！”
然而，这架Ｕ—２飞机又飞出了苏联领空，没有发生战斗。肯尼迪接到报告后，决定对此事保持沉默，坐等苏联先开口。
赫鲁晓夫很快就有了反应，他在给肯尼迪的信中抱怨道：
"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我们会怎样看待这次事件呢？这是一次挑衅吗？在这一我们都在经历的令人忧虑的时刻，在一切都进入战斗警备状态的时刻，您的一架飞机侵犯了我国领空。那架飞机难道不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架核轰炸机，从而迫使我们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吗？更何况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很早以来就宣称你们一直在用核轰炸机进行巡逻呢！”
同日，苏联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
还是在这一天，由１０月１４日发现苏联导弹的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驾驶的美军Ｕ—２飞机在古巴上空２２０００米处出现。苏联驻古巴部队的防空司令知道，卡斯特罗曾命令其武装力量不必发出警告即可击毁在古巴空域出现的一切军用飞机，于是下令击毁目标。Ｕ—２飞机被萨姆导弹一发命中坠落，安德森少校丧生。
美国政府事先曾拟定过一项方针，即如果美国飞越古巴上空的侦察飞机受到攻击，美军将对古巴的防空导弹基地进行适当的报复性轰炸。因此，白宫有人说，现在只有以军事方法回敬。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都已经奉命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入侵部队也聚集在佛罗里达。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肯尼迪后来回忆道：“那个星期六，我们这个小组都坐在内阁会议桌周围，不断地开会，觉得核战争在那天比在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逼近。"这一天，被美国人称之为"黑色的星期六"。
此时，美国官方普遍估计，在古巴的几个发射场已处于发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导弹发射场的任何直接空袭都可能造成美国城市上空的热核爆炸。肯尼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权衡了赞成与反对从土耳其撤除导弹的两种主张，讨论了空中打击和入侵的时间表。考虑到东方正在发生中印边界战争，肯尼迪问：“如果我们进攻古巴，中共会进攻台湾吗？"腊斯克表示中国人不见得会卷进来，但他又说无法预见北京会干什么，正像在朝鲜战争中国务院没人预料到中国会支持北朝鲜人一样。
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５天中，即从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７日，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整个世界危在旦夕。
１０月２３日，星期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仍要按苏古协议继续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
当天，苏联潜艇开始驶进加勒比海。肯尼迪在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海军把追踪潜艇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要落实最大可能的安全措施。"而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发出威胁说，如果美国海军拦截苏联船只，那么"苏联迟早会命令它的潜艇击沉那些美国舰艇"。一般认为，苏联的这些潜艇都载有核武器。
同日，肯尼迪总统宣布从２４日期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舰船听候美国人检查。
１０月２４日，在６８个空军中队和８艘航空母舰护卫下，由９０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出动了。美舰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了一个弧形，封锁了古巴海域。与此同时，美国导弹部队全部奉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８００架Ｂ—４７型轰炸机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上百架Ｂ—５２、７０架Ｂ—５８型飞机都已装弹。９０架Ｂ—５２型战略轰炸机携带着２５至５０兆吨氢弹在大西洋上空待命。１００枚"阿特拉斯"、５０枚"大力神"和１２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不仅在佛罗里达和邻近各州，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进入戒备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
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海上"隔离"，于１０月２４日上午１０时起正式开始。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美国海军舰只控制了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在离古巴东部海岸约３００公里的大特克岛上，设有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站，密切监视往古巴去的船只的一举一动。一个美海军官员指着跟踪站中的那些大型雷达对随军记者说：“有了那些雷达，一只蚊子也别想溜过我们的眼皮。”
古巴和大西洋之间布满了巴哈马群岛那些大大小小的岛礁，苏联船只有６条通道可以行驶，而在每一条通道上，都有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游弋，虎视眈眈。在封锁线以外，还有航空母舰作后盾。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似地被团团围住了。
封锁舰队的主力，是４０艘原来准备在波多黎各进行对抗演习的战舰，它们已于１０月２１日秘密起航。１０月２４日，星期三，它们在海上与来自美国东部海岸诺福克和梅波特等军港的更多舰只汇合，构成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庞大舰队。空中，还有美国空军飞机巡航，用雷达搜寻所有进入加勒比海的船只，鉴别其国籍、型号与航向。
２４日上午１０时刚过几分钟之后，两艘苏联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已经距离美军封锁线只有几海里之遥了，同时，一艘苏联潜艇已经插入那两艘船之间的位置。
美军按原计划是先用一艘巡洋舰进行拦截，但是，由于危险增加了，所以在几小时前决定派一艘航空母舰前去，并由携有反潜艇设备的直升飞机盘旋上空给以支援。"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将用声纳信号通知该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如果它拒绝这样做，就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弹使之浮出水面。
在白宫里，肯尼迪总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事态的发展。此时，他用单调而低沉的声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不首先同一艘俄国潜艇交火呢——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麦克纳马拉说：“不，我们的船只危险太大了。别无其他办法，已经指示我们的司令官们，要尽可能避免发生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为此作好准备，我们也必须预料到会发生战争。”
肯尼迪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必须料到他们会封锁柏林——要为此作好最后准备。"这时，时钟已指向１０时２５分，再有十几分钟，无法挽回的事就可能要发生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信使给肯尼迪送来一张便条：“总统先生，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报告，该报告似乎表明几艘俄国船只都在海里停住不动了。"几分钟后，更详细的报告送来了，说有２０艘最靠近隔离线的苏联船只已经停在海上，有的已掉头走了。肯尼迪这才松了一口气。
总统后来推测，隔离的"威力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美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认为，苏联船只之所以停航或转向，部分原因无疑是担心对抗，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想让美国人拦截和检查那些载有极其秘密的物资的船只。肯尼迪总统也同意这一看法，他推论说，长崎以来，苏联军方对保密着了迷，不能冒险听任其导弹、核弹头和电子设备落入美军手中。
但是，苏联此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即以不携带武器的船只去考验封锁。这样，１０月２５日，一艘苏联油船"布加勒斯特号"和一艘东德客轮"人民之友号"不顾封锁直驶古巴。它们意外地被美国准许不加检查就通过隔离线，理由是它们不可能载运导弹或其他类似的设备。但与此同时，美国每天增派８架飞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低空侦察，以配合Ｕ—２飞机拍摄照片。当时在这个海域的或正在从大西洋驶向古巴的６艘苏联潜艇都遭到跟踪或骚扰，而且不时被迫在美国军舰面前浮出水面。
事实上，在１０月２２日，当一艘苏联Ｚ级潜艇在位于北大西洋中东部的亚速尔群岛再加油时被发现后，美国海军反潜舰只就已经开始搜索３５０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后来，美舰迫使６艘位于封锁线附近的苏联Ｆ级攻击型潜艇浮出水面。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苏联潜艇运用了诸如剧烈机动、抛射能迷惑声纳的诱饵装置以及借被跟踪的驱逐舰的尾流隐蔽自身等回避战术，但美国海军舰只还是成功地用主动声纳，甚至用了一些练习用的小型无害低爆发声深水炸弹迫使苏联潜艇上浮。其中，有一艘被迫上浮的苏联潜艇不知何故受了些损伤，无法续续下沉，就在水面上开回苏联去了。
１０月２５日，星期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大会上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佐林发难：“……，佐林先生，我要提醒你一下，上一次，你并没有否认存在着这些武器。可是，今天，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现在又说并不存在这些武器了……好吧，先生，我只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佐林大使，你承不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并正在古巴配置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和基地？请回答'是'或'不是'，不必等人翻译，请回答'是'或'不是'！”
佐林说：“我现在不是在一个美国法庭上，先生，因此，我不想回答一个像是检察官提问那样地对我提出的问题。到了适当的时候，先生，你就会得到回答。”
当佐林明显地根据指示拒绝回答时，史蒂文森打开了黑板架上的照片证据卷轴，上面清楚地显示出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仍在继续。
当晚，美军侦察机拍摄的空中照片显示了导弹基地的工作正在以特快的速度进行着。到了次日傍晚，伊尔－２８型轰炸机显然也正在迅速拆箱和装配之中。
这时，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向苏联和美国政府发出了调解呼吁。在和平主义者当中，罗素已经公开宣布肯尼迪"比希特勒坏得多"，他给赫鲁晓夫打电报说：
请允许我不揣冒昧地请求您在降低温度方面进一步给予帮助。……您的不断的忍耐对我们是莫大的希望。而给肯尼迪的电报是：
你的行动是孤注一掷。……简直想不出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屠杀。……终止这种疯狂行为吧。
１０月２５日，赫鲁晓夫首次表明了他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他在致罗素的信中称：“我乐于向你保证，苏联政府将不会作出任何鲁莽决定，将克制自己不发火，……并将尽一切力量消除这种充满无法挽回的后果的局势……我们将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爆发。我们充分认识到，这场战争一旦爆发，从它开始那一刻起，就会成为一场热核战争和世界大战。”
肯尼迪给罗素的回信则这样说：“我认为您的注意力与其放在那些抓住小偷的人身上，还不如放在小偷身上。”
赫鲁晓夫给吴丹的信写得较为简短，仅表示他同意吴丹代理秘书长的建议，即让苏联和美国政府"克制自己，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激化和大战危险的行动"，并"就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直接谈判。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答复中宣称，美国政府希望对这场危机能达成满意的和平解决，但苏联必须从古巴领土撤走进攻性武器。
同日，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开始了同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第二轮通信。在苏联方面，他要求赫鲁晓夫保证，命令其开往古巴的船只不要驶入美国封锁海区，赫鲁晓夫答应了。在致肯尼迪总统的信中，吴丹要求美国在加勒比海的船只尽可能避免与苏联船只直接对抗，以减少发生无可挽回的意外事件的可能。肯尼迪也同意了，但要以苏联政府掉转船头为条件。
如果说，在１０月的最后这几天里，古巴导弹危机已使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那么最后这几天中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首脑级声明和通信则是人类历史上更为凶险的一幕。这时的大约十八、九篇首脑级声明和信件很可能对著名的"生存或是死亡"的问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仅在三天之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措词严厉的书信往来竟达五封之多。
这时，对抗已到了最紧张、微妙的阶段。下一步轮到赫鲁晓夫走了。是后退，还是寻求一种妥协，或是诉诸武力？苦苦思索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后来被白宫称之为"明智和克制"的办法：建议拿他在古巴的导弹换取肯尼迪不入侵这一岛国的保证，以"从帝国主义那里拯救古巴"。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五。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被白宫形容为"冗长、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信，它"显然是在情感冲动下写的，充满着要避免核战的激情"。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把它们说成是纯粹防御性的。然后他说，他深切地渴望和平，让我们不要使这种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吧，强行实行隔离只会使苏联采取它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作出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的保证，并且，如果它撤回自己的舰队，不再搞隔离，这就会使一切马上改观。这样一来，苏联在古巴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了。最后，赫鲁晓夫这样写道：
如果您没有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并清楚地认识到这将导致什么，那么，总统先生，您和我现在就不要拉紧您已经打了个战争结的绳索的两端，因为您和我拉得越猛，这个结就会越紧。这样，等到这个结变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打结人再也无法将其解开时，这个结就不得不割开。这意味着什么，我无须向您解释，因为您自己已完全了解我们两国所掌握的令人恐怖的力量。
但是，就在美国总统答复赫鲁晓夫来信之前，１０月２７日即星期六上午，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收到了苏联领导人发出的第二封颇为冗长、带官腔的并带有更大火药味的信件（这也许是由苏联外交部写的）。信中包含着实质上不同的立场，其实质是谋求实现一种相互交换。赫鲁晓夫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这一建议是：我们同意从古巴撤走那些您称为进攻性的武器。我们同意这样做并同意在联合国宣布这一承诺。您的代表则必须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就美国而言，考虑到苏联的忧虑和关心，将从土耳其撤出类似的武器。我们可就双方何时将其付诸实施达成一项协议。
在这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可在现场核实这些承诺的实现。当然，还须有古巴和土耳其政府的同意，允许这些代表去他们的国家核实双方实现这些承诺。显然，这些代表最好是能得到安理会和我们——美国和苏联
——以及土耳其和古巴的信任。我想，要找到能受到各有关方面尊重和信任的这种人是不困难的。
我们作出这一承诺，为的是给古巴和土耳仆人民带来满意和希望，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增添信心。为此，我们就得在安理会发表一项声明，大意是：苏联政府庄严宣誓，尊重土耳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干涉土耳其的内部事务，不侵略土耳其，不使其领土成为这种侵略的战场，并将制止不论是从苏联还是从毗邻土耳其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发动的针对土耳其的侵略。
美国政府应在安理会就古巴发表同样一个声明。声明应宣布美国将尊重古巴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不侵略古巴，不使其领土成为这种侵略的战场，并将制止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毗邻古巴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发动的针对古巴的侵略。”
肯尼迪立即拒绝了这种交换方法。他没有答复这封信，但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土耳其与古巴危机毫不相干。这封信既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意见的不一致，又使美国对苏联的意图更加捉摸不定，因而使局势又复杂化了。
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五。肯尼迪得知一艘美国电子情报船在古巴沿岸与对方交火了。他觉得，现在就打还不是时候，就下令让这艘船撤至海上。
１０月２７日，星期六。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侦察联队的一架Ｕ—２飞机从阿拉斯加的艾尔森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一次“例行的空中取样任务"，但它偏离航向飞进了苏联远东的楚科奇半岛上空。位于苏联东北部弗兰格尔岛上的苏联米格飞机紧急起飞拦截该机。Ｕ—２飞行员用无干扰的信道呼救，驻在阿拉斯加的美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直飞白令海峡，试图与Ｕ—２飞机汇合。麦克纳马拉得知这一消息后，歇斯底里地叫道：“这意味着与苏联开战，总统必须马上通过热线与莫斯科联系！”
然而，这架Ｕ—２飞机又飞出了苏联领空，没有发生战斗。肯尼迪接到报告后，决定对此事保持沉默，坐等苏联先开口。
赫鲁晓夫很快就有了反应，他在给肯尼迪的信中抱怨道：
"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我们会怎样看待这次事件呢？这是一次挑衅吗？在这一我们都在经历的令人忧虑的时刻，在一切都进入战斗警备状态的时刻，您的一架飞机侵犯了我国领空。那架飞机难道不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架核轰炸机，从而迫使我们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吗？更何况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很早以来就宣称你们一直在用核轰炸机进行巡逻呢！”
同日，苏联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
还是在这一天，由１０月１４日发现苏联导弹的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驾驶的美军Ｕ—２飞机在古巴上空２２０００米处出现。苏联驻古巴部队的防空司令知道，卡斯特罗曾命令其武装力量不必发出警告即可击毁在古巴空域出现的一切军用飞机，于是下令击毁目标。Ｕ—２飞机被萨姆导弹一发命中坠落，安德森少校丧生。
美国政府事先曾拟定过一项方针，即如果美国飞越古巴上空的侦察飞机受到攻击，美军将对古巴的防空导弹基地进行适当的报复性轰炸。因此，白宫有人说，现在只有以军事方法回敬。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都已经奉命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入侵部队也聚集在佛罗里达。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肯尼迪后来回忆道：“那个星期六，我们这个小组都坐在内阁会议桌周围，不断地开会，觉得核战争在那天比在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逼近。"这一天，被美国人称之为"黑色的星期六"。
此时，美国官方普遍估计，在古巴的几个发射场已处于发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导弹发射场的任何直接空袭都可能造成美国城市上空的热核爆炸。肯尼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权衡了赞成与反对从土耳其撤除导弹的两种主张，讨论了空中打击和入侵的时间表。考虑到东方正在发生中印边界战争，肯尼迪问：“如果我们进攻古巴，中共会进攻台湾吗？"腊斯克表示中国人不见得会卷进来，但他又说无法预见北京会干什么，正像在朝鲜战争中国务院没人预料到中国会支持北朝鲜人一样。
７．６核战争终未打起来
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激烈紧张地辩论应采取什么对策和一筹莫展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摆脱危机的办法。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不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只回答第一封信呢？为什么不可以把星期六抛开而只集中在星期五上面呢？肯尼迪总统对他弟弟这一想法很感兴趣，决定最后一次暂时按兵不动，再给他的外交顾问们一次机会。他向赫鲁晓夫发出了接受他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五"提议"的信：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１０月２６日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
在假定此项工作已迅速完成的情况下，我就指示我在纽约的那些代表，要他们在本周末——在取得代理秘书长和你们的代表的合作下——按照您１０月２６日来信所提出的方针制定出一项永久解决古巴问题的计划来。看了您的来信后，觉得您的建议——就我的理解，这一建议一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的主要精神有下面几点：
１．您同意在联合国的适当的监督和核查下，从古巴撤走这些武器系统；并以适当的保证，答应不再把类似的武器系统运入古巴。
２．我方则在通过联合国建立适当的安排以保证这些义务得以履行和继续履行之后，将同意：（１）马上取消目前所实行的隔离措施，（２）保证不进攻古巴。我确信西半球的其他国家将同样准备这样做。
如果您将给您的代表发出类似的指示，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完成这些安排，并在一两天内将此事向世界宣布。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所产生的影响，将使我们能够像您在您已公开发表的第二封信里所建议的那样，为在"其他军备方面"作出更为广泛的安排而努力。我愿意再说一下，美国对减少紧张局势和停止军备竞赛是非常感兴趣的；如果您的信件标志着您已准备讨论影响到北约组织和华约间的缓和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已完全准备同我们的盟友考虑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
但是让我强调一下，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以及采取措施使这种武岂不能使用。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严重危害世界和平。因此，我希望我们能按照此信和您１０月２８日的信件中提出的办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见。
约翰·肯尼迪
同时，肯尼迪派其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话：“美国不能在威胁和压力下作出撤走土耳其的导弹的决定。但是，肯尼迪总统早就急切地想把这些导弹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他前些时候就已命令撤走这些导弹。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一危机过去后要不了多久，就会把那些导弹撤走。"确实，一年以前肯尼迪就想把那些导弹从土耳其撤走，因为它们已经废弃过时，不再有军事价值。肯尼迪认为，如果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使苏联核能力增加５０％，那么用土耳其的导弹来进行这场交易既能给赫鲁晓夫一个台阶，美国在军事上也是非常划得来的，因此他愿意与苏联进行一次这样的"交易"，从而给赫鲁晓夫一个"台阶"。同时，肯尼迪还指示他弟弟向多勃雷宁强调，在美国进一步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要么是苏联同意撤除他们的导弹，要么是美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苏联必须在第二天给出回答。
多勃雷宁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认识到，长崎容忍无法打破而又日益加强的封锁不利于苏联，封锁拖得越久，苏联的损失比美国就越大。事实上，肯尼迪已打算考虑把石油加在"隔离"的单子上。因此，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个台阶体面地让步。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他已经来不及、也不想与性格倔强的卡斯特罗商量了，因为他已通过情报部门获悉，如果第二天不给美国答复，美军就会在２９日或３０日轰炸苏联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该岛。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死亡。
１０月２８日，星期六。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还没有来得及校阅的赫鲁晓夫的回信。信中说：
“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于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
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及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下达的在武器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现又下达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
随着这一句话的播出，这场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信中没有再提撤出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为对等条件，而是表示：
“我对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信中所作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这个声明说不会进攻和入侵古巴，不仅美国方面不会这样做，而且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不会这样做。这是您在您那封信中所说的。既然这样，促使我们对古巴给予这种性质援助的动机也就不存在了。……正如我已在１０月２７日的信中通知您的那样，我们准备就让联合国代表核实对这些设施的拆卸达成协议。”
赫鲁晓夫说，放眼未来，"我们都愿意就禁止原子和热核武器、普遍裁军以及其他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肯尼迪随即发表声明，欢迎赫鲁晓夫的"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说这是"对和平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美国要求苏联除撤走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外，还必须撤走伊尔－２８型轰炸机。
１１月２１日，赫鲁晓夫下令在３０天内全部撤走在古巴的导弹、飞机及其他军用设施。随之，美国也终止了对古巴的海上隔离措施。
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得到控制，引爆战争的导火索之所以在燃烧途中被剪断，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美苏对核战争存有共同的恐惧心理。因此，危机出现以后，双方领导人的基本考虑是防止危机失控，避免“双方都打不赢的战争"。
肯尼迪总统１９６１年９月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就指出人类生活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核剑之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核战争，那么末日就来临了。那时在头１８小时里将有１亿５千万人死于非命，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５００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就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赫鲁晓夫在写给肯尼迪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中，也把世界比作诺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不沉，不管他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地球的战争是必需的。
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是肯尼迪选择封锁而反对空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肯尼迪担心，如果美国入侵古巴或进行空袭，很可能导致双方的措施与反措施，行动与反行动，使这个不幸的世界陷入可怕的绝境。因此，他特别希望避免你来我往，变本加厉，导致对抗升级的武装冲突。
苏联虽然把核武器运到古巴，但并不是想采取与美国拚死一战的方针，而是企图"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苏联最初并未料到美国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事态恶化后，赫鲁晓夫不想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而是要求肯尼迪共同关心如何拯救和平，他意识到核时代的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灾难。
第二，核均势使对立双方都顾虑重重。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后来在回答几位苏联政界和科学界的领导人关于什么是核均势的问题时说：“当每一方都认识到，如果向对方发动战略进攻，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使自己遭到难以忍受的损害的报复性回击，因而谁都不敢发动这样的攻击时，这时就存在着均势。"他特别强调，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古巴导弹危机时，就存在着均势。那时候，美国大约有５０００枚战略核弹头，苏联仅有３００枚。尽管美国有着１７∶１的优势，但肯尼迪总统和麦克纳马拉都知道，即使发动一次核攻击可以摧毁苏联，然而苏联仍会有幸存下来的几十件核武器可以对美国进行回击，从而使几百万美国人丧生。因此，他们在危机发生时，并没有考虑首先发动核攻击。
第三，苏联在面临强大威胁的情况下决定退却。肯尼迪在他上任后的三年中，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美国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军事力量，它一共花费了约１７０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到最微妙的影响"的多方面作用的武器库。他对"威慑力量"的精确含义和需要，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即：“这是一支相当大的核力量，足以保证：（１）总的说来，通过使敌人看不到任何获胜乃至生存的前景，给予敌人营垒中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决策者以尽可能强烈的刺激，使他不敢发动进攻。（２）具体说来，按最悲观的设想，使能够顶得住可能发生的最严重进攻的我们那部分武装力量，（ａ）倘有必要的话，能够摧毁侵略国的城市和人口；（ｂ）能够摧毁其余下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一定的后备力量，使敌人确信，他们既不能摧毁我们，也不能赢得战争。”
１９６２年，美苏战略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对比情况如下表：
洲际弹道 潜艇发射弹 远程轰炸机
导弹（枚） 道导弹（枚） （架）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７５ ２９４ １４４ １９０ ６００
从表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分别是苏联的４倍和３倍；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数美苏之间是１４４：０。此外，当时美国军方估计，倘若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常规武器的较量，苏联也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苏联常规力量相对弱小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平常规部队无力支援遥远的古巴。核力量与常规力量都不占优势，无疑是赫鲁晓夫决定退却的极重要的因素。肯尼迪总统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集结在佛罗里达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使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对手是十分认真的。如果他不屈服，就真的可能出兵古巴。有趣的是，一旦让他相信了这一点，几乎不需要开展什么外交活动，他就同意退却了，而且几乎不曾考虑什么丢面子的问题。"肯尼迪总统事后还与其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过：“如果事情发生在他们（苏联人）拥有优势的那种地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那里有直接牵连，以及他们能够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情况就会是两样了。”
第四，当时的国际氛围对苏联也十分不利。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古巴没有直接牵连，因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找不到能够自圆其说的正当理由，也就无法获得普遍同情和支持。相反，西欧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普遍表示支持美国。在巴黎，戴高乐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迪安·艾奇逊时表示，美苏之间"如发生战争，我将同你们站在一起"。在波恩，阿登纳和戴高乐一样，表示了"坚持支持美国的立场"。同时，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常驻联大代表史蒂文森和苏联常驻联大代表瓦列里安·佐林就古巴有无苏联核导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蒂文森当场向与会各国代表提供了有关苏联导弹的照片证据，"结果在世界公众面前又给了佐林的狡辩以致命的一击"。另外，非洲当时在战略上对苏联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飞往古巴的飞机，必须在非洲的机场加油。可是，在通向古巴的航线上，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卡斯特罗的好友）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都向肯尼迪保证，"他们将拒绝给予俄国飞机的过境权"。原因是，他们都反感苏联在别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美洲竟有１９个国家公开支持对苏联的"隔离"措施。美洲多数国家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要是没有这种支持的话，苏联很可能要对隔离检查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激烈紧张地辩论应采取什么对策和一筹莫展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摆脱危机的办法。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不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只回答第一封信呢？为什么不可以把星期六抛开而只集中在星期五上面呢？肯尼迪总统对他弟弟这一想法很感兴趣，决定最后一次暂时按兵不动，再给他的外交顾问们一次机会。他向赫鲁晓夫发出了接受他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五"提议"的信：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１０月２６日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
在假定此项工作已迅速完成的情况下，我就指示我在纽约的那些代表，要他们在本周末——在取得代理秘书长和你们的代表的合作下——按照您１０月２６日来信所提出的方针制定出一项永久解决古巴问题的计划来。看了您的来信后，觉得您的建议——就我的理解，这一建议一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的主要精神有下面几点：
１．您同意在联合国的适当的监督和核查下，从古巴撤走这些武器系统；并以适当的保证，答应不再把类似的武器系统运入古巴。
２．我方则在通过联合国建立适当的安排以保证这些义务得以履行和继续履行之后，将同意：（１）马上取消目前所实行的隔离措施，（２）保证不进攻古巴。我确信西半球的其他国家将同样准备这样做。
如果您将给您的代表发出类似的指示，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完成这些安排，并在一两天内将此事向世界宣布。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所产生的影响，将使我们能够像您在您已公开发表的第二封信里所建议的那样，为在"其他军备方面"作出更为广泛的安排而努力。我愿意再说一下，美国对减少紧张局势和停止军备竞赛是非常感兴趣的；如果您的信件标志着您已准备讨论影响到北约组织和华约间的缓和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已完全准备同我们的盟友考虑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
但是让我强调一下，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以及采取措施使这种武岂不能使用。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严重危害世界和平。因此，我希望我们能按照此信和您１０月２８日的信件中提出的办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见。
约翰·肯尼迪
同时，肯尼迪派其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话：“美国不能在威胁和压力下作出撤走土耳其的导弹的决定。但是，肯尼迪总统早就急切地想把这些导弹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他前些时候就已命令撤走这些导弹。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一危机过去后要不了多久，就会把那些导弹撤走。"确实，一年以前肯尼迪就想把那些导弹从土耳其撤走，因为它们已经废弃过时，不再有军事价值。肯尼迪认为，如果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使苏联核能力增加５０％，那么用土耳其的导弹来进行这场交易既能给赫鲁晓夫一个台阶，美国在军事上也是非常划得来的，因此他愿意与苏联进行一次这样的"交易"，从而给赫鲁晓夫一个"台阶"。同时，肯尼迪还指示他弟弟向多勃雷宁强调，在美国进一步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要么是苏联同意撤除他们的导弹，要么是美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苏联必须在第二天给出回答。
多勃雷宁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认识到，长崎容忍无法打破而又日益加强的封锁不利于苏联，封锁拖得越久，苏联的损失比美国就越大。事实上，肯尼迪已打算考虑把石油加在"隔离"的单子上。因此，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个台阶体面地让步。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他已经来不及、也不想与性格倔强的卡斯特罗商量了，因为他已通过情报部门获悉，如果第二天不给美国答复，美军就会在２９日或３０日轰炸苏联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该岛。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死亡。
１０月２８日，星期六。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还没有来得及校阅的赫鲁晓夫的回信。信中说：
“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于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
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及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下达的在武器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现又下达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
随着这一句话的播出，这场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信中没有再提撤出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为对等条件，而是表示：
“我对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信中所作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这个声明说不会进攻和入侵古巴，不仅美国方面不会这样做，而且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不会这样做。这是您在您那封信中所说的。既然这样，促使我们对古巴给予这种性质援助的动机也就不存在了。……正如我已在１０月２７日的信中通知您的那样，我们准备就让联合国代表核实对这些设施的拆卸达成协议。”
赫鲁晓夫说，放眼未来，"我们都愿意就禁止原子和热核武器、普遍裁军以及其他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肯尼迪随即发表声明，欢迎赫鲁晓夫的"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说这是"对和平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美国要求苏联除撤走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外，还必须撤走伊尔－２８型轰炸机。
１１月２１日，赫鲁晓夫下令在３０天内全部撤走在古巴的导弹、飞机及其他军用设施。随之，美国也终止了对古巴的海上隔离措施。
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得到控制，引爆战争的导火索之所以在燃烧途中被剪断，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美苏对核战争存有共同的恐惧心理。因此，危机出现以后，双方领导人的基本考虑是防止危机失控，避免“双方都打不赢的战争"。
肯尼迪总统１９６１年９月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就指出人类生活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核剑之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核战争，那么末日就来临了。那时在头１８小时里将有１亿５千万人死于非命，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５００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就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赫鲁晓夫在写给肯尼迪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中，也把世界比作诺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不沉，不管他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地球的战争是必需的。
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是肯尼迪选择封锁而反对空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肯尼迪担心，如果美国入侵古巴或进行空袭，很可能导致双方的措施与反措施，行动与反行动，使这个不幸的世界陷入可怕的绝境。因此，他特别希望避免你来我往，变本加厉，导致对抗升级的武装冲突。
苏联虽然把核武器运到古巴，但并不是想采取与美国拚死一战的方针，而是企图"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苏联最初并未料到美国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事态恶化后，赫鲁晓夫不想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而是要求肯尼迪共同关心如何拯救和平，他意识到核时代的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灾难。
第二，核均势使对立双方都顾虑重重。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后来在回答几位苏联政界和科学界的领导人关于什么是核均势的问题时说：“当每一方都认识到，如果向对方发动战略进攻，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使自己遭到难以忍受的损害的报复性回击，因而谁都不敢发动这样的攻击时，这时就存在着均势。"他特别强调，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古巴导弹危机时，就存在着均势。那时候，美国大约有５０００枚战略核弹头，苏联仅有３００枚。尽管美国有着１７∶１的优势，但肯尼迪总统和麦克纳马拉都知道，即使发动一次核攻击可以摧毁苏联，然而苏联仍会有幸存下来的几十件核武器可以对美国进行回击，从而使几百万美国人丧生。因此，他们在危机发生时，并没有考虑首先发动核攻击。
第三，苏联在面临强大威胁的情况下决定退却。肯尼迪在他上任后的三年中，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美国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军事力量，它一共花费了约１７０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到最微妙的影响"的多方面作用的武器库。他对"威慑力量"的精确含义和需要，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即：“这是一支相当大的核力量，足以保证：（１）总的说来，通过使敌人看不到任何获胜乃至生存的前景，给予敌人营垒中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决策者以尽可能强烈的刺激，使他不敢发动进攻。（２）具体说来，按最悲观的设想，使能够顶得住可能发生的最严重进攻的我们那部分武装力量，（ａ）倘有必要的话，能够摧毁侵略国的城市和人口；（ｂ）能够摧毁其余下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一定的后备力量，使敌人确信，他们既不能摧毁我们，也不能赢得战争。”
１９６２年，美苏战略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对比情况如下表：
洲际弹道 潜艇发射弹 远程轰炸机
导弹（枚） 道导弹（枚） （架）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７５ ２９４ １４４ １９０ ６００
从表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分别是苏联的４倍和３倍；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数美苏之间是１４４：０。此外，当时美国军方估计，倘若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常规武器的较量，苏联也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苏联常规力量相对弱小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平常规部队无力支援遥远的古巴。核力量与常规力量都不占优势，无疑是赫鲁晓夫决定退却的极重要的因素。肯尼迪总统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集结在佛罗里达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使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对手是十分认真的。如果他不屈服，就真的可能出兵古巴。有趣的是，一旦让他相信了这一点，几乎不需要开展什么外交活动，他就同意退却了，而且几乎不曾考虑什么丢面子的问题。"肯尼迪总统事后还与其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过：“如果事情发生在他们（苏联人）拥有优势的那种地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那里有直接牵连，以及他们能够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情况就会是两样了。”
第四，当时的国际氛围对苏联也十分不利。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古巴没有直接牵连，因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找不到能够自圆其说的正当理由，也就无法获得普遍同情和支持。相反，西欧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普遍表示支持美国。在巴黎，戴高乐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迪安·艾奇逊时表示，美苏之间"如发生战争，我将同你们站在一起"。在波恩，阿登纳和戴高乐一样，表示了"坚持支持美国的立场"。同时，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常驻联大代表史蒂文森和苏联常驻联大代表瓦列里安·佐林就古巴有无苏联核导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蒂文森当场向与会各国代表提供了有关苏联导弹的照片证据，"结果在世界公众面前又给了佐林的狡辩以致命的一击"。另外，非洲当时在战略上对苏联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飞往古巴的飞机，必须在非洲的机场加油。可是，在通向古巴的航线上，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卡斯特罗的好友）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都向肯尼迪保证，"他们将拒绝给予俄国飞机的过境权"。原因是，他们都反感苏联在别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美洲竟有１９个国家公开支持对苏联的"隔离"措施。美洲多数国家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要是没有这种支持的话，苏联很可能要对隔离检查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７．７古巴绝不屈服
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那些日子里，卡斯特罗一直镇定自若。他对他北边邻居美国人的心理了如指掌，坚信如果苏联人坚定不移，那么美国人就不敢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因此在动员古巴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抗击侵略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井井有条、管理严密的军营；他曾命令其武装力量不必发出警告即可击毁在古巴空域出现的一切军用飞机。古巴人的勇气，甚至感染了在古巴的苏联人，其中包括苏联军事人员。１０月２７日入侵古巴的美国Ｕ—２侦察机，就是由苏联驻古巴部队的防空司令下令击毁的。
１０月２８日凌晨，苏联政府未与卡斯特罗协商，即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条件。这是卡斯特罗和苏联驻古巴使馆的人都没有料到的。当古巴共和国总统多尔蒂科斯给苏联使馆打来电话，说电台广播了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决定时，苏联大使还不相信，说美国电台是惯于造谣的，大使馆没有得到发自莫斯科的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消息。当总统说这是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时，大使觉得他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能想象出卡斯特罗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卡斯特罗在得知苏联决定撤走导弹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和古巴军事首脑们去进行商议，并在哈瓦那大学的一次有名的"内部"演讲中，指责赫鲁晓夫"没有种"。
１０月２８日早上９点多，苏联驻古巴大使才得到莫斯科的密电。在一页电文上讲了未经和古巴人协商就采取这一紧急决定的动机。大使亲自将电报送给多尔蒂科斯，希望在他那里遇见卡斯特罗。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三、四天里，大使一直没有能见到他。他这段时间内一直在部队和平业讲演，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准备抵抗。
１１月１日，卡斯特罗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拒绝联合国视察古巴领土，并提出了维护古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古巴人民的五点要求"：
（１）停止经济封锁和美国在世界各地反古巴的各种经济压迫措施；
（２）停止一切形式的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派遣特务和武装破坏分子到该岛；
（３）停止从美国军事基地起飞的、在古巴上空的海盗飞行；
（４）停止美国舰只和飞机侵犯共和国的领海和领空；
（５）美国人从关塔那摩军事基地撤走，归还他们侵占的古巴领土。
１１月２日至２６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到古巴，同古巴领导人进行了二十三天的会谈。
会谈并不轻松。不管匆忙撤走导弹的理由多么充分，要想说清为什么不与主要当事人——古巴共和国协商就单方面作出决定，那是不容易的。莫斯科为什么不给卡斯特罗打电报？哪怕是简单告诉他准备撤出导弹的决定也好。有人猜测说，赫鲁晓夫可能知道卡斯特罗性格倔强，担心他不会同意苏联的决定而浪费了时间，于是只好单独采取行动，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不管怎么解释，都洗刷不掉赫鲁晓夫的丑行：蔑视、玩弄一个主权国家。
苏联单方面决定撤出导弹还不算，美国又让苏联对古巴施加压力，想使古巴同意让美国军人直接在古巴领土上检查导弹的拆卸和撤出情况。
然而卡斯特罗绝不屈服，当即义正词严地对米高扬说，古巴任何时候也不允许任何检查组（不论是来自美国的，还是来自联合国的）进入古巴领土。他补充说，既然你们苏联相信肯尼迪不进攻古巴的庄严保证，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相信你们撤出导弹的庄严保证呢？
卡斯特罗不相信美国人的许诺，他说，我们作出的任何让步，都会使华盛顿提出更多新的要求。他断言，美国将运用恫吓政策，因为它除了用武力说话外，根本不懂其他语言。
在米高扬为寻求打破僵局的出路而谈到允许检查人员上苏联船只时，卡斯特罗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苏联的事，但在古巴水域内不行！
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继续坚持自己的无理要求。但当他们确信古巴绝不会屈服之后，也无可奈何，终于被迫同意下述计划：将不加遮护的导弹装载在苏联船只的甲板上，美国军舰和飞机在公海上对其进行拍照。
当时卡斯特罗就曾经预言，如果在检查问题上向美国人让步，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新的让步。在最初的几轮会谈中，他就明确断言，在苏联作出让步之后，美国将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要求，其中包括：（１）撤出伊尔—２８型轰炸机，尽管这些老式飞机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２）撤出"蚊型"鱼雷快艇；（３）撤走苏联军事人员；（４）吸收逃避革命到迈阿密避难的资产阶级政客参加古巴政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在谈判的头两周里，美国人确实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卡斯特罗所预言的几乎所有要求。只有最后那条没敢提，因为担心谈判破裂。
尽管古巴人坚决反对，苏联还是同意美国关于撤出苏联伊尔—２８型轰炸机和鱼雷快艇的要求。达成的协议只允许在古巴保留一个教学中心，苏联专家可以在那里帮助古巴人掌握苏联留下来的军事技术。从１１月８日到１１日，苏联军事人员在美军Ｕ—２飞机的侦察监督下拆除了设在古巴的导弹。苏联货船从古巴运走了４２枚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军舰"船靠船的目视观察"。
１１月２０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３０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２８型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华沙条约参加国的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也接着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加勒比海又平静了下来。
据统计，在封锁古巴期间，美国海军飞机共飞行９０００架次，共计３万飞行小时；９０艘美海军舰艇直接卷入了这次行动，共计航行７８万海里；战略空军司令部共出动２０００多架次Ｂ—５２轰炸机和加油机，连续飞行累计超过５万小时。
１２月６日，美国国防部宣布苏联轰炸机已撤离古巴。１９６３年４月，美国设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朱庇特"导弹被撤除。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已走到战争边缘。美国在这场核战争讹诈中占了上风，但是苏联并没有因偷运导弹失败而就此罢手。它深感实力不如美国，此后开始更加狂热地发展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特别是海军力量，继续加强古巴这一前沿阵地，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南美洲大肆渗透，同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
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那些日子里，卡斯特罗一直镇定自若。他对他北边邻居美国人的心理了如指掌，坚信如果苏联人坚定不移，那么美国人就不敢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因此在动员古巴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抗击侵略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井井有条、管理严密的军营；他曾命令其武装力量不必发出警告即可击毁在古巴空域出现的一切军用飞机。古巴人的勇气，甚至感染了在古巴的苏联人，其中包括苏联军事人员。１０月２７日入侵古巴的美国Ｕ—２侦察机，就是由苏联驻古巴部队的防空司令下令击毁的。
１０月２８日凌晨，苏联政府未与卡斯特罗协商，即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条件。这是卡斯特罗和苏联驻古巴使馆的人都没有料到的。当古巴共和国总统多尔蒂科斯给苏联使馆打来电话，说电台广播了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决定时，苏联大使还不相信，说美国电台是惯于造谣的，大使馆没有得到发自莫斯科的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消息。当总统说这是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时，大使觉得他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能想象出卡斯特罗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卡斯特罗在得知苏联决定撤走导弹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和古巴军事首脑们去进行商议，并在哈瓦那大学的一次有名的"内部"演讲中，指责赫鲁晓夫"没有种"。
１０月２８日早上９点多，苏联驻古巴大使才得到莫斯科的密电。在一页电文上讲了未经和古巴人协商就采取这一紧急决定的动机。大使亲自将电报送给多尔蒂科斯，希望在他那里遇见卡斯特罗。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三、四天里，大使一直没有能见到他。他这段时间内一直在部队和平业讲演，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准备抵抗。
１１月１日，卡斯特罗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拒绝联合国视察古巴领土，并提出了维护古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古巴人民的五点要求"：
（１）停止经济封锁和美国在世界各地反古巴的各种经济压迫措施；
（２）停止一切形式的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派遣特务和武装破坏分子到该岛；
（３）停止从美国军事基地起飞的、在古巴上空的海盗飞行；
（４）停止美国舰只和飞机侵犯共和国的领海和领空；
（５）美国人从关塔那摩军事基地撤走，归还他们侵占的古巴领土。
１１月２日至２６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到古巴，同古巴领导人进行了二十三天的会谈。
会谈并不轻松。不管匆忙撤走导弹的理由多么充分，要想说清为什么不与主要当事人——古巴共和国协商就单方面作出决定，那是不容易的。莫斯科为什么不给卡斯特罗打电报？哪怕是简单告诉他准备撤出导弹的决定也好。有人猜测说，赫鲁晓夫可能知道卡斯特罗性格倔强，担心他不会同意苏联的决定而浪费了时间，于是只好单独采取行动，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不管怎么解释，都洗刷不掉赫鲁晓夫的丑行：蔑视、玩弄一个主权国家。
苏联单方面决定撤出导弹还不算，美国又让苏联对古巴施加压力，想使古巴同意让美国军人直接在古巴领土上检查导弹的拆卸和撤出情况。
然而卡斯特罗绝不屈服，当即义正词严地对米高扬说，古巴任何时候也不允许任何检查组（不论是来自美国的，还是来自联合国的）进入古巴领土。他补充说，既然你们苏联相信肯尼迪不进攻古巴的庄严保证，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相信你们撤出导弹的庄严保证呢？
卡斯特罗不相信美国人的许诺，他说，我们作出的任何让步，都会使华盛顿提出更多新的要求。他断言，美国将运用恫吓政策，因为它除了用武力说话外，根本不懂其他语言。
在米高扬为寻求打破僵局的出路而谈到允许检查人员上苏联船只时，卡斯特罗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苏联的事，但在古巴水域内不行！
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继续坚持自己的无理要求。但当他们确信古巴绝不会屈服之后，也无可奈何，终于被迫同意下述计划：将不加遮护的导弹装载在苏联船只的甲板上，美国军舰和飞机在公海上对其进行拍照。
当时卡斯特罗就曾经预言，如果在检查问题上向美国人让步，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新的让步。在最初的几轮会谈中，他就明确断言，在苏联作出让步之后，美国将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要求，其中包括：（１）撤出伊尔—２８型轰炸机，尽管这些老式飞机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２）撤出"蚊型"鱼雷快艇；（３）撤走苏联军事人员；（４）吸收逃避革命到迈阿密避难的资产阶级政客参加古巴政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在谈判的头两周里，美国人确实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卡斯特罗所预言的几乎所有要求。只有最后那条没敢提，因为担心谈判破裂。
尽管古巴人坚决反对，苏联还是同意美国关于撤出苏联伊尔—２８型轰炸机和鱼雷快艇的要求。达成的协议只允许在古巴保留一个教学中心，苏联专家可以在那里帮助古巴人掌握苏联留下来的军事技术。从１１月８日到１１日，苏联军事人员在美军Ｕ—２飞机的侦察监督下拆除了设在古巴的导弹。苏联货船从古巴运走了４２枚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军舰"船靠船的目视观察"。
１１月２０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３０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２８型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华沙条约参加国的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也接着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加勒比海又平静了下来。
据统计，在封锁古巴期间，美国海军飞机共飞行９０００架次，共计３万飞行小时；９０艘美海军舰艇直接卷入了这次行动，共计航行７８万海里；战略空军司令部共出动２０００多架次Ｂ—５２轰炸机和加油机，连续飞行累计超过５万小时。
１２月６日，美国国防部宣布苏联轰炸机已撤离古巴。１９６３年４月，美国设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朱庇特"导弹被撤除。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已走到战争边缘。美国在这场核战争讹诈中占了上风，但是苏联并没有因偷运导弹失败而就此罢手。它深感实力不如美国，此后开始更加狂热地发展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特别是海军力量，继续加强古巴这一前沿阵地，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南美洲大肆渗透，同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
８．核战争阴云飘荡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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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以后的事情。它于１９４８年才获得独立。但它的邻国一开始就把它看成"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与它格格不入。在建国后的二十五年里，以色列人就打了四次仗，即发生过著名的四次中东战争。其中三次中东战争发生的时候，核战阴云就在中东飘荡，中东两度面临坠入核战黑洞的危险。
８．１ 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冒险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英、法和以色列三国为一方，向埃及发动突然袭击。英法两国的直接目的是想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恢复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由于美苏两个核大国插手，中东笼罩上了核战争的阴影。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一条国际航道，扼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河自开通以后，被英国长崎占领。苏伊士运河公司被英、法垄断资本控制。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英国的最后一批殖民军队被迫撤离埃及。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庄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借口运河的国有化是对运河自由通航的威胁，在宣布冻结埃及的资金和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会议的同时，积极准备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８月初，英、法在伦敦成立了侵略埃及的联合军事机构，着手制定战争计划。８月１６日，英、法海陆空联合部队便开始在塞浦路斯、马耳他和阿尔及利亚的前哨基地集结，并在地中海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到９月初，英法军队完成入侵准备。此时，英、法和以色列共集结了军队２２．９万人；海军舰艇１８５艘，其中有航空母舰７艘，战列舰１艘，驱逐舰１８艘；各种飞机１２６１架，这些飞机配置在离埃及不远的马耳他、塞浦路斯、利比亚、以色列、约旦、亚丁地区和航空母舰上。这些兵力与仅有１５万人、２５０架飞机和５００辆坦克的埃及军队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
１０月２８日，以色列陆军完成了１８个野战旅的作战部署。２９日下午５时许，以军突然越过边界向西奈半岛发动进攻。经过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以军于１１月５日至６日全部占领西奈半岛。
就在以军发起进攻以后，英法两国以"保证运河的通航安全和自由"为借口，向埃、以两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火，并从运河区后撤１０英里，由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１０月３１日，埃及政府断然拒绝了英法的"最后通牒"。当日１９时许，英法空军便突然对埃及实施空袭，埃及的四个主要机场均被轰炸。次日凌晨，英法的战斗轰炸机和舰载机群全部出动，又对这些机场进行补充轰炸。夜间，英法飞机又轰炸了另外五个机场，同时也轰炸了开罗、亚历山大等五大城市。此后，英法空军轰炸重点便指向埃军坦克、炮兵、战斗车辆集结地域和重要交通线，企图将埃军拦截在西奈半岛，配合东线以军将起包围歼灭。埃军识破了英法的战略企图，纳赛尔总统停止了对西奈半岛的增援，并将西奈半岛的防御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撤退，集中兵力在运河沿岸抗击英法的侵略。
１１月５日，英法军队的空降部队和陆战部队向塞得港和富阿德港地区发起进攻，埃及军队展开了塞得港保卫战，不让入侵者占领整个运河区。形势非常严峻。
５日上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致电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莫勒和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通知他们，苏联准备使用武力粉碎侵略者和恢复和平。他几乎不加掩饰地威胁，如果英法部队不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就要用导弹核武器攻击伦敦和巴黎。布尔加宁还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建议美苏共同向埃及进军，以停止这场战斗。布尔加宁警告说：“如果不停止这场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下午５时，艾森豪威尔召集他的高级幕僚胡佛、亚当斯和休斯讨论对布尔加宁提出的美、苏携起手来反对英、法的“荒谬建议"的答复。讨论是沉闷的，与会者一致同意在拒绝布尔加宁的建议时，指出苏联的建议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对苏联人感到担心，他们认为苏联人既希望又害怕——希望苏伊士危机会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破裂；害怕最近的匈牙利事件会导致沙华条约破裂。艾森豪威尔说：苏联人"既暴跳如雷，又战战兢兢，这造成最危险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最好非常肯定，我们的每一个情报点和部队每一个前哨都要绝对地处于戒备状态"。艾森豪威尔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句话，每一步都必须是肯定无疑的和明确的。如果这些家伙开始有所行动，我们可能必须打击他们——并在必要时以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艾森豪威尔指示胡佛发表一项声明，其中包括"明确的警告"——如果苏联企图将部队派往中东，美国将以武力抵抗。艾森豪威尔还授意当时北约美籍总司令格伦瑟将军宣布：“如果苏联用火箭袭击英法等国，莫斯科将像黑夜接替白昼一样肯定遭到毁灭。"同时，艾森豪威尔又强烈要求英、法和以色列停战。
１１月６日早上８时３７分，艾森豪威尔会见他的高级军事助理古德帕斯特和国务卿杜勒斯，听取最新的情况汇报。杜勒斯报告，苏联已经告诉埃及，他们打算在中东"干些事情"。他认为有可能他们将派空军到叙利亚。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派Ｕ—２飞机飞越叙利亚和以色列。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苏联进攻英国和法国，"我们将参战，即使国会在休会期间，我们也是有理由参加军事行动的"。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侦察发现在叙利亚基地上有苏联空军，他认为英、法有理由把它们摧毁。古德帕斯特关于这次会议的备忘录证明，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当时，总统问：“我们在地中海的部队是否配备了原子武器？”
中午，古德帕斯特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Ｕ—２飞机没有发现叙利亚机场上有苏联飞机或飞机调入埃及的行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马上开始。在白宫会议室里，艾森豪威尔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美国应当动员吗？"艾森豪威尔想逐步实行动员"以避免造成骚动"。作为第一步，他要雷德福召回在休假的军事人员，因为"这是不能隐瞒的行动，并将使俄国人踌躇"。
中午１２时５５分，艾森豪威尔又给艾登打了电话。艾登说英国刚刚宣布接受停火，艾森豪威尔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一场即将降临的核危机避免了。事后，艾森豪威尔曾对他的助手Ｃ·Ｄ·杰克逊说，当时，如果局势继续恶化的话，他对苏联人"唯一可作出的选择是使用原子弹"。
在埃及人民的积极抵抗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声援下，所有的侵略军被迫于１１月７日停止军事行动。英法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２日，以色列于１９５７年３月，分别从埃及领土撤出其军队，第二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英、法两国由于在苏伊士战争中的失败，他们在中东地区的主动权完全落入美、苏两国之手。
８．２ 第六个核国家
以色列是一个危机意识强烈的国家。前三次中东战争，即１９４８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１９６７年的"六五战争"，每一次都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意识。
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以色列的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必须拥有自己的核能力。１９４８年以前，以色列就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年轻的以色列人也被送到西方学习有关的科学技术。
以色列虽然资源有限，但政府通过巧妙而多方面的努力，获得了铀、重水、浓缩铀和建造必要设施的技术支持。这些东西主要是从法国那里获得的。有意思的是，在核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科学家和制造商对核技术扩散的危险都表现得无动于衷。对于以色列掌握核技术来说，以、法两国的联系一直显得很重要。这种联系至少延续到１９６０年戴高乐采取行动加以限制时为止。１９６７年，以色列不听法国的劝告，发动先发制人的"六五战争"。这时候，法国才完全中断与以色列的联系。以色列在掌握核技术、发展核能力方面，还从美国那里得到过帮助，获得了所需的设备，可能还有浓缩铀。以色列利用在几十年秘密研究中所获得的技术和联系，建立和装备了自己的常规部队，也在核领域取得了成功。
对于以色列生产核武器的情况，希伯莱大学一位教授作过如下叙述：
以色列生产核武器的努力始于５０年代中期，当时在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附近开始建造法国人设计的反应堆。像其他许多反应堆一样，这个反应堆也可以被理解为具有双重目的：既可生产电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同其他具有双重用途的反应堆相比，其设计特别适合于制造核武器，而不适合于生产电力。
尽管在建造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人们很快发现这座高度保密、重兵把守的沙漠中的"纺织厂"实际上是一个核反应堆。到６０年代末时，人们已公认以色列具有生产核燃料（钚）的技术能力。
不过，在整整２５年时间里，以色列政府对它生产核武器的事实，一直讳莫如深。它的正式立场，一直是它在１９６２年所宣布的：“中东目前没有核武器，以色列将永远不做引进这种武器的第一个国家。"１９６０年，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也极力为迪莫纳核反应堆遮掩，称它是一家"纺织厂"。
１９７４年，以色列总统埃弗赖姆·卡普尔对西方记者说，他的国家将在万不得已时使用核武器，"一旦我们需要这种武平时，我们就会拥有它们"。一家报纸的报道还说，卡普尔当时还补充说，如果出现这种需要，以色列可以"在短时间内，甚至只用几天"就把这种能力变为现实。１９８４年，以色列科学部长、原子能委员会的前成员、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尤瓦尔·内曼教授，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以色列避免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我们已具备了核潜力，我们有了专门人才，我们有了基础。”
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在７０年代初，以色列也许没有完全的、装备好的、随时可以发射的原子弹。但是他们有几十枚、甚至几百枚只需几分钟或几小时就能组装好投入使用的原子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上述研究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证明，以色列是名副其实的第六个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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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以后的事情。它于１９４８年才获得独立。但它的邻国一开始就把它看成"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与它格格不入。在建国后的二十五年里，以色列人就打了四次仗，即发生过著名的四次中东战争。其中三次中东战争发生的时候，核战阴云就在中东飘荡，中东两度面临坠入核战黑洞的危险。
８．１ 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冒险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英、法和以色列三国为一方，向埃及发动突然袭击。英法两国的直接目的是想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恢复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由于美苏两个核大国插手，中东笼罩上了核战争的阴影。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一条国际航道，扼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河自开通以后，被英国长崎占领。苏伊士运河公司被英、法垄断资本控制。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英国的最后一批殖民军队被迫撤离埃及。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庄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借口运河的国有化是对运河自由通航的威胁，在宣布冻结埃及的资金和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会议的同时，积极准备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８月初，英、法在伦敦成立了侵略埃及的联合军事机构，着手制定战争计划。８月１６日，英、法海陆空联合部队便开始在塞浦路斯、马耳他和阿尔及利亚的前哨基地集结，并在地中海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到９月初，英法军队完成入侵准备。此时，英、法和以色列共集结了军队２２．９万人；海军舰艇１８５艘，其中有航空母舰７艘，战列舰１艘，驱逐舰１８艘；各种飞机１２６１架，这些飞机配置在离埃及不远的马耳他、塞浦路斯、利比亚、以色列、约旦、亚丁地区和航空母舰上。这些兵力与仅有１５万人、２５０架飞机和５００辆坦克的埃及军队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
１０月２８日，以色列陆军完成了１８个野战旅的作战部署。２９日下午５时许，以军突然越过边界向西奈半岛发动进攻。经过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以军于１１月５日至６日全部占领西奈半岛。
就在以军发起进攻以后，英法两国以"保证运河的通航安全和自由"为借口，向埃、以两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火，并从运河区后撤１０英里，由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１０月３１日，埃及政府断然拒绝了英法的"最后通牒"。当日１９时许，英法空军便突然对埃及实施空袭，埃及的四个主要机场均被轰炸。次日凌晨，英法的战斗轰炸机和舰载机群全部出动，又对这些机场进行补充轰炸。夜间，英法飞机又轰炸了另外五个机场，同时也轰炸了开罗、亚历山大等五大城市。此后，英法空军轰炸重点便指向埃军坦克、炮兵、战斗车辆集结地域和重要交通线，企图将埃军拦截在西奈半岛，配合东线以军将起包围歼灭。埃军识破了英法的战略企图，纳赛尔总统停止了对西奈半岛的增援，并将西奈半岛的防御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撤退，集中兵力在运河沿岸抗击英法的侵略。
１１月５日，英法军队的空降部队和陆战部队向塞得港和富阿德港地区发起进攻，埃及军队展开了塞得港保卫战，不让入侵者占领整个运河区。形势非常严峻。
５日上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致电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莫勒和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通知他们，苏联准备使用武力粉碎侵略者和恢复和平。他几乎不加掩饰地威胁，如果英法部队不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就要用导弹核武器攻击伦敦和巴黎。布尔加宁还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建议美苏共同向埃及进军，以停止这场战斗。布尔加宁警告说：“如果不停止这场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下午５时，艾森豪威尔召集他的高级幕僚胡佛、亚当斯和休斯讨论对布尔加宁提出的美、苏携起手来反对英、法的“荒谬建议"的答复。讨论是沉闷的，与会者一致同意在拒绝布尔加宁的建议时，指出苏联的建议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对苏联人感到担心，他们认为苏联人既希望又害怕——希望苏伊士危机会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破裂；害怕最近的匈牙利事件会导致沙华条约破裂。艾森豪威尔说：苏联人"既暴跳如雷，又战战兢兢，这造成最危险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最好非常肯定，我们的每一个情报点和部队每一个前哨都要绝对地处于戒备状态"。艾森豪威尔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句话，每一步都必须是肯定无疑的和明确的。如果这些家伙开始有所行动，我们可能必须打击他们——并在必要时以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艾森豪威尔指示胡佛发表一项声明，其中包括"明确的警告"——如果苏联企图将部队派往中东，美国将以武力抵抗。艾森豪威尔还授意当时北约美籍总司令格伦瑟将军宣布：“如果苏联用火箭袭击英法等国，莫斯科将像黑夜接替白昼一样肯定遭到毁灭。"同时，艾森豪威尔又强烈要求英、法和以色列停战。
１１月６日早上８时３７分，艾森豪威尔会见他的高级军事助理古德帕斯特和国务卿杜勒斯，听取最新的情况汇报。杜勒斯报告，苏联已经告诉埃及，他们打算在中东"干些事情"。他认为有可能他们将派空军到叙利亚。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派Ｕ—２飞机飞越叙利亚和以色列。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苏联进攻英国和法国，"我们将参战，即使国会在休会期间，我们也是有理由参加军事行动的"。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侦察发现在叙利亚基地上有苏联空军，他认为英、法有理由把它们摧毁。古德帕斯特关于这次会议的备忘录证明，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当时，总统问：“我们在地中海的部队是否配备了原子武器？”
中午，古德帕斯特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Ｕ—２飞机没有发现叙利亚机场上有苏联飞机或飞机调入埃及的行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马上开始。在白宫会议室里，艾森豪威尔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美国应当动员吗？"艾森豪威尔想逐步实行动员"以避免造成骚动"。作为第一步，他要雷德福召回在休假的军事人员，因为"这是不能隐瞒的行动，并将使俄国人踌躇"。
中午１２时５５分，艾森豪威尔又给艾登打了电话。艾登说英国刚刚宣布接受停火，艾森豪威尔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一场即将降临的核危机避免了。事后，艾森豪威尔曾对他的助手Ｃ·Ｄ·杰克逊说，当时，如果局势继续恶化的话，他对苏联人"唯一可作出的选择是使用原子弹"。
在埃及人民的积极抵抗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声援下，所有的侵略军被迫于１１月７日停止军事行动。英法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２日，以色列于１９５７年３月，分别从埃及领土撤出其军队，第二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英、法两国由于在苏伊士战争中的失败，他们在中东地区的主动权完全落入美、苏两国之手。
８．２ 第六个核国家
以色列是一个危机意识强烈的国家。前三次中东战争，即１９４８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１９６７年的"六五战争"，每一次都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意识。
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以色列的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必须拥有自己的核能力。１９４８年以前，以色列就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年轻的以色列人也被送到西方学习有关的科学技术。
以色列虽然资源有限，但政府通过巧妙而多方面的努力，获得了铀、重水、浓缩铀和建造必要设施的技术支持。这些东西主要是从法国那里获得的。有意思的是，在核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科学家和制造商对核技术扩散的危险都表现得无动于衷。对于以色列掌握核技术来说，以、法两国的联系一直显得很重要。这种联系至少延续到１９６０年戴高乐采取行动加以限制时为止。１９６７年，以色列不听法国的劝告，发动先发制人的"六五战争"。这时候，法国才完全中断与以色列的联系。以色列在掌握核技术、发展核能力方面，还从美国那里得到过帮助，获得了所需的设备，可能还有浓缩铀。以色列利用在几十年秘密研究中所获得的技术和联系，建立和装备了自己的常规部队，也在核领域取得了成功。
对于以色列生产核武器的情况，希伯莱大学一位教授作过如下叙述：
以色列生产核武器的努力始于５０年代中期，当时在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附近开始建造法国人设计的反应堆。像其他许多反应堆一样，这个反应堆也可以被理解为具有双重目的：既可生产电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同其他具有双重用途的反应堆相比，其设计特别适合于制造核武器，而不适合于生产电力。
尽管在建造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人们很快发现这座高度保密、重兵把守的沙漠中的"纺织厂"实际上是一个核反应堆。到６０年代末时，人们已公认以色列具有生产核燃料（钚）的技术能力。
不过，在整整２５年时间里，以色列政府对它生产核武器的事实，一直讳莫如深。它的正式立场，一直是它在１９６２年所宣布的：“中东目前没有核武器，以色列将永远不做引进这种武器的第一个国家。"１９６０年，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也极力为迪莫纳核反应堆遮掩，称它是一家"纺织厂"。
１９７４年，以色列总统埃弗赖姆·卡普尔对西方记者说，他的国家将在万不得已时使用核武器，"一旦我们需要这种武平时，我们就会拥有它们"。一家报纸的报道还说，卡普尔当时还补充说，如果出现这种需要，以色列可以"在短时间内，甚至只用几天"就把这种能力变为现实。１９８４年，以色列科学部长、原子能委员会的前成员、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尤瓦尔·内曼教授，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以色列避免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我们已具备了核潜力，我们有了专门人才，我们有了基础。”
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在７０年代初，以色列也许没有完全的、装备好的、随时可以发射的原子弹。但是他们有几十枚、甚至几百枚只需几分钟或几小时就能组装好投入使用的原子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上述研究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证明，以色列是名副其实的第六个核国家。
８．３ 一只脚已跨过"核门槛"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加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这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两个超级大国提供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为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的效果，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鲜为人知的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前后出现过两次骇人听闻的核危机。其中一次就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一只脚已跨过"核门槛"，差一点将其秘密制造的原子弹扔到埃及人的头上。
１９６７年爆发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横扫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如秋风扫落叶般把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从自己的领土上赶了出去。从那时期，联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咽喉要道——苏伊士运河，从埃及的内河变成了埃及与以色列的战时分界线。运河上再也看不见往来如梭的船队，取而代之的是密布的水雷和两岸实弹在膛的虎视眈眈的大炮。
作为运河的主人，埃及从此失去了每年１０亿埃镑的通航税收。丧权失地的屈辱使每一个埃及人怒火满腔，而失去了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更感到似乎是在以色列人的监视和炮口威胁下生活，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埃及全国及叙利亚军民同仇敌忾，决心报仇雪恨，收复失地。
在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以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一天人们不吃不喝，甚至不讲话，整日跪在神庙里祈祷。以色列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他们盼来的不是平安，而是一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复仇凶星。下午２时，以埃及、叙利亚两国军队为主，加上阿拉伯联军，在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东西两线，突然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全线进攻。
埃及空军的２５０架超音速飞机腾空而起，对西奈半岛的以军指挥所、炮兵阵地、"霍克"地空导弹阵地、机场、雷达站、后勤设施和兵营进行了毁灭性轰炸。空袭仅持续了２０分钟，埃及空军便摧毁了９０％的以色列军事目标。
与此同时，埃及部署在运河西岸的约４０００门火炮同时开火，集中射击"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和指挥所。"飞毛腿"式地地战术导弹也射向了以色列吉夫加结和塔萨的基地。
埃及军队在进攻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一个障碍，不是苏伊士运河，不是火障，也不是明碉暗堡，而是"巴列夫防线"，即运河东岸那道２０多米高、坡度达６５度的沙堤。这条沙堤长１３０公里，是以色列于１９６９年耗资２亿４千万美元建造起来的。沙堤的一个优点是，不仅人、车、坦克无法逾越，而且不怕飞机轰、炸弹炸。所以以色列人把它叫作"万无一失"的防线。
在摧毁"巴列夫防线"的战斗中建立奇功的是埃及军队中一位工兵参谋。入伍之前，这位参谋参加过建造有名的阿斯旺高坝。有一次，一条沙堤挡住了流往发电站的水流，他和同事们用水龙头在沙堤中间冲开一个缺口，让湍急的水流把沙土带走。这一经验在战争中帮了他的忙，他提出了用高压水龙头冲开沙堤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被工兵司令阿里中将采纳。
１０月６日，埃军对运河东岸开始了猛烈的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埃及的８０００名士兵乘坐１０００只橡皮攻击艇和水陆两栖战车，沿１０公里的运河正面奋勇抢渡。仅半小时，他们就登上了运河东岸高达１７米的沙坝，占领了以军第一线阵地。跟进的工程兵用１００台消防水车一起向沙堤喷水。水柱密集，射向沙堤。沙堤遇水即崩溃，沙流滚滚而下。不到５个小时，沙堤即被冲开６０多条通道。同时迅速架起浮桥，大批坦克、大炮和导弹隆隆地驶过运河。至下午７时，约有６万埃军和５００辆坦克渡过了运河，加强了运河东岸的阵地，并楔入以军纵深防线。埃及海军舰艇也在地中海和苏伊士湾用舰炮轰击以军，用火力支援地面部队，同时在多处海域同以色列海军展开海战，策应陆军的进攻。不到２４小时，埃及军队的第２、第３集团军就全部渡过运河，以色列苦心经营３年之久的"巴列夫防线"被全线突破。埃军原来估计渡河至少要伤亡１万人，由于采用高压水枪破沙堤，结果渡河和打破"巴列夫防线"仅伤亡２０８人。埃军收复了坎塔拉镇和夏特镇，歼灭了以军大量有生力量（以第１９０装甲旅被全歼），牢牢控制了运河沿岸长１００公里、纵深１０公里的地区。以军在损失了１／４的坦克和１／３的作战飞机后，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境地。
在北线，叙利亚军队在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也派出一支精锐伞兵部队奇袭被以色列称为"国家眼睛"的赫尔蒙山顶雷达站，在戈兰高地投入了２个装甲师和３个步兵师，分３路向戈兰高地以军阵地发动猛攻。７２小时后，叙军全线突破以军防线，北路攻占了战略要地老头山和马萨达，中路夺取了库奈特达，前锋直指以色列边境，南路攻取了法拉斯，收复了菲格，以军３个装甲步兵旅悉受重创。
伊拉克、科威特、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纷纷派兵参战，伊拉克总统甚至派出其胞弟率领总统近卫坦克师开赴战场。
首战告捷，使在历次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阿拉伯世界群情激奋，几十年饱受屈辱的郁闷和自卑，随着前方捷报的传来一扫而光。埃及总统萨达特心情激动地说：“我们的胜利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以色列不可战胜的优势不过是一种神话！”
弹丸之国的以色列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在前所未有的失败面前惊恐万状。
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面对西方记者岂不成声：“以色列无法使埃及人后退一英寸，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已经被打开。”
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则在电视讲话中连连向美国哀求：“你们救救以色列吧！”
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色列军方想到了其最后的杀手锏——以色列秘密制造并存放在内格夫沙漠基地中的、全世界尚无人知道的１３枚原子弹。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请求下，以色列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了使用核武器的决议。以军将部分核弹头装在Ｆ—４Ｅ鬼怪式战斗轰炸机上，将部分核弹头装在杰里科地地导弹发射架上，并准备向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城市发动核攻击……全世界已不知不觉地处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以色列迪莫纳反应堆生产的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虽然“十分原始"，但每一枚的破坏力，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爆炸力的总和。一旦使用，将给阿拉伯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更有甚者，以色列准备对埃及建造在尼罗河上的世界最高水坝——阿斯旺大坝用原子弹予以摧毁。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局曾对这一大坝的容量和落差进行过精心的测算，结论是：一旦大坝被原子弹摧毁，汹涌澎湃的洪水将使埃及所有的富庶地区荡然无存。
到底使不使用原子弹？梅厄总理此刻突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一连几小时在一幅以色列地图前踱步不止，复杂的思绪在脑海中汹涌激荡。
梅厄深知，以色列国土狭小，面积仅２．７万平方公里，最窄处只有１５公里，国土周边一面靠海，三面被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狭窄的国土既缺乏足够的战略缓冲纵深，军队无法实施大范围的战略机动，又缺乏足够的兵源。志在复仇的埃及坦克纵队在强渡苏伊士运河后，势如破竹。一旦埃军攻陷以色列在西奈的最后战略要地埃特米特拉山口，以军将无险可守。乘胜追击的埃及坦克部队一旦越过边界，仅数小时就可席卷不足百里的以色列全境。当此紧急危亡之际，看来只有原子弹可以拯救以色列了。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梅厄清楚地知道，一旦使用原子弹，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出于一种政治家的心计和多年国际斗争生涯养成的敏感，她觉得对于以色列目前的困境，美国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她接通了联系华盛顿的"热线"电话。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告诉她，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发现并正在分析可根本扭转战局的重要情况，以色列只要再坚持２４小时就可渡过难关。
天机不可泄露。梅厄更加冷静下来，她顶住了幕僚和军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坚决不同意使用核武器，同时下达了“全线死守２４小时"的特急命令。一触即发的核按钮终于没有按下。
以色列开始全国总动员。完备的兵役制度和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战时动员体制，使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之内，就向岌岌可危的西奈战场派出了大批增援部队。
几个小时以后，战局开始稳定下来。梅厄总理召来以军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中将和以军情报局——"摩萨德"的局长阿哈隆·亚里夫少将，了解和研究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重要情报。
原来，根据美国"大鸟"侦察卫星所拍摄的照片和"摩萨德"对埃军的侦察，埃及的第２、第３集团军在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后，为确保各处主攻方向的兵力和装备，两翼兵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缩，已形成了以德维斯瓦为结合部的左右两个突击群。这样，在两个集团军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宽约１０公里的间隙地带。据在西奈战场上空飞行的美国ＳＲ—７１高速侦察机报告，此间隙仍在继续扩大，埃军指挥部至今对此尚未察觉。
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指出，如果以军派出一支精锐部队从这个缺口楔入埃军后方纵深，无论向左向右突击，均可包围埃军一个集团军，如果进展顺利，整个战场局势将随之改观。
兵贵神速。为了抓住这一良机，梅厄总理立即任命久经战阵的阿里尔·沙龙少将为指挥官率领一支特种部队进行奇袭。
“赎罪日"后的第１０天，即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日，西奈半岛埃军第２和第３集团军在大苦湖以北德维斯瓦附近的结合部的间隙已扩大到２０公里。沙龙率领一支装甲突击纵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长途奔袭数百里，从两支埃及大军结合部的缺口楔入埃军后方。３０分钟以后，沙龙已陈兵苏伊士运河东岸。很快，以军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了浮桥，天亮以前，沙龙率领的一个加强装甲师已全部偷渡过河。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沙龙利用埃军统帅部的失误，迅速将西岸登陆场的正面和纵深扩大到１５公里，并指挥以军从北面、西北面、西南面三方呈扇形向西岸埃及守军猛攻。沙龙抓住埃军后方防守薄弱的空档，一路冲杀，摧毁了埃军用于掩护东岸部队的防空导弹系统、炮兵阵地、指挥所和后勤基地。到１０月２２日，埃军第３集团军的２万多人和２００多辆坦克被以军四面包围，埃军被迫全面转入守势。
直到这时，装在Ｆ—４Ｅ鬼怪式飞机和杰里科导弹发射架上的核弹头才被卸下来，又运回了内格夫沙漠中的核武器仓库。世界又一次从核战争边缘侥幸走了回来。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加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这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两个超级大国提供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为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的效果，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鲜为人知的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前后出现过两次骇人听闻的核危机。其中一次就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一只脚已跨过"核门槛"，差一点将其秘密制造的原子弹扔到埃及人的头上。
１９６７年爆发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横扫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如秋风扫落叶般把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从自己的领土上赶了出去。从那时期，联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咽喉要道——苏伊士运河，从埃及的内河变成了埃及与以色列的战时分界线。运河上再也看不见往来如梭的船队，取而代之的是密布的水雷和两岸实弹在膛的虎视眈眈的大炮。
作为运河的主人，埃及从此失去了每年１０亿埃镑的通航税收。丧权失地的屈辱使每一个埃及人怒火满腔，而失去了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更感到似乎是在以色列人的监视和炮口威胁下生活，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埃及全国及叙利亚军民同仇敌忾，决心报仇雪恨，收复失地。
在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以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一天人们不吃不喝，甚至不讲话，整日跪在神庙里祈祷。以色列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他们盼来的不是平安，而是一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复仇凶星。下午２时，以埃及、叙利亚两国军队为主，加上阿拉伯联军，在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东西两线，突然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全线进攻。
埃及空军的２５０架超音速飞机腾空而起，对西奈半岛的以军指挥所、炮兵阵地、"霍克"地空导弹阵地、机场、雷达站、后勤设施和兵营进行了毁灭性轰炸。空袭仅持续了２０分钟，埃及空军便摧毁了９０％的以色列军事目标。
与此同时，埃及部署在运河西岸的约４０００门火炮同时开火，集中射击"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和指挥所。"飞毛腿"式地地战术导弹也射向了以色列吉夫加结和塔萨的基地。
埃及军队在进攻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一个障碍，不是苏伊士运河，不是火障，也不是明碉暗堡，而是"巴列夫防线"，即运河东岸那道２０多米高、坡度达６５度的沙堤。这条沙堤长１３０公里，是以色列于１９６９年耗资２亿４千万美元建造起来的。沙堤的一个优点是，不仅人、车、坦克无法逾越，而且不怕飞机轰、炸弹炸。所以以色列人把它叫作"万无一失"的防线。
在摧毁"巴列夫防线"的战斗中建立奇功的是埃及军队中一位工兵参谋。入伍之前，这位参谋参加过建造有名的阿斯旺高坝。有一次，一条沙堤挡住了流往发电站的水流，他和同事们用水龙头在沙堤中间冲开一个缺口，让湍急的水流把沙土带走。这一经验在战争中帮了他的忙，他提出了用高压水龙头冲开沙堤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被工兵司令阿里中将采纳。
１０月６日，埃军对运河东岸开始了猛烈的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埃及的８０００名士兵乘坐１０００只橡皮攻击艇和水陆两栖战车，沿１０公里的运河正面奋勇抢渡。仅半小时，他们就登上了运河东岸高达１７米的沙坝，占领了以军第一线阵地。跟进的工程兵用１００台消防水车一起向沙堤喷水。水柱密集，射向沙堤。沙堤遇水即崩溃，沙流滚滚而下。不到５个小时，沙堤即被冲开６０多条通道。同时迅速架起浮桥，大批坦克、大炮和导弹隆隆地驶过运河。至下午７时，约有６万埃军和５００辆坦克渡过了运河，加强了运河东岸的阵地，并楔入以军纵深防线。埃及海军舰艇也在地中海和苏伊士湾用舰炮轰击以军，用火力支援地面部队，同时在多处海域同以色列海军展开海战，策应陆军的进攻。不到２４小时，埃及军队的第２、第３集团军就全部渡过运河，以色列苦心经营３年之久的"巴列夫防线"被全线突破。埃军原来估计渡河至少要伤亡１万人，由于采用高压水枪破沙堤，结果渡河和打破"巴列夫防线"仅伤亡２０８人。埃军收复了坎塔拉镇和夏特镇，歼灭了以军大量有生力量（以第１９０装甲旅被全歼），牢牢控制了运河沿岸长１００公里、纵深１０公里的地区。以军在损失了１／４的坦克和１／３的作战飞机后，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境地。
在北线，叙利亚军队在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也派出一支精锐伞兵部队奇袭被以色列称为"国家眼睛"的赫尔蒙山顶雷达站，在戈兰高地投入了２个装甲师和３个步兵师，分３路向戈兰高地以军阵地发动猛攻。７２小时后，叙军全线突破以军防线，北路攻占了战略要地老头山和马萨达，中路夺取了库奈特达，前锋直指以色列边境，南路攻取了法拉斯，收复了菲格，以军３个装甲步兵旅悉受重创。
伊拉克、科威特、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纷纷派兵参战，伊拉克总统甚至派出其胞弟率领总统近卫坦克师开赴战场。
首战告捷，使在历次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阿拉伯世界群情激奋，几十年饱受屈辱的郁闷和自卑，随着前方捷报的传来一扫而光。埃及总统萨达特心情激动地说：“我们的胜利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以色列不可战胜的优势不过是一种神话！”
弹丸之国的以色列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在前所未有的失败面前惊恐万状。
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面对西方记者岂不成声：“以色列无法使埃及人后退一英寸，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已经被打开。”
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则在电视讲话中连连向美国哀求：“你们救救以色列吧！”
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色列军方想到了其最后的杀手锏——以色列秘密制造并存放在内格夫沙漠基地中的、全世界尚无人知道的１３枚原子弹。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请求下，以色列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了使用核武器的决议。以军将部分核弹头装在Ｆ—４Ｅ鬼怪式战斗轰炸机上，将部分核弹头装在杰里科地地导弹发射架上，并准备向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城市发动核攻击……全世界已不知不觉地处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以色列迪莫纳反应堆生产的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虽然“十分原始"，但每一枚的破坏力，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爆炸力的总和。一旦使用，将给阿拉伯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更有甚者，以色列准备对埃及建造在尼罗河上的世界最高水坝——阿斯旺大坝用原子弹予以摧毁。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局曾对这一大坝的容量和落差进行过精心的测算，结论是：一旦大坝被原子弹摧毁，汹涌澎湃的洪水将使埃及所有的富庶地区荡然无存。
到底使不使用原子弹？梅厄总理此刻突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一连几小时在一幅以色列地图前踱步不止，复杂的思绪在脑海中汹涌激荡。
梅厄深知，以色列国土狭小，面积仅２．７万平方公里，最窄处只有１５公里，国土周边一面靠海，三面被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狭窄的国土既缺乏足够的战略缓冲纵深，军队无法实施大范围的战略机动，又缺乏足够的兵源。志在复仇的埃及坦克纵队在强渡苏伊士运河后，势如破竹。一旦埃军攻陷以色列在西奈的最后战略要地埃特米特拉山口，以军将无险可守。乘胜追击的埃及坦克部队一旦越过边界，仅数小时就可席卷不足百里的以色列全境。当此紧急危亡之际，看来只有原子弹可以拯救以色列了。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梅厄清楚地知道，一旦使用原子弹，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出于一种政治家的心计和多年国际斗争生涯养成的敏感，她觉得对于以色列目前的困境，美国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她接通了联系华盛顿的"热线"电话。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告诉她，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发现并正在分析可根本扭转战局的重要情况，以色列只要再坚持２４小时就可渡过难关。
天机不可泄露。梅厄更加冷静下来，她顶住了幕僚和军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坚决不同意使用核武器，同时下达了“全线死守２４小时"的特急命令。一触即发的核按钮终于没有按下。
以色列开始全国总动员。完备的兵役制度和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战时动员体制，使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之内，就向岌岌可危的西奈战场派出了大批增援部队。
几个小时以后，战局开始稳定下来。梅厄总理召来以军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中将和以军情报局——"摩萨德"的局长阿哈隆·亚里夫少将，了解和研究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重要情报。
原来，根据美国"大鸟"侦察卫星所拍摄的照片和"摩萨德"对埃军的侦察，埃及的第２、第３集团军在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后，为确保各处主攻方向的兵力和装备，两翼兵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缩，已形成了以德维斯瓦为结合部的左右两个突击群。这样，在两个集团军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宽约１０公里的间隙地带。据在西奈战场上空飞行的美国ＳＲ—７１高速侦察机报告，此间隙仍在继续扩大，埃军指挥部至今对此尚未察觉。
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指出，如果以军派出一支精锐部队从这个缺口楔入埃军后方纵深，无论向左向右突击，均可包围埃军一个集团军，如果进展顺利，整个战场局势将随之改观。
兵贵神速。为了抓住这一良机，梅厄总理立即任命久经战阵的阿里尔·沙龙少将为指挥官率领一支特种部队进行奇袭。
“赎罪日"后的第１０天，即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日，西奈半岛埃军第２和第３集团军在大苦湖以北德维斯瓦附近的结合部的间隙已扩大到２０公里。沙龙率领一支装甲突击纵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长途奔袭数百里，从两支埃及大军结合部的缺口楔入埃军后方。３０分钟以后，沙龙已陈兵苏伊士运河东岸。很快，以军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了浮桥，天亮以前，沙龙率领的一个加强装甲师已全部偷渡过河。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沙龙利用埃军统帅部的失误，迅速将西岸登陆场的正面和纵深扩大到１５公里，并指挥以军从北面、西北面、西南面三方呈扇形向西岸埃及守军猛攻。沙龙抓住埃军后方防守薄弱的空档，一路冲杀，摧毁了埃军用于掩护东岸部队的防空导弹系统、炮兵阵地、指挥所和后勤基地。到１０月２２日，埃军第３集团军的２万多人和２００多辆坦克被以军四面包围，埃军被迫全面转入守势。
直到这时，装在Ｆ—４Ｅ鬼怪式飞机和杰里科导弹发射架上的核弹头才被卸下来，又运回了内格夫沙漠中的核武器仓库。世界又一次从核战争边缘侥幸走了回来。
８．４ 两霸相争
以军偷渡运河的成功，完全改变了先前不利的态势。一批批以色列战斗轰炸机呼啸而过，无情地扑向开罗、苏伊士城、伊斯梅尔等埃及城市，倾泄下来的炸弹瞬间使座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源源渡河的以军后续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向苏伊士城挺进，并包围该城，切断了苏伊士—开罗公路。一战得手的沙龙不可一世，正率领部队沿伊斯梅尔—开罗公路冲锋，准备打到开罗去。
就在这时，由于美、苏紧张的外交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１０月２２日清晨通过了关于阿以停战的３３８号决议。
以色列对这一决议大为不满。因为以军已使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军队几乎全部被包围，在经过数日激战并付出沉重代价后，以军已经击退了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进攻，并已深入到埃及领土纵深，埃及第３集团军已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尽管埃及和叙利亚已宣布接受停火，但以军仍不甘心就此罢休。
２４小时后，战事重起，以军趁机将埃及第３集团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至１０月２３日，埃及和以色列军队还在继续激战。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让其遵守停火协议，但是以方不予置理。以色列考虑过要全歼该军团，给阿拉伯国家“一点颜色"，至少也想把被围困的埃及第３集团军作为以后停战谈判的筹码。而在埃军方面，尽管从开罗发出了互相矛盾的命令，但第３集团军司令官坚持要突围。然而，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以色列找到了继续作战的借口。以军拒绝让联合国观察员到被围困的埃及军队去视察。在特拉维夫，以军统帅埃尔佐将军称，第３集团军唯一的出路是"体面地投降"。
基辛格与"叛卖"危机
以色列的好战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基辛格。这得从基辛格的苏联之行谈起。
１０月２０日凌晨２时，基辛格飞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直接商讨如何结束中东的敌对行动"。他的对手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到机场迎接他。
第二天（１０月２１日），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推迟到中午才举行。基辛格得知，莫斯科已下令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其中包括７个空降师，以便随时对中东进行干涉。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因为公开表示和平的愿望而放松警惕，他已准备好一旦谈判失败便采取另外的一手。
不过此时，在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办公室里，基辛格发现苏联方面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情十分迫切，谈判只用了４个小时，停火协议的文本就商定了。由于这项协议实际上比美国两星期来所酝酿的那个方案对美方更有利（没有谈到让以色列军队"撤退"），基辛格很快起草了一封尼克松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信，向她报告这一消息。但由于苏联用无线电干扰基辛格使团的对外联系，这一封信拖延了好几个小时才发出，到了以色列人手里就只有８个小时可以考虑了。这样，在耶路撒冷看来就好像是最后通牒一样。
苏美达成的这一停火协议，第二天（１０月２２日）就在安理会上得以通过。梅厄总理提出，要基辛格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途中访问以色列。因此，１０月２２日上午１０时，他飞往以色列，与梅厄总理及其幕僚举行秘密会谈，试图说服以色列接受他与苏联人谈判达成的停火条件。梅厄夫人和她的私人顾问团对此很不高兴，他们抱怨说，只要再有三天时间，埃及的第３集团军就会完全被包围歼灭。而基辛格知道，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给以色列三天时间而不引起超级大国的危机和毁掉"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何况，有一点是明显的，在宣布停火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伤亡惨重——死亡达２０００人，按人口比例，等于美国死亡２０万人。
以色列人自己也认识到，他们虽然打赢了最后一仗，但无敌的神话破灭了。阿拉伯军队并没有被彻底消灭。阿拉伯国家没有打赢，可也不再怕以色列了。基辛格问梅厄，萨达特能否从战争后期的军事挫折中恢复过来。她的回答很干脆：“能恢复。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他有胆量。"梅厄知道，埃以双方人口数量悬殊，仅开罗一个城市就等于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因此，当以色列人被要求放弃歼灭第３集团军，以换取与埃及进行"旨在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面对面会谈时，她不得不答应下来。然而，这一交易又不许作任何变更，这又使得以色列觉得是雪上加霜。
２２日中午，埃及接受停火，并于下午５时生效。基辛格建议以色列于下午６时５２分宣布停火，然后他就离开了以色列。
然而，中东的问题是复杂多变的，很难加以预料。在基辛格１０月２３日凌晨３时飞回华盛顿时，战场形势又紧张起来了，以色列人似乎忘记了停火协议这码事。
当基辛格于上午８时走进白宫办公室时，发现有两份电报。一份是来自萨达特总统的顾问哈兹菲·伊斯梅尔，他说“以色列又恢复了进攻，埃及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伊斯梅尔询问美苏正在做些什么来使以色列遵守协议。
另一份电报是美驻以色列大使基廷打来的。他说，以色列有很多人反对梅厄停火，同时以色列的部队似乎仍在顺利地推进，梅厄已命令以色列部队继续战斗。
上午９时３０分左右，勃列日涅夫致信基辛格，说以色列部队正在沿苏伊士运河西岸向南推进。勃列日涅夫说以色列的行动是"不能接受的"，是"明目张胆的骗局"。他建议安理会中午开会，重申停火，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到１０月２２日停火协议通过时的那条线上去。
上午１１时１０分左右，梅厄总理直接与基辛格通话。基辛格建议以色列从现在的战线后撤几百码，就是说撤到过去的那条停火线。基辛格说：“在那片沙漠上，谁能知道现在这条线或是那条线究竟在哪里呢？"梅厄不高兴地回答说：“那好，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的战线在哪里。”
基辛格现已知道，以色列已经切断了通向苏伊士城的最后一条供应线路。运河东岸的第３集团军已被全部切断联系，一场危机就要来临。中午，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茨打电话给基辛格，说以色列不愿意从现在占领的阵地撤退。他说，以色列政府同意那种说法，即没有人能讲出原来的停火线在哪里，因此它将不接受撤到那条战线的呼吁。
当天１２时３６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向尼克松发出急电，证明苏联感到被叛卖了。虽然电文一开头是“尊敬的总统先生"，但措词强硬而冷淡，指控以色列"背信弃义"而撕毁停火协议。他保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遵守停火协议，催促美国采取坚决行动制止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无礼地暗示"以色列的行动是和美国串通共谋的。
下午，基辛格收到梅厄一封措词严厉的来电，称以色列将不遵守新提出的协议，甚至谈都不必谈。看来，以色列是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消灭第３集团军。下午３时１５分，萨达特总统紧急致函尼克松，呼吁美国"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以便保证按照美苏共同协议充分实施停火决议"。晚上８时３０分，迪尼茨向基辛格承认，通向第３集团军的各条道路都被切断，饿死第３集团军比军事上消灭第３集团军要慢一些，但其结果一样。这样，出于各自的目的，以色列和埃及都同意１０月２４日当地时间早上７时（华盛顿时间半夜１时）实现停火。
苏联作好干预的准备
１０月２４日上午８时，伊斯梅尔致电基辛格，说"以色列又恢复了进攻"。萨达特再次急电尼克松谋求采取"有效措施，以迫使以色列实行停火"。
上午１０时１９分，勃列日涅夫又来信了。这封信措词严厉，开头的称呼是"总统先生"，不再像昨天那样是"尊敬的"了。来信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最近几小时内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发动的"挑衅性进攻"的情况，用威胁的口气呼吁尼克松制止以色列的进攻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上午１０时３０分，由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柯尔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军组成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宫开会了。会议由基辛格主持，他谈了最近发生的情况，并极力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
下午１时，萨达特致信尼克松，称以色列再次发动了进攻，接着他又表示“同意"美国所没有提过的东西：立即派遣美国观察员或军队到埃及一方执行安理会的停火决议。与此同时，萨达特总统已"正式地"向苏联人发出同样的请求。不久，新闻公报也宣布，开罗已公开宣布要求安理会开会，请求美国和苏联向中东派遣"部队"。
基辛格说：“我们没有准备派美国军队去埃及，也不会同意派苏联军队去。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存在，决不是为了同它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形成一纸决议，重新把它引进埃及。我们也不会同苏联人一起参加一支联合部队，因为这样一来，它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就合法化了。苏联军队将从此不再撤走。……我们决心在必要时以武力抗拒苏联军队进入中东，不管它是在什么借口下到那里去的。”
然而，苏联人还是马上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到１０月２４日，已有迹象表明苏联已作好了军事干预埃及的准备。１０月１７日，一个中队３０架安东诺夫运输机（即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急先锋）飞往贝尔格莱德。１０月２０日，苏联发射了一颗"宇宙"侦察卫星。３个苏联空降师早在１０月１１日就已处于警戒状态，其中１个师已在前一周从莫斯科开往离贝尔格莱德不远的一个空军基地。另外４个苏联空降师则于２４日早晨进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出发。在俄罗斯南部，已设立了一个空军司令部，苏联空军部队也进入警戒状态。这样，苏联总共集结了４万人的作战部队。
此外，７艘载有海军陆战队员的苏联两栖攻击舰艇和２艘直升机航空母舰开进了地中海。苏联地中海舰队本身就有约８５艘舰艇，这一数字比过去大有增加。
核幽灵在苏联的海军活动中徘徊。自从一艘载有核武器的苏联船只１０月２２日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地中海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跟踪它。据报道，当该船２５日进入埃及东北部的塞得港后，它就开始为一个先前部署在开罗附近的苏联"飞毛腿"导弹旅装卸弹头。这使得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担心，苏联的干预期在眉睫，并将扩大这场危机的规模。
１０月２４日早晨，苏联显然停止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武器和物资的空运。这一举动受到了美国的欢迎，认为这是莫斯科准备与美国协调一致限制对中东交战国家的军火运输。但是到了中午，这一暂停似乎又是一个更加不祥的预兆。美国情报系统无法对一大部分苏联空运机群定位，但电子侦听截获的情报表明，苏联第二天的飞行计划改变了，苏军通信活动激增。美方估计，苏联马上就要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了。
以军偷渡运河的成功，完全改变了先前不利的态势。一批批以色列战斗轰炸机呼啸而过，无情地扑向开罗、苏伊士城、伊斯梅尔等埃及城市，倾泄下来的炸弹瞬间使座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源源渡河的以军后续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向苏伊士城挺进，并包围该城，切断了苏伊士—开罗公路。一战得手的沙龙不可一世，正率领部队沿伊斯梅尔—开罗公路冲锋，准备打到开罗去。
就在这时，由于美、苏紧张的外交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１０月２２日清晨通过了关于阿以停战的３３８号决议。
以色列对这一决议大为不满。因为以军已使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军队几乎全部被包围，在经过数日激战并付出沉重代价后，以军已经击退了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进攻，并已深入到埃及领土纵深，埃及第３集团军已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尽管埃及和叙利亚已宣布接受停火，但以军仍不甘心就此罢休。
２４小时后，战事重起，以军趁机将埃及第３集团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至１０月２３日，埃及和以色列军队还在继续激战。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让其遵守停火协议，但是以方不予置理。以色列考虑过要全歼该军团，给阿拉伯国家“一点颜色"，至少也想把被围困的埃及第３集团军作为以后停战谈判的筹码。而在埃军方面，尽管从开罗发出了互相矛盾的命令，但第３集团军司令官坚持要突围。然而，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以色列找到了继续作战的借口。以军拒绝让联合国观察员到被围困的埃及军队去视察。在特拉维夫，以军统帅埃尔佐将军称，第３集团军唯一的出路是"体面地投降"。
基辛格与"叛卖"危机
以色列的好战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基辛格。这得从基辛格的苏联之行谈起。
１０月２０日凌晨２时，基辛格飞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直接商讨如何结束中东的敌对行动"。他的对手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到机场迎接他。
第二天（１０月２１日），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推迟到中午才举行。基辛格得知，莫斯科已下令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其中包括７个空降师，以便随时对中东进行干涉。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因为公开表示和平的愿望而放松警惕，他已准备好一旦谈判失败便采取另外的一手。
不过此时，在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办公室里，基辛格发现苏联方面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情十分迫切，谈判只用了４个小时，停火协议的文本就商定了。由于这项协议实际上比美国两星期来所酝酿的那个方案对美方更有利（没有谈到让以色列军队"撤退"），基辛格很快起草了一封尼克松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信，向她报告这一消息。但由于苏联用无线电干扰基辛格使团的对外联系，这一封信拖延了好几个小时才发出，到了以色列人手里就只有８个小时可以考虑了。这样，在耶路撒冷看来就好像是最后通牒一样。
苏美达成的这一停火协议，第二天（１０月２２日）就在安理会上得以通过。梅厄总理提出，要基辛格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途中访问以色列。因此，１０月２２日上午１０时，他飞往以色列，与梅厄总理及其幕僚举行秘密会谈，试图说服以色列接受他与苏联人谈判达成的停火条件。梅厄夫人和她的私人顾问团对此很不高兴，他们抱怨说，只要再有三天时间，埃及的第３集团军就会完全被包围歼灭。而基辛格知道，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给以色列三天时间而不引起超级大国的危机和毁掉"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何况，有一点是明显的，在宣布停火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伤亡惨重——死亡达２０００人，按人口比例，等于美国死亡２０万人。
以色列人自己也认识到，他们虽然打赢了最后一仗，但无敌的神话破灭了。阿拉伯军队并没有被彻底消灭。阿拉伯国家没有打赢，可也不再怕以色列了。基辛格问梅厄，萨达特能否从战争后期的军事挫折中恢复过来。她的回答很干脆：“能恢复。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他有胆量。"梅厄知道，埃以双方人口数量悬殊，仅开罗一个城市就等于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因此，当以色列人被要求放弃歼灭第３集团军，以换取与埃及进行"旨在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面对面会谈时，她不得不答应下来。然而，这一交易又不许作任何变更，这又使得以色列觉得是雪上加霜。
２２日中午，埃及接受停火，并于下午５时生效。基辛格建议以色列于下午６时５２分宣布停火，然后他就离开了以色列。
然而，中东的问题是复杂多变的，很难加以预料。在基辛格１０月２３日凌晨３时飞回华盛顿时，战场形势又紧张起来了，以色列人似乎忘记了停火协议这码事。
当基辛格于上午８时走进白宫办公室时，发现有两份电报。一份是来自萨达特总统的顾问哈兹菲·伊斯梅尔，他说“以色列又恢复了进攻，埃及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伊斯梅尔询问美苏正在做些什么来使以色列遵守协议。
另一份电报是美驻以色列大使基廷打来的。他说，以色列有很多人反对梅厄停火，同时以色列的部队似乎仍在顺利地推进，梅厄已命令以色列部队继续战斗。
上午９时３０分左右，勃列日涅夫致信基辛格，说以色列部队正在沿苏伊士运河西岸向南推进。勃列日涅夫说以色列的行动是"不能接受的"，是"明目张胆的骗局"。他建议安理会中午开会，重申停火，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到１０月２２日停火协议通过时的那条线上去。
上午１１时１０分左右，梅厄总理直接与基辛格通话。基辛格建议以色列从现在的战线后撤几百码，就是说撤到过去的那条停火线。基辛格说：“在那片沙漠上，谁能知道现在这条线或是那条线究竟在哪里呢？"梅厄不高兴地回答说：“那好，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的战线在哪里。”
基辛格现已知道，以色列已经切断了通向苏伊士城的最后一条供应线路。运河东岸的第３集团军已被全部切断联系，一场危机就要来临。中午，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茨打电话给基辛格，说以色列不愿意从现在占领的阵地撤退。他说，以色列政府同意那种说法，即没有人能讲出原来的停火线在哪里，因此它将不接受撤到那条战线的呼吁。
当天１２时３６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向尼克松发出急电，证明苏联感到被叛卖了。虽然电文一开头是“尊敬的总统先生"，但措词强硬而冷淡，指控以色列"背信弃义"而撕毁停火协议。他保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遵守停火协议，催促美国采取坚决行动制止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无礼地暗示"以色列的行动是和美国串通共谋的。
下午，基辛格收到梅厄一封措词严厉的来电，称以色列将不遵守新提出的协议，甚至谈都不必谈。看来，以色列是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消灭第３集团军。下午３时１５分，萨达特总统紧急致函尼克松，呼吁美国"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以便保证按照美苏共同协议充分实施停火决议"。晚上８时３０分，迪尼茨向基辛格承认，通向第３集团军的各条道路都被切断，饿死第３集团军比军事上消灭第３集团军要慢一些，但其结果一样。这样，出于各自的目的，以色列和埃及都同意１０月２４日当地时间早上７时（华盛顿时间半夜１时）实现停火。
苏联作好干预的准备
１０月２４日上午８时，伊斯梅尔致电基辛格，说"以色列又恢复了进攻"。萨达特再次急电尼克松谋求采取"有效措施，以迫使以色列实行停火"。
上午１０时１９分，勃列日涅夫又来信了。这封信措词严厉，开头的称呼是"总统先生"，不再像昨天那样是"尊敬的"了。来信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最近几小时内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发动的"挑衅性进攻"的情况，用威胁的口气呼吁尼克松制止以色列的进攻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上午１０时３０分，由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柯尔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军组成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宫开会了。会议由基辛格主持，他谈了最近发生的情况，并极力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
下午１时，萨达特致信尼克松，称以色列再次发动了进攻，接着他又表示“同意"美国所没有提过的东西：立即派遣美国观察员或军队到埃及一方执行安理会的停火决议。与此同时，萨达特总统已"正式地"向苏联人发出同样的请求。不久，新闻公报也宣布，开罗已公开宣布要求安理会开会，请求美国和苏联向中东派遣"部队"。
基辛格说：“我们没有准备派美国军队去埃及，也不会同意派苏联军队去。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存在，决不是为了同它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形成一纸决议，重新把它引进埃及。我们也不会同苏联人一起参加一支联合部队，因为这样一来，它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就合法化了。苏联军队将从此不再撤走。……我们决心在必要时以武力抗拒苏联军队进入中东，不管它是在什么借口下到那里去的。”
然而，苏联人还是马上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到１０月２４日，已有迹象表明苏联已作好了军事干预埃及的准备。１０月１７日，一个中队３０架安东诺夫运输机（即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急先锋）飞往贝尔格莱德。１０月２０日，苏联发射了一颗"宇宙"侦察卫星。３个苏联空降师早在１０月１１日就已处于警戒状态，其中１个师已在前一周从莫斯科开往离贝尔格莱德不远的一个空军基地。另外４个苏联空降师则于２４日早晨进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出发。在俄罗斯南部，已设立了一个空军司令部，苏联空军部队也进入警戒状态。这样，苏联总共集结了４万人的作战部队。
此外，７艘载有海军陆战队员的苏联两栖攻击舰艇和２艘直升机航空母舰开进了地中海。苏联地中海舰队本身就有约８５艘舰艇，这一数字比过去大有增加。
核幽灵在苏联的海军活动中徘徊。自从一艘载有核武器的苏联船只１０月２２日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地中海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跟踪它。据报道，当该船２５日进入埃及东北部的塞得港后，它就开始为一个先前部署在开罗附近的苏联"飞毛腿"导弹旅装卸弹头。这使得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担心，苏联的干预期在眉睫，并将扩大这场危机的规模。
１０月２４日早晨，苏联显然停止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武器和物资的空运。这一举动受到了美国的欢迎，认为这是莫斯科准备与美国协调一致限制对中东交战国家的军火运输。但是到了中午，这一暂停似乎又是一个更加不祥的预兆。美国情报系统无法对一大部分苏联空运机群定位，但电子侦听截获的情报表明，苏联第二天的飞行计划改变了，苏军通信活动激增。美方估计，苏联马上就要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了。
联合国决议与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
２４日下午，事态发展进程加快，形势变得更加危险了。下午３时，开罗处于一片惊慌之中。萨达特总统呼吁美苏派出联合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埃以军队之间的地带，以帮助实现停火。在联合国，一些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开始非正式地散发一份安理会决议草案，呼吁超级大国将交战双方分开。大约在下午７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知基辛格，说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接到了支持这一提议的命令。基辛格立即回答：“我们将予以否决。"１０分钟之内，基辛格指示美驻联合国大使斯卡利要否决任何有超级大国参加的维持和平部队的动议，还让他把这一指示转告中国大使黄华。因为基辛格肯定中国不愿意看到苏联部队在联合国名义下进驻中东，而中国所投的一票将起很大的作用。
７时２５分，基辛格再次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这个苏联大使通知基辛格说，苏联可能不会再等待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提议案了，它可能自己提出一项类似的动议。基辛格警告多勃雷宁说，形势正变得十分危险，他提醒多勃雷宁不要逼美国走极端。基辛格说：“要是增派联合国观察员，我们愿意合作；要是在任何伪装下派苏联军队，我们不能接受。"多勃雷宁回答说，在莫斯科"他们非常愤怒，他们要派军队去"。基辛格马上回答：“出现那种对抗是令人遗憾的。"多勃雷宁说，克里姆林宫"已经讨论过，并已下了决心"。
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对萨达特公开呼吁美苏联合干预的回信到达了开罗。这一封由基辛格起草的回信拒绝美苏联合干预的提议，并强调了超级大国卷入所带来的危险：
我刚才获悉可能有一项决议草案会于今晚提交安全理事会，敦促外界的军队——包括美国和苏联的军队——派往中东执行停火协议。我必须奉告你，如果这种决议提交安理会，美国将因以下理由行使否决权：
要调集足够的外界军事力量对现在在中东进行战斗的各方军队形成一种有效的抗衡力量，是不可能的。
如果两个核大国被要求提供军队，则将引起一种极其危险的潜在可能性：即大国在该地区进行直接对抗。
大约在晚上９时，勃列日涅夫的一封来信到达华盛顿，谴责以色列人继续在苏伊士运河西岸作战。然而，这封信似乎还只是勃列日涅夫第二封更强硬的信的前奏。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封信是在半小时后由多勃雷宁从电话中向基辛格口授的。这封信是这场危机的关键，但它的全文并没有公布。基辛格认为，这封信的口气"是一个苏联领导人对一个美国总统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参议员富布赖特认为这封信是"急切的"，参议员杰克森说它是"野蛮、粗鲁的"。尼克松总统对外说这封信"非常强硬"，没有半点回旋余地。英国驻美大使也被这封信的口气镇住了。这封信再一次谴责了以色列违反停火决议，并呼吁美国与苏联联合派兵去埃及。在最关键性的几段中，勃列日涅夫用警告的口吻写道：
以军的继续进攻是对美苏两国的挑战，为使以色列执行停战决议，苏联将不惜使用武力。为迫使以色列接受停战，我愿意访问美国。
……让我们，苏联和美国，一起把苏联和美国的军队紧急派往埃及，以确保１０月２２日和２３日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决议的实施，并确保我们同你们就保证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所达成的谅解。
必须毫不迟延地遵守协议。我愿意坦率地说，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不得不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我们不容许以色列方面的专横行为。……
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基辛格认为，美军与苏军一起进入埃及是"不可想象的"，那将使苏联"在我们的赞许下"重返埃及，我们"那些阿拉伯温和派的朋友们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而"埃及将会重新被拉回苏联的轨道"，"中国和欧洲对于这一关键地区出现美苏军事勾结将大为震惊。如果共同努力失败并转为美苏危机——很有可能——我们就将孤立无援"。基辛格迅速得出结论，必须阻止苏联人单方面登陆，而只有"使苏联人感到惊恐"，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苏联在地中海的舰艇已增加到８５艘（后来达到１００多艘），一支包括２艘登陆舰在内的苏联舰队正在向埃及北部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开进。
晚上１０时１５分，基辛格打电话给多勃雷宁。
基辛格：“我们就要开会，考虑你们的信。我只想告诉你，在我们答复之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多勃雷宁：“是的，好。”
基辛格：“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
多勃雷宁：“好！”
晚上１０时４０分，基辛格召集了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柯尔比、白宫办公室主任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助理豪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军开会。黑格告诉基辛格，无法叫醒尼克松。基辛格知道，尼克松现在正被水门事件搅得心烦意乱，于是基辛格主持了会议。与会者发现，苏联的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截然不同"并比第一封信更具威胁性。
晚１１时，基辛格又一次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将在２４小时内出兵干预埃及。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封信、苏军通信量持续增大、前面提到的核幽灵以及苏联空降部队的空运增多等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小组认为，美国应对勃列日涅夫的信作出语气和缓但内容强硬的答复。大家一致认为，光是这样一封复信是不起作用的，还必须辅之以某种引起注意的行动，以表明美国决心抵制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最好是在美国的书面答复之前让莫斯科注意到华盛顿的反应。因此，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要求尼克松总统行使总统权力，命令美国武装部队提高警戒状态。小组一致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苏联的军事准备作出反应，那将是非常草率的。唯一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反应。
１１时４１分，小组达成一致意见，由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军下达了准备让全球美军"静悄悄地"进入"３级战备状态"的命令。３级战备状态，是美军“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下的最高一级战备状态"。
１１时５５分，小组会议批准了以尼克松的名义致萨达特的信，重申美国将拒绝联合出兵的建议。信中警告道，假使苏联军队出现，美军必将在埃及领土上予以抗拒。该信接着说：
请你考虑一下，如果两个核大国在你的领土上发生对抗，对你的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无声的信息：美军战斗准备
穆勒将军的命令一经发出，世界各地美军的通信量激增，这是苏联能侦测到的第一种迹象。１０月２５日凌晨２时，包括执行核战争任务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内的美军各军种全部进入了３级战备状态。战略空军司令部采取了如下措施：
（１）取消所有常规训练任务；
（２）测试通信指挥网；
（３）虽然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直设有空中指挥所，但战略空军总司令自己的空中指挥所这时则处于紧急地面待机状态，另外还有随时准备起飞的空中指挥控制机；
（４）已部署了一些空中加油机；
（５）更多的Ｂ—５２轰炸机随时准备紧急起飞；
（６）美军地基导弹部队的警戒状态也略有提高。
在一项关键性的行动中，５０多架Ｂ—５２战略轰炸机——长崎以来是美国核力量的标志和主要组成部分——从关岛基地飞往美国。隶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空中加油机被派往各基地并开始进行非常规作业。美军战略核潜艇和洲际导弹也进入战备状态。最后，"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从直布罗陀海峡驶进地中海，第８２空降师（约１５０００人）也于早晨６时作好了行动准备。
不久，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就收到情报说，"８架苏联安—２２运输机——每架可载２００多名军人——预定于几个小时内从布达佩斯飞往埃及，东德的某些部队将在５小时后处于戒备状态"。美国立即以进一步的战略措施作为反应——第８２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命令"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进入东地中海与克里特岛以南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汇合；通知欧洲部队司令，参加一年一度北约部队演习的美国军队推迟回国。基辛格还请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茨告诉他，如果一定要摊牌，以色列消灭第３集团军要多长时间。
美国这样做的一个意图，是要向苏联发出一个"无声的信息"。美国没有公开宣布其部队的警戒状态，而且尽管多勃雷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第二封信立即给予答复，直到凌晨５时美国仍未与苏联作私下接触。为了表示白宫对苏联威慑的不满，也为了使苏联对美国的计划有所认识，使苏联有侦测到美军活动的时间，基格辛故意拒绝与多勃雷宁进行接触，尽管后者多次在电话中请求美方予以答复。基辛格等人相信，苏联情报系统若能截获到有关美国军事活动迹象的情报，并送往克里姆林宫，那么对美国是有利的。基辛格故意对多勃雷宁持不同寻常的冷淡态度，是为了表示白宫对勃列日涅夫最后一封信的不满。２５日早上５时４０分，当一份书面回答最终要送给多勃雷宁时，基辛格又故意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去传递这封信，这一举动又是不同寻常的。
这封回信反映出白宫对事态的关注，并暗示美军受到了严重军事冲突的威胁：
总书记先生：
我仔细研究了你今晚的来电。我同意你以下的意见：我们对为和平采取联合行动达成的谅解是具有最大价值的，我们应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实现这种谅解。
然而，我必须告诉你，你建议采取某种具体的联合行动，即派苏美部队到埃及去，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没有得到消息说明现在停火遭到大规模的违反……
在此情况下，我必须将你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建议看作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它会引岂不可估量的后果。
事实很清楚，要强制双方贯彻停火条款所需的部队是大量的，并需进行最密切的协作，以避免流血。这显然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一种非常的临时措施，其目的只是为了提供有关双方遵守停火协定条款的足够情况。假若这就是你增派部队的意图，我们将予以考虑。
总书记先生，根据我们协议的精神，现在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而是头脑冷静地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建议是符合我们所达成的谅解的文字和精神的，并将保证停火得到迅速的实现。……
然而你必须明白，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单方面行动。……正如我以上所述，这种行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对我们哪一国都不利，而且将使我们花了这样大的努力才获得的一切成果化为乌有。
除了在倒数第二段间接提到１９７３年防止核战争协议之外，这封信既没有发出核威慑，也没有暗示要使用核武器。但是，提到"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并反复使用"不可估量的后果"一词，只能被理解成这是在暗示如果局势得不到迅速控制的话就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为了给苏联保全面子，尼克松在信中还是表现出了一点灵活，表示愿意派少数观察员到该地区去，但不是作为战斗部队。这给勃列日涅夫提供了一条摆脱困境的路，最终导致苏联派出了７０名"代表"去检查停火。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同时约束它那好斗的以色列盟友来安抚苏联。就在美军进入战备状态后不久，基辛格向以色列大使迪尼茨通报了苏联准备干预和美国已有反应的情况。基辛格的目的，是要使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官员们感觉到局势的严重性，让他们意识到如果以色列通过消灭埃及第３集团军而逼迫苏联动手，就有大难临头的危险。显然，基辛格希望通过讲明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会把事态扩大的道理，来说服以色列人宽恕埃及第３集团军。简而言之，美国采取了双重路线，一方面，它对苏联干预的威慑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另一方面，它又私下试图改变导致苏联采取行动的局面。
危机消除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认为，让美军进入警戒状态是对苏联干预的威胁的最恰当的反应，其理由是这样一来就能立刻给苏联人一个信号，同时又不会招致美国国内太多的争论。然而，这一期望被证明是过于天真了，最终给白宫带来了麻烦。
２５日一大早，美军战备便成了各大新闻媒介的头条新闻。电视里连续播放着美军战备的镜头——士兵们结束休假，Ｂ－５２起飞、着陆，战舰准备出海……由于公众昨晚睡觉时还不知道苏联已准备干预中东，因此他们闹不清美军为什么一下子活动起来，于是人心惶惶。基辛格不得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用不祥的声音强调了超级大国冲突的危险性：
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是敌对的，在政治上某些方面也是敌对的。但是美国和苏联也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两国都拥有能够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库。我们两国都负有特殊责任，要把对抗保持在不致威胁人类文明的范围之内。我们两国迟早会认识到，今天使世界陷于分裂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应该使人类遭受一场空前的核战争浩劫。……美国不赞成也决不许可派一支苏美联军到中东去。美国尤其反对任何大国、特别是任何核国家，单方面把军队派到中东去，不管是在什么伪装下派去。
基辛格转而提到核冲突的可怕后果，说"人类不能容忍那些具有毁灭能力的国家之间的永久冲突"。他的这篇演说显得十分激昂，似乎是想给苏联人一个明确的信号。他认为，只有造成严重的危机感才能使危机得以避免。
几个小时之内，危机就结束了。那天夜里，由于以色列的枪炮保持沉默，苏联人没有单方面采取行动。一架载有准备军事干预的苏军的飞机早晨降落在开罗西机场后不久就又掉头飞回去了。两封来自埃及的信，作为对美国前一天发出的信件的回答，明确宣布萨达特充分理解并同意美国拒绝建立苏美联合部队的立场，埃及现在转而寻求不包括苏联或美国军事力量在内的"国际部队"。基辛格在清晨接到的另一封信来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斯卡利，他报告说，安理会将尊重美国拒绝建立联合部队的立场，并开始考虑通过一项决议，在任何紧急部队中把超级大国排除在外。基辛格知道，在"未获得当事国或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苏联绝不可能把军队开进埃及。
２５日下午，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接到新的指示，不再试图把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包括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里去了。安理会很快就批准部署一支不包括苏美军队在内的国际部队。凑巧的是，以色列军事活动也停止了，尽管还没弄清美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步骤让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利用尼克松信中的安抚姿态，回信通知美国说，苏联准备派少量观察员去检查以色列执行停火协议的情况。在中东，有迹象表明苏联军事活动已转向正常，苏联舰队在２５日中午已经改变了航向。中东核危机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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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下午，事态发展进程加快，形势变得更加危险了。下午３时，开罗处于一片惊慌之中。萨达特总统呼吁美苏派出联合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埃以军队之间的地带，以帮助实现停火。在联合国，一些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开始非正式地散发一份安理会决议草案，呼吁超级大国将交战双方分开。大约在下午７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知基辛格，说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接到了支持这一提议的命令。基辛格立即回答：“我们将予以否决。"１０分钟之内，基辛格指示美驻联合国大使斯卡利要否决任何有超级大国参加的维持和平部队的动议，还让他把这一指示转告中国大使黄华。因为基辛格肯定中国不愿意看到苏联部队在联合国名义下进驻中东，而中国所投的一票将起很大的作用。
７时２５分，基辛格再次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这个苏联大使通知基辛格说，苏联可能不会再等待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提议案了，它可能自己提出一项类似的动议。基辛格警告多勃雷宁说，形势正变得十分危险，他提醒多勃雷宁不要逼美国走极端。基辛格说：“要是增派联合国观察员，我们愿意合作；要是在任何伪装下派苏联军队，我们不能接受。"多勃雷宁回答说，在莫斯科"他们非常愤怒，他们要派军队去"。基辛格马上回答：“出现那种对抗是令人遗憾的。"多勃雷宁说，克里姆林宫"已经讨论过，并已下了决心"。
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对萨达特公开呼吁美苏联合干预的回信到达了开罗。这一封由基辛格起草的回信拒绝美苏联合干预的提议，并强调了超级大国卷入所带来的危险：
我刚才获悉可能有一项决议草案会于今晚提交安全理事会，敦促外界的军队——包括美国和苏联的军队——派往中东执行停火协议。我必须奉告你，如果这种决议提交安理会，美国将因以下理由行使否决权：
要调集足够的外界军事力量对现在在中东进行战斗的各方军队形成一种有效的抗衡力量，是不可能的。
如果两个核大国被要求提供军队，则将引起一种极其危险的潜在可能性：即大国在该地区进行直接对抗。
大约在晚上９时，勃列日涅夫的一封来信到达华盛顿，谴责以色列人继续在苏伊士运河西岸作战。然而，这封信似乎还只是勃列日涅夫第二封更强硬的信的前奏。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封信是在半小时后由多勃雷宁从电话中向基辛格口授的。这封信是这场危机的关键，但它的全文并没有公布。基辛格认为，这封信的口气"是一个苏联领导人对一个美国总统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参议员富布赖特认为这封信是"急切的"，参议员杰克森说它是"野蛮、粗鲁的"。尼克松总统对外说这封信"非常强硬"，没有半点回旋余地。英国驻美大使也被这封信的口气镇住了。这封信再一次谴责了以色列违反停火决议，并呼吁美国与苏联联合派兵去埃及。在最关键性的几段中，勃列日涅夫用警告的口吻写道：
以军的继续进攻是对美苏两国的挑战，为使以色列执行停战决议，苏联将不惜使用武力。为迫使以色列接受停战，我愿意访问美国。
……让我们，苏联和美国，一起把苏联和美国的军队紧急派往埃及，以确保１０月２２日和２３日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决议的实施，并确保我们同你们就保证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所达成的谅解。
必须毫不迟延地遵守协议。我愿意坦率地说，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不得不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我们不容许以色列方面的专横行为。……
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基辛格认为，美军与苏军一起进入埃及是"不可想象的"，那将使苏联"在我们的赞许下"重返埃及，我们"那些阿拉伯温和派的朋友们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而"埃及将会重新被拉回苏联的轨道"，"中国和欧洲对于这一关键地区出现美苏军事勾结将大为震惊。如果共同努力失败并转为美苏危机——很有可能——我们就将孤立无援"。基辛格迅速得出结论，必须阻止苏联人单方面登陆，而只有"使苏联人感到惊恐"，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苏联在地中海的舰艇已增加到８５艘（后来达到１００多艘），一支包括２艘登陆舰在内的苏联舰队正在向埃及北部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开进。
晚上１０时１５分，基辛格打电话给多勃雷宁。
基辛格：“我们就要开会，考虑你们的信。我只想告诉你，在我们答复之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多勃雷宁：“是的，好。”
基辛格：“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
多勃雷宁：“好！”
晚上１０时４０分，基辛格召集了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柯尔比、白宫办公室主任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助理豪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军开会。黑格告诉基辛格，无法叫醒尼克松。基辛格知道，尼克松现在正被水门事件搅得心烦意乱，于是基辛格主持了会议。与会者发现，苏联的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截然不同"并比第一封信更具威胁性。
晚１１时，基辛格又一次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将在２４小时内出兵干预埃及。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封信、苏军通信量持续增大、前面提到的核幽灵以及苏联空降部队的空运增多等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小组认为，美国应对勃列日涅夫的信作出语气和缓但内容强硬的答复。大家一致认为，光是这样一封复信是不起作用的，还必须辅之以某种引起注意的行动，以表明美国决心抵制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最好是在美国的书面答复之前让莫斯科注意到华盛顿的反应。因此，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要求尼克松总统行使总统权力，命令美国武装部队提高警戒状态。小组一致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苏联的军事准备作出反应，那将是非常草率的。唯一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反应。
１１时４１分，小组达成一致意见，由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军下达了准备让全球美军"静悄悄地"进入"３级战备状态"的命令。３级战备状态，是美军“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下的最高一级战备状态"。
１１时５５分，小组会议批准了以尼克松的名义致萨达特的信，重申美国将拒绝联合出兵的建议。信中警告道，假使苏联军队出现，美军必将在埃及领土上予以抗拒。该信接着说：
请你考虑一下，如果两个核大国在你的领土上发生对抗，对你的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无声的信息：美军战斗准备
穆勒将军的命令一经发出，世界各地美军的通信量激增，这是苏联能侦测到的第一种迹象。１０月２５日凌晨２时，包括执行核战争任务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内的美军各军种全部进入了３级战备状态。战略空军司令部采取了如下措施：
（１）取消所有常规训练任务；
（２）测试通信指挥网；
（３）虽然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直设有空中指挥所，但战略空军总司令自己的空中指挥所这时则处于紧急地面待机状态，另外还有随时准备起飞的空中指挥控制机；
（４）已部署了一些空中加油机；
（５）更多的Ｂ—５２轰炸机随时准备紧急起飞；
（６）美军地基导弹部队的警戒状态也略有提高。
在一项关键性的行动中，５０多架Ｂ—５２战略轰炸机——长崎以来是美国核力量的标志和主要组成部分——从关岛基地飞往美国。隶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空中加油机被派往各基地并开始进行非常规作业。美军战略核潜艇和洲际导弹也进入战备状态。最后，"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从直布罗陀海峡驶进地中海，第８２空降师（约１５０００人）也于早晨６时作好了行动准备。
不久，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就收到情报说，"８架苏联安—２２运输机——每架可载２００多名军人——预定于几个小时内从布达佩斯飞往埃及，东德的某些部队将在５小时后处于戒备状态"。美国立即以进一步的战略措施作为反应——第８２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命令"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进入东地中海与克里特岛以南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汇合；通知欧洲部队司令，参加一年一度北约部队演习的美国军队推迟回国。基辛格还请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茨告诉他，如果一定要摊牌，以色列消灭第３集团军要多长时间。
美国这样做的一个意图，是要向苏联发出一个"无声的信息"。美国没有公开宣布其部队的警戒状态，而且尽管多勃雷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第二封信立即给予答复，直到凌晨５时美国仍未与苏联作私下接触。为了表示白宫对苏联威慑的不满，也为了使苏联对美国的计划有所认识，使苏联有侦测到美军活动的时间，基格辛故意拒绝与多勃雷宁进行接触，尽管后者多次在电话中请求美方予以答复。基辛格等人相信，苏联情报系统若能截获到有关美国军事活动迹象的情报，并送往克里姆林宫，那么对美国是有利的。基辛格故意对多勃雷宁持不同寻常的冷淡态度，是为了表示白宫对勃列日涅夫最后一封信的不满。２５日早上５时４０分，当一份书面回答最终要送给多勃雷宁时，基辛格又故意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去传递这封信，这一举动又是不同寻常的。
这封回信反映出白宫对事态的关注，并暗示美军受到了严重军事冲突的威胁：
总书记先生：
我仔细研究了你今晚的来电。我同意你以下的意见：我们对为和平采取联合行动达成的谅解是具有最大价值的，我们应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实现这种谅解。
然而，我必须告诉你，你建议采取某种具体的联合行动，即派苏美部队到埃及去，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没有得到消息说明现在停火遭到大规模的违反……
在此情况下，我必须将你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建议看作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它会引岂不可估量的后果。
事实很清楚，要强制双方贯彻停火条款所需的部队是大量的，并需进行最密切的协作，以避免流血。这显然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一种非常的临时措施，其目的只是为了提供有关双方遵守停火协定条款的足够情况。假若这就是你增派部队的意图，我们将予以考虑。
总书记先生，根据我们协议的精神，现在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而是头脑冷静地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建议是符合我们所达成的谅解的文字和精神的，并将保证停火得到迅速的实现。……
然而你必须明白，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单方面行动。……正如我以上所述，这种行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对我们哪一国都不利，而且将使我们花了这样大的努力才获得的一切成果化为乌有。
除了在倒数第二段间接提到１９７３年防止核战争协议之外，这封信既没有发出核威慑，也没有暗示要使用核武器。但是，提到"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并反复使用"不可估量的后果"一词，只能被理解成这是在暗示如果局势得不到迅速控制的话就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为了给苏联保全面子，尼克松在信中还是表现出了一点灵活，表示愿意派少数观察员到该地区去，但不是作为战斗部队。这给勃列日涅夫提供了一条摆脱困境的路，最终导致苏联派出了７０名"代表"去检查停火。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同时约束它那好斗的以色列盟友来安抚苏联。就在美军进入战备状态后不久，基辛格向以色列大使迪尼茨通报了苏联准备干预和美国已有反应的情况。基辛格的目的，是要使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官员们感觉到局势的严重性，让他们意识到如果以色列通过消灭埃及第３集团军而逼迫苏联动手，就有大难临头的危险。显然，基辛格希望通过讲明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会把事态扩大的道理，来说服以色列人宽恕埃及第３集团军。简而言之，美国采取了双重路线，一方面，它对苏联干预的威慑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另一方面，它又私下试图改变导致苏联采取行动的局面。
危机消除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认为，让美军进入警戒状态是对苏联干预的威胁的最恰当的反应，其理由是这样一来就能立刻给苏联人一个信号，同时又不会招致美国国内太多的争论。然而，这一期望被证明是过于天真了，最终给白宫带来了麻烦。
２５日一大早，美军战备便成了各大新闻媒介的头条新闻。电视里连续播放着美军战备的镜头——士兵们结束休假，Ｂ－５２起飞、着陆，战舰准备出海……由于公众昨晚睡觉时还不知道苏联已准备干预中东，因此他们闹不清美军为什么一下子活动起来，于是人心惶惶。基辛格不得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用不祥的声音强调了超级大国冲突的危险性：
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是敌对的，在政治上某些方面也是敌对的。但是美国和苏联也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两国都拥有能够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库。我们两国都负有特殊责任，要把对抗保持在不致威胁人类文明的范围之内。我们两国迟早会认识到，今天使世界陷于分裂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应该使人类遭受一场空前的核战争浩劫。……美国不赞成也决不许可派一支苏美联军到中东去。美国尤其反对任何大国、特别是任何核国家，单方面把军队派到中东去，不管是在什么伪装下派去。
基辛格转而提到核冲突的可怕后果，说"人类不能容忍那些具有毁灭能力的国家之间的永久冲突"。他的这篇演说显得十分激昂，似乎是想给苏联人一个明确的信号。他认为，只有造成严重的危机感才能使危机得以避免。
几个小时之内，危机就结束了。那天夜里，由于以色列的枪炮保持沉默，苏联人没有单方面采取行动。一架载有准备军事干预的苏军的飞机早晨降落在开罗西机场后不久就又掉头飞回去了。两封来自埃及的信，作为对美国前一天发出的信件的回答，明确宣布萨达特充分理解并同意美国拒绝建立苏美联合部队的立场，埃及现在转而寻求不包括苏联或美国军事力量在内的"国际部队"。基辛格在清晨接到的另一封信来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斯卡利，他报告说，安理会将尊重美国拒绝建立联合部队的立场，并开始考虑通过一项决议，在任何紧急部队中把超级大国排除在外。基辛格知道，在"未获得当事国或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苏联绝不可能把军队开进埃及。
２５日下午，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接到新的指示，不再试图把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包括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里去了。安理会很快就批准部署一支不包括苏美军队在内的国际部队。凑巧的是，以色列军事活动也停止了，尽管还没弄清美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步骤让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利用尼克松信中的安抚姿态，回信通知美国说，苏联准备派少量观察员去检查以色列执行停火协议的情况。在中东，有迹象表明苏联军事活动已转向正常，苏联舰队在２５日中午已经改变了航向。中东核危机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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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红色按钮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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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枪声在中国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打响了。在苏联和中国的漫长的边界上，爆发了两个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这一对抗持续的时间之长，仅次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柏林危机。对抗包括地面部队的作战和真正的核威胁，尤其是期间的珍宝岛之战危机丛生，险些导致一场核灾难。
９．１中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争论
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与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和矛盾有密切关系。核危机发生之前，两国领导人围绕核武器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长期争论，其中包括：原子弹是不是纸老虎，中国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否应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中国是否应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等等。
早在１９４５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不久，毛泽东就发表了惊世骇俗之论。他断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对核武器和美国能力的看法，曾使赫鲁晓夫特别震惊。用苏联人的观点来看，美国不可能是“纸老虎"，而是"事实上非常危险的食肉动物"。１９５４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大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轻蔑地对待美国的威胁。这使赫鲁晓夫非常吃惊。他进行的反驳是那样苍白无力，他所能重复的论据是：一两枚导弹就能使所有的中国部队化为灰土。
这场谈话并没有促使赫鲁晓夫对原子弹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反而使他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了一个胆小鬼。几个月后，赫鲁晓夫便暗示西德的阿登纳总理：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令西方担忧的问题"。有人认为，在北京的争论是中苏分裂的先声。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中苏在核武器、核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是深刻和难以调和的。
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包含着深刻的思考，深邃的哲理，而且不断被核时代以来的实践所证实。他的论断至少包括如下无法驳倒的论据：（１）核弹虽然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没有人民的斗争，核弹是空的。（２）使用核武器不能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帝国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剥削，剥削的对象是人，如果人被杀死，占领了土地又有什么用？所以毛泽东说：“我看不到扔原子弹的理由。常规武器仍然有用。"（３）只有对害怕核武器的人，核弹才能起威慑作用，如果你不怕，威慑物就没有威慑力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核武器的了解，不仅仅是了解它本身的破坏力，而且更重视分析它与各种具体的人的关系。
毛泽东正是根据他对核武器的深刻了解，才敢于在１９５５年１月，即中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的时候，发表如下藐视美国的言论：“美国无法用它的那一小颗原子弹消灭整个中华民族。”“即使美国的原子弹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当它落到中国时能把地球上打穿个洞，甚至把它炸烂，这对太阳系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对整个宇宙而言却没有任何意义。”
在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还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上，不仅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使中国在外交上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而且中国也有人曾经产生过一种天真的想法：将来爆发战争，中国应该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然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要深远得多。他早就认识到，苏联的核保护伞，同时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利剑！中国不能依靠别国的核保护伞，而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原子弹事业具有极大的热情，不仅亲自鼓励钱学森和其他科学家，而且以罕见的激情告诉外国来宾，哪怕勒紧裤腰带，中国也一定要造出原子弹来。
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而且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取决于打破别国“核垄断"的理性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平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战役中，即１９５０年的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１月５日，中、朝两国军队打败了美军的大规模进攻。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气急败坏地对中国进行恐吓，扬言要使用原子弹。从这年１１月２５日期，中、朝军队发动第二次战役，１２月６日解放弃壤，并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这时，杜鲁门又威胁性地宣称，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
１９５５年，当南北朝鲜已达成停战协议，但战斗仍未停止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说，朝鲜战争中的无休止的军事僵持是不能容忍的，使用核武器可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面对美国政府的核讹诈，中国领导人深感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这个东西。世界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强了中国政府发展核技术的紧迫感。英国继美国、苏联之后，于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先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苏联于１９５４年率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为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必须永远摆脱几代人以来受强国旗侮的命运，这一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坚定信念。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１９５７年年中，中国首次受到战术核武器的威胁。当时美国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同时也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１９５８年夏末台湾海峡危机爆发时，美国向金门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８英寸榴弹炮。７０年代初期，当中美开始恢复邦交时，苏联又开始在蒙古部署战术核武器。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谈到核武器对中国的潜在意义时，告诉他的高级同事们：没有原子弹和氢弹，"其他人不会认为我们说话有份量"。
经过艰难探索和试验，中国终于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点，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清晨，又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获得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的核聚变能量。
５０年代初期，中国为了发展核武器，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苏联给予了中国某些技术援助，对中国核工业建设的起步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的援助是有保留的，所提供的并不是军事方面的援助。而且，赫鲁晓夫提供援助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让中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到５０年代末，赫鲁晓夫这一企图失败后，便背信弃义，撕毁合同。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赫鲁晓夫扬言，要把已经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他还恶狠狠地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都穿不上。
中苏不仅在对核战争的态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而且在是否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１９５７年秋末毛泽东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领袖的最高级会议时，就劝过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参加西方具有欺骗性的裁军会议。中国的观点和做法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和广大人民利益着眼的，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是用来称霸，而是用来反对核讹诈和核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坚决反对两、三个国家任意挥舞自己的核武器，自封为霸王，在世界上发号施令，而绝大多数国家则被要求屈膝和软弱地遵守条约，仿佛成了核奴隶。这种观点和做法，正好触到了霸权主义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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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枪声在中国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打响了。在苏联和中国的漫长的边界上，爆发了两个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这一对抗持续的时间之长，仅次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柏林危机。对抗包括地面部队的作战和真正的核威胁，尤其是期间的珍宝岛之战危机丛生，险些导致一场核灾难。
９．１中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争论
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与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和矛盾有密切关系。核危机发生之前，两国领导人围绕核武器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长期争论，其中包括：原子弹是不是纸老虎，中国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否应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中国是否应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等等。
早在１９４５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不久，毛泽东就发表了惊世骇俗之论。他断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对核武器和美国能力的看法，曾使赫鲁晓夫特别震惊。用苏联人的观点来看，美国不可能是“纸老虎"，而是"事实上非常危险的食肉动物"。１９５４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大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轻蔑地对待美国的威胁。这使赫鲁晓夫非常吃惊。他进行的反驳是那样苍白无力，他所能重复的论据是：一两枚导弹就能使所有的中国部队化为灰土。
这场谈话并没有促使赫鲁晓夫对原子弹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反而使他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了一个胆小鬼。几个月后，赫鲁晓夫便暗示西德的阿登纳总理：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令西方担忧的问题"。有人认为，在北京的争论是中苏分裂的先声。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中苏在核武器、核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是深刻和难以调和的。
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包含着深刻的思考，深邃的哲理，而且不断被核时代以来的实践所证实。他的论断至少包括如下无法驳倒的论据：（１）核弹虽然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没有人民的斗争，核弹是空的。（２）使用核武器不能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帝国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剥削，剥削的对象是人，如果人被杀死，占领了土地又有什么用？所以毛泽东说：“我看不到扔原子弹的理由。常规武器仍然有用。"（３）只有对害怕核武器的人，核弹才能起威慑作用，如果你不怕，威慑物就没有威慑力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核武器的了解，不仅仅是了解它本身的破坏力，而且更重视分析它与各种具体的人的关系。
毛泽东正是根据他对核武器的深刻了解，才敢于在１９５５年１月，即中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的时候，发表如下藐视美国的言论：“美国无法用它的那一小颗原子弹消灭整个中华民族。”“即使美国的原子弹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当它落到中国时能把地球上打穿个洞，甚至把它炸烂，这对太阳系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对整个宇宙而言却没有任何意义。”
在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还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上，不仅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使中国在外交上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而且中国也有人曾经产生过一种天真的想法：将来爆发战争，中国应该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然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要深远得多。他早就认识到，苏联的核保护伞，同时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利剑！中国不能依靠别国的核保护伞，而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原子弹事业具有极大的热情，不仅亲自鼓励钱学森和其他科学家，而且以罕见的激情告诉外国来宾，哪怕勒紧裤腰带，中国也一定要造出原子弹来。
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而且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取决于打破别国“核垄断"的理性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平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战役中，即１９５０年的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１月５日，中、朝两国军队打败了美军的大规模进攻。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气急败坏地对中国进行恐吓，扬言要使用原子弹。从这年１１月２５日期，中、朝军队发动第二次战役，１２月６日解放弃壤，并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这时，杜鲁门又威胁性地宣称，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
１９５５年，当南北朝鲜已达成停战协议，但战斗仍未停止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说，朝鲜战争中的无休止的军事僵持是不能容忍的，使用核武器可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面对美国政府的核讹诈，中国领导人深感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这个东西。世界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强了中国政府发展核技术的紧迫感。英国继美国、苏联之后，于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先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苏联于１９５４年率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为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必须永远摆脱几代人以来受强国旗侮的命运，这一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坚定信念。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１９５７年年中，中国首次受到战术核武器的威胁。当时美国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同时也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１９５８年夏末台湾海峡危机爆发时，美国向金门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８英寸榴弹炮。７０年代初期，当中美开始恢复邦交时，苏联又开始在蒙古部署战术核武器。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谈到核武器对中国的潜在意义时，告诉他的高级同事们：没有原子弹和氢弹，"其他人不会认为我们说话有份量"。
经过艰难探索和试验，中国终于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点，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清晨，又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获得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的核聚变能量。
５０年代初期，中国为了发展核武器，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苏联给予了中国某些技术援助，对中国核工业建设的起步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的援助是有保留的，所提供的并不是军事方面的援助。而且，赫鲁晓夫提供援助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让中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到５０年代末，赫鲁晓夫这一企图失败后，便背信弃义，撕毁合同。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赫鲁晓夫扬言，要把已经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他还恶狠狠地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都穿不上。
中苏不仅在对核战争的态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而且在是否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１９５７年秋末毛泽东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领袖的最高级会议时，就劝过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参加西方具有欺骗性的裁军会议。中国的观点和做法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和广大人民利益着眼的，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是用来称霸，而是用来反对核讹诈和核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坚决反对两、三个国家任意挥舞自己的核武器，自封为霸王，在世界上发号施令，而绝大多数国家则被要求屈膝和软弱地遵守条约，仿佛成了核奴隶。这种观点和做法，正好触到了霸权主义的痛处。
９．２苏联考虑动用核武器彻底干
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抗，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制造了一系列局部冲突，精心策划入侵珍宝岛，而且考虑动用核武器彻底干，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
《纽约时报》记者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在他所著的《中苏战争》中也说：“苏联正在策划的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就是说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就在于使用核导弹。１９６９年，苏联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弗拉基米尔·叶·托卢勃科中将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军司令一事，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苏联试图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惩罚性打击，与它所制定的核战略是一致的。１９６２年之前，苏联核战略强调进攻性，强调打全面核战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虽然对火箭核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双轨并行，将核威慑分为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威慑两个等级，并且重点放在有限战争上，但调整后的核战略，仍然坚持三个目标：一是苏联准备实施第一次核打击，二是首先打击敌方的硬目标，三是要打赢核战争。１９６９年珍宝岛战争前后，苏联所奉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核战略。一直到８０年代初，苏联才重新对核战略进行了调整；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否定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强调核战争意味着人类的毁灭，认为在核军备竞赛漫长而昏黑阴暗的隧道中看不到胜利的尽头。但是在６０年代的时候，苏共领导人在核战略问题上的腔调和执行的政策，比戈尔巴乔夫更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
从１９６０年开始，苏联方面多次对中国境内进行骚扰，使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虽然中国政府本着互谅精神，于１９６０年８月和９月两次主动提出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苏联政府矢口否认存在中苏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谈判。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５日，苏联才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境会谈。可是在会谈中又拒不承认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致使谈判破裂。
１９６４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只有１０个师，到了列勃日涅夫时期，苏联将中苏边界驻军增加到５４个师，达１００多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加了。据统计，从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到４１８９起，比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期间增加了１．５倍。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还在中苏边界进行针对中国的多次军事演习。１９６０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７０枚左右，但是６０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加强。
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１９６７年１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
１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同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的态势。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１９６９年５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２０万，并配备了能够进攻中国核基地兰州和包头的导弹。
除上述核导弹之外，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空军，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５０余架和中型轰炸机４００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１９６８年春天，莫斯科把坦克开入布拉格，结束了杜布切克的"自由化"实验。毛泽东对此十分敏锐，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
为了实现扩张野心，１９６９年初夏，列勃日涅夫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并且提出一个莫斯科制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计划，其形式为亚洲集体防卫条约。对此，毛泽东讽刺说，“新沙皇"的做法是既要当票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审时度势，预计勃列日涅夫会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重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对此，毛泽东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被更强大的敌人的军事威胁所吓倒。中国人虽然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后来又发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但是也意识到，从苏联人的角度看，遏制中国的最可靠的武器就是核武器，所以要准备打核战争。
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在中国黑龙江的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入侵者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在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双方死亡人数达１０００人。莫斯科调动了重点部队，勃列日涅夫的昔日战友尼·格·利亚申科大将在阿拉木图担任了新设立的中亚军区司令。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１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领土。小岛四周丛林环绕，中部为沼泽地；岛东为主航道，江宽３００多米；岛西为江汊，不通航，宽１００多米。这里冬季气温一般在零下３０度左右，昼夜温差达２０多度；降雪季节长达５个多月，冻土层和结冰层厚约１．７米；封冻期间，江面可通行各种坦克和战斗车辆。
早在１９６８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采取步骤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妄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甚至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新疆罗布泊、兰州及其他地区的设施。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３日提议“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９月１３日开始边界谈判，并且又于７月２６日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８月２７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
８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９月底。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在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中国则严阵以待，遵照毛泽东同年４月２８日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不仅准备打常规战争，而且准备打核战争。１０月，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一小撮战争狂，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基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７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９．３为什么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
中苏边境冲突虽然是零星的，局部的，即使在珍宝岛冲突中，也没有一次遭遇战持续时间超过几小时，但是中苏冲突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地面作战的唯一事例。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除中苏冲突之外，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没有发展成相互之间的地面战斗。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拥有核优势而且咄咄逼人的"新沙皇"，最终还是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６"，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５０年代苏联"图—１６"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１９７０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１９６８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１９７２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１００架。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到１９７０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５０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１９６９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８０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７０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４到５米或８到１０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７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１９７２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６０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３０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驶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９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起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１０亿吨乃至４０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平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３０到４０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有人认为，苏联既然无法大量实际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无疑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即依靠有限战争和常规兵力进行闪电战，谋求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苏联的决策者们不是没有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与全面核战争不同的是，核攻击只限于严格限定的目标。苏联如果对中国进行局部核战争，那么一般地说，它将避开城市地区而集中攻击下述目标：（１）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基地；（２）作为轰炸基地的机场；（３）强大军团集结地区；（４）在边界上同苏军对峙的兵力；（５）生产核武器和导弹的地区，等等。在攻击中，将尽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吨级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库的封条，即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难免遭到报复。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一架战斗机投下一颗核炸弹，可以摧毁拥有数十辆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战术核导弹，可以使一个师的兵力在集结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核地雷可以埋在苏军前进的路上，核炸弹可以埋设在民房地下。这样，有限核战争向战略核战争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增长。因此，苏联对于发动局部核战争，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莫斯科在中苏边境冲突中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还同中国的武力反击有理、有力、有节密切相关。在珍宝岛之战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我们主要是守卫住珍宝岛，炮弹至多打到江边，不要再向纵深打，不要误伤了苏联的边民！”他还一再叮嘱：“注意，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要打疼，一方面不要扩大。不打疼，我们的边防战士和老百姓不愿意，他也不老实；扩大了也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啊！”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苏联总理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幸灾乐祸。他说，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的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的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对边界问题在目前应成为讨论的首要问题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但他不承认苏联想打仗。他说，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他又说，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但是他指责说，没有人不相信，中国人正在准备打仗。
周恩来严正指出，如果苏联仍然决意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视为战争，坚决予以抵抗。
周恩来参加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从柯西金那里查明，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传说"是否属实，同时表明，北京没有向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和可能。柯西金的保证虽然使周恩来略感放心，但"核危机"并未因此再结束。
９月１６日，即会谈后的第五天，伦敦《星期六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信中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９月２６日，柯西金也给周恩来回了一封密信，建议"实行严格监督，使中苏边界得到无条件维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得到了缓和。
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抗，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制造了一系列局部冲突，精心策划入侵珍宝岛，而且考虑动用核武器彻底干，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
《纽约时报》记者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在他所著的《中苏战争》中也说：“苏联正在策划的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就是说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就在于使用核导弹。１９６９年，苏联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弗拉基米尔·叶·托卢勃科中将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军司令一事，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苏联试图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惩罚性打击，与它所制定的核战略是一致的。１９６２年之前，苏联核战略强调进攻性，强调打全面核战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虽然对火箭核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双轨并行，将核威慑分为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威慑两个等级，并且重点放在有限战争上，但调整后的核战略，仍然坚持三个目标：一是苏联准备实施第一次核打击，二是首先打击敌方的硬目标，三是要打赢核战争。１９６９年珍宝岛战争前后，苏联所奉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核战略。一直到８０年代初，苏联才重新对核战略进行了调整；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否定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强调核战争意味着人类的毁灭，认为在核军备竞赛漫长而昏黑阴暗的隧道中看不到胜利的尽头。但是在６０年代的时候，苏共领导人在核战略问题上的腔调和执行的政策，比戈尔巴乔夫更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
从１９６０年开始，苏联方面多次对中国境内进行骚扰，使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虽然中国政府本着互谅精神，于１９６０年８月和９月两次主动提出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苏联政府矢口否认存在中苏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谈判。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５日，苏联才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境会谈。可是在会谈中又拒不承认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致使谈判破裂。
１９６４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只有１０个师，到了列勃日涅夫时期，苏联将中苏边界驻军增加到５４个师，达１００多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加了。据统计，从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到４１８９起，比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期间增加了１．５倍。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还在中苏边界进行针对中国的多次军事演习。１９６０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７０枚左右，但是６０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加强。
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１９６７年１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
１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同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的态势。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１９６９年５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２０万，并配备了能够进攻中国核基地兰州和包头的导弹。
除上述核导弹之外，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空军，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５０余架和中型轰炸机４００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１９６８年春天，莫斯科把坦克开入布拉格，结束了杜布切克的"自由化"实验。毛泽东对此十分敏锐，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
为了实现扩张野心，１９６９年初夏，列勃日涅夫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并且提出一个莫斯科制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计划，其形式为亚洲集体防卫条约。对此，毛泽东讽刺说，“新沙皇"的做法是既要当票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审时度势，预计勃列日涅夫会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重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对此，毛泽东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被更强大的敌人的军事威胁所吓倒。中国人虽然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后来又发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但是也意识到，从苏联人的角度看，遏制中国的最可靠的武器就是核武器，所以要准备打核战争。
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在中国黑龙江的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入侵者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在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双方死亡人数达１０００人。莫斯科调动了重点部队，勃列日涅夫的昔日战友尼·格·利亚申科大将在阿拉木图担任了新设立的中亚军区司令。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１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领土。小岛四周丛林环绕，中部为沼泽地；岛东为主航道，江宽３００多米；岛西为江汊，不通航，宽１００多米。这里冬季气温一般在零下３０度左右，昼夜温差达２０多度；降雪季节长达５个多月，冻土层和结冰层厚约１．７米；封冻期间，江面可通行各种坦克和战斗车辆。
早在１９６８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采取步骤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妄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甚至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新疆罗布泊、兰州及其他地区的设施。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３日提议“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９月１３日开始边界谈判，并且又于７月２６日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８月２７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
８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９月底。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在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中国则严阵以待，遵照毛泽东同年４月２８日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不仅准备打常规战争，而且准备打核战争。１０月，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一小撮战争狂，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基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７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９．３为什么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
中苏边境冲突虽然是零星的，局部的，即使在珍宝岛冲突中，也没有一次遭遇战持续时间超过几小时，但是中苏冲突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地面作战的唯一事例。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除中苏冲突之外，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没有发展成相互之间的地面战斗。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拥有核优势而且咄咄逼人的"新沙皇"，最终还是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６"，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５０年代苏联"图—１６"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１９７０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１９６８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１９７２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１００架。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到１９７０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５０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１９６９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８０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７０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４到５米或８到１０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７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１９７２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６０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３０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驶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９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起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１０亿吨乃至４０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平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３０到４０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有人认为，苏联既然无法大量实际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无疑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即依靠有限战争和常规兵力进行闪电战，谋求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苏联的决策者们不是没有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与全面核战争不同的是，核攻击只限于严格限定的目标。苏联如果对中国进行局部核战争，那么一般地说，它将避开城市地区而集中攻击下述目标：（１）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基地；（２）作为轰炸基地的机场；（３）强大军团集结地区；（４）在边界上同苏军对峙的兵力；（５）生产核武器和导弹的地区，等等。在攻击中，将尽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吨级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库的封条，即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难免遭到报复。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一架战斗机投下一颗核炸弹，可以摧毁拥有数十辆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战术核导弹，可以使一个师的兵力在集结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核地雷可以埋在苏军前进的路上，核炸弹可以埋设在民房地下。这样，有限核战争向战略核战争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增长。因此，苏联对于发动局部核战争，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莫斯科在中苏边境冲突中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还同中国的武力反击有理、有力、有节密切相关。在珍宝岛之战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我们主要是守卫住珍宝岛，炮弹至多打到江边，不要再向纵深打，不要误伤了苏联的边民！”他还一再叮嘱：“注意，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要打疼，一方面不要扩大。不打疼，我们的边防战士和老百姓不愿意，他也不老实；扩大了也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啊！”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苏联总理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幸灾乐祸。他说，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的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的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对边界问题在目前应成为讨论的首要问题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但他不承认苏联想打仗。他说，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他又说，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但是他指责说，没有人不相信，中国人正在准备打仗。
周恩来严正指出，如果苏联仍然决意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视为战争，坚决予以抵抗。
周恩来参加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从柯西金那里查明，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传说"是否属实，同时表明，北京没有向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和可能。柯西金的保证虽然使周恩来略感放心，但"核危机"并未因此再结束。
９月１６日，即会谈后的第五天，伦敦《星期六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信中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９月２６日，柯西金也给周恩来回了一封密信，建议"实行严格监督，使中苏边界得到无条件维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得到了缓和。
１０．核扩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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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扩散也会引发危机吗？答案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核扩散不仅会带来核武器控制的极端困难，还会使核武器的限制使用也陷于严重困难。核扩散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难以奏效，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触发核战争的危险。
１０．１ 小国也能造核弹
数十年来，好些国家都在极力防止核扩散，可是种种原因使这一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相反，核扩散的步伐在加快。
６０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潜在的拥有（即未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或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据美国哈佛大学核研究小组１９８３年的材料，当时拥有核武器的除五个核大国外，还有以色列和印度；有核能力并急欲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有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有核能力并欲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有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和台湾。拥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东西方国家和地区共有二十三个。
现在，像巴基斯坦、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都拥有核反应堆，如果它们决心要搞核武器，其实都能搞成。
朝鲜自力更生，于１９８７年建造了一个小型原始的核反应堆，每年可为朝鲜生产出２０磅钚，足够制造一颗原子弹。
印度早在１９４８年就设置了研究原子能的机构，这一研究在６０年代得到长足发展。１９７４年印度爆炸了一个核装置，此后，又马不停蹄地试制成功运载工具，１９８０年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１９９０年，印度已具有发射中程导弹的能力。
以色列从５０年代初开始就在研制核武器，在法国的帮助下，到１９６７年已取得能够制造１至２枚原子弹的钚原料。据１９７０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当时以色列已拥有原子武器。美国《时代》周刊曾透露，到１９７３年底，以色列已制造出１３枚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既可以用有特殊装备的轰炸机投向对方，也可以利用地对空导弹攻击目标。
伊拉克制造核武器的秘密一向鲜为人知。１９９１年７月４日，联合国第二个调查团的３７名专家前往巴格达专门核查伊拉克的核设施。一连调查了几天，核查工作进展不大。要不是伊拉克核计划——"３号石化方案"的行政负责人和专家加法尔突然透露了伊拉克制造浓缩铀的设备的情况，调查团恐怕很难发现伊拉克的核机密。加法尔是在调查团的工作一筹莫展，准备罢手不干的情况下，突然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问题，提供有关情况的。
原来，伊拉克早在１９６０年就建造了一个供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１９７４年，萨达姆组织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专门领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工作。为此，开始从阿拉伯世界搜罗有关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到１９７７年，先后有４００多名从事高级技术工作的阿拉伯人来到巴格达工作。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２日，由４４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第六个调查团开赴巴格达。专家之中，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有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核武器制造专家。该调查团乘坐专门的直升机在巴格达南部飞行时，发现了一座复杂的建筑系统。后来发现的文件证明，这就是伊拉克核武器项目的神经中枢，是一座价值，１００亿美元的核武器秘密研究中心。在第二天的调查中，调查团又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伊拉克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他们还发现了可能被用于核弹头的核燃料。
９月２４日，调查团经过一整天的检查，正准备满载而归。没想到住所突然被一群伊军士兵包围。然后，调查团被强行带到一个大停车场，又被强令呆在一辆大轿车上，围困达６天之久。代表团得到的文件、胶片和录像带均被扣留。
２５日，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释放４４名被扣留的调查人员，并允许他们带走所有文件，态度很强硬。美国的反应最为激烈。美军的两个导弹营火速开往沙特阿拉伯，同时配备"爱国者'导弹１００枚。海湾战争后仍驻守该地区的３３０００名美军奉命进入战备状态。２０艘美军战舰和２００架战斗机也奉命进入战斗执勤。海湾再度升起战争阴云，局势一触即发。
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军事压力下，伊拉克僵持了三天，被迫要求联合国调查团把文件登记分类后再带走。调查团接受了伊拉克的建议。９月３０日调查团离开巴格达，同时带走了４５０００页秘密文件、３０００张照片和长约１９小时的录像带。
这些文件资料，以铁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伊拉克不仅在研制原子弹，甚至还打算制造氢弹。伊拉克的核文件显示，它的核武器技术和计划远比美国专家先前估计的要先进得多。文件披露，在阿塞尔伊拉克核武器研制中心，已拥有利用电磁同位素分离其提取的浓缩铀。伊拉克正在试制一台内向式核聚爆仪器，并想用它来引爆一枚网球般大小的浓缩铀原子弹。专家们经过分析认为，萨达姆的核武器研制进程已相当惊人，假如"沙漠风暴"行动推迟两个月实行，他就将拥有核武器制造技术，并且很快就能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
萨达姆的另一惊人之举是制造与核武器计划相关的超级大炮。有一尊超级大炮已装配完成，另外４尊的零件也被发现。这些零件，可以组装成长度从３０米到１５０米不等的大炮。这５尊大炮中，有３尊口径为３５０厘米；有两尊的口径为１００厘米，被命名为"世界末日"。这些大炮中有一尊炮管长５２。５米、口径为３５０厘米的超级大炮，已在巴格达以北２００公里的哈姆拉山试验过。西方情报人员认为，伊拉克可能在这些超级大炮上装化学武器或核弹头。
伊拉克秘密文件中还包含着萨达姆的"氢弹梦。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布莱克斯说：“伊拉克一项生产锂—６的计划也在进行中。锂—６这种物质只有一种用途，就是用来制造氢弹。"文件透露，伊拉克已生产出少量锂—６，估计有几公斤。伊拉克打算每年生产１００公斤锂—６。武器专家认为，如果伊拉克想拥有自己的氢弹，梦想不难变成现实，但还需要几年时间。
在联合国的严密监督下，伊拉克想继续发展核武器已非易事。但是正如专家们指出的：“你可以剥夺一个人有关的资料和设备，但无法剥夺他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日本正从法国和英国购买核反应堆用过的核燃料，通过再加工来提取钚。日本的计划是，在今后的近二十年里，要加工提取１００吨钚。
南非在１９４９年便作出研制核武器的决定。据说这一决定是当时的沃斯特总理在国防部长博塔的敦促下作出的。当时只有几名高级部长知道这项计划。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原因是，南非认为它在国际上比较孤立，没有外援可依。
在英美的协助下，南非到６０年代已具备制造原子弹的能力。８０年代初，南非每年至少可以生产能制造２至３枚核武器的浓缩铀（约５０公斤）。１９８４年，拥有浓缩铀总数达３７５公斤，足够制造２０至５０枚原子武器，核武器运载工具也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非洲南部地区其他国家的劣势装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会不会因为不必考虑遭致核报复而在出现严重危机时使用核武器？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透露了南非制造核武器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据德克勒克说，南非曾制定过一项秘密的发展核武器的１５年计划，并按照这个计划，制造过６枚原子弹，但在制造第７枚时，决定予以销毁。计划开始实施的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７０年代末才造出第一枚原子弹，虽然未经试验，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它没有效力。
德克勒克说，他１９８９年执政后，核装置全部被销毁，用于生产高浓缩铀的设备被关闭，铀燃料被降低等级，使之不适于制造核武器，设计图纸也已经被销毁。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掌握核技术、具备核武平生产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核物料的流通量也在增长。这种情况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核物料和用于放射性武器材料的失窃和非法挪用，变得非常容易，引发核战争和偶然性核爆炸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大。
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安生，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宣布，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在核领域内同外国合作，无论是正在进行的或正在商谈的，都仅限于和平目的，而不是为了非和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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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扩散也会引发危机吗？答案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核扩散不仅会带来核武器控制的极端困难，还会使核武器的限制使用也陷于严重困难。核扩散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难以奏效，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触发核战争的危险。
１０．１ 小国也能造核弹
数十年来，好些国家都在极力防止核扩散，可是种种原因使这一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相反，核扩散的步伐在加快。
６０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潜在的拥有（即未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或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据美国哈佛大学核研究小组１９８３年的材料，当时拥有核武器的除五个核大国外，还有以色列和印度；有核能力并急欲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有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有核能力并欲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有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和台湾。拥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东西方国家和地区共有二十三个。
现在，像巴基斯坦、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都拥有核反应堆，如果它们决心要搞核武器，其实都能搞成。
朝鲜自力更生，于１９８７年建造了一个小型原始的核反应堆，每年可为朝鲜生产出２０磅钚，足够制造一颗原子弹。
印度早在１９４８年就设置了研究原子能的机构，这一研究在６０年代得到长足发展。１９７４年印度爆炸了一个核装置，此后，又马不停蹄地试制成功运载工具，１９８０年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１９９０年，印度已具有发射中程导弹的能力。
以色列从５０年代初开始就在研制核武器，在法国的帮助下，到１９６７年已取得能够制造１至２枚原子弹的钚原料。据１９７０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当时以色列已拥有原子武器。美国《时代》周刊曾透露，到１９７３年底，以色列已制造出１３枚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既可以用有特殊装备的轰炸机投向对方，也可以利用地对空导弹攻击目标。
伊拉克制造核武器的秘密一向鲜为人知。１９９１年７月４日，联合国第二个调查团的３７名专家前往巴格达专门核查伊拉克的核设施。一连调查了几天，核查工作进展不大。要不是伊拉克核计划——"３号石化方案"的行政负责人和专家加法尔突然透露了伊拉克制造浓缩铀的设备的情况，调查团恐怕很难发现伊拉克的核机密。加法尔是在调查团的工作一筹莫展，准备罢手不干的情况下，突然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问题，提供有关情况的。
原来，伊拉克早在１９６０年就建造了一个供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１９７４年，萨达姆组织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专门领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工作。为此，开始从阿拉伯世界搜罗有关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到１９７７年，先后有４００多名从事高级技术工作的阿拉伯人来到巴格达工作。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２日，由４４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第六个调查团开赴巴格达。专家之中，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有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核武器制造专家。该调查团乘坐专门的直升机在巴格达南部飞行时，发现了一座复杂的建筑系统。后来发现的文件证明，这就是伊拉克核武器项目的神经中枢，是一座价值，１００亿美元的核武器秘密研究中心。在第二天的调查中，调查团又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伊拉克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他们还发现了可能被用于核弹头的核燃料。
９月２４日，调查团经过一整天的检查，正准备满载而归。没想到住所突然被一群伊军士兵包围。然后，调查团被强行带到一个大停车场，又被强令呆在一辆大轿车上，围困达６天之久。代表团得到的文件、胶片和录像带均被扣留。
２５日，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释放４４名被扣留的调查人员，并允许他们带走所有文件，态度很强硬。美国的反应最为激烈。美军的两个导弹营火速开往沙特阿拉伯，同时配备"爱国者'导弹１００枚。海湾战争后仍驻守该地区的３３０００名美军奉命进入战备状态。２０艘美军战舰和２００架战斗机也奉命进入战斗执勤。海湾再度升起战争阴云，局势一触即发。
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军事压力下，伊拉克僵持了三天，被迫要求联合国调查团把文件登记分类后再带走。调查团接受了伊拉克的建议。９月３０日调查团离开巴格达，同时带走了４５０００页秘密文件、３０００张照片和长约１９小时的录像带。
这些文件资料，以铁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伊拉克不仅在研制原子弹，甚至还打算制造氢弹。伊拉克的核文件显示，它的核武器技术和计划远比美国专家先前估计的要先进得多。文件披露，在阿塞尔伊拉克核武器研制中心，已拥有利用电磁同位素分离其提取的浓缩铀。伊拉克正在试制一台内向式核聚爆仪器，并想用它来引爆一枚网球般大小的浓缩铀原子弹。专家们经过分析认为，萨达姆的核武器研制进程已相当惊人，假如"沙漠风暴"行动推迟两个月实行，他就将拥有核武器制造技术，并且很快就能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
萨达姆的另一惊人之举是制造与核武器计划相关的超级大炮。有一尊超级大炮已装配完成，另外４尊的零件也被发现。这些零件，可以组装成长度从３０米到１５０米不等的大炮。这５尊大炮中，有３尊口径为３５０厘米；有两尊的口径为１００厘米，被命名为"世界末日"。这些大炮中有一尊炮管长５２。５米、口径为３５０厘米的超级大炮，已在巴格达以北２００公里的哈姆拉山试验过。西方情报人员认为，伊拉克可能在这些超级大炮上装化学武器或核弹头。
伊拉克秘密文件中还包含着萨达姆的"氢弹梦。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布莱克斯说：“伊拉克一项生产锂—６的计划也在进行中。锂—６这种物质只有一种用途，就是用来制造氢弹。"文件透露，伊拉克已生产出少量锂—６，估计有几公斤。伊拉克打算每年生产１００公斤锂—６。武器专家认为，如果伊拉克想拥有自己的氢弹，梦想不难变成现实，但还需要几年时间。
在联合国的严密监督下，伊拉克想继续发展核武器已非易事。但是正如专家们指出的：“你可以剥夺一个人有关的资料和设备，但无法剥夺他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日本正从法国和英国购买核反应堆用过的核燃料，通过再加工来提取钚。日本的计划是，在今后的近二十年里，要加工提取１００吨钚。
南非在１９４９年便作出研制核武器的决定。据说这一决定是当时的沃斯特总理在国防部长博塔的敦促下作出的。当时只有几名高级部长知道这项计划。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原因是，南非认为它在国际上比较孤立，没有外援可依。
在英美的协助下，南非到６０年代已具备制造原子弹的能力。８０年代初，南非每年至少可以生产能制造２至３枚核武器的浓缩铀（约５０公斤）。１９８４年，拥有浓缩铀总数达３７５公斤，足够制造２０至５０枚原子武器，核武器运载工具也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非洲南部地区其他国家的劣势装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会不会因为不必考虑遭致核报复而在出现严重危机时使用核武器？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透露了南非制造核武器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据德克勒克说，南非曾制定过一项秘密的发展核武器的１５年计划，并按照这个计划，制造过６枚原子弹，但在制造第７枚时，决定予以销毁。计划开始实施的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７０年代末才造出第一枚原子弹，虽然未经试验，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它没有效力。
德克勒克说，他１９８９年执政后，核装置全部被销毁，用于生产高浓缩铀的设备被关闭，铀燃料被降低等级，使之不适于制造核武器，设计图纸也已经被销毁。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掌握核技术、具备核武平生产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核物料的流通量也在增长。这种情况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核物料和用于放射性武器材料的失窃和非法挪用，变得非常容易，引发核战争和偶然性核爆炸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大。
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安生，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宣布，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在核领域内同外国合作，无论是正在进行的或正在商谈的，都仅限于和平目的，而不是为了非和平目的。
１０．２ 私人原子弹真吓人
欧内斯特·卢瑟福于１９１１年提出了一个卓越见解：原子核比原子要小得多。此后２０年之内，人们都认为核子是击不穿的，甚至最杰出的物理学家都断言，不能指望从原子中获取大量的能。一直到１９３３年，卢瑟福还就原子能的问题发表过著名的观点：“在我们目前掌握的手段和知识的情况下，任何人说我们能够利用原子能，那就是痴人说梦。”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子裂变被控制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新能源。
今天的情况，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防止核战争浩劫的可靠途径是销毁一切核武器。但是，完全的核裁军只是一场无法实现的梦想。原因很简单：核武器的道理简单。政府、恐怖分子以至大学本科生都了解制造核武器的物理原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能够获得制造核武器的原料。”
西方有的专家认为，由于核技术知识的日趋普及，核专业大学毕业生和退休核专家日益增多，核技术制造与引爆技术完全保密已不可能。不仅国家可以制造原子弹，就是一个经过训练的恐怖主义分子，只要窃得７公斤钚，也能制造出杀死数万人的原子弹。
报纸上刊登过美国有人出售私人原子弹的事：一男子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广告云：“诚意出售原子弹一枚。价格从优，欲购从速。"一般美国人读到广告，都视为"超级玩笑"而一笑了之，没加理睬。可是洛杉矶的一个叫吉姆的核工程师却不怕上当，把钱汇去。他没有想到，不久就收到了寄来的提货单，上面赫然写着叫人心惊肉跳的一行字：“原子弹一颗"。不过，吉姆开始并不相信寄给他的木箱中装的东西真的是原子弹。他饶有兴趣地把木箱运回家中，打开一看，不由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其核专家的经验与知识，他立即断定，这确实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原子弹！
反核专家和警察接到吉姆的报警后，旋即风驰电掣般赶到，小心翼翼地取走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此后，警方对该案的处理结果一直守口如瓶，秘而不宣。
美国有关部门向国会报告说，美国对核材料的管理漏洞不少，很难防止偷盗，即使丢失了核原料也未必知道。１９６６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现，有１００公斤浓缩铀不知去向。９０年代初美国新闻界曾透露，美国绝密实验室"莫名片妙"地遗失的核原料铀和钚已达４０００公斤以上。这些原料足以制造几十颗其当量与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相当的原子弹！于是，不少人责问有关部门：出售私人原子弹一案的内情如何？美国现今到底有多少"私人原子弹"？对这种失去控制的可怕武器，究竟有何良策？反核专家最担心的是，有些私人原子弹在被发现之前，可能被丧失理智的人引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遭殃、丧命的就会不只是少数几个人。
１０．３ 核扩散势头更凶猛
苏联的解体，使世界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核扩散新时代。
苏联解体后，核扩散势头更猛。有的统计数字说，前苏联拥有的核导弹弹头、核炸弹、核炮弹、核地雷等核装置共有３万件左右，其实很难搞清楚准确数字究竟是多少。莫斯科美加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科科欣说，前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太大，"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一件也不落到坏人手里"。
核武器扩散的潜在危险不容忽视。前苏联境内的战略核武器现在都部署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虽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已表示它们不想要战略核武器，但会不会改变主意和最终结果如何都很难说。哈萨克斯坦并没有明确表态不需要保留战略核武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宣称：如果美国、中国、俄罗斯都销毁各自的核武器，哈萨克斯坦才不要战略核武器。现在看来，短时间内实现纳扎尔巴耶夫所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不可能的。
核材料的扩散，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前苏联军方存有１１５吨钚、５００吨浓缩铀，此外，民间拥有从核反应堆用过的核燃料中提取的２０吨钚。对于这些核燃料，俄罗斯政府迫切希望把它们作为反应堆燃料卖出去。
９０年代初，美俄双方几经协商，达成一项买卖；俄罗斯把从核武器回收中所得到的铀，卖给美国民间核能电厂作燃料。
按照协议，以后２０年之内，美国将从俄罗斯买进１０００吨铀料，总价高达１０亿美元。俄罗斯卖出去的回收铀，是纯度极高的加工铀，是任何想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求之不得的珍宝。１１公斤的铀－２３５就足以进行一次核反应，造出一颗原子弹。前苏联的核原料和核技术，都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或不择手段的人手中。恐怖分子或当权的疯狂者可能弄到并使用核弹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力图通过监督核查，防止或阻止核扩散。目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的核设施大约有１０００座，需要人数众多的专家参与监督核查。可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核查专家仅有４０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对监督核查已申报的核设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顾得上去管许许多多并未申报的核设施呢？
西方原以为，通过对非核国家实行技术保密、出口限制、严格核查平民用反应堆等手段，可以防止核扩散。实际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希望。美国官员在私下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手段对于防止核扩散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痛苦抉择是：要么用武力防止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要么学会同更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平共处。
欧内斯特·卢瑟福于１９１１年提出了一个卓越见解：原子核比原子要小得多。此后２０年之内，人们都认为核子是击不穿的，甚至最杰出的物理学家都断言，不能指望从原子中获取大量的能。一直到１９３３年，卢瑟福还就原子能的问题发表过著名的观点：“在我们目前掌握的手段和知识的情况下，任何人说我们能够利用原子能，那就是痴人说梦。”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子裂变被控制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新能源。
今天的情况，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防止核战争浩劫的可靠途径是销毁一切核武器。但是，完全的核裁军只是一场无法实现的梦想。原因很简单：核武器的道理简单。政府、恐怖分子以至大学本科生都了解制造核武器的物理原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能够获得制造核武器的原料。”
西方有的专家认为，由于核技术知识的日趋普及，核专业大学毕业生和退休核专家日益增多，核技术制造与引爆技术完全保密已不可能。不仅国家可以制造原子弹，就是一个经过训练的恐怖主义分子，只要窃得７公斤钚，也能制造出杀死数万人的原子弹。
报纸上刊登过美国有人出售私人原子弹的事：一男子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广告云：“诚意出售原子弹一枚。价格从优，欲购从速。"一般美国人读到广告，都视为"超级玩笑"而一笑了之，没加理睬。可是洛杉矶的一个叫吉姆的核工程师却不怕上当，把钱汇去。他没有想到，不久就收到了寄来的提货单，上面赫然写着叫人心惊肉跳的一行字：“原子弹一颗"。不过，吉姆开始并不相信寄给他的木箱中装的东西真的是原子弹。他饶有兴趣地把木箱运回家中，打开一看，不由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其核专家的经验与知识，他立即断定，这确实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原子弹！
反核专家和警察接到吉姆的报警后，旋即风驰电掣般赶到，小心翼翼地取走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此后，警方对该案的处理结果一直守口如瓶，秘而不宣。
美国有关部门向国会报告说，美国对核材料的管理漏洞不少，很难防止偷盗，即使丢失了核原料也未必知道。１９６６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现，有１００公斤浓缩铀不知去向。９０年代初美国新闻界曾透露，美国绝密实验室"莫名片妙"地遗失的核原料铀和钚已达４０００公斤以上。这些原料足以制造几十颗其当量与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相当的原子弹！于是，不少人责问有关部门：出售私人原子弹一案的内情如何？美国现今到底有多少"私人原子弹"？对这种失去控制的可怕武器，究竟有何良策？反核专家最担心的是，有些私人原子弹在被发现之前，可能被丧失理智的人引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遭殃、丧命的就会不只是少数几个人。
１０．３ 核扩散势头更凶猛
苏联的解体，使世界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核扩散新时代。
苏联解体后，核扩散势头更猛。有的统计数字说，前苏联拥有的核导弹弹头、核炸弹、核炮弹、核地雷等核装置共有３万件左右，其实很难搞清楚准确数字究竟是多少。莫斯科美加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科科欣说，前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太大，"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一件也不落到坏人手里"。
核武器扩散的潜在危险不容忽视。前苏联境内的战略核武器现在都部署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虽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已表示它们不想要战略核武器，但会不会改变主意和最终结果如何都很难说。哈萨克斯坦并没有明确表态不需要保留战略核武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宣称：如果美国、中国、俄罗斯都销毁各自的核武器，哈萨克斯坦才不要战略核武器。现在看来，短时间内实现纳扎尔巴耶夫所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不可能的。
核材料的扩散，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前苏联军方存有１１５吨钚、５００吨浓缩铀，此外，民间拥有从核反应堆用过的核燃料中提取的２０吨钚。对于这些核燃料，俄罗斯政府迫切希望把它们作为反应堆燃料卖出去。
９０年代初，美俄双方几经协商，达成一项买卖；俄罗斯把从核武器回收中所得到的铀，卖给美国民间核能电厂作燃料。
按照协议，以后２０年之内，美国将从俄罗斯买进１０００吨铀料，总价高达１０亿美元。俄罗斯卖出去的回收铀，是纯度极高的加工铀，是任何想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求之不得的珍宝。１１公斤的铀－２３５就足以进行一次核反应，造出一颗原子弹。前苏联的核原料和核技术，都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或不择手段的人手中。恐怖分子或当权的疯狂者可能弄到并使用核弹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力图通过监督核查，防止或阻止核扩散。目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的核设施大约有１０００座，需要人数众多的专家参与监督核查。可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核查专家仅有４０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对监督核查已申报的核设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顾得上去管许许多多并未申报的核设施呢？
西方原以为，通过对非核国家实行技术保密、出口限制、严格核查平民用反应堆等手段，可以防止核扩散。实际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希望。美国官员在私下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手段对于防止核扩散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痛苦抉择是：要么用武力防止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要么学会同更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平共处。
１１．和平状态下的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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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是神奇而危险的东西。
随着核装置、核力量使用的普及，不仅存在着战争和对抗中由意想不到的差错、事故所造成的巨大危险，还有因核武器制造、核能和平利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事故、差错、疏忽大意而造成的悲惨后果。我们把非战争状态下核能对人类的威胁，叫作和平状态下的核威胁。
核能利用上的任何疏忽、无知、差错，其结果并不亚于爆发一场小型核战争，有时甚至遗患无穷，给人类的生活乃至生存，投下可怕的阴影。
当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时，核威胁、核危机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向无声无息的和平状态过渡。即使处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与核能打交道，也必须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与小心。每一次核事故，其必然结果是给人类的严厉惩罚：或是死光突然降临；或是晴朗的天空突然其来一团团"核魔云"；或是埋下随时能致人于死地的隐形定时炸弹；或是长眠海底和地下的延时炸弹不知何时爆炸，威胁人类的安全。
１１．１ 核火药桶上的危险游戏
１９６４年１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险些遭殃。
当时有一架Ｂ—５２战略轰炸机在北卡罗来纳境内失事，机上携带着两枚核炸弹。在飞机坠落之前，即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明智地将两枚核炸弹抛出。
两枚核炸弹之中，有一枚氢弹的当量为２４００万吨级，爆炸力相当于广岛或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的１０００倍。更险的是，这枚氢弹的７个起爆装置，在抛出掉落过程中已被打开了６个，如果最后一个起爆装置也被打开，这枚氢弹就会爆炸。
莫斯科曾出版过一本由Ｒ·法马兹耶编写的书，书名为《帝国主义：事实与数字》。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５年的２５年之间，美国核运载工具共发生９５次事故。
１９８０年一年之内，美国就发生了３次已被透露的核事故：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基地，一架Ｂ—５２轰炸机在起飞时着火，飞机上携带着３０枚核炸弹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燃料爆炸使一枚民兵—Ⅱ洲际导弹将弹头抛出很远一段距离；在美国东海岸附近，一架携带核武器的Ｆ—Ⅲ轰炸机发生故障，不得不实行紧急迫降。
除了核运载工具发生事故外，核武器控制系统事故也层出不穷。
６０年代后，美国核武器装备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其战略武器的运载工具——轰炸机，逐渐被弹道导弹所替代。这一变化可以避免核运载工具发生事故的种种危险，但又带来了一种新的危险。用轰炸机作为运载工具时，如果发现实施核打击的命令有误，对起飞后的轰炸机，在投弹之前仍可以召回；而导弹一旦发射，它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决不可能被追回，因此一旦有误便只能错到底。
如果说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发生作用的天地，那么原子时代并没有减少偶发核战争的危险，区别只在于偶发核战争造成的破坏更大。
尽管美国政府对核武器的事故守口如瓶，但有关人士还是获得了一些关于美国核事故的惊人信息。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９日，一次计算机故障导致美国１０架截击机紧急起飞，接受的指令是去击落所谓侵入美国的苏联战略轰炸机。
１９８０年６月，由于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北美空军防御指挥司令部曾发出关于一枚苏联导弹攻击美国的信号。美国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因此而进入一级战备，甚至飞机引擎也已经发动起来。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美国军事力量委员会报告说，仅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由于种种技术故障，北美空军防御指挥司令部就发出过１５次错误信号，每次错误信号都显示：美国即将遭到核打击。
美国学者Ｄ·弗利等人编撰的《偶发战争的风险》一书，提到过１３０多次由控制系统引起的核武器事故。
英国心理学家安·斯道尔则指出，偶发性核灾难可能由某种精神、心理因素所引起。他在１９６８年就指出，假如英国和美国这一类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精神上出了毛病，不能排除他们作出灾难性决定的可能性。他认为英国首相在６０年代就曾由于这种原因而作出过一项重大的错误决定。
前苏联和美国都没有一套可靠的保障途径能阻止主要决策者错误地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前苏联对核武器控制系统虽然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任何没有得到批准的人都无法接近这一系统，即使在最高一层的指挥圈子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总统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能够单独使核武器升空，但是，前苏联对核武器控制的高度集中，又增加了个别人精神上出毛病而作出灾难性决定的危险。
在前苏联，作为精确打击力量的１０００枚洲际导弹的发射权，控制在总统和国防部长手中。这１０００枚核导弹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在指定时间内打入由１２位数字组成的密码（按设计原则是由苏联总统和国防部长同时打入各自的数字而组成的１２位数字密码），就能通过红军总参作战中枢的电脑，直接向发射场下达指令。戈尔巴乔夫出访时，总有一个手提黑盒子的人不离其左右。这个盒子的形状类似于保险箱，但其中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装的控制发射导弹的按钮。那是一只可以带来大毁灭的黑盒子。
古代战争中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理效应。由于核袭击的时间极为短暂，因此给决策、指挥人员带来的心理压力极大。尽管核时代具有极先进的侦察手段，但有时候“草木皆兵"的效应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６０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卫星照片上发现了中国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有几群类似于核反应堆或者像导弹发射架模样的东西。这个发现使白宫惊慌不已。但在进一步探测研究后，美国人又发现，这些被疑作"隐匿核力量"的圆型或方型建筑并无金属反应。虽然如此，但美国方面仍不死心。事后的几年中，美国每年向这片神奇的土地投下了大量心血和费用，仅卫星照片就拍摄了上亿张。
其实，卫星照片上所显示的那种奇特建筑，并不是什么“隐匿核力量"，而是福建省永定县境内的客家土楼群。这些圆型或方型的土楼群如今已经闻名遐迩，众所周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批来土楼参观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土楼里外、上下细细察看，感慨万分，认为这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建筑，这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据统计，永定县境内现存圆楼有３６０座，方楼有４０００余座，时间最长的土楼已经历了近一千年的风雨，虽经地震、兵火，但依然完好无损。不过，如果当作"隐匿核力量"而遭到核袭击的话，千年古楼便片瓦不存了。
美国学者Ｄ·弗利把偶发核战争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１）技术障碍导致错误报警或错误发射；（２）核事故或核事件可能导致未经授权的行动、人为错误乃至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３）一项错误决定可能被对方认为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采取报复措施；（４）发明一种新式武器，却不想投资搞尖端的防御系统，这就可能使这种武器的控制系统失误。
此外，核武器的小型化并不是福音。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材料，美国已成功地制造出１０吨当量的小型核武器。这种小型核武器的当量，接近于常规炸弹的威力，因此，使用这种核武器的心理压力相对来说要小一些，这样就降低了"核门槛"。然而，常规战争中小型核武器的运用，很可能成为触发大规模核战争的导火线，依然是核火药桶上的危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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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是神奇而危险的东西。
随着核装置、核力量使用的普及，不仅存在着战争和对抗中由意想不到的差错、事故所造成的巨大危险，还有因核武器制造、核能和平利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事故、差错、疏忽大意而造成的悲惨后果。我们把非战争状态下核能对人类的威胁，叫作和平状态下的核威胁。
核能利用上的任何疏忽、无知、差错，其结果并不亚于爆发一场小型核战争，有时甚至遗患无穷，给人类的生活乃至生存，投下可怕的阴影。
当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时，核威胁、核危机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向无声无息的和平状态过渡。即使处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与核能打交道，也必须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与小心。每一次核事故，其必然结果是给人类的严厉惩罚：或是死光突然降临；或是晴朗的天空突然其来一团团"核魔云"；或是埋下随时能致人于死地的隐形定时炸弹；或是长眠海底和地下的延时炸弹不知何时爆炸，威胁人类的安全。
１１．１ 核火药桶上的危险游戏
１９６４年１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险些遭殃。
当时有一架Ｂ—５２战略轰炸机在北卡罗来纳境内失事，机上携带着两枚核炸弹。在飞机坠落之前，即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明智地将两枚核炸弹抛出。
两枚核炸弹之中，有一枚氢弹的当量为２４００万吨级，爆炸力相当于广岛或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的１０００倍。更险的是，这枚氢弹的７个起爆装置，在抛出掉落过程中已被打开了６个，如果最后一个起爆装置也被打开，这枚氢弹就会爆炸。
莫斯科曾出版过一本由Ｒ·法马兹耶编写的书，书名为《帝国主义：事实与数字》。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５年的２５年之间，美国核运载工具共发生９５次事故。
１９８０年一年之内，美国就发生了３次已被透露的核事故：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基地，一架Ｂ—５２轰炸机在起飞时着火，飞机上携带着３０枚核炸弹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燃料爆炸使一枚民兵—Ⅱ洲际导弹将弹头抛出很远一段距离；在美国东海岸附近，一架携带核武器的Ｆ—Ⅲ轰炸机发生故障，不得不实行紧急迫降。
除了核运载工具发生事故外，核武器控制系统事故也层出不穷。
６０年代后，美国核武器装备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其战略武器的运载工具——轰炸机，逐渐被弹道导弹所替代。这一变化可以避免核运载工具发生事故的种种危险，但又带来了一种新的危险。用轰炸机作为运载工具时，如果发现实施核打击的命令有误，对起飞后的轰炸机，在投弹之前仍可以召回；而导弹一旦发射，它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决不可能被追回，因此一旦有误便只能错到底。
如果说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发生作用的天地，那么原子时代并没有减少偶发核战争的危险，区别只在于偶发核战争造成的破坏更大。
尽管美国政府对核武器的事故守口如瓶，但有关人士还是获得了一些关于美国核事故的惊人信息。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９日，一次计算机故障导致美国１０架截击机紧急起飞，接受的指令是去击落所谓侵入美国的苏联战略轰炸机。
１９８０年６月，由于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北美空军防御指挥司令部曾发出关于一枚苏联导弹攻击美国的信号。美国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因此而进入一级战备，甚至飞机引擎也已经发动起来。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美国军事力量委员会报告说，仅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由于种种技术故障，北美空军防御指挥司令部就发出过１５次错误信号，每次错误信号都显示：美国即将遭到核打击。
美国学者Ｄ·弗利等人编撰的《偶发战争的风险》一书，提到过１３０多次由控制系统引起的核武器事故。
英国心理学家安·斯道尔则指出，偶发性核灾难可能由某种精神、心理因素所引起。他在１９６８年就指出，假如英国和美国这一类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精神上出了毛病，不能排除他们作出灾难性决定的可能性。他认为英国首相在６０年代就曾由于这种原因而作出过一项重大的错误决定。
前苏联和美国都没有一套可靠的保障途径能阻止主要决策者错误地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前苏联对核武器控制系统虽然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任何没有得到批准的人都无法接近这一系统，即使在最高一层的指挥圈子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总统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能够单独使核武器升空，但是，前苏联对核武器控制的高度集中，又增加了个别人精神上出毛病而作出灾难性决定的危险。
在前苏联，作为精确打击力量的１０００枚洲际导弹的发射权，控制在总统和国防部长手中。这１０００枚核导弹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在指定时间内打入由１２位数字组成的密码（按设计原则是由苏联总统和国防部长同时打入各自的数字而组成的１２位数字密码），就能通过红军总参作战中枢的电脑，直接向发射场下达指令。戈尔巴乔夫出访时，总有一个手提黑盒子的人不离其左右。这个盒子的形状类似于保险箱，但其中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装的控制发射导弹的按钮。那是一只可以带来大毁灭的黑盒子。
古代战争中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理效应。由于核袭击的时间极为短暂，因此给决策、指挥人员带来的心理压力极大。尽管核时代具有极先进的侦察手段，但有时候“草木皆兵"的效应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６０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卫星照片上发现了中国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有几群类似于核反应堆或者像导弹发射架模样的东西。这个发现使白宫惊慌不已。但在进一步探测研究后，美国人又发现，这些被疑作"隐匿核力量"的圆型或方型建筑并无金属反应。虽然如此，但美国方面仍不死心。事后的几年中，美国每年向这片神奇的土地投下了大量心血和费用，仅卫星照片就拍摄了上亿张。
其实，卫星照片上所显示的那种奇特建筑，并不是什么“隐匿核力量"，而是福建省永定县境内的客家土楼群。这些圆型或方型的土楼群如今已经闻名遐迩，众所周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批来土楼参观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土楼里外、上下细细察看，感慨万分，认为这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建筑，这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据统计，永定县境内现存圆楼有３６０座，方楼有４０００余座，时间最长的土楼已经历了近一千年的风雨，虽经地震、兵火，但依然完好无损。不过，如果当作"隐匿核力量"而遭到核袭击的话，千年古楼便片瓦不存了。
美国学者Ｄ·弗利把偶发核战争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１）技术障碍导致错误报警或错误发射；（２）核事故或核事件可能导致未经授权的行动、人为错误乃至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３）一项错误决定可能被对方认为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采取报复措施；（４）发明一种新式武器，却不想投资搞尖端的防御系统，这就可能使这种武器的控制系统失误。
此外，核武器的小型化并不是福音。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材料，美国已成功地制造出１０吨当量的小型核武器。这种小型核武器的当量，接近于常规炸弹的威力，因此，使用这种核武器的心理压力相对来说要小一些，这样就降低了"核门槛"。然而，常规战争中小型核武器的运用，很可能成为触发大规模核战争的导火线，依然是核火药桶上的危险游戏。
１１．２ 海底延时核炸弹知多少
美国和前苏联海军，从５０年代起就开始装备核武器。从那时候以来，随着海军海难事故的发生，海底核装置和核武器的数量在逐渐增加。这些可怕的延时炸弹沉在海底，不知何时爆炸，也不知给地球带来什么样的厄运。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６日，美军驱逐舰"霍布森号"在大西洋游弋，与美国航空母舰"瓦斯勃号"相撞。质量较小的驱逐舰自然有如鸡蛋碰石头，很快沉没，舰上的１７５名水手连同核装置一起，沉入大西洋。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５日，美国海军"提廉特罗加号"反潜航空母舰在越南北部海面完成布雷任务，准备去日本休整的途中，一架Ａ－４Ｅ"空中之鹰"强击机从航母的升降平台上掉进大海，机上一名飞行员和一枚Ｂ—４３型氢弹，与飞机一起沉入４８５０米深的海底。这枚氢弹的爆炸力，相当于美国当年投在广岛原子弹的７０倍。日本专家指出，这枚氢弹如果在东京上空爆炸，那么，首都圈范围内将全部被毁，连静冈县的８０％的地方也不能幸免。日本人民对广岛核灾难记忆犹新，现在，又有一颗具有如此强大爆炸力的氢弹静卧于冲绳近海。它是否会爆炸？放射性物质会不会外泄造成污染？想到这颗氢弹，冲绳县人真是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焦虑不安，并因此而掀起过声势浩大的反核浪潮。
１９６８年，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天蝎号"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东南４００海里外沉没，核装置和９９名艇员全部葬身于５０３０米深的海底。在海难事故方面，前苏联海军也有不良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前苏联和后来的独联体各国的核潜艇，总共发生过１２６次大事故，有５００多名水兵丧生。
１９６７年，苏联的一艘Ｋ—３级核潜艇沉没于地中海。此事一直秘而不宣，一直到１９９３年４月才为世人所知。透露这一消息的是该艇的大副亚历克辛列斯科夫，当时他算命大，奇迹般地逃过了潜艇上所发生的那场大火。据他说，假如艇上的鱼雷和炸弹发生爆炸，那么核反应堆造成的核泄漏事故，肯定将影响到至少半个欧洲。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６日，苏联又一艘潜艇在百慕大沿海沉没。潜艇上有１６枚弹道导弹，每个导弹上都有２枚弹头。潜艇的动力装置，是类似于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反应装置。
１９８９年４月７日，莫斯科时间１１时零２分，原苏联"共青团员号"核潜艇在一次返航途中，于揶威沿海因电线短路而突然起火。发出事故警报后，核装置虽然被关闭了，潜艇也浮出水面。然而，连可以灭火和控制火势蔓延的氟利昂，也没有能够使火势稍减。电缆火花四溅，配电盘接二连三地爆炸；有３个舱烈焰熊熊，指挥舱浓烟滚滚，致命毒气四溢；艇上机器设备一个故障引发另外两个故障。后来艇上的氧气再生罐又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急救队把烧伤严重的水手一个个地抬出来，但体力弱的、被烟气熏得窒息了的和不会游泳的人，都先后落水身亡。被救起的３０名幸存者中，又有３人在返航途中死亡。
“共青团员号"核潜艇，是一艘被西方人士列为最神秘潜艇的特大型潜艇。艇长１２２米，宽１１．５米，排水量９７００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共青团员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钛壳。凭借这种材料制成的船体，它可潜到水下１０００米。该艇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和鱼雷。
当日１７时零８分，"共青团员号"沉入大海。舱内还有６个人，只有军士长萨伦科一人奇迹般地生还。艇上有两个核装置，如今，它们和潜艇躺在巴伦支海１５００米水下的海底。挪威沿海深处又增加了两枚威胁居民宁静生活的延时炸弹。一旦艇上核反应堆外壳被海水锈蚀，北欧就可能遭受"水下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害。据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统计，５０年代以来，世界上大约发生过１２００起严重的舰艇事故，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水下的核反应堆至少有１０座，核弹头５０多枚。另外又有资料说，目前全世界海底起码散落有４８０枚核弹和１１个核反应装置。
沉入海里的核反应堆发动机及核弹，无疑是潜在的巨大威胁，还很难估计将来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１１．３ 核泄漏带来的核瘟疫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星期六。凌晨１时２３分，距前苏联切尔诺贝利１４公里的核电厂的第４号反应堆，发生可怕的爆炸。屋顶被炸飞，石墨块和燃料物质喷射出来，一柱放射性碎物和平体——包括碘１３１、铯１３７、锶９０——冲上１公里的高空。两名工人当场死亡，另有２９人因皮肤烧伤面积太大，并大量内出血，后来也都不幸去世。２００多名当地居民，随后因辐射病入院，呕吐、腹泻、发烧、脱发。
当时热石墨块引起的大火，有吞没核电厂另３座核炉的危险。如果核炉炉芯部分熔入地下，很可能引起另一种可怕的情况，即熔化的燃料可能烧穿核炉室的混凝土地板，深入地下，污染这一地区的地下水——这是１００公里外的基辅市所依赖的水源。
在核炉的炉芯继续猛烈燃烧的情况下，消防队员不得不冒着致命剂量的辐射尽力灭火；同时，用大客车开始将半径３０公里范围内的１３．５万多居民撤走。防护工作一直持续到５月５日。直升机在核炉上投下５０００多吨硼、白云石、铅、沙和粘土，以闷熄燃烧的石墨。但是，这一措施只能将炉芯与外界绝缘，并没有阻止住燃烧，反而使温度上升到超过摄氏３０００度，辐射能的发射升到了自爆炸以来的最高水平。勇敢的工作人员把地道掘至核炉下，用混凝土加强地基，同时又将液体氮泵至核炉下，冻凝那里的土地，这样才算将事态控制住。
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危害决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用"遗患无穷"四个字来形容决不过分。前苏联领导人说，这次意外事故造成３０亿美元的损失。其实种种灾难祸及子孙后代，决不仅仅是３０亿美元。
前苏联有１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受污染的程度大大超过起初的估计，其中乌克兰有１５００平方公里的肥沃农田因染污有毒而废弃荒芜。工作人员在那里刮起表层泥土，当作核废料埋藏。乌克兰约有２０００万人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影响，被污染的农田和森林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面积。白俄罗斯有７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区受到放射性同位素的污染，据估计，有２００万人，其中包括８万名儿童，生活在污染地带。该地区居民吸收的放射剂量达到１９个贝尔（Ｂｅｒ），相当于正常情况的３倍。
１９９３年，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的一个儿童之家，有７０个孩子身患辐射引起的各种不治之症，毫无希望地生活着。他们的躯干扭曲变形，四肢发育不充分。这群受害的孩子中，最大的是６岁的伊戈，他只有一只手臂，可这只手臂却与十几岁孩子的手臂差不多长，可以够到他的鞋子。伊戈的两只脚呈企鹅状，直接和躯干相连。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正在怀孕，住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处。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她没有被及时疏散，而且吃了被污染的食品。还有成百上千的孩子在排队等候治疗，他们均患有脊椎分裂症、甲状腺癌等类似的疾病。极其悲惨的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出生的儿童，不仅天生残废，而且绝大多数寿命不会超过１０岁，除了等死之外，别无他途。
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至１９９３年初，不仅无数出生婴儿成为畸形或残废，而且８０００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调查发现，在污染地区，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预计在今后７０年，将有千万人因为曾直接暴露于辐射之下或吸入铯１３７而患癌症死亡。１９８６年，美国医生盖尔作为化学疗法和骨髓移植的专家，受到前苏联政府的邀请，参与治疗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者。他认为，受核泄漏影响的许多人，３０年内将出现甲状腺异常，其中有些人将会得癌症。
１９８９年８月，有关专家经过考察发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许多动植物发生畸变，生长发育出现严重畸形。如高大松树的针状叶比正常松树的大１０倍，橡树叶子却只有牛蒡树叶的一半那么大。刺猬、鼩鼱等啮齿动物也发现有遗传方面的影响。核泄漏发生区的水库底部核辐射的密集度很高，水中鱼类深受迫害。切尔诺贝利周围６—７公里是受核辐射最严重的地区，这里的松树和云杉以及１０００公顷森林，受到的核辐射量在３００—４５０拉德（Ｒａｄ）之间，这些树木由于核灾难的打击而逐渐枯萎。草原地带的蛇，由于受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影响，其毒液也具有了放射性。出自事故地区的２０００克蛇毒液在海关检查时，使Ｘ射线计的读数异常，因此被查封。
核泄漏使白俄罗斯的经济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它的商品的最重要的买主，即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因为担忧核污染而大量削减从白俄罗斯购买商品的数量。１９９３年，白俄罗斯１。４亿美元的财政预算中，有１７％分配用作继续清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但这些钱远远不够用。核泄漏还使前苏联的声望受到打击，世界对它工艺的信任程度降低，受害邻国对它的崇敬减弱，它与东欧盟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放射性尘埃随着风云不断扩散，污染了整个欧洲，有２０多个国家对某些食物和户外活动下了禁令。"为了预防，我们会叫容易受害的人——孩子和孕妇——待在室内，等毒云过去"，瑞典核能警察弗里杰斯·莱史说道。因为在房间里，他们至少可以免受毒性强、消失快的碘的毒害。
由于核污染，欧洲共同体禁止从７个受污染最严重的东欧国家输入新鲜食物，使那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灾难性的影响。波兰政府曾下令，１７岁以下的孩子全都服用防核污染药物。波兰农民在食物出口方面的损失达３５００万美元。瑞典因为核污染，被迫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如掩埋牧场，倒掉毒奶，处理掉６万余头不可食用的驯鹿，政府为此而赔偿１．５亿美元。英国政府的禁令，使３００万头羔羊不得送往肉店。英国全国农会说，英国农业的总损失可能达７００万美元之多。
国际上通用的放射物质泄出量共分为７级，３级和３级以下的泄漏，通常不会给居民带来什么危险。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那次事故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所以属于７级核泄漏。
造成严重核泄漏的原因，除对核能污染的后果估计不足外，还有前苏联核技术存在着缺陷的问题。前苏联的核能计划直接产生于推进终端武器的生产，其核反应堆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如切尔诺贝利的以石墨减速的ＲＢＭＫ反应堆，既要用热能来发电，又要生产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所需要的钚。核反应堆的设计又很不完善，安装在反应堆上用于缓和核反就的"急停按钮"，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起相反的作用，即反而加快了反应堆内部的中子反应速度。９０年代初有人对一些科学家进行过一次调查，２００多名核能专家和物理学家对前苏联设计的用于发电的反应堆在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的评价不高，被迫为Ｃ级；安装在切尔诺贝利的ＲＢＭＫ反应堆，则被迫为更差的Ｄ级。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的材料，到１９８９年为止，全世界核电站总数已达４３４座，其中美国１１０座，法国５５座，苏联５３座。全世界有３９０余座商营核炉在工作，供应人类用电总量的１５％。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一些核事故被公开了，一些核事故仍然是秘密。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并非一帆风顺。和平利用过程中，仍可听到核恶魔的怒吼，仍可看到核瘟疫的流行。种种事故，对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惩罚，给人类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
和平利用核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防患于未然？这是原子时代人类必须深入研究、思考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课题。
美国和前苏联海军，从５０年代起就开始装备核武器。从那时候以来，随着海军海难事故的发生，海底核装置和核武器的数量在逐渐增加。这些可怕的延时炸弹沉在海底，不知何时爆炸，也不知给地球带来什么样的厄运。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６日，美军驱逐舰"霍布森号"在大西洋游弋，与美国航空母舰"瓦斯勃号"相撞。质量较小的驱逐舰自然有如鸡蛋碰石头，很快沉没，舰上的１７５名水手连同核装置一起，沉入大西洋。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５日，美国海军"提廉特罗加号"反潜航空母舰在越南北部海面完成布雷任务，准备去日本休整的途中，一架Ａ－４Ｅ"空中之鹰"强击机从航母的升降平台上掉进大海，机上一名飞行员和一枚Ｂ—４３型氢弹，与飞机一起沉入４８５０米深的海底。这枚氢弹的爆炸力，相当于美国当年投在广岛原子弹的７０倍。日本专家指出，这枚氢弹如果在东京上空爆炸，那么，首都圈范围内将全部被毁，连静冈县的８０％的地方也不能幸免。日本人民对广岛核灾难记忆犹新，现在，又有一颗具有如此强大爆炸力的氢弹静卧于冲绳近海。它是否会爆炸？放射性物质会不会外泄造成污染？想到这颗氢弹，冲绳县人真是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焦虑不安，并因此而掀起过声势浩大的反核浪潮。
１９６８年，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天蝎号"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东南４００海里外沉没，核装置和９９名艇员全部葬身于５０３０米深的海底。在海难事故方面，前苏联海军也有不良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前苏联和后来的独联体各国的核潜艇，总共发生过１２６次大事故，有５００多名水兵丧生。
１９６７年，苏联的一艘Ｋ—３级核潜艇沉没于地中海。此事一直秘而不宣，一直到１９９３年４月才为世人所知。透露这一消息的是该艇的大副亚历克辛列斯科夫，当时他算命大，奇迹般地逃过了潜艇上所发生的那场大火。据他说，假如艇上的鱼雷和炸弹发生爆炸，那么核反应堆造成的核泄漏事故，肯定将影响到至少半个欧洲。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６日，苏联又一艘潜艇在百慕大沿海沉没。潜艇上有１６枚弹道导弹，每个导弹上都有２枚弹头。潜艇的动力装置，是类似于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反应装置。
１９８９年４月７日，莫斯科时间１１时零２分，原苏联"共青团员号"核潜艇在一次返航途中，于揶威沿海因电线短路而突然起火。发出事故警报后，核装置虽然被关闭了，潜艇也浮出水面。然而，连可以灭火和控制火势蔓延的氟利昂，也没有能够使火势稍减。电缆火花四溅，配电盘接二连三地爆炸；有３个舱烈焰熊熊，指挥舱浓烟滚滚，致命毒气四溢；艇上机器设备一个故障引发另外两个故障。后来艇上的氧气再生罐又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急救队把烧伤严重的水手一个个地抬出来，但体力弱的、被烟气熏得窒息了的和不会游泳的人，都先后落水身亡。被救起的３０名幸存者中，又有３人在返航途中死亡。
“共青团员号"核潜艇，是一艘被西方人士列为最神秘潜艇的特大型潜艇。艇长１２２米，宽１１．５米，排水量９７００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共青团员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钛壳。凭借这种材料制成的船体，它可潜到水下１０００米。该艇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和鱼雷。
当日１７时零８分，"共青团员号"沉入大海。舱内还有６个人，只有军士长萨伦科一人奇迹般地生还。艇上有两个核装置，如今，它们和潜艇躺在巴伦支海１５００米水下的海底。挪威沿海深处又增加了两枚威胁居民宁静生活的延时炸弹。一旦艇上核反应堆外壳被海水锈蚀，北欧就可能遭受"水下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害。据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统计，５０年代以来，世界上大约发生过１２００起严重的舰艇事故，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水下的核反应堆至少有１０座，核弹头５０多枚。另外又有资料说，目前全世界海底起码散落有４８０枚核弹和１１个核反应装置。
沉入海里的核反应堆发动机及核弹，无疑是潜在的巨大威胁，还很难估计将来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１１．３ 核泄漏带来的核瘟疫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星期六。凌晨１时２３分，距前苏联切尔诺贝利１４公里的核电厂的第４号反应堆，发生可怕的爆炸。屋顶被炸飞，石墨块和燃料物质喷射出来，一柱放射性碎物和平体——包括碘１３１、铯１３７、锶９０——冲上１公里的高空。两名工人当场死亡，另有２９人因皮肤烧伤面积太大，并大量内出血，后来也都不幸去世。２００多名当地居民，随后因辐射病入院，呕吐、腹泻、发烧、脱发。
当时热石墨块引起的大火，有吞没核电厂另３座核炉的危险。如果核炉炉芯部分熔入地下，很可能引起另一种可怕的情况，即熔化的燃料可能烧穿核炉室的混凝土地板，深入地下，污染这一地区的地下水——这是１００公里外的基辅市所依赖的水源。
在核炉的炉芯继续猛烈燃烧的情况下，消防队员不得不冒着致命剂量的辐射尽力灭火；同时，用大客车开始将半径３０公里范围内的１３．５万多居民撤走。防护工作一直持续到５月５日。直升机在核炉上投下５０００多吨硼、白云石、铅、沙和粘土，以闷熄燃烧的石墨。但是，这一措施只能将炉芯与外界绝缘，并没有阻止住燃烧，反而使温度上升到超过摄氏３０００度，辐射能的发射升到了自爆炸以来的最高水平。勇敢的工作人员把地道掘至核炉下，用混凝土加强地基，同时又将液体氮泵至核炉下，冻凝那里的土地，这样才算将事态控制住。
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危害决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用"遗患无穷"四个字来形容决不过分。前苏联领导人说，这次意外事故造成３０亿美元的损失。其实种种灾难祸及子孙后代，决不仅仅是３０亿美元。
前苏联有１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受污染的程度大大超过起初的估计，其中乌克兰有１５００平方公里的肥沃农田因染污有毒而废弃荒芜。工作人员在那里刮起表层泥土，当作核废料埋藏。乌克兰约有２０００万人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影响，被污染的农田和森林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面积。白俄罗斯有７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区受到放射性同位素的污染，据估计，有２００万人，其中包括８万名儿童，生活在污染地带。该地区居民吸收的放射剂量达到１９个贝尔（Ｂｅｒ），相当于正常情况的３倍。
１９９３年，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的一个儿童之家，有７０个孩子身患辐射引起的各种不治之症，毫无希望地生活着。他们的躯干扭曲变形，四肢发育不充分。这群受害的孩子中，最大的是６岁的伊戈，他只有一只手臂，可这只手臂却与十几岁孩子的手臂差不多长，可以够到他的鞋子。伊戈的两只脚呈企鹅状，直接和躯干相连。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正在怀孕，住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处。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她没有被及时疏散，而且吃了被污染的食品。还有成百上千的孩子在排队等候治疗，他们均患有脊椎分裂症、甲状腺癌等类似的疾病。极其悲惨的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出生的儿童，不仅天生残废，而且绝大多数寿命不会超过１０岁，除了等死之外，别无他途。
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至１９９３年初，不仅无数出生婴儿成为畸形或残废，而且８０００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调查发现，在污染地区，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预计在今后７０年，将有千万人因为曾直接暴露于辐射之下或吸入铯１３７而患癌症死亡。１９８６年，美国医生盖尔作为化学疗法和骨髓移植的专家，受到前苏联政府的邀请，参与治疗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者。他认为，受核泄漏影响的许多人，３０年内将出现甲状腺异常，其中有些人将会得癌症。
１９８９年８月，有关专家经过考察发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许多动植物发生畸变，生长发育出现严重畸形。如高大松树的针状叶比正常松树的大１０倍，橡树叶子却只有牛蒡树叶的一半那么大。刺猬、鼩鼱等啮齿动物也发现有遗传方面的影响。核泄漏发生区的水库底部核辐射的密集度很高，水中鱼类深受迫害。切尔诺贝利周围６—７公里是受核辐射最严重的地区，这里的松树和云杉以及１０００公顷森林，受到的核辐射量在３００—４５０拉德（Ｒａｄ）之间，这些树木由于核灾难的打击而逐渐枯萎。草原地带的蛇，由于受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影响，其毒液也具有了放射性。出自事故地区的２０００克蛇毒液在海关检查时，使Ｘ射线计的读数异常，因此被查封。
核泄漏使白俄罗斯的经济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它的商品的最重要的买主，即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因为担忧核污染而大量削减从白俄罗斯购买商品的数量。１９９３年，白俄罗斯１。４亿美元的财政预算中，有１７％分配用作继续清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但这些钱远远不够用。核泄漏还使前苏联的声望受到打击，世界对它工艺的信任程度降低，受害邻国对它的崇敬减弱，它与东欧盟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放射性尘埃随着风云不断扩散，污染了整个欧洲，有２０多个国家对某些食物和户外活动下了禁令。"为了预防，我们会叫容易受害的人——孩子和孕妇——待在室内，等毒云过去"，瑞典核能警察弗里杰斯·莱史说道。因为在房间里，他们至少可以免受毒性强、消失快的碘的毒害。
由于核污染，欧洲共同体禁止从７个受污染最严重的东欧国家输入新鲜食物，使那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灾难性的影响。波兰政府曾下令，１７岁以下的孩子全都服用防核污染药物。波兰农民在食物出口方面的损失达３５００万美元。瑞典因为核污染，被迫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如掩埋牧场，倒掉毒奶，处理掉６万余头不可食用的驯鹿，政府为此而赔偿１．５亿美元。英国政府的禁令，使３００万头羔羊不得送往肉店。英国全国农会说，英国农业的总损失可能达７００万美元之多。
国际上通用的放射物质泄出量共分为７级，３级和３级以下的泄漏，通常不会给居民带来什么危险。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那次事故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所以属于７级核泄漏。
造成严重核泄漏的原因，除对核能污染的后果估计不足外，还有前苏联核技术存在着缺陷的问题。前苏联的核能计划直接产生于推进终端武器的生产，其核反应堆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如切尔诺贝利的以石墨减速的ＲＢＭＫ反应堆，既要用热能来发电，又要生产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所需要的钚。核反应堆的设计又很不完善，安装在反应堆上用于缓和核反就的"急停按钮"，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起相反的作用，即反而加快了反应堆内部的中子反应速度。９０年代初有人对一些科学家进行过一次调查，２００多名核能专家和物理学家对前苏联设计的用于发电的反应堆在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的评价不高，被迫为Ｃ级；安装在切尔诺贝利的ＲＢＭＫ反应堆，则被迫为更差的Ｄ级。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的材料，到１９８９年为止，全世界核电站总数已达４３４座，其中美国１１０座，法国５５座，苏联５３座。全世界有３９０余座商营核炉在工作，供应人类用电总量的１５％。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一些核事故被公开了，一些核事故仍然是秘密。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并非一帆风顺。和平利用过程中，仍可听到核恶魔的怒吼，仍可看到核瘟疫的流行。种种事故，对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惩罚，给人类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
和平利用核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防患于未然？这是原子时代人类必须深入研究、思考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课题。